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鲁商学院(SchoolofManagement)简称SOM，创建于1976年，校龄不及有300年历史的耶鲁大学的十分之一，在强手如林的美国各大商学院中，也不过是个刚学走路的孩子。作为一个后进要与传统悠久的学校竞争，首先要解决两个问题： 一是如何办出特色，而不是简单地在众多的商学院中再加一个；一是如何建立传统，使本校能在同行中形成一股势力。
不幸的是，在开始阶段，这两个问题解决得都不好。为了办出特色，创建者别出心裁，立意要为公共事业和私人企业两方面培养人才。这样，一方面可以与只顾为私营企业培养人才的传统商学院划清界限，另一方面也少一点铜臭气，与一向强调人文学科的耶鲁大学显得更和谐一些。当时的校名是组织与管理学院(SchoolofOrganizationandManagement，这也是SOM这一简称的来源。在耶鲁提起商学院，没人会说BusinessSchool，大家只说SOM)，授予的学位是MasterinPublicandPrivateManagement(简称MPPM)，目的是强调对非营利性机构和公共部门的服务。
然而，这一独树一帜之举实在有些立意太高，不切实际，使SOM独特到了怪异的地步。SOM培养出来的学生到了商界，被视为缺乏必要的商业训练，难以应付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到了非营利部门，则被视为铜臭气太浓。在１９80年代，有人干脆把SOM戏称为SchoolofDisorganizationandMismanagement(乱组织胡经营学院)。1994年，校名中的Organization不得不被去掉，成为现在的SchoolofManagement。
特点创不出来，建立传统就更是无米之炊了。传统是靠年头堆出来的，刚刚建立的学校怎么可能有传统呢？但传统对于一个学校的成败又至关重要。传统长的学校毕业生多，校友的捐助就多。更重要的是，校友们在生意场上形成势力和网络后，会提携后进，使日后的毕业生好找工作。几年前，一位在华尔街拿到工作的耶鲁学生对笔者诉苦，说耶鲁在美国政界、司法界权力赫赫，唯独在生意场上关系不多。先不说商学院办得太晚，目前没有什么校友得势，大学本科的相关专业，也只有经济学这么一门，太宽泛，太理论化，不像有些学校有金融、管理等许多具体专业，结果自然影响耶鲁学生在生意场上的运气。总之，学校没有特色和传统，学生打不出去，这么一个弱学院在耶鲁这一精英大学中的合法性就会动摇。1996年，耶鲁校长RichardLevin明确了他的最后通牒：“SOM要么成为一流的学校，要么就不要这样苟延残喘。”
所幸的是，1995年JeffreyE．Garten成为SOM的第８任院长，这一任命改变了SOM的命运。此公在克林顿政府中曾出任负责国际贸易的商业部副部长，并且是一位在华尔街从事国际投资的银行家。他首先把SOM的学位从古怪的MPPM改成传统的商学院学位MBA。他强调：“我们是响当当、硬碰硬的商学院，97%的毕业生都要进入商业界。不过我们依旧与众不同。有相当一部分学生，将来会在某个时期服务于公共与非营利机构。我们会为他们向这方面发展提供必要的技能训练。我们要为未来的企业界和社会两方面培养领袖。”换句话说，要先加强基本的商业技能的训练，然后在此基础上发展自己的特点。
本着这一精神，他主持了对课程的全面修整，重点加强会计、市场、金融、战略、管理等几个传统基础课程，同时招兵买马，加强师资力量。几年内，SOM的师资力量扩大了42%，实力大增。有9位资深教授最近离开哈佛、康奈尔、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CarnegieMellon这样的一流商学院而加盟SOM。最近从哈佛挖来的大名鼎鼎的FlorencioLopezdeSilanes说，他之所以决定离开哈佛而拒绝其他名校许诺的教职而来到耶鲁，主要是SOM已经是美国商学院中的五大顶尖学校之一，而SOM的师资已足以和哈佛与斯坦福抗衡。GeneralGeorgeRogersClark讲座教授DickWittink在康奈尔干了17年后也加盟SOM，理由是耶鲁的综合优势和SOM对研究的重视。
在耶鲁校方的大力支持下，SOM于1998年创建“领袖论坛”(LeadersForum)，把企业界的领袖人物请到校园里来；1999年再创“国际金融中心”(InternationalCenterforFinance)，从事环球金融业务的研究，并建立经济与市场的数据库；2001年又成立了一个有150万美元资金的由学生经营的风险投资公司，可以在当地进行投资；同时还成立了一个ChiefExecutiveLeadershipInstitute，集思想库和教育中心为一体，使世界企业界领袖可以交流心得。２００２年，世界银行的总裁JimWolfensohn参与创办了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CorporateGovernance，隶属于“国际金融中心”。这一机构将与耶鲁法学院和由墨西哥前总统Zedillo(耶鲁毕业生)领衔的耶鲁“全球化研究中心”合作，研究世界范围内的企业规制(CorporateGovernance)。