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这种现象之所以出现，绝不能用犹太人学业出众这一点来解释。亚裔同样出众，还是受到抑强扶弱的政策的限制。亚裔与犹太人的不同是，亚裔只是学业优异，在政治上还是贱民，经济上也未得势，在社会上占不到一点便宜。这次亚裔在加州大学受排挤，一大原因，就是近期加州拉美裔人口暴增，成为政治的主要势力，因而得以通过其政治权力在教育上排挤亚裔，提高拉美裔的地位。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已得势，并且不但不像白人那样因种族歧视而有负罪感，反而还因希特勒的大屠杀沾了受害者的光，有要求社会补偿的权利，实在是两头的便宜都占了。一位犹太大亨因为1960年代范德比尔特未能录取他的女儿，指责范德比尔特“反犹”，发誓不捐给范德比尔特一分钱。如今，范德比尔特的亲犹政策让他心花怒放，一年就捐了100万美元。这样的后盾，亚裔是很少能找到的。
美国的民主实际上是一个利益竞争的体制。亚裔受制于儒家文化，讲究谦让、自强，鄙视争逐利益。亚裔的政治沉默，使别的族裔有了可乘之机。也许，亚裔在教育上要争得公平，只有与受压的非犹太白人结盟一途了。这大概也是许多亚裔中产阶级一直是共和党的选民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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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的年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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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海归派杀回故里，洋博士也变得炙手可热了。有巴灵顿大学的博士，有哈佛大学的博士，虚虚实实，真假难辨。杨澜女士当初为自己的夫君吴征辩护时，说他有半年时间在那里废寝忘食地写博士论文，听起来理直气壮。国内三年就可以拿个博士学位，一位奇才半年写出个博士论文，似乎也颇能服人。
那么，在美国拿个博士究竟要几年呢？这当然会因每个人的才干、学科、博士论文的难度和质量而各有不同。记得当年选JamesScott的课时，他拿那些为写学期论文而愁眉苦脸的学生开心，说写东西有时会“容易”得出奇。据他说，当年有一个研究古希腊的才子，在研究院呆了不知多少年，学富五车，就是博士论文一个字也写不出来。但是有一天临睡觉前，突然想起古希腊某大师的著作中有两个关键词一直没有适当的英文解释，他灵机一动，觉得自己找到了美妙的英译，于是坐在案前，奋笔疾书，多少年在研究院学的东西一下子全连贯起来了。他一晚上未睡，工作到第二天晚饭前，大功告成，一共七八十页。教授一看，篇幅虽短，但旁征博引，而且解决了学界多年来的难题。没二话，通过。一个博士论文，前后不到24小时写就！
这类故事，听起来入情入理，没有人敢说是假的。饱学之士动起灵感来，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但研究生们总是把这当神话故事来听，因为没有人相信自己有那么大的才分。博士生过了资格考试，不用选课了，但也进入了笔者戏称的“中年危机”。一位人类学系的学生告诉我，她的系里的学生进入写论文阶段时，总是想干各种别的事情： 想装修住房，想生孩子，想离婚，凡是天下有的事情都想做，但就是不想写论文。换句话说，要挖空心思找些不写论文的借口。
面对这些苦熬数年写不出论文的学生，出版社觉得有钱可赚，于是以耸人听闻的标题，出一些书为你在短期内写完论文提供诀窍，就像国内出的一些百日掌握英语之类的书，专门投那些学不会的人之所好。不过，这类书中，牛皮吹得最大的，也不过是一本《如何在一年内写出博士论文》。大家有时写不出来时，就开玩笑说：“看看那本书怎么样？”当然从来没人信它会灵验，笑话而已。至于半年写出论文，根本就没有人谈过，因为那连笑话也够不上。
言归正传，平均而言，要熬多少年才能拿到博士？不妨看看美国历史学协会提供的数字。一般认为，拿个历史学的博士需要花8年功夫。但具体的数据表明，历史学博士一般都要花9年时间在研究院当注册学生，而从大学毕业到拿到博士的平均时间，竟达11.3年！而其他学科的博士，则要平均当7.4年的注册学生，从本科毕业到拿到博士学位的年头是10.3年。所以，新的历史博士年龄总是偏大，平均34.6岁，其他学科的博士只有33.6岁。
刚看到这一数字，笔者自己先吓了一跳： 怎么会这么长？但看看自己的情况，这一统计数字确实不离谱。我们夫妇两人都在耶鲁读博士，妻子读文学，当时是直接进的博士课程，如今已经花了9年时间。如果想早点毕业，论文的质量差一些，也许第10年能写完。如果想写好一些，怎么也得11年。笔者本人1995年进了耶鲁东亚研究的硕士课程，两年毕业，然后进了历史系的博士课程，如今又已经花了5年时间。估计完成论文，最乐观也是两年后的事。前后一算，在耶鲁拿到博士，至少要花9年时间。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不妨谈谈个人经历吧。拿到录取通知书时，上面写得清清楚楚： 给你6年的奖学金。办的签证，也是照这个日程。按说，6年应该是法定的学制了： 头3年修课，第4年当助教，同时也可以听课、做研究，第5年到所研究的地区作实地收集资料，第6年写论文。
