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布什已经粉碎了一系列历史的诅咒。在2000年大选中，9月劳动节时戈尔还领先。媒体宣布在历史上到劳动节时领先的候选人从来都获胜，但布什破了这个规矩。靠少数票上台的总统在历史上只会当一任，目前看来，这个神话被打破的可能要比维持的可能大得多。总统的党在中期选举中必败，这个惯例又被布什破了。你现在已经感觉不到布什还相信什么历史先例对他的束缚。
我们目前需要问的一个现实问题是： 如果杰·布什宣布竞选2008年的总统，在共和与民主两党中，谁够量级向他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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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croft主义(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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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０年年底，笔者在一位民主党的政客家过圣诞节。当时问起女主人对布什组阁的看法，她随口答道：“他找的人都很出色，只是那个司法部长JohnAshcroft非常成问题，不知将来会闹出什么事。”这个家庭属于温和的民主党，夫君曾在克林顿政府当过助理部长，自己最好的朋友却是个布什内阁的大员，可见对共和党并不一味党同伐异，但对Ashcroft这位右翼原教旨主义者却毫无信任。她的态度，不仅反映了民主党人的意见，同时也代表了中间派人士包括温和的共和党人的声音。这位Ashcroft，确有些令人恐惧的“非凡”之处： 美国的政治家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是看报纸，以了解事态的最新发展；他早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却是祷告，从宗教中找到一种自我正确的感觉。布什之所以顶住自由派的压力，任命这位毫不妥协的落选保守主义政治家出任司法部长，就是要给极右翼势力传达一个信息： 我没有忘记你们，我代表你们的利益！无怪乎Ashcroft上任时《纽约时报》就惊呼： 司法部不是一般的部(如交通部)可比，政治色彩极强，关键时刻甚至有左右美国政治的神通。选这样一个极右派人士出任此职，只能使国内政治进一步分裂。
果不出所料，“9·11”之后，Ashcroft一下子被推到政治的聚光点上，成为自肯尼迪总统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之后最有权势的司法部长。布什政府的一系列打击恐怖主义、强化国内安全的措施，大多是通过Ashcroft来发布。Ashcroft几乎是在电视上露面最多、上各大报头版最勤的阁员。更重要的是，他颁布的许多措施，等于是在建立一套能绕开国会和最高法院的行政权力，直接挑战美国三权分立的民主政治原则。根据这样一套政令，政府可以将一些人无限期地拘禁在某个人所不知的地方，可以监听被告与自己的律师的谈话，甚至可以通过军事法庭将这些在法律上毫无自我保护能力的被告处死！据报道，一些嫌疑犯被监禁后，他们被监禁的地点和他们的名字都不为人知。而且监禁的环境恶劣，嫌疑犯缺乏法律咨询。有的被监禁者已经开始了绝食斗争。《纽约时报》宣称，Ashcroft还在考虑放宽对FBI的管制，容许FBI监视美国国内宗教和政治组织。若按此规矩行事，当年的水门事件几乎也可算是堂堂正正的政府行为了！
而最有争议的，是布什授权建立的军事法庭。这种军事法庭与传统的军事法庭不同，更缺乏公开性和透明度，被称为“布什法庭”。一般的军事法庭并不对公众保密，被告人有权审阅所有被用来起诉自己的证据，而且要在所有审判官一致同意的条件下才能被判死刑。被告不服时还可以上诉更高一级的军事法庭乃至最高法院。“布什法庭”则有自由进行秘密审判，不向被告提供证据，甚至在只有三分之二的法官同意的情况下就宣判死刑。
美国的司法制度一贯极为重视保护被告的权利，并且对被告严守在未证明有罪前即被视为无辜的原则。即使如此，错判甚至错杀无辜的事件仍时有所闻，乃至有不少人基于此而主张废除死刑。布什在得克萨斯州当州长时，该州判的死刑比全美其他各州的死刑总和还多。得州的有些为死刑犯辩护的律师，出庭时没精打采，甚至睡着了。此事在布什竞选总统时已引起全国的注意，也招来国际社会的抗议。如今这位当年的死神州长以总统之威设立这样权大无边的军事法庭，谁能保证不错判错杀呢？正因为如此，一些欧洲国家已开始对向这样的法庭引渡嫌疑犯而感到为难。
这样一系列无视三权分立的政治传统、无视个人基本权利的政令，已在美国政界和舆论界引起普遍不安。国会两党议员已频频对政府的举措质疑。在12月6日的参议院听证会上，一位民主党议员就特别军事法庭一事质问Ashcroft： 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律师，你个人是否觉得可以仅仅根据50%的证据就把一个被告处死？Ashcroft对此竟避而不答！《纽约时报》在12月2日的社论中指出： 布什政府似乎对美国的司法制度毫无信心，尽管这一常规的制度能够对恐怖分子进行公开、公正的审判，并在事实上已经成功地对在世贸中心和美国驻肯尼亚、坦桑尼亚使馆制造爆炸事件的恐怖主义原凶绳之以法。布什政府似乎在说服人们相信： 尽管政府的权力也许过大，但Ashcroft等执法的官员值得信任，不会滥用自己的权力。可惜，这并不是美国政治制度的原则。美国的政治制度从来不是建立在对几个好人的信任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对任何当权者的不信任的基础之上。
