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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既不会独立地产生于单独的物质文明，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于单独的精神文明之中，而是这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形象地讲，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物质——精神”文明双轮的联动主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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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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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既不会独立地产生于单独的物质文明，也不可能自发地产生于单独的精神文明之中，而是这两者相结合的产物。形象地讲，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物质——精神”文明双轮的联动主轴。
总体而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必须遵循“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共同发展”的本质要求，物质产生和精神生产都必须通过“人”这个主体而发生作用。政治恰正是对作为“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人”的全面管理。从宏观上讲，可以分为两个互为联系、不可分割的主要方面：治政领域和行政领域。以治政与行政为核心的政治理论及实践的发展和积累，即构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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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文明是“物质——精神”文明双轮的主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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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当今人类文明的两个驱动轮，而政治文明则是其主轴。一般而言，物质文明源于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运用生产资料进行的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其核心是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精神文明源于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人类通过实践和交往进行的改造主观世界的活动，其核心是交往的不断扩大。在今天，物质生产的高度发达和全球市场的融合必然带来精神交往的全球化，不仅仅物质文明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精神文明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二者辩证统一地构成了我们今天的人类社会。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不是自发实现的，是遵循一定的客观规律由低级向高级发展。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既然是人类发展的共同规律，那么又如何解释历史上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发展，而且文明的发展又是如此的不平衡！我们认为，自有人类社会产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来，人类的能动性体现在连接这两个轮子的主轴——政治文明——之中。一句话：人类社会发展虽然依赖“物质——精神”文明双轮动力，但若不能把个体差异如此巨大的“人”组成充满人类尊严和文明原则的人类社会，并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自愿创造和公平获得一切可能的“物质——精神”财富，所有的文明成果都是保不住的，一切人类文明前景都只是空想——这就是政治文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担当主轴的真正原因。
（一）从“生产关系”向“交往关系”倾斜
政治文明不会独立地产生于单独的物质文明或单独的精神文明之上，而是二者相结合的产物。其原因在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必须遵循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通过人这个主体而发生作用。而政治恰恰是对人这个主体——“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管理。