目前，这样的机构只有很少几个商学院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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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军突起的耶鲁商学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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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鲁位于康州的小城纽黑文，距纽约要开车两个多小时，读文学、历史是个世外桃源，学经营管理，未免离生意场太远，妨碍学生和世界金融中心、企业界领袖的接触。然而有了上述的项目，SOM一下成了企业界的一个思想中心，企业界领袖出入频繁，使学生眼界大开。然而，Garten并不满足于此。他首创了SOM巡游团(SOMontheRoad)，亲自带领学生走出校园，利用自己的关系网络，不仅让学生开开眼，同时也把学生推荐给外部世界。1998年，即他上任的第三年，他带领一小组学生访问华尔街的纽约证券交易所，以向学生展示华尔街的幕后运行。在交易所转了一上午后，他们得以和证券交易所的主席RichardGrasso共进午餐。以惜时如金著称的Grasso与这些学生聊得过于高兴，以至让一位外国的财政部长等了他半个小时。最后，所有的学生都从Grasso那里拿到一份工作。
这一午餐，被视为SOM历史上的转折点。没有传统、没有显赫校友提携的SOM毕业生，终于引起了企业界的重视。SOM在美国商学院中的排名也扶摇直上。比如在2001年4月《华尔街日报》的排名中，SOM名列第三，竟超过了显赫的哈佛商学院好几位。《华尔街日报》的排名主要体现毕业生雇主的意见，这种“老板意见”可以说与学生的前途最为相关。在2001年Forbes的排名中，SOM排第6名。Forbes的排名反映的是受雇者的意见，即那些商学院的毕业生工作以后，对自己上商学院的教育投资回报的评价。《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则是综合性的，从考试成绩、师资力量、学校声誉到课堂规模等等无不算分，牵制因素甚多，因而一般学校进了这个排名后，位置很难大幅度移动。但SOM在1996年作为第19名的学校，2001年跳到第12名，从2000年到2001年间竟一下子上升4位，虽然今年降至第13位，但仍是上升的势头最为强劲的商学院。盛名之下，进SOM变得越来越难了。1995年，申请SOM硕士学位课程的人只有1400，32%的申请者被录取；到2000年，申请者多达2446，录取率降至17%。在同期内，来SOM招募雇员的企业增加了60%。2000年，21%的SOM毕业生就职于咨询公司，39%就职于金融机构，25%投身于IT产业，13%进入制造业，2%服务于非营利机构或公共领域。
在传统的商业领域站稳了脚跟，SOM也进而能够保持和发扬自己的特色。SOM建校的哲学是不仅要让学生学会做生意，还要教他们如何服务于社会。这一理想在刚起步的小学校会显得大而无当，但如今SOM已经是个一流名校，自然有权威在商学院的教育上发出不同的声音。SOM由于其强调社会公益高于企业赢利的哲学，曾被称为“反商业学院”(Antibusinessschool)。但在当今的后安然时代，这种强调企业运营中社会公益的信条正可谓生逢其时。
用管理学与经济学讲座教授SharonOster的话来说，“社会企业观”或“社会经营观”(socialentrepreneurship)是SOM的立足之本。根据SOM的哲学，所谓公共、私营、非营利机构之间的界限是人为的虚假概念，而SOM的教育就是要打破这些传统的界限。Garten院长强调：SOM的长处是在于训练学生理解“企业经营的人性的一面”，即“如何领导，如何与人打交道，如何组织自己的班子和团队，以及如何评估结果”。一句话，企业的领袖同时也是社会的领袖。因而学生不仅要理解企业，更要理解社会。像SOM的InternationalInstituteforCorporateGovernance，就是致力于研究企业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企业运行的基本游戏规则，以及如何规制在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为了达到这样的教育目标，SOM利用耶鲁大学固有的人文学科优势，借花献佛，突出多学科的训练。领导“国际金融中心”的金融与管理讲座教授WilliamGoetzmann指出，他的中心的成员许多来自耶鲁法学院、经济系、历史系、心理系和人类学系。而上述院系都具有美国超一流的水平。SOM为鼓励学生利用耶鲁的这些优势，容许学生在SOM之外的耶鲁各院系选四分之一的课程，并和耶鲁医学院、法学院、护士学院、神学院、戏剧学院、林学院(包括环境科学)等建立了一系列联合学位课程。比如最近SOM的管理与环境联合学位，被AspenInstitute和theWorldResourceInstitute出版的BeyondCreyPrinstripes2001： PreparingMBAsforSocialandEnvironmentStewardship评为最优秀的课程之一。
