这一时期，努尔哈赤几个有兵权的儿子相继病死或战死，孝端皇太后也去世了。平时，庄妃虽与孝端皇后同为皇太后，但毕竟名分上有差，一是侧室，一是正室，所以虽时有专权之举，还是多少有所顾忌。好在孝端皇太后并不过问朝政，庄妃也就放心了。孝端皇后一死，庄妃再无顾忌，便大胆地处理起政务来。就在这时，多尔衮那边的情况又发生了变化。
原来，多尔衮的元配福晋听说多尔衮与侄媳鬼混，就经常与多尔衮吵闹，多尔衮一如既往，无丝毫改悔，其妻极为气愤，日久生疾，竟得了气鼓病，不久就死了。多尔衮办完丧事，竟明目张胆地娶了豪格的福晋，让她做起妾来。
庄妃知道，如果任其发展下去，自己同多尔衮的关系可难得保住，于是当机立断，派小太监把多尔衮请来，与他密谈了半日。回去以后，多尔衮忙找范文程等极为老成持重而又大有学问的老臣来商量，他们耳语了半天，只见多尔衮面上有红羞之色，范文程则眉头皱了几皱。但最后还是范文程有主意，向多尔衮献上一计，多尔衮大喜，忙拜托他们几个人办理。
不久，范文程等人给顺治帝上了一道奏章，这恐怕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奇怪的一道奏章了，其内容是要皇上嫁母，大概内容如下：皇父(多尔衮)刚刚死了老婆，而皇太后又独居寡偶，秋宫寂寂，这不合我皇以孝治天下的想法。根据我们这些愚陋臣下的见解，应该请皇父皇母，到一个宫室里居住，以尽皇上孝敬之道。
这道千古一绝的奏章一上，立即交由内阁讨论，大家都知道多尔衮势大，皇太后又同意，哪个还敢反对？于是大家都随声附和，连连说好。
清世祖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冬，顺治十岁，颁下了一道嫁母圣旨：
我在很幼小的时候即位为皇帝，安抚占有了中原以及南北地区。皇宫之内，靠的是皇太后的教育；皇宫之外靠的是皇父摄政王的扶持，得以承继了先人的事业，没有中途堕落。如今，皇父和皇太后独居无偶，寂寂寡欢，我觉得极为歉疚。诸王以及大臣们一致强烈呼吁，认为父母不宜分居，应该住在一起，我也好定时前去拜望。我想来想去，觉得十分合意。兹定于×年×月×日，恭行皇父皇母大婚典礼，谨请他们合宫同居。希望礼部要尽职尽力，不要辜负了我孝道治天下的意图。
朝廷内外忙了好多天，大婚之时，朝臣全往拜贺，十分热闹，倒像满清入关以来的第一大壮举。
庄妃与多尔衮结婚之后，倒也恩爱，但多尔衮还忘不了那位侄媳，不免偷寒送暖，经庄妃盘问，多尔衮据实相告。奇怪的是，庄妃居然让多尔衮将豪格的福晋立为侧福晋，庄妃之贤德，令人感动。
后来多尔衮宠爱朝鲜的两位公主，经常出外打猎，让两位朝鲜公主陪伴，很长时间不回宫廷。侧福晋备受冷落，多有吵骂，多尔衮生就喜新厌旧的脾气，对她不再理会。至于对待庄妃，多尔衮一则敷衍，一则命令宫中的太监使女封锁消息，不让庄妃知道。
之后，多尔衮因纵欲过度，在喀喇城围猎时得了喀血症，不日身亡。
多尔衮死后，平时怨恨他的大臣趁机上书攻击多尔衮，起初庄妃还从中调护，后来大臣得知顺治帝隐恨多尔衮，便放胆揭发，把多尔衮宠爱两位朝鲜公主的事告知了庄妃。庄妃大怒，才知道多尔衮时常出猎，原是为此，于是发狠说：“如此看来，他死得迟了。”至此，许多大臣罗列了多尔衮的罪状：收受贿赂，逼死豪格，引诱侄媳，私制御服，私藏御用珠宝等。顺治下诏，诛除多尔衮的党羽，追夺多尔衮家属所得的封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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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为巩固权力而下嫁大臣的皇太后（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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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就是在这样一位母亲的庇护下坐稳了皇位，长大成人，也是在这样一位叔父的权势之下战战兢兢地度过了少年时代。尽管在满族人看来叔娶其嫂并非大逆不道，但顺治还是感到深受其辱。顺治以后的行为和他在二十五岁就不明不白地结束了生命(一说出家当了和尚)，与他童年、少年时代的经历不无关系。
对于维持朝廷的稳定和顺治帝位的稳固，庄妃的做法不能说没有作用。她抓准了多尔衮的特点，自始至终把他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最后，多尔衮还是因纵欲过度而死亡，说明庄妃对多尔衮的认识是极有眼光的。以此法来制此人，可谓深得其道。多尔衮死后，顺治已长，权力也不再集中在某个大臣手中，清朝的统治集团就稳固了。多尔衮始终没有篡权，这也是满清能够统一中国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来“和亲”，皆是以女嫁人，庄妃无女可嫁，即使有女可嫁也无济于事，那么，庄妃只好亲身委之了。以皇太后之尊而下嫁大臣，个中功过委曲，又怎样评说呢?皇太后下嫁多尔衮，虽清史不载，但史实如此，无可讳言。以满清风俗，本不足为怪，因此也不必讳言。我们所要看到的是，传统中国人维护权力的办法实在太多、太奇妙、太丰富了。在这些办法的背后，是否隐藏着中国传统观念的这样一个侧面：权力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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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改革者的结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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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社会里，中国的改革者似乎总没有好下场。
