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案很简单，那就是千方百计扼杀民众的活力，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社会稳定。为此，就要防止人们独立思考，阻止人们自发组织，消灭任何能对皇权构成威胁的势力。
不论统治者在整个社会中所占的人口比多么微小，然而只要他掌握了绝对权力，社会就会不可避免地向着他所希望的指向发展。不管这个方向是多么荒谬，对绝大多数人们来说是多么的不合理。于是，一千三百年间，中国社会始终坚定不移地走向越来越严密的专制和越来越死寂的僵化。
继秦始皇创立了大一统制度以后，汉武帝又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推行思想专制。唐太宗通过科举制度，把全社会的智力资源集中到功名利禄这一个指向，有效地防止了智力活动的多极多向发展。元朝皇帝们强化里甲和连坐制度，不许汉人使用兵器，甚至不许用菜刀。朱元璋则取消了丞相制，凭借小农本能，把中国社会蜕变成了一个大村子，他自己充当事事都要管的村长。全国老百姓穿什么样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房后种什么树，院子里养几只鸡都得由他一人规定。清代干脆连内阁也取消，彻底把天下变成一个人的天下。为了不让人们乱说乱动，清代最伟大的三代帝王康熙、雍正、乾隆更是把文字狱推向极峰。一个道士提出人是用大脑思考而不是用心思考，被康熙认为是“危险人物”处决。精神病患者发病时自称皇帝，被乾隆凌迟处死。文字狱的盛行甚至使朝廷的大臣们之间都不敢相互通信，不敢写日记，生怕被人抓住把柄。
皇帝们的智力接力，使得中国的专制制度达到了近乎完美的地步，中国社会终于融成了铁板一块。这个社会的本质特性就是超稳定，对任何改革的愿望都给以毫不留情的打击。由于不惜代价以换取稳定，千余年下来积累了无数的弊病，然而想要改变一点，却几乎不可能。数亿人的智力被牢牢禁锢，活力被有效扼杀，每一个社会成员，都如同带着沉重镣铐的囚徒，就像清朝末年的外国观察家所说的那样，极端麻木然而又极端富于忍耐力。
中国历史越往后翻捡，人文气息就越淡，高贵、仁慈、宽容、尊重这些美好的字眼越来越稀少，代之而起的是越来越重的猜疑、自私、残忍和卑鄙。朱元璋的儿子朱棣夺得皇位后，把敌人的女儿们送到妓院去当妓女。有一天，太监禀报他说，这些妓女们平均每天被二十条汉子轮奸。年小的都怀身，节除（夕）夜生了个小龟子，又有个三岁的女儿。朱棣闻听，哈哈大笑，说道：
依由他，小的长到大，便是摇钱的树儿。
明朝后期，太监魏忠贤在朝廷畸形的权力变迁中居然成了主宰大明命运的人。这个赌博喝酒之外一无所能的文盲加地痞把大明天下搅得天昏地暗，然而却有无数翰林进士公卿大臣拜倒在他门下，做他的干儿子。
上述分析当然是粗线条，感性化，不成熟不周密不严谨不全面的。然而，有一点是不证自明的：正如任何一种生物性状背后都有基因的决定一样，中国国民性的所有负面表现都可以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找到原因。
曾经有无数热血沸腾的仁人志士，看到了这个社会的重重弊端，挺身而出进行改革。然而从王安石变法，张居正改革到康有为维新，几乎所有改革家的下场都是身败名裂。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这些改革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前进。
在暴力和专制面前，先人们进行过壮烈的抗争。中国历史上有过无数次轰轰烈烈的大起义，掀翻过一个又一个专制王朝。然而，不论反抗多么顽强多么壮烈，最终还是没有逃脱被征服的命运。无数次的揭竿而起，以血流成河人口减半的代价，并没有换来人民权利的伸张，反而使专制制度越来越严密。
所以，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西方观察家们看到了这样的景象：“这种忍耐力导致了在中国所看见的最悲惨的景象：富人的食物多得吃不完，很容易夺取，然而近处却有成千的人默默地饿死了。对这种古怪现象，中国人已经习以为常。”外国人奇怪的是，灾荒年月那些饥饿绝望的难民，“却不团结起来，向地方官员要求一些救助”。外国人反复地询问这些灾民，得到的回答是：“不敢。”
在中国历史的官场上有一条著名的“淘汰清官定律”，清官在官场里注定混不下去，贪官却能如鱼得水。 所以一些人不认真，差不多就行。中国人讲究中庸，圆通。只有没有棱角的人才能在许多场合如鱼得水吃得开。
一些中国人缺乏坚定信仰，是因为从一定程度上说整个中国几千年来就是个劣性竞争的大舞台，越是心狠手辣背信弃义表里不一如刘邦朱元璋慈禧太后者越有可能取得成功，当然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演员素质，能装得仁义无比；而越是天真仁慈的人越遭到惨败，比如那个好面子的项羽和圣贤之书读得很好的建文皇帝朱允炆。由于帝王们的无耻表演和破坏性使用，仁义道德三纲五常的效用实际上很早就部分破产了。我们在历史上经历了太多的欺骗，所以我们不太容易信任何东西，并且也不相互相信。皇帝总怀疑功臣们要夺取皇位，所以必须杀了他们才能放心。连最仁慈的皇帝李世民在玄武门杀了自己的兄弟之后，还毫不手软地把他们的儿子们也都杀光。
