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
作者：张宏杰【完结】
为什么中国足球总踢不过韩国？为什么日本政府向韩国道歉而不向中国道歉？为什么韩国人不坐外国车而中国人热爱外国车？中韩两国的文化背景如此相近，为什么韩国的发展比中国要迅速得多合理得多？随着中国人对韩国越来越熟悉，中国人对韩国人的问号也越来越多。
韩国与中国之间存在着太多的相似性，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我们必须特别重视韩国，因为韩国是在与中国几乎完全一样的土壤上取得的成功。观察韩国如何摈弃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它的经验，知道它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
本书从国民性、教育、农民问题等各种角度比较中，探讨乐中韩两国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同和不同之处，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以期引起国人的反思。其中《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中国人韩国人国民性比较研究》等篇在网上曾引发过激烈的争论。该书属于“修正文库”的“解构中国系列丛书”之一种，该系列丛书旨在以全新的视角解读中国历史和现实的种种难题。
张宏杰，蒙古族，1972年出生于辽宁，1994年毕业于东北财经大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辽宁文学院合同制作家。 已出版文化随笔集《千年悖论-解读历史的另一种方式》、《另一面——历史人物的另类传记》。
目录
◇简介
◇悲酥清风的解药
◇“狐狸知道很多小巧，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
◇韩国比中国少了什么？
◇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
◇中国人少了什么
◇一本惊心动魄的书
◇中国人崭新的命题：“向韩国人学习”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代序）
◇领先与落后：三百年间三篇游记
◇被冷落的韩国经验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点什么
◇中国人韩国人国民性比较研究
◇不一样的民族
◇不容回避的偏见
◇中国人国民性格演变轨迹
◇徒劳的“改造国民性”
◇一样又不一样的韩国人
◇老人和少年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改造民族性
◇韩国人如何对待传统
◇触目惊心的流失
◇“敝帚自珍”、“小题大做”的韩国
◇文化保护不等于文物保护
◇比流失更可怕的是无知
◇砸烂的后果
◇韩国人给我们上了一课
◇快与慢
悲酥清风的解药
吴梦佳
“到2000年，我们国家实行按需分配，你想要自行车，就给你推一辆自行车，你想要缝纫机，就给你抬一架缝纫机。”—这是记忆里我的小学老师最牛×的一番话。生活美景由你描画，激发了多少如我一样的儿童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啊。
然而，当我长大后成了你—一名教师的时候，却连“这睡狮渐已醒”也有些不那么相信了。睡狮既醒，理当须发皆张，抖擞精神，一鸣惊人啊，哪里像现在这般，虽睁开眼睛，做许多努力，但是看看社会、经济、体制等诸多方面存在的问题，犹如心有余而四肢尚无力，倒更像是中了一种名叫“悲酥清风”的毒。
中毒以后，多少高明的大夫都想来解毒，鲁迅描绘出阿Q之国民劣根性，柏杨警告大家要洗却酱缸文化的浸染，龙应台大声疾呼“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更有放眼四海多方寻药的，如美国的自由女神，日本的魔鬼管理……可谓情急心切，新招迭出，却似乎只可续命，势头虽好，毒根却未消。
江山代有郎中出。《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又是寻来的一副猛药。
说实话，初看书名，我心里想的是：“靠，我还想说‘中国人比韩国人多什么呢’！是不是染发加上大T恤大短裤玩腻了，哈得还不过瘾，非要拿韩国人和中国人比一比看看有没有多个鼻子多个眼啊？”及至一页页看下去，却渐渐认真起来，对作者不由肃然起敬。
与有点哗众取宠的书名相比，作者态度的朴实而诚恳，甚至让人的脑子一下子转不过弯来。朴实和诚恳，倒不仅是作者所述的“这本书注定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的急就章，而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这本小书旨在引起您的兴趣，在发挥了它的作用后速朽”。当然这种说法与前郎中们的语言相比，作者的朴实与直率，更能引起人们对于书中所述的关注与思考。更重要的，则是作者娓娓叙说的方式。书的前面，是《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从“不一样的日本”，到“比中国更中国的朝鲜”，再到“被冷落的韩国经验”，没有像发现新大陆一样的惊呼，没有拿大架子吓人，也很少看到作者的愤激之言，却一点点赢得了读者的信任与认可，这副药被我们愉快地接到了手中。
