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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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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教育，可谓世界之一大怪。如果你只看一流大学，看学术界的表现、拿诺贝尔奖的数量，美国的教育无疑是世界第一。但若看基础教育，看那些不会读不会写而只知道打篮球的高中生，你又觉得美国的教育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是最糟的。美国财大气粗，可以从世界广揽人才，维持其高等教育的水平。但是，即使在哈佛、耶鲁这类名校，大部分学生和教授还是美国人，说明其基础教育还是在大量培养人才，其高等教育并非仅靠金钱和外国的精英来维持。金钱重要，但并不能解释一切。美国的文化观念与教育哲学，也许是造成教育上两极分化的更为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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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女神”岌岌可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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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怖主义者的飞机没有撞纽约的自由女神像。然而，如今美国的自由女神却岌岌可危。“9·11”之后，全美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稍有头脑的人想说点不同意见，就频频受到压制。言论自由，受到了自麦卡锡主义以来最严重的威胁。
最近，最引人注目的案例是ABC新闻网晚间谈话节目“政治不正确”(PoliticallyIncorrect)的主持人马埃尔(BillMaher)面临的封杀。顾名思义，这一节目的主旨是嘲讽主流媒体和政界“政治正确”的作风。所谓“政治正确”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意义，就像中国当年动辄要“站稳政治立场”、“政治挂帅”一样，使人们迫于政治压力不敢说真话，只求说政治上没有麻烦的废话。马埃尔的节目之所以多年走红，就在于他敢说一些人们在正式场合不宜说的话。况且这一节目和其他晚间的开玩笑节目一样，带有浓重的喜剧色彩，大家一边讨论一边开玩笑，半真半假，嘻嘻哈哈。这一“不正经”的包装，更为大家“胡言乱语”提供了掩护。甚至在俄克拉何马城受白人至上主义者麦克维的恐怖袭击后，马埃尔还把一位最知名的白人至上主义者请来畅谈。一句话，在这里没有不能说的话！
然而9月17日则出了事。在谈论“9·11”的恐怖主义者时，马埃尔请来的嘉宾，来自代表大企业利益的AmericanEnterpriseInstitute的一位保守派人士DSouza，对布什将劫机者称为“懦夫”大不以为然。他说：“瞧瞧他们干的事！这些人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没有一个人退缩。他们全都把自己在钢筋水泥上撞得粉身碎骨。他们是战士！”马埃尔乘兴接过话来说：“我们才是懦夫。躲在2000英里外向人家发射导弹，这叫懦夫。而自己在飞机里一起撞在大楼上，玉石俱焚，这不是懦夫的行为。”
但马埃尔没想到，美国并不像他想像得那样自由。美国的政治常识是，每遇此类国家危机，一贯对外强硬的共和党保守派，可以信口开河。马埃尔的保守主义客人说了几句对自己的敌人有敬意的话，没人会大做文章。但从左翼的好莱坞自由阵营中出身的马埃尔就不同了。他此话一出，引来的抗议先不说，两家大公司AmericanExpress和Sears立即撤了对其节目的赞助，他本人不得不跑到电视上解释、道歉。一些地方台拒绝播出他的节目。ABC甚至一度取消了他这一大名鼎鼎的晚间压轴好戏，后来虽又推翻了这一决定，但在首都华盛顿还是不能播。白宫发言人佛莱彻在谈及此事时气势汹汹地警告说：“人们说话做事要小心点儿！"听起来颇像是个专制政权的新闻检查官。后来白宫大概觉得自己的形象不对，撤销了“说话小心”的警告。
其实马埃尔的话并不是他自己的发明。当年美国轰炸南斯拉夫，一位南斯拉夫的国民愤怒地对着美国的电视镜头说：“这群懦夫，躲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炸我们。有本事下来和我们面对面地拼杀！”在马埃尔受到围攻后，另一位左翼文人Sontag在《纽约客》杂志上又放一炮。她称“9·11”后，美国的电视广播充斥了“自以为是的胡言乱语和彻头彻尾的欺人之谈”。她接下来挑战说：“9·11”不是主流媒体所谓的“文明和自由受到了懦夫式的攻击"，而是美国具体的国际行为和国际结盟方式的后果，是对这一自封的超级大国的攻击。如果“懦夫”一词要用的话，就应用到那些在高高的天空上从人家完全打不到你的距离去杀人的人身上，而不应用在为了杀人自己也一块去死的人身上。我们可以随便怎么说那些恐怖主义者们，但如果仅仅谈勇气的话，他们绝对不是懦夫。
