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事实上，以色列人在建国后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和奉献精神却让人印象十分深刻。以色列建国之后取得的所有成绩，首先都要归功于它的民主政体。在欧洲飘泊了几千年的阿什肯纳兹人带回了成熟的民主思想。在他们的主导下，以色列从建国之初就建立起了成熟的民主体制。以色列在选举中采用比例代表制，选举体系十分公平，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选民意志，使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都有机会进入权力机构。犹太人在哭墙前祷告以色列的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可以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民间组织的积极性，释放民众的活力。阿拉伯公民除了可以不服兵役外，也全面享有所有其他公民应有的民主权利，他们组建了主张把耶路撒冷还给巴勒斯坦的政党参加大选，他们完全掌握着自治城市的政治和行政事务，并通过他们在以色列议会中的当选代表来代表阿拉伯人利益，这些代表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十分充分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建设性的争吵是团结的基础。虽然建国以来，发生了近200次内阁危机，但是在民主机制下，以色列却能保持健康的团结，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得以控制在适度的水平，保持着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决策能力。犹太人在议会争吵不休，一旦发生危机，立刻会协调起来，并肩作战。战争时拯救以色列的不是上帝，而是犹太人举国上下一致的迅速反应。以色列常备军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在高效的政治制度支撑下，它的战争动员能力极强。以色列人戏称自己是"11个月不在岗的士兵"。在发生战斗情况18小时内，以色列全体预备役军人就都可以领取到武器，完成集结；24小时内，预备役部队机动到位；36小时内，预备役部队投入交战。
虽然一直在战争中生存，但民主制度使以色列成功避免了军人干政。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前，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形势越来越紧张，约旦、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相互签订了战争互助条约，准备对以色列一致作战。事已至此，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仍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举动优柔寡断，以色列面临巨大危险。如果在专制制度下，局势发展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于领导人的软弱和准备不足，导致战争的失败。另一种是通过政变、内讧等方式，推翻旧的领导人，然而这种自我冲突会消耗大量的内部能量，对外战争也会大受影响。民主政治在此时显示了它的优势，在成熟的民主运作下，6月1日，工党成功邀请反对派加哈尔集团加入内阁，同时力邀西奈战争英雄达扬出任国防部长，主战派主导了政府，迅速开始了有效的战争准备。政府改组仅仅四天，6月5日，内阁就批准了达扬拟定的军事计划，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开战。6月5日到6月11日，以色列闪电般击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取得了辉煌的战争胜利。有人说，民主会使一个国家变得软弱混乱，危机时刻和战争年代，集权更有力量。以色列却颠覆了这种说法。
反观阿拉伯，政治上的落后直接导致了他们军事上的失败。
由于历史传统，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通常实行家族独裁统治，贪污和腐败困扰着几乎每一个阿拉伯国家，用人唯亲，管理无能，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虽然拥有世界经济的命脉--石油，却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政治体制与国家力量的关系，对比一下中东的两个最直接的敌人，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政府就一目了然。由于民主体制的约束，以色列政坛一直相对清廉，建国几十年没有出现过重大贪污案。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虽然尚未建立国家，巴解组织"主流派"如今已经变得很腐败。民族前途危机重
重，难民遍地，贫民生活无着，法塔赫的官僚们却开着豪华小车招摇过市，有人还把老婆孩子送到巴黎去花天酒地。大敌在侧，法塔赫内部的各派系却一直忙着相互倾轧，甚至窝里斗。不少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一想到将要生活在巴勒斯坦当局的统治之下，人们的恐慌就溢于言表"。法国报纸的一篇报道说，据调查，在以色列占领区生活的20万巴勒斯坦人当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愿意留在以色列的统治下而不愿回归阿拉伯人自己的政权。当以色列总理在2004年2月放出试探气球，表示可以考虑把加利利三角交给巴勒斯坦方面时，当地居民的反应十分强烈。一位当地居民说，"以色列的地狱胜过巴勒斯坦的天堂"。一位阿拉伯青年舒哈萨德对此做了注解："现在在这里我们可以无拘无束地发表看法，而且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你不危害以色列的安全。在那边，只要一议论阿拉法特的老婆，你就会被抓起来打个半死。"另一个年轻人，29岁的伊萨姆-阿布-阿鲁则换了一种说法，称"沙龙先生想要我们加入另一个国家，那里没有议会，没有正派出身的警察，也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我们在西岸都有亲戚，但我们宁可活在以色列的统治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