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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执政党来说，政治危机就是对“执政主体的束缚”。而危机的解除，则是对主体束缚的解除。现代意义上的危机却是持续的、多元的、隐性的。现代化条件下的执政党面临的真正的危机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即偏向、断层、他换、自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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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政党面临的四大政治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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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意义上的政治危机是指：由于发生了某种（事实上或声称的）对国家构成威胁的非同寻常的事由（如战争或内乱），国家采取措施中止某些现行工作。而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危机与过去大不相同。对于执政党来说，政治危机就是对“执政主体的束缚”。而危机的解除，则是对主体束缚的解除。二者的本质不同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危机多是突发的、单一的、显性的，现代意义上的危机却是持续的、多元的、隐性的。前者可以通过紧急应对措施加以解决，即这种危机可以当做一件事情来处理。这在国家建立之初、政党成立之初，经常会遇到。但随着国家运行趋于制度化，执政党的地位逐渐巩固，来自传统意义上的危机会越来越少，而现代意义上的危机大大增加了。这是由执政惯性引起的。本章将主要针对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主要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危机加以分析，有些构成了明显的后果，有些还是隐性的病痛。我们希望并试图找到解决问题的科学思路及有效途径。
我们认为，现代化条件下的执政党面临的真正的危机主要来自四个方面，即偏向、断层、他换、自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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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之一：偏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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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一：偏向——组织结构中权力原则对民主集中原则的束缚
政党的偏向是指政党在一个时期内，由于采取了错误的路线而导致整个事业背离政党的基本宗旨和当时的基本国情，最终导致严重的后果。从本质上讲，偏向是组织结构中权力原则对民主集中原则的束缚。偏向往往产生于党的高层，对党的事业发展具有全局性的影响，因而其危机也最严重。
我党历史上曾有两次严重的偏向，一是“王明左倾路线”，一是“文化大革命”。
关于“王明左倾路线”对我党历史上造成的严重后果，历史早有公论。在这里我们要着重研究的是这种偏向究竟是如何产生的？是能够避免还是不可避免的？
（一）通过组织决议的方式发出的个人思想的行为。从历史上看，偏向发端于1931年5月中共中央对苏区党组织建设作出的《关于苏维埃区域党的组织决议案》。决议案指出：“中央为加强对苏区党的直接领导而派遣中央代表去设立中央局或中央分局，这是绝对需要的，中央局或中央分局有权改正和停止当地最高党部的决议与解散当地党委。但是，决不能代替或取消当地最高党部委员会。”《决议案》还规定：“红军中的党的组织，是以连支部为基本单位，上级党委员会设立在政治部系统之内而直属于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总政治部。党对于红军的领导，除经过政治委员与红军中党的组织外，上级的指挥系统经过革命军事委员会。在远离革命军事委员会所在地的红军，应组织党的前敌委员会直接指导。”《决议案》还指出：“在党员的成分上，坚决地向工人、雇农、贫农开门，对党内的富农分子乃至地主残余，一刻也不停留地将他们洗涮出去。”①应当说，决议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若从政党建设角度，联系当时的历史环境来看，这份决议却是此后发生“偏向”的祸根。
首先，这是通过组织决议的方式发出的个人思想的行为。这已经不是1931年2月王明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底斗争》的个人行为了。一个人的思想一旦变为组织行为，其力量便立刻有了质的变化。从全社会而言，个人在组织面前是毫无力量的；对于组织内部而言，个人对于组织仍然是毫无力量的。虽然当时由于刚刚清除了立三路线的问题，全党思想正处于一种徘徊的境地，急需一种明确的指导。王明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面目出现，再加上共产国际的支持，正适应了这一需要。但当时党内缺乏对一种新思想的评价机制，一种思想在没有任何论证的前提下贸然变成党的决议，这不仅仅给整个党的工作带来一种冒险的危机，更重要的是给纠正这种错误带来了巨大的困难。红军最后经过了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丧失了中央苏区并付出几十万红军的生命之后，才得以有机会对这个由组织上形成的决议进行反思和纠正，付出的代价是极为惨重的。