所以我们缺乏合作能力。朋友合伙做生意，最后会因为钱而成为仇人，因为谁都怀疑对方多吃多占；在封建大家庭中，充满了勾心斗角小肚鸡肠。所以有了那句著名的流行语：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
正如鲁迅所说，中国历史上只有两种时代，一种是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另一种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过去的中国人从来没有过当家做主的感觉，这个国家只是别人的私产。他不过是别人的奴隶，所以没有必要替别人去珍惜什么东西。人们只会爱惜自己院墙之内的东西，对院墙之外的东西，同样的人们却有着旺盛的破坏欲。路灯虽然并不碍自己的事，但是一定要打坏；漂亮的广场，可以毫不心疼地弄脏；虽然一家只得到了一块砖，但雷峰塔也一定要倒掉。
徒劳的“改造国民性”
在来到中国前，西方人的头脑里装满了关于中国的美好想象。伏尔泰说，中国人“被认为全世界最聪明最礼貌的一个民族”，“应该置中国于所有民族之上”。凭借流传到欧洲的中国书籍，他们想象中的中国物质丰富，文化发达，由贤明的皇帝进行着有效的治理，人们彬彬有礼，道德高尚。
然而，随着鸦片战争的舰船来到中国的西方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们看到的中国城市肮脏污秽，看到普通的中国人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文明和有教养。那些殖民者立刻趾高气扬起来，在书中任意丑化中国人，说他们如同带着镣铐的犯人，“脑力衰弱”，“缺乏创造力”，“利己心强”，“因循守旧”，“理智混乱”，“没有时间观念”，“含糊对付”，“没有同情心”，“爱撒谎”，“不守信用”，“表里不一”……
对中国人性格进行过深入研究的传教士明恩溥在和中国人接触３０年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国多方面的需要，归根结底就是一个迫切的需要——人格与良心。”
随着中国国门的逐渐打开，越来越多先知先觉的中国人意识到了国民性的问题。他们反观自我，感觉到的痛楚失望比外国人要痛切得多，所以分析和批判也较外国人激烈锋利得多。从严复，梁启超，孙中山到鲁迅，胡适再到柏杨，龙应台，人们连篇累牍地列举分析，一代一代地痛心疾首。他们不约而同地擎起“改造国民性”的大旗，在先改造制度和先改造人的选择面前，大部分人认同了后者。国人公认的旗手鲁迅在１９２５年说了这样著名的话：“此后最要紧的是改造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
在那一代人眼里，中国人国民性中的劣根性是一切问题的罪魁祸首。只有中国人全体都脱胎换骨，重新做人，中国才有可能推行现代化的各种制度，中国才能复兴和强大。否则，不论什么好东西，一到中国，立刻就变了样。
那么怎么样才能脱胎换骨呢？传教士明恩溥提出的对策是引进基督教，帮助中国人建立真诚品质和利他精神，建立起坚定的信仰。梁启超这样的老派改革家则提出“新民说”，靠每个人的意志力来涤荡自己头脑中积累的千年污垢。鲁迅、陈独秀等激进主义者则提出全盘扫荡传统文化，“不读中国书”，以破坏国民性赖以产生的文化基础。
包括早期的毛泽东，他也是改造国民性运动中的一位伟大的斗士。早在青年时期，毛泽东就认定只有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救中国。他说：
国人积弊太深，思想太旧，道德太坏。吾国思想与道
德，可以伪而不真、虚而不实之两言概括之。五千年流传
到今，种根期深，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
然而，将近百年的轰轰烈烈的改造国民性运动，取得的成效却似乎并不令人欣慰。梁启超临死时看到的中国，比他出生时更令人失望。鲁迅则是带着对改造国民性的灰心绝望去世。而现代史上对国民性的改造，似乎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反右”，文化大革命，似乎进一步摧毁了人们互信的能力，空前发展了相互猜忌，相互提防，使人们对理想、崇高、纯洁这些字眼敬而远之。中国人的道德素质在“文革”中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次滑坡。
改革开放后现代化路途上中国遇到的核心性问题，越来越多地表现出和民族性的相关：国民素质，官员素质，信仰危机，道德危机，诚信危机，贪渎习惯，公德缺乏，内耗争斗……