事实上，美国的建国之父所设计的这一套制度，就是要给当政者制造些麻烦，使他们觉得自己手中的权力不那么好使。而让布什政府感到束手束脚又不便的常规司法制度，正体现了建国之父们的智慧所在。“9·11”之后，美国公众极为冲动，复仇之声响成一片，甚至有人公开主张用原子弹将阿富汗炸平。在如此的状态之下，错判错杀很难避免。比如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ThomasFriedman，本来写文章很有些自由派的作风，爱说大实话，讲道理。但如今却被阿拉伯电视台记者追问他如何证明“9·11”的袭击是一些阿拉伯人所为的问题气得火冒三丈，不仅对这一问题不作答复，反而公开在《纽约时报》撰文对Ashcroft表示同情。他声称： 我们的司法制度是建立在原告与被告信奉一些共同的价值的前提之上，而如今我们面临的敌人只求毁灭我们，和我们没有共同之处。言下之意，只要我们能把某些人形容成魔鬼，对他们就不必讲什么法律。但他不愿面临的事实是，有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如今被拘禁的嫌疑犯，大多数很可能是无辜的。怎么能没有证据就说他们和我们毫无共同之处而对之进行秘密审判呢？像如此以富于理性著称的政治评论家，都丧失了基本的思考能力，一般大众更是可想而知。宪法的一大功能，就是限制民意的一时冲动，削弱多数人在行使权力时随心所欲的能力，延缓大众的冲动能够导致任何后果的时间，逼着人们先冷静下来再行动。而破坏这种宪法的制约，常常会使健康的民主制度流于暴民政治。麦卡锡主义当年就是利用公众对冷战的恐惧，仗着民意侵犯公民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如今的Ashcroft主义也是利用人们对恐怖主义的恐惧，利用民意的支持，破坏美国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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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hcroft主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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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6日的参议院听证会本来是国会根据宪法精神对政府实行监督的场合，但由于意识到民众对战时政府的高涨的支持率，Ashcroft面对议员们的质询表现得极为傲慢。他的有些答词简直就是对批判他的议员的训斥。他声色俱厉地宣称：“那些用失去自由来吓唬热爱和平的人们的人实际上是在帮助恐怖主义者！”然而，这位不惜一切代价来捍卫国家安全的斗士，竟不许联邦调查局FBI调查恐怖主义嫌疑犯购买枪支的记录。理由路人皆知： 美国的枪支生产和销售业，是布什最坚定的支持者。他们不愿看到他们的生意受到任何打扰。更何况，“9·11”之后，惊恐万状的美国人纷纷购买枪支自卫，枪支销售量扶摇直上，政府当然乐得看着自己的“社会基础”生意兴隆，不愿对买枪的人看得太严。看来，Ashcroft并非只祷告不看报纸。他有着一套世俗的政治算盘，而且把这一算盘置于国家利益之上。
所幸的是，美国的政治制度与文化是200多年民主经验结出的果实，还不至于败坏在一两个政客的手上，尽管个别人也许会倒霉甚至冤死。11月9日，Ashcroft曾传令查找和盘问５０００个主要是来自中东地区的男性移民。许多地方警察部门认为此令侵犯人权并且违反当地法律，干脆拒绝执行。这位司法部长的权力到底有多大，顿成疑问。论者指出，自民权运动以来，一直是地方警察搞种族歧视、侵犯人权，最后要由司法部出来制止。１９６０年代以来，司法部一直扮演着维护人权、防止警察滥用权力的角色。如今司法部和地方警察的角色来了个史无前例的大倒置： 司法部开始带头侵犯人权，地方警察竟充当其人权卫士来。历史究竟是在前进，还是在倒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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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挑战“种族平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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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开始，布什在国内政治上频有惊人之举。他的以废止股息税为主的经济振兴计划，已经让对手和盟友都吃惊不小。随后，又开始在AffirmativeAction的问题上公开表态，反对以肤色作为大学录取学生的标准。其时机的选择，极有风险性。