何以会如此呢?有些人把古代中国难行改革的原因归结为老百姓不愿改革，其实，这很不公平。古代中国的改革，往往是由当权者首先推行的，同样，也是由当权者首先阻止的。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不管老百姓是否愿意，是否能给老百姓带来好处，老百姓都要被动执行。当然，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欢迎，不好的改革措施会受到百姓的抵制，但无论如何，百姓的好恶很难影响到统治集团的态度。改革的失败，往往来自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先从中国最早的变法者商鞅说起。
商鞅是卫国人，起先在魏国做小官，魏惠王没有重视他，他听到秦国招纳人才，就跑到了秦国。
秦国是一个很奇特的国家，它远处西北边陲，本来很小，名不载诸侯之籍，但它总是从其他诸侯国招纳人才，利用这些人才使自己的国家一步步地强大起来。在秦国的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重大的历史变革是由秦国本国的人才推动实行的，秦国这种开放的态度以及君主的进取精神，终于使秦国吞并了六国，统一了中国。
但在秦孝公这一代，秦国还不算很强大，东邻魏国就常欺负它，以至侵占了它的很多土地。秦孝公想使秦国迅速
商鞅戟/商鞅变法用的统一的量具
自古驱民在信诚一言为重百金轻
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
宋/王安石/商鞅
强大起来，就颁布了一道旨令来招贤纳士，凡能使秦国强大的人，封高官，裂土地。
商鞅好刑名之学，属于法家一派的人物，他琢磨秦国只有用法治才能迅速富强起来，自己到那里可能有用武之地，就跑去见秦孝公。为了弄清秦孝公的真实心理，他不敢一见面就吐露自己的想法，而是先试探性地进行交谈。前两次，商鞅给秦孝公谈儒家的帝王之道，结果秦孝公大感厌烦，昏昏欲睡。这样，商鞅就明白了秦孝公是要以法兴国，于是，在第三次会谈时，他抛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变法。这一下子把秦孝公抓住了，两人谈了三天三夜，也不觉疲劳。秦孝公当即任命他为主管变法的官员，进行变法。
商鞅为了取信于民，还先耍了一点小手腕，他在国都南门外立了一根木头，下令说：“谁若把这根木头扛到北门去，就赏他五十金。”那木头以中人之力就可搬动，而五十金之赏却非常之多，时人以为有诈，不敢搬运。后有一个粗鲁人见赏金很多，就扛到了北门，结果真的得到了赏金。商鞅借此在民众中树立了威信。
于是，商鞅分别在秦孝公六年(公元前356年)和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2年)实行了两次变法，内容包括：
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五家为“伍”，十家为“什”，一家犯法，其他家须告发，否则连坐。
二，奖军功，禁私斗。凡有军功者，不论其出身贵贱，职位高低，均可按功升官，按功分封土地。各城邑之间不得相互械斗，违者以严刑处罚。
三，奖耕织，鼓励发展农业，增加人口。凡种地收产多者，可获奖励，反之，则抄没其家，罚作官奴。
四，轻罪重罚。如把灰倒在道上，就要在面上刺字涂墨。
五，实行县制，集中中央的权力。
六，承认土地私有，鼓励开荒。
七，统一度量衡，以便加强统一管理，集中财富。
在这些变法措施中，有两条极其重要，一是军功无等级，秦国军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二是承认土地私有，使秦国的经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商鞅变法后的秦国，迅速成为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秦孝公二十年(公元前340年)，秦国向魏国发动战争。在商鞅的策划之下，秦国大败魏国，收回了黄河以西的失地。商鞅因功大被封于商地，领有十五座城邑，号为商君。商鞅变法除了法令过于苛刻之外，基本上是符合百姓利益的，所以百姓并不反对商鞅。商鞅之败，在于秦廷内部的权力之争。
变法之初，有许多旧贵族就激烈反对，原因很简单，其中的一些条令损害了旧贵族的利益，关键的还是那两条：军功无等级和土地私有。但因秦孝公的支持，他们还不敢怎么样，秦孝公死后，秦惠文王即位，旧贵族势力就诬告他谋反，秦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
商鞅遂在秦国无容身之地，为什么呢?因为商君之法规定，住店要有证件，而作为潜逃之人的商鞅哪里有证件，只好跑到魏国，魏国人要杀他，他只好又跑回自己的封地，在封地组织了一支军队，抵抗前来逮捕他的旧贵族的军队。但终因寡不敌众，兵败被擒。商鞅遭受的刑罚是“车裂”，即把他的四肢系在马车之上，让马车把他的躯体生生撕开。其刑罚之酷，令人发指。
