朴趾源赞美中国普通人的素质高，现在是中国人赞美韩国人：
"社会风气好得使你不好意思不给老人让座。遵守交通法规也形成了风气。没有随便穿马路的，大家都在斑马线前等小绿人灯亮起来才走。"
聂士成叹惜朝鲜人的懒惰，而现在人则赞美韩国人的勤奋："据说，从街头行人的步速可以看出一个地方人的勤奋和对时间的珍惜程度。在亚洲，东京街头的步速比欧美人快得多，但香港人匆匆忙忙的身影又把日本比下去了。但据观察，韩国人的步速比香港人还要快。连日本人也不得不感叹：现在的韩国人跟日本人以前一样，努力工作。"
1446年朝鲜颁布的《训民正音》
如此排列，让人有天晕地转，时光错位之感。真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仅仅几十年间，韩国与中国间的领先与落后地位完成了戏剧性的转换。仅仅二百年前，起码在东亚，中国还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典范。中国人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脏、乱、差"，韩国人并不是一直比中国人干净，所谓"韩国人出了名的爱干净"，"韩国人在环境卫生方面是中国人的模范"也不过是经济起飞之后的事。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厕所或者粪堆与"根性"、"民族性"的关系并不那么直截了当。
从历史的角度对比一下中西厕所文化，会更让人大跌眼镜。
读到"欧洲"这个字眼，我们就会想起古老的城堡，如茵的绿草，想起西方古典文学里描写的西欧宫廷里的大理石地面，镶金廊柱，枝型炷台，想起王子与公主们气势恢弘的盛大舞会。且慢，先让我们读一段1589年印刷的《不伦瑞克的宫廷规矩》：
"每一个人，无论是谁，无论白天黑夜，饭前饭后，都不能在走廊里，居室内、楼梯上或者螺旋形的石阶上随便解手或乱丢污秽之物。"
原来，西欧宫廷的金色大厅里，大理石地面上，一不小心，你有可能会看到一堆大便。试想，如果一个中国人在明朝中期出访欧洲，在国王的宫殿里发现随地便溺的痕迹，他会惊讶到什么程度：肯定会比今天进入中国旱厕的欧洲人更吃惊。
甚至到了1731年欧洲还在随地大小便。那一年出版的一本《骑士风度的伦理学》中建议读者，"从一个正在解手的人身旁走过时，应当装没有看见。向这个人打招呼是有悖礼貌的。"
正像在其他方面一样，中国的厕所也领先了欧洲起码两千年。中国厕所落后于欧洲，不过是近二百多年的事。上推二百年研究"比较厕所学"，我们会得出一系列与现在完全相反的结论，也许会导致欧洲人猛挖自己身上的"劣根性"。欧洲人的洒着香水风度翩翩温文尔雅，是在他们通过工业化富了之后的事。在那之前，他们不但随地大便，而且还往桌子上吐痰呢！
中世纪的欧洲《礼仪书》中说：
痰不要吐到桌子上，也不要飞过桌子。
1774年，欧洲的《礼仪与基督教礼貌守则》中说：
我们再也不能原谅那些把痰吐到窗外、墙上或者家具上的人。
至少到那个时候，我们比现在的欧洲白人要文明得多。我们的老祖宗再不争气，也绝对不会把痰吐到桌子上。
穿着传统韩国服饰的一家三口
（四）
如此广征博引，并不是要证明中国厕所臭得有理，中国人随地吐痰光荣。我想证明的是，中式厕所、随地吐痰、脏乱差，或者"缺乏公德心"、"不守交通规则"、乃至"忍耐"或者"缺乏精确性"，都不是中国人特有的根性。
事情其实一目了然。
人穷志短。一个民族在困难的时候容易自卑。中日韩三国在开国之初都被认为是缺乏公德心的社会。津田左右吉在1916年在《我国国民思想的研究》中指出日本国民性中"公共意识不发达"。韩国教育家金在恩也曾经说"韩国人的心灵深处潜藏着权威主义、利己性、无秩序主义等等"。
韩国人在亡国于日本的时候，也痛思本民族落后的根性，写出了一本《民族改造论》，呼吁彻底改造国民性，才能再造韩国。梁启超也在《朝鲜灭亡之原因》等文章中对韩国人的性格大加鞭鞑。甚至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韩国人还自认为是没有希望的民族。到了七十年代，经济起飞之后，韩国人就开始挖掘自己身上优于其他民族的地方，得出的结论是韩国人的国民性是世界上最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