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还有一种要考虑到的情况：这里涉及的计算常常是很困难的，并且在两种可能行为产生快乐的性质几乎相等时最为困难，在这种情况下选择就变得不重要了。所以一般来讲不值得小心地去确定哪种行为产生最大的快乐。这是使人们赞成行为规则的理由，即使我们的最基本的伦理观并不承认这些行为规则：这些行为规则在最大多数的情况下可能是对的，使我们免于在估计概然性的结果上耗费精力和时间。但是对于行为规则本身人们却应该看其产生快乐的性质而小心地给以肯定，人们在作出真正重大的决定时有必要想到这些规则并不是绝对的东西。币制改革通常就包含着某种类似盗窃的行为，而战争就要杀人。决定是否改革币制或宣布战争的政治家必须深入考察这些行为规则，尽全力估计到可能的后果。只有在这种意义下，概然性才能作为人生的指南，并且只有在某些外界条件下才是这样。
可是这句格言还有另外一种比较平易近人的意思，也许这是巴特勒主教所要说的意思。这就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把具有很高程度概率的事物看成带有必然性的东西。这仅是一个常识问题，不会引起有关概串论的任何争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