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传
《左传》是适应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需要而产生的优秀历史散 文。
我国散文的开端可以上溯到甲骨卜辞、《易经》卦爻辞、殷周青铜器铭 文和《尚书》等。散文形式不同于诗歌等口头创作，它是随着书写工具的改 进和适应社会的需要而发展的。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已普遍使用竹帛书写，较 之在龟甲卜骨和青铜器上契刻有了很大方便，这就为产生长篇散文创造了物 质条件。更重要的是周平王东迁洛邑，至于春秋战国之际，社会急剧变化， 政治经济不断变革，兼并战争连续发生，奴隶主贵族日趋没落，地主阶级逐 渐兴起。为适应当时社会斗争的需要，必须总结、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于 是就产生了像《左传》这样的鸿篇巨制，生动而详尽地记载了各国诸侯政治、 外交、军事等活动和斗争，以供借鉴、参考。这就是新型的历史散文《左传》 产生的历史背景。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它是为孔子写的编年体史书《春秋》 作传，而记述了春秋 200 多年的历史。旧题左丘明所作，据说他是鲁国太史， 或认为与孔子是同时的人。唐以后的学者们多提出异议，经近、现代学者考 证，一般认为《左传》是战国初期的作品。
《春秋左氏传》这一书名，意思是左丘明氏为孔子所写的《春秋》一书
作解释和补充史实。《春秋》一书是贯穿着尊王的思想，反对诸侯僭越，希 望恢复周天子大一统的权力；而《左传》，虽然是为《春秋》作传，但写作 目的在于总结历史经验，所以能够从实际出发，对当时诸侯的霸业和掌握实 际权力的卿大夫持肯定态度，其思想观点与孔子的《春秋》并不相同。这正 说明《左传》是受这个新时代的思想影响并适应这个时代社会斗争的需要而 产生一部新史书。因此它在记叙历史事件和描述人物言行中表现出显著的进 步思想。
第一，怀疑天命，强调人的作用。在奴隶制的殷周时代，天命思想占统
治地位，认为天帝和鬼神是人世间一切事物的最高主宰，它可以福善祸恶， 支配一切。东周以后，随着奴隶主贵族阶级地位的动摇，这种天命、鬼神的 观念也动摇了，一些有见识的先觉者们，从旧观念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认识 到天帝鬼神不能干预人事，更不能降福降灾，人世间的一切事物应当是由人 的力量来支配。《诗经》中就有一些对上天表示怨愤和怒骂的诗篇。到了《左 传》，则更进一步具体记载了一些先觉者否定天帝鬼神的言行和进步思想。 如随国的贤臣季梁劝说随侯，对付楚武王的军事威胁不应靠祀神而应当靠修 明政治，他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百 姓是神的主人，所以圣明的君王先团结百姓而后才祭祀鬼神，见《左传·桓 公六年》。）虢国的国君暴虐而请命于神，要派太视和太史去莘地享降神， 太史嚣说：“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举，听于民；将亡，听于神；”（国 家将要灭亡，听鬼神的，见《左传·庄公三十二年》。）虞国的国君准备又 一次答应让晋国的军队穿过自己的国境去讨伐虢国，虞大夫宫之奇劝谏虞公 时指出：国之兴衰不在于“享祀丰洁”（祭品丰富洁净），而在于“明德”
（修明德政）。《左传》的作者不但具体记载了这些进步的思想和言行，而
且表示了充分的肯定与赞扬。 第二，民本思想。《左传》在强调人的作用的同时，十分重视民心的向
背。这种认识的萌芽是很早的，大概在周入灭殷之时，就开始从当时发生的 奴隶暴动和殷王朝覆灭中汲取了经验教训，认识到争取民心的重要性。周公 训戒封在殷地统治殷民的康叔时说：“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义。”（像照顾 婴儿一样对待、治理臣民，才能太平大治。见《尚书·康诰》。）随着春秋 战国奴隶主贵族统治的动摇和当时阶级斗争的剧烈，进一步认识到人民力量 的强大，懂得了要想维持自己的统治，必须争取人民。后人用两句格言式的 话“民维邦本，本固邦宁”（老百姓是邦国的基础，基础牢固了，邦国才能 太平）来加以概括。这两句话虽出自伪古文尚书《五子之歌》，但反映的应 当是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的民本思想新思潮。《左传》的作者认为政权的得 失、战争的胜负等等，往往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所以记载了不少代表这一新 思潮的言论。如：“臣闻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 士芥，是其祸也。”