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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锁清 当前章节:15203 字 更新时间:2026-5-11 19:35

一种说法认为建文帝是自焚而死的,据永乐年间修撰的《明太祖实录》中记录,燕王朱棣发动历史上有名的“靖难之役”。经过四年的征战,燕王获得全胜,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十三日,燕王统领大军开进南京金川门。当燕王军队开进皇宫时,宫中已是一片火海,建文帝也没了踪影。与此同时,建文帝所使用的宝玺也毫无踪影。正史记载建文帝死于宫中的大火中。《太宗实录》卷九记载:“上(即明成祖朱棣)望见宫中烟起,急遣中使往救,至已不及。中使出其尸于火中,还白上,上哭曰:‘果然,若是痴骏耶!吾来为扶翼不为善,不意不亮而遽至此平!’……王申,备礼葬建文君,遣官致祭,辍朝三日。”仁宗朱高织御制长陵后碑也说,建文帝殁后,成祖备以天子礼仪殓葬。成为明成祖的朱棣后来在给朝鲜国王的诏书中说:没想到建文帝在奸臣的威逼下纵火自杀。但是,太监在火后余烬中多次查找,找到马皇后与太子朱文奎的遗骸,建文帝是活是亡无从得知。燕王为让天下知建文帝已自焚,曾作有祭文,但其坟墓处于何处,无人可知。明末崇祯帝就曾说过:想给建文帝上坟,却不知在何处?

另一种说法认为在南京攻破之时,建文帝曾想自杀,但在其亲信说服下,削发为僧,从地道逃出了皇宫,隐姓埋名,浪迹江湖。明成祖死后,他又回到京城,住进西内,死后葬于京郊西山。朱棣登位后,感到建文帝对他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此多次派心腹大臣到处访问。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陪同官员中,有锦衣卫士,这显然就是用于暗中察访建文帝的。明成祖曾向天下寺院颁布《僧道度牒疏》,将所有僧人名册重新整理,对僧人进行了一次全方位的调查。从永乐五年(公元1407年)起,还派人以寻访仙人张邋遢为名到处查找,涉及大江南北,前后共二十余年。民间流言中,在许多地方都有建文帝的踪迹与传说。有的说建文帝逃到云贵地区,而且辗转到了南洋地区,直到现在,云南大理仍有人以惠帝(建文帝)为鼻祖。也有现代学者认为,当年建文帝潜逃后,曾藏于江苏吴县鼋山普济寺内,接着隐匿于穹窿山皇驾庵,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在此病亡,埋于庵后小山坡上。

至于建文帝的下落到底如何,以上两种说法都无法提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来。

第一部分:帝王崇祯帝究竟如何死去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病危,召信王入宫受遗命。不久熹宗撒手归天,年仅17岁的信王朱由检即位,大赦天下,次年改为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年轻气盛的崇祯皇帝面临的是一种风雨飘摇的局面。这位明朝最后的一位皇帝很想凭借自己的一腔热血力挽狂潮,重建太平天下。他即位后铲除阉党魏忠贤、一心想要中兴,但是最终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冲破了京城,明朝覆灭了,他自己也落了个自缢的下场。崇祯帝朱由检生性懦弱、无主见,而且他继位时的明朝已是政治腐败。崇祯皇帝也回天乏术,大臣们个个明哲保身,少有为社稷着想者。而且崇祯为人极易猜疑,大臣们更是小心翼翼、很少发言。就是到了起义军进逼京城的时候,也没有主动站出来为崇祯分忧的大臣。

当李自成的起义军猛烈进逼,崇祯帝惊慌得完全失了主见,处处寄希望于大臣们,希望他们能提供妙计良策,甚至替他决断,但是危急之中,大臣们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三月,每天崇祯帝都要召见大臣,有时候竟达到一日三次。起初大家都认认真真地替崇祯帝谋划,提出“南迁”、“撤关”等,可崇祯帝总是拿不定主意,大臣们也渐渐没招了。召见中,大臣总是惶恐地说:“为臣有罪,为臣有罪!”然后就不再说话,实在被问急了,只是用些“练兵”、“加饷”等话来应付崇祯帝。每次召见,崇祯帝都非常不满,常常是中途拂袖离去,回宫后痛哭并且大骂:“朝中无人!朝中无人!”

大明灭亡的前三天上午,崇祯帝来到东左掖门,召见了新考选官32人,问他们以急策。崇祯帝本想能从新臣中寻找到良策,可一见答卷,也全是些套话。召见未及一半,忽然有一太监送进一个密封,崇祯帝拆视后脸色突然大变,原来这是昌平(今北京市昌平区)失守的总报。李自成军已经攻到昌平。但是惊慌的崇祯帝仍无法从众大臣那里得到一计良策。

次日早晨,崇祯帝再次召见文武诸臣,半晌大家都沉默不语。崇祯帝流着泪恳请大臣们想办法,大臣们也是泪流满面地回应。忽然有位大臣大梦初醒一般,凑向前欲奏对,崇祯帝一见,马上将泪水收住,准备细听,只听这位大臣说:“当务之急为考选科道。”原以为是什么良策,不想又是老套话。可这位大臣一开头,许多大臣也跟着说这人当起,那人该用。崇祯帝早就不耐烦了,俯首在御案上写了七个大字:“文武官个个可杀。”起身示意退朝。

