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么说呢，让我们考察一下从明初到明末中央政府试图控制货币发行所采取的一些措施。明初的时候，应该说货币发行控制的权力是牢牢掌握在政府手中的。
铸造铜钱也好,发行大明宝钞也好,在一段时间内，政府对货币的发行流通都有决定性的控制权力影响权力。这个时期，政府的一些禁令，如禁用银、禁私铸、都可以认为是政府力图把货币控制权掌握在自己手中而采取的措施。甚至有一段时间为了确保钞法通行，禁行钱，“洪武二十七年八月，因‘钞法阻滞’，‘诏禁用铜钱’，‘令有司悉收其钱归官，依数换钞，不许更用铜钱行使。限半月内，凡军民商贾所有铜钱悉送赴官，敢有私自行使及埋藏弃毁者罪之。’[明太祖实录卷234] 自此，开始了明前期的纯纸币流通阶段。洪武以后，建文、永乐、洪熙、宣德四朝皆承其制，并增立‘户口食盐’等制‘以重钞法’。”[224]
尽管“实行纯纸币流通制度的四十一年间，钱法并未绝对废止”，永乐宣德年间，政府本身就违背自己的禁令，依然定期定量的铸造一批铜钱，“大量用于外贸，并许个别地区行用、支付，各有法度”。但总体来说，在政府和民间对货币发行流通的控制权争夺中，依然是政府占据优势。
但到了英宗登位以后，情形就发生了变化，那些通过科举登上政治舞台的私人工商业者利益代言人，不断显示出他们在政治经济决策中的影响力。于是先是诏“弛用钱之禁”，次年，又“弛用银之禁”[225]。随后就是钞法不断崩坏，“成化以降，钞法全面崩溃，‘钞法自弘正间废’，及至嘉靖初，更是‘钞久不行，钱已大壅，益专用银’，宝钞虽至明亡仍不断发行，但仅成保存祖制的形式而已，钞银钱并行的货币流通制度，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已失去实际意义”
随着钞法的崩溃，政府也在和私人对货币控制权的争夺中不断溃败，直至一败涂地，不可收拾，完全丧失了对货币的任何控制权而告终。应该说，从道理上讲钞法的崩溃和政府彻底丧失对货币的控制权之间本来没有必然联系。事实上，从汉代开始，中国的商品经济就已经高度发达，汉朝唐朝乃至宋朝主要的货币都是官方铸造的铜钱，如果官方能够控制对铜币的铸造和流通，更进一步说控制住银矿的开采以及银币的铸造，那么同样能把货币控制权掌握在自己的手里。
但事实上，明朝的政府却没有能做到这一点！
我们先来看铜币的铸造，在以前的朝代，汉朝也好，唐朝也好，宋朝也好，无论私人铸钱多么猖獗，朝廷多么腐败混乱，但总体的控制权还是在政府手中。但到了明朝中叶以后，铜币的铸造流通完全处于失控状态，几乎完全由私人垄断控制，政府基本上是完全的无能为力。让我们来看一些事实。
明朝中叶以后并不是没有实行过禁止私钱的政策，但结果如何呢？
“对明朝的禁私钱政策，商人便联合起来予以抗拒，而且往往这些商人甚至能够迫使明王朝让步。如嘉靖八年禁私钱，由于奸党私相结约，各闭钱市，以至货物翔踊，其禁遂弛’，乃至于七八年后，明朝官吏再次提出严禁‘私钱’时，不得不担心他们‘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明世宗实录》卷191）”[226]
也就是嘉靖八年，政府试图禁止私钱，但结果就是商人联合罢市，导致“货物翔踊”，政府无奈，“其禁遂弛”，而七八年以后，再次有人提出“严禁‘私钱’”的时候，因为担心“昔既得计，今必踵而袭之”，仍旧是无可奈何。
这样的事实，或许让某些人目瞪口呆，在他们的被灌输得来的观念中，明朝是一个极端高压专制的社会，用某些人的话说是所谓高度集权的皇权专制社会，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行业都被政府管束的死死的，没有半点自由可言，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要知道，所谓的私钱，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伪钞，伪币，任何现在的社会，无论多么民主多么自由，一旦发现伪钞、伪币都是严厉打击，毫不留情的。在一些人所谓的高度专制极权的（据说是中国封建专制的顶峰）明代，难道连打击私钱这么一点小事都办不到？而且嘉靖皇帝是太祖成祖之后最强硬最权力控制的最大的一个皇帝了，难道这么一点事情都办不到？
