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508 福泉市贵州宏福总公司牛场生活区23号楼 石求阳）
一本惊心动魄的书
蓝领
为什么中国足球总踢不过韩国？为什么日本政府向韩国道歉而不向中国道歉？为什么韩国人不坐外国车而中国人热爱外国车？为什么小小的韩国能掀起“韩流”，淹没东亚特别是中国数亿家庭的电视频道？中韩两国的文化背景如此相近，为什么韩国的发展比中国要迅速得多合理得多？
随着中国人对韩国越来越熟悉，中国人对韩国人的问号也越来越多。《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这本书解答了这些问题。
作者张宏杰认为，韩国人和中国人秉性上确实有不同之处。由于历史和地理、气候原因，韩国人和中国人性格一刚一柔。文化的发达和烂熟，使中国人过于圆滑和精明。而朝鲜社会长期经济十分落后，朝鲜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质朴本性。
韩国人和中国人的另一个不同是一个急躁一个从容。韩国人最常用的口头语是“快点快点”，而中国人的慢性子也是闻名遐迩。作者认为，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同样在于地理因素。由于面积小人口少，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反应能够相当迅速。而中国的体积使它的动作不能不缓慢悠然。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任何一项措施，慎之又慎，否则很可能覆水难收。这就像一只大象，再怎么敏捷，看上去也是笨头笨脑。于是，中国政治家选择了偷懒的办法，什么事都一刀切，什么事都按旧例来。遇到矛盾最佳选择就是进行搁置，不予处理。所以，科学理性的管理最终在西欧小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大国萌芽发展起来，并且在韩国这样的小国被迅速应用。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的另一面。
如果仅仅得出这些结论，那么，这本书不过是重复了“民族性”、“劣根性”的老调。让我们意外的是，作者敏捷地从这些分析中跳出来，指出，民族性格的不同，并不是造成中韩两国社会发展差距的主要原因。相反，是近几十年中韩两国社会发展方式的不同，进一步造成了两国国民性格的不同。
作者认为，百多年来关于中国人“劣根性”的指责，其实是一种误解。并不是只有中国人酷爱随地吐痰，甚至到了1731年欧洲还在随地大小便。中世纪的欧洲《礼仪书》中说：“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飞过桌子。”至少到那个时候，我们比现在的欧洲白人要文明得多。关于本书一本惊心动魄的书（2）
在六十年代以前，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韩国人也是世界上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韩国人自己也承认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缺乏独立精神，懒惰，自私自利，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他号召韩国人改造国民性。而在几十年后，韩国人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通过观察韩国人国民性的变化，作者认为，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国民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这和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
所以，作者把“劣根性”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民性”改名为“前现代化社会性格”。作者说，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
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否则，无论用多么大的力量去进行思想改造，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倒置。
中国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因此存在许多缺陷。只有像韩国人那样奋然前行，用大力气去改变社会制度机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使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反思国民性的努力应该最终指向对制度对经历的反思。只有在中国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后，只有在一个成功、公平、每个人都能扬眉吐气的社会里，中国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刚强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个泱泱大国人民的感觉。