关于崇祯的死,历来众说纷纭,计六奇《明孝北略》卷二十记载道:“丁未五鼓,上御前殿,与二人手自鸣钟集百官,无一至者。遂散遣内员,手携王承恩,入内苑,人皆莫知,上登万岁山之寿皇亭,即煤山之红阁也。亭新成,先帝为阅内操特建者……遂自尽于亭下海棠树下,太监王承恩对面缢死。”又有《明史》卷三百九《流贼传》说:“十九日丁未,天未明,皇城不守,鸣钟集百官,无至者。乃复登煤山,书衣襟为遗诏,以帛自缢于山亭,帝遂崩。”而《明之述略》中却说:“丁未,内城陷,帝崩于西山。”可见,对崇祯究竟怎么死,死于何地至今还是个谜。一个力图中兴的君主竟落得如此凄凉的下场,令人深思。大臣们还是一副唯唯诺诺、支支吾吾的样子,出的计策无非是什么巡街闭门、不许出入等。这时候守城者来报,守城军队不敌。见城陷就在眼前的崇祯帝,不禁大哭,边哭边道:“诸臣误朕至此!”自己拿不定主意,却要埋怨大臣。大臣们见形势“不可为”,便俯首同崇祯帝一起恸哭,哭声响彻大殿,甚为悲惨。到了中午,崇祯又召见大臣,此时大臣们已彻底看透了这位年轻且毫无主见的皇帝,干脆以沉默来回答崇祯帝,崇祯帝不禁大吼道:“既然这样!不如大家一起在奉先殿统统自尽吧!”此话倒是说中了,19日晨,崇祯帝在走投无路中自尽身亡。

第一部分:帝王顺治帝出家之谜

在清朝第二位皇帝顺治短短的一生中,他一共娶了19个妻妾,差不多是每年一个,但是最讨他欢心的,只有董鄂妃一人。

在顺治眼里,董鄂妃就是他的心。虽然两人不曾有过任何誓言,但是,那种难舍难分的感情的确能感天地、泣鬼神。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皇贵妃董鄂氏因病去世,顺治痛不欲生。为哀悼董鄂妃,他5天不理朝政。没过多久,他又亲自给礼部下了一道圣旨,特意采用追封的方法,给董鄂妃加封谥号: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至于追加皇后应举行怎样的大礼,他命礼部要认真、详细、迅速商讨并递交他审议。

董鄂妃死后,顺治的心也随之而去,正如元稹所写的那样:“维将竟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他不仅辍朝5日,而且将她晋封为皇后。在蔡东藩的《清史演义》里写道:“顺治帝经此惨事,亦看破世情,遂于次年正月,脱离尘世,只留重诏一张,传出宫中。”此外,还有《清稗类钞》、《清代野史大观》等书中均有关于顺治帝因董鄂妃去世而削发出家的故事。

顺治帝的离家出走,令清宫上下惊慌失措。他们为了不引起世人的非议,只得向外宣布:顺治皇帝驾崩。但是,这种谎言也瞒不了多久。很快,堂堂的大清皇帝为了一个女人而削发为僧的事就在民间广为流传了。

顺治一向好佛,宫中奉有木降、玉琳二禅师,印章有“尘隐道人”、“痴道人”等称号。他对木降曾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旋庵相待。”他早有削发为僧的念头。临宣布他去世前几天,他还叫最宠信的内监吴良辅去悯忠寺削发为僧,因此一些人认为顺治出家之因是与孝惠皇后不合,所以宠爱的董鄂妃一死,他就以此为借口皈依了净土。据说清圣祖康熙亲政后,曾经以进香为借口,多次到五台山看望顺治,希望顺治能回到宫中,但是顺治不为所动。康熙帝有诗哀悼:“又到清凉境,岩卷复垂。芳心愧自省,瘦骨久鸣悲。膏语随芳节,寒霜惜大时。文殊色相在,惟愿鬼神知。”语气十分悲恸。又传说在康熙年间,两宫西狩,经过晋北,地方上无法准备供御器具,却在五台山上找到了内廷器物,这似乎又是一个顺治出家的证据。但民国时,明清史专家孟森的《世祖出家事考实》举出《东华录》等史书的记载,认为清世祖死于痘疹,没有出家;又认为吴梅村诗中“房”为天驷,“房里竟未动”是指顺治将幸五台山而忽然去世,后几句诗孟森认为是自责之词。所以顺治出家与否,仍然是一个谜。

第一部分:帝王秘密立储始于康熙吗

康熙是清代有名的圣君,有子35人,女20人,嫡出最长者为胤,康熙十四年曾被立为皇太子,后玄烨在康熙五十一年(公元1712年)十月,第二次废黜胤 ;第二年二月左都御史赵申乔上奏请求再次册立皇太子,这是二废太子后,朝臣第一次为此事上奏请求。玄烨看罢奏疏后,特别召集群臣说明此事。他说:“立储大事,朕岂忘怀,但关系甚重,有未可轻立者……今欲立皇太子,必然以朕心为心者,方可立之,岂宜轻举。”谕旨表明,接受了两次废立太子的沉痛教训,又面临着错综复杂的储位之争的局面,玄烨正在深入思考皇储关系、储君标准、建储方式等重大问题,力图寻找一个较好的办法,避免以往的失误;在没有找到可行方法之前,决不草率册立。他向群臣公开陈述他的观点,表明他在晚年已开始拟订新的建储计划了。