（下臣听说，国家的兴起，看待百姓如同对待受伤者一 样加以抚慰，这就是它的福德；它的灭亡，把百姓视作粪土草芥，这就是它 的灾祸。见《左传·哀公元年》。）《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子产不 毁乡校”的事，子产认为乡校的游人议论执政的话，对执政者很有参考价值， 他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我师也。”“不 如我闻而药之也。”（他们认为好的，我们就推行它；他们所厌恶的，我们 就改掉它。这是我们的老师。不如让我们听取这些议论，并把它看作医病的 良药。）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执政者要听取百姓意见的主张。
第三，《左传》在叙述历史事件时，鲜明地表现了肯定或批判的态度。
如批判了晋灵公残杀宰夫、厚敛雕墙等暴虐骄奢的败行（见《左传·宣公二 年》），表彰了楚国申包胥哭秦庭，终于说服秦国派出援兵，挽救楚国危亡 的爱国行为（见《左传·定公四年》）。另外，还歌颂了一些有为的政治家， 如子产、晏婴等。凡此，都表现了《左传》的作者反对强暴、同情人民、爱 国主义等思想。
《左传》具有很高的史学和文学价值，它是我国第 1 部叙事详尽、描写
生动、语言精粹的历史散文巨著。 首先，《左传》叙述历史事件，情节曲折动人，故事性强，读来引人入
胜。描写人物生动形象、栩栩如生，有时寥寥几笔就能勾画出一个人物的精
神气质，有时随着故事的发展描绘出一个人物的成长过程，如写晋公子重耳 出亡，历尽危难，最后返国，终成霸业。其次，《左传》尤其善于写战争。 有时把战争场面写得生动、逼真、感人，如鞌之战写晋国卻克、张侯、郑丘 缓 3 人忍受伤痛，顽强抗敌，终获全胜；有时把战争的政治外交、战前准备、 人心向背等等密切结合起来写，更能从本质上揭示战争胜负的原因所在。这 种从政治上着眼写战争的作法，表现了《左传》作者的洞察力和卓识。《左 传》中著名的战例，如齐鲁长勺之战，晋楚城濮之战等等，都具有这种特色。 再次，《左传》不但擅长叙事写人，也善于记言。有的是外交辞令，有的是 劝谏君上，有的是论辩问题，无不理由充分、委婉妥切，具有很强的折服力。 其中的《宫之奇谏假道》和《子产不毁乡校》就是典型的例子。
总之，《左传》是一部思想内容深刻、艺术技巧高超的历史散文名作。 它对后世的历史著作和一般散文有深远的影响。
论语
《论语》是语录体散文，记载了孔子和他弟子的言语行事。多半是论学 论政等简短的谈话片断。据史书记载，孔子的言论，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孔 子死后才汇集成书。又据历代学者的研究，其成书年代约在战国初期。今本
《论语》共 20 篇，篇题是首章的头两三个字，并没有什么意义。
《论语》一书是诸子散文早期的代表，具有其独特的风格。首先它记述 的大都是简短的对话，具有简练自然、含义深远的特点。有时三言两语就表 达出丰富的思想内容，有时把思想修养和生活、学习的经验凝结成格言式的 至理名言，如“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几个人在一起，其中一定有我可以学习借鉴的人。选取那些优点来学习， 针对那些缺点来改正。见《论语·述而》。）“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温习旧知识，同时不断吸取新知识，就可以作老师了。见《论语·为政》。） “岁寒，然后知松柏之一影也”。（天气寒冷，才知道松柏是最后凋零的。
《论语·子罕》。）这些精粹的语句，至今仍为人们所传诵。其次，在记述 对话的同时，把人物的仪态举止，音容笑貌也一起描绘出来，能展示出鲜明 生动的人物形象和性格特点。再次，《论语》既是一部代表儒家政治、哲学 思想的学术著作，又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较大的影响。
中小学生学《论语》，学一学《侍坐》。了解一下其中充满哲理的故事，
这很重要。《侍坐》在《论语》一书中几乎是最长的，也是最有名的篇章之 一，历来为人们所传诵。它记述孔子与弟子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一次 亲切自然的谈话。孔子诱导他们各自畅谈了自己的志向。在记言的同时，也 描绘了师徒 5 人的神情语态，从而显示出他们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
《论语》一书，语言简洁接近日语是它的特色，但也有时造成含义不明，
理解上发生歧义的情况。《论语》中这样的句子是有一些的。《侍坐》一文 中孔子的第一句话就是这样：我比你们年长那么一点，不要因为我而受拘束。 孔子说这话的目的是启发他们畅所欲言。“一日长尔乎”是谦词，子路年龄 最大，少孔子 9 岁，公西华年龄最小，少孔子约 40 岁。由此可以看出孔子慈 祥谦和循循善诱的长者风度。
果然，4 位门徒都无拘无束地把自己的志趣、理想全部谈了出来。子路
