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面的叙述，我们大概可以对明代的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的事实有了一个比较具体的认识
再来看第二个事实
2,明代的税收几乎在二百五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增加(实际上是不断减少，农业税减少，商业税减少的更多)
明朝的税收数量基本上是在建国初期就确定，以后就很少变动过，要说有变化，那大概也是越变越少。
农业税方面，黄仁宇说
“造成16世纪税收基数有限的原因是洪武皇帝的财政政策，在其统治期间，确定了税收定额制度。1377年，皇帝分谴各部官员、国子监生和宦官巡视178个税课司局，固定他们的税收额度。
1385年，他命令将各省和各府税粮课程一岁收用之数刊刻于石板上，并树立在户部厅堂内。1393年，田赋收入达到3227万8900石，洪武皇帝对此很满意，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起科。自此各地定额税收作为不成文的法律固定下来，后来也偶尔进行过小的调整，但基本定额从来没有被摈弃”[32]p055
永乐时期曾经略有增加，“1412年，在永乐皇帝统治时期，来自于农业土地的税粮收入据说达到创记录的3461万2692石”，而上升的原因，“很可能是安南作为一个新归附的省份，其额度也包括进来的缘故”[p55]。但失去对安南的统治之后，“收入又重新调整到接近3000万石”[32]p56。
然后在宣德时期，国家田赋收入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减少
“1430年，……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土地所有者们，对附加在他们田赋之上过高的额外费用已十分不满，他们有意拖欠税粮，以至于逋赋总额已经超过了三年的全部税收。为此宣德皇帝做了让步，下令全面减免这些地区的税粮，蠲免额达300万石。……然而这一缺额并没有加征于其他地区，此后每年的计划收入一直保持在2700万石左右，但对于可耕地和人口的上升却不做考虑。”
耕地方面，“实际上，绝大多数地方官员在给帝国政府上奏中都只是想恢复地亩原额作为现在的统计数据，新增地亩很少上报。……这样做的结果是税收与耕地面积相脱离。1502年上报的情况就是最好的明证。应该指出税收定额制度是明代的基本政策，唐宋时代从来没有象明代这样僵硬地执行这一政策”[32]p56
人口方面，“与一般看法相反,增长的人口很少直接有助于税收增加。过剩的人口往往成为流动人口,很难对他们征税.即使对过剩的人口能够进行登记和评定,地方管理者也不愿意如实上报,担心上报人口增加会促使政府重新调整地方税收定额,增加税收.他们至多是重新调整税收负担,由于纳税户的增加，每户的税负减少,使得税收相对容易征集,同时管理者也获得了仁爱的名声”[32]p74
于是以后，不管耕地增加多少，人口又上升多少，生产力进步多少，明代农业赋税始终就维持在这个水平左右，前面也多次引用过“1600年以前，基本税额为粮食2600万石”[32]p226
其实即便不看黄仁宇的论述，光是从明史中我们就可以找到明代农业税不增反降的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
夏税，米麦四百七十一万七千馀石，钱钞三万九千馀锭，绢二十八万八千馀匹；秋粮，米二千四百七十二万九千馀石，钱钞五千馀锭。[148]
永乐中，……，天下本色税粮三千馀万石，丝钞等二千馀万。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164]
嘉靖二年，御史黎贯言：“国初夏秋二税，麦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九万；米二千四百七十馀万石，今少二百五十馀万。而宗室之蕃，官吏之冗，内官之众，军士之增，悉取给其中。赋入则日损，支费则日加。[83]
万历时，夏税，米麦总四百六十万五千馀石，钞五万七千九百馀锭，绢二十万六千馀匹；
秋粮，米总二千二百三万三千馀石 [148]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农业税收，从永乐达到高峰，以后就是不断递减，在嘉靖时期，和洪武年间相比，已经是麦减少了9万石，米减少了二百五十余万石；而到了万历年间。麦子减少了11万石，而米减少了二百六十九万石。
表面上看，这些减少的也不算太多，但如果考虑到万历时期的人口至少是洪武年间的两倍多甚至是三倍，而农业税收不但没有显著增长反而绝对数量减少了，那么这就是相当惊人的减少了。
以上是农业税长时间内没有增加甚至减少的情形，
至于工商业税收不增加反而降低的情形，其实在上一节中已经顺带说明。这里再补充一些内容，田口宏二朗说“在历代王朝一直倍受重视的商业税，在明朝却并没那么受到重视。 关于这一问题，先辈学者们多认为这是因为洪武，永乐皇帝为恢复流通经济的结果，为了恢复流通经济，明初当局采用宝钞作为商业税缴纳，然而随着宝钞的贬值，商税也不断降低” [9]
这里是说明代商业税是用宝钞来计算，而宝钞不断贬值，商税自然也就不断降低。不管是否原因真的如此，总之商税不断降低甚至在一些地方接近取消的事实是肯定的。但关于商税降低这一点也没有必要多说，因为即便在明初商税很大程度也没有认真征收。商税在整个明代始终都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降低不降低都已经是没有什么实质意义.