在现代社会中，以治政和行政为核心，形成了政治和执政的总体框架。治政是国家意志的表达，其操作主体是执政党，其目标就是“求是”，即能够制定让人民群众自主创造并公平获得一切“物质——精神”财富的规则和理念；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其操作主体是政府，其目标就是“求实”，即必须保障前述规则能够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取得实绩。治政与行政的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和积累，即构成政治文明。应当说，社会形态的差别主要在于政治文明，而由于历史上不同时期的政治文明采取的价值尺度的不同，因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政治文明。本书的研究重点在于治政领域，即执政党建设的关键环节。
在生产力极不发达、全球市场尚未形成之前，政治文明集中体现在对于生产关系的调节上，即由当时的经济形态、所有制关系、交往形式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所决定。
迄今为止，政治文明产生了三个最重要的价值尺度，即现实生活中执掌政权者用于维系社会稳定局面的“执政尺度”：一个是以生产资料占有的宗法关系为基础的等级权力，我们称之为第一尺度，由此而产生的等级制度是政治文明的初始形态，对生存空间的争夺是这一政治文明的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一个是以物质生产交换的契约关系为基础的财富权力，我们称之为第二尺度，由此而产生的阶级对立是政治文明的中间形态，对发展机遇的竞争是这一阶段政治文明的主要形式。而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政治文明则开始从生产关系向交往关系倾斜，即随着全球化市场的产生和世界人民频繁交往的出现，由此产生了政治文明的第三尺度：以人的充分沟通与理解为基础的“公民志愿”，并以寻求天下竞和为主要形式。我们认为，在全球化的“初级阶段”，由于生产力发展的不均衡、文化和文明的差异等仍将长期存在，因此“第三尺度”的“初级形态”——传(传播&传承&传统)及传媒，也就是人们之间“公民志愿”的凝结物和等价物仍将长期发挥重要作用。
直到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理想社会，才能够使人类摆脱“物”的控制，把传媒还原为“志愿”，还原为“交往”。可以这样说，在现阶段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第三尺度”的内在形态就是公民志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民心向背，而“传”及传媒则是其外在形态。今天人类处理国际事务的主流方式是对话与沟通，越来越强调武力征服、财力压服和权力制服之外的平等、自愿协调模式，原因即在于此。而作为人类交往的重要表现形式和现阶段的普遍等价物——传及“传媒”形态——也才能够在全球化的今天大行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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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文明是“物质——精神”文明双轮的主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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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政治文明史上“执政尺度”的三次转移
历史上的执政尺度发生了三次重大转移。第一次转移是从“神意”向“君命”的转化，即由听信神的旨意的原始治政转向听从集权君主的等级治政。中国古代的皇帝是通过玩弄“君权神授”、“自称天子”的把戏完成这一次转移的，而西方社会则在很漫长的时代延续政教合一的格局，其本质也是借助所谓神权把人分成三六九等，进行统治。第二次转移是从“君命”向“资本”的转向，即由听从集权君主的等级治政转向听从掌握资本的富人的资本治政。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西方的金钱选举以及人们深恶痛绝的“黑金政治”，都是资本治政的必然产物。第三次转移是从“资本”向“志本”的转移，即由听从掌握资本的富人转向听从人民志愿的志愿治政时代，政治选票、民意反馈、舆论监督和志愿行动均是其主要表现形式。
（三）“以人为本”就是赢得民心、志愿参与、平治天下
中华民族经过近百年的革命、改革与建设的洗礼，已经基本打碎了等级治政的社会基础。倘若还有人如袁世凯那样复辟称帝，一定会被人们认为是痴人说梦。但是资本治政的思想却充盈其间，“第二尺度”的社会基础却还非常厚实，向往靠钱去统治他人的大有人在。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目标就是要扭转由于生产力不发达、社会财富不能充分涌流而带来的单纯由物质利益所决定的治政尺度，把目光转向人自身的生产，并在高度发达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基础之上主动拓展“交往形式本身”（马克思语）的生产，最终达于“人的解放”，真正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平衡发展。
当今世界虽然发展还很不平衡，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之间还存在巨大的鸿沟，但作为社会总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程度，社会总财富已经极大的丰富——按照摩根士丹利首席经济师史蒂芬·罗奇在2003年预测报告中所说的那样，目前全球年经济总量为32万亿美元，对于61亿的全球人口而言，人均GDP近5000美元，约是我国目前的7倍左右，再加上科学技术的一体化和经济制度的并轨化，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集团、每个民族、每个国家的生产和交往已经发展到了“谁也离不开谁”的地步，因而使得以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的调整已经不能完全适应今天的形势。转向调整以全球化背景下公民志愿和文化观念为基础的交往关系，这才是摆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尤其是政治家面前最现实的问题，也是未来全球化社会面临的最迫切的问题。