中国人崭新的命题：“向韩国人学习”
红领
去年在网上看到两个广为流传的帖子，名字叫《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些什么》和《中国人韩国人国民性比较研究》，后面跟帖汹涌，叫好声无数。作者在帖子里列举了中国人和韩国人的种种不同：韩国人性情刚烈，对日本人睚眦必报；中国人宽容大度，对日本以德报怨；韩国人凝聚力强，中国人很久以来被称作一盘散沙；韩国人热爱传统文化，中国人却当作四旧砸得粉碎；韩国人以教育先行推动社会发展，中国人以牺牲教育来追求经济发展……
这两个帖子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所以，看到《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这本书，发现作者就是我上面提到的那两个帖子的作者，我毫不犹豫地买了一本。读过之后，我的感觉好像又回到了二十多年前读龙应台《野火集》的那一刻。这本书从中国人与韩国人的不同点出发，对中韩两国的社会发展作了全面对比。这样振聋发聩，引人深思，让人惊心动魄，热血沸腾的书，在近年看似热闹的图书市场上，实在是太少了。
韩国之所以应该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迅速崛起，更因为它是在与中国完全相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崛起的。谁料到，几十年后，中国和韩国，分别成为东亚文化圈中现代化转型最快和最慢的两个代表。
对比中韩两国二战后的发展，我们吃惊地发现，几乎在所有的主要方面，韩国的发展都比中国更有效率，更合理。在困扰我们的诸多重大问题上，比如农村问题、教育问题、收入差距问题、民族凝聚力问题、如何对待文化传统问题以及领土争端问题上，韩国人都为我们作出了相当漂亮的榜样。
作者张宏杰对比了中韩两国在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上处理方法的不同，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韩国的经济发展比中国迅速，不仅在人均的量上，而且在质上，都优于中国。
韩国在社会发展中重视根本因素。韩国人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中国的社会发展到现在为止，从某种意义上说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发展，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在发展中不断破坏着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中国的发展是“摸石头过河”的，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并且积重难返。
韩国的社会发展充分利用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韩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信，对本民族传统非常尊重，献金运动、举办奥运使韩国人以国为家的精神闻名世界。而中国缺乏韩国如此强烈的民族凝聚力，文化虚无主义盛行，文化自卑心理严重，文化传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遭到严重破坏。
之所以呈现这些不同，除了两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同之外，自身的政策选择也大相径庭。韩国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把那些我们所曾有的，而后来又被我们所扭曲使用或者所摒弃的东西—儒教社会文化传统，集体主义观念，甚至群众运动方式—与日本和美国强行推销给他们的现代制度结合起来。
这些年来，韩国这个原来默默无闻的小国现在越来越引起中国人的关注。但是，中国人的关注更多地还停留在韩剧、韩流、韩国汽车、手机上面，停留在韩国经济发展方式上面，缺乏对这个民族精神和社会的深入探究。
作者说：“但是，虽然韩国人在社会发展上为我们作出了如此出色的榜样，冒着巨大风险为身边的文化母体作了一系列成功的试验，可是中国人却视而不见。我们热心于学习美国，学习日本，闭着眼睛摸石头过河，却不愿意多看身边的韩国几眼。”
《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什么》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命题：“向韩国人学习。”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拜过无数的老师。我们曾经向英国人学习，曾经“以日为师”，曾经“学习苏联老大哥”，也曾经向美国人学习，可是，学习的效果似乎都不怎么样。现在，似乎又轮到向自己以前的学生韩国学习了。这一次，我们的成绩会怎么样呢？相关书评内容提要