平日与孔子接触较多，性格直爽粗犷，时而向孔子提出异义，孔子也时常对 他提出批评，师生关系十分密切。这时，子路最先发言，率尔而对，侃侃而 谈。因为，从年龄上说，他是 4 弟子中最大的；从性格上说，他是憨直口快 的。子路的话毫不谦逊，表现出他“兼人”的性格。（《论语·先进》记载： 孔子描述子路的性格说“由也兼人”。意思是子路总喜欢勇于作为，胜过别 人。试想一个不小的国家，又面临着军事和饥饿的威胁，而在短短的 3 年之 内就可以治理得很好，而且能使百姓既勇且义。这话未免夸大，所以孔子对 此微微一笑。
依年龄的次序，曾皙只小孔子 10 多岁，是曾参的父亲，第 2 个当由曾皙 应对。因为他正在鼓瑟，孔子就问冉有。冉有性格一向柔弱谦逊，鉴于子路 见晒而更加谦恭，方六七十里已是小国，还要补充一句：或者再小点，五六 十里，经过 3 年的治理仅可丰衣足食，至于礼乐教化的事，则力所不及，有 待于君子去实行了。公西华有志于礼乐，可正好接着冉有的话茬儿，难免给 人以君子自居的感觉，所以谦虚地说“叫曰能之，愿学焉”，并说，只能在
宗庙祭祀，诸侯会盟的时候，作一名“小相”。孔子对冉有和公西华治国安 邦的志向没有表示态度。
最后问到曾皙，鼓瑟也恰到尾声，他舍瑟而起准备应对，但所想的并非 治国安邦之策，又颇犹豫。所以孔子诱导说：“何伤乎？亦各言尔志也。” 话说得那么亲切自然，促使曾皙毫无拘束地述说了自己的志趣：“暮春者， 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是 一种淡泊高远，潇洒自如的生活理想，似乎与孔子一贯积极救世的精神并不 相吻合，那为什么孔子深深慨叹表示赞同呢？历代的注释家对此众说纷纭， 确有不少穿凿附会，比如说这是治国安邦的最高境界，“便是尧舜气象”等 等，梁代皇侃《论语义疏》的解释比较近似，他说：“当时道消世乱，驰竞 者众，故诸弟子皆以仕进为心；唯皙独识时变，故与之也。”又说：“善其 乐道知时，逍遥游咏之至也。”前面讲过孔子具有坚韧不拔积极救世的精神， 但他周游列国四方游说，始终不被信用，故偶尔产生一种壮志难酬的郁愤， 而《侍坐》正表达了孔子这样一位积极救世的思想家内心苦闷的一个侧面。 对孔子这种思想感情，《论语》一书也颇有几处作过描述，他曾说：“道不 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我的学说不能推行，想乘一木筏到海 外去，跟从我的大概是仲由吧。见《论语·公冶长》。）还曾说：“用之则 行，舍之则藏。”（任用我，就行其道；不任用我，就隐藏起来。见《论语·述 而》。）“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天下太平而有道义，就出仕，不 太平无道义，就隐居。见《论语·泰伯》。）凡此，都表现了一个“用世” 者无由施展其才能的苦闷，而这种苦闷愈深，愈见其积极救世的迫切愿望。 事实正是这样，晚年返鲁终不见用，仍壮志不衰，在短短的四五年中修诗书， 定礼乐，作春秋，教授门徒 3000 人，在文化教育上作出了重大贡献。
3 人退出，曾皙最后，他与孔子的一段对话，历来注释家也有不同理解。
主要是“唯求则非邦也与？”和“唯赤则非邦也与？”两句，是孔子的自问？ 还是曾皙的问话？这是古代没有标点符号造成的歧义。好在两种理解在文章 的思想内容上没有歧义。这段对话总的意思是孔子认为 3 位弟子各自谈出自 己的志向罢了，不存在是非优劣的问题，子路谈的是治理国家的事；冉有所 述国家虽小，同样是治同安邦的大事；公西华所谈，有宗庙祭祀，有诸侯会 盟，不是治国大事又是什么。而且话里言外还赞扬了他们为政的才能，如“赤 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对公西华从事礼乐教化的能力作了充分的肯定。 孔子之所以“哂由”，是因为：本应礼让治国，可他谈治国之事时，本身就 言语夸大毫不谦让，岂不好笑！同时从孔子对几位弟子的评价中也可以看出 孔子决不是反对从政的隐士思想，而他这所以赞同曾皙高远飘逸的生活理 想，不过是抒发自已“道之不行”的苦闷与郁愤罢了。这只是孔子思想感情 中的一个侧面，而不能代表他全部的政治观和人生观。
在《论语》诸章中，类似这样生动形象具有文学性的描写，固然不太多， 但在《论语》以前的古代文献中还不曾出现过，两周长篇青铜器铭文自不待 言，就是可能由后人润色过的记言散文《尚书》中也是没有的，这说明文学 描写技巧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比如曾皙谈志不过寥寥 20 余字，就勾画出暮 春天气的和暖宜人，也表达了他高远落拓的情怀，这里边有景，有情，有理 想，言简而意丰，说它可以顶得过张衡一篇《归田赋》，也不为夸大。
《论语》一书在记言的同时，往往从仪态举止、音容笑貌的描绘中写出 人物的性格，在这一段文学中表现得也很突出。这几个人物在《论语》在出
现次数比较多，如果熟悉这部书，自然会对他们的性格有所了解，但就本章 而论，表现子路的坦率、自负，冉有的柔弱谦逊，公西华的擅长礼乐教化而 不以能者自居，都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特别是对孔子的那种和悦温良，循 循诱导，又善于应机施教的长者风度活脱脱地勾勒出来了。