（四）“公民志愿”成为全球化社会中人与人的最重要的交往尺度
全新的政治格局不是在竞争的对抗的基础上产生的“争”的格局，而是在竞存的沟通的基础上产生的“和”的格局。靠大棒加金元征服世界的霸权政治旧时代即将过去，靠赢得民心志愿参与平治天下的新纪元即将开始。
民心向背，天下分合，是迄今为止人类政治文明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二者是同义语，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内在本质而言，另一个是就内在本质的必然结果而言。当我们抛开等级和资本决定我们命运的迷障之后，民心所向，天下大同之理想，终于现出其曙光。可以断言，人类文明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步入“全球公民社会”，对“公民志愿”的科学管理和有效调控已作为最重要的平治天下的方式登上历史舞台。如何认识它，适应它，驾驭它，则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首要任务。以“公民志愿”为基础的、以人为本的平等对话和自由沟通将成为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全球化社会中人与人的最重要的交往方式，其价值核心将取代“等级权力”和“资本权力”而成为人类政治文明的“第三尺度”，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它将引导人类进入政治文明能够真正顺应“民心向背”与“天下分合”的新时代。
如果说“人的解放”是人类文明的终极关怀，那么，以“公民志愿”为本则是必由之路，以人为本是其必经之途。只有这样，政治文明才能带动整个人类文明达于光明的彼岸——人类历史发展的洪流，才能在“第三尺度”的天平上重铸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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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政治文明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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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现代政治家都不约而同地对如下问题进行过思考：为什么迄今为止“政治没有超出过权力纷争的格局”？韩国总统卢武炫在发表就职演说时，提出要结束这样的时代，曾使其民众热泪盈眶。可是今天，其人仍不免又卷入了黑金政治和权力纷争的漩涡。
那么，我们究竟能否走出“权力纷争的格局”这个怪圈？
回答是肯定的。因为超越权力纷争是现代政治文明的起点，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也就是治政要着力研究和解决的首要问题。
（一）组织主体的必要性：政党尤其是执政党
现代化社会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而政党是现代政治文明中最重要的组织形式。传统政体中没有政党，现代化体制中需要政党。而强大的政党是政治稳定的基础。从近三百年的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的现代化和经济的现代化破坏了旧的权威模式，摧毁了传统的政治制度，却不一定能创造出新的权威模式或新的政治制度。但它却一定会由于启发了政治觉悟和扩大了政治参与而产生对新权威和新制度的迫切要求。列宁曾经说过：“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时除了组织以外别无武器……无产阶级只有通过这一点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弗雷在1966年说：“智利广大群众没有任何组织，而没有组织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会在国家生活中没有自己的代表。”①组织是通向政治权力之路，也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因而也就是政治自由的前提。在那么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国家里存在着权力和权威的真空，可以暂时由魅力领袖人物或军事力量来填补，但只有政治组织才足以永远填补这一真空。因此，身处正在实现现代化的当今世界中，谁能组织政治，谁就能掌握未来。
一般而言，任何政党发展过程都会经历如下四个时期，宗派时期、两极化时期、扩展时期和制度化时期，前三个时期一般被视为准备期，进入制度化时期意味着进入稳定期，也就是进入现代政治文明的标志。
1．宗派时期
这一阶段政治参与与政治制度化水平都很低。这一阶段会出现数量众多的组织，但还不能称之为完全意义上的政党，因为他们缺少政党必备的持久组织和社会支持。这一时期往往依赖于一个中心人物或一个私人小圈子，政党标签往往是不重要的，这一时期的政党从来没有代表过真正的社会力量，只不过代表着最上层统治阶级内部宗派集团和个人。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是组织者们在不断变换着伙伴和对手，从来不去扩大自己的队伍。
2．两极化时期
当政治冲破派别活动的封闭圈，政治参与扩大起来、新的社会力量出现在政治舞台，政治宗派和社会力量通过有组织的联系而形成政党时，政治体制进化过程中的转折点——两极化就来到了。一旦政治体制中的主要政治家都在一场角逐中选定了自己的立场，那么各方领袖就会被迫扩大战斗规模，动员起额外的社会力量站到自己这一边。此中的关键问题在于：在何种情况下一个充满多角利益的封闭制度会转化成为一个两方分庭抗礼的开放制度呢？显然，当各方停止内讧而把矛头指向现存制度时，那么革命者和卫道士之间两军对阵的擂台就搭好了。同时，若在政治体系外部出现一种新的社会势力并要求进入该体系，就也会引起体系内部派系之间的联合。在这里，新势力与政治体系的关系就成了政治斗争的焦点所在。但无论如何，政治主张的两极化对于从派别政治到政党政治的转变都是一个先决条件。