韩国与中国之间有太多的相同，从文化传统到风俗习惯。在经济起飞前，韩国社会与中国社会有着高度的同质性。
甲午战争后，特别是二战后，这两个文化双胞胎走上了不同的发展道路。韩国人选择了“权威资本主义”，中国则在计划经济之后又选择了改革开放。两国的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也存在巨大不同：
韩国的经济发展比中国迅速，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中国的十倍。韩国经济不仅在人均的量上，而且在质上，都优于中国。
韩国在社会发展中重视根本因素。韩国人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中国的社会发展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发展，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在发展中，不断破坏着国家发展的潜力和后劲。
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中国的发展是“摸石头过河”的，是拖延和积累问题的，因为政治纪律的松懈，造成了大量社会问题，并且积重难返。
韩国的社会发展充分利用了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韩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信，对本民族传统非常尊重，献金运动、举办奥运使韩国人以国为家的精神闻名世界。而中国缺乏韩国如此强烈的民族凝聚力，文化虚无主义盛行，文化自卑心理严重，文化传统在剧烈的社会动荡中遭到彻底破坏。
之所以呈现这些不同，除了两国发展的国际环境不同之外，自身的政策选择也大相径庭。韩国人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把那些我们所曾有的，而后来又被我们所扭曲使用或者所摒弃的东西：儒教社会文化传统、集体主义观念、甚至群众运动方式，与日本和美国强行推销给他们的现代制度结合起来。
虽然韩国人在社会发展上为我们做出了如此出色的榜样，可是中国人却视而不见。我们坚持摸石头过河，却不愿意多看几眼身边的韩国。这本书通过十余篇文化随笔和“软论文”，以感性与理性结合的富于热情的笔法，探讨了中韩两国在社会发展中的相同和不同，向国人介绍了韩国经验，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以期引起国人的反思。
这本书在开篇《中国人比韩国人少了些什么》这篇文化随笔中，从文化角度集中对比了中国人与韩国人精神上的差距，讨论了我们应该向韩国人学习些什么。在《中国人韩国人国民性比较研究》中以文化随笔的方式，讨论了究竟是否存在所谓的文化“劣根性”。结论是民族性格是社会制度和民族经历的产物，所谓“劣根性”，实际上是一种“前现代化社会性格”，并非中国人所独有。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而在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里，我们必须特别重视韩国，因为韩国是在与中国几乎完全一样土壤上取得的成功。在《韩国人如何对待传统文化》、《韩国人如何发展教育》、《韩国人如何反腐败》等文章中，着力对比了韩国与中国在对待传统文化、在发展教育、在解决农村问题等方面的异同，介绍了韩国在这些方面的成功经验和做法，以期对中国的发展有所借鉴。在附集中，收录了几篇有深度的关于韩国社会发展的学术著作，以及我关于东亚文化圈的另一篇文化随笔，以作为补充。
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代序）
不一样的日本
当西方人驾驶着蒸汽轮船出现在亚洲东部海岸时，使他们惊讶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传说中的强大帝国中国的反应迟钝，不堪一击。另一件是日本在危机面前表现出的明智和敏捷。
没有一个国家能象日本人那样迅速和成功地在西方的威胁面前做出反应。通过专心致志地学习西方，短短四十多年，它就从一个蕞尔小国摇身一变为世界性大国。而老大帝国中国却陷入失败的泥沼，现代化进程经历了重重挫折和艰辛，直到一百年后的1949年才摆脱了政治上的混乱状态，而经济上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
日本的成功和中国的失败形成了如此鲜明的对比，以至于向日本学习在不久以后就成了中国人的共识。1898年，康有为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1907年，出使日本的大臣达寿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形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孙中山在日本的横滨剪掉了辫子，起了日本名字，穿上了日本人裁制的西服，发誓要把中国变得和日本一样强大。至于留日学生蒋介石，更是把从日本得来的经验作为自己重要的精神财富，终生不改在日本养成的生活习惯。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1980年代，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连篇累牍，日本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