这样一番议论，使《纽约客》一下子接到100封读者来信，大部分是对Sontag表示愤怒。《华盛顿邮报》和《纽约邮报》对她也展开了围攻。不过，《纽约客》是美国数得着的大杂志，Sontag也是知名的大作家，对这样的压力还能抗一抗。那些“持不同政见”的小鱼小虾就惨了。《得克萨斯城太阳报》(TexasCitySun)的专栏作家古廷(TomGutting)批评布什在恐怖袭击后没有立即赶回华盛顿，却“像一个做噩梦后跑到母亲床上寻求安慰的受惊的孩子一样，在美国上空乱飞”；俄勒冈州的《每日信使报》(DailyCourier)的马克(DennisMack)也批评布什“仓皇出逃”。结果两人都被解雇。你怎么能把将敌人描绘成“懦夫”的大总统本人说成是“懦夫”呢？
根据权威的《韦氏辞典》(WebstersNewWorldCollegeDictionary)的定义，“懦夫”是指那些缺乏勇气，特别是控制不住自己的恐惧，极不光彩地在危险和麻烦面前退缩的人。“9·11”时，布什刚从一个小题大作的逃亡中归来，自己本有“懦夫”之嫌，却在惊魂未定中称那些不要命的恐怖主义者是“懦夫”，怪不得那些瞧不上他的人要挖苦他一番。
不过，这场“懦夫”之争并不仅仅是咬文嚼字的游戏，而涉及了现代化战争的一个深刻的道义问题。由于美国的武器是如此精良，使美军的军事对手的武器，与平民手里的擀面杖、烧火棍已无本质的区别，在缺乏抵抗力这一点上，对手的军队与平民之间的界限已变得模糊甚至消失。过去的战争，由于大家的武器接近，而且是面对面地厮杀，任何一方要想杀人，自己就必须先冒着被杀的危险，或者要面对别人被自己杀死的惨相。这样对杀人的人多少有个制约。美军武器的现代化，等于把这一制约取消，杀人变得像玩电子游戏一般容易。当年海湾战争后老布什就公开地说，走在美国大街上的行人，也比在战场上的美军有更大的生命危险。这还叫战争吗？人性皆有恶的一面，需要制约。过去上战场，你要好好想一想： 我值得这样去出生入死吗？如果知道自己可能会死而还要去打仗，那么也许你真有一个什么伟大的目标，也许这仗还值得一打。但是，如果自己在毫无风险的状态下去打仗杀人，对杀人的意义和后果就不可能有深思熟虑，乃至会为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轻易开杀戒。美国近来对毫无抵抗能力的对手动辄用兵，其消灭无力还击的敌人其实已和屠杀手无寸铁的平民有了许多类似之处。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军力越强而道德感召力越弱的原因之一。也无怪乎马埃尔等人觉得，至少那些恐怖主义者杀人时，还知道把自己的命赔上。而美军杀人如游戏，自己一毛不损，“格”比人家还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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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女神”岌岌可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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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恐怖袭击，不仅是杀人害命，重创美国经济，而且也给美国冷战后的战争道德以致命一击。如果言论自由也因此跟着瓦解，美国的道德权威，就将永无恢复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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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管制：自由主义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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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美国5家主要的电视新闻网达成协议，决定遵循白宫的“建议”，今后将主动删编来自本·拉登和其追随者的录像声明，特别是要删除其中的“煽动性言辞”。而几天前，布什对部分国会议员“泄密”一事勃然大怒，威胁将减少对国会就军事和情报方面的例行通报。这两项措施，象征着美国新闻自由的严重紧缩。
“9·11”之后，不少媒体从业人员因言获罪，甚至因说出了不合主流意见的话而丢了饭碗，使言论自由受到严重威胁。不过，这些案例主要涉及的是民间媒体自身的行为，并无政府的行政干预的痕迹。“美国之音”台长之被撤职，也是因为他的职位在政府机构之内。这次的行动则不同： 政府开始直接干预民间媒体，控制信息的流动，而且干预的理由极为简单。
以电视新闻网“自律”的例子来看，白宫提出的理由有两个： 一是来自拉登的声明可能含有恐怖组织的暗语，原文照播等于为恐怖主义者之间的联络提供方便；二是这些声明中含有大量“煽动性的语言”，会助长恐怖主义的行为。但正如《纽约时报》的社论所指出的，恐怖主义者的暗语很容易从外国媒体或Internet中获得，他们根本不会依赖美国的电视新闻网。而在遭受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正是需要了解这些恐怖主义者的政治诉求和哲学的时候，在这方面不应受到任何限制。至于煽动性的语言，难道白宫相信美国人民会听信恐怖主义的宣传吗？若这点自信也没有，还当什么自由的代言人？