3．扩展时期
一个强大的政党对广大群众要具有号召力，必须通过一个有效的组织把民众维系在自己的周围。一切革命、改革和建设都包含着政治参与的扩大。成功的革命、改革和建设还造就强大的政党来组织这种参与。动员和组织本身就是获取权力和树立权威的过程。
4．制度化时期
一般来说，政治参与扩大的方式将会影响到将要发展起来的政党体制。因此，不同的政党选择何种体制往往是历史的选择，早期格局一旦形成，则很难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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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政治文明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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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制度化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国家的政党制度的架构，另一个是政党本身的制度化建设。对于国家政党制度的架构，国际上有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之分。我国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则是一个创举。对于一党自身制度化建设，则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都不外乎为了两件大事：一是不断提高政党的核心竞争力，即执政能力；二是争取更广泛的民众的志愿的支持。二者相辅相成。
（二）一屋与天下：环境变化决定政党制度走向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这是中国古人对于有雄心壮志而又好高骛远的人的忠告。但在今天，这对于任何政党尤其是执政党，也不失为警示之语。因为对于任何现代化的政党，其所面临的问题是“一屋”也要扫，“天下”也要扫。
在全球化的今天，任何政党都不可能关起门来搞政治，而必须面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交往日益扩大的全球化社会。里斯本小组在其著名的《竞争的极限》一书中明确指出全球化社会必须重视的两大趋势。“第一个发展趋势是正式的非政府组织和非正式的联系网络的出现，它们要求促进人权，保护少数，监督选举，提供经济咨询，组织对某一问题感兴趣的科学家和知识分子进行交流，促进民主。”“第二个发展趋势就是全球信息系统和通讯交往网络的出现。”②现实图景对传统的价值观念提出了重大的挑战，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西方文明更是面临空前的压力。
在政治领域，究竟是一党、两党还是多党制好，曾是争论不休的问题。除了历史选择之外，这一问题在今天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过去所讨论的问题的基础被现代化过程消化掉了，那就是——竞争达到了它的极限。人们已经充分意识到，过分膨胀的意识形态把所有其他形式的经济、政治、社会的生活组织全部排斥在外。竞争并不是能够造福于世界共同体所有国家的惟一价值。市场竞争不是一切，不能把它的逻辑加到人与社会的范畴，特别是在运用竞争逻辑的时候，不能对人与社会的具体状况置之不理。并不是任何价值都能够从市场竞争上得到。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所谓经济理性并不能指挥个人与集体生活的所有领域，如教育培训、家庭生活、各种社会团体的出现、民主机关的工作等等。
因此，里斯本小组提出：“只有通过把不同范畴内许多社会—经济网络紧密结合起来，使他们以共同目标为取向，人们才能比较现实地希望实现社会公正、经济效率、生态的持续发展以及政治民主，从而避免一场（经济、宗教、政治或伦理）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险”。
政治意识的提高带来了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参与的扩大带来了要求现存政治制度与之保持同样步伐的客观需求。这就是全新的、更高层面、更大范围的社会稳定之所以能够产生的根本原因。新的政治制度必须是有能力吸收现代化造成的新兴社会力量和日趋高涨的参与水平。
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很早就看到：政治参与扩大的首要制度保证就是健康的政党与政党体系。在政治参与水平尚低的时候就形成了政党组织的国家（英、美、日、中国、俄罗斯），就很有可能在扩大政治参与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解决此类问题需要高度发达并已制度化了的程序。拥有高度发达的传统政治制度的国家，可以通过对其制度的不断调整而演进至较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在某一阶段上，政党对于政治参与扩大的组织和安排作用是必不可少的，但政党作用是第二位的，是补充制度的力量而不是填补制度真空的力量。然而大多数现代化起步较晚的国家都不具备通过自身调整而能够适应现代化要求的那种传统政治制度，因此，最好的方法就是尽可能早地建立现代政治制度，即政党制。早期现代化国家听凭历史摆布的东西能够成为晚期现代化国家有意识的抉择。二者的经验皆证明，及早重视政治组织和现代政治制度的创建等问题，当使现代化进程较为顺利而稳妥。这将有意识地调控经济，使社会能够不断实现高速发展后的“软着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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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政治文明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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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政党活动还只能局限于一国本身，但其价值观和宗旨却必须尽可能多地赢得更多的国家和更多的民众的理解，这将成为未来政党政治在国际生活中的重要任务。