（二）斩断政党基本力量的来源
其次，这个决议斩断了政党基本力量的来源。政党的基本力量来自对群众的组织和群众的认同。中国共产党的基本力量来自当时的工农大众，当时红军的全称也是工农红军。但对于王明这种来自大城市的“纸上谈兵的布尔什维克”，不仅仅瞧不起当时已经形成武装割据形势的工农武装，同时也不尊重如毛泽东等来自农民运动的党内领导人。王明所谓单纯照搬苏联模式，在思想上表现为主观教条主义，在组织上则完全割裂了党同农民的平等联系，这完全是犯了国民党在辛亥革命时同样的错误——单纯依靠党员自身的力量来革命。这实际上是一种“救世主”自居的思想，但对于组织上的危害却是巨大的。党对于他来说，不是达于解放中国的工具，而是证明他自己正确的工具。这在他后来的一系列工作中都明确显示了出来。1931年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的《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决议，其中夸大了红一方面军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和其他地区红军的胜利、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三省所引起全国人民反帝斗争情绪，提出了比较完整的“左倾冒险主义”主张，甚至称“目前中国形势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这一切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进攻路线的正式形成。当时中央号召红军全面夺取大城市，一省至数省先取得胜利，在白区全面开展斗争。结果，不仅红军在攻打大城市的战斗中损失惨重，最后将白区党组织全部丢光，连中央也不得不于1933年2月进入中央苏区。党还是回到了其力量的源泉——工农中间——才得以继续保存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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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之一：偏向(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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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权力尺度代替影响力尺度
第三，这个决议使权力尺度代替了影响力尺度。我们在前文已经剖析过权力尺度产生的根源，这是等级制度下的产物。党组织在当时作为几乎是惟一的现代化组织，如果不能采取与现代化相适应的原则与尺度，那也不过是皇权社会的继续罢了。虽然我党当时看到了问题所在，六大通过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提纲》就曾明确指出“党内民主主义：从前下级群众是没有讨论过政策，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没有选举过自己支部干事会和委员会。——与机会主义奋斗后，渐能批评自己和上级机关，但党的政策还没有能普遍传达到下级党部，引起群众的讨论。”〖HT5”〗②但是，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并没有形成对此问题的有效解决办法。换言之，党内民主也好，民主集中制也好，都缺乏落实的有效方法，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是一个大问题。质言之，关键环节是选择尺度出了问题。一个能够有效地改造自身的组织，才能有更多的机会让那些领导者能够在组织的各个层面上显现出来，而不是只存在于组织的高层。反过来，这一条也是衡量一个党组织是否达于现代化的基本标志。即究竟采取权力原则还是影响力原则。采取影响力原则的政党组织，将使能干的人不断涌现出来，并承担起各种任务，整个组织迅速成长。而采取权力原则的政党组织则必然形成组织高层的斗争，而对于广大党员来说，则只能听天由命。因此，当王明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采取“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时，任何党员甚至当时已担任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也毫无还手之力。若不是后来革命形势一落万丈，红军伤亡惨重，王明等束手无策，这种局面还很不易挽回。
综上所述，对于“王明左倾路线”的偏向，其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了组织本身。缺乏对领导思想的评价体系、割断组织与群众的联系、用权力原则代替影响力原则，是当时出现问题的组织根源。这也是政党建立之初、制度化未形成之时不可避免的。但如果在建党初期对这些环节有所预防，我党肯定少走很多弯路，王明的偏向问题还是可以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后果，我党历史已有公论。在这里我们主要探讨的也是偏向问题。1981年6月27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文化大革命’名义上是直接依靠群众，实际上既脱离了党的组织，又脱离了广大群众。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文化大革命’初期被卷入运动的大多数人，是出于对毛泽东同志和党的信赖，但是除了极少数极端分子以外，他们也不赞成对党的各级领导干部进行残酷斗争。后来，他们经过不同的曲折道路而提高觉悟之后，逐步对‘文化大革命’采取怀疑观望以至抵制反对的态度，许多人因此也遭到了程度不同的打击。