布什与国会的冲突更是荒唐。让他火冒三丈的，主要是《华盛顿邮报》报道了情报部门告诉议员新一轮的恐怖袭击有“百分之百的可能”。《纽约时报》质问： 如果美国有百分之百的可能再遭恐怖袭击，难道这样的情报不正是美国人民应该掌握的信息吗？
这种新闻管制不仅在国内施行，甚至扩张到美国的国境之外。在中东，美国的攻势更猛。比如，美国已向卡塔尔政府施压，要求卡塔尔约束自己的电视台，不要播放拉登一方的言论。卡塔尔的新闻编辑大惑不解地说： 我们是对冲突双方的立场都给予报道，避免一面之词。我们播放拉登的镜头，但同时也有大量白宫和五角大楼的镜头。为什么只能播一面之词？为什么这种强制性片面报道的要求会来自一向主张新闻自由的国家？
其实，对于人们热衷谈论的西方的“文化霸权”，笔者也一直认为这是以自由主义为传统的西方文化的内在优势的自然结果，因为这种“文化霸权”主要还是靠话语体系建立的。换句话说，人家主要是“以理服人”。然而如今，美国政府竟放弃了西方文化惯有的基本自信，不是靠理念的自由竞争，而是靠赤裸裸的政治权力来统治全球的思想。笔者作为一个西方文化的学生，也不能不为之汗颜了。
这次恐怖主义者虽然在美国的心脏突发奇兵，造成了前所未有的伤亡，但恐怖组织的力量，比起当年的纳粹德国和偷袭珍珠港的日本，还远远不如，更不用说被核武器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了。以头号捍卫自由的卫士自诩的美国政府，经此一击后就如此轻易地放弃了自由主义的基本原则，这与其说是因为敌人的强大，不如说是“卫士”自身的软弱。
美国当代文豪布鲁姆(HaroldBloom)不久前曾出版了一本小册子《怎么读书，为什么读书》，对于Internet时代人们对阅读失去兴趣深表忧虑。他在一次接受记者采访时特别谈到读书对政治家的作用。像华盛顿、杰斐逊等美国的建国之父，大多是好学深思之士，阅读广泛，有深刻的历史意识。美国这样一个全新的自由制度建于他们手上，让后人受益不尽，也不足为怪。如今美国的政治家，包括总统，越来越不读书，治国为政越来越缺乏远见，缺乏历史感，往往只图一时之便，而抛弃了基本的文化信条。而美国的一般国民，人文素养日跌，识字率还赶不上200多年前开国之时(当初为了读《圣经》，识字率颇高)，对自己所传承的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主义传统，越来越缺乏历史意识。最近一位刚从剑桥来的英国史教授对笔者抱怨说，他在美国的文化精英之中，竟不得不解释为什么要读英国史。如今赶上这位当年在耶鲁睡过4年而后来主要靠没上过大学的人的选票当上总统的布什少爷，你能指望他摆脱公共舆论的压力，不图一时之便，高瞻远瞩地去捍卫西方文明的基本价值吗？美国的保守势力，口口声声地要向世界传播西方文明，但如今在他们手上，西方文明可以说是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在当今的世界上，有许多国家急需扩大言论自由，并且也正在向言论自由的方向艰难地移动。但如果美国带头搞起新闻管制，等于给世界上所有言论自由的敌人以最有力的支持。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民主政治的后进地区，自由主义将面临深重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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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改变了美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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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的电视新闻主持人TomBrokaw曾出版了一本记述二战时慷慨出征的年轻美国人的书，题为“最伟大的一代”。该书出版后，一直被列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最佳畅销书排行榜上居高不下。二战时的年轻人，因而被封为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代人。“9·11”之后，Brokaw与一位刚刚参加完自己同事葬礼的消防队员谈起这场大悲剧。当他们谈话结束并已经说了再见时，那位消防队员突然拉住Brokaw的手，语调决然地说：“Brokaw先生，你就等着看我们这代人吧！”言下之意，在这场劫难后，该我们这代人做出些伟大的事业来了。
“9·11”之后，民族主义席卷全国，这样的动人故事数不胜数。媒体自然也大肆渲染，似乎美国经此一难，全民精神上获得了升华。一位政治专栏作家甚至声称： 如果布什总统号召美国人民把冬天的室温调到20度以下，以节省能源，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那么冬天习惯于把室温烧得像初夏一样的美国人，会毫不犹豫地把家里变成个冰窖。如果总统以身作则，砍掉自己10%的薪水，并号召大企业的首脑效法，以防止更多的人被解雇，那么一定也是从者如云。一句话，“9·11”的悲剧使美国人变得更加无私，更加团结互助，更愿意自我牺牲，足以来一场精神“大跃进”，一劳永逸地解决许多根深蒂固的社会问题。