AffirmativeAction一词，很难直译成中文。如果勉强直译，也许可作“积极的行动”，但还是语义不清。这一词汇是１９60年代初肯尼迪总统开始使用，当时的意思是要借助联邦政府，通过一系列积极的手段，促进种族融合。这特别表现在联邦政府雇员的雇用方面。40年后，许多旨在帮助少数族裔在社会中晋升的措施，都归于这一名下。所以有些人将之意译为“种族平权”。1978年，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容许大学录取学生时参考种族的因素，但是不能制定录取的种族配额。这一意在照顾弱势族裔的有争议的裁决，不停地遭到白人保守派的挑战。加州、得州等几个大州，已经公开推翻了这一裁决的精神，禁止在大学录取中考虑种族因素。
这次让布什出来说话的，是又一个挑战“种族平权”的案件。事情的缘由十分简单。几年前，几个白人学生申请密歇根大学，资格完全没有问题，但因为是白人，学校拒绝了他们的申请，把位置留给少数族裔的学生。这几个学生事后起诉密歇根校方种族歧视，事情一路闹到最高法院。在最高法院审理之前，白宫有机会写一个对此案的意见，供最高法院参考。这就把布什推到了一个非常敏感的位置。
共和党保守派一向是反对AffirmativeAction的。在他们看来，这种政策以追求种族多元化为名，以肤色取人，特别是在大学录取的问题上，一个考分高的白人穷学生，常常要输给一个不合格的黑人富学生，造成了白人学生在教育上受到压制。笔者去年在《信报》对此曾有过介绍： 在90年代末，非犹太白人虽然占美国人口总数的75%，但在哈佛学生中却仅占不到25%，就人口代表率而言其实比传统上劣势的黑人和拉美裔还惨得多。黑人和拉美裔在人口总数中各占12%和10%，在哈佛学生中至少尚能各占8%和7%。白人对此的愤怒，也就可想而知了。
白人，特别是白人保守派，一直是共和党的最重要的政治基地。在LyndonJohnson之后的9次大选中，共和党每次都赢得了白人的多数票。而73%的白人是反对优惠黑人和拉美裔的政策的。在某种意义上说，共和党就是一个白人党。任何一个共和党总统，也不可无视这一选民群体的要求。
但是，美国近年的人口趋势，却在不断侵蚀共和党的这一政治基地。因为以白人为基地的战略，代价是把少数族裔推向民主党的怀抱。１９60年代以来，黑人对民主党的支持率一直在80%以上。但黑人是少数民族，这样的格局过去对共和党一直无关紧要。如今，由于白人的人口增长率远远低于少数族裔，到2055年，白人就将成少数族裔。如果两党维持现有的种族上的政治基地，共和党的前途就不堪设想。
布什对此非常清楚。他从竞选州长时起，就主动去赢得少数族裔的支持。2000年的大选中，他在拉美裔中获得了31%的选票，比起1994年共和党候选人多尔21%的拉美裔选票已经好多了。可惜的是，黑人投布什票的只有8%，还不及当年多尔的12%。
正因如此，去年年底共和党参议院领袖TrentLott发表支持种族隔离制度的言论后，布什坚决出来谴责，并在幕后运作，将TrentLott请下台，目的就是争取少数族裔。而是否支持AffirmativeAction，是对少数族裔态度的一个试金石。连TrentLott去年在自己失言后，都跑到黑人电视台道歉，要大家再给他一个机会，并声称自己“全盘支持AffirmativeAction”。在这种阵式下，让布什出来反对AffirmativeAction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不少人，包括一些保守主义者，估计布什在这个问题上可能不会表态，把球直接踢给最高法院。
然而，布什却坚持不放过这一机会。他的公然表态，一方面说明他对争取少数族裔还没有信心，还不敢放弃白人政治基地，另一方面也说明AffirmativeAction在美国社会所引起的争议，已经到了爆炸性的地步。如果不进行修正，可能引起进一步的社会分裂。
记得有位社会学家讲过，社会上的优势阶级只有在自己的教育需求得到满足后，才会把教育对劣势阶级开放。从这个角度看，１９６０年代民权运动之后，AffirmativeAction的实施其实比今天容易得多。因为当时的大学没有像今天这样爆满，给黑人几个位置白人并不感到作了太大的牺牲。当时的问题，还是说服白人要容忍黑人和自己同校，结束种族隔离制度。
但如今的情况大不相同。目前正值美国的一个人口高峰，高中毕业生奇多。更重要的是，这些高中毕业生，比起他们的父辈来，更愿意上大学，而不是直接到社会上工作。这样，就出现了高中生总数和高中生报考大学的比率双高的局面。而美国的大学，则没有进行相应的扩张。结果，僧多粥少，进大学越来越难。比如2000年春季，Wesleyan大学有6849个申请者，只录取715人。Tufts大学则是13500人竞争1200个位置，有三分之一在高中拿了第一的学生和许多SAT考满分的学生竟然进不去。2001年秋季，Vanderbilt大学有9500个申请者，只有16%有入学的机会。据1998年的一项研究，如果美国的精英大学录取时完全不考虑种族因素，那么白人申请人被录取的可能，也不过是从25%涨到26.2%，几乎是微不足道。说黑人抢了白人的机会，未免言过其实。