3,越到明代晚期增加赋税的阻力反而越大
阻力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文官集团上层对皇帝施加的压力;另一个就是基层的抵抗阻挠。就第一个方面，其实我们在上面部分已经提到。文官集团对崇祯时期加派三饷的抱怨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给崇祯皇帝上疏，竭尽全力攻击增加赋税的政策，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他们的描绘下，增收赋税是天怒人怨，罪恶滔天，甚至是局势恶化的原因所在。凡是向崇祯皇帝建议增收赋税的官员，都被他们描绘成小人，杨嗣昌
更是被被攻击漫骂的体无完肤，甚至被黄道周骂成是“?j狗人枭”。皇帝增加赋税是顶住文官集团大部分成员施加的巨大压力下才得以进行的。而实际上最后还是没有顶住，所以才有周延儒上任，按照复社领袖张溥的指示向皇帝建议“首请释漕粮白粮欠户，蠲民间积逋，凡兵残岁荒地，减见年两税。苏、松、常、嘉、湖诸府大水，许以明年夏麦代漕粮。……帝皆忻然从之”。可以说明朝在一年多以后的灭亡和崇祯听从这些建议之间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至于来自基层的抵抗阻挠，这从上面叙述过的各地拖欠赋税的情况就可见一斑。这里再补充一条黄仁宇书中描述的崇祯时期的情况，“在明代后期，尽管有人提议增加税收，但当时正税定额也从未完额交纳。1632年，据340个县的上报，税收拖欠达到了50%，甚至更多。这340个县占到了整个帝国财政税区的四分之一以上。而且，其中的134个县事实上没有向中央政府上纳任何税收。这种情况可以证明这样的观点：明朝税收征纳由于历史的原因，有一个明确的最高限度，一旦收入的要求明显超过了这个限度，将会导致整个财政体系的崩溃，所以这些不能完全归咎于税率过重和税收规避”[32]p411
此外明人笔记中也多有明代末期，农民因为赋税沉重，而抛弃土地成为流民，或者卖出田地转而从事其他职业的记载，这里就不一一摘录了。
4、这三个事实所产生的一些效应
以上三个事实，第三点其实是公认的，无须多说。至于第一点和第二点，尽管我在上面引用的其他学者的论述也相当多，但对这些现象第一个做系统全面阐述的，则很大程度必须归功于黄仁宇所做的研究。他的《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作为对明代财政作出全面说明的第一部系统专著，澄清了长期以来许多根深蒂固的误会和偏见。
对明朝的传统描绘这是中国历史上专制程度最高，政府对人民管制最严厉，每个百姓都生活在政府的高压统治之下，剥削程度最严重，横征暴敛达到极致的一个朝代。然而黄仁宇的研究可以说完全颠覆了这种传统认识。明代恰恰是中国历史上税收最低，对人民的管制最宽纵最无力的一个社会！《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一书的结论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明代的问题不是政府收的税太多，而是政府收的税太低；不是政府对社会控制的太严密，而恰恰是政府对社会控制的太无力。
黄仁宇在书中对明代赋税过低造成的结果有许多描述，一个最明显的效应就是了，为了缩减政府开支，明代的官员数量始终维持在一个相当少的水平上。“明代的文官很少,1371年地方官员总数仅有5488名，即使在16世纪早期,各个部门的规模已经很明显地扩大了,但整个帝国的文官也仅有20400名,吏员总数虽然达到51000名,但既包括供职于文职衙门的吏,又包括供职于军队的吏.”[32]p57“可以推测他们中只有30%受雇于府县衙门，这些人员分属于1138个县，意味着即使最大的县也不会超过30个有薪俸的位置，小县则更少。这些有限的人手要负责所有的地方行政事务，包括税收、审判、治安、交通、教育、公共工程和社会赈济等，这些事情决非简单易办之事。应该知道，明代的官员们除了要旅行许多礼仪性职能之外，而且在16世纪后期，他们的文移之烦按现代标准来说也是相当沉重的。”[32]p237
低税再加上政府官员如此少，想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控制相当困难，所以很多本应由政府承担的职能往往交给社会基层单位自己来进行。在朱元璋时期，“地方官员甚至不许亲自下乡。乡村建立起自治组织，选择老人承担起乡村民众的教化。……皇帝的俭省政策使得政府的预算与管理费用降到了最低程度,”[32]p052“当时，军队要自己生产粮食，村落要实行自治以减少政府的职能，通过减少人手以节约管理经费。”[32]p41
“因为税收不足，明政府很少能够造福于民。甚至连治水这种中国政府最应该表现出莫大关心的事情，16世纪的明朝政府也做的远远不够。
……归有光致力于苏州府的水利灌溉事业，他很赞赏地引述了早期怀疑政府的‘节制’政策是否明智的文人的观点，认为不通过增加税收收入来投资水利建设项目，非养民、富民之道，仅仅周济水灾饥民不过是‘小惠”[32]p239
“政府人员不足，对实际情况缺乏了解，中层后勤保障能力不力，公共投入不足（这些情况都是导因于低税政策），所有这些原因使得国家根本无力动员帝国的全部财力，其所能控制的资源只是其中的一部分。诸如盐课、海关税、内陆关税、林木出产税以及矿银等都面临这样的情况。”[32]p420