可惜，被悲剧唤起的这种理想主义，常常会在现实中跌得粉碎。“9·11”之后还不出一个月，人们就发现，被压在废墟下的世贸中心地下购物中心的钱柜竟被人撬开，许多贵重物品不翼而飞。在世贸中心倒塌后，这种地方除了救援人员之外不可能有任何人能进得去。最近，受害者家属为了分补偿金一事又闹得不愉快。一部分救援人员的家属认为自己应领更多的钱——因为自己的亲人是为救别人而死——而不是世贸中心的工作人员。结果惹得别的受害家属大怒： 同是受害人，怎么能再有该死与不该死之分？任何工作都有风险，同是因公殉职，为什么有人的命要更值钱？布什政府对爱打官司的国民的“天性”似乎是了如指掌，急忙宣布政府要给每一个蒙难者家属一大笔补偿金。在一段时期内，这些家属必须作出选择： 是要这笔政府的钱，还是自己打官司去找保险公司、雇主或其他有关部门要赔偿。政府力图说服大家： 还是拿政府的钱最合算。否则，若是几千人都打起官司来，又不知要弄得多少公司破产，消耗多少社会资源。当然，那些家属们是否领政府的好意，是否有几个要借死去的亲人大赚一笔而打起马拉松的官司来，还要再等等看。
而最触目惊心的，是12月初发生在新泽西州Middletown的大规模拘禁教师的事件。这个61万人的中产阶级小镇，在“9·11”中共有34位居民丧生，是受打击最重的社区之一。在劫后，当地居民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邻里之爱。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安慰，大笔的捐款源源不断地流入受害者家庭。一时间，Middletown成了“9·11”之后的模范镇，频频被媒体报道。但进了12月，风云突变。当地中小学教师工会因和当地教委会就教师的工作合同问题的谈判破裂，宣布罢教，17所学校的1万多个孩子一下子失学。刚刚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的居民，措手不及，为了找人临时看孩子而焦头烂额。当地法官勒令教师立即回校复教不果，竟在一周之内，以蔑视法庭罪将225位拒命的教职员工送进监狱，造成了美国自197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起大规模囚禁教师事件。工会虽然在12月7日星期五宣布复课，使被囚禁的教师全部获得释放，但这一决定完全是在高压下低头，教师们既没得到他们所要的工作合同，也非甘心情愿地回到教室。被关押的教师，有的急于参加儿子的婚礼，有的因入狱后血压升高，不得不为获释而同意复课。有4位教师，为了不进监狱又不肯低头复课，干脆在法庭上宣布辞职。
事情的起因是当地教师工会和教育委员会之间关于教师工作合同的纷争。往年，每个教师只需为自己的医疗保险付250美元。如今教委会要求教师付860美元，并在今后每年涨7%，惹得教师们大怒。在无法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该地区17所学校的大约1000名教师开始罢教。本来，这不过是一年几百块钱的事，况且最近美国医疗保险费用的上涨率超过两位数，让大企业叫苦不迭，增加职工自己偿付的份额，已是大势所趋，不至于因此闹得天下大乱。但是，当地教委与教师工会积怨太深，难以沟通。教师们称教委会毫无谈判的诚意，甚至曾把教师比作塔利班的成员。一位教师更声称她已在这里教了21年，从来无法与教委会和平地签署合同。
从历史上看，当地居民多是支持教师，但这次则不同。首先，他们认为教师在“9·11”之后应顾全大局，不要搅乱这个受了重创的社区。再加上当今的经济衰退，不少人丢了工作。相比之下，不少居民认为教师过的日子不错，不该无理取闹。结果，教师一罢教，在当地的家长中就成了过街老鼠。本来，“9·11”之后的Middletown随处可见的是鲜花、国旗，乃至互相鼓励、安慰的标语，以突显社区的团结。如今，反教师的标语口号随处可见。一位居民在家门口竖起一块大牌子，上面写着：“穷教师们： 起薪ＧＡ１Ｅ７36000，平均年薪ＧＡ１Ｅ７56000，一年只工作9个月。让他们呆在监狱里！”有些家长说，这里教师的待遇比起其他地方优厚得多，他们应该去别的地方教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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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改变了美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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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几个月前曾撰文指出，美国长期以来对教育的投资不足。据巴黎“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对其所属30个国家的教育投资的调查，一位有15年经验的高中老师，在美国平均年薪为ＧＡ１Ｅ７36219，略高于该组织成员国的平均水平ＧＡ１Ｅ７31887，但低于其他7个国家，而且只相当于瑞士(ＧＡ１Ｅ７62052)的60%。由于美国的教师工作时间远比其他国家的教师长，工资若按小时算，每小时只有ＧＡ１Ｅ７35，低于该组织成员国每小时ＧＡ１Ｅ７41的平均水平。1994年，美国一位有经验的教师的收入还能维持在国民平均收入的120%的水平，到了1999年，竟跌到国民平均收入以下！最近纽约某个地区，为了省钱，竟改动教师的医疗保险，使教师住院都成了问题。也难怪教师要罢工了。