虽然经济增长速度骄人，虽然中国日新月异，虽然中国的部分地区已经进入“现代化”，但有些报道不能不让人忧心忡忡：
据２００２年８月３１日《齐鲁晚报》消息，某县一包工头李某开着小货车将一老者撞成重伤。李某下车把老人扔进沟中，任其死去，而车上１０名民工对此竟无动于衷。《生活日报》报道，９月２日，湖南浏阳一１６岁少年在网吧被５少年乱刀砍死，在整个砍杀过程中，旁观的数十人如同在看暴力片一样投入，居然没有一个人打电话报警！
沈阳市慕马大案案发后，沈阳人并不恨这些贪官，他们认为拿钱办事的贪官比不办事的还是要好一些。“他们虽然犯了罪，却也为沈阳人民干了些事情。”甚至有人认为他们还不算特别贪，在官员里尚属比较清廉，只是不幸撞上了“枪口”。
当这样的消息经常进入你的视线时，你当然会不自觉地联想到鲁迅当年谈到的“看客心理”。现在的看客们，居然比鲁迅当年批评的要更加冷漠。如果客观地评价当下中国人的整体道德素质，我们不知道假如鲁迅先生在世会做出怎样的评价，会不会再次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所以，才有了报纸杂志上痛到绝望的批评，才有了前面所引的外国人对中国人的种种负面看法。
积累了一百年的失望，形成了这样一个错误结论：中国人的劣根性是天下最顽固的事物。每个中国人一生下来，身上已经携带了“过滤性病毒”，并且终生无法治愈。
一样又不一样的韩国人
在青海的龙羊峡我第一次见到了上游黄河。流了一千多里的黄河仍然清澈见底，这让我惊讶不已。原来，黄河也有过少年一样的清纯。只不过越到下游，遭遇的土地越贫瘠，汇入的支流越多，终于混浊不堪，成了举世闻名的浊流。中华民族也如它的象征物黄河一样，漫长的历史使它憔悴，许多东西不再纯洁。
我曾经有过这样的遐想：是韩国人截取了一脉黄河上游之水，注入了汉江。由于水短流急，地处偏僻，使汉江大部分水流保持着清澈碧绿，直到临入海才有一点轻微污染……和韩国人有段接触之后，你会觉得，韩国人身上有着中国春秋时代人物的气质，他们单纯，直爽，刚强，轻生重义，他们的本性没有受太多污染。
朝鲜半岛历史的源头与中国密切难分。
据《史记》记载，殷纣王昏庸无道，他的叔父箕子一气之下，远走朝鲜，建立国家。
在《汉书》中也这样写道：秦汉更迭时期，数万名燕人避战乱进入朝鲜。其中一个叫卫满的燕人头目赶走了箕子的后代，建立了卫氏朝鲜。
汉朝征服朝鲜，把朝鲜变成了汉朝的四个郡。
汉朝灭亡，三国争雄，朝鲜渐渐脱离中国，获得独立。不过，朝鲜与历代中国中央王朝保持着极为密切的宗藩关系，在文化上受到中国的强烈影响。唐朝时期，许多朝鲜读书人千里迢迢到中国来参加科举考试，考中了就在中国当官。宋元时期，朱熹理学在中国流行，朝鲜也把朱子学说作为本国人的道德准绳。明朝中国出现了大儒王阳明，朝鲜读书人也开始研究阳明学。
同质的社会，相近的文化，两国的民族性当然会有太多的共同点。朝鲜国王很好地学习了中国皇帝的统治术，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他们的专制统治比中国还要严密。朱元璋要求老百姓无故不许外出，要出门百里就要开通行证。而朝鲜干脆给所有老百姓都挂上胸牌，上边写上自己的姓名、年龄、出身和住址，官府衙役可以随时翻看行人的号牌。朝鲜一样实行科举制，一样表彰“节妇”，“烈女”，官员一样贪污腐化，读书人一样保守顽固……
尹保云在《韩国的现代化道路》中这样描述古代朝鲜社会：
“封建主义的束缚下，广大人民一直处在极端落后愚昧的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散漫的、 口水平的农业社会生活。同旧中国的广大人口一样，他们习惯于儒教的传统的统治方式，重人情，讲关系，不重法律，不讲原则。老百姓习惯给官送礼，请官吃喝，搞好关系，遇到问题多方谋求通融。官员们习惯于吃喝和受贿，在酒席桌上变卖国家的原则。只要谁在官府找到靠山，日子就好过得多，税收也可以减免。即使触动了刑律也可以买通官府而得到宽大处理。”
仅仅读这一段描写，你能分出它是中国还是韩国吗？
然而在如此多的相同之下，却隐藏着一些微妙的不同。
韩国人和中国人最大的不同就是一刚一柔。
中国国土广袤，气候变化很大，东西南北的民性本也有万种差别。千百年来，由于不断迁移融合，逐渐形成了宽容和平，随遇而安的统一性格。
朝鲜半岛面积狭小，只相当于中国一省，地理环境比中国还要封闭，几千年来逐渐形成了单一民族。由于地理接壤，朝鲜人的性格气质与中国东北人相近，都是粗朴豪爽，刚强不屈，并且由于半岛和山区的封闭性，朝鲜人形成了特有的固执坚定。
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很多变故，有过很多次的逆来顺受。所以，中国人经验丰富，深通妥协的智慧，善于随机应变，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
朝鲜半岛自古与外界交往不多，历史简单得一张纸就可以写尽，所以民族性格中保留了许多单纯朴直的上古遗风，血液里还保存着若干远古时代挣扎求生的骠悍野性。