然而，百年学习的效果却差强人意。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最后成了一场闹剧。孙中山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反而在一九四五年以后，让中国再次陷入腐败和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度开始向西方学习，所走路线却与日本大相径庭，而是更接近美国。
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的擦肩而过，说明把日本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技术难关还没有攻破。
原因就在于中国和日本的水土条件并不相同。
一提起日本，中国人脑海里习惯出现的词句就是“一衣带水”、“同文同种”。每个中国人都知道，日本是中国的学生，从中国搬去了长安城、搬去了四书五经，搬去了三国志、茶道与和服。所以，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
其实大谬。
日本人从来就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民族。他们似乎与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有很大不同，而且这种不同并不是很容易表述。本尼·迪克特曾深有感触地说：“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地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李光耀则说得很直接：“日本不是一个普通正常的国家，它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
在西方人看来，日本象一个被复制的小型中国。事实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而更接近于西欧。中国实行的是官僚统治，天下都是皇帝一人的私产。而日本则实行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日本的长子继承制，世袭等级制，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制，武士制这些特征，与欧亚大陆另一端的封建时期的西欧惊人的相似，而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
学术性的解释不那么直观，那么举几个例子就一目了然了。
中国的皇帝握有全权，实行一言堂，一人说了算。而日本由高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日本的天皇则很可怜，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上连吃饭都靠别人。据说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拿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赖肖尔《日本人》）
中国独尊儒术，实行思想专制，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僵化教条。而日本的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都是理性主义者，知识分子们主要是参谋和幕僚，所以整个社会注重实际。鸦片战争后，魏源写了《海国图志》，介绍外国形势。中国知识分子和官僚对此书不加理睬，不久此书就在中国绝版，而日本人则视如珍宝，不断翻印。
中国历代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而日本统治阶层历来十分清廉，似乎根本不懂什么叫贪污。所以，日本人的现代化过程中从来没有遇到过腐败的困扰。
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以马尔萨斯人口论前就自觉进行人口控制了。据说，德川时代的日本农民常用杀死婴儿的方式来减少人口。中国人极端重视家庭，而日本人更重视效忠集体。所以近代化以后日本人很快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中国人一直被指责为一盘散沙。
中国几千年来不变的小农经济使得政治制度越来越僵化，官僚高高在上，商人地位低下。日本的商品经济程度很高，商人们甚至在经济上控制了诸侯，影响到决策。所以，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经济很容易实现了转型，而中国小农经济的影响到现在依然根深蒂固。