1．美国“亨廷顿悖论”
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曾在其名著《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指出：“从全球角度来看，政党的数量及其力量之间似乎看不出有什么联系……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随着现代化程度的不同而变化的。现代化水平高，那么不管政党的数目有多少，都可能是强大的；现代化水平低，则一党制既可能是强大的，也可能是弱小的，但多党制则无一例外都是弱小的。”④同时他又花了大量篇幅来鼓吹所谓两党制的优势。但今天看来，这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亨廷顿悖论”，他标榜的两党制的竞争是美国政党制度进步的根源，但在竞争达到极限之后，以榜样自居的美国两党之间的界限竟然也变得模糊起来。
我们认为，如果政党不是在为一个既定的方向奋斗，而是不断地通过利用对方的失误而争取民众，这样的架构离开了政党政治的本意。因此，现代社会选择何种政党制度，与数量多少无关，与政党的强大与否也无关，只是看这个政党能否使民众“以共同目标为取向”，并能够与民众之间建立有组织的自愿的广泛的联系。因为政党存在的基础是民众的支持，而不是与其他党派竞争。一如市场中的企业，站得住脚的企业都是因生产出了适合消费者的产品，并持之以恒地发展，而不是看市场上出现了一个、两个还是多个同类企业。如果市场上没有这种需要，那么无论是一个、两个或多个企业都是多余的。
如果说，在过去的政治中，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在于有一个能够同化现代化过程所产生出来的新兴社会力量的政党制度，那么，现在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则是一个政党能否代表人类和时代的共同目标取向，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展示的深刻内涵。在过去，强大的政党制度的稳定性更多地来自其起源方式而非来自其政党性质。无论是东方国家，还是西方国家，它通常是激起广泛动员并形成制度化的民族斗争或革命斗争的产物。但是，一旦斗争获得胜利，在斗争中强大的那一个或几个政党就会成为执政党，这个体制随后就可能消除掉曾经使自己成功的社会基础，于是该体制的持续稳定依赖于其历史遗产。夺取政权的斗争越是持久，其意识形态的承诺越坚决，随后建立起的政党制度的政治稳定性就越大。在这种政党制度下，一个新集团、新力量要进入该体制首先必须进入党。在这个意义上讲，同化新社会势力的途径也比较少，其政治领袖在动员新兴集团参与其政治方面也就能更加控制自如。然而，持久的现代化进程还是给这种政党制度的稳定造成问题。政党力量来自其夺取政权的斗争。一旦大权在握，那还会有什么动机驱使它去保持高水平的动员和组织呢？在一段时间内这种冲劲可能来自党的理想和社会现实之间的差距，但长久之后又当如何？
问题并不止于此。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全球交往的扩大以及政治参与的越来越广泛，人们真正关心的已不再是获取政权的政党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而是看执政党能否适应人类和时代发展的潮流，能否提供人们进行广泛自愿参与政治的平台与机会。今天的政党政治已不仅仅是政党领袖和党员们的事，而是全社会的事务。换言之，在社会没有充分被组织化之前，政党是惟一有力量的组织；而当社会成员已被现代化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充分组织起来之后，政党则变为了各种社会组织中的一个，各种组织正在吞噬着政党原本稳如泰山的基础。这种竞争类似于强大的跨国公司对于国家的挑战，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规则下的挑战。
如果说，在传统的政党制度下，执政党面对的是一个个的单独的人，那么，今后面临的则是组织起来的一群群的人，这就是影响今后政党制度走向的全新场景。执政党在此时如果懒于扩大和组织政治参与，那就会大大增加各种社会组织的数量，并使他们日益多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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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政治文明执政主体与其环境的关系(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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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今天的执政党已经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利用自己的组织优势架构政党体制，而必须学会把各种社会组织纳入政党体制，并继续在其中发挥主导作用。没有社会组织参与的政党政治将堕落为政党专制，而缺乏政党主导、只有社会组织的政治生活则是一堆“散盘”，盘中仍是一盘散沙。
