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件事也让我开始对自己的终身大事认真起来。于是我四处出击，在各种场合主动和人接近。但是，不久我发现，因为一般人认为印刷业不是一种赚钱的行业，所以我没有可能获得一笔相当丰厚的陪嫁。除非我找这样一位妻子，看中的是她的钱，而不是她这个人。同时，作为一个年轻人，我经常难以遏制生理的冲动，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低贱女人的诱惑。这种事使我花了不少钱，而且会带来很大的麻烦。此外，我最惧怕的是这些事非常容易染上疾病。真是很幸运，我逃脱了这样的厄运。
在这段时间，作为邻居和老朋友，我和里德太太全家继续保持着一种友好的交往关系，从我寄住她们家的第一天起，她们就很尊敬我。我经常到她们家去做客。替他们的种种事务出主意。这些事情上我有时候对她们有很大的帮助。我非常同情里德小姐的不幸遭遇，她总是垂头丧气，郁郁寡欢的样子，并且不愿意跟人交往。我认为在伦敦期间，我一时的轻率和对爱情的不专一应当对她的痛苦负相当大的责任，虽然她的母亲十分大度，以为自己的责任比我的还大，因为是她不让我们在我到英国去之前结婚，并在我出国期间又劝她嫁给别人。不久，我们之间又旧情复燃起来，可是却有许多人前来反对我们结合。
虽然传说罗杰斯在英国曾经有一个前妻，如今仍然健在，里德小姐和他的婚事在法律上因此是无效的。但是由于距离的关系，这个传说难以证明。又听人说罗杰斯已经死了，可是也无法确定。即使真的死了，他留下的一大堆欠账，他的继承人也许还得偿付。冒着这种种风险，我们还是在1730年9月1日结为夫妻。我们担心的那些麻烦事一件也没有发生。她是一位忠实得力的好帮手，在照料商店的事务上给了我很大的帮助。我们共同使事业兴旺起来，并尽力让对方感到满意。这样，我总算尽可能地纠正了以前对她所犯下的大错。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们俱乐部的聚会迁到格雷斯先生家的一间小屋里举行，而不再到酒店聚会。格雷斯先生特别留出这个房间用于我们的聚会。因此我提议：既然我们在讨论论文时常常要引证我们的书籍，若是把我们的书籍凑起来放在聚会的地方，或许对我们方便多了，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查阅。我们把每个人的图书集中到一起，成立了一个公共图书馆，我们每个人就有机会利用所有其他会员的书籍，只要我们自己愿意把图书放在一起，这就像每个人拥有全部书籍一样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