但实际上，这样的日程很难落实。头3年的选课，一般都没有问题，大家都能完成，并在第3年或第4年通过资格考试。但接下来问题就来了。首先是个语言训练问题。我们夫妻二人都先后到日本学了1年日文，钱是别的基金会给的，不算在学校给的6年奖学金之中。这就长出来了1年。一般的美国学生，似乎更需要这种额外的语言训练。美国的大学是通才教育，学生一般语言都学得不精。笔者当助教时教过3年高级中文课，学生中还有几个研究生，但几乎还没有发现有能够用中文作研究的学生。后来又辅导过本科生的毕业论文，发现即使是很好的学生，面对一页简单的中文也会一筹莫展。可以想见，他们若读博士，外语关不是闹着玩的。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表明，美国读人文的博士生最大的问题，就是语言训练不足。
其次是论文的研究。学校的日程是1年，但很少有人能1年完成的。实际上，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离校进行“现地研究”，所拿的经费基本上都是来源于校外的基金会。而许多基金会给的钱，就是支持你1年以上的研究的。所以，在海外呆3年，是很常见的事。而且，这种基金有时还可以连续申请，结果，拖上9年以上并不是太难。
除了这些学术原因外，还有许多个人原因。从20多岁到30多岁这段时间，是人生最关键、变化最多的一段时间。一般的人在这期间结婚、生子乃至离婚等等，博士生们自然也不例外。我们夫妇就是读书期间有了孩子，结果两个人的进度都慢了下来。可想而知，因此半途而废的，比比皆是，女性尤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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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的年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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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博士的时间这么长，对许多人来说是个磨难，中途放弃的人很多，资源浪费不少，而且不能及时“生产”出急需的人才。1960年代初，美国历史协会研究生委员会主席DexterPerkins提出了一个13页的改革建议，要缩短博士课程的时间。1950年代末，历史系的博士生通常要经过7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完成学业，但Perkins的方案要求4年之内完成。具体措施是，第一，提高奖学金，使学生经济上无后顾之忧，专心学习；第二，设法让学生在大学期间作好充分的语言准备；第三，减少博士生的选课量，并把博士论文的题目限定得更小一些，使学生能够有能力在短期内完成。
然而这一目标被证明完全不切实际。首先是语言训练。如今大学的财力比40年前雄厚多了，动辄可以送学子去海外进修。但是随着教育的普及，大学的语言教学也出现了不利于博士课程的倾向。比如，笔者教中文时发现，学生越来越重口语，教学对阅读能力非常忽视。后来才明白，班上的学生没有一个将来准备读博士，大多是准备将来做生意、当律师。他们希望今后一旦到中国工作，大学的语言训练能够帮助他们应付日常生活，没有必要学阅读。笔者偶尔看到赵元任先生几十年前在哈佛大学编的汉语教材，大吃一惊。比如教材中有类似“什么是汉学家”这样的文章，非常文雅，非常学术，比起如今我们在课上做的“他又漂亮又有钱”这类口语练习来，简直是两个世界。也难怪，赵先生当时教的学生，大多要当汉学家，如今的学生，大多是看重了中国所提供的经济机会。教学跟着学生的需要走，很少考虑要读博士的学生的需要。所以即使在大学苦学几年中文，一般美国学生进了中国史的博士课程，为了阅读中文文献，还得补语言的课。
减少博士生选课，缩小博士论文的覆盖范围，则更不可行。博士生未来的主要工作是教书。你若是研究康熙，不能只懂康熙，还要教几千年的中国史，甚至日本史、东亚史。狭窄的训练完全无法使博士胜任工作。在耶鲁历史系，博士的资格考试有三个专业，一个主修，两个副修。其中的两个副修中，一个必需涉及与你主修所研究的地区不同的一个大洲的历史，或一个纯理论性的题目。目的之一，就是要学生知识广博，能够适应未来的教学要求。
不过，Perkins提出的增加对学生的资助的方案，却得以实施。目前虽然有38.3%读人文的博士生是自己花钱读书，但33.2%是通过当助教支持自己的学业，23.8%拿着奖学金读书。一些顶尖学校因为互相竞争，奖学金越给越高。以耶鲁为例，1993年我妻子进校时，拿的是最高的奖学金，生活费也不过9500美元(学费免)，而且只有少数人才有此运气，许多人只有半奖或没钱。如今，所有博士生基本都是全奖，生活费部分高达15万美元，暑期还另有资助。笔者1995年进耶鲁的东亚研究硕士课程时，拿的是最好的资助，即免学费。但两三年后，居然硕士也能拿到生活费。更有甚者，暑期还有各种基金供你到海外作研究、学外语，有时金额一次就高达七八千美元。如此算来，生产一个博士，造价至少得十几万美元。
