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民心向背：亘古不变的大文章
二、天下分合：政治文明的大变局
三、公民志愿：以人为本的新标尺
四、传媒治政：大国责任的新纪元
附录一：执政王牌
附录二：十大治政技术手段
后记：写一本年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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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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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学研究目前正处在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
古往今来，凡是在政治学研究中功勋卓著的人，往往都是统治者的政治顾问、理想国的绘制者，多数人担当的是历史的诠释者角色，如西方的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里、洛克、孟德斯鸠，中国古代的孔子、贾谊、董仲舒等。孔子甚至说：“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
”意指自己有德无位，无法成就政治伟业。现实生活中，诸多政治学研究者总认为他们自己设计出了最完美的政治模型，而那些身处政治生活中体会最深的人，却常常感到失望和忧虑——政治生活并未像学者设计的那样运行。
我们认为，人类社会既不会沿着已经发生的轨迹一成不变地走下去，也不会沿着思想家设计的轨道稳定地运转。从人类历史的发展来看，历史恰恰是在这两个力量的合力作用之下前进的。政治文明更是如此。
本书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寻找出人类波澜壮阔的政治实践和伟大的思想家设计的政治原则之间的结合点：前者是在历史长河中慢慢形成的规律性的现实图景，后者是无数人美好愿望与理性思考相结合的理想坐标。
我们的研究方式不是从现存的政治原则出发进行考察，而是从历史的现实的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出发，将其固有的交往关系与现成的政治原则加以对比，从中找出差异所在，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本书的研究采取了一种“精确制导”式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既有对理论视野的广域性穿越，更有对现实目标的定向化开掘，最终寻求理论和实践碰撞后的裂变与升华。
学者往往有一种超然物外的心态，而实践者却要有躬身入局的气概。尤其在政治领域，二者竟然是一对矛盾。好在历史比我们走得更远，全球化时代的政治不需要单纯的诠释者或单纯的实践者，需要二者的结合，既要解释世界，又要改造世界。虽然本书是伏案研究的“精神产品”，但我们更愿意在未来的岁月里，挺膺入局，做一个眼望星空、脚踏大地的历史的践行者。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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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执政党建设核心问题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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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执政党而言，执政能力即“求是”与“求实”的全面转化能力。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化条件下的执政党的治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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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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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分为两个互为联系、不可分割的方面：治政和行政。治政是执政党代表人民履行“国家意志的表达”，其目标就是“求是”，即能够制定让人民群众自主创造并公平获得一切“物质——精神”财富的规则；行政是政府受人民和执政党之托完成“国家意志的执行”，其目标就是“求实”，即必须保障前述规则能够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取得实绩。治政及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积累，即构成政治文明。就执政党而言，执政能力即“求是”与“求实”的全面转化能力。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制度化条件下的执政党的治政问题。
对这个关键命题进行科学求解之前，首先应当回答的是：怎样认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之间的辩证关系?其原因在于，在现代社会里，执政党是主导“三个文明”建设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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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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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认为，政治文明不会独立地产生于单独的物质文明或单独的精神文明之上，而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其原因在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必须遵循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通过人这个主体而发生作用。而政治恰恰是对人这个主体——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管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当今人类文明的两个驱动轮，而政治文明则是其主轴。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是自发实现的，是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既然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那么又如何解释历史上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发展，而且文明的发展又是如此的不平衡！我们认为，自从人类社会产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来，人类的能动性体现在连接这两个推动社会前进的巨大“轮子”的主轴——政治文明——之中。一句话：人类社会发展虽然依赖“物质——精神”文明双轮动力，但若不能把个体差异如此巨大的“人”组成充满人类尊严和文明原则的人类社会，并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自愿创造并公平获得一切可能的“物质——精神”财富，所有的文明成果都是保不住的，一切人类文明前景都只是空想——这就是政治文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担当主轴的真正原因。
当代政治中遇到的一切问题，在人类历史长河中几乎都曾经遇到过，各种政治要素分别在不同时期起了不同的作用。但是，人们要想通过组织形式全面、科学、稳定、自主地驾驭政治，必须要使执政党建设进入现代意义上的制度化时期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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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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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制度化是指群体和组织的社会生活从特殊的、不固定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的稳定化模式的转化过程。制度化是群体与组织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也是整个社会生活规范化、有序化的变迁过程。而制度化时期便是这个过程形成的典型时期。这个制度化包含国家的政党制度架构和政党本身的制度化建设。本书的重点在于执政党本身的制度化建设。
我们之所以认为中国的执政党建设目前进入到了制度化时期，是基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考虑。从理论上讲，制度化过程表现为社会组织由非正式系统发展到正式系统、社会制度从不健全到健全的过程。制度化的具体过程可概括为：确立共同的价值观念；制定共同的行为规范；建立稳定的组织系统。从实践上看，全球化的交往环境为我国政治建设的制度化提供了参照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建成为我国政治建设的制度化提供了经济基础；以制度化的形式将全党和全国人民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经验固定下来，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这为我们政治建设的制度化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因此，抓住制度化时期的战略机遇，正确认识和自觉运用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不断开创党和人民事业的新局面，成为执政党最重要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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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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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宏观上讲，执政能力建设包括执政理念、执政基础、执政方略、执政体制、执政方式、执政资源和执政环境等，从操作上讲，执政能力包括治政能力与行政能力两个方面。 从这个问题树可以直观地看出本书的研究路径和重心所在。我们认为，执政党建设的核心问题是治政。行政问题不是本书的研究范围。 “治政”，是对于核心位置的强调；就政治来说，似乎只要是为了名义上的“民主自由”，什么人都可以搞，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并未有清晰的位置感，以至于人们把北京“的哥”的政治神侃都看成政治进步的表现了。而治政则不然，能够以公共权威的身份去“治”这个“政”，绝不是古道热肠、街谈巷议之类，而必须是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权力“让渡”的执政党亲力亲为。如果核心失位，势必造成极大的混乱。 “治政”，是对于核心作用的明确；前文已述，“治政”是为了“求是”。简言之，这所治之“政”即所求之“是”。既然是为求真求是，一方面就是对执政党所应起到的作用做出了明确界定，也对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给出了清晰的标准。如果能够与时俱进地带领广大群众求发展之“是”、求稳定之“是”、求进步之“是”，核心的作用就得到了体现。而历史上那些弯路时期，所谓“人整人”、“人斗人”之类的“搞政治”，显然就是偏离了方向的“负作用”和“反作用”。 “治政”，是对于核心规则的凸现。如果说过去的执政党治理国家带有经验性、随意性、多变性色彩，那么，现在就必须强调科学性、规律性、准确性要求；如果说以往的执政行为往往以彼代此、以党代政、以上代下，那么，现在就必须定好规则、完善规则和落实规则，搞党建就不同于抓经济，搞行政就不同于抓市场，政府的事情，党就不能越俎代庖，而非行政的治政任务，党也必须当仁不让。 由于治政领域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因此，我们也处在探索之中，本书所涉及的问题只是我们有所研究和有所思考的问题，应当说尚未涵盖治政领域的全部。同时，本书也不想提出解决治政问题的万能法则，这样做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我们将着重研究与这一问题相关联的几个重要环节：“文明主轴”、“执政尺度”、“民心向背”、“天下分合”，“交往关系”、“第三尺度”、“天下传媒”、“传媒治政”，“新三分法”、“序变模式”、“公民志本”、“分合拐点”，“治政结构”、“治政功能”、“结构性腐败”、“结构性反腐败”，“平天下指数”、“全交往指数”。[上一篇][返回目录][下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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