这种“社会经营”的理念，使SOM把经营意识扩散到一些人们意想不到的领域，站在了开拓经营思想的前沿。比如，最近耶鲁的一位应届毕业生刚接到伦敦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艺术史系博士课程的录取通知，但她突然改变计划，明年将到SOM就读，同时不放弃自己艺术史的博士梦。她在读第一年商学院的同时，将继续艺术史博士课程的研究。这位学生的志趣是当一位博物馆馆长。目前的博物馆产业，正急需既有经营管理背景又有艺术史训练的人才。于是她破天荒地在两个大学同时攻读学位。
除了利用耶鲁的人文优势外，SOM还严守耶鲁的另一传统： 小而精。在美国精英教育界，有一句老话：“耶鲁的教育，哈佛的文凭。”其底蕴是： 哈佛规模庞大，名声在外，但教育还是耶鲁的好。由于规模小，师生、同学之间容易接近，有一种社区精神。一些耶鲁师生提起哈佛就耸耸肩说： 那里有许多诺贝尔奖得主，但和学生有何关系？你反正永远见不到他们。而在耶鲁，你多了不起也得给本科生上课。这些虽是门户之见，却多少反映了耶鲁的特点。据说哈佛法学院因长年被耶鲁法学院压一头，后来花钱请人评估，如何才能取耶鲁而代之。结果评估的结论是： 缩小规模！哈佛法学院的学生总数几乎是耶鲁法学院的三倍。有人称一旦跨进耶鲁法学院的门，就一辈子不用愁，但进了哈佛法学院，只有名次进了前三分之一，才敢说这话。既然如此，为什么要多招那三分之二愁眉苦脸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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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军突起的耶鲁商学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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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M秉承这一精英精神，严格控制规模，每年录取200个学生，而哈佛商学院一年要收900人。由于人数少，一堂课的平均规模只有25人，大课不超过80人，小课可以只有8个人，同学之间关系密切。学校在这种小巧温馨的气氛中，强调同学之间的合作和团队精神，而不是竞争意识。这也更适合SOM所寻求的为社会服务而非为个人利益争斗的教育目标。
除此之外，SOM还领导着全球化的大潮，从人员到训练越来越国际化。其学生中，三分之一是外国人，其中亚洲学生占学生总数的17%。在过去4年中，从中国(包括大陆、香港、台湾等)招收的学生，每年有15人左右。而SOM和耶鲁的全球化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中心合作密切。“9·11”后，美国意识到不能无视第三世界的苦难，加大了对外援助的规模。而如何经营对第三世界的援助，远远不能用营利与非营利、“私营”和“公共”这类传统的概念所界定。SOM则正好在打破这些框框、培养综合性人才方面领先于世。
不过说到底，“社会经营”的理念最终还是使SOM在“非营利组织”的管理方面独领风骚。即使《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仅把SOM排在全美第13位，也不得不承认在“非营利组织”这一项中，SOM的教育品质为全美第一。过去有两个传统的观念： 一个是“非营利组织”与生意无关，但正如Garten所指出的，“目前许多非营利组织希望通过投资企业来获得资金，补充慈善事业的经费，但苦于缺乏必要的经营才能而功败垂成”。SOM则是将经营观念推进到"非营利组织”的旗舰。今年SOM又从GoldmanSachsFoundation和PewCharitableTrusts得到450万美元的重金，以资助其“非营利组织”的课程，可谓如虎添翼。另一个传统观念是读商学院两年的花费可以轻易达到8万美元之巨。为了偿还这笔债务，毕业后只能去高薪的金融业中拼杀。SOM则试图改变这一偏见。60%的学生目前接受各种各样的财政资助，SOM试图说服未来的学生： 你可以在非营利机构工作，同时有体面的收入，并能够在10年之内还清上学的债务。同时，SOM还设置偿还贷款的免除计划，为那些毕业后从事公共事业和就职于非营利部门的学生在财政上“保底”。
在社会责任感中做生意！这是SOM的基本信条。这一信条在后安然时代已变得越来越有感召力。SOM的影响力，也因此会与日俱增。
附： 关于SOM的关键数字(以2002级学生为准)：
GMAT平均分数： 696
大学平均分数： 3.5
TOEFL平均分数
纸卷： 646
计算机卷： 277
平均年龄： 28
平均工作经验年限： 5
入校前工作经验
企业： 70%
政府： 15%
非营利及公共机构： 15%
学生构成
男： 72%
女： 28%
美国少数种族： 18%
国际学生： 33%
毕业就职去向
咨询： 21%
金融： 39%
IT产业： 25%
制造业及其他： 13%
非营利及公共部门： 2%
中等年收入
咨询： ＧＡ１Ｅ７146000
金融： ＧＡ１Ｅ７120000
IT： ＧＡ１Ｅ７105000
制造业及其他： ＧＡ１Ｅ７99000
非营利及公共部门： ＧＡ１Ｅ７66000
学费(2001—2002)： ＧＡ１Ｅ７28930
主要雇主
金融业：
CharlesSchwab&Co.