美国的博士课程，可以在七八年内，把一个幼稚的大学本科毕业生造就成训练有素的学者，这已经是近乎奇迹的事情，再缩短时间如何可能？特别是在历史领域，因为要积累知识，学几门语言，速成就更属天方夜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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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在美国政治中的失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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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什此次访欧，反复声称还没有足够的科学证据支持“京都宣言”的合理性，为美国在环境问题上的立场辩护。然而记者马上追问： 如果按你的标准连“京都宣言”都缺乏足够的科学依据，那么你为什么要推行一个更缺乏科学依据的导弹防御计划？
布什对此避而不答。而丹麦的环境与能源部长却在美国的电视台上反唇相讥： 你可以找到科学家为你证明吸烟与肺癌无关，或者HIV不会导致艾滋病，但98%的科学家不这样认为。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发达国家的科学院都已证明： 工业污染已导致了地球的“温室效应”，如不加控制将对人类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布什如此戏弄科学界的意见，使许多美国科学家认定他的政府对科学全无兴趣。科学家们一向因政见不同而“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但正如麻省理工学院致力于研究美国科学与联邦实验室的文化人类学家HughGusterson所指出，目前不管主要的科学家们政见如何，他们都普遍反对布什的政策。更有专家认为，科学对公共政策的影响，在布什政府中已降低到一战以来的最低点。迄今为止，布什还未任命他的国家科学顾问和他政府中几个与科学有关的最高职位。这似乎表明科学对他可有可无。在2002年的政府预算中，大多数研究机构的实质性开支都遭到了大幅度的削减。连老布什的科学顾问、耶鲁大学教授AllanBromley也批评布什对科学投资不足。他指出，布什在有些项目上增加了对科学的投资，但即使在这些项目上，也有明增暗降之虞。如对国家健康研究所(NationalInstituteofHealth)的预算在未来5年增加了一倍，5年后的增长率将与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步。问题是，在研究中使用的高精密材料的价格上涨率，一般会比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增长率高出数倍。以这样的预算根本无法维持现有的研究。目前美国的一些领先的传统领域，已开始被别的国家超过。例如，与“温室效应”密切相关的气象研究，美国已落后于日本和欧洲。美国的气象学家竟因为计算机的功能不足，常常跑到欧洲和日本去借用人家的高强度计算机来检测自己的数据模型。华盛顿大学的大气科学教授EdwardSarachik指出，美国的GDP比英国几乎大10倍，但在这方面的投资却比人家少。而像加州未来的水源这类牵动美国经济命脉的课题，都要依赖这些气象研究的成果。
联邦储备委员会总裁格林斯潘在对国会作证时指出： 近10年来，美国GDP增长的70%乃是技术革命所导致。而从气候变暖到艾滋病等人类面临的全球性危机，无不依赖科学提供解决方案。可以说，今天人类对科学的依赖，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高。但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却一落千丈。
科学家在政治上的失势，是科学家公众形象的变化的一种反映。关于这一点，只要对比一下爱因斯坦和比尔·盖茨就会一目了然。爱因斯坦不仅被公众视为一个科学家，而且他所代表的道德良知，使他具有他自己都意识不到的政治权威，甚至以色列人异想天开地要请他当总统。尽管他衣冠不整，从不取媚于公众，但公众把他视为智慧的象征、人类的先知，以致他自己不得不出来说： 真正的伟人是耶稣基督、圣雄甘地，而我是微不足道的。再看比尔·盖茨，他的创造发明虽然主宰了我们的生活，但在公众眼里，他更多是一个生意人，是世界上数得着的富翁。前克林顿政府还曾对他起诉，称他非法垄断市场，听起来颇像白领犯罪。虽然他衣着整齐，颇能操纵公共关系，但你若把他的名字与科学家的良知联系起来，人们一定会笑你是个疯子。从爱因斯坦到盖茨，科学家的公众形象已从超凡脱俗、不考虑个人私利的圣徒，变成了在市场经济中摸爬滚打的凡夫俗子。其公信度的降低，自然影响到其政治上的权威。
这一变化的政治原因，是世界由群雄并立变成了美国的独霸。当年拿破仑因为未理睬一位科学家的铁甲船的设计，丧失了突破大英帝国海上壁垒的良机，统治世界之梦失之交臂。而20世纪自由世界之所以能最终摆脱纳粹的梦魇，全仗一批犹太科学家逃出德国。1939年爱因斯坦致信罗斯福总统，警告他德国的原子弹计划，这促发了曼哈顿工程。如果这批人为德国效力，自由世界除了对希特勒投降外，怕是别无他途。后来苏美争霸，科学家又“为王前驱"。从艾森豪威尔的洲际弹道导弹计划到尼克松的停止研制细菌武器的决定，科学家的角色都举足轻重。而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实现，更让人感到科学家领导着世界未来。如今美国在世界已无对手，科学家的功能似乎只剩下帮人们赚钱，过去那种被科学武装起来的人类的道德卫士的形象，只能在动画片的未来世界中那些惩恶扬善的“超人”身上才能看到。