总之，《论语》一书是研究孔子的思想及其事迹的重要文献，也是先秦 诸子中文学价值很高、在文学史上影响较大的名作。
唐宋散文
1.送孟东野序 韩愈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理论上的倡导者，也是创作上的重要实践者，
是我国文学史上出色的散文家。《送孟东野序》是其代表作之一。 这是一篇送行之作，在文体上属于赠序送。篇名提到的孟东野，即中晚
唐之际的著名诗人孟郊，东野是他的字。孟郊是韩愈所赏识的诗人，也是韩 愈文学主张的支持者。他一生处于贫寒境地，50 岁时才做溧阳县尉，因此， 诗中多有寒苦之音和抑郁不平的感慨。韩愈十分同情孟郊的不幸遭遇，珍惜 他的才能。当孟郊到溧阳赴任时，韩愈为他写了这篇赠别之作，一方面替孟 郊抒发内心的不平并寄寓自己不得志的感慨，同时又认为这种不幸处境会激 发人们写出优秀的作品来，以此宽慰和勉励孟郊努力创作。
文章开篇先声夺人，起句即直说文章大旨：“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
认为各种事物得不到平衡就会发出声音来。然后，用草木、水、乐器这 3 种 物体受到外界干扰而发出声响这一事例，引导出人在言论方面也是这样，内 心有了不可抑制的情感然后才表达出来，他们吟诵是有所思念，他们哀歌是 有所怀想。细想之下，那种不可抑制的情感也正是由于受到外界的刺激而自 然产生的；所以人要表达出来，正像大自然中的一切事物得不到平衡时要发 出声音一样。这一段的最后一句：“凡出乎口而为声音，其皆有弗平者乎！” 照应起句，笔触圆满有力，强调了“物不得其平则鸣”的道理。
不平则鸣的道理已经得到了有力的分析和论证。所以第二段又进一步论
述一切事物都要选择最善于发出声响的东西来鸣，文章也是如此。但作者不 是直接说人，又先以音乐、天时两种事物作为陪衬。作者认为，音乐是由郁 结在心中的情感倾吐出来而形成，它要选择那些善于发出声响的东西从而借 助它们来鸣，金、石、丝、竹等 8 类乐器，就是万物中善于发出声响的东西。 自然界的四季变化也是如此，选择那些善于发出声响的东西而凭借它们来 鸣。因此，春天用鸟来鸣，夏天用雷来鸣，秋天用虫子来鸣，冬天用风来鸣。 四季相互推移变化大概一定有什么不能使它们处于平静状态的原因。这几句 中，“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重复出现，为下文作了铺垫和引发；而“以鸟 鸣春，以雷鸣夏，以虫鸣秋，以风鸣冬”等自然现象，又为下文作了掩映陪 衬。写到这里，文章乘势收转，点明“其于人也亦然”，上下畅通，发语自 然。作者认为，人类声音的精华是语言，而文辞又是语言的精华，所以尤其 要选择那些善于鸣即善于著文的人而凭借文辞来抒发感慨，但作者却说是人 类选择善鸣的人来发出鸣声。这样写，就把人类的不平则鸣表现得更有广度。 另外，这段文学虽然重在说理，但想象力也很丰富。自然界中的鸟、雷、虫、 风之所以发出声响，完全是由于自然界物体的运动，但作者却说是四季选择 善于发出声响的东西从而凭借它们来鸣。这种拟人化的手法既有助于表达文
章，又很富于情趣。 文章的第三段，分为两个小节。在第一节中，作者先铺叙了上古至汉的
善鸣者，如皋陶、禹、夔、伊尹、周公、孔子、庄周、屈原、杨朱、墨翟、 李斯、司马迁等等，他们或“以文辞鸣”，或“以歌鸣”，或“以道鸣”， 或“以术鸣”，都是最为善鸣的人。这一段铺叙虽然罗列了许多人名，但夹 叙夹议，句式多变，酣畅淋漓，一泻而下，充分表现了作者对古文的热情。 接着在第 2 节中说到魏晋以下，善鸣者就不如古人了。比较好的，也只是形 式浮华，思想放纵。总的看，他们的立言是乱杂而无章的。
最后一段，说到唐代。先说了陈子昂、苏源明、元结、李白、杜甫、李 观等“皆以其所能鸣”之后，终于归结到孟郊，说他“以其诗鸣”；他的诗 超过了魏晋，其中的力作竟可以达到上古的水平，其他诗也接近于汉代人。 接着又提到李翱、张籍，作为孟郊的陪衬，说他们 3 人都很善鸣。但这 3 人 都不得意，于是作者又把这归结为不可知的天命。这既是劝慰之辞，也流露 了无可奈何的同情。作为赠序来看，不但措辞得体，而且富有感情。
纵观全文，从“物不得其平则鸣”，到“择其善鸣者而假之鸣”，再到 历代善鸣者的不同际遇和不同鸣法，就以一个鸣串连许多人事、发出种种议 论，由远至近，层层深入，充分论证了不平则鸣的观点；而不平则鸣的实际 意义即在于从作者与时代的关系出发，强调文章是在客观现实的催动下写出 来的；而且每一时代都必然有一些善鸣的作家充当时代的代言人。在具体说 到孟郊的际遇时，作者更对他的被埋没表露了惋借之情，这也是暗讽当时统 治者不能任用人才，使他们只得听任命运的摆布。文章在语言上，主要以散 行单句构成气脉，又用长短不同的多组排句点缀其间，使全文繁而不乱，错 落有致，曲折变幻，跌宕多姿，这些也都是韩愈散文的典型特点。
韩愈还写过一些短小精悍的杂文，来感慨时事，往往借题发挥，富有新
意，《杂说》一文，即以千里马比喻贤才，揭露封建时代埋没人才的不合理 现象，讽刺了封建统治者不能识人、不善用人的愚昧。文章抒发的不仅是个 人的怨愤，而且反映了封建社会中怀才不遇之士的共同呼声。