以上这些情况，不可避免地给一些投机分子、野心分子、阴谋分子以可乘之机，其中有不少人还被提拔到了重要的以至非常重要的地位。”这一段论述切中要害地指出了“文化大革命”偏向的组织根源。除了我们在分析“王明左倾路线”偏向时的三个因素也不同程度起了作用之外，“文化大革命”又多了一个因素，那就是如《决议》指出的：“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所谓‘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大革命，既没有经济基础，也没有政治基础。它必然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纲领，而只能造成严重的混乱、破坏和倒退。历史已经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明确地说，在政党制度化阶段仍继续机械教条地采取在政党初建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手段，是“文化大革命”偏向的关键。〖HTSS〗因为这种方式只能导致政党退回到形成初期的“宗派状态”，（见本书第一章第二部分），这种状态下，某个中心人物的崇拜、小圈子的形成都是很普遍的，这也就不难解释毛泽东为何被制造成神，林彪、江青又为什么分别组织了小集团、小宗派。综上所述，“偏向”对于执政党的危害是最为巨大的。而政党治政的制度化建设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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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危机之一：偏向(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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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避免“偏向”的惟一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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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机之二：断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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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二：断层——组织结构对个人能动性的束缚
断层是指组织内部人员（尤其是领导成员）从一个层面向另一个层面过渡时，或政党权力由上一代领导向下一代领导交接时，由于治政结构问题而导致权力不能顺利交接，并由此引发的一系列问题。断层问题从现象上看只是个人问题，但从本质上看，有其深厚的组织原因，是组织行为对个人能动性的束缚。
从政党组织的一般规律而言，断层问题出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从空间上看，表现为组织内部的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接轨的问题；从时间上看，是组织的最高接班人的权力传承问题。
（一）从空间上看，是组织内部一个层面与另一个层面接轨
我们先从空间上看，党内任何一个层面的领导者都会碰到升任或调任另一个党组织的工作。比如一个优秀的基层乡党委书记，如果要想做出一些成就，至少要具备如下三个特征：一个好班长（领导本人），一个好班子（好的搭档），一套好办法。在这样一个条件下，开展何种工作，取得何种成绩，都是比较容易的。但如果这位乡党委书记由于工作出色，而担任上一级组织领导——县委书记，那么，同样要具备上述三个条件。这就面临一个非常具体的组织问题：要么，这个县委有一个好班子（好的搭档），一套好办法，只等他这个好班长去——这种情况并不总能遇到。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就得把他的好班子和好做法一起带到县委去——这种情况基本上也是不可能的。那么，他所碰到的大部分情况是要重新建立一个好班子和创造一套好办法。如果那个县组织建设比较好，工作情况不是十分困难，人际关系不是十分复杂，那么这种工作还是可能通过一定的努力来完成的。但如果那个县组织建设不太好，工作情况又比较困难，人际关系又十分复杂，那就几乎不可能很好地完成工作。如果是这样，这位同志就可能迅速变成“光杆司令”。在这种情况下，他权力再大，也不过是个人，而他面对的却是一个组织——在现代社会中，任何人都不可能是组织的对手。如果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他担任市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中央领导，那么他就有可能一直处于在组织中进行个人奋斗的尴尬境地。有人就会说了，那要看这个人有没有组织能力。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对于政党形成初期，组织对中心人物的依赖是非常强的，那时往往一个人能够决定组织的兴衰。很多帮会更是如此。但政党经过一系列的发展而达于执政党阶段，如果还是按照政党建设之初的方式来工作，只能使整个组织陷入混乱。因为靠一个人去改造一个组织，恰恰违背了组织的基本原则，那只能形成帮派和小圈子，而不可能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组织建设。
因此，现代政党权力交接的第一个组织规律就是：每一级组织都能够形成接纳每一位领导或普通党员的制度化平台，使其能够迅速投入并适应这一级组织的工作。这是现代政党组织建设中必须注意的。