从这些事实可以看出，和许多人想象的明代是一个对社会实施严密控制的专制社会相反，明代恰恰是一个把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压缩到最低限度的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明朝倒是很符合一些市场原教旨主义,自由主义信徒的理想。经济的发展运行基本上不受政府的干涉控制，对私人经济力量的发展，政府无心也无力管制约束。
二、 黄仁宇对这些事实的解释以及我对这些解释相应的驳斥
如果说，以上的部分，大多是引用黄仁宇的研究成果，任何一个阅读过黄仁宇著作的人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结论，那么下面的部分，就是和黄仁宇观点的分歧所在了。
分歧就在于如何对明代的这三个事实做出一个解释。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明代农业税低，商业税更低？以及在长时间内，税收不但没有随着人口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而增多，反而有所减少呢？又是什么原因使得明代晚期税收负担实际上低于明初的情况，增加税收的阻力变的如此巨大。
1、黄仁宇的一些看法
前两个问题实际上牵涉到如何看待明代的财政制度,可以放在一起说。黄仁宇的看法是明代的财政制度并非是中国传统的延续，并非是前代制度的自然延伸，而是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他看来是一种巨大的退步！他在书中反复强调了这点
比如和唐朝比，明代的财政制度不如唐朝
“崔瑞德（Denis Twitchett）在对唐朝财政管理的研究中描述了三个不同的发展时期。在第一个时期，管理机构仍是相当原始和简单的，而第二个时期的特点就是财政机构职能的不断专门化。在第三个时期，连续不断的制度专门化在新的专门化的权威机构与中央政府的常规组织之间引起紧张状态。相比较而言，16世纪的财政管理一点也没有显示出这样明显的分期。总体看来，明代行政管理没有足够的动力来产生类似的制度变化 ”[32]p353
和宋朝比，明代当然也不如。
“毫无疑问，明代大财政管理不如前朝。即使在宋代，财政官员就已经发现要不断调整政策以利经济增长，这样可以在不增加人民税负的前提下增加国家的收入。王安石的财政改革早于一条鞭法500年，就已经将民众之役折成现钱来征收。国家反过来逐步提高铜钱生产，这样税收中不断增加的对货币的要求抵消了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影响。宋朝不断地利用它的财政手段来达到它的经济目标。即使在元朝，田赋最初也是按照铜钱来估算。当国家需要粮食的时，就依据铜钱反向进行折算。这也有助于保证财政帐目的完整统一。然而，明代几乎全部抛弃了这些策略与手段。在唐宋两代，财政管理趋向于专业化，在明代，盐务官员名声不佳。”[32]p421
所以明代的财政管理制度和以前的朝代完全不同，甚至连元朝都不如，显然不能用历史延续来解释
“很清楚，明朝与以前各个朝代制度相似其实是一种误解。唐宋元各代的财政结构从来没有象明代这样僵化。它们的高层政府部门也不象明代那样承担很少实施责任。明代财政管理具有收敛性，它将其运作能力降到了最低限度，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的策略，拒绝考虑民间、私人方面的帮助。财政管理总的来说是倒退，而不是进步。”[32]p426
怎么来看待黄仁宇的这个观点？首先应该承认，黄仁宇说明代的制度实际上和前代有很大的不同，并非是传统的延续，这点是完全正确的。他把明代财政制度的这种变化，概括为退步，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认为正确。但如果认识仅局限于此，而没有看到背后更深刻的东西，没有看到这种表面的退步实际上是由于社会的进步甚至是过度的进步、超前的进步导致的结果，则就失之于肤浅。对这一点，我们后面还会做更详细的分析，这里不妨先放一下。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黄仁宇认为明代是“忽视了通过工商业发展来增加收入”，确实明代政府基本上没有从工商业中获得什么收入，但这其中的原因远非仅仅是因为“忽视”，真实的原因比这要深刻的多。另外一点，明代政府没有从工商业中获得收入，也并非是因为明代工商业没有得到发展，恰恰相反，明代的工商业的发展程度是超过了任何以前一个朝代的。把政府从工商业中获得收入同工商业发展的程度直线式的挂起钩来，用这种思维方式去武断下结论，未免把历史看的太简单了。在后面，我们也会对这些问题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既然明代的财政制度并非是前代制度的一个自然延续，而是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或者说退步，那么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把黄仁宇对此的论述总结一下，无非是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第一是朱元璋的个人的原因；第二是所谓的重农心理，保守心理或者所谓的儒家观念，总而言之可以称为意识形态的原因吧。