Citigroup
CreditSuisseFirstBoston
CSFBdirect
DeutscheBank
FleetBoston
GECapital
Goldman,Sachs&Co.
INGAetnaFinancialServices
J.P.MorganChase&Co.
LehmanBrothers
MerrillLynch
MorganStanley
SalomonSmithBarney
咨询业：
BoozAllen&Hamilton
BostonConsultingGroup
BraunConsulting
McKinsey&C.
IT业：
CompaqComputerCorp
IBM
Intel
市场、制造及消费产品产业：
AmericanExpress
BristolMyersSquibb
ProterＧＡ１Ｅ７Gam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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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的“转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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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学者的“转会”，即知名教授跳槽，到其他学校另谋高就，抬高自己的身价等等，本不是笔者有资格谈的事情。第一，笔者只是个学生，正在写博士论文，还没有找工作的经验，离能够“转会”跳槽还有十万八千里之遥，对此无从谈起；第二，所谓“转会”，一般涉及许多幕后交易，整个过程颇为保密，所以即使当了教授，谈起这些事情来，大家不免也捕风捉影，除非自己在有关的委员会中。但是，这一问题对了解美国的学术制度又很重要。笔者1995年起在美国从硕士读到博士，因为不成器，至今还未毕业。其间看着教授来来去去，道听途说灌了满耳。虽然真假难辨，但反省一下，毕竟许多话是靠得住的教授说的。有些虽然难以证实，但总体而言，这些道听途说对笔者了解美国的学术制度还是有帮助。思前想后，觉得也许有和国内读者分享之必要。但事先必须说明，不要把笔者讲的认定为事实，最好只视之为是了解事实的一些线索而已。
先说说所谓“转会”所指为何。在美国大学教书的教授们，工资多少人们大概有个数，如耶鲁的助理教授平均起薪为四五万美元，终身教授为8万上下等等(哈佛、斯坦福要高得多，不过那是因为那里生活费用贵得多，不一定是待遇好)，这些都登在报纸上，没有什么好保密的。不过具体到个人，只要这个人是从别的学校挖过来的，你就无法知道他挣多少。一个博士生毕业，拿到个教职就喜出望外，哪里有心思讨价还价？但你若运气好，同时拿了几个教职，就算有了点筹码： 工资可否涨点？课时能否少点？配偶能否帮助安排工作？如此等等，都可以和学校商量，但不能太过分。一来刚刚出道，筹码不多。二来只是个助理教授，以后还要等着学校提你当终身教授，不要先把印象搞坏。
大牌教授就不同了。不久前耶鲁把一个终身教职给了一个普林斯顿的教授。据说普林斯顿听到消息后，立即给该教授买了栋房子，那个教授就不走了。对这一“谣言”，笔者一直不敢轻信，但也不敢不信。一般的规矩是： 你在别的大学拿到一个更好的工作，如果想再抬一下身价的话，就通知本校一声，本校如果想留你，就给你一个对应出价(counteroffer)。你比较一下，如果觉得留下更好，就不用费心搬家了。如果学校只对你说声：“祝你好运！”你就赶紧走人吧。当然也有最后不走的。说了走却不走，也不会像在中国这样丢面子。
美国的学术界如同其市场经济一样，竞争非常激烈，教授的工资也都与市场挂钩。比如医学院、法学院的教授，可以挣到十几万或几十万美元，否则这些人就都去当医生和律师了。文学、历史的教授，一般六七万块也就打发了，反正你也没有本事靠这个手艺去别的行当吃饭。不过就算是在教育界内部，在教文学、历史的这些百无一用的书生之间，市场规律照样赤裸裸地起作用，“转会”时有发生。不过以笔者的观察，这种“转会”和对“转会”的对应，在名气大的学校和名气小的学校有所不同。简单地说，大学校讲竞争，小学校讲稳定。
先说小学校。小学校不会一听竞争就兴奋不已。不久前一位耶鲁的毕业生去一个小学校面试，人家问他的问题是： 我们这里的学生，有一半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来读书，另外一半巴不得马上离开这个“鬼地方”。请问你怎么对付他们？弄得这位在7年的博士课程中装了一脑子“后现代”、“后殖民”的书呆子不知所措。这种学校，不需要什么哈贝马斯、福柯，需要的是能向学生的家长说： 看看，我们有教文学的，有教历史的，有教计算机的，有教幼儿教育的，我们能够满足你们孩子的任何需求。对这些学校而言，雇个教授也是个费钱费力的事情，初选面试就不用说了，最后三四位候选人的校园访问、讲学，不仅要包食宿旅费，而且几个人陪着，要是折腾半天人家不来，第二年整个程序又得走一遍。所以，只要找到差不多的人，学校会鼓励你安居乐业： 给你解决配偶的工作，甚至不给你任何发表学术文章的压力。你没有成就，没人来抢，学校反而有了安全感。