玄烨在经过4年多的总结、思考以及对储君的精心选择后,开始实施他的建储计划了。

第一次建储之议出现于康熙五十二年(公元1713年)。据《清世宗实录》载:“康熙五十六年冬,圣祖仁皇帝召诸王子,面询建储之事。”朝鲜使臣于康熙五十七年(公元1718年)四月从中国返回朝鲜后,禀告朝鲜国王:“臣来时问太后葬后,当有建储之议。”建储之事虽然到处流传,反响很大,但人们对其具体内容却毫不知晓。这表明玄烨只是就建储一事征询皇子与重臣的意见,他本人并未表露态度,更未作出任何决定。可见他对储君人选、册立日期等重大问题,已开始有意识地采取保密措施了。

“长篇谕旨”出现于康熙五十六年(公元1717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玄烨在皇太后病危,自己也重病缠身的情形下,召集全体朝臣,商讨建储的有关问题。“长篇谕旨”的说法便由此而来。

康熙五十二年二月及五十六年十一月两个谕旨构成了新的建储计划。与嫡长子皇位继承制度相比较,它的具体的方略,如皇帝全权决定储君人选,“有德者即登大位”、“择贤而立”的择储标准,对储君人选以及建储的有关问题的保密原则等等,都比较新颖,而且秘密色彩浓厚,因而可称之为秘密建储计划。如果这个计划能贯彻执行,并且形成制度,将会减少传统建储制度的某些弊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玄烨对实施两千多年的建储制度进行了改革,尽管他本人并未认识到这样做的意义。

这一秘密建储计划的核心是皇帝全权决定储君人选,完全排除统治阶层中任何集团或个人对建储的干扰。从一定意义上讲,也是其他三部分得以实施的先决条件。这一点得不到保证,其他三部分也无法实施。

虽然玄烨通过“择贤而立”的方式选择储君,但其主观上并无废除嫡长子继承制的意图。玄烨的宗法观念浓厚,认为诸子之中,“允(胤)居贵”。在胤被废后,他已无嫡子,皇长子胤也获罪幽禁,所以只能把目光投向其他庶子。

再者,对储君暗中进行培养、考察,储君如果表现不佳予以撤换时,由于没有让其知道这件事,不会引起任何不良后果,这样皇帝在对储君的选择上,就完全抓住了主动权。

秘密建储在康熙朝晚期出现,是形势的需要,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为了解决复杂、尖锐的储位之争,玄烨只能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博采众长,另辟蹊径。不过对于他来说,这种做法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他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开拓一条新的建储道路,更无将此立为定制、世代遵行之意。新制度的建立是一个不断摸索、逐步改进并完善的过程,秘密建储制度也不例外。虽然玄烨是秘密建储的开创者,但直到雍正、乾隆二帝才把它的不足加以改进,把它的疏漏加以补足,并作为一种制度最终确立下来。

第一部分:帝王雍正帝嗣位之谜

清康熙帝驾崩以后,第四皇子胤在激烈的皇位争夺中登上了皇帝的宝座,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雍正帝。但雍正帝究竟如何嗣位至今仍是一个谜,是按遗诏之言登位还是篡位,众说纷纭。

官书中记载,康熙六十一年(公元1722年)十一月冬至(初九)前,胤奉命代祀南郊。当时,康熙患病住在畅春园疗养,“静摄”政权。胤请求侍奉左右,但康熙因祭天是件大事,命他应在斋所虔诚斋戒,不得离开。到了十一月十三日,康熙的病情突然恶化,这时才不得不破例把胤召到畅春园来。而未到之前,康熙命胤祉、胤(七阿哥)、胤、胤、胤(十阿哥)、胤(十二阿哥)、胤祥和理藩院尚书隆科多至御榻前,向他们宣布:“皇四子胤人品极好,令人敬重,与朕很相似,因此他肯定能够继承大统,继承皇位。”此时,恒亲王胤祺因冬至奉命在东陵行祭典、胤禄(十六阿哥)、胤礼(十七阿哥)、胤(十五阿哥)、胤(二十阿哥)等小皇子都在寝宫外候旨。当胤来到康熙面前时,康熙还能够说话,告诉胤他的病情日益恶化的原因,但是到了夜里戊时,康熙就归天了。隆科多即向雍正宣布“遗诏”。胤听后昏扑于地,痛不欲生,而胤祉等其他兄弟则向胤叩头,并劝他节哀顺变,因此雍正就履行新皇帝的职权,主持康熙的丧葬之事。雍正曾特别强调:当日情形,“朕之诸兄弟及宫人内侍与内廷行走之大小臣工所共知共见者”。

从上面的情况来看,雍正的即位是由父皇康熙的寿终正寝后才开始的,是属于正常并且合乎法理的。对此,清代官书众口一词,都是同一个口径。后世有人根据雍正在品格、才干、年龄和气质上的众多特点以及雍正本人在皇宫中深藏不露、暗自修炼多年的特征,康熙对雍正的认识和父子感情基础,当时诸子争储互斗的背景,还有康熙在死之前留下遗诏的在场人物、地点、时间以及情节等来综合分析,认为雍正根据皇父“仓促之间一言而定大计”,是合法即位的,可信的。