商鞅虽死，其法还在。秦国并未因此衰落下去，而是一直沿用商鞅之法，一直发展下去，在一百多年之后统一了中国。宋朝的王安石变法虽无商鞅变法之激烈，王安石的结局也比商鞅好得多，但其法反复，新旧两党的交替罢黜任免，却很能说明一些问题。
王安石在宋神宗熙宁年间提出并推行了一些变法措施，诸如在青苗农贷、农田水利、省兵置将以及向中央集中财力等方面有所变革，这些措施，确实是根据宋朝当时的社会积弊而提出的，其用意和动机无疑是良好的。实施的效果虽不能尽如人意，但毕竟有一些积极的成果。但在朝廷内部，特别是一帮大臣之间，围绕新法形成了主张变法的王安石的新党和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的旧党，这两党展开了长期而又激烈的斗争。
两党交锋了好几个回合，一会儿新党上台，贬斥旧党，一会儿旧党上台，抑制新党，再加上势利小人投机钻营，使得新旧党争几乎完全变成以废立新法为幌子来进行争权夺利的权力斗争。尤其是新党中的章椁等人，更是残酷迫害司马光的旧党一派，好多人被流放贬斥至死。事情到了这一地步，对于新法真正的利弊得失，哪里还有人去考虑？
新法时兴时废，完全成了党派权力之争的借口和由头，已无实际意义。最后，新法还是被完全废除。
早在新法被完全废除之前，王安石就被迫隐居。他还算是幸运的，没有遭受太大的人身迫害，得尽天年。但后人对王安石却颇有微辞，如无聊之人作了一篇《拗相公饮恨半山腰》被收在“三言二拍”之中，把王安石骂了个狗血喷头，糟蹋得不成样子，足见其对变法所怀的刻骨仇恨。
由王安石变法而引起的党争实在太能说明问题了，那就是中国的变法绝非坏在老百姓的手里，宫廷内部的争权夺利才是使变法夭折的主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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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改革者的结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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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有意思的改革恐怕当数“百日维新”(又称“戊戌变法”)，这场变革对中国的影响之大，直到今天，我们仍不能忽视它。
但这场改革的主角光绪皇帝是一位没有权力的改革者。通过分析“百日维新”的失败，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到底失败在什么地方。
同治皇帝在年仅十九岁时病亡，其母慈禧太后怕立了同治帝的儿子当皇帝自己会失去权力，就选中了醇亲王四岁的儿子即位，这就是光绪帝。
光绪的父亲是慈禧的丈夫咸丰帝的弟弟，因此，光绪就是慈禧的侄子，而光绪的母亲又是慈禧的亲妹妹，因此，光绪又是慈禧的外甥。光绪即位时年仅四岁，大权完全操于慈禧一人之手。
光绪帝像
慈禧教光绪做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叫他畏惧自己，二是让他学习。慈禧对光绪管教很严，企图把他培养成自己驯服的工具。她让光绪叫自己“亲爸爸”，不让称太后，并经常训斥教导，可谓“教子有方”。
至于学习，光绪却十分主动，十分好学。他认真完成宫廷规定的学习科目，不仅在上课时间努力学习，就是在假期和课外，他也从不停止，总是手不离卷，口不离经史子集。有时，慈禧让他去看戏，他表面上答应，但到戏园子遛了一圈之后，就又回去学习了。连慈禧太后都称赞他“可谓好学”，宫廷内外，交口称誉。
在老师翁同龢等人的悉心指导下，光绪于十多岁就精通经史易理，能写出一手好文章，而且在文章中经常表露出宏图大志，尤其令他老师等人惊讶的是，他还能时不时地提出一些深刻的见解。由此，翁同龢等人断定他将来必是一位有为皇帝。
清德宗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光绪十六岁，按照传统，光绪“亲政”，慈禧太后也作出姿态，“撤帘归政”。但实际上，朝廷的军政大权仍把持在慈禧的手里。
光绪“亲政”之时，正是帝国主义列强企康有为像
图瓜分中国的关键时刻。清朝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而帝国主义得陇望蜀，势在彻底灭亡中国。尤其是中日甲午海战的惨败，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彻底看清了中国与世界的局势，认识到不变法就要亡国的必然趋势。于是，首先在知识分子中间掀起了一股倡导变法的热潮。
著名的“公车上书”运动是中国近代知识分子要求变革社会的一次大举措。《马关条约》的签订，引起了中国正直的知识分子的极大愤怒，康有为联合在京参加科举考试的举人一千二百多人联名上书，要求变法、拒和、迁都，是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不仅使清廷的顽固大臣感到震惊，还使妄图瓜分中国的帝国主义列强看到了中国人的觉醒，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但因清廷等级森严，“公车上书”的奏章没有送到光绪的手里。康有为等人十分气愤，在二十多天后，又写了一篇万余言的长篇奏章，经过辗转反复，光绪终于看到了这篇奏章，光绪对康有为提出的许多观点十分赞赏，并发出“上谕”，实行新政改革。当然，这种“上谕”的力量实在是太微弱了，如果用来罢一个人的官或是杀一个人的头则可，要想改变积年陈旧的封建官僚体制，实行所谓的新政，那就如清风吹泰山一般无济于事。