但是，小学校也有咬大学校一口的时候。几年前，耶鲁来了一位日本史教授，三十出头，少年得志。但仅呆了一年，就被蒙大拿州立大学挖走了。后来他又拿到斯坦福的教职，但最后还是没有去，留在了蒙大拿。当他走时，我问他理由，他告诉我： 在耶鲁拿不到终身教职。美国有所谓终身教职制(tenure)制度，比如文科的正教授，都是终身教授，理工科有时副教授就可以是终身教授。这种职位一旦获得，学校无权解雇，甚至无权让你退休，除非你犯罪。而年轻的助理教授们，一般拿到的职位是“终身轨”(tenuretrack)，即虽然先当助理教授，但到一定年份，满足了学校的学术要求，就可以被提升为终身教授。耶鲁和哈佛是两个没有这种“终身轨”的学校。其实像斯坦福，有“终身轨”也很难拿到终身教授，人家的门槛很高。但至少在理论上，你到了年头，就有这么个终身职在那里，尽管也可能你拿不到。但没有“终身轨”，就连这种理论上的可能都没有。比如在耶鲁、哈佛，你到了年头，学术优异，但学校没有终身教授退休，也没有钱新设一个终身职位，那么你多优秀也得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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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的“转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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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是不是在耶鲁、哈佛教了多年后，在小学校拿终身教授就容易些呢？未必。这就是那个去蒙大拿的教授的逻辑。他告诉我： 看看，别的学校都有“终身轨”，那就意味着人家选终身教授时都要从本校在“终身轨”上的年轻教授中选，你在耶鲁干了十年，没有拿到终身教职，跑到人家那里，人家却以本校的低级别教授优先，没有你的份儿，到头来你什么也不是。索性乘现在有机会，赶紧脱身。
此君学术优异，已出了两本书，在同龄人中绝对一流，后来又拿到斯坦福的“终身轨”，但还是没有去。理由是那里生活太贵，也解决不了他夫人的工作。蒙大拿生活便宜、舒适，学校又解决了夫人的工作问题，所以权衡再三，还是留下了。从他的例子可以看出，小学校的稳定有其优势。此君能力太强，日后恐怕还是要跳到一流名校去的。但能力若差一点，很可能就在小学校安居乐业了。
大学校则不同，一个教授的去留，有时就决定这个学校的某一学科的兴衰。比如耶鲁的中国史只有3个终身教授，日本史只有1个终身教授(目前空缺)和1个助理教授。如果最好的中国史教授到其他学校，耶鲁中国史的半边天就塌了。而目前由于没有找到日本史的终身教授，日本史几乎就在耶鲁消失了： 没有研究生来报考，报考了学校也没有办法接收。斯坦福的中国史职位也空缺了许多年。几年前一位朋友去报考，人家干脆把报名费都退回来，告诉你根本无法考虑。再比如研究唐诗的宇文所安，他在哈佛，哈佛就是中国古典文学的第一，他若去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就是第一——一个人定天下。所以，特别是在一个小学科，你可以看到因为一个教授的去留，一个系从顶峰跌到谷底。哪个学校敢大意？
正是这种严酷的竞争，在一些学校创造了严酷的制度。哈佛、耶鲁的低层教职不设“终身轨"，便是一例。这种制度背后的理论是： 我们是世界一流的大学，我们的所有教授都要是世界一流的。当一个终身职位空出来后，就得招天下豪杰来“打擂台”，最后的胜者拿到这个职位，绝不能从自己的低层教授中选一个，因其教了十年书，辛辛苦苦，学术成就也不错，于是就授予职位。因为你若不挑最好的，年长日久，你的学校就不是最好的了。所以，当你在这种学校当了十年左右的低级别教授，该评终身教授时，首先要看有没有空缺，如本领域的教授退休或另有高就；如没有，你只好走人，就算你是本领域的头号明星也没用。如果有，那你就得和天下豪杰竞争。哈佛的低层教授最终能在本校拿到终身职位的，只有30%左右。怎么挑最好的人呢？理论上，是学校发信给有关学科的知名学者，让他们写出他们认为的本领域的顶尖学者。可想而知，每个人的意见都非常不同。不过等把这些专家的意见汇总齐了以后，大概还是可以选出几位领先的人，你可以排个座次。然后从第一位开始请起，不得已而求其次。当然，学校还都公开广告招聘，你要觉得有实力，可以自报家门。最后从众多的候选人中选出三四位，请到学校访问、演讲，进行最后的竞争。