药的效用是最引人关注的，尽管韩国的前身“比中国更中国”。我认为本书更胜一筹的地方，在于它切入的角度，在于它所引的“医案”，每一个都恰好对着我们的症状。反腐败，农村问题，钓鱼岛问题等，都是我们面临的实际难题，而韩国曾面临同样的问题，却很好地解决了或正在有效地解决，能提供现成的例子。更何况，作者对于借鉴有无必要提供了详细的分析，如反腐败，有“中国两国的腐败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根源”，“中韩历史上腐败的特点”，“经济发展中的共同点”，“韩国反腐败历程”，“韩国反腐败特点”和“韩国反腐败对中国的启示”，种种分析，入情入理。其他问题也是如此。头疼找医头的药，脚疼找医脚的药，似乎不太符合中医治本的医理，但是我们却不是治病，而是解毒，头不能动就让头动，脚还发麻就给脚消麻，等四肢百骸皆正常的时候，离还原一头活蹦乱跳的狮子也就不远了。
过去的郎中，无论是惊呼，还是沉郁，无论是愤慨，还是急躁，都有一定的道理，在特定的时期，在特定的方面，都有一定的功效。《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的作者，也许不是一个很有经验的郎中，从书中少许的芜杂与繁复也可以看得出，但他的态度是真实而诚恳的，切入角度又符合实际，使书中所引韩国的经验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这和其他郎中相比，称得上独树一帜。尽管在“哈韩族”与“恐韩族”共处一室的可笑局面下，这副药可能有点猛，有点不那么受欢迎，但是不要忘了，悲酥清风的解药虽“臭之极矣！尤甚于身入鲍鱼之肆”，却具有奇效哦。
就如书的末尾所言：“天底下并没有‘中国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绝症。”《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这副猛药，又激发了我对于未来图景的憧憬，虽然2000年已经过去，我也不想要按需分配的自行车和缝纫机，但是，如果能够不比韩国人少什么，亦算得遂人愿了。
“狐狸知道很多小巧，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
李之萍
平常，我们读了本书后会有特别的感受，无非是几种情况：或者因其满足了自己兴趣上的某些探寻而快慰；或者书中蕴涵了极丰富的人间情感让人心脉起伏，激动不已；或者是因发现了书中一些新奇个性，切中要害的观点而兴奋激动，甚至让神经久久不能平静。我想张宏杰先生的这本《韩国人比中国人少什么》便属于后者。
张先生的历史文论我是接触过一些的。就拿去年发表在《天涯》杂志上那篇关于魏忠贤的洋洋洒洒数万字长篇论述文章来说，我就已惊异于他看问题的全面而独特的历史视角和眼界了。作为七十年代出生的青年学者，有如此扎实严谨的治学态度，实在让人慨叹。而作者对事物，对历史，对某些特殊现象，能从宏观层面予以全面根本的揭示，虽纵横八骛挥发议论，却能在自身浓烈的情感意识走向与价值取向引导下将论点阐明到底，其内涵深博而不滞重，论点尖锐而不张扬，行文活泼而不轻薄。这些，更能体现了做学问者的精神与态度。
我是怀着好奇的心情开始阅读此书的。中国人比韩国人少多少？这是一个问题吗？虽然这些年我们也都意识到韩国经济日新月异，这些年，这个小国的发展和整体面貌让人刮目，可作为与中国文化同源同宗的小国，能比我们先进和超异到哪儿去呢？难道美国、日本、欧洲还不够我们学吗？我有点不屑，但毕竟是好几十页纸的一本书啊，好奇的心理加上对张先生文字功力和思想理论体系的认同催使我看它个究竟。
事实证明，我是在气愤、悲哀、感伤等种种情绪交杂的情况下，不忍再阅才终止阅读的。当然大部分内容我已在竭力压抑着情绪的情况下看完。
似乎很多时间没有这种情绪了。虽然网上也常能看到各种愤激不平的文字，但因大都是短小篇幅，揭示了社会问题的单一方面，心情坏一下便过去了，我知道那不是单一量化即可解除的问题，那是整个社会机制在不断改良中逐步消解的。但这回却是从内心深处将我彻底搅翻。我在心底大声叫着：中国人啊！我不知该用可悲还是可叹来形容这时候的准确心情。我明白一个事实：美国、日本、欧洲需要我们学习，是因为有本质上的差异，而韩国的发展，却是在同一异化的社会结构中提供了一个我们应该深入认真并且要努力学习的范本。
一个小国，一个几千年来亦步亦趋一直紧跟在中国这个大哥哥脚后跟行走的小弟弟，严格遵从中国孔孟儒教、程朱理学，并将其发扬到极致的国家，在漫长的封建时代，无论文化还是经济都附属于中国，落后于中国很大距离的小国，竟然在短短四十年间极大跨度地超越了中国，并在很多方面令中国人感叹、敬佩。作者在一篇名为《三百年间三篇游记》的文章中非常形象生动的事实为我们展示这个戏剧性的变化。第一个是讲一个叫朴趾源的读书人在随朝鲜使臣访问中国时的所见所闻。即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一支朝鲜使臣队伍从平壤出发，代表国王去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的旅行。朴趾源回国后，把所见所闻写成了《热河日记》一书。这本书从一个朝鲜人的视角，观察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朴趾源路上遇到普通农家，也要赞美一番：“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猪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庤亦精丽如画。” 恐怕从来没有中国人用“精丽如画”这个词形容过“柴堆粪庤”。而一百一十三年后的1893年的秋天，中国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把所见所闻也写了一本日记，笔下所记几乎全是朝鲜的落后面貌。“人一小桌，器用铜质，腥闻不能入咽。”他到了富宁府，“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谈时务辄加菲薄，可憎可怜。”而到了又一个一百年后，出现一篇中国人出访韩国的游记：“与北京明显不同的是，汉城的街头没有我们这里享受惯了的纷扬的灰尘和污染的气流。关于本书“狐狸知道很多小巧，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