但是民间传说中,雍正即位却是非法的,是篡位夺权。

早在雍正帝在世时,社会上就盛传:康熙帝要将皇位传给胤,在他患病的最后几日,曾经下旨要召胤回到京城,但是胤的死党隆科多却隐瞒了谕旨。致使康熙去世当日,胤不能赶到。隆科多于是假传圣旨,拥立胤为皇帝。此所谓“矫诏篡立说”的由来。另外有一种说法讲,康熙原来就有了手书,要把皇位传给十四阿哥胤,是胤把“十”改成了“于”字,于是遗旨明明传位于胤,却变成了传位于胤,此所谓“盗改遗诏说”的来源。那么,是谁来盗改了这个遗诏呢?有传说是雍正本人改的;有的说康熙把遗诏写在隆科多的掌心,而隆科多将“十”字抹去了;也有的说是由一些雍正府中所收养的武林高手所改写的;又有的说是雍正的亲生父亲卫某参与改的……

还有人认为,康熙原本要在胤和胤两人中选立皇储,而最终胤被选中,胤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确实说明康熙选择皇太子时他是候选人之一,而胤在康熙四十八年晋封为亲王,在皇子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先后22次参与祭祀活动,次数比其他皇子都多。此外,康熙对胤之子弘历宠爱有加,称赞其母是“有福之人”。由此可见,雍正是后来居上的皇太子候选人。也有人认为,临终时康熙本想让胤继承皇位,但他远在边疆,若将他召回再宣布诏书,在空位阶段必定会引发皇位纠纷,无奈之下只好传位于雍正。

总而言之,雍正继承皇位有着种种让人难以理解的疑点。这些问题使一些清史专家耗费了很多的精力,直到现在也没有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可以说,在没有获得新的可靠材料之前,雍正的即位是否合法,仍然是个谜。这不仅仅是因为雍正在继承皇位上有很多令人费解的问题,而且他即位后的很多言行,尤其是与大肆诛戮贬斥功臣、兄弟、文人等事连在一起,更令人感到扑朔迷离。

第一部分:帝王雍正帝暴死之谜

一代枭雄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清晨突然暴死在圆明园离宫中。官方记载说他是忽然发病身亡。作为第一手资料的《起居注册》中是这样记载的:“八月二十一日,上下豫,仍办事如常。二十二日,上下豫。子宝亲王、和亲王终日守在身旁。戌时(午后七时至九时)皇上病情加重,急忙在寝宫发布遗诏给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龙驭上宾于二十三日子时(夜十一时至翌日一时)。由大学士宣读朱笔谕旨,着宝亲王继传。”

然而民间却流传着雍正遇刺身亡的故事。例如《满清外史》、《清宫遗闻》、《清宫十三朝》等等记载说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刺杀了皇帝。吕留良文字狱于雍正六年发生。十年十二月,留良、葆中父子被处死。其亲人也被严加处置,另一子毅中斩决,孙辈发配极边为奴。传说四娘以宫女身份混入皇宫侍奉皇上,伺机行刺。还有传说四娘在吕案发生后逃亡外地,练就一身功夫潜入宫内,以飞剑砍去清帝脑袋。还有人传说除四娘外还有一位名为鱼娘的女子做帮手。即使下笔谨严的学者,在提到世宗死时,也会提及这些传闻。但有人认为这种行刺之说纯属谣言。首先,吕案发生后,其家人皆受罚,无漏网之鱼。

其次,四娘根本不可能混进宫。虽然曾经也有过罪犯眷属特别是15岁以下女子,没收入宫为奴,像株连在吕案中的严鸿逵、黄补,其妻妾子妇即服侍于功臣家,然而吕氏的孙辈在宁古土基成为奴隶,犯大罪的人犯多是这样下场。所以四娘不可能混入宫内。

还有,皇帝实际上一年之中的三分之二都驻跸在圆明园这个离宫。紫禁城内明令整肃,与有“亭台园林之胜”称号的圆明园根本不可比较。因此,他“自新正郊礼毕移居园宫,冬至大祀前始还大内”,“盖视大内为举行典礼之所,事毕即行,无所留恋也”。园内内阁及各部院等机构之规模宏大与大内不相上下。雍正二年起,便设护军营,一个女子根本不能飞檐走壁,穿过昼夜的巡逻和森严的戒备,轻易地就进入寝宫,刺杀皇帝。因而,雍正遇刺身亡的说法便受到了一定的质疑。

又有人认为世宗既不是遇刺身亡,也不是寿终正寝,他可能是服丹药中毒而亡。这是从宫中档案等资料中推出的结论。世宗生前,在宫中曾蓄养了一些僧道异能之士,他死后第三天,也就是八月二十五日,嗣主乾隆忽下了驱逐炼丹道士出宫的谕旨。