（二）从时间上看，是组织内部最高接班人的权力传承
我们再从时间上看，“接班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直是一个非常敏感但又绝对不能回避的问题。建国之前，由于政治斗争环境复杂，很难对接班人问题进行制度化的运作。建国之后，中国共产党先后有刘少奇、林彪等都曾明确为党的接班人，林彪作为党的接班人甚至还写进了中共九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党的历史上开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先例。他们的所作所为在我党历史上会有公论，在此不做过多的探讨。本书只试图通过接班人这一环节的透视和剖析，找出现代治政条件下权力交接的一般规律。
对于以上这些接班人来讲，有几个共同的特点：一，他们都是在老一代领导时期就担任重要职务的。二、他们的接班人地位在老一代领导权力未曾交接时就已经明确。三、他们都是在老一代领导权力未交接时期退出组织高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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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危机之二：断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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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他们的命运完全来自于老一代领导，即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个现象，我们想是任何人都不愿意看到的，但却都发生了。如果只发生在一两个人身上，我们说，这是领导决策出了问题，但大部分如此，那么问题的原因就不是个人原因，只能从组织原则上去找。从组织建设上讲，确定接班人本是合理的，但必须与一些组织原则配合起来。如果将其他组织原则抛在一边，而只是夸大接班人的作用，那么，就会重新陷入政党建设之初的通病——依靠个人而不是依靠组织。中国古代很早就建立起了完整的统治构架，被西方学术界称为“文明早启，政治早熟”。但为什么同时又被称为“五千年不变”之政治，其原因就在于缺少制度化的组织建设，尤其在权力交接这样关键性的问题。因此中国历史就形成了一个有趣的模式：治国之时，谋深划远；传承之日，几如赌博。上一代皇帝向下一代皇帝传位时带有很大的偶然性和情感色彩，结果是昏君多，明君少。历史上几个有作为的皇帝如唐太宗李世民、明太祖朱棣，皇位干脆是抢来的。因此，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政治解决了很多政治难题，但恰恰在权力交接这一问题上几无建树。
因此，在权力交接问题上，一方面要遵循权力原则，一方面还要遵循民主集中原则和影响力原则。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等级观念越来越淡化，权力原则在政党建设中所起的作用会越来越小，而民主集中原则和影响力原则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民心向背不仅仅是针对老百姓，对于党组织内部同样如此。既然政党的权威是在动员和组织民众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么政党领袖的权威也一定是在同样的过程中形成。皇冠可以继承，金钱可以继承，惟有民心向背不能继承——即人民的志本，这是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赢得的东西。
我们高兴地看到，中国共产党的十六大完成了堪称中国历史上最为平稳的一次权力交接。新一代领导集体不仅仅顺利走出了权力过渡期，而且在人民心目中具有了越来越高的威望。这在我党组织建设上开创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因此，现代政党权力交接的第二个组织规律就是：权力必须由上一代领导集体向下一代领导集体过渡，而不是个人向个人的交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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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三：他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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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三：他换——组织结构对政党定位的束缚
他换危机是指执政党由于自身的原因导致其在社会组织生活中的权威地位被其他社会组织所替代。其实质是组织结构对政党定位的束缚。这里所讲的其他社会组织不仅仅是指政党，还包括指行政组织和志愿组织。政党竞争问题不是本章讨论的内容。政党的行政化和志愿组织的崛起，是他换危机的主要表现。
（一）政党行政化：组织离心力之产生