中国自古自认为是天朝上国，对周围国家不屑一顾。而日本自古以来对外界的风吹草动非常敏感，非常善于向别人学习。
……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现代化的坦途，与这个国家的上述特殊性密切相关。由于社会结构与现代化前的西欧相似，它在进行现代化转型的时候，遇到的阻力远比中国为小。日本经验只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对中国有效。中国象一个衰弱的老人，被压覆在沉重而僵硬的价值观念之下，套在僵化的专制政制之中，依靠着腐败、疲沓的官僚队伍，牵曳着小农经济的庞大人群，艰难跋涉在社会转型的痛苦过程中。
在中国身边，还跟着一个小同伴，她的身影看上去更加单薄和病弱。那就是朝鲜。
比中国更中国的朝鲜
很久以来，朝鲜就被中华帝国的文化光芒所深深吸引，以作为中国最忠诚的属邦为荣。它认为中国的一切都是完美的，一举一动都一丝不苟地向中国看齐，成了中国最教条的学生。韩鲜骄傲地自称“小中华”。朝鲜人长期看不起日本，原因就是日本天皇竟敢和中国皇帝一样自称为“皇”，并且对中国没有表现出足够的尊重。
朝鲜学习中国是如此彻底，以致于它和中国的唯一区别是它比中国更顽固地坚持从中国学来的一切教条。
朝鲜李朝开国太祖李成桂学习宋朝太祖赵匡胤，发动兵变篡夺了王位。为了一家一姓统治万代，他照搬中国皇帝的统治术，重文轻武，大力推行儒家思想专制。
李朝也通过科举选拔官僚。李朝的科举和明朝一样，完全为束缚读书人的思想而设，规定读书人只能读四书五经，不许发表自己的见解。这种考试与其说是选择官员，不如说是选拔专制制度的维护者。中举者擅长的只是四书五经中的道德教条，这些伦理教条对社会发展无益，对统治阶级却十分有用。李朝的官僚们和中国的情况一样，“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却垄断着政治权力、社会荣誉和物质财富。不劳而食既得利益使官僚们成为最保守的集团。”（尹保云：《儒教国家的现代化》）
李朝的朝廷和明朝一样，不断陷入权臣、太后、外戚、太监们盘根错节的政治斗争中，形成一个又一个既得利益集团。李朝的官场和明朝一样腐败。人们做官就是为了发财，当官前拼命跑官买官，当了官后拼命搜刮。官场腐败一直蔓延到监狱。
连朋党斗争都学得惟妙惟肖。官员们在朝廷上结党营私，争权夺利。象明朝的东林党和阉党的党争一样，朝鲜朝廷“东人”和“西人”，“老论”和“少论”之间的朋党斗争也是愈演愈烈。无论哪一派上台都要清洗另一派，动不动就是满门抄斩，斗得你死我活。明朝因为朋党斗争亡了国，朝鲜则因为朋党斗争，在16世纪日本入侵时也没有精力反抗。
明太祖朱元璋为了束缚人民，把老百姓编成里甲，规定了路引制度，也就是通行证制度。普通百姓只要走出出生地百里之外，就得持有官府开具的通行证，否则就以逃犯论处。在大明天下做百姓有近乎囚徒的意味。而李朝做得更彻底，干脆就把老百姓当成了囚徒，实行号牌制度，每个人身上都得挂着号牌，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衙役们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学习日本还是学习韩国？
李朝和明朝一样，以稳定为最高目标，用官僚系统把社会控制得死死的，生怕出一点点乱子。为了怕老百姓集会妨碍社会稳定，李朝甚至不允许在首都之外有永久性的市场。李朝初期，“湖南”地区曾出现了由逃荒农民自发成立的永久性市场，朝廷认为是不安定因素，很快予以取缔。
更值得一提的是朝鲜的思想专制。由于朝廷的大力提倡和朝鲜民族的严格专一性格，朝鲜读书人比中国的知识分子更加顽固不化地坚守程朱理学教条。他们类似于宗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者，不把中国的程朱理学作为一门学问，而是作为万古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对绝对真理。他们要求全朝鲜对程朱理学的贯彻必须一丝不苟，一点也不能走样。正如韩国学者黄秉泰所说，韩国儒学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理学甚至在中国也没有受到这样崇高的礼遇。所以，朝鲜古代的知识分子比中国明朝的那些用礼教吃人的儒生更加走极端，更加不近人性。在他们主导下的朝廷的朋党斗争就比中国更加血腥，更加缺乏妥协。朝鲜统治阶级不遗余力地去追求思想上的绝对统一和专制，对任何异端邪说都毫不留情。所以，朝鲜儒学将社会各个方面粘合焊接成一块铁板，对任何变迁的冲击，最基本的反应就是排斥。
总而言之，朝鲜在统治集团“一切为了稳定”，“千年万代享福”的政治目标下，方方面面学习中国，形成了比中国还要牢固和保守的专制社会。这种制度成功地达到了稳定的目标，使李朝维持了近五百年。然而这种体制存在着严重的缺点，那就是很难做制度上的变革。由于任何改革都要破坏旧的利益均衡，所以每走一步就充满血腥的权力斗争，即使面临外来威胁，国难当头时也是如此。
在西方的冲击来临之前，朝鲜社会存在着一切中国社会存在的弊端。唯一不同的是，它的弊端更加深重和顽固。阻碍中国社会前进的所有文化基因，都被朝鲜拷贝过去，并且发育得更清晰。所以，在中国现代化路上，韩国无疑是一面最好的镜子。观察韩国是如何破除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了解韩国如何把传统文化中的有益因素与现代化变革的要求结合起来，借鉴韩国在化蛹为蝶过程中的悲欢苦乐，吸取她的经验，知道她的教训，对中国无疑是有益的。