当教师，比去纽约的世贸中心上班挣的是少得多，但图的是稳定，不受经济衰退的影响。可惜，在繁荣时挣够了钱的Middletown的居民并不这样看，反而因自己最近丢了工作而对教师眼红。7月10日星期一复课后，学校内气氛压抑，一位被囚禁的教师讲着课时竟失声哭起来，不得不两次跑出教室。学生们被夹在自己的家长和老师中间，不知所措。在这种气氛下，你还能指望教师教好书吗？本来，像Middletown这样的富裕社区，有着良好的公立学校系统。中产阶级为子女考虑，常常择校而居，在好的学区买房子安家。如今把教师如此屈辱一番，谁还相信这个学区能保证教学质量？难怪教师刚刚复课，当地居民就担心自己的房产会贬值。因为学校一坏，人们就要迁居。大概人们要等自己的房产价格大跌后，才会意识到教师对这个社区的贡献，早就超出了学校。
“9·11”之后的Middletown，一度成了个君子国，大家互相体贴，开车时互相谦让。如今，大家开车又像“9·11”以前一样互不相让，甚至横冲直撞。君子国总共维持了不到3个月。200多教师的下狱，更使这个社区陷于前所未有的分裂。以当教育总统为口号的布什，在“9·11”之后已把教育问题暂时抛到脑后。像Middletown这样富裕的社区，本应充当重振教育的先锋，如今却带头摧毁了人们对公共教育的信心。美国公立学校问题已积之甚久，如今因此又受了致命一击。“9·11”一方面改变了美国，一方面又拖延了急需的改革，妨碍了美国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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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中挣扎的言论自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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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恐怖主义袭击之后，美国媒体的言论自由已大打折扣。在此不必重复。美国的大学，历史上是维护言论自由的重镇。比如代表巴勒斯坦人声音的萨义德，谈起美国的社会和媒体每每愤愤不平，但谈起美国的大学，则赞不绝口，认为美国的大学就是知识分子的“乌托邦”。然而，因“9·11”这一重击，在今天的美国大学里，言论自由要站稳脚跟已颇为吃力。
就总体而论，在名牌大学，特别是在私立的名牌大学，言论自由依旧巍然不动。“9·11”后不久，耶鲁的几位大牌教授如保罗·肯尼迪(PaulKennedy)、约翰·加迪斯(JohnGaddis)等就主持了公开的讨论会，对“9·11”进行反省，主流的基调是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这一讨论在校刊上迅速引起著名的古希腊史学家唐纳德·卡甘(DonaldKagan)的反击，他谴责他的同事在大难之后反而指责受害者。不过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大家求同存异，照样过着过去的日子。MIT的左翼健将、语言学大师乔姆斯基，公开把“9·11”与当年美国导弹袭击苏丹加以对比，认为两者无质的不同，只是美国那次杀人更多而已。对于这样一位国际名人的激烈言论，右派们似乎也奈何不得。
俗话说，柿子找软的捏。右派们在寻求打击目标时，先拿公立大学的不甚知名的教授开刀。“9·11”之后，4位左翼教授在北卡罗来那大学主持讨论会，公开批判美国的外交政策，一下子捅了马蜂窝。北卡罗来那州是著名的右派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Helms)的老家。此公是过去30年中除了里根之外最重要的保守主义政治家。他反对种族平权，反同性恋，反人工流产，反联合国，同时维护烟草公司的利益，支持保守的基督教运动，并且几乎是拉美所有右翼独裁者的朋友。不久前，当“美国之音”抗命播放采访塔利班领袖的录音后，他坚决要求严办。一句话，保守主义在北卡的根基不浅。果不出所料，一位北卡罗来那大学的知名校友、右翼杂志《头版》的副主编斯考特·鲁布什(ScottRubush)在全国公共广播网(NationalPublicRadio)发难，号召人们向容许反美集会的北卡罗来那大学施加压力。结果，校方一下子收到几百个愤怒的电邮，并在北卡的州议会中受到严厉谴责。但是，该校校长发表强烈声明，捍卫教授的言论自由。从这一事例看，在当今的美国，言论自由比起一战时几个大学解雇反战教授的时期，已有了显而易见的进步。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能像北卡罗来那大学那样。南佛罗里达大学最近将一位巴勒斯坦裔的终身教授除名。这位教授名叫SamialArian，在1990年代初期，他曾邀请了几位激进的穆斯林神职人员到美国开会。他还雇用了一位巴勒斯坦学者，并帮他办了签证。但这个学者回去后，成为巴勒斯坦恐怖组织“伊斯兰圣战者组织”的核心领袖。多年来，SamialArian声称他做这些事的目的是鼓励穆斯林知识分子和美国学者的对话，并且事先不知道这些人有任何恐怖主义背景。美国政府一直想对他采取措施，但就是找不到证据。“9·11”后，电视里公布了他的这些记录，进而使学校一度因收到死亡威胁而被迫关闭计算机系。由于学校不断受到抗议电邮、电话的骚扰，以及校友、议员、未来学生的威胁和压力，终于决定解雇这位教授。在美国，终身教授就是个铁饭碗，只要他不犯罪，按时上课，校方就无解雇之权。这也是言论自由的制度基础。而对SamialArian目前还找不出任何犯罪的证据，这次破例解雇自然是对大学长期维护的学术自由的侵犯。该校校长无奈地说：“我们尊重学术自由，但我们必须考虑学校能忍受多少对正常教学的干扰。”但SamialArian坚持说：“人们有权利听到那些非主流派的意见，我也有义务表达这些意见，因为我热爱真理，也热爱这个国家。”