2．政党未来力量来自新组织建设
从传统意义上讲，政党的力量来自如下三个方面：其一是制度化的群众支持的情况，其二是组织的复杂性与深度，特别是体现在党与社会组织方面的联系。其三是党员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党认同，又在多大程度上仅仅把党视为达到其他目的的一种手段。
首先，群众的支持如果只是一时的而缺乏持久的制度化的工作，就会出现政党力量的式微，领导层的瓦解，群众支持的消失，组织结构的衰落，党员舍弃政党而热衷于做官，个人权威的上升。
其次，如果一个政党变为某单一社会势力的传声筒，那它就会失去自己的旗帜而沦落为该社会集团的工具。对于较强大的政党，其他社会组织的领导要服从党的领导，而且政治决策领域皆保留给党。但是，大多数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国家的政党没有这种作为后盾的组织联系。在大多数场合，它们都无法形成对广大民众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最后，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党在执掌国家大权之后，政治领导人和党员会把他们的忠诚由政党转向政府机关。他们本人在政治上从群众领袖变为政府大员，许多各不相让的工作分散了组织工作精力，使政党受到削弱。组织精力的明显分散意味着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全面下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对党的认同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其内心向往的乃是政府高官。而很多担任高官的党员最终走向贪污堕落，甚至背叛自己的信仰，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
因此，政党组织者是否有足够的精力投入组织建设，即进行治政建设，成为政党未来力量的关键。
新的执政党建设要完成三件事：一是建立“长效型”政党架构，固化政党自身的组织结构，夯实政党自身的组织基础；二是建立“开放式”动员机制，尽可能释放出公民政治参与的“志愿”；三是建立“海纳型”组织机制，汇聚这些被释放出来的公民政治参与的“志愿”，形成强大的改造社会的组织化力量。这种组织建设已不同于革命时期或建国初期的政党建设，而要在政党自身的组织建设之外，大大增加社会志愿组织的建设。这一方面要通过政党自身的理念和纲领感召人们，又要通过各种方式扩大公民与社会组织的政治参与，动员和疏导新近动员起来的志愿组织得以参与政治，并为同化新集团提供出制度化的组织和程序。这既成为检验执政党生命活力的标志，也成为衡量传统政党能否吸纳“公民志本”、真正“以人为本”的分水岭。这样一种政党制度是未来现代化国家政治稳定的先决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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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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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政治文明就是治政和行政的有机统一。由治政表达达于行政执行，这就是现代执政能力和执政文明的产生基础。
从“政治”到“治政”，虽然表面看来仅是字序调整，但我们认为这背后所蕴含的——从概念到实质、从理念到实践的一系列变化恰恰是拓开政治文明新时空的突破口。
（一）治政与行政：执政能力之源
先从“政治”说起。
什么叫政治？尽管人类已有的政治实践和政治研究不计其数，甚至当今有人已经提出了“网络政治学”、“太空政治学”、“游戏政治学”、“两性政治学”、“公司政治学”等时代性极强的政治新命题，但是，由于各时代的政治家和政治学家都从不同的视野和维度展开论述和研究，可以说目前还很难形成一个对于政治的“公式化”的标准定义。一般说来，现代意义上的政治是指“上层建筑领域中各种权力主体维护自身利益的特定的行为以及由此而结成的特定关系”。⑤
那么，今天所讲的主流政治观是怎么来的呢？
英语的政治（Politics）一词源自希腊语，最初的意思是指“城堡”或“卫城”，后来逐渐同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结合在一起，随着社会公共事务的发展而被赋予了“邦、国”的意义，并衍生出政治制度、政治家等词。因此，可以说“政治”最初就是指城邦中有关统治、管理、参与、斗争等各种公共生活的总和。在古老的东方，尽管先秦诸子就曾使用过“政治”一词，但是“政”和“治”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分开使用的。其中，“政”主要是指国家的权力、制度、秩序和法令；而“治”则主要指管理人民和教化人民，也代表其结果，即实现社会安定太平的状态、趋势等。将“政”、“治”两字合用则是始于近代，其代表人物孙中山曾经说过“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先后对政治进行过表述，比如“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是一种科学”等，形成了政治研究的指导思想。
总体而言，人们对“政治”概念的看法主要集中在：政治是各阶级为维护和发展阶级利益而处置本阶级内部以及与其他阶级、民族、国家的关系所采取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政治是由政府推动的、涉及各个生活领域的、在社会生活中占主要地位的公共活动；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和使用等。政治是随着社会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演进而不断发展的，社会成员参与政治生活的深度、频度和广度也随之向前发展。历史上的政治一开始就是表现为人们攫取、维系、分配、制约国家权力的全部活动，在现代则表现为牵动特定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巨大社会力量及其运作过程。政治现象将长期存在，只有当“少数人管理模式”