关于朱元璋个人方面的原因， 黄仁宇是这么说的
“洪武皇帝是以简陋的财政方案来实现其目标。王朝的建立者无意向外扩张其势力范围。在国内，他满足于农村简单朴素精神的统治”[32]
p053
“洪武皇帝反复强调为了纳税者的利益应该减少国家的开支，并谴责以前历朝主张财政改革以增加国家收入的理财专家，如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杨炎、宋代的王安石。”[32]p288
“明朝制度另一个特点是其管理能力有限，这是开国者有意的设计。洪武皇帝生性多疑，他将财政职权集中于中央，但只是泛泛的集中，缺乏深度。他无意改善财政运作，……因此，从一开始，财政管理就显示出简单、生硬的特点。“[32]p418
“朱元璋所创立的组织机构不切实际，运转不力，而且流毒之深，回天乏术”[32]p420
从这些言论看，黄仁宇很大程度上把问题归咎于朱元璋的个人因素。他一面鼓吹所谓的大历史，另一面在具体解释历史的时候，仍旧不得不乞灵于个人的作用，这不能不说是思想矛盾和混乱的地方。如果以朱元璋个人之力真的能够左右整个明代将近三百年的财政制度，那么这与其说是对朱元璋的贬低，不如说是对朱元璋个人力量不适当的过度赞扬。
很显然，用这样一种方式去解释历史是没有多少说服力的。它很难解答一些疑问，正如黄仁宇自己所陈述的那样，唐代的财政制度也好，宋代的财政制度，一开始的时候都相当原始简单，工商业赋税在整个国家财政中占据的比例都是相当的少，那为什么这些朝代在这以后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而进行调整，使得财政制度不断向专门化的方向发展，能够不断提高工商业税收在整个国家财政收入中占据的比例？没有理由认为，明代仅仅因为朱元璋建立了简陋的，不切实际，运转不力的财政制度，在以后的几百年的时间就不能做出改变和调整！实际上，朱元璋建立的制度有许多，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没有多久就被他的子孙后代抛弃了。
应该承认，朱元璋是少数几个当皇帝不仅是为了满足权力欲更主要的是为了实现政治理想的人物，他出身平民，这一点对他所实行的政策有相当大的关系。他是按照自己的理想竭力建造一个合理的社会，他的很多政策其实都是站在平民的立场角度出发的结果，严惩贪污这些都不必说了。农业低税，商业税更低，尽可能减少官员数量，实行乡村自治，把政府职能也压缩到最低限度，以及严禁官员下乡干扰民众等等都足以说明这点。但必须看到，朱元璋实行这些政策并非仅仅是他个人的因素的作用，而是有更宏大的背景，更深刻的原因，否则这些政策是不可能维持两百年以上的。这个背景和原因究竟是什么，我们在后面会进行更详细的分析。
至于黄仁宇所谓的洪武皇帝生性多疑，所以“将财政职权集中于中央，但只是泛泛的集中，缺乏深度”之类的言论则只能看成是毫无逻辑可言的生硬附会。且不必说所谓的“洪武皇帝生性多疑”不过是一派胡言，试问就算真的“生性多疑”，这与“财政职权集中于中央”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宋代的财政职权比明代要高度集中的多，又是哪个皇帝多疑的结果？至于现代国家，政府的财政职权更比古代政府要集中的多，那又是谁多疑呢？而黄仁宇在详细分析中所指责的也不是明代“财政职权集中于中央”，而是集中的程度还不够，效率还不够！
接下来看黄仁宇认为造成明代财政制度的第二个原因，也就是农村经济观念，或者所谓的重农心理，保守心理或儒家思想，
“明代统治的独特之处在于其农村经济观念,这是16、17世纪中国经济发展情况决定的,我们可以称之为保守性的,这是一个时代错误。”[32]p1
“明代的统治者缺乏远见，他们不能预见到工业和商业在现代国家形成中的重用作用。在西欧效果，政府对工商业的鼓励迅速推动了经济的资本主义化，而在中国这样的大国，却无法实现如此迅速而深远的变化。……相反，他们有理由继续推行传统的方针，不折不扣地以儒家学说为指导，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32]p2
“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官员们普遍认为低税收必然对纳税人有好处，其实这种看法是错误的.明代的例子就显示出情况并非总是如此.税收收入的不足意味着政府不能最充分的管理帝国的资源,这样实际上会对纳税人不利.16世纪资金不足导致许多政府职能的丧失.其中表现最显著的方面是金属货币和户口食盐钞制度……”[32]p56
“全部财政机构深受帝国建立者经济思想的影响，也就是受到节俭的意识和‘认为’利本身是一种罪恶的观念的影响。商业营利思想不可避免地与社会和国家这种观念发生冲突，而且必然受到压制。同时，国家必须克制‘国富’观念，因为国富必然意味民穷。虽然这个正统的经济认识受到以前历朝的皇帝和政治家们的推崇，但似乎从来没有象明朝这样忠实地加以遵守。”[32]p288