眼见之处，除了真正可称是纤尘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绿的草坪。蓝蓝的天空如同刚刚水洗过了一般，洁净清爽；白云悠悠，似天马行空。”同样也说到了厕所：“汉城的公共设施很完备，最感慨的是公厕。不要说宾馆饭店的厕所，就是小到几有几张餐桌的小店其厕所都十分干净。我从来没有见过收费的厕所，但所有的公厕都提供卫生纸设备和镜子，大单位的厕所还有供残疾人用的专位，设计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公众场合的厕所简直令人可怕。人家那把厕所叫做化妆间，真是名符其实，我在那总能看到韩国妇女在镜前画目描眉。”当然还有很多表现韩国人优于我们很多的素质的描写这里不一一列举了。但有一点需要说明，那就是韩国人在富裕了之后既没有丢弃任何传统文化和道德习俗中宝贵的东西，而且还将它们发扬光大，这一点与中国的现实是截然相反的。从这些事例中我们的心理承受的是怎样的冲击？当年，现在。现在，当年。呵呵，如今，在统观全局综看历史的人看来，这一切简直太可笑太微妙了。如果说这时候面对这些问题的中国人心里没有一点羞耻哪怕是一点尴尬呢，我想都不是太正常。
韩国取得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作者从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的渊源与中国作对比和探索，让人较为清楚地明白两个国家发展结果之所以有如此的不同，也是有其特点和根本性的。虽然明白了多灾多难的中国在政权反复更迭下，人性和文化被一次次奴化、宰割和掠夺有其必然的麻木冷漠自私的特点，但也不能就此成为中国应该成为一盘散沙的辩词。而韩国的民族主义也是它走上世界强国的一个重要因素。很多成功的事例都跟这个国家人民的血性民族主义情绪有关。这让我再次想起鲁迅先生那句话：“中国人从来没有争取到人的价值，仅多是奴隶的价格。”比如金融危机时期韩国上下的献金运动，足球赛上，包括2002年在韩国举行的那届世界杯赛上，最终能战胜日本的事实这都跟他们的内心激情即民族主义情感有重要联系。而中国人的软弱、自私，关键时刻无集体意识、无冲击意志都是历次失败包括足球的不振兴的最大因素。而在发展问题上，作者重点从韩国的政策策略的不同来论证两国的差异。比如从教育的高度重视和教育投资比重的超强推行上，从环境保护的严格施行上，从反腐败问题的执行方式和态度问题上给我们提供了足让人惊讶羡叹的范本。最精彩的关于腐败的那部分，着实让人看到一位用严谨态度严密事实和论据著文者的功夫。而腐败问题却是困扰任何一个国家经济问题的大事，腐败的不能治理，将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问题。问题是当一个国家面临着近似经济结构下的腐败问题和相似的腐败产生根源和性质时，人家是怎样取得成功的。这是那些高层该认真一阅的。当然关于教育投入的问题亦是一个让人再度警醒的问题。可以说，正是教育的高度重视才使韩国有可能迅速发展起来的关键，其施行方式和策略让人深思。
西谚云：“狐狸知道很多小巧，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我想这正验证了两个同源民族的不同性情。不用多言，中国人的耍滑、投机、算计在世界上是很出名了，很多朋友都反映，接触的很多外国人包括韩国人，都感到他们是那么单纯正直。这决无贬己褒人之意，前面说了，中国人性情发展到今天这地步实在有它苦不堪言的演变历程。只是我们不能用那些无形的东西为我们今天的不足辩护，正如作者在书中最后所言“天底下并没有‘中国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绝症。因此，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种种‘缺点毛病’并不可怕。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但是，如果我们非得坚持‘中国特色’的诊断，采取‘中国特色’的疗法，只在家里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么‘猪肉炖大枣’‘糖水熬白梨’之类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险了。”
（100009 北京市东城区地外大街拐棒胡同10号）
韩国比中国少了什么？
武建平
满族还没入关，朝鲜就开始给满洲奉表称臣，遣使进贡，直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一直都是朝鲜的宗主国。虽说乾隆皇帝“皇恩浩荡”，把朝鲜排在《皇清职供志》中“宾礼”的第一个，可朝鲜君主还是不断地来朝进贡。据何伟亚统计，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直到朝鲜成为日本的殖民地，朝鲜总共遣使450次以上。也许朝鲜是对清帝国最恭敬的藩国了。