领先与落后：三百年间三篇游记
清乾隆四十五年六月，一支朝鲜使臣队伍从平壤出发，奔赴承德，代表国王去祝贺乾隆皇帝七十大寿。行走在队伍中的一个叫朴趾源的读书人使这次出使被历史记住。秀才朴趾源文笔优美，学识丰富。他对中国文化充满了兴趣。回国后，他把所见所闻写成了《热河日记》一书。这本书从一个朝鲜人的视角，观察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
《热河日记》的心态和现在出游欧美日本的某些中国游客的心态惊人地相似。那就是毫无保留地赞美他所遇到的一切。在朴趾源的眼里，当时的中国就如同现在的美国和日本，先进发达得无以复加。
刚刚跨出国门，朴趾源就对边境对面的中国城镇大为羡慕。“屋脊穹崇，门户整齐，街巷平直。两沿若引绳然，墙垣皆砖筑。乘车及载车纵横道中，摆列器皿皆画瓷，已见其制度绝无村野气。”
朴趾源突然心情大坏，竟想立刻转身回国。“忽然意沮，直欲自此径还，不觉腹背沸烘。”原来，他受不了先进的中国与落后的朝鲜的巨大反差。他怕自己再继续前行，会更为自己国家的落后而痛心。他知道，他所看到的不过是中国的一个边境小镇，“天下之东尽头”，再往前，让他惊讶的东西会更多。
路上遇到普通农家，也要赞美一番：“周视铺置，皆整饬端方，无一事苟且弥缝之法，无一物委顿杂乱之形，虽牛栏猪栅莫不疏直有度，柴堆粪 亦精丽如画。”
恐怕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会用“精丽如画”这个词来形容“柴堆粪 ”吧。
住在小镇上，他抓紧时间出门游览，结论是这个小镇“繁华富丽，虽到皇京想不更加，不意中国之若是其盛也。左右市廛连互辉耀，比雕窗绮户，画栋朱栏，碧榜金匾，所居物皆内地奇货”。
这个敏锐观察者的结论是中国处处完美，几乎每一点都比当时的朝鲜半岛优秀。在当代知识分子看来到处繁文缛节陈规陋习的清代在他看来却是“中国万事莫不简便而无一冗费”。他认为朝鲜必须迅速全面地学习中国，才能改变落后面貌。
而１１３年之后的１８９３年，中国已经陷入极度衰弱之中，在列强的凌辱之下毫无还手之力。然而此时比起朝鲜半岛，仍然领先很多。那一年秋天，中国的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他把所见所闻也写了一本日记，笔下所记几乎全是朝鲜的落后面貌。
一入朝鲜，当地知府就率卫队出来迎接。“其队伍仍古制，用火枪，尚逊中国鸟枪兵，衣较笨。府城墙高不过八尺，皆乱石堆砌，楼堞颓坏，内无街道，民居错杂，住低小草房，门前污秽。”
看了这段描写，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百年前朴趾源对中国城镇那样惊慕了。
不久，知府摆宴相请，“人一小桌，器用铜质，腥闻不能入咽。”
几天后，他到了富宁府。“城内荒陋至极，民苦可知。朝鲜民情太惰，种地只求敷食，不思蓄积，遇事尤泥古法，不敢变通，读书几成废物，平居好游，文理欠通，笔谈数十句，多半费解……。”
朝鲜之游给聂士成留下的印象是朝鲜的贫穷，朝鲜上层社会的拘泥古法，不思进取，不敢变通。那个时候，中国人的观念已有所变动，开始向西方学习，兴起洋务运动。而当时的朝鲜半岛还实行闭关锁国，对外界不闻不问。
几乎所有的观察者都和聂士成一样，认为这个国家毫无希望。在中日甲午战争开始后不久，英国驻朝总领事希利尔在一封信中写道：“我的观点，可以说同对这个国家有任何体验者的观点一样，设计任何计划留给朝鲜人去贯彻都是白费时间。腐败太泛滥，以至于没有丝毫改善的希望。”
甚至直到１９６１年，韩国看上去仍然是个“没有希望的国家”，处于世界上最贫穷和政治最腐败的国家之列。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而韩国比中国还要穷。美国人说，他们看到的韩国是个“无底的，无希望的深渊”。
韩国的觉醒和当初日本人的崛起一样令人震惊。谁能想到，这个沉睡了几千年的“隐士的国度”竟然蕴藏着如此惊人的潜力，从１９６２到１９８０年间，韩国的人均产值由８３美元增加到１５５３美元。这一长时期的高速增长，使韩国一跃跨入新兴工业国的行列，造船、汽车、电子、化纤等工业产品打入世界市场并显示出惊人的竞争力。１９８８年，韩国在迟发展国家中第一个举办奥运会，当时被普遍地认为是历来管理最好的一次奥运会。１９９１年，韩国国民总产值跃居“东亚四小龙”之首，人均ＧＮＰ超过６０００美元。尽管当时韩国的人均ＧＮＰ低于新加坡、香港和台湾，但它在产业结构多样化方面要远为成功，其工业化的程度也更深。在一些技术密集和资本密集的产业上，韩国已成为美国和日本的强劲的竞争对手。韩国被誉为“第二个日本”。
１９９５年，韩国人均ＧＮＰ达到了１００３７美元，韩国人提前实现了过万美元的目标。韩国经济实力达到了世界第１１位，他们急切地盼望进入世界前十，并且野心勃勃要在２０１０年之前成为“世界五强”（美、日、中、俄、韩），要成为亚洲乃至世界的中心。
现在，中国人到了韩国，正犹如２００多年前朴趾源到了中国，处处留下惊叹和赞美，并且和朴趾源一样，深为本国的落后而痛心。
朴趾源到了中国，惊讶于中国城镇的整齐富丽。而如今人们到了韩国，第一个深刻的印象就是韩国的干净。
“与北京明显不同的是，汉城的街头没有我们这里纷扬的灰尘和污染的气流。眼见之处，除了真正可称是纤尘不染的街道以外，就是大片大片碧绿的草坪。蓝蓝的天空如同刚刚水洗过了一般，洁净清爽；白云悠悠，似天马行空。”