“官员没有长期从事这项工作（指征收商业税）兴趣。部里的官员仅作为份内之事完成责任，而省级官员却把征收工作看作是本地区的财政负担。普遍的反商业思想阻碍了官僚提高商人的利益，拓展他们商业活动的空间。无论是对日常必需品还是奢侈品，没有人试图使得货物在内陆水运网中更加方便的流通。对于大宗货物和零担货物运输的税收没有进行区分……”[32]p304
怎么来看待黄仁宇的这些说法，明代之所以实行商业低税政策，难道真是由于所谓的保守观念，农业经济观念，反商业观念，儒家观念的作用？我的看法是这样的一种说法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想当然的基础上，而并非是建立在严密的分析基础上。
一方面黄仁宇通过自己的研究，澄清了一些事实，纠正了一些偏见，另一方面，他自己本人仍旧是陷在传统偏见的泥潭中不能自拔。在研究之前，事先就已经认定了一个结论，中国既然在近代落后于西方，那么这种落后的源头就一定要到中国的传统中去寻找，一定要到中国文化自身的根源中去寻找。保守的，小农的，这些廉价的名词漫天飞舞。结论既然早就认定，那么无论找到的事实如何，就都可以不管不顾的附会到预定的结论上去。于是相反的事实可以用来支持同样的结论。
就拿对明代的认识来说，一些滥调说法通常就是明代是一个高压专制的社会，政府的权力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私人经济的发展受到政府的严厉控制，完全干预之下，商业的发展始终在政府的管制监督之下，并且政府还横征暴敛，对工商业施加沉重的负担等等诸如此类，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明朝是一个重农抑商的社会，是一个反商业思想控制下的社会。黄仁宇对明代财政研究应该说在事实层面上颠覆一些流行的习以为常的看法，黄仁宇在书中自始自终指责明代的始终是政府的赋税太低，对私人经济控制的太无力，对商业的发展过于放任自流，缺乏有效的管制。这样的指责应该说和流行的对明代的指责是建立在完全相反的事实基础之上的。但奇怪的是，这似乎却不妨碍黄仁宇在最后的结论上保持和传统流行的看法一致！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有些荒诞的情形，完全相反的事实被用来支持一个相同的结论。
如果一个中国的朝代，对工商业征收的赋税很重，政府的私人经济的发展控制的很严密，干预的很厉害，这会被作为中国重农抑商的证据而提出来，说是政府的严厉管制，政府施加的沉重税收严重抑制了工商业顺利发展（尽管公认的事实，一直明灭以前，中国始终是世界上工商业最发达的国家）；如果一个朝代（比如明朝）对工商业征收的税收很轻，轻到甚至可以忽略的地步，政府对私人经济的发展基本上无力控制无力干预，那么这同样可以被作为中国传统重农抑商的证据而提出来，说是政府既然主要从农业中征收赋税，这表明国家对商业根本不重视，根本轻视，政府对私人工商业不加以管理控制，则说明政府不扶持工商业的发展，这是反商业思想导致的结果。
相反的事实支持相同的结论，尽管这看起来很荒谬，但却是中国历史研究中长期存在的一种最真实的现象。这些研究者似乎从来不考虑他们拿出来充当论据的事实和他们想要得到的结论之间有什么矛盾。结论是早已经预定好的，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农业思想根深蒂固，反商业思想根深蒂固，所谓的保守心理传统心理根深蒂固，中国的统治者以及士大夫都是反商业思想的忠实执行者，都是一些没有远见的人（西方人自然天生神明，早有远见），中国的儒家思想就等于农业思想，和工商业的发展势如水火等等诸如此类。剩下要做的就是去搜罗中国古代的一些事实，至于这些事实具体如何全然不要紧，要紧的只是这些是事实，然后用怪异的逻辑，似是而非的论证，把这些事实同他们预定好的结论牵扯上关系，如此这般就算大功告成。就算心得意满的完成了对中国历史的解释，就算解答了为什么中国在近现代没有实现工业化，落后于西方的问题。
这时候的历史与其说是一门科学，不如说是伪科学，某种论断已经成为不可打破的符咒，刻印在每个中国历史研究者的大脑皮层之上，他们需要做的仅仅是寻找到不同事实来印证这个符咒，而全然不顾他们所寻找的事实和他们所附会的那个结论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的逻辑关系！于是中国传统是反商业的，中国一直实行的是重农抑商的制度等命题成为了根本无法证伪的宗教命题，因为无论事实如何，论者总可以把事实说成是对这个命题的支持。
这就是弥漫中对中国历史的研究中普遍存在的风气，甚至被看成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风气。而黄仁宇，尽管他在明代财政问题的事实上，做了许多有益的澄清，但在总体思想格局上，仍旧没有摆脱这种风气的束缚。尽管他嘲笑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对历史的具体细节缺乏耐心，他们研究的出发点是认定明代为封建社会，然后推定阶级斗争具有‘历史必然性’”[32]p414。
实际上，他自己也早已坠入彀中。尽管使用的名词不同，中国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使用的名词“封建社会”“封建主义”，他使用的名词是“农村经济观念”“保守性”、“儒家思想”、“反商业思想”等等，但实质上却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2、黄仁宇的三个误区