文章开头 4 句，就从正面提出论点：“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
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然后展开议论，说虽然有出色的马，但都辱没在 庸夫手里，不能因为日行千里而出名。这样的马，虽然有日行千里的本领， 但由于吃不饱，力气不足，因而能力与特长不能表现出来，更不能日行干里。 再从饲马人的方面来说，他们不能使用正确的方法驾驭千里马，不能满足它 的食量，也听不懂它的嘶鸣，却拿着鞭子对它说：“天下没有好马！”全文 篇幅不到 150 字，却分析透辟，笔锋活泼，曲折尽致，所以成为脍炙人口的 名篇。
韩愈是以写作散文著称的唐宋八大家之首。他的文章语言简炼，词汇丰 富，句式灵活，节奏多变；他的论说文立意精辟，结构紧凑，波澜起伏，既 长于说理，又富有气势。唐代皇甫湜说韩文“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飚 激浪，瀚流不滞。”《谕业》）宋代苏询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 浩流转，鱼鼋蛟龙，万怪惶惑而抑绝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 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上欧阳书》），这些话描写韩愈散 文的独特风格，可供参考。
2.小石潭记 山水游记是柳宗元散文中一项富于创造性的成果。他在永州所写的 8 篇
游记，后人总称为“永州八记”，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又以《小石潭记》 最为著名。这篇作品以优美传神的笔触，描绘了永州郊外西山山口西北的小 石潭及其周围的凄清景致，并寄寓了作者在政治上遭受迫害的孤愤之情。
这篇游记的第一段，记叙小石潭记周围的环境及潭的形状，重点写潭上 下的怪石和潭中游鱼。“从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闻水声，如鸣佩环， 心乐之。伐竹取道，下见小潭，水尤清冽。”这几句写小石潭的发现，它是 处于竹丛之中，所以先闻水声，后见小潭，显出了探幽寻胜的情趣。接下来 的 6 句，写潭底至岸边上上下下的怪石。“为坻、为峙、为嵁、为岩”，形 容磷峋怪石之怪，蔚为奇观。潭岸周围又满生青树、翠蔓，它们缠绕联结， 随风飘拂，以动态映衬潭石的静态，使整个环境蒙上一种荒凉凄清又幽深神 秘的气氛，再往下几句，是写水中游鱼。其中“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 无所依”两句，准确写出了观者的感觉，极显潭水的清彻。“日光下澈，影 布石上”，则准确抓住了所见景象的特征，给人以深刻的形象感。“佁然不 动”以下 4 句，生动地刻画了鱼的静止与游动，联系上文所写的环境，使人 似可想见观鱼者此时此地的感受与心情。所以这一段写鱼是全文最精彩的笔 墨。
第二段，写远望之所见，并追溯潭水的源头。说顺潭远望，只见溪水像 北斗星那样曲折，像蛇那样蜿蜒，或明或暗，时隐时现，溪水两岸的岩石像 犬牙般互相交错，而源头则不可测知。这一段写景极为精练，而用“斗折蛇 行”来形容溪流，用“犬牙差互”来刻画溪岸，更在语言的运用中显出活泼 的想象力，所以能生动地再现景物的形象。
第三段，写小潭周围的环境及作者寂寞凄凉的感受。小石潭的环境幽深
莫测，又空寂无人，所以使人感到心神凄怆，寒气透骨。这段描写，将抑郁 忧愤的心情溶于潭景之中，因心冷而觉潭冷，因潭冷而添心冷。对照前文来 看，作者刚到潭边时心情是欣喜的，而此时却忧伤难抑，可见是小石潭周围 的环境触动了诗人的情思。“永州八记”大都通过写景寄寓不遇之感，本篇 虽未明说这一点，但作者的感情发展脉络在景物描写中却是清晰可见的。
3.伶官传序
《伶官传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写在《伶官传》之前的短序， 全文分 5 段。
第一段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全文的论点：“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
事哉？”盛衰二字是贯穿全篇的中心。在这里，作者虽然没有直接否定天命， 但从紧接着提出要探究“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的原因，就可 以明了作者的观点。提出天命，在这里不过起到欲擒先纵的作用。“岂非人 事哉”这一反问句的运用，其语气之强，恰好说明了作者所痛心疾首的，正 是这种将盛衰委于天命而忽略人事作用的看法。为了说明自己的论点。作者 用“原庄宗之所以得天下，与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一个句子过渡到 第二段，用庄宗得失天下的盛衰史作为具体论证，行文结构严谨，脉络清晰。