不过，这只是理论而已，实际情况远比这个复杂多了，其中当然有人际关系问题。你若跟本校教授合不来，即使学术上好也未必能入选。因为人家挑选的，是自己要一辈子与之共事的同事，谁也不愿找一个刺儿头来。据耶鲁的一位教授说，当年他来时，评审会里有位教授说： 此人不好，他批评别人的东西时太尖刻。但另一位教授不同意： 这不能算学术问题，你批评别人时也很不给情面嘛！结果，他过了此关，成了终身教授。也正是基于这类经验，一些教授公开在课上对学生讲： 在你没有成为终身教授前，不要批评终身教授。美国的学术自由，从当了终身教授开始。这话不能全信，也不可不信。
更实际的问题，是你看上人家，人家未必愿来。在美国，一个教授在一个学校安家立业非常困难，因为还有个配偶工作的问题。在纽约、波士顿，情况好一些，城市大，机会多，配偶找工作容易。但在耶鲁所在的纽黑文这类大学城，就难办了，城市小，配偶找工作极为困难。最难办的是学术夫妇。即使在大城市，大学的职位也很有限，两人在一个学校或一个地区就职非常难。有些小学校利用这一点，又可以占点大学校的便宜。比如笔者一位朋友本在伯克利教书，丈夫是同校的博士后。伊利诺伊大学想要她，就在她丈夫博士后期满后给他们夫妇两个工作，于是两个人都去了伊利诺伊。
但顶尖学校要个个教授一流，就不能采取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策略。因为一个人一流，并不见得其配偶也一流。据说杜克大学是顶尖学校中比较照顾夫妻关系的，招揽了不少夫妻教授。结果麻烦来了。因为离婚率太高，很多夫妻教授在杜克团聚后，又离了婚。离婚的夫妻，自然不愿在同一学校低头不见抬头见地共事。于是当年拼命一起往该校里挤，如今争先恐后地要从该校逃走。结果可想而知： 这些离婚夫妻中学术比较强的一位，很快就被别的学校挖走了，原来作为配偶被照顾进来的较弱的一位，没有人愿意要，只好留在杜克。杜克成了离婚落魄学者的收容所，真是有苦难言。
所以，理论归理论，现实归现实，再牛的大学，最后也得变通，不得已而求其次。不过，好大学对学术水准把得甚严，找不到人，位置就空着，宁缺勿滥，实在不行就以访问学者充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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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学者的“转会”(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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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严酷的竞争制度，招致了不少批评。有人说没有“终身轨”的制度，对年轻教授不公。此话不假，但不这样就不能保证一流的学术水平。即使在耶鲁这样的学校，选终身教授极严，但草包教授还是颇有不少。所以严格本身并没有错误。往往心肠一软，法外开恩，草包就乘虚而入。要知道，所有已雇的终身教授，都是不能解雇的。谁敢不小心？
另一种批评则更难对付。这派人认为，这种没有“终身轨”的制度，一门心思去挖学术明星。但一个学者最有创造力的时期，是他在没有成为明星的时候。一旦功成名就，往往就失去了创造力。所以，这种制度忽视了最有创造力的实力派，找了一群名气大而正在走下坡路的招摇派，花钱甚巨，但对提高学术水准帮助不大。
哈佛大学的新任校长、前克林顿政府的财长LawrenceSummers就有这种看法。他当年28岁就拿到了哈佛大学经济系的终身教授，是哈佛历史上最年轻的终身教授之一，而且47岁就“衣锦还乡”，成了校长。也许正是因为自己少年得志，他对年轻学者特别看重，认为哈佛不可专雇过了气儿的名人。今年，他连续否决了两位终身教授的任命。第一个受害者是54岁的斯坦福大学音乐教授KarolBerger。虽然哈佛音乐系教授一致通过把本系的一个终身教席给他，但Summers推翻了音乐系的决定；另一位是政府系从剑桥聘请的54岁的政治理论教授IstvanHont。政府系研究了他的著作达一年之久，请了20位校外专家评定他的水准，最后一致通过，但仍没有过Summers这一关。虽然Summers不敢公开说他否决的理由是这两位教授年龄太大(这样说是“年龄歧视”，在美国是犯法的)，但大家都知道年龄是他的唯一理由。这两个否决在校内引起极大争议。Berger教授称，Summers自己的专业是经济，就如同数学、物理一样，容易少年得志，他不理解人文领域需要较长的时间才能成功，一般的人文学者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是50岁以后。Hont教授则称，他本是匈牙利难民，花了好长时间才到了英国，并建立了自己的声誉。因此，他比同行们起步晚十年，如今正逢盛年。说他太老，创造期已过，简直是天大的冤枉。