康有为见自己的奏章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就又于清德宗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愤然上书。在八九年以前，康有为就曾向光绪上书，一直如石沉大海，他想起多次上书的经历，心中十分愤慨，在此封奏章中，他措辞激烈，指出日本国会及报纸天天讨论如何瓜分中国的问题，而中国却无动于衷，再不变法图强，中国就亡国有日。但这一奏章又被顽固派大臣压住不报，光绪没有看见。后来，奏章传开，在舆论界引起巨大反响，许多报刊杂志都加以介绍摘转，光绪从报纸上看到了这篇奏章。深为感动，马上就要召见康有为。
恭亲王奕慈禧扮观音像
漫长的男权制封建社会差不多是由一个专权数十年的“女皇”结束的，其中意味，令人难以索解。
坚决反对召见康有为，其理由又是引用祖宗成例，非四品以上官员不得召见。光绪无奈，只得派了翁同龢、李鸿章以及荣禄等人对康有为进行问话，其中翁同龢是光绪的老师，属于主张变法的一派。他把康有为的答辞如实地报告了光绪，光绪再次为康有为的理论和态度所深深打动。他下令收集康有为的著作文章，认真阅读，从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坚定了变法的信念，并特别下诏，凡康有为的奏章，随到随送，不得扣压。
光绪虽然急于变法革新，但实权却操在慈禧手里，光绪实际上是个徒有虚名的皇帝。为了能够推行新法，他多次向慈禧太后索要权力，甚至有一次说出了这样的话：“太后若不给我权力，让我变法强国，我宁愿不做这个皇帝，也决不做亡国之君。”
当时的形势是变法的呼声极为高涨，而朝中的守旧派却紧紧靠在慈禧太后的周围，不愿变“祖宗之法”。为形势所迫，慈禧不能不暂时放一点权给光绪，让他先试一试，若不成功，她再以收拾残局的姿态居高临下地整治光绪。这种作法，比她死命阻挠变法要高明得多。于是，慈禧太后在加以严格限制的前提下，同意光绪试行变法。
中国的变法者往往都是十分幼稚的，光绪和梁启超等人获悉慈禧太后同意变法，欣喜若狂，以为变法就可成功了。
慈禧与光绪皇后、瑾妃合影
清德宗光绪二十四年(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这实质上是变法的宣言书，诏书斥责了顽固守旧的官僚，指出变法图强是救国的必由之路，还对顽固官僚空有救国之言而无救国之实的虚伪情状进行了揭露。
这道《定国是诏》既表明了光绪变法革新的坚定信念，也让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势力感到了极大的震惊。从这一时刻开始，光绪帝接连不断地下诏进行变革，慈禧太后则在调兵遣将，准备用武力扼杀革新运动。光绪在六月十一日下诏以后，于六月十六日不顾守旧大臣的阻挠，召见康有为，破了皇帝不召见四品以下官员的成例，并且长谈达两三个小时。在这次召见以后，光绪不仅对增强了变法信心，对变法的内容也有了一定的认识。这样，光绪就坐在他的龙椅之上，大发革新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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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改革者的结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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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下达《定国是诏》起至变法彻底被镇压的一百多天里，光绪共下诏书一百一十多道，有时一天竟达五六道之多，其改革内容包括：设立学堂、学习西学、派人出国游历学习；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奖励创办报刊、提倡上书建议；鼓励修铁路、开矿业及农工商业；奖励新发明、新著作；撤驿站、办邮政；裁减官员、精简机构、改订规章条例；改革军队训练、对海陆军用新法操练；改革财政、制订财政预算；准许旗人自谋生路等。
毫无疑问，这些对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领域进行全面改革的措施对于增加中国的国力是有用处的，但其中许多措施触及了封建守旧派的观念和利益，因此引起了他们的恐慌和愤怒，他们鼓动慈禧太后坚决消灭改革。
谭嗣同像变法失败后，谭嗣同拒绝出走，慷慨赴难，就义前写下了“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的诗句。
慈禧太后对改革本不同意，她是封建守旧派的代表，根本就没有改革的思想和素质，更重要的是，她绝对不愿意放弃权力，如果光绪的改革继续深入发展下去，取得一定的成效，在朝野之上赢得人心，她就再也无法把持朝政了，因此，慈禧太后决不允许光绪的改革获得成功。
在“百日维新”中，许多守旧大臣对维新措施拒不执行，不仅当面“劝谏”光绪皇帝，还压住诏令不往下传达，或是扣住奏章不向上报，一怒之下，光绪罢了许多人的官。在处理一次扣压奏章的事件中，光绪一下子就罢免了六个大臣，造成了轰动一时的“罢黜六堂官”事件。