第二、三两段叙述李存勖得天下与失天下的过程，将其由盛而衰的大起 大落进行鲜明对比，阐明盛衰决定于人事的观点。
在第二段中，作者并没有详细叙述庄宗得天下的过程，而是选用晋王李 克用遗三矢的故事，叙述李存勖继承父志，发愤图强，消灭仇敌的情况。普 王李克用临死时留下 3 支箭，并告诫李存勖：“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 志！”这个故事描写得绘声绘色，李克用急于报仇的心情溢于言表。李存勖
受命于危难之时，他把箭“受而藏之于庙”。“受西藏”的举动，既表现了 他复仇的意志，也流露了他沉重的心情。这种谨慎的态度说明他决心不辱使 命，立志以报仇得天下为已任。此后他每次出兵都要告庙，请出箭，“盛以 锦囊，负而前驱”，等到胜利而归，又把箭供回太庙。这一情节则是写他报 仇意志的具体实施。正是由于有了这种发愤图强的决心和毅力，有了这种兢 兢业业、锐意报仇的具体行动，庄宗才得以得天下。可见国势之盛，取决于 人事。
第三段写庄宗从胜利到失败的急剧变化，继续论证盛衰由于人事的观 点。“方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 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一句，继续写庄宗之盛。而这里的盛字，不但 是写庄宗复仇成功时意气之盛，而且是写庄宗得天下后国势之盛。一气呵成 的长句，在语言上造成一种逼人的气势，它将庄宗之盛推向顶点。紧接而来 的从“及仇雠已灭”到“何其衰也”一句，也是由几个语气急促的短句构成 的长句，这句话则写出了庄宗失天下时的衰。仅一句写衰的话与上文大段言 盛之语比较，衰之急剧，衰之凄惨，更给人以强烈的感受。接着的两个反问 句“岂得之难而失之易欤？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承上启下， 上句照应得失，是陪衬；下句重言人事，是本意。作者肯定什么，否定什么 的态度也明确地表露出来了。
第四段引用《尚书》的话，用“满招损，谦得益”说明自满的危害和谦
虚的有益，进而推出“忧劳可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结论，重申盛衰决定 于人事的中心论点。李存勖把箭藏在太庙，出兵时“盛以锦囊，负而前驱” 的举动，可以说是忧劳了，国家因此而兴盛；等到他宠幸伶人，一味贪图安 逸享乐，自己丧命，国家衰亡也就成为必然。这一切都是“自然之理也”。 应该说，这一段议论是“抑本其成败之迹，而皆自于人欤”的最好注解。
文章的第五段继续发表议论，概括出“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
所溺”的道理。并且指出所溺者并不限于伶人，告诫君主要以此为借鉴。“故 方其盛也，举天下之豪杰，莫能与之争”。和“及其衰也，数十伶人困之， 而身死国灭，为天下笑”两层，仍然是从盛衰二字落笔，一扬一抑、一唱一 叹，作者的写作意图表现得十分有力。欧阳修反复咏叹后唐李存勖的盛衰史， 其用意绝不仅仅在于记载历史。由于他对当时政治、军事、经济形势有清醒 认识，所以很担心五代统治者荒淫腐化，逸豫亡国的惨痛历史重演。“祸患 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岂独伶人哉”一句，从庄宗宠幸伶人身死 国灭，引申出更带普遍性的结论，结尾语重心长。
这篇序文集中体现欧阳修散文的风格，即善于把精辟的论述，深沉的感 慨和婉转的语调结合在一起。平易流畅中包含抑扬顿挫，文短却含义深远， 有很强的说服力。
4.石钟山记
《石钟山记》是苏轼的一篇具有论说文特点的带有考辨性质的游记散 文，重点是辨明石钟山命名的由来，说明实地考察的重要性。文章从古人关 于石钟山命名由来的说法入手，提出疑问，摆出要反驳的靶子；然后叙述了 作者探访石钟山的经过，证实了郦道元的记载，否定了李渤的说法；最后在 此基础上提出了对“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的主观臆断作风的批判， 强调深入实地调查研究的重要意义。这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即便在今天也是 应该借鉴的。
石钟山在江西省湖口县鄱阳湖的东岸，包括上钟山和下钟山两个部分， 高皆五六百尺，周围十里左右。关于它命名的原因，前人有种种说法。作者 在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了有关石钟山命名之由的两种旧说，以及作者对这两种 说法的怀疑，为下文写夜游石钟山探究其实提供了依据。文章开头引用《水 经》原文，交待石钟山的位置，点明题目，引出郦道元的说法，便捷自然。 郦道元认为，石钟山命名的原因是“水石相搏，声如洪钟”，他点明了山与 钟的联系在于声，山由声而得名。然而，苏轼用一个疑字，引出一段议论： “钟磬置水中，虽大风浪不能鸣也，而况石乎！”用类比推理提出了水石相 搏的说法不可信的理由。“人常疑之”不仅为自己之疑张本，而且为李渤的 说法做铺垫。李渤由疑而访，亲扣其石，亲听其声，南边那块石头的声音模 糊不清，北边那块的清脆而响亮。按说李渤亲往探访，对他的说法理应无疑。 然而，由于他缺乏访幽探险的精神，只用斧子击石，就“自以为得之”，作 者不满于他的武断