所以，要是眼下正每天在电视上甩着大辫子晃来晃去的乾隆皇帝知道，他子孙后辈们如今要说“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不知道他该要气成什么样子。
自然，这事怪不得这本书的作者张宏杰先生。毕竟，无论是谁都得承认，自打甲午战争起，中国就早不是什么马戛尔尼眼中那个“世界上人最多也最富裕”的帝国了，连日本都打不过，还有什么脸面充世界一流强国？于是乎，曾国藩李鸿章们嚷嚷说，中国器物不如人；康有为梁启超们嚷嚷说，中国制度不如人；胡适之陈独秀们嚷嚷说，中国文化不如人。到了1980年代，新启蒙运动的健将们干脆说，中国从老根子上就坏了，就不该生长在这么大的大陆上。说来也是，要是中国本来生长的地方也像不列颠那样在海洋上，指不定中国今天也是世界一流强国了呢。
可是，“不如人”那要看是跟谁比。“器物不如人”，“制度不如人”，“文化不如人”都是跟欧美比较得出的结论。要说中国跟韩国比较，就我有限的阅读视野而言，这还是生来头一遭碰到。
可是，既然是比较，就得注意，比较的对象一定得跟自己有可比性。可是，我却没看出来韩国跟中国的可比性到底在哪儿。
是的，我们都得承认，中国足球逢韩必输；李成延下了跪，赵薇至今没有向国人谢罪；韩国人都断了指头，中国人连上个钓鱼岛都还有人在国内骂骂咧咧；韩国都要把端午节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了，中国连放个假都不行。可是，这些能说明什么呢？
我倒想建议张先生：在作这样的比较之前，最好先比较一下韩国跟日本，看这两个国家有多少相似之处，再来讲什么中国与韩国有多少不同之处。
张先生讲了一个故事。汉城举办奥运会时，一些沿街的店面需要拆掉，只给不多的补偿，店主蒙受了很大的损失。然而，所有的店主都积极配合政府的行动，没有一个拖延时间，无理取闹。他们说，这是为了韩国的面子。
可是张先生有没有想过，要是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中国呢？我想，少不了的是无数人跳着脚骂这个人缺乏法律意识，不知道保卫私有财产。连弓琳交了个党费，都至今余音袅袅，徘徊不去，且不说某“新锐学者”的口诛笔伐，就是网上的议论也乱成了一窝蜂，谁还敢做这样的傻事呢？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说穿了，张先生的意思无非是启蒙，启无知大众之蒙。
五四时代的启蒙思想家们喜欢比较中西文化，那是因为他们或多或少都是进化论者，相信历史进步，西方所发展出来的资本主义是具有历史普遍意义的社会形态，相信“文化决定论”，所以，他们的问题意识始终是“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但是，既然韩国跟中国放在一起比较了，我们就得问，韩国的道路有没有历史普遍意义？如果有，比较就是有意义的；如果没有，比较也就没有意义。
以我的浅见，韩国的道路是没有历史普遍意义的。在很大程度上，韩国—也包括东亚四小龙—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物，是冷战的产物。韩国没有中国这样沉重的历史文化负担，没有中国这样复杂的近现代历史遭遇，也没有这样复杂的国情这样多的人口。关于本书韩国比中国少了什么？（2）
直到今天，韩国的经济制度到底能不能算好，恐怕仍然有很值得再商榷的地方，这只要想想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学术界的反应就可以了。
至于说韩国的“新儒家”意识形态，用朱学勤喜欢说的话讲，历史不是这样展开的，不是观念影响历史，而是历史影响观念，不是有了新儒家才有了东亚四小龙，而是有了东亚四小龙才有了新儒家。所谓的儒家资本主义，不外乎集权政治、儒家意识形态再加上经济的飞速增长，而这在近几年已经遭到了普遍的否定，这里就不必再多说了。自从阿玛蒂亚·森在中国走红之后，这种所谓的发展遭遇的非难就更多了。因为在他们看来，发展应该以人们的生活中享有的自由的多少来衡量，而不是拥有的物质财富的多少。韩国离开集权政治到底有几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总不能说李承晚、朴正熙这些军事独裁者对韩国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吧？
可是，张先生却好像是很欣赏朴正熙的，化腐朽为神奇。做到这一点，张先生是通过对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的比较实现的。也刚好是在这一点上，张先生与其他的启蒙主义者们显得相当不同。在朱学勤看来，民族主义是五四留下的两个病灶之一，而在张先生这里，民族主义则似乎有可能被转换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事实上，如果我们认真考察近代世界历史，就会发现，民族主义并不像朱先生说的那样只是纯粹的病灶，也不是张先生一厢情愿地认为的那样，而是一种同时兼具破坏性与建设性的意识形态力量。
即使在今天大多数启蒙主义者那里，虽然他们在嘴上对民族主义千般批判万般指责，而事实上他们的出发点最后归结起来，无非是一点，也就是民族主义对中国的“发展”不利。而这种潜意识恰好是典型的民族主义，与五四时期的启蒙主义对传统的攻击一样，一切都是看对中国的“发展”是不是有利。今天也许要稍微好一些，毕竟，有许多人把国家与个人分离了开来，把国家的发展与个人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分离了开来。