就算对比以前的朝代，从汉朝到宋朝，都是一经发现铸造使用私钱的，都是处以重罪，并且有连坐。为什么到了明朝就办不到这点呢？其实这里关键的问题就是在于明代经济利益全部转入民间，培育了一批极其骄横的工商业阶层，经济完全不由中央控制。而且政府内部充斥满了这些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信息是由他们提供的，决策是由他们谋划的，甚至执行都是依赖他们去执行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民间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权力比现代任何一个民主自由的政府都要大的多，而政府在政治经济上的实际权力比现代任何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政府都要小的多，都要萎缩的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嘉靖时期，禁私钱，结果商人一联合起来抗议，一罢市，政府就半点办法也没有，也是明朝越到后期，经济越繁荣，政府的财政危机就越严重的原因！
再来看看明末崇祯时期禁私钱的情况。
“明末禁私钱，下令设石臼铁杵，一见私钱，不暇入炉融化，即可捣碎，‘臼设于门，杵悬于臼，官坐吏守，自朝至暮，半月来，小民无舍钱之侠肠，贩商无触网之痴棍。清对无聊，乃出己囊，买私钱捣之。辰出无法，必欲班役持钱四五千捣碓两香。将碎钱铜末积于杵臼之间为人观看。匝月后，各举报名，云私钱收尽，额外一文不敢增，民皆遵制矣，然皆塞责之辞，民间之钱价下趋更甚也’”[226]
这倒是活生生的一幕滑稽剧和闹剧，禁私钱，结果是完全依赖自愿原则，没有人缴纳私钱，还要官吏自己掏腰包去买私钱，然后做做销毁的样子。崇祯在上面，似乎是很有权力，杀了多少渎职的大臣，起用选拔了多少人员，但是对民间的控制力，可以说是半点都无。禁私钱这样的小事都无法做到，更不必论及其他。这样的政府不发生财政危机才是怪事！这就是明代政府整个政府系统文官集团全面被私人工商业者的利益代言人侵蚀造成的恶果！
在铜钱的发行控制这个领域，明代政府和私人工商业者的较量可以说是以全面惨败而告终，那么在白银的生产以及作为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上又如何呢？
首先来看白银的生产，李隆生曾经根据每个朝代的银课数量对历朝的白银产量做了一个大概的估计，其中宋代平均每年的银课数量为22万3857两，宋代银课税率约在20％左右，则宋代每年在官方控制统计中的白银产量约为至少110万两，事实上霍有光认为宋代每年的白银产量介于105-205万两[103]p163。我们之所以举出宋朝的数据，是因为无论从经济繁荣程度，生产力发达程度还是人口数量，宋代和明代都更有可比性。事实上，公认的历史事实是到明代的经济发达程度，商业繁荣程度，无论在各个领域到远远超越宋代。按照常理推断，明代的白银产量就算不是远远超越于宋代，那至少也是持平，决不至于减少。更何况明代疆域的扩大，事实上也扩大了增多了白银的开采地，比如重要的白银产地云南，在宋代的时候就不属于中国疆域。但实际上的情况如何呢？
李隆生同样根据明代万历中期一年的银课数量得到的明代平均年银产量只有30万两，连宋代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这实际上说明的并非明代真实的白银年产量真的只有宋代三分之一都不到，说明的只能是明代官方控制统计之下的白银生产比宋代有着剧烈的萎缩。正如吴承明估计的那样的，绝大部分的私人白银生产，都不在政府的管理统计之中，偷税漏税几乎已经到了完全失控的程度。
对白银生产管理的失控本身就导致了白银货币化过程中政府对货币控制权的进一步丧失。
而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则更是给了政府以致命一击，这些海外白银是怎么流入中国的，大部分都是私人工商业者用他们的产品从海外换回的，这些白银流入中国的时候，绝大部分没有经过政府征税，即便有征税的，也是少的可怜。私人工商业者是这些白银货币最大的控制者，政府通过税收获得的那些白银，可以说微不足道，根本无法对整个经济产生任何实质性的影响。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整个明代私人和政府对货币控制权的争夺战中，以私人大获全胜，政府全面溃败而告终。这个过程中，白银的大量流入和白银货币化也起到不小的作用。所以我才说“白银货币化本质上是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和政府官方对货币控制权争夺的结果。明代中晚期大量海外白银的流入，既是这种争夺本身的一个结果，又是最终帮助民间私人商业力量在这场争夺中获得了胜利，最终确立白银货币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政府对货币的全面失控本身也是明代中晚期爆发财政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