和浅薄，因此说：“余尤疑之。”所以生疑，是因为处处有石，石石有 声，李渤之说不能成立，反倒令人更疑。这一段两次强调疑，一次因郦道元 的简而不明生疑，一次为李渤的陋而无理发问。
为了打破这种种的猜疑，苏轼写了他亲访石钟山的所见所闻。第二段先 简单交待了他游石钟山的原因、时间，这是一般游记的写法。接着便介绍了 寺庙里的和尚让小童胡乱地敲打地上的乱石，使之发声的做法。这种浅陋的 举动使作者“笑而不信”。“笑而不信”是上文“余尤疑之”的深化，作者 既笑扣石得声以名此山之陋，又笑寺僧身在此山而拘泥于古人说法不自知之 陋。一个“笑”字，写貌传神；“不信”二字，则导出了亲自考察的内容。 夜游石钟山一段，写得生动形象，历来为人称道：
至莫夜月明，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大石侧立千尺，如猛兽奇鬼，森
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鹘，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又有若老人咳且笑于 山谷中者，或曰此鹳鹤也。余方心动欲还，而大发于水上，噌吰如钟鼓不绝。 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则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浅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 而为此也。舟回至两山间，将入港口，有大石当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 窍，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与向之噌吰者相应，如乐作焉。因笑 谓迈曰：“汝识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无射也，窾坎镗鞳者，魏庄子之歌 钟也。古之人不余欺也！”
作者在这里对夜游石钟山的所见所闻作了绘声绘色的描写。一段点缀奇
景，惨淡凄凉，令人毛骨悚然。这一段中对山中景物的描写分为两层：先是 写大石这一静态事物，先描写，后比喻，再想象，高危奇绝，使人如见其形； 另一层是写栖鹘与鹳鹤等动态事物，同是写鸟，有悄上云霄的，也有留在山 谷中的；有先介绍鸟名，后写惊飞，再写叫声的，也有先用比喻写叫声，然 后再点出鸟名的。下文中对两处水声的描写也各不相同。这一段写景文字， 看来舒卷自如，仿佛随笔拈来，但实际上安排有致。层次井然，表现了作者 高超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作者把景物描写得形可见，声可闻，动人心魄，在 结构上便伏下了士大夫不肯前去探访的原因，从内容上说明了求胜景与踏险 境的关系，使人明了探求真理亦同样如此，这就深化了文章的主题。在写作 手法上，除了运用大量的比喻，形象的拟人，贴切的象声词之外，行文上也 变幻多姿，波澜起伏。“森然欲搏人”的大石与磔磔怪叫的飞鸟，使气氛十 分紧张；“余方心动欲还”是一个松弛，而“大声发于水上”，“舟人大恐”，
使气氛重趋紧张；经过“徐而察之”，探得了噌吰声和窾坎镗鞳声的来源， 明白了微波冲击石缝，水石相吞吐的事实，则不但缓和了气氛，而且解开了 石钟山命名原由之谜，作者运笔自如，有张有弛，真如行云流水，天马行空。
这一段针对第一段的两项疑案，一一以事实加以辩驳，并风趣地引用典 故，指出水声与古钟声的相同，点明古人以石钟为山名之不谬，呼应了前文 “而此独以钟名，何哉”一句。为了探求石钟山命名的真实原因，作者月夜 泛舟，不惧深潭绝壁之险，不怕夜鸟惊啼之声，坚持前行，仔细察看，并且 力求调查得全面周到。这就不仅阐明了命名的原因，而且暗示了一般人之所 以不明的原因，为下文展开议论做了准备。
文章第三段写探访得实后的感想——事须亲历而不可臆断。通过议论第 一段所提出的观点一一作了交待，行文首尾连贯，线索分明，布局谋篇极为 周密。作者在这一段中先交待了石钟山命名的原因所以不传的缘故，是因为 郦道元知而“言之不详”；士大夫不肯亲实践，“故莫能知”；船夫渔人“虽 知而不能言”’。原因不得传，所以人才生疑，破上文“人常疑之”句。而 “陋者乃以斧斤考击而求之，自以为得其实”，检验了李渤的说法，批判了 他的浅陋，破“余尤疑之”一句。最后 3 句点出了写作本文的原因，重提郦、 李之说，照应了前文。
这篇出色的游记，不同于一般游记的地方，在于作者不重记山川壮丽，