但是在如此高度竞争的压力下，如果白人的孩子竭尽全力地读书，SAT考了满分，还是进不了自己理想的大学，那么他们一旦发现自己输给低分的黑人学生，就会感到这个社会不给他们一点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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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挑战“种族平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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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目前这场官司中心的密歇根大学是通过一种150点的“录取综合指数”来选拔学生。一般拿到100点就会被录取。这里最起决定作用的，是高中的成绩。高中全A的学生最高可以获80分。不过，只要你是黑人、拉美裔或土著印第安人，就可自动拿到20分。亚裔则不在此列。相比之下，你的SAT(即美国大学的智能综合测验)得了满分，也只能拿12点。这也无怪许多人出来抗议，说这样的政策只能培养一个靠肤色吃饭的种族。但这些人忽视了，虽然凭种族能拿20分，但高中成绩和SAT加起来的学术分，最高可达112分，光凭肤色是不行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目前这种黑白之争中，是保守派打起了当年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旗帜：“我们评价一个人的基准是他内在的品质，而不是他的肤色。”
然而，民主党和那些支持AffirmativeAction的人争辩： 我们生活在一个种族社会，种族当然应该是一个考虑的因素。事实上，大学录取从来不会有什么统一标准，更不会只看学生的成绩。你布什当年怎么上的耶鲁？还不是凭借爷爷是耶鲁的校董，父亲是耶鲁的学生吗？布什当年连得州大学也进不去，怎么却进了哈佛商学院？凭真才实学，布什怎么有资格到两个常青藤学校去混？
这场关于AffirmativeAction的官司，于是又触动了另一场辩论： 即大学录取学生是否应该考虑家族传统。以哈佛大学为例，一般的申请者，录取的机会只有11%。但如果你父母是哈佛毕业，你被录取的机会一下子就上升到40%。结果，哈佛的学生中，有11%是秉承家族传统来上学的。耶鲁、普林斯顿乃至一些二三流院校无不如此。而这些有家族背景的人，绝大多数是白人。这难道不是优惠白人吗？为什么要取消优惠少数族裔的政策，却要保留优惠白人的政策呢？
可惜，取消家族传统的因素，几乎是不可能的。美国的大学，严重依赖校友的捐款。在2000年至2001年，校友的捐助为美国高等院校提供了28%的资金，即68多亿美元。不考虑家族传统，等于得罪了校友，断了大学的财源。所以，虽然有若干学校宣布在录取中取消考虑家族传统的因素，但大多数学校却是离不开这样的传统。
那么，取消“种族平权”的政策，让各种族在不看肤色的情况下“平等”竞争，是否可能呢？这种构想，同样是一个“理想国”。“种族平权”的重要，并不在于提携弱者。如果仅仅是帮助弱者，完全可以以家庭经济条件为标准，对低收入家庭的子弟有所照顾。这也是那些反“种族平权”的人所积极主张的。但是，美国虽然废除了种族隔离制度，各种族还是互相敬而远之，黑人住黑人区，白人住白人区，彼此的文化非常不同。如果真不考虑肤色，很少的黑人能够进大学，亚裔和犹太人可能占领校园。结果是，一些为黑人社会服务的高级工作，如律师、医生等，就没有人干了。这次华尔街的几家大公司，从生意的角度为“种族平权”辩护。最生动的一个例子是，一个黑人律师，也许当年考分不高，但他由于了解黑人的文化，在为公司打索赔官司时，特别懂得如何打动黑人陪审员的心，没有任何白人可以替代他。在诸如产品设计、广告设计、推销战略等等领域，你想在黑人社区赚钱，就得有黑人来给你谋划。
美国军方一贯以保守、倾向共和党著称。但是，美军的几大最高学府，在推行向少数族裔倾斜的政策时可谓不余其力。如西点军校，1977年黑人和拉美裔只占学生总数的0.4%，1981年上升到6.7%，如今已经达到10.9%。美国海军学院1971年干脆没有黑人和拉美裔，1981年有了8%，如今则达15.1%。空军学院的黑人和拉美裔在1971年仅为1.7%，1981年升至9.6%，如今则达到14%。美军不惜工本，大量募集少数族裔精英进入军事高等院校，并花钱特别开设预备班，帮助后进者做好学前准备。尽管如此，西点军校的黑人学生SAT平均成绩仅为1191分，拉美裔学生为1225分，比白人学生低60到100分。这些“不公平”，引来保守势力的批评。但军方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无法向保守派低头。因为如今美国是职业军制，当兵打仗的，许多是在社会上无其他出路的少数族裔。乃至近来有位黑人议员要提出恢复兵役制的议案，免得少数族裔不成比例地去充当炮灰。试想，如果当兵的是以少数族裔为主，当官的全是白人，军队的凝聚力自然下降，真到了出生入死之时，战斗力自然下降。少数族裔军官考进军校时分数虽低，真指挥起自己族裔的士兵来，可能更有办法和权威。可见，保守派在反“种族平权”时可以夸夸其谈，辩论也常常占上风。但在生意场、军队这类最动真格儿的地方，“种族平权”的精神是最离不开的。