当然上面这些抽象笼统的抨击当然不能取代具体的分析，我们下面还是有必要看一下黄仁宇借以来支撑他结论的一些明显误区，
第一个误区是国家的管理控制与商业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黄仁宇看来,明代的一大特点就是国家在管理控制私人工商业方面的无能,甚至说无能都不太确切,应该是根本没有什么对私人工商业进行管理控制的尝试和企图。于是他得出结论认为这说明国家对工商业的发展不重视、不扶持，因此中国的商业不能向西方那样发展，并最终演变成资本主义。可事实果真如此么？
我们很容易就能得出否定的回答！明代的工商业发展和同期的西方国家相比，恰恰要发达和繁荣的多，如果说明代中国是当时世界上经济最发达，工商业最繁荣的国家，应该是没有错误的。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私人工商业一定要在国家强有力的管理控制（或者换个好听的词“扶持”）之下，才能繁荣发展。事实上按照西方古典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观念，所谓看不见的手，恰恰认为私人工商业在没有国家的干预控制之下，只会发展的更好。当然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强调国家的控制干预，但这是因为工业化以后，完全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会导致需求不足、生产过剩，并引发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而并非是因为没有国家控制和干预，工商业就不能得到发展。但在前工业化时代，根本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黄仁宇的这个观念本身就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许多对明代的基本财政常识都不了解的所谓学者教授，他们指责明代的恰恰是所谓封建国家严密控制干预之下，私人工商业不能得到充分发展，和黄仁宇用来指责明代的理由恰好。仅此一点也就可见，在某种深入骨髓的偏见作用之下，事实本身已经变的无关紧要。无论事实如何，都可以被附会到这种偏见之下。黄仁宇是如此，那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也是如此。
第二个误区是国家征收的工商业税收与工商业发展水平之间的关系。
这个误区就不仅仅是黄仁宇一个人的误区了，而是许多历史研究者的误区了。他们研究历史时，往往想当然的认为某个朝代或某个国家，如果工商业税收占整个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高，就是对工商业重视，工商业比较发达；反之如果工商业税收占的比例很低，就是对工商业轻视，工商业不发达。
在这种观念的作用下，我们经常能 够看见有些人把明代和宋朝比，宋朝的工商业收入有多高，以此来显示宋代经济如何发达，而明代工商业发展如何倒退；或者拿明代中国和西方比，西方的工商业税收占的比例有多高，以此来说明为什么西方能工商业不断发达，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而中国却没有。
其实这种观念的谬误也是一目了然的！这种比较建立的前提就是假定双方工商业税征收的力度和比率是在同一水平上，否则这个比较就根本没有意义。同样一个国家，可能原先不征收或者很少征收工商业税，但由于某些事件影响，发生财政困难，迫于压力，加征工商业税，这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让这个国家的工商业税收入在国家财政收入的比例从10%以上突然上升到百分之五十，难道能够因此说明这个国家的工商业发展水平在这前后发生了什么根本性的变化吗？显然不能！
中国历史上有大量这样的例子，比如汉武帝时期，为了解决军费开支问题，任用桑弘羊实行均输平准告缗以及盐铁专卖政策，获得工商业收入相当巨大，如果保守估计占据国家总的财政收入百分之六十以上，应当并不夸张。但很显然并不能认为在实行桑弘羊财政政策前后，国家的工商业发展水平有什么本质性的变化。要说有变化，那也是在这些政策之后，私人工商业承受的负担更加重，受到更大的抑制。
再比如唐朝时期，也有类似情况，唐朝的前期，工商业税收在国家财政中同样处于次要地位，但到了中后期，为了应付日益增加的军事开支，不得不加大工商业税征收力度。
五代十国，以及北宋南宋的情况都大体类似。
明代的工商业发展水平远远超过了前代，尤其是私人工商业的发展，其繁荣程度在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被人称羡的北宋南宋的工商业发展程度也不如明代，这已经由大量的研究所证实。明代的工商业税收入低，而且不象其他朝代那样可以增加上去，另有重大原因！所以根据工商业税的收入来判断明代工商业发展水平，这是根本谬误的！
再从私人工商业者本身的角度说，如果问一下他们国家征收的税多对他们有利，还是征收的税低对他们有利，他们的答案几乎是不言而喻的,当然是征收的税低更有利.