政党行政化是许多现代化条件下执政党的通病。许多处于现代化之中的政党在执掌国家大权之后，政治领导人和党员会把他们的忠诚由政党转向政府机关。他们本人在政治上从群众领袖变为政府大员。在以往的政治斗争的环境中，他们对党的献身精神使他们把大部分心思才力，用来建设起坚强的、反应灵敏的组织，能够按照党的指示采取有纪律的行动，能捕捉并领导群众的意愿来达到斗争目标。但执政后，繁忙的政府事务工作分散了组织工作精力，使政党本身受到削弱。组织精力的明显分散意味着政治制度化水平的全面下降。“昔日得以从事于党的组织建设这个至关重要工作的英才，现在可能因忙于政府的一个部或一个局的公务抽不开身，除非能够马上源源不断地物色到忠于党的组织和行政管理的人才，否则党的组织，即政权与群众之间的主要纽带，就可能被削弱。”③这不仅发生在许多其他国家，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对党的认同不过是暂时的现象，其内心向往的乃是政府高官。据统计，我国一些基层起不到组织作用，有些甚至严重瘫痪，其原因即在于此。而很多担任高官的党员最终走向贪污堕落，甚至背叛自己的信仰，放弃了世界观的改造，其制度化的原因即在于此。未曾执政时期的党的职业革命家曾是人们的崇拜偶像，但到了今天，只做政党工作的人却被讥为“马列主义老太太”。这除了反映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外，更重要的是大量党员担任行政职务之后，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行政工作上，忽视了政党本身的治政工作。就如同经济活动中拱手让出市场一样，原本由政党进行的动员民众、组织民众的工作被行政工作所代替，行政原则代替了治政原则，政党远离了民众，影响力也随之下降。我们的政治体制中的党政不分、党的威信下降、年轻人不愿入党等一系列问题的产生，其组织根源即在于此。
（二）志愿组织因市场而生，依市场运作
志愿组织的崛起是他换危机的另一个方面。从整个社会发展来看，志愿组织基本上不会发展为政党，而且很多志愿意组织也不愿意发展为政党。但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社会是一个组织的社会，一个人一定会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一个组织中去。现代社会信仰宽松，人们大可不必为意识形态问题而提心吊胆。那么，何种组织能够为民众带来最为便捷的服务，谁就能赢得百姓的志愿忠诚。而这种组织一旦形成，其获取民众“志本”的能力就非常巨大，而且由于其植根于志愿之上，那就几乎成为牢不可破的坚强组织。这种组织的内容多种多样，模式也千差万别，但就成员对其忠诚度而言，则是与政党不相上下。
现代化条件下全球最著名的志愿组织当属计算机行业的“LINUX”组织，这完全是建立在自由平等联合的基础上的电脑程序开发者组织。一方面，它的成员并不要求为组织本身贡献什么；另一方面，只要愿意为开放软件工作的人，都可以成为其成员。每天有成千上万的软件人员加入其中，每天有成千上万人在利用这一开放计算机语言编写程序，其数量是微软公司的N倍，而这些成果又是向所有的人开放的。正是是这一个组织，才成为世界头号软件跨国公司惟一打不垮又吃不掉的组织，而且微软的很多员工也是这一组织成员。
（三）熟悉社会组织游戏规则：让成员在竞合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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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三：他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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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的一个经典组织就是温州打火机协会。由于该协会的努力，2003年7月14日，欧洲打火机制造商联合会撤回了对产自中国打火机的反倾销诉讼。根据欧盟反倾销法规有关规定，如果申请方撤回申诉，反倾销程序将被终止。温州人赢了关键的一场官司。
温州打火机反倾销的胜诉，是中国民间行业协会组织中小企业积极应诉的第一例，充分体现了中国民间行业协会的积极作用。表面看来这是经济行为，但从社会组织角度来看，是非常具有现代意义的。
首先，民营经济对这种组织的需求是内在的，本能的，自发的，其本质是需要形成一个“行业代言人”，以代表行业的整体利益，协调行业内外的各种经济社会关系。在温州这样个市场经济活跃的地方，民间行业协会成为温州企业的共同家园。《温州市行业协会管理办法》赋予行业协会（商会）16项职能，为其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自治性，服务性，专业化，为其三大特点。自治性是其活力之源。服务性是其基本工作方式，也是其赢得威信的基础。专业化是其发展趋势，也是其强化功能的必然选择。
其次，民间行业协会是因市场而生，依市场而运作的。这次为反倾销应诉，在温州市打火机协会组织下，各企业共出资200多万元，聘请国际律师，派出协会交涉团。以协会为主体参与应诉，既节约了企业单独应诉的成本，又提高了成功的概率。
再次，熟悉和运用WTO规则，让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受益。我国加入WTO后，出现了很多政府难管、企业难办的矛盾和问题，作为民间社团的行业协会，要发挥独特优势和作用。温州打火机企业从怕打、不懂打国际官司，到初步学会了在世贸组织法律框架下，运用法律来解决贸易争端。这一过程中，协会起到了引导、团结、凝聚人心的作用。
从组织建设角度来看，温州打火机协会完全是现代组织必须下大气力研究并认真加以学习的。从组织之间的关系来看，这样一些组织担负了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众多功能。随着社会生活的进一步发展，人们的需要会越来越多，这样的组织也会越来越多。那么，其组织、动员民众的力量也越来越大。如果政党组织的各种功能被各种志愿组织的功能总体上替代，那么，政党存在的基础将不复存在。这可不是马列主义讲的政党一定要消亡的意义，而是由其他组织将政党组织挤出现代社会组织体系。
因此，政党如何防止自身行政化和如何建立自己与各种志愿组织之间的联系，将是下一步政党建设的重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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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机之四：自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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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机之四：自朽——组织结构对效率的束缚