平心而论，AffirmativeAction和家族传统，都成就了一批人，也惯坏了一批人。没有AffirmativeAction，鲍威尔不可能有今天。没有家族传统，布什不仅进不了耶鲁，更当不成总统。不过，AffirmativeAction却助长了许多黑人对自己肤色的依赖。即使是那些成功的黑人，也总是理不直气不壮，觉得自己是靠肤色照顾上来的。家族传统，同样也培养了一些无所事事的公子哥。甚至像戈尔这样成功的人，也是家族传统最后害了他。许多评论家指出： 戈尔完全有当个好总统的素质，而且是个好父亲、好丈夫。但只是有一点： 没有必要的自信。他从小被父亲调教，从上大学到当参议员，都有老爸的影子。甚至竞选总统时，也有克林顿在后面。结果，到了关键时刻，他对自己会不会被选民喜欢毫无自信，在公众面前手足无措，连犯错误，丢了到手的白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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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挑战“种族平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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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黑白之争，如今在教育问题上演成了AffirmativeAction与家族传统之争，越来越政治化。以后，学校就更成不了世外桃源了。而布什的举动，赢得了白人保守势力的叫好，也激励了民主党的选民出来奋起一争。2004年大选的火药味，可谓是越来越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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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主义”在美国的崛起(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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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大概很难找到一个比布什讲话更粗野更生愣的总统了。这不仅仅是他个人风格的问题，而且反映了当今美国社会的大潮流。“9·11”后，布什公开声称：“一定要抓住拉登！不管是死的还是活的。”当时《纽约时报》嘲笑这像是个黑社会头头讲的话。但如今，该报也承认他这话深得人心。当记者问布什那个备受争议的特别军事法庭时，他竟说：“反正我们的法庭比拉登的法庭要公平，我们不会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几千平民都杀死。”他何以把美国的司法标准降得如此之低？然而，媒体并未就此再和他抬杠。年初，民主党人开始在参议院领袖达什勒的率领下攻击布什的减税，这本是民主政治中反对党的例行公事；布什则狠狠回击说：“要想增税，除非踏过我的尸体！”两党政治，一下子被他的语言塑造成善与恶之间的一场你死我活、杀气腾腾的决斗。套用中国人的话，“人民内部矛盾”变成了“敌我矛盾”。对比一下二战时罗斯福那些高贵、豪迈的讲话，布什的战争语言常常使人联想起街头一个敢找人打架的“愣头青”。他的大粗话在美国社会有如此的感召力，说明了社会的鄙俗化和“反智主义”的兴起。
“反智主义”在美国渊源有自，并有霍夫斯塔特的专著，在此不必细表。这里不妨谈谈美国保守势力对大学的围攻。最近，一家保守派组织对常青藤盟校的文科教授进行了一次民调，发现这些教授的政治倾向极为左倾。比如，在被问及谁是近40年来美国最好的总统时，26%的教授回答是克林顿，17%回答是肯尼迪，只有4%的人回答是里根。这与许多把里根视为是林肯之后最伟大的总统的保守派，自然大异其趣。在2000年的大选中，这些教授中有61%投了戈尔的票，5%选了耐德尔(RalphNader)，而投布什票的只有6%。当时在耶鲁大学所在的投票区，布什的得票甚至还不如耐德尔。再看布什的导弹防御计划，虽然盖洛普民调显示“9·11”后70%的美国人支持这一计划，但这些象牙塔里的教授，只有14%的人支持。于是保守派开始问罪： 学术精英脱离民意！
本来，这一调查结果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之处。第一，美国是个多元社会，各阶层、各社会团体对任何事务的看法，都会与主流社会有不一致之处，大学教授也不例外。第二，克林顿本是战后最得人心的总统之一。他若不是任完两届，恐怕也无布什的出头机会。况且克林顿刚卸任一年，当年选他上台的选民还都健在。教授们喜欢他，不算脱离民意。第三，在对社会、政治的看法上，大学本应和主流社会保持一定距离，进而对社会能有所反省和批判。如果大学教授经过多年的学术生涯，读书万卷，但观点、看法和没读过什么书的人完全一致，那还要大学干什么？