在《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中，杜赞奇考察了近代以来对中国历史的书写后得出的结论就是，对历史的书写刚好就是一个民族主体意识建构的过程，完全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而不是出于完全的学术研究。比如顾颉刚，早期是攻击传统最厉害的人，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也开始注意从另一个角度阐发自己对中国历史的见解。千言万语，都可以归结为章太炎的一句老话：之所以研究历史，就是要激发民族心。
那么韩国呢？以2002年世界杯为例，许多人认为，韩国队之所以能过关斩将，就是因为场外观众与场上的球员心中共有的爱国心。我们当然为这种精神感动，可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刚好就是那一届世界杯，让真正的球迷们感到悲哀，因为它被从一种体育运动转换成了一个全民族的政治性狂热行为，甚至为了取得民族荣誉可以使用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关于本书韩国比中国少了什么？（3）
民族主义是一种极具攻击性的意识形态，它在各种意识形态中，最容易实现国家动员，使一个民族卷入集体的狂热之中，完全忘却别人正当的利益诉求。希特勒赖以发动德国人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正是这种力量，也是把民族主义从简单的情绪变成一种理论言说的学术大师马克斯·韦伯生前所最担心的事。在韦伯看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情绪，往往是盲目的、幼稚的，易于被某种政治动机所利用，所以他始终呼吁德国成长为一个“政治成熟”的民族。也刚好是因为此，在1990年代《中国可以说不》式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在中国形成了一个文化现象的时候，已经避居香港好几年了的甘阳重新提出了韦伯的观点：政治成熟。只可惜，“政治成熟”迄今在中国不但没有丝毫进步，而且正在遭遇越来越多的质疑。
虽然张先生对中韩两国的民族主义所做的比较只占全书的一节，然而，综观全书，不难发现，为张先生所赞叹的那些韩国人的优秀之处几乎都是出于民族主义情绪。比起韩国来，中国人是显得狭隘，不团结，自私自利，然而，也正是因此，中国人才显得比韩国人更符号儒家最重要的概念—中庸的要求的。
这样，我们似乎也跟着张先生到了全书的曲终奏雅之处：国民性。
张先生说，天底下并没有“中国特色”或者“劣根性”的“非典型”绝症。因此，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种种“缺点毛病”并不可怕。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但是，如果我们非得坚持“中国特色”的诊断，采取“中国特色”的疗法，只在家里跳大神，或者走街串巷找什么“猪肉炖大枣”、“糖水熬白梨”之类的偏方，那可是真正的危险了。
换句话说，张先生延续了五四那一代启蒙思想家的一个基本信念，即国民性是可以通过文化启蒙实现改造的。然而，朱学勤多次提到，正是这种信念导致了“文革”的发生。“文革”之所以为“文化大革命”，就在于它本身最重要的一点是“灵魂深处闹革命”，即完成五四所未能完成的任务。同样背负着启蒙的潜意识，我不知道，为什么张先生与朱先生得出的结论却是如此之不同。
在书中，张先生的忧患意识跃然纸上。然而，忧患意识过于强烈的人往往过于相信自己的理性了，以为自己所知道的是别人所不具备的，所以就总是试图以一种未免谵妄的启蒙者的姿态教导其他人。而这一点早在鲁迅那里就已经开始反思了，夏榆的死不仅没有完成启蒙的任务，而且成了被启蒙者们的“血馒头”。
为什么会这样？当五四过去已经80多年，新启蒙运动也已过去20多年了的时候，我们是该认真地重新思考康德的那个问题了：什么是启蒙？
（310006 杭州市浣纱路159号 武孝武）
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
张晓波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试图回答韩国模式成功的原因
近年来，时常听见“韩流”一词，这股韩国风，夹着电影、偶像电视剧、歌曲的威力，把我国观众吹得神魂颠倒。VCD套装电视剧、ASTRO的凤凰卫视频道的韩国电视剧场等，更使观众们废寝忘食（在电视机前吃饭，食不知味，是为忘食；校好闹钟，凌晨起床看重播，是为废寝）。“韩流”在中国的风头正劲已是不争的事实。安在旭、HOT、NRG、刘承峻、李政贤们在工人体育馆、首都体育馆、中华世纪坛乃至大江南北高歌狂舞，引来哈韩族们尖声喝彩；金喜善、张东健、崔真实、沈银河、安圣基们在银幕与荧屏空间演绎浪漫的爱情故事，令我们彻夜难眠，挥之不去。