新君刚登基,尚有众多事务待理,而紧急驱逐数名道士,这种做法确有奇怪之处,乾隆说其父视僧道如俳优,未听一言,未服一药,这显然在为父亲辩解。否则又怎会突下逐客令?他又说这几个道士早就该受驱逐,但为何世宗容忍他们在宫中?乾隆如果为的是崇正道、黜异端,就应该加以排斥,然而他却沾沾自喜地称:“朕崇敬佛法……仰蒙皇考嘉奖,许以当金法会中契超无上者,朕为第一。”而且,还善待超盛、元日两僧让他们来京瞻仰梓宫。

驱逐道士的同日,乾隆另降一道谕旨谕令内监、宫女,告诫他们不许妄行传说国事,“恐皇太后闻之心烦”,“凡外间闲话,无故向内廷传说者,即为背法之人”,“定行正法”。此事也值得注意,“中毒身亡”论者认为此事必与世宗横死有关,否则为何皇太后所见外间闲话会心烦。

雍正帝的死因被这种种说法蒙上了层层的神秘面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让人难以看清其中的真相。

乾隆帝的父母是汉人吗?

看过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的人对书中的一个说法一定很好奇,因为书中说乾隆是陈家洛之兄。其实,小说中的说法并非空穴来风,是有一定来历的。

清末,上自官僚缙绅,下迄妇孺百姓,几乎人人皆知这么一个传说,清初的某个皇帝是浙江海宁陈家的儿子。这个皇帝是谁呢?有人便说是乾隆皇帝弘历。这一传说也见于一些私家所写的稗官野史之中。《清朝野史大观》卷一《高宗之与海宁陈氏》一文有这样的记叙:雍正帝胤当皇子时,与海宁陈氏很好,两家来往频繁。这一年恰巧两家在同月同日同时辰生子。只是胤家为女孩,陈家为男孩。胤命人抱来看看,但却偷偷把孩子换了。陈家发现孩子被换,大惊失色。但迫于对方权势,不敢追究,也不敢声张。不久康熙去世,传皇位于胤。胤即位后,陈氏一门数人也都官至显要。以后乾隆帝即位,对陈氏更是礼遇有加。乾隆六次南巡江浙,其中四次都到过海宁陈家,最后一次临走时步至中门,对陈氏说:“以后若非皇帝亲临,这门不要轻易打开。”从此这座门就再也没被打开过了。

持上述观点之人还提出另外一些证据,海宁陈氏的宅堂中有两方皇帝亲笔书写的匾额,一方题为“爱日堂”,一方题为“春晖堂”。“爱日”一词,是从汉辞赋家杨雄《孝至》一文“孝子爱日”中来的,后世把儿子奉侍父母之日叫爱日。“春晖”一词是从唐代孟郊《游子吟》“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的诗句中来的。后人常以春晖来比喻母爱。这两方匾额的题词内容都有儿子尊敬和孝顺父母的意思。后来,与海宁陈氏的儿子相交换的那个女孩便在海宁陈家成长,到了婚嫁年龄便嫁与江苏常熟蒋氏,蒋氏专门为她筑了一座小楼,后世称之为“公主楼”。这些史料更让人坚信乾隆是汉人之子。

然而,也有人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雍正帝有皇子十个,公主六个。乾隆帝是其第四子,推及情理根本没有把别姓的孩子换来当自己孩子来继承皇位的必要性。这是最有说服力的论证。

其次,从清代皇帝与海宁陈氏的关系来看,纯是君臣友谊。陈氏是清初的名门望族,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陈家历代都仕途通达,官居高职,煊赫一时。雍正初年,为了满足钱塘江下游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需要,大举修建浙江海塘。但雍正帝忙于政务,而且海潮冲刷堤岸的危害还未到十分严重的程度,因此未能亲自前往。乾隆即位后,对这项工程非常重视,数次南巡,有四次来到海宁勘察,那么既到海宁,总得有个合适的住所,而陈氏是康、雍、乾三朝宰辅,其家园是海宁名胜,亭台楼榭,花木扶疏,自然就成为接驾驻跸之处。这个园子本叫“隅园”,乾隆帝把它改名为“安澜园”。“安澜”即水波不兴之意,由此也可以看出,乾隆帝临视海宁,是为了巡视海塘工程,而不是为了探视父母。

至于那两块匾额,据史学家孟森考证,清国史馆编纂的《陈元龙传》中说:康熙三十九年(公元1700年)四月,康熙在便殿召见群臣,说:“你们家中各有堂名,不妨当场写给我。我写出来赐给你们。”陈元龙奏称,父亲年逾八十,故拟“爱日堂”三字。《海宁州志》还提到,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5年)六月,因陈元龙胞弟陈维坤的妻子黄氏寡四十一年,(公元1715年)便御书“节孝”两字赐之,又赐以“春晖堂”匾额。这就是说,两方匾额的题词,是康熙帝根据臣下的请示书写的,与孝敬父母的意思根本没有任何联系。因而,说乾隆是汉人之子只是无稽之谈。

《清宫词》中有一首词说:“冕旒汉制终难复,曾向安澜驻翠蕤。”词中暗指乾隆与海宁陈氏关系,然而,这其中关系究竟怎样,乾隆身世究竟如何只能成为未解之谜了。

第一部分:帝王天花还是梅毒—同治帝死因之谜

清入关后第八代皇帝同治,是叶赫那拉氏(慈禧)于咸丰六年(公元1856年)所生,同时也是咸丰皇帝(奕)的独子。同治六岁时即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登基称帝,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亲政。但他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即病逝,此时距其亲政日期不到两年。