3、 万历矿税问题
接下来我们就具体论述一下万历时期的所谓矿税问题，首先矿税的起因究竟是什么，矿税受到疯狂丑化贬低的原因又是什么，在这种丑化贬低后面的真相又如何？
关于矿税的起因，林枫做了如下叙述,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神宗自称‘今典相维，工作浩繁，费用不敷，若不权宜指办，安忍加派小民？” 经费无着，不得已而行矿税，故又“屡下明诏，待三殿工成，奏请停止’
明末袁中道云：‘万历中，两宫三殿皆灾，九边供亿不给，外帑空虚。天子忧匮乏，言利者以矿税启之，乃以侍充矿税使，分道四出。’ 财政困难，御用缺乏，使明神宗派出矿监税使。”[89]
“当代史家多将矿税归结为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明神宗对白银的强烈追求。明神宗嗜财是实，但也仅道出矿税大兴原委之一，为何可‘以矿税启之’，大家都没有作出具体解释。事实上，明神宗选择矿税（实际上不仅是矿课，应是商业税总体）而非其他手段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并非偶然，有其内在的深刻原因：明代前期税收制度不合理设计，为商业税收增收留下很大余地。
”[89]
从林枫的叙述可以看出矿税的起因是财政困难，困难到了什么程度？连皇宫宫殿维修建筑的费用都相当困难，至于其他方面的费用就不用说了，用袁中道的话说“两宫三殿皆灾，九边供亿不给，外帑空虚，天子忧匮乏”。
我们现在来看看万历试图增加商业税之前的局面，关于明代商税过低，税收结构严重不合理，前面已经有过很多论述，这里再引用一些林枫等人的相关论述：
“万历前期的商业税收制度，存在着若干明显的缺陷
一、社会生产的发展，国内市场扩大，商人活跃，商品交流频繁，为商业税的课征提供了充裕的税源，但商业税收不受重视，税入十分低下。农业积累很低，而农业税作为国家税收主体的地位依旧稳固
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致数十万不称富。’万历《歙县志》‘食货’篇中说：‘邑之盐荚祭酒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连而起，皆由数十万，以达百万者。’
可是在万历初年的税制安排中，农业税收远远超过商业税收。两税收入实征白银266万7680两，若将本色米按照时价（米一石价银一两，麦一石价银0.8两）。则两税收入可达2217万7358两，商业税收入包括盐税250万两，茶税10余万两、市舶税4万两、通过税60万两、营业税20万两，总额不过340万两
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韩橘说“农事之获利倍而劳最，愚懦之民为之；工之获利二而劳多，雕巧之民为之；商贾之获利三而劳轻，心计之民为之” 商贾之利可三倍于农事
二、商业发达，众多商人来来往往，熙熙攘攘，但通过税额偏低，且征税重点集中在运河一线与两京附近，
通过税……总额约60万两。七大钞关，除了九江外，其余六个河西务、临清、浒墅、北新、扬州、淮安都在运河沿线；门税、崇文门税的征税对象是出入北京的货物；通过税中有五十万两左右都集中在运河沿岸及北京南京附近。其时国内商路的开辟已经有相当规模，而征税设卡相对滞后，连江湖要津的设榷都难以充分
另外以北新关为例，我们就可以发现通过税的增收实际上有很大的空间
……
税额不断提高，羡余、余银依旧不少，可以想见，原来的通过税额设计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
三、营业税只有20万两左右，而且分省区营业税额与各省区商业水平之间存在着严重脱节，具体表现有二：对多数省区而言，商业水平和营业税额与其在全国的地位不相符合；各省区商业水平与营业税额之间不相称，广东等经济发达地区尤为明显
四，盐税的主要问题在于：官盐销量小，征税面狭窄，盐商靠私盐贩卖牟取暴利。全国食盐需求量大约有18亿斤，而官盐固定销行量只有5亿斤左右，食盐市场2/3为私盐独占，严重影响盐税收入。嘉靖以来，政府一直努力采取增加引目、提高引斤等措施增加官盐销量，以期提高盐税收入，……可是，价廉质优的私盐在市场竞争中胜过价昂质次的官盐，政府的种种努力总归失败
五，
海商获利甚巨，富埒王侯，从月港之繁盛可见一斑，“寸光尺土，埒比金钱，水犀火浣之珍，虎(珀)龙涎之异，香尘载道，玉屑盈衢，画鷁迷江，炙星不夜，风流輘于晋室，俗尚轹乎吴门”
每年海上贸易额以千万计，而所征市舶税却不过数万两，利归于下
”[89]
日本学者田口宏二朗也描绘了明代商业税过低的情况