从汉末到清末的两千年间，朝鲜半岛屡遭外族入侵，但却从来没有接受过异族的直接统治。他们在危险和挑战面前总是毫不犹豫地选择直接抗争，并且总是从自己的倔强刚强中得到回报。公元６１２年，好大喜功的隋炀帝率领“水陆两部共一百一十三万三千八百人”浩浩荡荡远征朝鲜。这个数字几乎和当时的朝鲜全国人口差不多了。当时，隋朝正值全盛，四夷宾服，两汉时的版图几乎全部恢复。针对这个小小还没有屈服的朝鲜，以如此巨大的兵力来征讨此弹丸之地，每个隋朝人都认为易如反掌。如果按照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朝鲜人的最佳选择当然是俯首称臣。然而朝鲜人却不懂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他们选择了“以卵击石”，并且居然凭借难以置信的顽强，硬是依托坚城大河挡住了隋军，使隋军损失惨重，大败而回。
隋炀帝恼羞成怒，他倾全国之力，再三再四挥兵东指，然而，还是不能深入朝鲜一步。隋朝因为远征朝鲜而大耗国力，不能不成为其后来迅速灭亡的原因之一。
时隔２０年，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皇帝唐太宗又率兵来到平壤城下。他不相信朝鲜人像传说中的那样顽强，他认为隋朝的失败是因为隋炀帝的无能。这个１８岁起兵所向无敌的皇帝希望自己能够力挽狂澜。然而，同样是三次远征，同样是三次惨败。
朝鲜人就像一把没有弯折过的钢刀，一次次的反抗像一次次淬火，结果是使这把刀越来越锋利。面对外族，他们没有中国人这样深刻的屈辱记忆和心理伤害。所以他们不懂什么叫“屈服”，“隐忍”，“大度”，“圆融”。他们只知道“以血还血”，“以牙还牙”。虽然经过了千年死气沉沉的封建统治，他们的血性并没有消磨，他们的骨头一如既往的坚硬。当他们在２０世纪醒过来之后，这种刚健立刻化为经济建设中的奋斗精神，化为体育场上的拼搏意识，化为国际交往中的强硬不屈。
韩国人和中国人另一个本质上的区别是一个认真一个不认真。
几千年来，中国的经济文化一直领先于朝鲜。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文化普及，经济发达，社会流动性大，人际之间的竞争也就非常激烈，中国人在这种磨练中变得越来越精明。而朝鲜社会长期经济十分落后，文化也不普及，普通百姓长期处于闭目塞听状态，所以社会成员受中国文化的负面影响也较小。正像中国边远地区的人们通常都比较淳朴自然一样，朝鲜人身上也保留了更多的自然本性。
中国人的信仰可虚可实，可进可退，如同太极一样空灵玄奥。积极进取时，信奉的是入世的儒学；遇到挫折时，又可以退隐到佛道两家。在号召和呼吁时，是堂皇正大的礼义纲常，然而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又常常迂回前进，紧贴利益。在中国，能够通达权变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人物。历代伟大的君主或者杰出的大臣都是深通阴阳两道的人物，他们一手紧握道义，一手紧握利益，两手都抓，两手都硬，进退自如，功成名就。
而朝鲜人则远比中国人心实。他们不懂什么叫融合、迁就，既然接受了儒学就要彻底放弃佛教。因此，在儒学传入朝鲜后，儒教与佛教之间发生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激烈斗争，把佛教彻底赶出了意识形态领域。韩国学者黄秉泰称韩国的儒学类同于“原教旨主义者”，坚持学说的绝对纯洁，毫不走样。黄秉泰说：“由于继承了朱熹理学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文化体系，韩国儒学一直忠实地搬用它，并严格地奉行它。”“它的目的不是满足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的文化需要，而是要求韩国社会制度和人民必须遵循的永恒而又普遍的道德、政治准则。”“韩国的理学虽然来自中国，但它却比中国的理学更为周密，更为正统。”
在中国，真正严格信奉儒学的只有读书时的知识分子和道学家。读书人一旦走入社会，就学会了“变通”，不再做书呆子；而道学家则历来是被人嘲笑的对象。至于普通百姓，则从来没有理会过那些天理人欲的大道理，他们更多是遵照习俗活着。
朝鲜历史上没有对传统道德进行破坏性过度使用。朝鲜每一代王朝都延续很长时间，“忠孝”这种价值理念从未受到过嘲笑。朝鲜社会经济文化不发达，所以也没有形成中国那样发达的潜规则和中国老百姓那些弯弯绕的奇怪智慧。古代朝鲜的读书人普遍都“认死理”，“读死书”。他们紧抱朱子学说的教条不放，并且贯彻到日常生活中，一举一动都到书上查根据。在他们的带动下，程朱理学在朝鲜被世俗化了，成了普通百姓的生活准则。现代儒学家杜维明教授指出：“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
韩国人和中国人的第三点不同是一个急躁一个从容。