另外几起案例，结果并不像上述两例那样黑白分明，却十分引人深思。新墨西哥大学的教授理查德·博斯欧德(RichardBerthold)在“9·11”后开始讲他的古罗马史课时，开了一句不得体的玩笑“谁能炸掉五角大楼谁就会赢得我的一票”，结果引起轩然大波。在新墨西哥的州议会和当地的广播网中，对博斯欧德的攻击持续了几个星期，博斯欧德本人因此面临被停职停薪一学期的惩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博斯欧德本人是个保守主义者。他事后坦率承认，他的玩笑开得愚蠢，活该挨骂，但他又说： 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言论自由，包括那些邪恶的言论。学校加给他的罪名包括“使用侮辱性语言”，这使他得出结论：“当今美国的校园正以社会正义的名义领导着不宽容的潮流。”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一位图书馆的助理在9月12日接到他同事送给大家的一个伤感的说教式电邮，题为“美国： 好的邻居”，他随手回了一电：“我们美国的纳税人资助和武装了一个种族隔离的国家——以色列；我们还在轰炸伊拉克。到底谁是恐怖主义者？”结果，两天后，他被停职停薪一周，罪名是他的言论“对那些在种族、宗教和家庭上与以色列有关联的同事造成了威胁”。然而，他的电邮中未提任何同事的名字，他只是觉得那个发给他的电邮是邀请他参加讨论。最后，通过工会的努力，他把丢掉的工资都要了回来，结局还算不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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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学中挣扎的言论自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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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个事例引发了一个更深入的问题： 是谁在限制言论自由？是如今当道的右派？还是过去活跃异常的左派？什么叫“侮辱性语言”、“威胁性语言”？右翼杂志《国家评论》(NationalReview)的斯坦利·科特茨(StanleyKurtz)声称，当今的言论控制完全是左翼的遗产。正是那些左翼，在当年女权主义、反种族歧视等抗议运动中，逐渐发展起来一套“政治正确”的言论尺度。你要说黑人笨，对黑人而言就是“侮辱性语言”，你要说某某文化具有侵犯性，那么对于从那一文化中来的人，就是一种“威胁性语言”。于是，讲话不能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年龄歧视或什么别的歧视；于是，要立法限制异端邪说，造成了国家有权管老百姓说什么话的局面。如今右派正是基于这一遗产，利用左派创建的游戏规则，以不得侮辱别人的感情为借口，打压“不同政见”。
当然，以左压右的事也不是没有。在加州的另一所大学，OrangeCoastCollege，政治学教授肯·赫尔森(KenHearlson)遭到带薪停职的处罚，原因是在9月中旬的一堂课上，他与穆斯林学生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学生告他对穆斯林学生有偏见，无端指控这些学生支持恐怖主义。赫尔森辩称他不过是想激发课堂讨论，让大家澄清那些一方面谴责“9·11”，一方面又支持哈马斯的中东政府是不是采用了双重标准。后来赫尔森虽被证明无辜，但学校未经任何调查程序就把他送回家，成为极左政策严重侵犯学术自由的一例。
不过，纽约城市大学的芭芭拉·波文(BarbaraBowen)教授坚决反对所谓左派制造不宽容的言论尺度的指责。她所在的纽约城市大学的教授就“9·11”举行了几次讨论会，会上反省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结果引来外界激烈的批评。《纽约邮报》刊登大标题：“一向是令人骄傲的校园如今成了培养白痴的沃土。”波文教授指出：“纽约大学、普林斯顿、哥伦比亚等同一地区的学校都举办了这样的讨论会，并未招致这样恶毒的攻击。其中的奥妙是，我们学校的学生来源于劳工阶级、移民、有色人种。我们的社会上有这么一种意见，认为这样的学生不应该像精英大学里的学生一样接触广泛的、不同的意见。这就是种族歧视、阶级歧视。这种歧视就应时时受到批判。”事实上，美国社会也有一种等级观念，只是未曾明言而已。美国没有明文规定，却有社会的潜意识。我的一位社会学教授曾提醒我： 不要总觉得美国文化就是鼓励个性，鼓励不同观点，那是常青藤盟校的象牙塔。一般的美国社会，给人的压力就是要与别人一样，不要标新立异。只有一小部分人，才有以与众不同为骄傲的特权。
