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补贴刺激了发达国家的生产，过剩的产品在发展中国家市场倾销，导致这些农业补贴水平低的国家里农民因种粮亏本而离开这个行业。这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造成了一种巨大的产业错位：几十年前，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农业产业的主力，发达国家的工业与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形成了一种产业互补。而在目前粮食产业的主力转移到发达国家之后，这种产业互补的格局被打破，甚至无论从工业还是农业上，发展中国家越来越处于从属地位。
在生物能源问题上和美国立场一致的巴西，在粮食补贴问题上却与之针锋相对，巴西总统卢拉说：
实际上一些贫穷国家仍有大量适于耕种的土地，但这些国家的农业发展潜力因发达国家对本国农业补贴而受到遏制。
世界银行的报告也指出，发达国家的粮食补贴政策，实际是鼓励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城市。
另一个巨大的悖论于是产生了：全球粮食供求缺口日益扩大，用于种粮食的土地却越来越少。因为，发达国家的土地去种更加有利可图的能源生物，发展中国家的农民则由于无利可图而放弃种粮，到城里打工或者改种经济作物。
在罗马峰会闭幕之日，印度工商部长卡迈勒?纳特在《华尔街日报》发表《扶正多哈》的文章称：
不能期待发展中国家放手让那些仅能维持自身生存的农民，同发达国家那些享受高补贴的农产品竞争。我准备好了同世界上任何农民竞争，但却不能和他们的财政部竞争。
如果美国真的要一直将这场世界“粮食战”打下去，没有谁可以坚守下去，因为美国的潜力太大了，而且还有很多土地根本就没有耕种，可以以很低的成本把其他国家的粮食体系全部摧毁。事实上，美国原来的粮食体系同样已经被粮食补贴政策所摧毁，但取而代之新体系却更加令国际社会望而生畏。
美国的“安内”与“攘外”
上世纪20～30年代的经济危机时期，美国政府曾建立过“低吸高抛”的粮食储备体系，这是一个以价格收入支持为主要手段的农业常平仓制度，曾得到了农民、消费者的普遍欢迎。但在少数粮食寡头的游说下，1996年，农业补贴制度代替了粮食储备制度。政府不再通过粮食储备抛补去纠正粮食市场扭曲，而是简单地支付粮食加工商收购价和农民维持农场可持续的价格差。
美国田纳西大学农业政策分析中心的数据显示，美国对商品化农产品的补贴，1998年以后，一直稳定在每年200亿美元的规模上，其中80%流入到农民和农作物公司。但分配结构极不均衡，最大的1%的农场，2003年平均得到了21.4万美元的补贴，最大的20%的农场，平均得到近1万美元的补贴。但多数中小农场补贴甚少，甚至没有任何补贴。补贴状况的迥异，使得美国农场出现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小规模家庭农场则几乎悉数被逐出商品化农产品的种植领域。另一个结果是，农民的农场收入却不仅没有上升，反而有所下降。
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周立在威斯康星州的Organic Valley农民合作社所做的调研，在1910年，当地农民可以得到40%的食物美元（食物美元衡量每一个美元的食物消费中，食物价值的流向），上游的农业投入，会占15%，下游的食物加工与营销，会占45%。但到了现在，农民只能得到5%。也就是说，控制上游和下游的食物集团，拿走了几乎全部的农业补贴。
大量农业补贴，直接推低了这些农产品的价格。于是，大量新的食品工业投资直接建立在这些农产品上，从而使得美国逐渐建立了由一些食品联合体组成的食物帝国。通过不同的食物生产者之间的兼并、接管、联盟等方式，产生了更为集中的食品产业集团，这些集团通过“无缝的纵向联合，控制了从基因到超市货架的整个食物体系”。
这个利益集团通过政治献金和直接出任政府代表、经济控制和大量的广告宣传，已经捕获了政府、市场和消费者，比如像美国农业部居然会帮助开发种子绝育技术，而这种生物工艺，只能让农民们更加依赖种子公司。在建立国内的统治后，粮食帝国的“无形之手”随即伸向了海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