当然，慈禧太后一刻也没有放松对光绪的警惕，她躲在颐和园里，对光绪的一举一动全都清清楚楚。早在下达《定国是诏》的时候，慈禧就连下三道“上谕”，罢免翁同龢，使光绪失去了左膀右臂，并命凡二品以上的大官均须到太后面前谢恩，牢牢地掌握了人事大权。在“罢黜六堂官”事件之后，慈禧更是加紧密谋，准备以武力挟制光绪。
慈禧让掌握军队大权的荣禄调派军队，包围北京。于是，荣禄把当时清朝最为精锐的几支陆军调到北京的周围，一是把聂士成的甘军调驻天津，一是把董福祥的武毅军调驻长辛店。慈禧还派亲信重兵严密护卫颐和园。这样，慈禧就有恃无恐了。
光绪帝被囚禁的南海瀛台没有军权、没有政权而谈改革，历来是中国书生的一贯做法。然而，有了军权、政权的人为保既得利益又害怕改革。这真是中国改革的二律背反。
有意思的是，相对于慈禧太后的十万雄师，光绪的改革者只是几个文弱书生。在“百日维新”期间，光绪授予了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等人四品官位，担任军机处章京，做文书工作，人称“军机四卿”，再加上康有为、梁启超，也不过六人。而这些人一点军政实权都没有，只能今天上一个奏章，明天上一个奏章，连光绪的面也见不上。而光绪呢?今天一个诏令，明天一个诏令，至于能否实行，天才知道。这种变法在思想文化上的影响固然是巨大的，但在实际操作上，无异于儿童过家家，大人一来，小孩就只有散伙了。
光绪对于慈禧太后的阴谋一无所知，只是从每日朝见慈禧太后的感觉中，觉察到大事不妙。于是，他写了几道“密诏”，要康有为到上海办报馆，实是要他去避难。等光绪密召杨锐入宫，向他说明紧急情况，要他设法解决时，杨锐惊慌失措，竟冒出了一句书生气十足的话：“这是陛下的家事，应当同您家人商量。”至此，光绪已完全绝望，他紧张、焦躁、愤怒，但却一筹莫展。他是个聪明人，他知道自己只能坐以待毙。
但他还想作一番努力，当时，袁世凯正在北京，光绪于九月十六日召见袁世凯。在光绪看来，袁世凯对维新变法一贯表现得较为积极，他想争取袁世凯的军队，也许会有挽回败局的可能。在与袁世凯面谈时，光绪对他倍加称赞，并大升其官。袁世凯先是一惊一喜，随后恍然大悟，明白了光绪是想利用自己。袁世凯权衡了各方力量之后，立刻跑回天津驻军所在地，向荣禄告密，荣禄得讯，当晚就乘火车从天津赶往颐和园，向慈禧报告。
九月二十一日，慈禧太后从颐和园回宫，光绪慌忙跪地迎接，慈禧太后声色俱厉地把他训斥了一番，以光绪的名义下了两道“上谕”，宣告光绪退位，自己重新训政。
慈禧把光绪囚于瀛台，又捉住了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并将他们斩首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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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改革者的结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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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公元1898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发布《定国是诏》始，到九月二十一日慈禧重新执政，前后共一百零三天，史称“百日维新”，又因光绪二十四年是戊戌年，故又称“戊戌变法”。这场维新变法运动就像变戏法一样地失败了。
帝国主义列强看到这种情况，知道中国政治更加腐败，便大举进攻中国，而国内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也轰轰烈烈，在这两股力量的夹击之下，慈禧集团对列强宣战，后来被迫逃出北京。这时的光绪帝虽是一囚徒，对时局却有清醒的认识，他仍希望暂时稳住帝国主义列强，待国力强盛之后再图良策，但终未被慈禧接受。
公元1900年八月，八国联军兵临城下，慈禧只好慌忙逃走。出逃时，她挟带光绪，把光绪最为宠爱的珍妃活活推入井中害死。第二年，慈禧又挟带光绪从西安返回北京，这时的光绪，在经历了大风大浪之后逐渐地清醒成熟起来，更加坚信中国只有变法图强才能免于被帝国主义列强灭亡的命运，他一直念念不忘变法，并一直希望在慈禧太后死后自己能重掌大权，重行新法。但是，他始终没有搬倒慈禧这座压在他头上的大山，历史始终没有给他机会。
康有为上摄政王书
他本想熬死慈禧，谁知自己竟因忧郁过度而英年早逝，于公元1908年病故，享年三十八岁。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给后世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提供了许多经验和教训。光绪也成为一位著名的封建皇帝，在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有了一定的国际声望，以至于慈禧不敢轻易地将他处死。
从运作方式上讲，“戊戌变法”是从光绪到康有为等一群书生在那里舞文弄墨，正所谓“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他们只知道为什么要变法，该变哪些法，至于怎样变法，尤其在危难临头之时，他们就一筹莫展了，只好以一腔热血来祭奠神圣的改革灵坛。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也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弱点。