对于载淳的死因,众说纷纭,有的说载淳是死于天花,有的说是死于梅毒。

近来,在清代档案中发现了属于清代皇帝脉案档簿(以下简称“脉案”)的《万岁爷进药用药底簿》一份。

据记载,载淳于同治十三年十月三十日得病卧床。当天下午,太医院判李德立和御医庄守和诊断,结果是:“脉息浮数而细。系风瘟闭来,阴气不足,不能外透之症,以致发热头眩,胸满烦闷,身酸腿软,皮肤发出疹形未透,有时气堵作厥。”御医只请第一次脉就能做出上述的明确诊断,主要是因为载淳之病来势很凶,“疹形”表发得较显著。御医对此开出了用生地、元参、牛蒡子、芦根等十二味药配制的“益阴清解饮”,进行避风调理。同治仅服了一次药,效果便显出来了。第二天早上,夹杂着瘟痘的疹形即透出,也不似昨日那样烦闷堵厥了。但是,疹痘初发,未至出透,致使“瘟热熏蒸肺胃,以致咽喉干痛,胸满作呕,头眩身热,气颤谵言”。御医议用“清解利咽汤”对此进行调理。巳初三刻服药后,效果明显,是日午刻即“脉息浮洪,头面周身疹中夹杂之痘颗粒透出”。

这样,经御医们精心医治护理不足两天,痘颗虽然开始表发了,有些症状也有减退的迹象,但是由于瘟热毒滞过盛,以致头面、颈项发出的痘粒很稠密,而且痘颗颜色紫滞,又有咽痛作呕,身颤口干,便秘溺赤之内症。很明显,痘料透出后过盛的毒滞并没完全随之表发出来,最后用药无效,以致于身亡。

根据这些记载,有人便认为同治是死于天花,但这些记载只是宫廷里的片面记载,而民间的大多传闻却说同治帝是死于梅毒。

在一些正规学术著作里都记载着同治帝微服出宫,嬉戏游乐,甚至出入烟馆妓院的故事,如萧一山所著《清代通史》中就有同治因出游而患梅毒终致死亡的记载。

据记载,同治帝与皇后阿鲁特氏相亲相爱,但慈禧太后不喜欢阿鲁特氏。慈禧开始常命皇后等人陪她看戏。但皇后文静、不爱热闹,每次看到男女私情,则面壁而坐。慈禧本来对皇后就不满意,这样就更加不喜欢她了。皇后多次受责怪,依旧我行我素,慈禧便觉皇后故意不给她面子。而皇后对同治帝则是笑脸相迎,慈禧更认为她狐媚惑主,于是限制同治帝宠爱皇后,强令其移爱慧妃。而同治偏偏讨厌慈禧所喜欢的慧妃。于是,同治帝与太监佞臣常常微服外出寻花问柳。但同治怕臣下看见,不敢去京中较大的妓院名楼,专门找隐蔽的小妓院、暗娼等处。起初,人们对他的身份毫无所知,后来知道了也佯装不知。

一些王公大臣注意到同治帝微行纷传于内外,屡次劝谏同治而毫无成效。一次,同治帝对醇亲王奕当面劝谏一再抵赖,醇亲王只好把时间、地点一一指明,同治帝却一再追问他消息的来源。

虽然这些传闻的真实性还有待考证,但这些传闻传扬甚广,而同治帝又死得可疑,因此许多人怀疑他死于梅毒也就不奇怪了。

据说,载淳从烟花巷院染上梅毒,开始时毫无察觉,后来脸面、背部显出斑点,才召太医诊治。御医一见大惊,不知如何是好,因此请命于慈禧。慈禧传旨,向外界宣布说皇上只是染上天花。于是,御医们按照出痘的医法开药,没有效果。皇帝大怒,责问:“为何不按我的病医治我?”太医回奏:“太后命之。”而且《翁同和日记》中记载说:“风声过大,且非两宫圣意。”载淳愤恨不已。梅毒在当时是绝症,以天花治之,显然是为了掩盖丑闻,以免丢皇家脸面。所以同治后来就日益病重,下部溃烂而死。

同治究竟是死于天花还是死于梅毒,这两种说法各有各的来源,而且都能找出各自的证据,让人难以辨明,遂成清宫又一疑案。

第一部分:帝王光绪帝之死探秘

和同治帝一样,光绪帝正当盛年时却突然死去,成为慈禧垂帘听政之下的第二个牺牲品,而且他的死与慈禧的死仅相差一天。因而,关于他的死因也就引起了世人的种种猜测。

第一种观点认为光绪是患重病而死。在废立风波中,光绪依旧做他的皇帝,但他的实权却丢了,精神也备受打击。光绪帝重重的顾虑极大地影响了他的健康。另外光绪帝自幼孱弱,脾胃素来虚弱。光绪虽贵为天子,却连一个孤儿也不如。据宫中太监寇连材日记说,当时宫中人受各种限制,不能亲近光绪。惟有西太后可以亲近他,而她当时骄奢淫逸,对光绪的生活根本不管。小皇帝每天有数十种菜,但菜皆不能入口。光绪要加菜,御膳房必先告知太后,慈禧必然责备他铺张浪费,不懂节俭,光绪只好从小挨饿。