“……，在此将黄仁宇教授所分类的明朝收入细目、岁额表附录于此。虽然表中这种折银交纳的商业税（船钞、商税、番舶、抽分、契税、竹木抽分）的数据是十六世纪以后的状况，而且船钞收入数额本身也比明初以来大大增加了，但惊人的是，这五项收入却仅占有明朝总收入的2%”[9]
正如我们前面已经论述的明代中后期的税收结构是严重畸形的，一方面国家大部分的生产力都已经转移到工商业上，工商业产值已经占据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大半部分，而另一方面国家的财政收入财政开支却仍然几乎全部依赖于农业税收，这样一种局面下，国家不发生财政危机，并进一步引发社会的危机才是咄咄怪事。
但在整个明代中后期，大部分人包括张居正在内都只是在对原来的体制做些修修补补，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延缓危机的爆发，有的甚至是使局面更恶化。
万历皇帝设法通过矿税来增加收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按照常理，在商业税如此低的情况下，适当的增加商业税收，本无可非议，
但在明代不然，朝廷内外充斥满了商业集团利益代言人，在这些人看来，谁要想增加商业税，那就几乎等于割他们的肉一样，等于是逆天背理，他们似乎认为任何增加商业税的行为都会导致扼杀商业的严重后果。东林党人也好，非党林党人也好，在坚决抵制增加商业税的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
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如果真有所谓改革家，头脑真有清醒的人，那么不是张居正，而正是被一些人拼命诋毁唾骂的万历皇帝。当所有文官集团成员，要么浑浑噩噩的充当商业集团利益代言人，根本无视国家面临的严重财政危机，要么一门心思、想方设法从农业那里试图压榨到更多的收入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也就只有万历皇帝明白真要解决危机， 需要从什么地方着手。也即增加商业税才是唯一的出路，这也就是万历所说的“安忍加派小民”的意思，这里的小民当然就是纳税农民。通过增加商业税收来解决国家的财政困难，这才是万历矿税的真实原因，但悲剧就在于万历皇帝几乎是在以一个人的力量在和整个私人工商业集团以及他们的利益代言人做斗争，他的同盟者只有一些被人鄙视的太监以及一小部分武官，他所能做到的充其量只能是在他当政的一段时间内，稍微扭转一下局面，改善一下情况，激起一朵小浪花，至于在根本上扭转局面，改变形势。则是力有未逮，已经超出了他的能力所能达到的范围之外
在明代当时的情况下，要想增加商业税，通过文官控制的政府系统，可能性几乎为零。除非和文官集团发生正面交锋，但交锋结果，万历皇帝大概除了失败不会有第二种可能。所以唯一的办法就是绕开文官系统，在政府之外通过另外的渠道达到目的！而万历也正是这么做的，矿税太监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但是使用矿税太监的结果是虽然可以暂时绕开文官直接干涉,但是在舆论上却给群狼一样的文官以更大的攻击借口。增加商业税，本就让文官集团鬼哭狼嚎，怒火中烧；再加上太监一直是人们所厌恶鄙视的对象，这就更让文官集团自以为抓到把柄。于是他们一面煽动底层商人手工业者的情绪，纵容他们用暴力来抵挡阻挠矿税太监收税的行动，另一面发动一浪接一浪的舆论攻势，在野的文人也好，在朝的官员也好，都纷纷摇动笔竿，竭尽全力的抹黑丑化矿税，在他们的描绘下，万历征收矿税简直是罪大恶极，天怒人怨，敲骨吸髓，弄的国家暗无天日。工商业被破坏殆尽。
这里随便引用一些话“今一货一人，税而又税。朘膏咋髓，一羊十皮，颐颐而来者，无所牟其利，抑且有其害，是重困商也。”，“河间一府，地瘠民贫，税额两万五千有奇，敲骨吸髓久矣，夫民不堪命也。’于是造成‘税繁则商困，商困则来者稀。必须取盈其额，纵严刑督责，只驱之掉臂而去耳。”“河西务大小货船，船户有船料矣，商人又有船银；进店有商税矣，出店又有正税。……百里之内，辖者三官，一货之来，榷者数税”[212]p13
反对矿税，丑化矿税的理由可以说是层出不穷，源源不绝！
高攀龙《上罢商税揭》就危言耸听，夸大其辞说
“加派之害以税计，商税之害以日计。商税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贵买绝不贱卖，民间物物皆贵，皆由商算税钱。今税撤而价不减者，实由矿税流祸四海，困穷加以水旱频，仍干戈载道，税撤而物且踊贵，况复而宁知底极乎”[151]p499
还说：‘夺民之财，非生财之道也；生财之道，生之，节之，两端而已’他似乎认定征收商税，就是夺民之财，似乎国家的开支费用，只有靠节省一下，就能自动从天上掉下来了