自朽问题主要是指执政党由于组织的生命力降低而导致不能担任现代社会的组织权威，并由此产生的一系列问题。最主要的就是腐败问题。关于腐败问题，我们将在下一章中专门论述。在这一章中，只从政党组织角度对一般原则进行探讨。
现代社会的腐败问题的表现往往是个人问题，但其真正的原因却在于组织构架中。因为现代人都是生活在组织中，每一个人的行为无不是深深地打上了组织的烙印并深受组织的影响。因此，对于腐败问题，除了要从主观世界改造上着力，保护我们的精神植被；更重要的是，要从组织建设上着力，杜绝腐败的结构性根源。
（一）个人力量大于组织力量，是政党自朽的第一个信号
新华网2004年3月18日的一篇文章，或可作为我们探讨问题的切入点。文章题目是《省委书记批示暴露出的软肋》，现不妨摘录如下：
据《新京报》2004年3月17日载，贵州省纳雍县百兴镇丫口村原党支部书记王兴祥，在任职期间非法拘禁、私设公堂、殴打群众、滥用职权、长期霸占人妻、放高利贷、侵占扶贫贷款、贪污挪用公款，横行乡里长达十年之久，而未被县、镇党委、政府和纪检监督机关察觉，直到一封群众举报信递到省委书记手里，经省委书记亲自批示要严肃查处之后，王兴祥的违法违纪行为才告白于天下。
一个村支书，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如此为非作歹，当地政府竟然说不知情，你说这是不是怪事？这暴露出当地工作中的一些软肋，主要表现在：一是不作为。群众的举报信能够送到省委书记的手里，难道不能送到当地政府的手中？我相信，当地群众肯定也向当地政府进行过举报或投诉，只是出于某种原因，当地政府不对这个恶棍进行惩处。什么原因使当地政府不作为？我想，当地政府中肯定有他的“保护伞”，这种“保护伞”若非亲非故，则一定收受过他的好处，即所谓的“保护费”。因为“朝里”有人罩着，群众长期扳他不倒，只好一级一级地上告，直至告到省委书记。从村到省，这中间有多少级，有多少职能部门，有多少“人民公仆”？只要有一级政府、有一个职能部门有所作为，问题都不会被拖延如此之久，也不需要省委书记亲自批示才能得到处理。因为省委书记亲自批示，问题不得不进行查处了，当地政府才推说不知情，这是谁也不相信的事！就算真的不知情，也是一种严重的失职，有关人员也应受到追究。担负着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公安、纪检监查等部门，不能以不知情，而将责任推得一干二净。在其位就要谋其政，不作为的官必须尽早离位让贤。二是无监督。村民说：“王兴祥作为支部书记，从不过问老百姓的疾苦，乡亲们不敢惹他，他叫做的事情不敢不做，否则就是打和骂。”从王兴祥身上，我没有感觉到共产党给老百姓带来的温暖和实惠。”就是这样一个人，却能连任十年村支书，不知当地政府是如何对他进行考核的，是如何进行监督和管理的，他又是如何赢得选票的？三是放纵与默许。当地政府和各职能部门的不作为与放纵，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漠视群众困难，冷漠群众投诉，不顾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就是对人民群众的无情。温家宝总理早就说过，我们要建立一个责任型政府。责任型政府就是对人民群众负责，如果连群众的生命安全都不能负责，还奢谈什么责任型政府？
我们认为，省委书记亲自批示，不能只是处理王兴祥的违法乱纪行为，还应当将那些不作为、失职、对人民群众冷漠无情的所谓人民公仆，一并查处，使各级组织切实负起责任来。应当说，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件，此文作者的思考点和结论都是正确的。但对我们的启示却不仅仅是找到了“软肋”，更重要的是反映了政党自朽的组织根源。
首先，依靠个人而不是依靠组织来解决问题，体现的是组织力量的严重缺失。个人力量大于组织力量，是政党自朽的第一个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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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危机之四：自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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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村党支部书记的问题十年来并没有被我们的干部考核、纪律监督等一系列组织程序发现并纠正，最终还是依靠一封告到省委书记的信，才在权力的干预下，得到解决。
（二）组织权威在民众中丧失，是政党自朽的第二个信号
其次，群众丧失对组织的依靠和信任，体现的是组织权威的严重缺失。组织权威在民众中丧失，是政党自朽的第二个信号。我国对农村的政治体制原则上是实行乡村直选和村民自治相结合的，既然此人横行霸道，完全可以通过有组织地选举或依据村民自治的有关法律，利用组织行为将其人严惩。但村民们并没有通过组织方式，而是采取层层上访的形式来工作，其反映的本质是对组织工作的依靠和信任的丧失。
（三）组织效率的严重低下，是政党自朽的第三个信号
第三，组织层次过多导致党组织对群众的反应迟钝甚至无力回应，体现的是组织效率的严重低下。组织效率的严重低下是政党自朽的第三个信号。上文中提到“因为省委书记亲自批示，问题不得不进行查处了，当地政府才推说不知情，这是谁也不相信的事！”问题并不在于推卸责任，而是下级组织根本做不出有力的反应。科层化结构曾是现代组织引以为荣的方向。但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尤其是交往范围的扩大，使得科层化结构已不能够将全部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纳入其中。在传统的金字塔结构中，上一层组织对下一层组织有绝对值的控制权。这个村委的上级党委，哪怕只是县乡一级，也足以查处这个家伙。但现在不同了，因为有人罩着他，所以非得要省委书记来督促解决，实际上是大大浪费了组织成本。查处一个村党支书记一定要动用省委书记，是拿“大炮打蚊子”。但不这样，又解决不了问题，这才是真正的大问题。