从表面上看，我们似乎又一次陷入了从国外漂来的流行文化的漩涡之中，就好像八十年代初日本的电视连续剧风靡大陆，九十年代好莱坞席卷中国，而现在，新的流行是“韩流”。而且是以更令人目不暇接的方式出现，真让人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叹。那么，追问一句，为什么韩国流行文化在今日中国如此走红？本雅明早就把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定位于一种文化生产，文化是生产系统中的一员，试问今日好莱坞的电影难道不是文化生产？而文化生产背后的现代化图景又是什么？—这似乎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张宏杰先生的文化随笔集《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试图为我们回答韩国模式成功的原因。
韩国现代化的文化模式
从文化角度看，东北亚6国（中、日、韩、朝、蒙、俄）的现代化道路，从模式上划分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为“物质强国型”（即“工业强国型”，以俄国为代表），一种为“文化强国型”（以韩国为代表）。韩国以突出文化（包括教育），以文化趋动经济的现代化道路，走出了与西方及前苏东国家很是不同的现代化模式，被西方称之为“第三种工业文明”。那么，韩国的现代化模式有什么主要特征，它与“工业强国型”模式有什么不同，这种模式具有什么优势或劣势？马克斯·韦伯所创立的文化学（“韦伯学”）对当代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发现了国家现代化与文化的关系。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著作中阐述了这样一个原理，即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都必须有一种“核心精神”（价值取向），作为经济发展的“动源”，也作为一种“利益驱动”的节制或平衡，没有这样一种“精神”，便无法克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那些“发自人本性的欲望”，当然，也就无法实现现代化。“韦伯学”在西方引起巨大反响，这也正是“文化”被当代人越来越重视的原因。文化不仅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因，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之一。
张宏杰先生从文化视角发掘出韩国现代化动力要素中传统儒家文化的重要性，尽管这并不是张宏杰先生的原创性见解，早在九十年代之初，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就引起了大陆学术界关于“儒家资本主义”的广泛探讨，时至今日，仍旧是学术界一个长盛不衰的热点。但在《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一书之中，张宏杰先生的讨论与论述却不是空泛而谈，张先生详细举证了韩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扬，及此种传统文化在现代化之中的动力因素，最后，他认为：“韩国人向我们证明了，传统文化和现代化并不是你死我活的关系。传统文化更主要的不是一个民族前进的阻碍，而是这个民族现代化的重要动力。韩国人告诉我们，一个民族要自信地生存，必须有自己的深厚底气，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尊重自己的祖先。韩国人向我们说明，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绝不仅仅是物质上的进步，更主要的是精神上的丰富和满足。”我认为，这种由事实举证，进而达到结论的论证手法是科学且实证的，也是颇能令人信服的。由此，可以进而得出结论，韩国的现代化图景是一种儒家文化的现代化努力，并是一种成功的努力，尽管韩国的现代化之中仍然存在巨大的问题，但他确实是一种儒家现代化的成功典型。
韩国经验可能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图景？关于本书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2）
在本书的序言中，张宏杰先生就提出了一个颇为尖刻的问题：中国的现代化，应该“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他认为：“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而更接近于西欧。中国实行的是官僚统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日本则实行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制，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度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封建时期的西欧惊人的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因此，百年来中国以为的日本经验其实是不足取的，正因为传统建制的不同，使得日本经验无法在中国获得共融性。对于作者的这一观点，笔者认为有一定的启发性见解。