不管左右派谁应为目前的局面负责，大学校园的言论自由已经发生了变化。“我们美国人不能纳税养活一批人在公立大学里攻击我们”这样的理论，已成为反言论自由的最有力的口号。一个醉汉，不久前闯进博斯欧德的办公室，企图对他进行人身伤害。北卡的几位教授，陆续接到死亡的恐吓。媒体的煽情和暴民的恐怖主义，正在使美国退回到“反智主义”传统中去。
美国是言论最自由的国家，美国的大学又是美国言论最自由的地方。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地方，言论自由也不是不需要游戏规则。伊利诺伊大学教授斯坦利·费什(StanleyFish)写过一本《没有言论自由这回事，而这本身也是件好事》(TheresNoSuchThingasFreeSpeech,andItsGoodThing,Too)，称所谓言论自由不过是一种“行会式的协议”(aguildarrangement)，以让教授们不受政治、宗教权威的干涉而自由教学；外部世界不要管我们的事，而我们为此也得自律。如果你认为你可以说“谁能炸掉五角大楼谁就会赢得我的一票”的话，别人是否也有权说“谁炸掉一个清真寺谁就赢得我一票”呢？美国历史上的每一重要关头，言论自由的游戏规则都会出现危机，并进行调整。如今，左右派又得想想如何制定一个对彼此都公平的游戏规则了。右派在打压反战言论时，不得不调整自己一贯主张的“个人可以信口开河，国家无权干预”的信条；而左派在捍卫自己谴责美国的国家恐怖主义行为的权利的同时，也要自省一下自己对说“同性恋是一种病”或“黑人学生能力低下”的“侮辱性语言”的人，是否也应该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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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没有基准的优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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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教育，可谓世界之一大怪。如果你只看一流大学，看学术界的表现、拿诺贝尔奖的数量，美国的教育无疑是世界第一。但若看基础教育，看那些不会读不会写而只知道打篮球的高中生，你又觉得美国的教育至少在发达国家中是最糟的。美国财大气粗，可以从世界广揽人才，维持其高等教育的水平。但是，即使在哈佛、耶鲁这类名校，大部分学生和教授还是美国人，说明其基础教育还是在大量培养人才，其高等教育并非仅靠金钱和外国的精英来维持。金钱重要，但并不能解释一切。美国的文化观念与教育哲学，也许是造成教育上两极分化的更为根本的原因。
美国有民主社会带来的诸多好处，但也有许多“民主病”，这一病症很容易就“传染”到教育上来。简而言之，在专制社会，各种权威对百姓动加训斥。一句话，权力归政府，责任在黎民。
美国则不然，选民是上帝，政治家把老百姓奉为衣食父母，哪里敢对之说一句不中听的话。每次总统竞选，挑战现任总统的人不管来自哪个党，说的话都是一个模式： 我们是美国人，所以应生活得比现在更好；现在之所以有种种问题，全是因为这个现任总统把事情搞坏了。美国的政治话语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你有问题不怪你自己。我们美国的问题，并不是我们美国人造成的，而是别人的原因。主权在民，责任却不在民。
此一民主政治文化的核心，是不承认上面的权威。老百姓听惯了奉承，听不得批评，更不用说教训了。但是，教育没有权威却不行。最近发生在美国一地方高中的事情，就很能说明问题。该学校的一位女教师，发现她高二班上的二十几位学生的学期报告，全是一模一样地从一个网站抄袭而来。老师照章办事，给了这些学生不及格。不想惹怒了家长，事情被告到校董事会那里，最后校方当众宣布老师的打分无效。那位可怜的老师觉得自己丧失了一个教师的基本权威，无颜再回教室上课，只好辞职。家长的理由是： 我们的孩子不懂什么是抄袭，不该受此惩罚。那位教师反唇相讥： 高二还不懂为什么不能在作业和考试中抄袭，你还有资格上高二吗？但是在这件事情上，不管老师多么有理，她肯定是要输的。美国高中的经费是老百姓纳税提供的，谁敢说纳税人一句不是？这些“衣食父母”会说： 难道我们纳税办教育，就是花钱让你给我们的孩子一个不及格吗？他们带着这样的成绩，怎么申请大学？
不仅中学如此，许多质量平平的大学中，学生的学期报告或论文也常常是网上下载而来。这些学生说不得，惹不起，教授最好是给他们一个好成绩买个清静。精英大学虽然有所谓分数膨胀，学生却认真得多。但是在对待学生时，也要十分小心。笔者在耶鲁当助教已有几年，有一次判学生的期中考试，近一半的学生都拿了90分以上，标准不能说太高。可有一位实在不像话，我怎么高抬贵手，也只能给他62分。在他卷子后面的批语中，我这样写道：“你似乎并不理解你所讨论的问题，你需要稍微用功一些。”不想教授看后立即把我叫到办公室中，说我的批语完全无法让人接受。他告诫我这个外国人：“这是美国，这种批语是在侮辱学生。你可以说他哪里错了，你的打分也无可非议，但你不能说人家不懂，不用功。”对于计划在美国谋教职的笔者而言，这番教导无疑是可贵的一课。但事后一想： 我判了36份考卷，只给这么一个学生写了这样的批语。他表现如此之差，谁都知道这不是智力的问题，而是态度的问题，难道作为老师，不应该警告他一下吗？