可见，尽管这套制度引起种种非议，但任何改革同样也会引起种种非议。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制度。就总体而言，这套制度促进了学术竞争，特别是拿到铁饭碗以后的终身教授之间的竞争，为学术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动力。不过，这种竞争不能强调过度。许多教授找到满意的学术环境后，很知道珍惜，并不会为几个钱而轻易放弃现有职位，特别是本校也有对应出价的能力。所以大牌教授虽然流动，但总体而言还是稳定的。
再说一遍，这仅是笔者作为局外人的观察，读者姑且一听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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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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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学中的亚裔与犹太人
近来，越来越多的人把美国的亚裔移民与当年的犹太移民相比。他们确实有许多类似之处。犹太人在美国占人口的2%，亚裔人口与之近似，占总人口的2%～3%。这两个族裔都以头脑聪明、注重读书而著称，在美国的精英教育中表现突出。比如在1990年代末的哈佛大学，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5%左右；唯一能与之接近的就是亚裔学生，占20%。结果，犹太人和亚裔几乎占了哈佛学生的一半，占总人口95%的其他美国人，则只能占据哈佛一半的位置。而非犹太白人虽然占美国人口总数的75%，在哈佛学生中却仅占不到25%，就人口的代表率而言比黑人和拉美裔还惨得多。黑人和拉美裔在哈佛各占8%和7%，其人口在人口总数中各占12%和10%。
不过，犹太人和亚裔在美国政治上的影响力却是天上地下的两个极端。犹太人构成了美国最重要的政治精英集团之一，在政府和媒体中甚有神通。克林顿政府因任用太多犹太人，甚至被称为犹太政府。相比之下，亚裔在政治上还几乎不被看成是美国人，有时甚至有点政治捐款也要被调查。这种政治影响力的差距，正在影响着两个族裔的教育机会。
最近，《华尔街时报》刊登了这样的故事：
StanleyPark，一个韩国移民的孩子，家庭收入极少。3年前，父母离婚，他跟母亲过，但母亲很快得了乳腺癌。于是，他小小年纪，开始给人家当家庭教师，帮助母亲付房租。尽管他用了大量时间去打工，但在大学入学的智能测验SAT中，仍得了1500的高分(满分1600)。然而，当他申请加州大学的伯克利和洛杉矶分校(UCLA)时，全被拒绝。
BalncaMartinez，另一个移民阶层的孩子，也因母亲得了乳腺癌而要打工养家，不过她的SAT成绩比StanleyPark低390分，即仅1100分，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学生，但却被同样的两个学校录取。
为什么会如此？因为BalncaMartinez是拉美裔的后代，StanleyPark则不幸地长着一张“亚洲”脸。
加州大学最近采取了新的录取标准，通过所谓综合评定，来选拔学生。这一综合评定，冠冕堂皇地说要给那些“克服了个人、家庭和心理障碍”(即所谓“生活的挑战”)的学生加分。按照常理，人首先是要吃饭的。贫困应是生活中最大的挑战。但UCLA的前录取部主任RaeLeeSiporin供认，UCLA不把贫困作为一个指标，因为那样一来，好多低收入的亚裔子弟就会进来！
当然，学校并非没有理由。目前拉美裔为加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但在加州大学的学生中只占八分之一。亚裔人口占加州的11%，但在加州大学的学生中却占几乎40%。
然而，这不过是对这些族裔的学生学术质量的真实反映。比如在UCLA，去年被录取的拉美裔学生的SAT的平均分只有1168，而被拒绝的亚裔学生的平均分就比这高，为1174，白人被拒的学生分数更高： 1209。入学的白人学生平均成绩则高达1355，亚裔为1344。以UCLA而论，许多SAT只有900多分的拉美裔都能考入，但亚裔却常常拿着1500的高分被拒之门外。