张宏杰先生提出的更重要的观点是韩国经验问题，也就是为什么韩国经验可能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图景。基于对韩国传统问题的探讨与分析，他认为：“朝鲜在统治集团‘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做制度上的变革。由于任何改革都要破坏旧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即使面临外来威胁，国难当头时也是如此。”正因此，“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社会存在着一切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惟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顽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路上，韩国无疑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观察韩国是如何破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她的经验，知道她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平心而论，张宏杰先生的这些论述还是基于儒家资本主义的范畴之中，亦即认为儒家文化能开辟独立的资本主义，并实现儒家资本主义。正因为日本的传统文化以及制度模式不在儒家范畴之中，所以日本经验不足取，而韩国正是比中国更儒家的儒家文化，因此，韩国经验当为比中国更足取的资本主义范式。有幸的是。张宏杰先生作此论述，并不是空口宏论，他作了很多有益的文化比较研究与及对韩国文化的深入考察，但儒家资本主义的论述是否真正是中国现代化的未来图景，此一论题尚值得深入论证。
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
总之，韩国的现代化模式，具有兼收其他模式优点的性质，并能从跻身世界市场后的地位，从发挥自身经济优势的角度出发来制定自己的现代化战略，其中也包括如何发挥传统文化的优势。因此，韩国现代化模式不仅颇具特点，也代表了世界现代化中一种高于前两种，处于优势地位的思路或模式。当然，我们肯定韩国现代化模式，并不是说它完美无缺，尽如人意，相反，它有许多缺欠，20世纪90年代中期爆发的金融危机证明了这一点。从模式上说，如家族式企业制度、压制青年及政企垂直领导等，都是弊病。在模式实施中，过分依靠和资助大企业，形成大企业章鱼式的发展模式，对大企业过度投资等的结果造成高负债和倒闭等等都是证明。因忽视中小企业，又造成国家经济基础不牢固，而且，权威主义的主导经济又直接造成各种腐败等等。韩国模式弊病不少，仍需不断修补完善。在这里之所以肯定韩国模式，主要是因为韩国模式是世界现代化中“文化模式”的代表，在知识经济时代来临之际，这种模式代表了一种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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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少了什么
石勇
文化随笔集《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能回答着个问题吗？中国人少了什么？一提起韩国，我们便觉得心虚气短。中国足球队屡屡败在韩国队脚下，以至想要战胜他们，似乎比登天还难。面对西亚球队，中国队尚还勉强过关，可一面对韩国队，这些人高马大、待遇丰厚的“小伙子”就脚下发软。“恐韩”已经成为“足球界”的一种“情结”，就如同那些奶油小生和“蛋白质女孩”们的“哈韩”一样。
更让我们感到底气不足的，是韩国人的爱国主义。2001年，赵薇穿日本军旗服装引起国人的一片哗然，是谓“军旗装事件”。但奇怪的是，竟然有许多人着意为赵薇开脱，他们甚至还反过来谴责中国人的“狂热的民族主义”。而赵薇也轻描淡写地将这一切归结为自己的“无知”。这种事情要是放在曾经同样饱受日本摧残的韩国，情况将会是怎样？李成延的“慰安妇写真事件”作出了回答。这次事件激起的韩国人的怒火，足以让一切胆敢朝一个民族的伤口再加一把盐的有心无心、有知无知的“败类”胆寒。可能中国人永远也体会不到那是一种怎样的因耻辱而激起的对民族和国家的达至偏执的热爱。很快李成延便跪着谢罪，请求宽恕，在韩国其“星途”亦有可能彻底葬送。相关娱乐公司负责人当场削发下跪向国民谢罪。发表有同情言论的议员被迫辞职，成为永难洗掉的政治污点。
中国人真是太容易无原则地宽恕一个深深伤害过自己的人了。而在这种看似美德的“国民性”背后，可以看出冷漠、猥琐和对自己民族、国家的不负责任。当别的遭受日本侵略的国家一分不少地要日本偿付战争赔偿时，受害最深的中国却宣布放弃战争赔款。一次次地表示友好和示弱，“以德服人”的后果却是遭到一次次毫不客气的羞辱。正因为缺乏对民族和国家负责，才会出现从“何智丽”到“小山智丽”的蜕变。也正因为如此，当韩国人拒买日货，并在经济危机中自发地“献金爱国运动”时，中国女人正以嫁给日本人为荣，正以用上日货来作为自己高档次的身份的表征。在这些表象背后，是不同的精神生态所导致的对待历史、现在和未来的态度以及为此而作出的努力的分野。这种不同的精神生态使中国与韩国在短短的几十年中迅速区别开来，无论在经济发展、国民素质、政治文明、文化观念上，韩国都远远地将中国甩在了后面。
一个曾经是中国附属国的国家，一个在朝鲜战争中其青年被志愿军打得抱头鼠窜的国家，一个崇奉儒家文化并曾经对中国佩服得五体投地的民族，一个用汉字的民族，一个在几十年前还和中国一样贫穷落后的民族，在短短的几十年间，竟然奇迹般地跃升为中等发达国家行列，转而成为中国发展的榜样。面对这种奇迹，我们不由得想问：中国人比韩国人缺少了什么？