在美国，政治家不能对选民指手画脚，老师不可对学生说三道四，“政治正确”的话语格式，束缚了教育者的手脚，使他们不能告诉学生一些基本的是非善恶。于是高二的孩子，还不懂什么是抄袭，家长却在那里振振有词。如此下去，教育的基本水准如何可以维持？
不过，这并不是说无法维持基本水准的美国教育，也无法造就高水平的人才。道理很简单，好学生不用督促也会用功，而且美国给他们提供了无与伦比的学习条件。更重要的是，多元、自由的教育制度给优异之士提供了最充分的发展空间，使他们能够掌握卓越的技能来应付异常复杂的社会。美国大学录取学生，注意学生在种族、文化、经济等背景上的多元搭配，并不仅仅盯着分数。这一政策，也不仅仅是照顾黑人、穷人的问题，而确实有助于提高教育质量。记得刚进耶鲁时，笔者上一个讨论班，阅读的是一篇民国时期上海妓女的研究。同班的大多是些连黄河、长江都不知道的本科生，中国的事情实在不知从何跟他们讲起。可是一讨论，就发现不仅是笔者本人，连教授也处于下风。一位不足20岁的女孩问大家如何理解妓女的价值观念、阶层意识，没人能给予满意的答复。于是她告诉大家她从小就是和妓女们一起长大的，然后滔滔不绝地讲起自己的观察，听得笔者顿开茅塞。这样的多元性，在东亚很少见。你若观察日本那些单靠分数录取的大学生，就会发现他们对社会问题的理解比美国学生狭窄简单得多。
美国的大学生一般在头两年不用决定自己的专业，甚至高年级时的专业也与自己未来的事业无直接关系。我当年的一个同班同学本科读的是历史，毕业后却上了医学院。其实，他早在选历史作为自己的专业时，就已想好将来读医学院，并不是临时改变专业。这样的例子，在校园里司空见惯，没有人会感到一点惊异。在中国人看来，这么读书，简直是浪费，只能使学生博而不专。然而，你若有些实际的生活体会，就会觉得这种教育是多么可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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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没有基准的优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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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妻子去看病。医生见面先自我介绍，聊聊家常，当知道她是一个中国人在这里学日本文学时，马上和她讨论起南京大屠杀的问题，让你感到双方有许多共同语言，病人与医生之间，一下子就有了信赖感。再看看东亚又如何呢？中国的大夫不用说了，在日本这样的发达国家，你去医院从来别指望医生会主动和你握手，更不用说聊家常了。在美国，大家平等，医生对病人并没有无可置疑的权威，你必须自己去赢得病人的信赖。有些人文训练，不仅能使你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对你和病人打交道也有帮助。而日本的医生，常常让人想起电影里的宪兵队长，你不过是他权威之下的一个有问题的东西，而不是人。我两岁的女儿，在美国一路过医院就喊着要进去看看她的医生；可是在日本，她一见医生就哭，乃至有了些心理问题。以美国的标准看，你若是连这么小的一个孩子的信赖都无法赢得，还当什么大夫！
美国社会是由公民组成，而非由社会工程的“零件”、“螺丝钉”所构筑。教育要先塑造人，然后再谈专业，否则你不知道如何把专业技能用到人身上。所以，教育首先是人文教育。布什当年在清华讲“大学不仅是培养技术人员，更要培养公民”，正好道出了美国教育的精神，对那些在苏联模式下被当零件锻造而又自以为是的“精英”，是很恰当的一课。学生从一开始就要培养如何对自己的生活作出选择，而不是在一种高度专业化权威主义教育体制和哲学下，掌握别人需要他们掌握的技能。教育与训练的最大不同就在于，教育不仅传授着知识，更孕育着一种源源不绝的人文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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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军突起的耶鲁商学院(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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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阿富汗的山洞里过了几年，出来后突然听到有人称耶鲁商学院是全美商学院中的“五大名校”之一，你也许会吃惊得从椅子上摔下来。就是在几年前，耶鲁商学院还被视为一个不伦不类、去向不明而只会靠着耶鲁大学这块牌子撑门面的二流学院。如今，在美国商业界和教育界，已没有人可以不正视耶鲁商学院的崛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