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的必然性坚定了哲学家们的恒定信念。他们认为，人们应该愉悦地奔赴那个必然的最后归宿；因为生命是短暂的，他们就想方设法让自己永葆声名，在寂灭中挽救生命不能保卫的东西。为了能保持镇定自若的表象，从容就死，暂且不对自己说出心中的所想。寄希望于我们的意志吧，而不是寄望于那些软弱无力的推理，它让我们相信可以平静地走向死亡。从容赴死的荣光、为人怀念的希冀、永垂不朽的愿望、悲惨生活的解脱以及逃脱命运摆布的安全感，所有这一切都是应该珍藏的良药。不过要知道，药效也不是万能的。对于我们来说，它的作用就像战场上那些普通的掩体一样，通常只保护接近火力点的人；如果离得远时，想象着能起掩护作用，靠近了才发现，这不过是一道很脆弱的屏障。
明知死亡离我们尚远，却认为它已经近在咫尺，明知我们意志很脆弱，却认为它坚强得足以经受最严峻的考验，所有这些都是自我的夸耀。我们对自尊心的作用总是产生错误的认识，以为自尊心能帮助我们扩展心性，将那些必然要摧毁它的东西看得并不重要；但是理性不足以使我们相信我们希望的东西，人们认为能从中获得无穷力量的理性在这种场合也显得软弱无力；恰恰相反，正是理性最经常让我们失望，它不但不鼓励我们蔑视死亡，反而向我们揭示死亡的丑陋和可怕。
理性所能为我们做的，就是让我们能从死亡移开，转过去看别的东西。卡顿和布鲁特斯（二人均为古罗马著名政治家，皆自杀身亡--译者注）选择的是流芳百世；从前有个仆人在刑场上被行将处死时，在断头台上跳舞。因此，尽管出于不同的动机，他们产生的效果却是一样的。由此可以看出，伟大人物和平凡人之间虽有某些差异，但人们却一次次地看到两者都以同样的态度接受死亡；但是，他们还是表现着这样的不同之处：伟人的对死的蔑视，是因为对荣誉的追求使他们视死如归，而平凡人则是因为缺乏智慧，认识不到自己的不幸，从而有了自由去想其他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