真正转化为“全社会自治模式”，原来意义上的政治现象才会转化成一般社会现象而最后趋于消亡。
我们认为，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应当超越传统意义上的“少数人模式”，更应当超越西方当代的所谓“精英模式”，顺应民心所向，向着“多数人模式”乃至“志愿者模式”发展，最终实现马克思所设想的“自由人的联合”与其“联合体”的自治。当然，在终极目标实现之前，全人类还有很长的路程要共同穿越。在现阶段，政党政治是世界政治的核心，执政党仍将长期成为天下政治的主角。因此，应当把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和政治文明加以进一步“细分”：
治政，是执政党代表人民履行“国家意志的表达”，其目标就是“求是”，即能够制定让人民群众自主创造并公平获得一切“物质—精神”财富的规则；行政，是政府受人民(和执政党)之托完成“国家意志的执行”，其目标就是“求实”，即必须保障前述规则能够落到实处、见到实效、取得实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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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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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执政党而言，执政能力即“求是”与“求实”的全面转化能力。
治政及行政的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和积累，即构成政治文明。
如果说执政党组建政府的基本点在于搞好物质生产，那么，可以说执政党自身务须抓好在其基础上的精神生产；形象地说，行政的任务是国家资本和国民财富的保值增值，而治政的任务是“公民志愿”或说民心向背的汇聚扩大。
本书作为“大国政治”和政治文明新解的理论拓荒，既尝试“建设性”，亦注重“历史感”——从历史中来，到现实中去，向未来中看。因此，下文我们主要是从中国概念、中国语境和中国文化出发，对“政治”和“治政”的区别及其意义加以研究。
梁启超先生在1921年的著名演讲《辛亥革命之意义》中曾经讲道：
“四五千年前祖宗留下来这份家产，毕竟还在咱们手里。诸君别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容易啊！请放眼一看，世界上和我们平辈的国家，如今都往哪里去了？现在赫赫有名的国家，都是比我们晚了好几辈。我们好像长生不老的寿星公，活了几千年，经过千灾万难，如今还是和小孩子一样……”⑥
虽历80余载，这一席话仍令人觉得言犹在耳、回肠荡气！因为中国正是世界上文明史（包括政治文明史）既久远又连贯的罕有之大国！所以，由远及近，从古到今，一以贯之，一脉相承，不管是对历史问题的认知，还是对民族精神的省思，既给我们提供了治政研究的绝佳素材，也给我们的政治文明创新准备了最好的比较教案。
（二）治政文明是现代执政文明的灵魂
首先，我们试从字面上解析“治政”与“政治”的不同：
1.从“政治”到“治政”，体现出主体视角的变化；
与“以政治人”不同，“治政”强调的是人的主体性，即“以人治政”，强调要依靠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去治理好政事，而不是被物化的、僵死的“政令”所制。特别是历史上的政治现象一开始就是围绕权力纷争展开的，从根本上说没有改变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治模式，“政治”成了少数人用其“政”去“治”多数人的代名词。提出“治政”正是希望多数人及其治政核心能够顺应民心，扩大参与，发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治”好公民志愿之“政”，最终达于社会发展高级阶段的自我管理。
2.从“政治”到“治政”，意味着操作程序的变化；
比较政治学的研究通常认为，中西方政治管理的历史体制差别在于：中国素重清官“人治”，西方讲究程序“法制”。而中国“二千年之政，秦政也”，由于是以“先王之政”为治国之纲，“祖宗之法不可变”，一方面造成因循守旧，受制于陈规陋习，另一方面法律的文本制度迄秦至清基本不变，客观上形成了依靠官僚自行发挥甚至贪赃枉法的人治惯性，缺乏西方条分缕析、权责明确的现代法律系统。治政，则强调了对“政”的分析、掌握与科学控制，从程序上提供了一种不断推动“依法治国”的理论前提。
3.从“政治”到“治政”，暗含了制度时效的变化。
中国之所以“两千年不变”，与各种制度文本的封闭僵死必不可分，也与统治者不能与时俱进直接相关。近代“海禁”带来的“闭关锁国”就是典型案例。治政则强调随着时代的变化来“治理”，而不是在“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明君先皇”的“金科玉律”和“清政明令”中兜圈打转。
中国人历来重视“名正言顺”，马克思也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并仅仅因此也为我自己存在的、现实的意识”，⑦语言往往成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晴雨表。“治政”首先针对中国传统政治文明的封建残余而来，是要从词根上、意识上对那些造成近现代落后局面的政治积弊进行校正。这并非妄自菲薄，而是辨证扬弃、继承创新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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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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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我们再从内涵中分析“治政”与“政治”的差异：