第三个误区，对历史人物行为动机的理解，完全忽视了利益关系对观念的影响，几乎完全以理想化抽象化脸谱化的方式看待历史人物的行为。
在我们上面所引用的黄仁宇的言论中，已经可以看的很清楚。他把明代政府和官员的行为都解释为一些思想观念支配的结果，似乎明代的这些官员不是活生生的人，而仅仅是一些抽象观念的代表物而已。什么保守性、缺乏远见、儒家思想、反商业思想，一顶又一顶的帽子，扣的真是不亦乐乎。当然，我们并不否认，意识形态，思想观念在历史发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问题是任何思想观念，本身也并非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在一定利益格局下形成的。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只能象小学语文老师一字一句去推敲历史当事人言论的字面含义，而根本不能理解历史当事人这些行为的真正动机。
比如当文官们说农本商末，所以只对农业征收赋税就够了，他们内心的动机果真是出于农本商末的观念么？当他们向皇帝鼓吹所谓“利本身是一种罪恶的观念”，他们内心果真就如此认为么？很显然，如果只看表面言论，只知道去探究这些言论的字面含义，那也是永远也得不到真相的
为了增加说服力，验证以上指出的黄仁宇的三个误区，我们不妨来看明代工商业尤其是私人工商业究竟发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三、明代工商业的发展
1、工业
在1979年第2期的《学术论坛》上有一篇文章，题目是《明代钢铁生产的发展》[165]，里面有一个表格是比较唐宋元明的铁产量
唐元和初年，每年的铁产量是207万斤
北宋治平年间，铁产量是824万1千斤
南宋初年是216万2144斤（不包括北方的金国）
元朝中统四年（1263年）584万4000斤
明朝永乐初年，铁产量是1957万5026斤
实际上这张表格中所列的并不是实际的铁产量，而仅仅是政府征收的铁课量
这一点只需从如下论述中就可以得到证明“据《宋史·食货志·坑冶》和《文献通考·征榷（五）》所载数据，宋代铁课在英宗治平年间（１０６４－１０６７）达到最高点，为８２４万余斤，相当于唐宣宗元和初年（８０６）２０７万斤的四倍。其实北宋铁冶最盛期是在神宗年间（１０６８－１０８５年），但元丰元年（１０７８）的铁课只有５５０万斤，原因在于此时宋廷把北宋中叶兴起的“私人承买”制推广到宋辖全境，官营铁冶退居次要地位，而民营铁冶只需交纳２０％的产量作为铁课，这就是“二八抽分制”：“（坑冶）召百姓采取，自备物料烹炼，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八分许坑户自便货卖。”如按５５０万斤铁课的五倍计，则当年产量达２７５０万宋斤，合今３３００万斤，即１．６５万吨”[166]
显然同样一个824万斤，207万斤都仅仅是指铁课，而并非是实际产量。明朝永乐初年的1957万5026斤同样应该是铁课，而不是实际产量，否则就根本不具备可比性了。如果说宋朝是北宋中叶才兴起私人承买，官营铁冶退居次要，那么明朝则是洪武年间就已经是民营占据主要地位。事实上“明廷于洪武十八年（1385年）罢官铁冶，开放民营。”[167]p178，宋朝实行的是“二八抽分制”“民营铁冶只需交纳２０％的产量作为铁课”，而明朝实行的是“官府对民冶征收十五分之一的铁课”[167]p178。按照同样方法的结算，永乐初年实际产量应该是1957万5026斤的15倍左右也就2亿7362万斤左右，一公斤为1.673明斤（宋斤明斤唐斤是一样的），则约为16万2550吨，这个产量比一些人估计宋代最高产量还高一万吨，“与１８世纪初整个欧洲（包括俄国的欧洲部分）的总产量１４．５万吨至１８万吨相比拟。”，明代永乐初年的铁产量已经相当于18世纪初整个欧洲的全部产量。