综上所述，执政党所面临的四大危机都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凸现出来的，而每一种危机都有其独有的表现形式和明显的警示信号。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深入研究上述四种危机并提出相应的对策，是任何一个执政党都必须认真对待的。
【注释】
①《中国共产党历史大博览》上卷，第298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月11月版；
②摘自《中国共产党历次党代会文件汇编》；
③《建设最新的国家：短期战略与长远问题》，第123、124页，威廉·J·福尔茨
著，转引自《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亨廷顿著，三联书店198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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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写一本年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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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从业于传媒领域之故，我们得以成为许多重要现场的目击者，关键事件的亲历人，流金岁月的守望者，也渐渐习惯以“思想&书写”的方式行走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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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一本年轻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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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与大多数毕业生一样，我们走出象牙塔，走上工作岗位，走向“学以致用”的广阔天地。应当说我们都是幸运的。首先，我们生逢一个富于变革和挑战的激情年代。正如马克思所说：“在伟大的历史发展中二十年等于一天”，神州大地上的新生事物如雨后春笋破空而出，其频度、速度、密度、深度、广度和力度更是绝无仅有。其次，我们身处一个易于观察和思考的社会剖面。因为从业于传媒领域之故，我们得以成为许多重要现场的目击者，关键事件的亲历人，流金岁月的守望者，也渐渐习惯以“思想&书写”的方式行走天下。
上世纪末，正是中国传媒业自体改革的青春期。我们分别在纸媒介和电媒介的改革风潮中“躬身入局”，虽不敢专擅“挺膺负责”之美，但作为相关改革实局的一线操盘手，所必须直面的林林总总亦可谓冷暖自知。那种况味，倒与踏破铁鞋之后，终于觅得久已渴读之书，欲痛快享受一次精神上的饕餮盛宴有几分神似。以胸中无字书，读社会无字书，如此相佐相参，渐行渐远。
十年后，再度聚首于母校的我们，拊掌相顾之际，会心追昔之余，一个久违的念头油然而生:写一本年轻的书，为这时代，为了未来。而接下来的事情，超出了我们的想像。结构和内容可谓大取大舍，与“初始化”的提纲相比，足以多出了三本书的容量。常言道：舍得舍得，不舍不得；然知之易，行之难。删繁就简、厚此薄彼的工作，实际演化成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过程。起初分工协作、半年成书的计划，完全让位于精耕细做、广种薄收的变化。单是将我们俩人各自写成的内容整合回炉，就已是历春经夏了。所谓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我们满怀着潜藏已久的人文虔敬之情所历历写下的，终于付梓成册，可谓其感若斯，其撼若斯。
最后，我们要对一直以来给予我们关心和支持的师长、亲友和家人致以深深的谢意。正是有了他们的宽容和耐心，我们的书才得以面世；因为有了他们的真爱和希望，我们的心充盈着温润。
皮钧高波
二○○四年八月六日晨成于京华三生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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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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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文明传承不绝且日益焕发青春的大国，不仅仅有丰富的政治思想，更有波澜壮阔的政治实践。与美国这样先有模型后有国家的设计方式不同，中国的政治文明财富太丰富了，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如何去继承与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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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意识的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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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意识的复兴－－评《治政论－－制度化时期执政党建设核心问题研究》