光绪在这种情况下,很容易患上重病。《清德宗实录》、《清史稿》、《光绪朝乐华录》等都说光绪久病体虚,至光绪三十四年病入膏肓,最后驾崩,但这些均为官方文件,可信度不一定高。

第二种说法最为流行,说是慈禧谋害了光绪帝。持这种观点者认为光绪虽然长期被囚,保皇党却极依靠他。慈禧自己身体健康,能执政时,百般折磨光绪。晚年,她力不从心了,便想害死他。当时因担任起居注官而能接近光绪的恽毓鼎,写了一部《崇陵存信录》(又名《光绪外传》),记录了光绪临死前的状况:光绪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秋忽然传出病重消息,召京外名医入宫诊视。诊脉时,光绪静静地把双手置案上,自己写出病情。入诊者都说光绪身体尚健。十月初十,逢慈禧万寿节(生日),光绪出瀛台,替太后祝寿,有人看见他为准备跪拜而活动筋骨。十九日,宫廷大乱,增加侍卫,稽查出入,传言光绪驾崩。次日,宫中恢复了宁静,午后,传载沣监国、溥仪入宫教养之命。二十一日,皇后入瀛台探视,光绪早已气绝身亡。太后闻此,仅叹息几声。

在这则记录里,恽毓鼎实际上暗示慈禧害死了光绪。而且,慈禧宣布光绪病重,和百日维新后废立风波之做法一样。恽氏长期任起居注官,他的话具有一定的可信度。

而曾在宫中担任女官的德龄女士,则在《清宫二年记》等书中,明确地指明正是李莲英下毒害死了光绪。

以上三种说法都是言之凿凿,但是清宫太监回忆录《清宫琐谈》则说光绪实则死于饥饿。据载,光绪本无大病,诸医开方皆以平和之剂为药,然而,太监们在光绪死前已得到光绪驾崩的消息。当时,在瀛台侍疾者共六名,其中二人饿死,剩下几人食不果腹,“因饿失血者又凡三人”。光绪死前,在床上召唤医生周某,他两眼瞪大,四次用手指口,周某知帝饿急,但实在是没有吃的,就连他本人也三天未进食了。后来,光绪便渐无声息了。不久,醇亲王入见,周报告说皇上已去世,醇亲王用镜子试皇上气息,确信其已死亡,于是匆匆而去。一会儿,皇后赶来探视,随后便把皇上驾崩的消息公之于世。

在这几种说法里,究竟哪种说法的可信度更高一些,让人难以取舍。光绪帝之死与同治帝之死一样,成为清宫内又一未解之谜。

第一部分:帝王袁世凯猝死之谜

1916年(民国五年)6月6日,窃国大盗袁世凯在亿万民众的声讨中魂归西天。

在互相庆贺的同时,人们也不免产生疑问,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个窃国大盗的猝死呢?有人认为他是病死的,有的认为他是被气死的,而在这两种说法中又衍生出多种猜测。

一种说法称袁世凯患尿毒症,摄护腺肿胀,在医疗方案上,袁世凯的两个儿子意见分歧,大儿子袁克定相信西医,主张动手术;二儿子袁克文则竭力反对,相持不下,贻误时机,终致不治。

与此相近之说,则有袁世凯患病后不肯服药而死之说。当年袁世凯在彰德修养时,有术士给他算命,称“袁不得过五十八岁”。袁“问有何禳解否?”曰此事甚难,非得龙袍加身不可,袁世凯听后没说什么,赐酒给术士,术士出门后就死了,大家都猜测是袁世凯害死了术士灭口,从此后,袁世凯便有了称帝之心。1915年称帝后却事事不顺,众叛亲离。称帝于是积忧成疾;昏迷之中,总看见术士来索命。有人服侍他吃药,他总是不吃,因为药汤很像当年他给术士喝的毒药,他周围亲近的你都知道原因,但都不敢和大家说,最后改用针炙治疗,但也没能保住他的性命。

“气死说”论者则认为袁世凯是因帝制失败,众叛亲离而气愤而死的。有人说:“袁世凯以称帝不成,中外环迫,羞愧、愤怒、怨恨、忧虑之心理循生迭起,不能自持。”“盗国殃民,丧权乱法,在中国为第一元凶,在人类为特别祸首,其致死固宜,益以年老神昏、兵亡将变、人心怨怼、体面无存,袁氏心非木石,顾后思前,能不自疚,此即袁氏死之真相因也。”

对袁世凯本人来说,始终没有向后人交待他为何人所气而难以治愈。这个窃国大盗在咽气前,只是有气无力地说:“是他害了我!”但这句话所指的是谁,仍不清楚,其用意和含义更是令人费解,也给后世留下了千古之谜。

第二部分:后宫夏桀王的爱妃喜是“间谍”吗

有施国是与夏朝同时期的一个小国,它的国内有一位叫喜的美女很有胆识,商国便是在其帮助下灭掉了夏,有人说她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间谍。

有施国在与入侵的夏朝作战时战败。作为战败国,有施国将国中最美的美人喜送给了夏桀。据明代钟惺的《夏商演义》中说,喜是山东蒙山国君施独的女儿,其父母想把她进献给夏桀来实施复仇计划。