青年作家张宏杰力图对此作出回答。他的文化随笔集《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就是这种回答的一个重要的尝试。他似乎想纠正一下国人的思维偏见：在学习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与中国非常相似的韩国无疑是一个更为现实的榜样。无论如何，韩国的文化背景，以及经济起飞前国内的政治和文化生态，与中国没有多大的区别。西方国家的政治和经济体制可以移植，却不一定能得到文化环境的养料的滋养。在这种情况下，韩国的发展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发展的现实经验。张宏杰由此从“国民性”比较，中韩两国对待传统的不同态度，民族主义思潮在两国的不同表现和命运，韩国的反腐之路对中国的启示，中韩两国的教育比较，韩国怎么解决农村问题，以及中韩面对有争议的领土的不同态度进行了研究。这种分析框架虽然不够全面，但已足以把问题反映出来并对答案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
在张宏杰的笔下，优美的叙述背后是触目惊心的对比和强烈的忧患意识。正如作者自己所说：“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国人介绍韩国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
恰恰就是因为中韩两国在历史上多么的相似，以至韩国就像是一个复制过去的小型的中国；也恰恰是因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中国遇到的事情几乎已经被韩国所遭遇，所以它的发展经验为中国的学习借鉴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逻辑。这种视角所植根的文化土壤和社会环境的相似超过了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在儒家文化的覆盖圈内，韩国对儒家文化的信守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其古制近乎一种儒家文化的“原教旨主义”。但也恰恰是因为对这种未遭到多大的政治玷污和经济解构的传统的坚持，韩国人表现出了极高的道德水平。在中国，一个人如果倒在大街上，那么围观上来的大多数人只是看热闹的看客，而在韩国则只可能是施救者。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文革”的“破四旧”，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虽然仍然有“新儒家”在苦苦支撑，但传统文化可以说已经被破坏得差不多了。无信仰而逐实利的中国人自然也随着政治运动和经济运动起舞。这使得中国成为一盘散沙，就像是一个尔虞我诈的团体，人人各怀鬼胎。诚信和社会公德，以及对民族和国家的责任心缺失影响到了反腐、教育、“三农”等问题，并使中国的现代化历程雪上加霜。
韩国的成功模式是西方民主政体、经济制度与儒家传统文化的成功结合。这点给我们以深刻的启示。中国恰恰相反，儒家文化已支离破碎，而西方民主政体尚无踪影。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在极权政治的介入下，权力资本粉碎了经济民主的可能。因此，腐败除了人的道德素质外，制度承担了主要的责任，而民主政治的缺失正是中国的不幸。在这样的政治和文化双重缺失的背景中，对一个国家发展基础的忽视给中国的未来蒙上了浓重的阴影。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建立在具有现代教育背景的人群的“群集”上，而中国在“义务教育”口号下出现的“希望工程”和官员巨额的吃喝花销以及贪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教育产业化”中，对社会上层的结构的变相垄断更导致中国社会结构更深一层的断裂。而反观韩国解决农村问题的举措，我们确实应该羞愧。我们对特权思想的崇奉，对社会不公的容忍令人吃惊。当韩国的农村问题尚不构成一个大的问题时，它立即启动工业对农业的反哺，使城乡之间缩小到可以忍受的差距。而我们长期以来对农民的榨吸即使积累到孕育了严重的社会危机，仍然无法阻止它的惯性。
因此，如果要问我们比韩国缺少什么，那么我们缺少很多，并不仅仅是一种“精神”。我们比他们更缺少血性。我们没有他们敬业。在他们面前，我们简直没有社会公德。他们比我们更有民族自豪感和责任心。在张宏杰的笔下，从厕所也能看出问题：当我们的厕所正恶臭熏天时，他们已经让厕所干干净净，甚至香气扑鼻。从一个厕所固然不能说就反映一切，但它毕竟可以折射出许多东西。当我们看到这些、想到这些时，我们必须承认，宇宙已经巨变，许多曾经存在的东西都已经灰飞烟灭。当一个世纪前韩国人看到中国的厕所都要赞美一通而现在的中国人看到韩国厕所同样如法炮制时，时空和对象已经移位。这个时候，学习，既不自卑也不盲目崇拜是最为理性的。自负只是一种意淫，自卑则是一种自毁。当韩人都要“抢注”端午节时，我们怎么还能醉眼朦胧，不辨东西呢？我们只能搜寻一下我们拥有什么东西，打落了什么东西，而又该学习什么东西。而这本书也正如作者所说，其“借鉴”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