改革的要求往往来自下面，但实行改革又来自上面，别说像光绪这样一个软弱无力的没有权力的改革者，就是受到帝王全力支持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又怎样呢?当然，每次改革都会留下一些新法，都会产生一些影响，但具体的改革者却一般都没有好下场，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利之争。
改革失败，百姓并无多大责任，因为历史并没有让他们登上舞台，他们只是改革的要求者和受动者。至于权力集团内部因为改革而发生了什么争斗，他们丝毫帮不上忙。而改革的先行者又往往敌不过守旧势力的顽固反扑，所以，这些先行者就大都做了历史的殉道者。这就是历代王朝中改革者很难有好下场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看来，改革需要权力，但权力也未必能够保证改革的成功。那么，改革之路，究竟在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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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颜与祸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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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男人最爱把祸乱国家的历史罪责往女人身上推，于是，“红颜祸水”这句话也就成了中国男人的口头禅。尤其在大难临头的时候，中国男人更爱祭起这一法宝，让女人们来为自己顶罪，男人们则拍一拍屁股，摇身一变就成了历史的功臣或是指点未来祸福的预言家。
据说商朝是妲己祸乱灭亡的；周朝的天下是因褒姒的一次微笑而丢掉的；明朝所以亡国，是由于山海关守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妓女陈圆圆成了亡国的罪魁祸首；还有唐明皇因宠爱杨贵妃而导致“安史之乱”，汉成帝因宠爱赵飞燕、赵合德姐妹而使西汉国祚衰微，至于在漫长的历史上因受宠及其他需要而被迁过杀害的妇女，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
中国男人真是好度量！即使真是女人乱国，中国男人也该表现出一点绅士风度，替她们担一点责任，也不枉中国女人“三从四德”了一场，更何况祸乱国家的责任根本就不在女人身上。如果不信，就让我们来看看历史事实。
据说女人亡国始自商朝的苏妲己。商纣王自幼聪慧过人、体格壮健、力大无比、能言善辩，本是一位有为君主，但自从宠爱苏妲己之后，就荒废国政，致使商朝灭亡。正所谓天生尤物，必定祸乱国家，言之凿凿，真似无可辩驳。那纣王又干了些什么呢？首先，他频繁地对外发动战争，穷兵黩武，使人民不堪其苦。其次，其生活奢侈荒淫，
一为云雨别此地生秋草秋草秋蛾飞
相思愁落晖何由一相见灭烛解罗衣
唐/李白/寄远
远逾前代。据历史记载，他在沙丘的园囿里挖了许多大池子，把大量甜酒灌注其中，又把煮好的肉挂在周围的树枝上，称之为“酒池肉林”。同时，他让男男女女脱光衣服，在“酒池肉林”中追逐嬉闹，陪他做通宵宴饮。第三，其行为之残暴，绝不是草菅人命四字所能形容，而简直是灭绝人性。纣王喜欢以活人喂虎，剖挖人心，残杀孕妇。一次，为了验证他猜的胎儿的性别是否准确，竟当场剖出婴儿检查。至于敲开人的骨头，剜下人的膝盖挖取骨髓，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其四是滥杀大臣，他创造出炮烙刑具，把人绑在铜柱上，再用木炭给铜柱加热，使人慢慢地化为灰烬。纣王的罪恶，真乃罄竹难书，商朝如果不灭亡，那真叫没有天理了！这又关妲己何事？
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还是褒姒，“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几乎成了一句概括力极强的成语，真乃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褒姒的“笑”确实跟西周的灭亡有关，但不是“笑”使西周灭亡，设法让褒姒“笑”的人才是西周灭亡的真正的罪魁祸首。
西周因宠爱褒姒的周幽王被杀、其子周平王东迁而灭亡，但要讲褒姒一笑而失周天下的故事，还得从周幽王的父亲周宣王说起。
周宣王四十年（公元前788年）的时候，有个谣言，说是周朝将来要灭亡在一个女妖精手里。实际上，谣言的产生，不一定都是无中生有，往往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原因。大概当时政治腐败，人民不堪其苦，希望这个朝代早点灭亡，人们又想起了前代（商代）是灭亡在“女妖精”妲己手里，于是，人们就编出这样一个谣言来诅咒当时的社会。周宣王本应从这一谣言中看到人民的不满情绪，体察自己为政的过失，好好地为人民想一想。如果真能这样做，谣言也就会自然而然地消失了。可是，周宣王反被谣言吓糊涂了，急忙派了一个叫杜伯的大臣去逮女妖精，于是，一些有嫌疑的女人就被逮捕办罪，还有些不幸的妇女被杀害了。这样，全国都处在恐慌之中，谣言不仅没被消灭，反而更盛了；谣言本来是假的，这一来快要成真的了。