这种歧视，早在上大学以前就开始了。1994年，旧金山一个学区的华裔中学生曾起诉该学区的教育委员会。当时旧金山的学生被分为9个种族： 拉美裔、其他白人、黑人、华裔、日裔、韩国裔、菲律宾裔、印第安裔和其他非白人，并有规定任何一个族裔在一般学校的学生中不能超过45%，在特别学校中不得超过40%。但由于华裔在当地人口已占了25%，而且退学率甚低，三分之一的高中毕业生都是华裔，结果各校纷纷对华裔学生的人数“封顶”。在当地一个有名的高中，华裔学生的录取线是66分(满分69分)，而其他白人的录取线为59分，拉美裔和黑人学生的录取线仅为56分。后来学区又进一步采取行动，在考试中强调英语，希望把母语不是英语的华裔的分数压低，结果华裔的录取线从66跌到62分，但还是比其他白人的录取线(57分)高出一截。
一般而言，如果一个族裔的学术表现太好，社会对这个族裔的要求就会提高，以给弱势族裔提供机会。这如同围棋中高段选手要让低段选手几个子，没有什么不妥。但是，近来同处于该“让子”地位的亚裔和犹太人，境遇走向却截然不同。
由于美国实行种族平权的政策，各校必须录取够一定的黑人和拉美裔学生，虽然其考试成绩远低于其他族裔，而亚裔成绩好也会被排拒在门外。犹太裔虽然也不免有类似情况，但由于混迹于白人之中，可抢非犹太白人的机会。要知道，白人虽然也受不成文的配额限制，但毕竟占人口大多数，配额的绝对数字还是很高，犹太学生的分数只要高过非犹太白人学生，一般有大把的机会可抢。结果，在如今的常青藤盟校，犹太学生的比例达23%，比其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高出十几倍。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三分之一的学生是犹太人。而非犹太白人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在入学时和犹太人同属于“白人”，名额本来已经受到控制，又因读书远不及犹太人而被大量淘汰。
犹太人在与比自己低一段位的非犹太白人竞争时不必让子，本来已经捡了不少便宜。然而，最近却有一大怪现象，即各大学对犹太学生不仅不是提高标准，反而主动出击，到处搜罗犹太学生。强手不但不让子，反而要占先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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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势力与教育机会(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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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领导争夺犹太学生潮流的，是南方的范德比尔特大学(VanderbiltUniversity)。该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全美大学排名中居第21位，被人封为“小常青藤”之一，是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二梯队，立志早日挤入常青藤的行列。两年前，范德比尔特将常青藤盟校之一布朗大学的校长GordenGee聘来当校长。这位校长上任后，发现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中，范德比尔特的犹太学生比率在前25所名校中居倒数第二，即2%～4%。与范德比尔特在同一水平上的EmoryUniversity和华盛顿大学名次都高于它，而这两所大学的犹太学生比率分别为30%和35%，并且都积极去一些犹太学生集中的精英中学直接录取新生。普林斯顿大学则早在1980年代就特别注意维系与一些犹太人集中的高中的关系。于是Gee校长宣布采取所谓“精英战略”，提高犹太学生的比率，以早日跻身于常青藤之林。
根据对SAT考试成绩与宗教信仰关系的统计，35个宗教的信徒中，在SAT中拿分最高的，是“一位论”教派(Unitarian)的信仰者，平均分为1209；犹太教信徒居第二，平均分为1161；全国平均成绩则只有1020。不过，SAT的考生中“一位论”教派的信仰者只有2354人，犹太教徒则多达27120人，比“一位论”教派多十几倍，成为最大的一个高分群体。于是，为了吸引这批学生，各校不惜争相建立犹太文化中心，开设犹太研究的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