万历年间，在疯狂贬低非议矿监税使的活动，东林党人表现尤为突出（其实非东林党的一批文官在反对商税上也同样是不遗余力），他们成群结队，一浪高过一浪的上疏，凤阳巡抚李三才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五月所上《请停矿税疏》则更是其中表现的比较肆无忌惮猖狂的一个，他直接质问皇帝说：“自矿税繁兴，万民失业。陛下为斯民主，不惟不衣之，且并其衣而夺之；不惟不食之，且并其食而夺之。征榷之使，急于星火，搜括之令，密如牛毛。今日某矿得银若干，明日又加银若干；今日某处税若干，明日又加税若干；今日某官阻挠矿税解，明日某官怠玩矿税罢职。上下相争，惟利是闻。如臣境内：抽税徐州则陈增，仪真则暨禄，理盐扬州则鲁保，芦政沿江则邢隆。千里之区，中使四布。加以无赖亡命，附翼虎狼。如中书程守训尤为无忌，假旨诈财，动以万数。昨运同陶允明自楚来云：‘彼中内使，沿途掘坟，得财方止。’圣心安乎不安乎？且一人之心，千万人之心也。皇上爱珠玉，人亦爱温饱；皇上爱万世，人亦恋妻孥。奈何皇上欲黄金高于北斗，而不使百姓有糠比升斗之储？皇上欲为子孙千万年，而不使百姓有一朝一夕？试观往籍，朝廷有如此政令，天下有如此景象而不乱者哉！”不报。辛未，三才复奏：“数月以来，章奏但系矿税，即束高阁。臣前疏非泛常，国脉民命之所关，天心祖德之所在也。人主能为万姓之主，然后奔走御侮。若休戚不关，威力是凭，劫夺之己耳！斩刈之己耳！孤人之子，寡人之妻，拆人之产，掘人之墓，即在敌国雠人，犹所不忍，况吾衽席之赤子哉！穷困无聊，遂生窥窃，如徐州赵古元之类是己。夫天下非小弱也，草泽之人至广且众也，欲为古元者何限？独以朝廷处置得宜，欲乘之而无衅，故首降心，从教从令耳。今乃驱之使乱，臣惧万姓不肯为朝廷屈也。”
把一个区区矿税夸张渲染的似乎真有天崩地裂之非凡威力一般
被列为《东林党人榜》中第二号人物的叶向高，入阁前就曾上疏要求神宗撤回矿监税使。万历二十六年，叶向高补皇太子讲官，掌左春坊事，以东汉‘西邸聚钱，中珰肆虐’为鉴，上《请止矿税疏》。不久又上《再请止矿税疏》，请撤消临清税珰马堂
这些人描述的绘声绘色，形容的义愤填膺，言之凿凿，似乎不由人不信，以至后代一些所谓的历史学家也往往把他们的话当作根据，对万历征收矿税大加挞伐，似乎万历真是导致明朝最终灭亡的大罪人
按照某些人的说法是
“矿监税使的搜刮掠夺加速了各阶层的贫困化，其中受影响最严重的是手工业者和商人。苛重的税收使手工业作坊主和小手工业者以及大小商人纷纷停业和破产，工商业日趋萧条。全国各地的手工业生产均遭到矿监税使的破坏，……全国城镇的商业也由于税收的苛敛肆虐遭到
破坏”[147]p33
但事实果真如此么？倒是有一些头脑清醒的学者对此提出了质疑
田口宏二朗说“近十年以来，矿税问题屡次引起了世界各地学者的关注，但是这些前辈学者们的看法都有一定的倾向性，都强调了其‘非法’、‘不合理’剥削的一面，把那个‘祸’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万历皇帝和宦官们的个人素质上；然而作为政策问题的‘矿、税’，却很少有人言及。……还要指出的是，以往的学者们的研究都仅仅依据明末东林系文人言论而已，关键的问题不是对明末官员们阐述的矿税问题如何进行考察而是要考察矿税本身的性质和内涵等问题，以及其具体运作的问题”[9]
为了有必要澄清真相，我们有必要来看看万历究竟征收了多少矿税，是否能导致某些人夸张渲染到极点的罪恶！
王宏钧说
“从万历24年到32年（1596-1605）明神宗朱翊钧派出大批宦官凭借封建专制主义的淫威，掠夺了三百万两白银。各地的工商业者和百姓却遭到了一场少有的浩劫。这是明代封建专制主义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一次最严重的摧残，其后果‘经数十年而不休’”
《中国从先进到落后的三百年》王宏钧（见[227]p82）
还有一种说法是
“从万历二十五年到万历三十四年的十年时间里，矿监税使向皇室内库共进奉白银五百六十余万两，黄金一万二千万余两，平均每年进奉白银五十余万两，黄金一千多两，这一进奉数字，大于每年关税商税的进奉”[147]p29
按照前一种说法是每年掠夺接近四十万两的白银，按照后一种说法，也就是五十多万两的白银，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当时明朝的一个富商，家里的资产就可以在百万两以上，做生意一次动用的资金就是几十万两白银。如叶梦珠在《阅世编》中说；“前朝（指明朝）标布盛行，富商巨贾操重资而来市者，白银动以数万计，多或数十万两，少亦以万计，以故牙行奉布商如王侯，而争布商如对垒，至本朝（清朝，编者注）而标客巨商罕至，近来多者所挟不过万金，少者或二三千金，利亦微矣。”