韩国人的褊急性格是举世闻名的。到了韩国，你会发现韩国人最常用的口头语是“快点快点”。韩国人什么都快，走路快，开车快，经济发展快，当然盖好的大楼有时候倒得也快。韩国人的最大缺点是没有耐性，考虑问题容易偏激片面。
而中国人的慢性子也是闻名遐迩。在中国，政府官员的首要素质就是“成熟稳重”，什么事都要“研究研究”。中国人看问题最讲究全面辩证，四平八稳。麦喜温说：“中国人的另一个长处是悠然的态度。中国人来访时，无论让他怎么等，他都不会生气。神经麻木、悠然和韧性的结果使中国人总能达到目的。中国人认为发火是白耗体力。”
形成这种反差的原因同样在于地理和历史。由于面积小人口少，朝鲜作为一个国家，反应能够相当迅速。一片云彩过来，全朝鲜都要下雨；国王的命令，第二天就能得到回应。由于历史简单，文化较浅，对挫折的记忆不深，朝鲜人也很少有中国人那样的患得患失心理。
而中国的体积使它的动作不能不缓慢悠然。这就像一只大象，再怎么敏捷，看上去也是笨头笨脑。在资讯时代以前，一个消息从中国一端传到另一端，往往需要数个月甚至半年的时间。皇帝的命令，即使是十万火急，用六百里快马日夜兼程地传递，等到了目的地，也可能成了明日黄花。中国太大，情况太复杂，任何一项措施，慎之又慎，否则很可能覆水难收。庄子在几千年前就对此有明确的见解，他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一个体积庞大的国家经不起折腾，否则就会像煎小鱼一样，翻腾几下，这条小鱼就碎了。
由于这种庞大，使得历代中国政治家的大脑不堪重负。于是，他们选择了偷懒的办法，什么事都一刀切，什么事都按旧例来。遇到矛盾最佳选择就是进行搁置，不予处理。于是问题越来越多，制度越来越畸形。黄仁宇老先生一再痛切中国没能实行“数目字上的管理”，其实就是由于手工时代，“数目字上的管理”根本无法应付中国的巨大和复杂。所以，科学理性的管理最终在西欧小国而不是中国这样的大国发芽发展起来，并且在韩国这样的小国被迅速应用，而中国至今仍然不得不借助一刀切的老法宝。由此也可以得出结论，中国的停滞，中国人的工具理性缺失，中国人缺乏时间观念和忽视精确，都与中国的体积密切相关。从这个角度，我们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丰功伟绩的另一面。
老人和少年
中国人习惯喝茶，越烫越好。一壶在手，可以消磨一个下午。韩国人没有喝茶的习惯，他们喜欢喝凉水，即使是大冬天，也是一扬脖子，咕咚咕咚灌下去。
中国曾经大富大贵过，也曾经几度败落；中国有过长时期的天下太平，也有过记不清的暴政，混乱，灾难。在漫长的历史中，所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中国都发生了。中国人实在是世界上最见多识广的民族，所以他们也积累了最丰富的生存智慧。一个人太老了，就会褪尽火气，磨光锐气，一切都不相信，一切都别太认真，一切都慢慢来，一切都四平八稳，全面辩证，水来土掩，兵来将挡。
而韩国人则如同一个未经多少世事的少年人，还没有被世事磨去棱角，还没有失去信的能力。他血气方刚，身手敏捷。
当危机到来的时候，老人和少年的反应当然不同。
西方炮舰的重击惊醒了睡梦中的中国。屡遭重创之后的中国慢慢清醒，开始了自强过程。由于头脑长久不用，关节锈得太死，长年积习太深，所以自强的过程异常艰难痛苦。在亡国夭种，瓜分豆剖的迫人形势面前，中国的举动显得过于迟钝，软弱无力并且犹豫不决，时时刻刻摆不脱过去的经验束缚，动不动就习惯性地想走老路。在一再的打击下，他彻底丧失了自信，从原来的极刚愎顽固一变而为极懦弱自卑。
环顾整个世界历史，没有哪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比老大中国更曲折，更艰难，更痛苦。一百多年来，我们一直认定文化是罪魁祸首，一再为选择什么样的新文化而不断争吵，长期陷入“主义”之争的泥塘而不能自拔。老祖宗流传下来的儒教文化和优良传统，被我们当成“封建”扔得差不多了；然而几千年形成的顽固积习，直到现在仍然沉重地压在中国人身上。这一事实让我们再一次看清，“文化”和“民族性”并不是完全一致的。“文化”是一种观念，而“民族性”则是一种习惯，一种更多属于下意识的东西。就像挖鼻孔一样，观念上明知不雅，可有时手指不知不觉就循着快感伸了进去。
在１８４０年中国惊醒的那一刻，朝鲜还在中国的身边睡大觉。中国都开始洋务运动了，朝鲜人还没有醒。直到被日本人吞并了，他们才猛醒过来。
韩国人少年一样强烈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刺激，刚刚经受的耻辱像火一样每分每秒都在烧灼着他。急躁的性格让他匆匆忙忙地踏上了现代化之路。
由于政治环境和急切性格，韩国人另辟蹊径，务实地选择了经济发展这条道路。
韩国人的顽强和刚烈在经济发展中表现出来。他在现代化过程中用极大的意志力去克服几千年养成的惰性，以“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今后种种譬如今日生”的决绝去改变自己旧日的生活习惯。他说到做到，雷厉风行。