风景优美，而意在辨明问题，发表议论；而其不同于一般论说文字的地方， 则在于它是通过具体游程的记叙来发表议论，说明道理。文中景物描写富于 变化，错落有致。既烘托了气氛，又深化了主题。可见记叙、写景、议论相 结合，是本文在写作上的最大特点。
其次，文章短小精悍，结构严谨，层次清楚。本文短短 500 余字，又记
游，又说理，写得极有特色。文章的选材、剪裁都紧紧围绕中心，出发点、 落脚点都集中在石钟山命名的原因上，笔力集中，写景记游成了论述的一部 分重要论据，而论述又使记游别有情趣。文章一开头就提出对旧说法的怀疑， 并且各加评判，结尾仍紧扣这两种说法，解开疑团，首尾照应，结构完整。
第三，文章措词准确精练。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评述议论上。结尾处“叹
郦道元之简，而笑李渤之陋”，“叹”、“笑”二字用得极有分寸。郦道元 对石钟山命名的原因是了解的，他失之于“言之不详”，作者惋惜他没有把 事情说清楚，措词上也表现了对他的敬重，仅用一叹字。对李渤，作者则是 “余尤疑之”，“笑李渤之陋”，说他“自以为得之矣”，含有较多的讽刺 意味，执否定的态度。一个笑字，表现了作者对他的嘲讽和轻视。另外，大 量象声词的运用，也增加了文章的生动感。
这篇文章描写、议论、叙述、抒情交错并用，打破了历来先叙事、后描 写、再议论的常规，实现了自己“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 的主张，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汪洋恣肆”、明白畅达的散文风格。
5.登泰山记 清代的散文和小说、戏剧相比，未免逊色，但也有大家，不乏佳作。清
代散文流派不如明代繁多，最大流派桐城派，因这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櫆、 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而得名。桐城派创始于清初，延续到清末。它有一套完 整的古文理论，主张学习《左传》、《史记》、唐宋八大家古文，讲究义法。 所谓“义”，就是文章的思想内容。桐城派所提倡的思想内容，主要是儒家 的一套封建伦理道德。所谓法，是指文章的结构和语言的雅洁。这套要求言
之有物和言之有序的写作理论，使人容易执法遵循，所以有影响。在写作实 践上，他们务求材料集中、语言简明，以阐明中心为原则，文章风格是简洁 有余，生动鲜明不足。他们的创作取得一定成绩，有一些好的作品为人传诵。 桐城派创始人方苞因南山集文字狱牵连被捕，关在刑部监狱。他目睹身受了 监狱里的种种黑幕，名篇《狱中杂记》以大量的事实，栩栩如生的描写，揭 露了监狱中官吏贪赃枉法、坏人逍遥法外、无辜者负屈含冤的真相。抨击了 司法部门的罪恶与黑暗。他的《左忠毅公逸事》记叙了明末东林党成员左光 斗生前的轶事，以史可法为陪衬，把左光斗以国事为重、不计较个人生死荣 辱的可贵品质写得慷慨激昂、情真动人。在桐城派作家中，方苞的文章比较 深刻，能反映复杂的生活和社会的真实面貌。这个流派除了有明确的理论和 一定的创作实绩外，作家和追随作家者众多，因此，在清代文坛上产生了很 大影响。
桐城派的集大成者姚鼐（1731－1815 年）字姬传，一字梦谷。他有室名 惜抱轩，学者称他为惜抱先生。少时家贫而体弱多病，学习刻苦。乾隆二十 八年（1765 年）中进士，历任山东、湖南副考官。《四库全书》馆开，任篡 修员，不久，请病假辞官还乡，先后主讲梅花、钟山、紫阳等书院，达 40 余年，所到之处，士子都以能入其门下为荣幸。他为了宣扬桐城派主张，使 青年人便于学习古文，选辑了《古文辞类篡》74 卷，选文 700 余篇。这是现 代流传广、影响深的一部古文选本。
姚鼐少年时随伯父姚范学习经学，以姚范好友刘大櫆为师，学习古文，
深受其影响。他发展了方苞、刘大櫆的理论，提出文章要义、考据、词章三 者并重。在学习方法上，主张多读多做，要从模仿到自我脱化。姚鼐完成了 桐城派完整的理论体系，使这个派别真正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古文流派。他 是散文史上一位有较大影响的作家。由于生活经验所限，他的散文内容较贫 乏，偏重形式，写景文章成就高。作品有《惜抱轩诗文集》、《九经说》等。
1774 年冬，姚鼐游泰山后写了《登泰山记》，这是他最著名的一篇文章，
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脍炙人口的游记佳作。经作者精心剪裁，全文不足 500 字， 却包含了较大容量。介绍了泰山，叙说了登山经过，描写了泰山夕照和日出 佳景，综述了名胜古迹。文章既再现了隆冬时节泰山的壮丽景色，又抒发了 作者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赞颂之情。
全文共 4 部分。开头即写泰山，这第一部分介绍了泰山的地理位置和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