这还是只是布商，如果是盐商，海商的话，手里能够动用的资金当更为惊人。一个国家的统治者据说是在全国各地进行了疯狂的掠夺，据说是让各地的工商业者和百姓遭到了一场少有的浩劫，据说是让“手工业作坊主和小手工业者以及大小商人纷纷停业和破产，工商业日趋萧条。全国各地的手工业生产均遭到矿监税使的破坏”，然而如此掠夺的结果却仅仅是每年最多五十万两白银，甚至可能还不如有些商人做生意时一次动用的资金数量，这真是大笑话！当然有些明朝文人自己可能也觉得自己谎言难以令人信服，于是他们编造出新的神话，意思是大部分的钱到了那些矿税太监的腰包里去了，真正交上去的是少数，甚至有说没有交上去的，比交上去的十倍还多。这样的神话当然更是扯淡，事实毕竟不容情面，戳穿他们的谎言，万历时期有许多被传说是侵吞巨额矿税收入的太监被抄家，但结果是这些太监家里的财产实在有限，远没有一些人污蔑他们的富裕。当然那些文官们还是有说辞的，就是在抄家之前，已经把财产转移了，这是老一套了，过去嘉靖时期严嵩被抄家时他们这么说，后来张居正抄家的时候他们这么说，但这样的老把戏不过也只能骗骗一些无知之人而已！
事实的真相正如田口宏二朗说“宦官们在征收各样税目时的态度，与其说是暴戾恣睢，不如说是作为官僚的负责努力”
按照那些竭力妖魔化矿税者的说法，万历时期在矿税掠夺摧残之下真是商业残破，民生凋敝，经济萧条，一片凄凉景象。那些文官们向皇帝的上疏中的更是把情形描述的极端可怕，然而可惜的是谎言终究难以掩盖真相，文官集团的势力虽然庞大，但也做不到一手遮天。
根据大量的事实资料，万历时期不但不是所谓的商业残破经济萧条的时期，恰恰是明朝商业最为繁荣，经济最为活跃的时期。
宋应星《野议.盐政论》云：“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
吴伟业诗：“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
这样一片旺盛繁荣的景象，足以把当时那些文官的谎言撕的粉碎
文官集团竭力丑化贬低矿税的真实动机究竟是什么？田口宏二朗转述新宫学教授的观点认为
“商税在州县等地方机关里逐渐成为重要的财源，各个牙行承包征收商税业务以后，各地争先恐后滥立牙行。………岩井茂树教授强调了以下观点：在各个州县里，以宝钞表示的原额一直制约着商税收入，并且，16实际开始折银交纳商税的现象普及以后，地方官们都把这项收入编入定额条鞭，这就更加减少了这项税目的伸缩性。……皇帝、宦官和武官们尽力谋求扩大帝室财源，……虽然武官和宦官们相当仔细地指定收入项目，但是这些项目事实上已经成了地方政府的重要财源。也就是说，当时帝室、户部和地方政府集中于同一个‘灰色’的权益范畴（即商业、手工业剩余），呈现着好象拔河比赛一样的状况，……宦官们自己也没有建立恒久专管帝室财政的制度的意图和能力”[9]
也就是在说在反对矿税的声音背后，实际上是地方和中央争夺利益的斗争。不过我的看法是，这种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不能认为事情真相就是如此。在反对矿税的浪潮中，确实有一部分因素是地方和中央争夺利益的斗争，但这并不是主要的因素，按照明朝的制度，任何地方官都是从别的地区调过来的，而且任职时间也有限，没有太大的必要为了地方的利益去和中央作对。
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文官集团本身即为商业集团的利益代言人，自然对任何有可能损害商人集团利益的政策竭力反对。
正是在文官集团的重重反对之下，万历试图增加商业税的行为所收到的成效也相当有限。
根据林枫论述
“
万历中期以后，……一方面是税目、税额的增加，另一方面是宦官的征税入内库
万历25年，福建月港前往东西洋船引由88增至110，税额也有所提高，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29000两，万历二十七年（1599）27000两，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23400两，远远高于万历初年的1万两。
二十七——三十四年是万历商业税额最高时期，岁入约480万两（其中包括盐茶税280余万两，市舶税5万两，通过税90万两，营业税100万两以上）较万历前期增长近40%。其中以营业税最为明显，增幅4-5倍，万历34年后，商业税额略有下降，至42年4月的减税诏，总额较中期略低，约为440万两
……
我们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万历前期的商业税收制度设计存在着种种缺陷，从而为中期而后的矿税大兴开启方便之门；矿税大兴固然有着自身不可克服的诸多弊病，但是从理性的角度加以考虑，它确实对前期商业税收制度的不足多所匡正。内臣地位尴尬，为人乖戾，往往为士大夫和百姓所歧视。增加税额，在崇尚“轻徭薄赋”“不与民争利”的国家里本就令人难以接受，一经内臣之手，世人的抵触情绪就愈加激烈，合理性更受质疑”[89]