然而，保守主义者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如今美国的大学全被左派把持，在录用教授时，以政见取人，使保守派人士在校园里无法立足。如今布什总统已成为历史上支持率最高的总统之一，而常青藤的教授们却把克林顿、肯尼迪这些民主党总统奉为最伟大的政治家，实在是岂有此理。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当今副总统的夫人琳·切尼(LynneCheney)，本是１９８０年代与１９９０年代保守主义最强有力的发言人之一。在切尼成为布什的竞选伙伴之前，她不仅著述甚丰，而且频频在各大电视网以右派的代言人露面，有塑造话语之影响，俨然是个布凯南第二。5年前多尔挑战克林顿竞选总统时，她亦奋勇助战，远比作为前国防部长的切尼活跃。但是，近来美国悄然兴起的保守的男权运动是布什的重要社会基础，在希拉里·克林顿之后，这股势力哪里容得下在“我们的”白宫里阴盛阳衰？况且当今的第一夫人是个只会用计算机管理衣服的家庭妇女，除了当个贤妻良母外，乏善可陈。琳·切尼大概为了避免抢了白宫女主人的风头，于是“进宫”后索性“在家从夫”，完全在公共生活中销声匿迹，只是在当了副总统的切尼病得无法说话时，她才代夫君讲了几句，爆出个小小的全国新闻。尽管如此，她对当今保守主义运动思想遗产的作用却不能忽视。当年就是她攻击美国的大学左倾化，成为自由化的“大本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保守派攻击左派或民主党时所用的标签liberal，译成中文就是“自由化”。
“9·11”后，美国校园的气候与主流社会小有不同。读过书的人毕竟想法复杂些，希望反省一下美国为何会在国际上这样遭人恨，反战的呼声也时有可闻。这无疑激怒了保守势力。２００１年11月13日，琳·切尼一手创办的保守主义组织“美国受托人与校友委员会”(AmericanCouncilofTrusteesandAlumni)发表了一篇报告，题为“捍卫文明： 我们的大学是怎样背叛了美国，我们能对此做些什么”，列举了“9·11”以来教师和学生的117条“自由化”言论。其中有些“言论”，纯属于陈述事实的句子，根本不构成观点。如一位在纽约大学教传媒的教授说了一句“现在人们对政府走向战争的政策有许多怀疑”，也被保守派视为有政治问题，列入“黑名单”。如今，保守派主张： 大学的政治构成应反映社会的政治构成。也就是说，大学教授在政治上左、中、右的比例，要与社会上左、中、右的比例大致相同，使大学能公正地代表社会。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大学的社会构成要反映社会现实的逻辑，正是民权运动之后左派的主张。比如大学的种族、性别比例要反映社会的种族、性别比例等等。这一套也正是右派正在不余其力所攻击的。更重要的是，如果要强使大学教授的政治观点追随流俗，大学中那种思想独立、社会批判的精神就会丧失，多数人的专制就将压制个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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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智主义”在美国的崛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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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曾指出，美国社会的“反智主义”传统是一个“充分的民主社会”的必然产物。这种传统，能够挑战、制衡精英主义的传统，突破知识阶层的既得利益所制造的文化霸权，保持社会的原创力。然而，如今这一传统，却有借着反恐战争发展到要剿灭独立的知识传统的地步，乃至形成了“大老粗”登高一呼而万众义无反顾的图景。这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实在构成了一个大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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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反精英主义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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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出身于名门，毕业于名校，却领导着反精英主义的政治潮流，可谓美国之一奇。在他执政周年之际，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9·11”是如何转化了布什。不错，布什刚刚上任时，人们对他充满了不信任。如今，他的支持率长期维持在80%以上，有人说他因“9·11”才真正成为总统。此言不虚。然而，布什身上那股“土”劲儿，那种反精英的倾向，却从未因他由一个弱总统变成一个强总统而改变。