１９６１年，朴正熙发动政变，闪电般地夺取了政权，用铁腕结束了韩国独立后十多年间的政治软弱和社会混乱。朴正熙给韩国政府注入了一种强烈的军人气质。他推行“更生”政策，对腐败的旧政府进行了一次大清洗，使大批年轻军人掌握了政权。在此后十多年间，他一次又一次掀起反腐败运动，禁止官员们喝咖啡，跳舞，听日本音乐。他一次又一次数量惊人地清洗哪怕有轻微腐败的官员，用专制手段建立了一支惟意志力和清教徒精神的官员队伍。
在其他后发展国家，腐败的集权官僚队伍都是社会进步的最顽固障碍。而朴正熙却借用了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权威主义传统，用官僚集权专制，把全国组织成了一支发展经济的军队。韩国人的服从意识、秩序意识、集体意识、等级意识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韩国公司都有点像军事化组织，要求雇员剪短头发，穿灰色制服，左胸口袋上写着姓名标志，还使用许多军事术语式口号，如“工业战士、边建设边战斗”，“出口战”，“占领１００亿美元出口高地”等。企业家把员工的思想统一起来，使他们像孝敬父母一样忠于公司，使他们能忍受恶劣的条件，在低收入情况下加班加点。
韩国人的急性子和勤奋是经济发展的内燃机。１９６０年以前，韩国人曾经被认为是一个懒惰的民族。然而现在，韩国人以一种完全不同的风貌出现在世界面前。韩国人的步速世界第一，比香港人、东京人还要快。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普通的韩国人都自愿加班加点工作，不要加班费。结果，仅仅几十年，韩国就成长为一个经济巨人，由世界上最穷的国家变成第１１个经济大国。
韩国人的认真专注，一丝不苟，使他们在学习西方过程中从不应付苟且，而是做就要做到最好。十几年前还有许多经济学家嘲笑韩国的汽车想打入美国的想法。而今天韩国的汽车产量超过百万辆，而现代集团的汽车已大量出口到美国。韩国手机起步很晚，然而短短几年，三星手机就在世界手机产业占据领先位置。
经济发展所收获的并不仅仅是物质财富，更重要的是造成了社会结构的变化。当年的朴正熙用铁腕手段去打击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对整个政治体系进行彻底的改造。官僚机构由过去抑制社会活力的工具变为服务于经济发展的现代型管理机构，改变了“官本位”，崇尚“主义”、“空想”的社会风气，创造出尊重科学
随着教育的普及，韩国人的参政意识、参政能力大幅度提高。他们用韩国人特有的不屈不挠精神去争取民主，为了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大声呼号。虽然人口比中国少很多，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他们流的血却是中国的许多倍。在学生运动和示威游行中，即使面对比自己强大数倍的军警和强烈的催泪瓦斯，人们仍然猛冲而不会退却。经过民众的牺牲和一些开明的政治领袖的顺应潮流，使韩国幸运地比较顺利地由权威型政治转变成了民主政治。
社会进步使韩国人的精神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６０年代以前，韩国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之一，韩国人也曾是世界上最被人瞧不起的民族。梁启超在《朝鲜灭亡之原因》中甚至把朝鲜亡国归因于朝鲜人的国民性。他认为朝鲜人是个爱说空话，窝里斗比中国还严重，厚颜无耻，性格阴险，贪图安逸的民族。
韩国人自己也承认民族性存在着致命缺陷。朴正熙上台的宣言中，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了韩国人的缺点：
缺乏独立精神，懒惰和不劳而获的愿望，缺乏开创精神，缺乏进取精神，可恶的自私自利，荣誉感的缺乏，缺乏良好的判断力。
他举出“人民的缺点如逍遥自在，趋炎附势，游手好闲，奴才主义，以及依赖别人的恶习”。
他宣布：“我们的革命的最终目的是消灭我们的祖先留下的不幸的遗产：相互憎恨和宗派主义，浪费，混乱，懒惰，不诚实。”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朴正熙的目的大部分都已经达到了。韩国人现在在世界上以团结、民族主义、勤奋好强、整洁、认真而闻名。
从韩国人的变化看改造民族性
近几年来，到韩国旅游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谈韩国厕所的人也越来越多。几乎每篇访韩游记中都要提一提韩国的“化妆间”。
厕所在这里成了衡量中韩差距的一把尺子。不少去过韩国的人因此得出结论说，“韩国人是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是个极重整洁的民族”。自然而然，厕所被提升到了民族性的高度进行解读。
然而，一百年前中国武官聂士成考察东三省，顺路入朝鲜境。他看到的朝鲜却是惊人的“脏乱差”。