从这些论述看，商税增加是增加了，但增加的实在是有限，基本上和原先的税收在同一个数量级别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税收结构严重脱节于经济结构的状况！如果把当时的商业税收乘以十倍，或许才是真正合理的一个数字。但即便是这点商业税可怜的增加还是经过万历皇帝和文官集团之间经过了艰苦搏斗争取之后才得来的。可以说，万历矿税的实质是皇帝和私人工商业集团围绕着利益而进行的一场斗争，结果这场斗争中，结果还是因为皇帝缺少有力的同盟者而失败告终。虽说如此，万历多增加的这点商税，以及通过矿税形式收入内帑的那点银子，在后来的辽东战争中杯水车薪，但好歹也让明朝能多拖延了几年的时间。
注释
[1]《明史》卷20《本纪第二十一 神宗二》
[2]樊树志 《晚明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10月第一版
[3]《明史》卷234《列传第一百二十二》
[4]《明神宗实录》卷179转引自[2]p482
[5]王世贞《嘉靖以来首辅传》卷8《申时行传》转引自[2]p486
[6]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年第一版
[7]方舟子《张居正二三事》见新语丝网站方舟子作品文史小品专栏http://xys.dxiong.com/fang/doc/history/zhangjuzheng.txt
[8]阎崇年 《明亡清兴六十年（上）》 见新浪读书频道 http://book.sina.com.cn/nzt/his/mingwangqingxing/
本文所引阎崇年言论都出于此处，以下不重复注释
[9]田口宏二朗《畿辅矿税初探——帝室财政、户部财政、州县财政》[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2.1
[11]溥仪 《我的前半生》见第2章《我的童年》第2节《帝王生活》 这本书网上随处可见，无须翻阅纸版书也
[13]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出版 1999年1月第一版
[14]具体可见[13]中的《清代文字狱纪略》一文，其中一个案子是尹会一为其父尹嘉铨请谥，并请从祀文庙，本意是效忠献媚顺便显示孝心之举，结果乾隆朱批道“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这当然还只是表面的理由，他的罪状中还有一条就是尹嘉铨自称古稀老人，而乾隆也自称过古稀，“与御制古稀相契”[13]p64-p65。最后结果是尹嘉铨被绞死，这在清代文字狱中已经算是格外开恩了。
[15]蔡明伦 《论明万历中后期言官对神宗的批判》《史学月刊》2006.4
[16]于慎行 《谷山笔麈》卷三八 转引自[15]
[17]《明史》卷231《列传第一百十九》
[18]孟森 《明史讲义》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年第一版
[19]王家屏《王文端公奏疏》卷4《封还御制申救言官揭》转引自[2]p500
[20]《万历邸抄》万历二十年壬辰卷，三月，大学士王家屏封还内降寻罢条，转引自[2]p502
[21]申时行《诏对录》转引自[2]p632
[22]杨仕、岳南《风雪定陵》第十四章《打开皇帝的棺椁》http://www.bearland.org/lib/hist/dingling/14.htm
[23]曹树基著《中国人口史——第五卷 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年5月第一版
[24]黄仁宇《万历十五年》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7年5月第一版
[25]《明史》卷225《列传第一百十三》
[26]《明神宗实录》卷577 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庚午 转引自[2]p635
[27]《明神宗实录》卷580 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乙末 转引自[2]p636
[28]禹兮禹兮《明代吏部及铨政研究》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52845&strItem=no05