更大的危机是，随着学科越分越细，人文传统与科学传统开始分离。当年牛顿的力学，是他的神学体系中的一部分，他因看苹果落地而悟出万有引力定律，是因为他大部分时间是在思考上帝的法则。爱因斯坦亦是一位人文关怀十分广大的思想巨人。今日的科学家，不仅人文训练不足，而且常常几百人结队致力于一个非常细小、具体的课题，造就科学巨人已不大可能。你到美国任何一个像样的大学，都可见到学校班车上载满了外国的博士后和试验员。他们对领导自己课题的教授，异口同声地叫“老板”。“老板”搞钱，这些廉价的外国高科技劳动力做研究，已成了美国科学界的定局。在这种“老板”文化中艰难谋生的外国劳工，不仅成了科学界的大多数，而且他们没有选举权，导致其在政治上的影响，理论上还不如一个流浪街头、目不识丁的无家可归者。在这种情况下，还谈什么科学家的道德良知、社会使命以及公共权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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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在美国政治中的失势(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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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样一个歌舞升平的太平盛世里，像乔丹、TigerWoods这样，其最大的本事就是把一个球放到一个筐子或洞洞眼里的人，要比那些一生致力于思索人类未来的科学家们有大得多的政治资源。然而，人类的未来，将越来越被科学的发展所主导。如果科学家不能在政治上发出自己有力的声音，影响公共资源的分配，全人类都将要为之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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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抄袭与学术规范(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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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太平洋彼岸，两位著名历史学家的抄袭事件，震撼了美国的媒体。
美国一般的公众既不爱读书也不关心历史。这次历史著作的抄袭案之所以在媒体能引起轩然大波，是因为被拎出来审判的两位，是美国最得宠的历史学家。第一位是StephenAmbrose，他总共出过30本书，在最近5年就完成了8本书，内容从世界大战到美国总统，几乎无所不包。他的书一出就被排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最佳畅销书排名榜上居高不下，媒体好评如潮。他的名字，就像名牌商标一样，成为书商经营的大招牌；他本人自然也成了文化名人。另一位叫DorisKearnsGoodwin，是一位致力于研究美国总统的历史学家。她关于肯尼迪、约翰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书都影响甚巨。其中关于罗斯福的一书获得1995年的普利策奖，并从1999年起，成为普利策奖的评委。每次总统选举，或总统作出什么重大决定，她都会上电视现身说法，有时天天都能在电视上露面。她甚至还是哈佛大学的执行董事之一，在教育界影响甚大。
然而，树大招风，这两位大腕写手最近几乎同时被人抓住。据《每周正论》(WeeklyStandard)报道，Ambrose的近著TheWildBlue中有几段与ThomasChilders1995年的著作WingsofMorning中的段落相似得几乎难以区分。比如，在TheWildBlue中有这样一个片段： Up,up,up,gropingthroughtheclouds,noamountofpraticecouldhavepreparedthemforwhattheyencountered： B24s,glitteringlikemica.而在6年前出版的WingsofMorning中，有这样一段： Up,up,uphewent,untilhegotabovethecloud.Noamountofpracticecouldhavepreparedthepilotandcrewforwhattheyencountered： B24s,glitteringlikemica.在处理这一段落时，Ambrose在注释中提及Childers，但没有在文中打引号。最近，Ambrose承认他的书中还“借鉴”了另外两本书。他为此事公开道歉，并保证以后要严格处理书中的引用段落。在宾夕法尼亚大学任教的Childers则要求对方亲自向他道歉，并把一本Ambrose的书从自己课上的指定书目中拿掉。