朴趾源赞美中国的“粪溷”，说：“粪溷，至秽之物也，为其粪田也则惜之如金，道无遗灰，拾马屎者奉畚而尾随。积方正，或八角，或六楞，或为楼台之形，观乎粪壤而天下之制度斯立矣。”而当代中国人开始赞美韩国的厕所：
“汉城的公共设施很完备，最感慨的是公厕。不要说宾馆饭店的厕所，就是小到仅有几张餐桌的小店其厕所都十分干净。我从来没有见过收费的厕所，但所有的公厕都提供卫生纸设备和镜子，大单位的厕所还有供残疾人用的专位，设计得十分周到。相比之下我们许多公众场合的厕所简直令人感到可怕。人家那儿把厕所叫作化妆间，真是名符其实，我在那儿总能看到韩国妇女在镜前画目描眉。”（引自网文）
朴趾源赞美中国普通人的素质高，现在是中国人赞美韩国人：
“社会风气好得使你不好意思不给老人让座。遵守交通法规也形成了风气。没有随便穿马路的，大家都在斑马线前等小绿人灯亮起来才走。”
聂士成叹惜古代朝鲜人的懒惰，而现在人则赞美韩国人的勤奋：“据说，从街头行人的步速可以看出一个地方人的勤奋和对时间的珍惜程度。在亚洲，东京街头的步速比欧美人快得多，但香港人匆匆忙忙的身影又把日本比下去了。但据观察，韩国人的步速比香港人还要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感叹：现在的韩国人跟日本人以前一样，努力工作。”
如此排列，让人有天晕地转，时光错位之感。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几十年间，韩国与中国间的领先与落后地位完成了戏剧性的转换，使人们不得不被诱惑于一个巨大的疑问：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这就是促使我研究韩国并写作这一系列与韩国有关的文章的最初动力。
被冷落的韩国经验
读了一系列有关韩国崛起过程的著作之后，我突然产生了这样一个感觉：韩国的成功，向我们展示了儒教社会在现代化浪潮冲击下的另一种可能。
韩国的成功可以归因于两大因素：一是较为彻底地接受了现代制度，二是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民族的精神传统。在韩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许多似曾相识的东西：计划经济手段，群众运动方式，号召“以国为家”的献身精神……除此以外，并没有什么秘密。鉴于变革前韩国社会与中国社会的同质性，我们不难想到，韩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样能做到。
自１９７８年的２５年来，中国也进行了巨大的社会变革，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也积累了诸多的问题。相比之下，韩国的社会变革虽然也出现一些问题，但较之中国变革显得更迅速，更顺利，也更成功一些。
具体说到中国变革与韩国发展的差异，有以下几点：
一是韩国的发展是从根本入手，目光远大，政策坚定。韩国对教育极其重视，对科技极其重视，对环境极其重视。而我们的一些地区在这些关键领域采取的措施与韩国相比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比如吃土地和重工业积累的老本，以牺牲教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一边发展，一边不断破坏着自身的发展潜力和后劲。
仅以教育为例。韩国把提高人的素质作为发展的基础，立国之初就提出“教育先行”，勒着肚皮抓教育，教育一直超前发展。长期以来，在发展中国家中，韩国政府的教育投入比例一直是最高的国家之一。而众所周知，我国人均教育投入在世界上长期居落后水平。甚至在发展中国家里，我国的政府教育投资比例也是最少的几个国家之一。
中国和韩国发展现代教育的起点相同。１９４５年，韩国的文盲率为７８％，与中国不相上下。而在５１年后的１９９６年，韩国人口中的大学生比例达３７％，超过了美国和澳大利亚，上升为世界第一，一跃成为世界上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这一数字不到５％，居世界排名下游，依然是世界上教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韩国较高的国民素质在其经济发展中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造就了“汉江奇迹”，并使韩国成为摆脱亚洲金融危机最快的国家。韩国在知识经济领域取得了越来越大的优势，韩国人均专利数在世界上仅次于日本，而我国越来越多的低学历人口给就业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韩国已经普及了高中教育，而２００１年，我国初中毕业生升学率仅为５２％，就是说，有一半左右的初中生将直接参与就业竞争或者在家待业。年复一年的低素质人口积累，将给现在发展很快的中国经济戴上越来越重的枷锁。
造成这种差别的根本原因在于我们一些地区在社会发展中存在一定的急功近利思想。投资于工程建设收效立竿见影，而投资于教育则须多年之后才见成效。
二是韩国政府在社会发展中有明确的规划和强有力的手段，对出现的社会问题，如贫富差距，农村问题，及时采取雷厉风行的措施，扭转了发展的偏差。而我国在处理发展中遇到的一些严重问题时，则应对更为从容，手段相对韩国更为稳健，更为温和，但有时也容易造成一些问题的逐渐积累，甚至积重难返。比如三农问题，治理腐败和金融改革。