早在竞选时，布什就为自己打造一个凡人的形象，甚至不愿提及自己在耶鲁这样的地方受过教育。在许多选民眼里，他就像一个关心他人的好邻居，觉得能和他一起去喝杯啤酒。他在电视辩论中嘲笑大谈经济数据的戈尔用繁琐的数学糊弄选民，摆出一副不屑于和这些自以为聪明的精英为伍的劲头。有人指出布什是靠未上过大学的人的选票上台，可谓参透他成功的秘诀。
“9·11”之后，布什更是注意自己反精英的形象。他身穿一身夹克外套亲临世贸中心的废墟，一只手搭在满面尘埃的消防队员的肩上与国民讲话。这一貌似随便的场面，实质是出于精心的策划。布什要对国民传达的信息是： 我是你们之中的普通一员，我最理解你们！在领导反恐战争的过程中，他坚持向国民讲大白话，避免讨论超出常人理解力的技术细节。新年时，记者问他美军何时撤出阿富汗。若是克林顿，一定会给你上一堂国际地缘政治的课。布什则干脆说：“这要问TommyFranks将军。我们在阿富汗有明确的使命。我已把这一使命交给Tommy了。他说完事了，我们就撤；他说事情还没完，我们就留在那里。”可谓举重若轻。一位共和党的政治评论家指出： 人们总觉得处理国际事务需要读好多书，懂很多。你看看布什： 他在竞选时连巴基斯坦的首脑是谁也不知道。可事到临头，他的每一个政治判断和决策都是正确的。
聪明人与笨人，各有一套治国方略，而且前者不一定就胜过后者。克林顿号称是美国历史上智商最高的总统，可以和你逐个讨论非洲小国的政治，从政府首脑到内阁部长都记得清清楚楚。即使是那些和他决裂的前助手们，在批评他的性丑闻时，也承认“他的脖子以上非常出众”。他曾和助手们就波斯尼亚问题开了６个小时的会议，常常半夜１２点以后电话把阁僚叫醒，可谓事必躬亲。布什则知道自己的限度。布什家族以智商平平而著称。一位曾给尼克松和里根当过经济顾问的元老曾说：“尼克松是个知识分子，天生的大学教授，他主持经济会议，就像主持一个研究生的研讨班，频有洞见，才华横溢，给人智力上的刺激非常强劲。可在里根任上，作为副总统的老布什也主持经济会议，几年下来竟没有在具体的讨论中讲过一句话。”这位小布什被媒体认为比其父更差一等。他被授予耶鲁大学名誉博士时，耶鲁的几位大牌教授公开抗议，认为这是对耶鲁的侮辱。然而，自知智力有限的布什却有不俗的政治判断。他靠老爸的关系，在组阁时网罗了一个“梦之队”。像切尼和鲍威尔，全是其父的班底，精明强干。当年布什挑选“不会竞选”的切尼当竞选伙伴，被媒体指为一着臭棋。如今看来，没有个人野心的切尼为老布什辅佐“幼主”兢兢业业，成为布什政府运作的核心，并在“9·11”那天亲自坐镇白宫，在布什惊慌失措的情况下指挥全国度过危机。布什本人处于这群智力和经验明显高于自己的老爸的旧臣之中，能够用人不疑，权力下放，自己作协调工作。结果该说硬话时他推出拉姆斯菲尔德，广结善缘时搬出鲍威尔，大家都有表现的机会。自布什上任以来，媒体上分析布什内阁内部矛盾的文章连篇累牍，但布什的班底，一年来显得团结得出奇。这与布什让大家各自表现、自己不多干预的作风不能说没有关系。而整个内阁的协调一致，使布什享有良好的政策咨询，各项政令也能得到有效实施。所以，笔者曾把布什比作《三国演义》里的刘备、《水浒传》里的宋江。看上去虽然要文没文，要武没武，但却能统率一群超一流的文武爱将。
因没有欧洲的贵族传统，美国培育了最极端的民主政治文化。美国人拒绝政治专制，也拒绝文化和知识的专制。一般美国人即使自认是“大老粗”，也从不觉得在政治上需要那些知书达理之人来告诉他们该怎么做。知识界在公共决策中所扮演的角色，在发达国家中是最小的。这种“反智主义”传统，最近更是大行其道。特别是大学校园里的反战运动，触怒了美国的公众。大家对那些喝墨水多的人不免一肚子气。而布什在这个关口，正好成了那些“简单的美国人”的化身。他从上台起，就与左翼知识精英们展开了一场战争，而且渐渐占得上手。战时总统有君王之威，领导着民意。人们觉得世界是由善与恶、黑与白这简单的两极所构成，头脑趋于简单化。布什深谙此道，知道如何直来直去地把握国民。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他是没读什么书，他懂的东西是不多。但又怎么样？他照样领导美国，而且领导得不错。不崇拜知识权威的美国人从他身上找到了自我认同，并觉得头脑简单的布什，不会用复杂的知识糊弄大家，值得信任。
“反智主义”一旦失控，会演成“暴民政治”，后果十分危险。不过话说回来，反精英的传统乃是一个“充分民主社会”的特质。这一点我们身处儒家文化浸染中的人常常难以参透。在美国人看来，日本那些东京大学培养的高分官僚精英把社会管制得丧失了活力，欧洲那些头脑复杂的知识分子创造了没有竞争力的福利国家，正是美国的“大老粗”们“不信邪”，才保持了美国旺盛的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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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的“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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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大多数经济学家已宣布美国经济走出了衰退。然而不久前，当美国商业部公布２００２年第一季度GDP狂增5.8%并创下1999年第四季度以来的最高增长时，华尔街却并不振奋。相反，道·琼斯指数当天跌下10000点大关。以后的好消息并不少，包括美国每小时的劳动生产率在第一季度猛增8.6%且创下19年来的最高纪录等等。但投资者似乎并不为所动，道·琼斯指数还是在10000点左右上上下下。美国公共电视台一位著名的经济节目主持人对此感到摸不着头脑，惊呼： 现在大家不是要找经济学家去咨询，而是要到心理医生那里去看病！