功业与女人无关，政权与女人无关，唯独亡国与女人有关，这真是责任与权力的不相当！
过了三年，就是周宣王四十三年（公元前785年），周宣王做了一个梦，梦见女妖精来夺他的王位，他自然感到十分害怕，就又想起捉妖精的事，又想让大臣杜伯去杀人。杜伯倒还比较正直，不愿意多杀人，就告诉周宣王没有妖精，如果再去到处搜捕，弄得鸡犬不宁、人心惶惶，国家恐怕真要灭亡了。周宣王十分生气，一怒之下就把杜伯杀了。杜柏的好朋友左儒因劝谏周宣王，也差点被杀掉。左儒回到家里，越想越憋闷，就自杀了。自从这两个大臣死后，周宣王精神怔忡，坐卧不安。一次，他跟诸侯们一起去打猎，因感身体不适，就提前坐车回来。在车上他打了个盹，梦见杜伯和左儒穿着红衣红帽，拿着大红弓箭向他射来，周宣王感到胸口剧痛，一下子惊醒了。从此，周宣王一病不起，不久就死掉了。
周宣王捉妖精不成，反倒送掉了一条老命。不过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西周的统治已经腐败不堪，离真正的灭亡已经为期不远了。有趣的是，女妖精并没有在周宣王时灭掉西周，到了他的儿子周幽王时，却果真出了一位“女妖精”，这位名叫褒姒的“女妖精”一笑就把西周给弄得土崩瓦解。难道真是谣言应验了吗？
如果说周宣王已是昏庸、糊涂乃至残暴的话，周幽王在这几方面比起他的老子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吃喝玩乐上，周幽王在中国的封建君主中也是排行在前的。除了酒肉，就是女人，至于政事，他是不管不问的。他派遣大臣广搜天下美女供他淫乐；在物质生活上，他虽未搞商纣王的“酒池肉林”，但也穷奢极欲。在这种情况下，他根本听不进正直的劝谏之言，对于谄谀奉承，反而甘之如饴。于是，朝野之上怨言四起，西周已亡在眉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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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颜与祸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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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王即位的第二年，王都镐京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据《诗经·十月之交》记载，这次地震的情况是“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为谷，深谷为陵”。地震之后，紧接着是大旱，“三川皆竭”。这一系列天灾，使本来就困苦不堪的人民生活更是雪上加霜。地震、天旱本是自然现象，但在古代社会里，人们一致认为这是上天对人间的警告和惩罚。人们应该好好地检查自己的过失，加以改正，以获得上天的原谅和庇护，否则，必致亡国。在漫长的古代社会里，几乎每一次大的天灾或异象出现，如地震、台风、旱涝、日食、慧星等，都会引起当朝统治者的恐慌，因这些现象出现而招致朝廷内阁大臣引咎辞职的事，也是数不胜数。镐京地震后，周幽王的大夫赵叔带借此上书劝谏幽王，赵叔带说：“地震、山崩、地陷、旱灾是上天对人的惩罚，天王应当找正直而有才能的人来矫正国家的失误，以求上天的原谅。在这多灾多难的时候，怎么能派人到处去找美女呢？”骊山烽火台遗址，相传为周幽王烽火戏诸侯的地方。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唐/杨炯/从军行
周幽王恼羞成怒，把赵叔带革去官职，轰出门去。大臣褒珦十分气愤，对周幽王说：“天王不怕天灾，不问国事，反到亲小人，远贤臣，如此下去，这国家肯定是保不住啦。”周幽王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关进了监狱。从此，无人敢劝周幽王了。
褒珦在狱里呆了三年，幽王似乎已把他忘了，看样子一辈子也别想出来了。褒珦家里的人十分着急，要想办法救他出来。他们知道幽王喜欢美人，就千方百计地设法弄到了褒姒，献给了幽王。这一招果然十分灵验，幽王当时就免了褒珦的罪。
其实，如果去掉后人附会的神话传说，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褒姒原是贫苦人家出身的孩子。在周宣王时，就流传着“桑弧其服，实亡周国”的歌谣，意思是说用桑木做的弓，用箕木制的箭袋要把周朝灭掉，这跟周朝要灭在女妖精手里的谣言一样，都是反映了人民对连年战争的不满情绪，但昏聩的周幽王却真的认为这两件东西要把周朝灭掉，于是下令不准制造和买卖这两件东西。可恰巧有一对夫妇不知道这条禁令，到都城里来卖桑木弓和箕木箭，周幽王就下令逮捕他们。这对穷苦的夫妇连忙逃走，在城外的路边捡到了一个被人抛弃的女孩，把她喂养长大，这女孩就是后来的褒姒。至此，女妖精亡周和桑弓箕箭亡周的谣言就完全统一起来了。
褒姒是贫苦出身，虽然天生丽质，但并不会唱歌跳舞，褒珦的家人找到她以后，出高价买下，并把她当做褒珦家的人，改名褒姒，教以歌舞及侍候君王的方法，然后把她献给了幽王。幽王一见褒姒，如获至宝，褒姒的天生丽质及其淳朴健康的体魄使周幽王迷恋欲狂。但唯一使周幽王遗憾的是：褒姒从来不笑。如果这个历史传说是真实的话，那么肯定是因为贫苦出身的褒姒心怀凄苦，不愿以身侍奉这位无道的昏君，虽然过着奢侈豪华的生活，也终日郁郁寡欢。