美貌绝伦的喜,常常像男子一样佩剑戴冠,具有深不可测的多变性格。来到夏朝后,好色的夏桀很快就为其神魂颠倒,终日饮酒作乐。外间击鼓奏事甚多而桀却罢朝。诸臣免朝,国事尽托太师。他整天抱着喜对其言听计从,昏乱失道。但国力不强的有施国,尚无能力打败夏国。此时,强大起来的商国也派来一位名叫伊尹的间谍。伊尹是商国的一名厨师,商汤非常赏识他的有智有谋,因此派他去夏朝从事间谍活动。为了不让夏桀怀疑,汤施用了苦肉计,亲自追射伊尹,以示伊尹有罪逃亡。果然,夏桀非常信任伊尹。伊尹的真实意图被喜知道后,与他配合行动。喜主要从事破坏和离间活动,刺探夏的机密,调查中原地形;及时通风报信则是伊尹的任务。喜在取夏的时机成熟后,又让伊尹向商和各诸国传播谣言,说夏桀曾做了这样一个梦,梦见西方和东方都出现了一个太阳,两个太阳搏斗,东方的太阳战胜了西方的太阳。

东方的太阳代表的就是位于夏的东边的商朝。迷信的商朝人,认为这是上天的旨意,于是,大肆宣扬,最后率领诸侯消灭了夏朝。

在商灭亡夏朝的过程中,喜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她不但没有受到赏赐,反而连同夏桀一道被流放到南巢。可能是汤怕自己受不住过于妖艳的喜的诱惑而走夏桀的老路吧。

第二部分:后宫汉武帝后宫巫蛊之乱新探

在中国古代史上,秦皇汉武被相提并论。汉武帝一生大有作为,但在他在位时又上演了一幕幕巫蛊闹剧,致使皇后、太子、丞相和无数大臣都成为巫蛊的牺牲品,史称“巫蛊之乱”,它成为汉武帝一生洗不清的污点。

公孙贺是当时汉朝丞相。为了替儿子赎罪,他答应为汉武帝捉拿阳陵大盗朱安世。朱安世被捉后,为了报复,向汉武帝写了一封揭发公孙贺的信,朱安世在信中写出了公孙贺的种种罪行,甚至说公孙贺密谋要取代皇上;在皇上经常出入的甘泉宫路下埋下木偶,巫蛊皇上。很快,这封信便转到武帝刘彻手中。

本性猜忌多疑的刘彻看了这封信,雷霆震怒之下下令火速查究,查究的大事自然由江充负责。江充派手下罗织罪名,趁机把公孙贺的人马一网打尽。公孙贺与敬声一同被捕入狱,严刑拷打,蔓引牵连,使得很多人无端获罪。最终,公孙贺父子惨死狱中。江充还不过瘾,还要灭公孙贺全家,甚至皇后的姐姐卫君儒也未能幸免。

这一巫蛊案使武帝更加疑神疑鬼,总怀疑有人用巫蛊术来暗害他。因此,这种迷信猜忌之心又被江充利用了。江充除去了公孙贺后,把矛头指向别的手握重权的皇亲国戚。诸邑公主、阳石公主、卫青的儿子长平侯卫伉也都受到牵连,并全部被杀。江充非常得意,又把仇恨的利剑指向曾得罪过自己的太子刘据。

一天,武帝神思恍惚,隐隐约约看到几千个木人,手拿着兵器,凶神恶煞般向他袭来。他惊醒后,觉得浑身酸软,毫无力气,锐气精力荡然无存。此后的刘彻,精气散逸,身体一天不及一天。武帝认为此乃巫蛊所致,命江充从速查实。

江充和心腹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率领大量爪牙进入后宫,对每一个宫都掘地三尺,搜查木偶,甚至武帝御座下的地面也被挖掘了。太子东宫和皇后中宫,也要挖地三尺。

太子刘据和皇后卫子夫恼怒万分,但有圣旨在,太子、皇后也只能听之任之。江充分部挖完之后,奏报刘彻,声称在东宫和中宫挖出的木偶为数最多,并且每个木偶身上都写了许多咒语,诅咒武帝,言辞不堪入目。武帝刘彻龙颜大怒,可仔细想想又不至于此,便召太子入宫,想要问个究竟。

太子得知自己被江充诬告,非常恐惧。刘据清楚武帝偏信江充,打算出城面见父皇,解释清楚。他又有些畏惧,惟恐刘彻不问是非曲直,就置自己于死地。

刘据真的无计可施,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采用了少傅石德的计策,派人佯称天子使者,收捕江充,一举把江充及其死党杀死。

江充被杀死后的当天夜里,太子派心腹假称天子使者,进入皇后居住的未央宫,告知皇后大祸临头,情况危急万分。刘据调用皇后御厩车马、射士,私自派人打开长乐宫中贮备武器的仓库,紧急调用长乐宫卫士,大肆搜捕江充党羽。京师长安乌烟瘴气,宫中血雨腥风,一时天下大乱。

太子刘据最终战败,带着残兵败将逃出京城长安。丞相刘屈耗率军占领京师后,把这次叛乱的主谋全部缉拿,众多的太子宾客和太子少傅石德以及太子家小全部被杀。皇后卫子夫感到脱不了干系,也自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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