1.“政治”是宽泛概念，“治政”是精确概念；
政治是权力行为和权力关系的总和，是个泛化概念或说“元概念”。当我们需要对政治进行具体研究时，往往需要补加各种限定性、说明性、修饰性字词，比如说政治家、政治经济学、政治体制、政治改革等。而治政则是精确概念，专指在大的政治范畴中的执政党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关系的总和。
2.“政治”是模糊概念，“治政”是对象概念；
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产生的重要社会现象。作为对这一现象的指称，“政治”一词并未有什么明确的对象性，比如说执政党搞的是政治，在野党搞的也是政治，老百姓的政治参与亦是政治。而治政则有明确的对象性，仅对执政党而言。
3.“政治”是集合概念，“治政”是专门概念。
政治可谓无所不包，提起政治一词很难让人有一个专门的、明晰的概念意识。由于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政党政治是公认的主角，因此，对于政党政治的专门研究也备受重视。治政将政党政治中的专门领域——执政党政治——明确和固定下来，既便于说明问题，也利于纵深研究。
我们知道，在科学史上许多发明、发现都与新概念、新名词联系在一起，因为它们背后往往意味着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的深化、进步或创新。通过在传统概念和表达方式的基础上将“政治”加以“反弹琵琶”式处理，进而提出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的“治政”概念，有利于我们将政治文明的研究细化、深化和专业化，是为第二步。
最后，结合中西方关于政治文明诸多经验和共识的实证分析，可以把当前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中心环节总结为“核心问题”，或者确称为“核心归位问题”——思想归位、行动归位、规则归位。繁言之，就是要全面研究：
——执政党应当在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中居于什么位置？
——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应当如何发挥作用？
我们之所以提出治政概念，而不是像过去那样笼而统之地称为“政治工作”或是“搞政治”，也正是出于对“核心归位问题”的对策性研究：
1.变“政治”为“治政”，是对于核心位置的强调；
就政治来说，似乎只要是为了名义上的“民主自由”，什么人都可以搞，什么话都可以说，什么事都可以做，并未有清晰的位置感，以至于人们把北京“的哥”的政治神侃都看成政治进步的表现了。而治政则不然，能够以公共权威的身份去“治”这个“政”，绝不是古道热肠、街谈巷议之类，而必须是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权力让渡的执政党亲力亲为。如果核心失位，势必造成极大的混乱。
2.变“政治”为“治政”，是对于核心作用的明确；
前文已述，“治政”是为了“求是”。简言之，这所治之“政”即所求之“是”。既然是为求真求是，一方面就是对执政党所应起到的作用做出了明确界定，也对执政党的责任和义务给出了清晰的标准。如果能够与时俱进地带领广大群众求发展之“是”、求稳定之“是”、求进步之“是”，核心的作用就得到了体现。而历史上那些弯路时期，所谓“人整人”、“人斗人”之类的“搞政治”，显然就是偏离了方向而产生的“负作用”和“反作用”。
3.变“政治”为“治政”，是对于核心规则的凸显。
如果说过去的执政党治理国家带有经验性、随意性、多变性色彩，那么，现在就必须强调科学性、规律性、精确性要求；如果说以往的执政行为往往以彼带此、以党代政、以上代下，那么，现在就必须定好规则、完善规则和落实规则，谋党建不能等同于抓经济，抓思想当然有别于抓市场，政府的事情党就不能越俎代庖，而非行政的治政任务，党也必须当仁不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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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现代执政文明奠基于治政和行政的统一(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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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学治政决定执政党的生死存亡
因此，治政概念的提出，并不是什么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戏，也不是哗众取宠的夸夸奇谈，而是指向鲜明的学术性探讨，是定位准确的实践化反思，是对于执政党核心位置、核心作用的对象性、专门化表述。在当前以“全新观念（发展观、政绩观）、全面发展（全面小康、伟大复兴），全局稳定（长期性、可持续）”为总要求、以“三个文明”协调发展为总目标的新时期，我们知道：如果只以统计数字为中心，或者反行其道、不抓经济，没有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如果将全面发展寄望于经济发展的“自然反应”和“必然后果”，没有充分的公民素质基础和社会规则基础；如果将全面稳定等同于没有核心、放任自流，没有坚强的治政核心和民心基石，那么，未来之路就一定不会一帆风顺。基于此，认真总结执政党的治政经验和历史教训，全面掌握古今中外执政者的治政方略和成功方法，深入探究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建设的内在规律和本质要求，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