周幽王虽得褒姒朝随夜伴，但越是夜夜侍寝、日日随游，周幽王就越觉得褒姒是个冷美人，就越想让她笑一笑。周幽王想尽各种办法，褒姒始终难得一笑，最后，幽王终于黔驴技穷，不得不张榜悬赏：谁能让褒姒笑一笑，就赏千两黄金。这就是“千金买笑”这一成语的由来。当然有许多人妄想发财，前来献计献策，可是这些办法并不能让褒姒笑，只能使褒姒生气。
倒是有一个极会奉迎天王的奸佞小人虢石父会出主意，他让幽王点燃烽火台，等诸侯们的兵马来到，看到并无敌兵，就会垂头丧气地乱哄乱窜，褒姒看到那种情景，肯定会笑的。
昏聩的周幽王竟然同意了虢石父的话，但这烽火台是万万不可轻易点的。烽火台本是我国古代的一种报警设施，因为当时的周王朝不仅在经济上，并且在军事上也要靠周围各个小诸侯国的拱卫，一旦敌人入侵，就点燃烽火报警。当时西周的都城镐京在今西安市的长安县内，西北两边都靠近戎狄等少数民族，很容易遭到袭击，所以，西周在骊山上设了烽火台。烽就是烟，火就是火光，一旦点燃，白天则浓烟冲天，晚上则火光映野，几十里外即可看见，下一个烽火台也立刻点燃，这样就能迅速传警，诸侯也就会即刻带兵勤王。
骊山有二十多座烽火台，周幽王带褒姒来骊山这天，周幽王的叔叔郑伯友知道了这件事，怕出乱子，就赶来阻止。但周幽王根本听不进去，反说自己是放放烟火解解闷，就这样，周幽王终于点燃了烽火。邻近的各诸侯急忙带兵赶到都城镐京，听说天王在骊山，又急忙赶到骊山，可一看不像打仗的样子，根本没有任何敌情。周幽王站在高台上对他们喊：“你们辛苦了，没有敌人，你们回去吧!”诸侯们被如此戏弄一番，十分气愤，他们的兵马也像无头苍蝇一样在骊山下团团乱转，各诸侯国不同的旗帜和军服交错混杂，显得十分滑稽。褒姒看到这种前所未有的场面，据说真的咧开嘴冷笑了一声说：“亏你想得出这种主意!”
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烽火戏诸侯的故事。
褒姒给周幽王生了个儿子，取名伯服。周幽王因为极为宠爱褒姒，就把她立为王后，伯服立为太子，把原来的王后和太子宜臼废掉了。在中国古代社会里，立后废后或是废立太子历来是大事，周幽王同时废立王后太子在朝野之上更是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况且被废的王后是申侯的女儿，被废的太子宜臼就跑到他的外祖父家申国(今河南省安阳市北)去哭诉，当申侯知道自己的女儿被废，宜臼将被杀害，自己也要被幽王治罪时，既感到害怕，又感到愤怒。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也为了发泄愤怒，申侯竟暗中串通邻国郐国和犬戎一同攻打镐京。犬戎一直想劫掠镐京，苦于没有机会，这次既是申国相约，又估计不会有其他诸侯国的军队前去救援，真是何乐而不为。
当兵临城下的时候，周幽王赶紧让虢石父点燃了烽火台，烽火燃烧了几天几夜，各诸侯国始终没有一兵一卒到来，他们当然以为这是天王在给褒姒逗乐，不愿意劳师动众地白跑一趟。
镐京的兵马并不多，大将郑伯友率兵出去抵挡了一阵，终因势单力簿，被敌人围住射死了。周幽王、虢石父，还有太子伯服一同逃到骊山，也被犬戎拿住杀害了，那个关在深宫中一直未曾真正笑过一次的褒姒，也被犬戎捉去。被犬戎射死的大将郑伯友是郑国的国君，他的儿子听说父亲战死，就带领大军前来复仇。郑国的军队素来强大，再加上哀兵必胜，到了镐京连打胜仗。申侯原来也不过打算借犬戎的兵马逼迫幽王，让自己的女儿和外孙复位，没想到弄成这个局面，也感到后悔，就暗中写信给其他诸侯国，请他们出兵援助。犬戎看到各路诸侯到来，就把周朝的所有货物宝器全都弄走，放火烧掉镐京，撤兵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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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红颜与祸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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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戎撤兵后，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等人把原来的太子宜臼立为王，称周平王。同时虢公翰等拥立携王，这就出现了“两周并立”的局面。平王得到了一些较为强大的诸侯国的支持，十多年之后，晋国攻杀了携王，西周又告统一。但镐京地近犬戎，屡屡遭到袭击，防不胜防，再加上镐京的房舍毁坏很多，无法修复，于是周平王决定放弃西周的旧都，东迁洛邑(即今洛阳)。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在诸侯的护卫下，终于迁都洛邑，西周灭亡，东周建立。但是，东周连自己的地盘都无法保住，更不要说号令诸侯了，实际上，周朝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大国，自西周灭亡起就结束了。从东周开始，它就沦为一个中等诸侯国，中国历史也进入了春秋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