一百年前，中日韩三国农村的厕所处于同一水平，都是在地上挖一个坑，上面放两块木板。
一百年后，日本人发明了一种新式便器，便后它会自动喷出温水把人的屁股冲洗干净，然后再进行烘干。日本人的厕所简直跟闺房一样，里面不仅芳香扑鼻，还像工艺展览室一样放置着各种花束等装饰品。
韩国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开始在厕所里采用水冲设备。经过几十年发展，已经接近于日本厕所的卫生水平。而且，韩国人还独出心裁，把厕所的名字改为化妆室，引起中国人的阵阵惊慕。农村经过新村运动，也基本都用上了现代化厕所，不过，在边远地区，个别地方还在使用旱厕。
而在中国，尽管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有不少高级厕所比日韩还要豪华。不过，在广大农村，基本上还是和一百年前一样，没有多少变化。厕所是中国人自卑的原因之一。一个多世纪以来，外国人到过中国，印象最深的除了长城、故宫的辉煌，也许就是中式厕所的恶臭了。不少老外把对中国厕所的印象形诸文字，许多次地被《参考消息》转载回来，让中国人无地自容却又无可置辩。
中日韩三国在开国之初都被认为是缺乏公德心的社会。津田左右吉１９１６年在《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国民性中“公共意识不发达”。韩国教育家金在恩也曾经说“韩国人的心灵深处潜藏着权威主义、利己性、无秩序主义等等”。
中日韩三国的球迷看球都有过乱扔垃圾的习惯。最早是日本球迷从西方学到了退场时带走垃圾的良好习惯，然后是从来不向日本人服输的韩国人也开始这么做。
或者我们应该重新定义“国民性”。事实上，许多所谓的“劣根性”反映的是前现代化的社会性格。散漫，一盘散沙，懒惰，这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小农社会生活节律相适应；不敢独立思考，缺乏开创性，因循守旧，这是专制社会培养出来的顺民品质；而缺乏自尊，没有原则，动物式生存，则反映了严酷的生存条件对人性的扭曲。而诸如“团结、合作、爱国、清洁、开放、学习”之类的优秀品质是现代社会对人们的要求。现代社会的高效率让人们必须善于自我组织，自我教育，现代社会的物质成就使人们有条件建立自尊和自信，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让人们培养出强烈的创新意识。
所以，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部分的“劣根性”或者所谓的“中国国民性”改名为“前现代化社会性格”？
我们社会中屡屡为人批评的没有公德心，不遵守规则，即是因前现代化的社会体制使广大民众没有充分体会到国家主人的感觉和对规则的充分信任，他们自我感觉基本还是几千年来被政府管理的被动者，所以没有做主人的自豪感、责任心和积极性。所以他们往市政府的广场上乱扔垃圾。在他们的眼里，这个耗资巨大的广场建设的时候并没有征求他的意见，也不考虑普通市民的喜好，只是官员们的政绩工程，所以他们激不起珍惜之情。所谓中国人善于忍耐，是因为我们表达的渠道还不够畅通，或者反映的问题并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如果建立了有效的机制，中国人也会眼睛雪亮，雷厉风行。几千年的积习之所以现在还有力地影响着我们，是因为还有适合它们生存的土壤。
对一个人来说，性格决定命运，命运又反过来影响性格。对一个民族来说，历史决定性格，性格又反过来影响历史。
一个人不走出自己的思维误区，不改变自己错误的行为模式，而仅仅要改变自己的性格，是不可能的。同样，一个民族不谋求社会机制的改革，而单纯要改变落后的民族性，也是不可能的。只有充分现代化的社会，才能产生“现代性格”，否则，无论用多么大的力量去进行思想改造，进行宣传鼓动，进行典型引路，都如沙上建塔，是一种不可能成功的本末倒置。
中国历史上是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我们的性格气质因此存在许多缺陷。但中国人身上并没有“过滤性病菌”，中国人的缺点并不是什么无药可治的“劣根性”。换句话说，中国人没有必要自卑，更没有理由放弃。适用于其他民族和社会的方子到了中国，大抵也会药到病除。只要像韩国人那样奋然前行，用大力气去改变社会制度机制中至今仍然存在的种种不合理，才能使中国人的性格气质发生根本性改变。反思国民性的努力应该最终指向对制度对经历的反思。只有在中国真正雄起在世界上之后，只有在一个成功，公平，每个人都能扬眉吐气的社会里，中国人才能重拾春秋的刚强和盛唐的自信，重新找回一个泱泱大国人民的感觉。
韩国人如何对待传统
触目惊心的流失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伟大的祖国正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向着富强迈进。几千年来，中国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日新月异。我们有足够的理由为这种速度自豪。
