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科学剔除可能诱致“基因病变”的糟粕，中华民族的传统政治文明作为人类早期形成的“天下政治基因”，越是在全球化、一体化的条件下，越是能够自适应和他适应，这在改革开放二十年间成功融入世界的“中国速度”上体现无遗，也将对中国和平崛起的大国复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中华民族在处理民族差异、文化融合、宗教信仰等问题所体现出来的政治协调艺术，以及每每在积贫积弱、动荡浩劫之后的振兴自强，表明了中华民族所形成的政治内聚力和政治修复力更是无与伦比。相反，历史上的其他文明如“玛雅文化”虽也曾在“物质—精神”文明层面达于历史当期的颠峰，但由于缺乏强有力的政治文明基因和政治文明主轴，最终难免沦为“失落的文明”、“失传的文化”。而这种与众不同的生命力超强的华夏优秀政治基因，正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和不朽根本。
作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当代执政实践体现出一种空前深厚的“制度力”，正是在“以我为主”的同时，兼容并蓄马列主义、法制精神、市场原则等世界优秀文明成果的良性发展结果。之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未象苏东阵营那样“翻车”、“撞车”、“倒车”，也是这种执政层面的优秀“基因表达”的必然体现。因此，中国不但应当是一个经济大国、文化大国、文明古国，还应当成为有作为、负责任、不称霸的政治大国。应当说，这本近年来不多见的理论佳作，在透析“文明主轴”、“治政尺度”、“交往关系”、“传媒治政”、“序变模式”、“公民志本”、“分合拐点”、“量化腐败”、“平天下指数”、“全交往指数”等关键命题的基础上，为我们科学建设新时期、新形势下的执政能力和相应的政治文明，提供了不可多得的“集群化”思想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