[29]《明史》卷219 《列传第一百七》
[30]《明史》卷305《列传第一百九十三 宦官二》
[31] 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32]黄仁宇 《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税收》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6月第一版
[33]《明史》卷120《列传第八.诸王五》
[34]《顾诚先生纪念暨明清史研究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5年 第一版
[35]万红《明代与清初的全国耕地数的历史比较》[34]p295-p309
[36]《万历邸抄》万历二十年壬辰卷，六月 转引自[2]p441
[37]《万历邸抄》万历二十年壬辰卷 八月 逮系总督魏学曾条 转引自[2]p442
[38]《明神宗实录》卷251 ，万历二十年八月戊子 转引自[2]p442
[39]中田易直《近世对外关系史的研究》，吉川弘文馆，1984年，p121-p122，转引自[2]p446
[40]《万历邸抄》万历二十年壬辰卷，八月，以宋应昌经略蓟保辽东等处备倭条，谪御史郭实极边杂职条 转引自[2]p450
[41]《明神宗实录》卷264，万历二十一年九月丙子 转引自[2]455
[42]《万历邸抄》万历二十一年癸巳卷，十二月，宋应昌撤兵自朝鲜回京条 转引自[2]p455
[43]《万历邸抄》万历二十五年丁酉卷 转引自[2]p462
[44]赵庆男《乱中杂录》卷3 转引自[2]p464
[45]李光涛《明人援韩与杨镐蔚山之役》转引自[2]p465
[46]三田村泰助《明帝国和倭寇》，第350页，转引自[2]p466
[47][48]《明神宗实录》卷568，万历四十六年四月甲辰 转引自[2]p764
[49]《明神宗实录》卷588，万历四十七年六月已卯 转引自[2]p768
[50]《明史》卷259《列传第一百四十七》
[51]《明神宗实录》卷591，万历四十八年二月壬申 转引自[2]p769
[52]《明神宗实录》卷595，万历四十八年六月丁末 转引自[2]p769
[53] 汪汝淳 《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清史研究通讯》[J] 1990.2 李尚英点校
[54]贾乃谦 《论袁毛关系与启祯决策集团》 《袁崇焕学术论文集》[M] 阎崇年,吕孟禧主编 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9年12月第一版
http://public4.gll-gx.org.cn/cgi-bin/link.exe?3$|D7F7C6B7|D7F7C6B7|4E554C4C|B9F0CDBC*|bid|3921*|0|20|1|N|xiang|
[55]《毛将军文龙传》 朱溶《表忠录》[M]（清抄本） 转引自[54]
[56]《明清史料》甲编《平辽总兵毛文龙奏本》转引自[2]p787
[57]Capo 《再论袁毛公案及与碧血汗青商榷》
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2&Page=1&UserName=capo1234&TopicID=1386359
[58]谈迁《国榷》卷90 崇祯二年六月戊午 转引自[2]p794
[59]张岱《石匮书后集》卷1 《袁崇焕列传》转引自[2]p778
[60]《袁崇焕资料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4年，p232 转引自[2]p797
[61]Capo 《崇祯二年己巳之变》 http://sonicbbs.eastday.com/topicdisplay.asp?BoardID=-2&Page=1&UserName=capo1234&TopicID=1739450
[62]《毛将军文龙传》、《书后》 朱溶《表忠录》[M] 转引自[54]
[63]禹兮禹兮 《对崇祯二年袁崇焕案中反间计的一点小考证》http://www.tianya.cn/New/PublicForum/Content.asp?flag=1&idWriter=0&Key=0&idArticle=45881&strItem=no05]
[64]文震孟 《文文肃公日记》崇祯二年十二月一日 转引自[2]p805
[65]李清 《三垣笔记》附识上《崇祯》转引自[2]p8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