以农村问题为例。到２００２年中国城乡收入差距首次突破３∶１，升高至３．１∶１，远高于多数国家的１．５∶１的比例。农村基础设施严重落后，农民在教育、医疗和其他公共物品占有上，受到严重不公平的待遇。这种严重状况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是长期积累的结果。我国政府目前正致力于解决三农问题，相信不久的将来就会摸索到有效的解决方案。
韩国也曾遇到农村问题。朴正熙上台后，工业发展一直大大快于农业。１９６２年，韩国农民平均收入是城市居民的７１％，到１９７０年，降到了城市居民的６１％。当时，韩国农村也面临着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居住条件恶劣问题。当然，与中国目前状况相比，韩国当时的农村问题不过是小巫见大巫。
由于受“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儒家思想影响，韩国社会对社会不公正现象非常敏感。朴正熙采取了韩国特色的搞“新村运动”的方式，下大力气来解决农村问题。一言以蔽之，“新村运动”就是政府把从工业上挣到的钱，投到农村去，切下一部分城市居民的收入，分配给农民。从１９７２年到１９７８年，政府开支中农业所占的比例由４％上升到３８％。
国家投资有力地支持了农村的发展，１９６５～１９６９年间，城市居民平均收入增长为１４．６％，而农户则为３．５％；而在１９７０～１９７６年间，这种情况颠倒过来了，城市居民平均年收入增长为４．６％，而农户为９．５％。韩国的城乡差距被大大缩小了。
韩国在治理腐败、调整经济结构、治理金融危机等方面同样表现了韩国人果断刚毅的特点。
三是由于强大的儒家传统，韩国社会发展中极其强调社会伦理价值，强调社会风气的纯洁，强调爱国主义，强调人的精神面貌。而我国的社会发展中则一定程度地出现了道德失范。
韩国社会保留了大量的旧传统。韩国是除中国外惟一现在还有人按古礼祭祀孔子的国家，长幼尊卑秩序在韩国社会中表现得很明显。“仁义忠孝”这些传统道德信条仍然被韩国人所信守。韩国人认为人的素质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知识水平，一个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的社会风气、社会成员的道德水平远高于中国。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成为韩国人最突出的民族特点。一个广为人知的例子是东南亚金融危机时韩国人的献金运动。一个民间团体号召韩国人把家里的黄金出售给国家，以帮助国家度过金融危机。在韩币大幅度贬值的情况下，卖掉黄金当然要承担绝大的风险，况且国家规定得一个月后才能取款。然而，有人登高一呼，韩国的银行里就天天排满了来出售黄金的人们。这里面有刚刚结婚的夫妇，也有失业的工人，有政府公务员，也有寺庙里的和尚。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来到住宅银行，把坎肩上的金钮扣拆下来，交给营业员，以表自己的微薄心愿。一个两岁的小孩子被大人抱来，向国家捐献自己的金项圈，这本是长辈送给他的生日礼物。
而当下的中国则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道德意识缺失。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些口号和做法已经过时了，而孔孟之道，“温良恭俭让”经过一百多年来历次政治运动的有力摧毁，也只剩下了碎砖片瓦。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物质主义”，“金钱崇拜”。
在繁华的大街上，一个突然发病者倒在路中央呻吟，无数的过往者连看都不看一眼，没有人伸出援手。在公共场所，小偷当着旁观者的面，肆无忌惮地拉开前面行走者的包。一个轻生者站在楼顶，众多兴高采烈的观众在下面喊：跳啊！快点跳啊！一个罪犯可以仗着酒兴，在路边公然强奸少女，听任身边人来人往……这样令人发指的新闻出现在报章之上，已经让人十分震惊，见怪不怪。家庭成员间缺乏彼此的关心照顾，也缺乏对家庭的忠诚。这样的国家能真正兴旺发达吗？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向国人介绍韩国经验，并在一定程度上以韩国之长攻中国之短。在一定程度上，这本书是拿韩国的九个指头来和中国的一个指头比较。所以，这本书缺乏对中国另外九个指头的展示和肯定。并且，这种比较注定是有失全面和一定程度上有所偏颇的。然而，我的目的在于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一点，要请许多人宽容和谅解。另外，由于作者学术基础、研究范围和写作时间的限制，这本书注定是一个过渡性、阶段性的急就章，而不是一本学术著作。这里面有许多现炒现卖，有许多被我倒卖的二手货，如果您想读到有关韩国社会发展经验的真知灼见，还要去寻找那些有深度的学术著作。我的这本小书旨在引起您的兴趣。在发挥了它的作用后您可以将它信手扔掉，但这就已经达到我的目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