以后铁产量应当有更大的增长，这从一些地方的铁产量的迅速增长就可以得到验证，比如“嘉靖元年（1522），广东潮州、惠州等处的铁课是银5576两，税率是产铁万斤交银三两，这样折合铁产量达1858万斤，超过宣德时全国民矿产量一倍半[引者注：这一点肯定是不对，严重低估了宣德时期的产量]；嘉靖十年（1531），同样计算，更增至2763万斤，10年间又增长了48%。”[167]p178
“明代的冶炼技术也在宋代的基础上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煤炭冶铁有了更大程度的推广，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中说：“凡炉中炽铁用炭，煤炭居十七，木炭居十三”。鼓风器也有了改进，已由简单的活门木风箱改为活塞推拉的木风箱，这种风箱能连续供给较大的风压和风量，从而提高冶炼的强度。土高炉也有了重大改进，已能把冶铁炉与炒铁炉串联使用。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说：‘凡铁炉用盐和泥造成，出炉未炒为生铁，……熔流时又作方塘留之，洒干泥灰而持柳棍疾搅，则熟矣’。这种冶铁技术减少了炒炼熟铁时，再熔化的过程，缩短了炒炼熟铁的时间，降低成本，是冶铁史上的一项重要成就”[155]
“明代炼钢技术也有新的发展，嘉靖时已发明了‘苏钢’冶炼法，现代冶炼专家周志宏说：苏钢冶炼法‘在国外还没有类似发明，显然是一种创造性的发明，……整个过程适合现代的冶金原理，不用坩埚而创造出一种淋铁氧化的方法而使渣铁分开，成为比较纯的工具钢。这是中国古代先进炼钢工人的智慧结晶’”[168]
“同时还发明了生铁淋口法，运用生铁水淋灌工具刀口，使工具有钢的锋刃，也是明朝人民的独特创造”[169]
明代的纺织业、印刷业、陶瓷业、造船业等等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里只能引用摘录相关内容简略的介绍一下。
明代“纺织业生产技术不断提高，缫丝的缫车比元代更精良和完善，已研制成功‘一人执，二人专打丝头，二人主缫’大缫车。天工开物记载的花机由两人共同操作，提花小厮坐在花楼上提花，织工门楼下织丝，两人配合可织出各种花纹的丝织品”
“到弘治年间，福建织工林洪又创造出一种新型的织机 ，叫作改机，把五层经丝改为四层经丝，从而织成比过去更细薄耐用的新品种”
[170]
能够显示明代丝织业生产力发展的一个证据是明代绢价的下降,“就现有材料，……两相比较，明代绢价比宋代下降几近60%，这里面包含有白银价格降低的因素”[167]p128。实际上考虑明代白银存量急剧增加并导致白银价格降低的因素，也就是扣除通货膨胀的因素，那明代绢价实际下降应该还要多。这可以从一个侧面显示明代丝绢产量远远高于宋朝，这才导致价格如此大幅度下降（当然这应该也和其他竞争性纺织产品的增多有关，但这个因素影响应该不大，因为丝织品一直属于中上阶层的消费品，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甚至随着明代奢侈扩散化，平民对丝织品的需求只会增大）。
此外“棉纺织工具如搅车、纺车、织机也均有改进。元代搅车二人掉轴，一人喂上棉英，用工多效率低。明代各种新搅车，‘句容式，一人可当四人；太仓式，两人可当八人。’有的地方还使用水转大纺车。……由于明朝政府的鼓励和生产工具的改进，城市棉纺业得到普遍发展，江南一代成为全国棉纺中心”[155]
制瓷业，“明代制瓷业十分发达，特别是景德镇，宋应星说‘合并数郡，不及江西绕郡产’”“到万历时镇上佣工皆聚四方无籍之徒，每日不下数万人”[155]
制糖业方面，“明代发明先进的糖车取代宋元时榨糖技术，大大提高了榨蔗效力。造糖技术上也有大发展，明中叶已能制作白砂糖，……由于生产技术改进，糖产量大幅上升，质量也明显提高，闽广两省产量占百分之九十以上，成为全国制糖中心，各种糖制品远销海外，是对外贸易大宗出口商品”[1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