人们并不需要去看心理医生。相反，投资者的反应，说明美国经济尚需要一个“新政”式的改革。
1990年代，美国经济的一个结构性变化就是： 强劲的经济增长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投资阶级"。这一大部分以年薪5万美元以上的中年、中产白人所组成的投资阶级，大胆把财产投入股市，为新经济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动力。但是，从2000年春季开始股市泡沫破灭，大约1亿的美国股民(也就是美国成年人口的一半左右)损失了50000亿美元，也就是他们的“股产”的三分之一，价值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GDP。那些准备不到60岁就退休且要过历史上最奢侈退休生活的一代投资阶级，突然发现自己退休后的生活原来并无着落。而安然丑闻表明，那些大企业、大银行的总裁、经理们，在经济走低时并未与他们风雨同舟，而是把他们的钱装进自己的腰包，金蝉脱壳。安然、安达信，以及刚刚与纽约等州达成偿付罚金1亿美元的MerrillLynch，代表着一个企业、财会审计、金融集团结成的“邪恶轴心”。他们买空卖空，制造花账，唱高一钱不值的股票，侵吞投资者的资产。“投资阶级”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并没有因为持有股票而成为“老板”，最后还是被人家涮了。“投资阶级”成了上当的阶级。
根据《商业周刊》的民调，如今的投资者有81%不相信大企业的领导层，68%不相信股市会公正对待一般股民，54%不相信自己所收到的投资信息。要知道，2001年11月8日安然已经穷途末路之时，追踪安然的华尔街金融分析家中，16位中有11位对自己的客户作出“买”或“强买”的建议。这些人本应代表客户利益，为客户寻求有最高回报率的投资对象。但是，他们的收入实际上取决于他们能从客户那里为投资银行获取多少资金，而非这些资金给客户带来的回报。这种“利益冲突”，使这些分析家们不惜出卖客户的信任，将他们套入险恶的股市。经此一难，“投资阶级”对既有体制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对风险投资的胃口，开始把钱存到银行的账户中。
这种投资者的“信仰危机”，正是美国经济恢复时首先要面临的问题。财长奥尼尔在安然丑闻之后指出：“我们需要修复我们的体制，但我不相信我们的体制破败了。我们的资金成本(capitalcost)是世界上最低的，因为我们展示了投资者的钱在我们这里是安全的。”不错，１９９０年代乐观的投资者不假思索地把钱抛进股市，CNBC等几个电视台像转播美式足球一样转播股市行情，推广股市文化。于是人人持股，个个想品尝一下当老板的滋味，在经济繁荣期分得资本拥有者的一杯羹。企业因此融资容易，一些过去甚至根本不可能开张的买卖，居然也得到用不完的巨额投资。结果，几百万个工作被创造出来，生产力急剧高涨，经济迅速扩张。但如今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经济已走出衰退，股市涨势却十分平缓，投资者仍然裹足不前。长此下去，资金成本就会上升，企业融资不易，最终影响长时段的经济增长。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RobertShiller著有《非理性的繁茂》一书，指出股民投资中非理性的乐观情绪所带来的祸患，成为2000年的最佳畅销书。他称与这一非理性的乐观相伴的现象，即爬得越高，摔得越狠： 1929年股市坍塌后，直到1958年才恢复到原有水准(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在这期间，股市的平均年投资回报率只有0.4%，而１９９０年代的投资者早已习惯了25%的回报率。大多数经济学家不相信历史会如此残酷地重复。但当一般的投资者知道大企业的经理们可以轻易欺骗股民，审计公司又串通为之遮掩，金融分析家和媒体一味为之抬轿后，他们若再进股市，当然要三思而后行。
不仅是这些国内的个人投资者如此，国际金融界对美国也不乐观。根据美国政府提供的数据，２００２年头两个月，外国投资者在华尔街仅购买267亿美元的股票和债券，而去年的购买量达1000亿美元之多。根据MerrillLynch的调查，在世界300家金融机构的经营者中，近三分之二认为华尔街是世界五大股市中最被过高估价的股市。GoldmanSachs估计华尔街的头五大投资银行将比极盛期少挣20亿。这一前景必定影响人们对美元的信心。正如一位金融家指出的："这是一个信誉产业；信誉是它最重要的资产之一。如果华尔街丢掉了信誉，就必须投资把信誉拿回来。没有信誉，一切都是空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