新华出版社2004年9月出版的新书《治政论－－制度化时期执政党建设核心问题研究》，是一本令人激动的政治学著作，这种激动是多年未有的感觉了。书的作者是两个年轻人，但所表现出来的意识中蕴藏在中国人心中的伟大的复兴精神。
本书从人类文明的高度出发，以全新的治政概念为基础，深刻指出了政治文明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之间的关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必须遵循人的全面发展的本质要求，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都是通过人这个主体而发生作用。而政治恰恰是对人这个主体——各种社会关系总和的管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当今人类文明的两个驱动轮，而政治文明则是其主轴。”本书科学地回答了物质文明高度趋同、市场经济逐步一体化的条件下，各国政治文明千差万别的根源：“自有人类社会产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来，人类的能动性体现在连接这两个轮子的主轴——政治文明之中。一句话：人类社会发展虽然依赖‘物质—精神’文明双轮动力，但若不能把个体差异如此巨大的‘人’组成充满人类尊严和文明原则的人类社会，并使得每一个人都能够自愿创造和公平获得一切可能的“物质--精神”财富，所有的文明成果都是保不住的，一切人类文明前景都只是空想—这就是政治文明在人类历史进程中担当主轴的真正原因。”本书还从三个方面对中国的政治文明进行了定位：“传统文化为本，学习民心向背与天下分合的在国治理；马列主义为纲，学习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科学方法；西方经验为用，学习市场经济和法制建设的技术手段。”从科学的角度将这三方面进行了定位。
在纵贯古今、横跨东西的坐标解构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本书的一个重要贡献。本书抓住了政党尤其是执政党这一现代组织的风范代表，阐明了政党与个人的关系，并深刻指出了执政党面临的四大政治危机：偏向、断层、他换、自朽。提出了政党自朽的三个信号：个人力量大于组织力量，组织权威在民众中丧失，组织效率的严重低下。发人深思。
历史是一部充满正确与谬误的教科书。当人们试图看清历史的时候，有的时候缺少的不仅仅是事实，还缺少合适的尺度。本书在精确解构历史方面提供了不少有益的工具，为政治学研究带来了全新的视野。
应当说，中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文明传承不绝且日益焕发青春的大国，不仅仅有丰富的政治思想，更有波澜壮阔的政治实践。与美国这样先有模型后有国家的设计方式不同，中国的政治文明财富太丰富了，最关键的工作就是如何去继承与光大。
值此全球化狂扫一切，市场经济席卷天下之际，《治政论》的作者能以冷静的心态、科学的方式研究政治文明与执政党建设，正是中国民族伟大复兴意识的体现，这才是最值得重视的事情。（洞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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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着怎样的“政治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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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着怎样的“政治基因”？——“大国政治研究”新著《治政论》读后
在中国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和当代大国，怎样建设政治文明？建设怎样的政治文明？这是一个不容回避的大问题。而要满意作答，必须直面一个根本性的命题：怎样正确认识和妥善对待我国源远流长的政治文明传统？换言之，我们有着怎样的“政治基因”？怎样评价我们的“政治基因”？
新鲜出炉的《治政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解析上述“系统问题”的新平台。正如年轻的作者在该书前言中所指出的，在全新的“精确制导式”研究进路的基础上，以创造性的“治政”概念为核心，“拉通”东方和西方、古代和当代的政治文明时空，从而基本建立起一个世界性的“政治文明基因组”的客观谱系和评价体系。
首先，该书建构起破译现代政治文明“基因组”的框架结构，即“三个文明”的“轮—轴关系”。其次，剖析了现代政治文明“基因位”的价值核心，即“三大尺度”的“轴心作用”。再次，打造了比较东西方政治文明传统“基因链”的科学坐标，即“三种变道”的“重塑模式”。在此基础上，中华传统政治文明的两大元命题——民心向背和天下分合——所具有的跨时空的文明价值，在全球化的背景中彰显无余。作者研究发现，“以家庭为传播中心，以天下为平治对象”的华夏传统，传承着奠基于“人—人关系本位”的政治基因，区别于“人—物关系本位”（古希腊）和“人—神关系本位”（古印度）的世界其他两大主要政治基因，从治政效果上更易形成“一体多元、天下和合”的政治气候，也更利于“以人为本、以家为本”的执政新风的激活与形成。当前，中国执政党的治道变革和老牌霸权国家的恐怖危机，成为作者研究视野中一正一反两个鲜活的例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