然而，在迈向现代化的征途中，我们或多或少地忽略了一些事。其中最让人忧心的一件，就是中华民族几千年积累的巨大文化财富，正在我们手中迅速流失。如果从长远的历史角度衡量，在某些方面，我们丧失的，很可能比我们得到的还要多！
历史上流传下来的国宝，越来越多地流失到了海外。美国最大的博物馆大都会博物馆收藏的东方文物，绝大多数来自中国。美国各博物馆的中国石雕比故宫还多。世界上４７个国家的２００多个博物馆中，有不下百万件的中国文物。这意味着我们以及我们的后人，要想一睹那些我们先人留下来的珍宝，不得不远涉重洋。
在英国的文物贩子住宅里，挂着一张中国地图，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地点被标注出来，形同“作战地图”。河南、山西、陕西等文物大省，群众性的盗墓以及贩卖文物之风已经形成了行业。近几年发生在全国各地的盗挖古墓案有１０万多起，被毁古墓２０多万座。即使是一些有人管理的地上文物也不能幸免，其中有著名的龙门石窟唐代立佛，甘肃１１层高的宋代石塔，以及众多的石刻造像。这些东西大部分都相当顺利地“流进”了外国博物馆（参见２００３年２月２７日《南方周末》）。
盗挖和走私文物的毕竟都是犯罪分子，是人们深恶痛绝和法律理应打击的对象，他们更多地是说明一个国家的法治现状而不是文化现状。那么，普通民众在对待文化遗产上又是怎么做的呢？
据我国长城学专家董耀会介绍，作为中华民族精神象征的万里长城，目前只有三分之一基本完好，另有三分之一残破不全，三分之一已不复存在。除了部分景点被开发利用外，绝大部分几近荒废。北京市郊的一片山岭上，一段在考古学上有重要研究价值的明长城被人挖去砖石，做了植树用的“鱼鳞坑”。山西某村想把两个砖厂合二为一，中间却有一段长城碍事，村长一声令下，这段历史遗产顷刻间湮灭。事后，不过罚款２００元了事（人民网）。
盗古墓者可判重刑，村长拆长城也毕竟被罚了款，市长县长们毁古城却可以光明正大，理直气壮。湖北襄樊将宋明时期的古城墙拆毁，浙江舟山拆毁定海古城的历史街区和古居老宅，福州的“三坊七巷”要被改造成商业街……世界著名建筑大师贝聿铭多次叹道，北京古城举世闻名，但很多美的东西现在看不到了，被大量丑陋的新建筑遮挡和破坏了（《人民日报·海外版》２００２年２月１９日）。
与有形文物的流失比起来，无形文化遗产的毁灭就更加触目惊心。然而，可能大多数读者根本没有听说过“无形文化遗产”这个名词。简单地说，它就是鲁迅笔下的“社戏”，“五猖会”，就是那些有着“封建迷信”色彩的“谢神会”，“跳大神儿”，是我们小时候看过的皮影戏，是农村过去家家过年贴的剪纸和年画。也许许多人会说，这也是“文化遗产”？这些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有什么价值？这些问号，正好反映了中国无形文化遗产面临的巨大危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无形文化遗产是比长城、故宫还重要的民族财富。长城、故宫是古老文明留下的躯壳，和博物馆中的恐龙标本一样，失去了实用性，是死的东西。而戏曲、秧歌、剪纸、刺绣这些东西，是活着的文化，集中体现着古老东方文化的独特、优美与神秘，表明着我们中国人之所以为中国人。
中国的无形文化遗产之丰富，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然而伴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民间艺人急剧消失，民间文化形态迅速消亡，民间艺术日渐衰落。村村寨寨的节庆活动没人张罗了，流行歌曲取代了地方戏，动画片打败了民间故事和皮影戏。过去的农村姑娘个个会绣嫁妆，现在结婚时则到集上去买廉价而粗俗的印花纺织品。中央美院原民间美术研究室主任靳之林说，上世纪的８０年代初他曾在陕北窑洞看到民间剪纸铺天盖地，光安塞一个县就有两万名妇女会剪纸。而２０年后他再去那里却看不见剪纸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家家墙上张贴的世界名模画像。而上世纪８０年代初安塞县的４０多位民间剪纸大师，现在大多业已故去，仅存的几位也年事已高不能剪了，有的还要为生计操劳。民间剪纸消失的速度，靳教授形象地称之为“一夜春风吹，遍地梨花落”。
据专家讲，现在每过一天，就有一种民间文化消失。其灭亡的速度远远快于生物物种的灭亡速度，而后果却和生物物种的灭亡同样严重。祖先留下的千姿百态的民间文化和历经万年的乡土艺术，民俗器物，大部分在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记录和保存前，就已经消失。它们一旦毁灭，就无法再生。靳教授说，这样下去，中华民族近８０００年的民族民间文化将面临断裂的危险（摘自《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