Goodwin的问题出在她1987年的著作TheFitzgeraldsandtheKennedys上。这本书刚出版时，在《纽约时报·书评周刊》的最佳畅销书排名榜上呆了5个月之久。但据《每周正论》的报道，她这本书中有十几处与另外三本书中的段落惊人地相似。比如在LynneMcTaggert的“KathleenKennedy”中有这样一段： Mrs.Gibsongaveateainherhonortointroducehertosomeofothergirls,hardlyaroutinepracticefornewrecruits.Goodwin除了把Mrs.Gibson换成了全名Mrs.HarveyGibson外，整段照搬到自己的书中。此事本来在1980年代末就被McTaggert抓住，她曾威胁要对Goodwin起诉。Goodwin急忙要自己的出版商与McTaggert“私了”，赔钱遮丑，谁知如今事情还是败露出来。
面临当今媒体的口诛笔伐，两位大师各有说词。Ambrose辩称：“当我写书要借用别人的段落时，我就顺手把句子打出来，然后加上注释。我希望当时我能加上引号。可是，我不是在写博士论文，而是在讲故事。”言下之意，他是在写畅销书，应另有规范，只要加了注释，不应算是太离谱。
经常要上电视的Goodwin态度则好得多。她说：“我百分之百地相信历史学家的职业标准绝不能因为写畅销书而被牺牲。我喜欢注释。注释是为未来的历史学家留下的指针，承认前人在自己领域内的贡献是至关重要的。我这件事发生在15年前，那是我第一本大型历史著作，长达900页，注释有3500个，完全是用手写出来的。遗憾的是，我的注释系统被证明不那么牢靠。我作研究时的阅读笔记都是用手写，并注明从他人书中抄出来的段落的来源；同时，我也随手写下自己的评论和感想。我的书就是在这些笔记的基础上完成的。书稿完成后，我对从300多本书中引用的段落再检查了一遍，保证注释和引号没有错误。可惜在这一复杂的过程中，出了几个错误。当我第一次被抓到时，感觉实在很坏，急忙与人家私了，不想为自己的几个疏忽去面临整个世界的审判。但15年后，这件事又回来了。我绝不是抄袭，而是忙中出错。事实上，我的书中到处都引用这些作者的文字，我不会傻到要存心漏过其中的几个注释。这是个技术错误。我相信我不会再犯。”
然而，这些辩辞并不能为媒体完全接受。一位批评者尖锐指出，Goodwin是负责监管哈佛大学的校执行董事会的成员之一。在哈佛大学发给一年级新生的学生手册中明确写道，如果你引用别人的东西不加引号，就属于抄袭，不管你是有意无意，也不管你加不加注。有没有引号，这是决定是不是抄袭的关键。如果你是一个18岁的哈佛大学新生，犯了这一错误，你会受到严厉的惩罚。你可以被要求离开学校两个学期，丢掉你挣到的所有学分。你在学校的个人档案上会留下不诚实的永久记录。我们为何对大学者就要法外开恩？Goodwin的辩护者们则称这件事只能说明了犯错误是多么容易。已开始用计算机写作的Goodwin本人决定在作研究笔记时严格把自己的评论和引用的段落分记在两档里，以免未来再忙中出错。她甚至于3月3日致信普利策奖的评委会，主动要求退出这一新闻界最高奖的评委会。理由是由于媒体的压力，她已感到自己无法胜任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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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抄袭与学术规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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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brose引起的不满则更多一些。有些学者指出，一个人不可能在5年内认真写出8本书来。那么大的产量，其实就是学术不严肃的证据。他简直把自己的书房变成了作坊，完全被金钱所驱动。事实上，由于Ambrose的书畅销，出版社频频向他施压，要他提高产量。他一度表示封笔退休，但出版社又拿出新的“物质刺激”，保证作坊的继续运转，而在抄袭之事被揭露之后，也拒绝把书撤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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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环保的“科学异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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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秋，丹麦奥尔胡斯大学(theUniversityofAarhus)政治学系的一位年轻副教授BjornLomborg出版了一本题为“TheSkepiticalEnvironmentalist”的书，在全球环境问题的辩论中引起轩然大波。Lomborg自称并无环境科学上的训练，只是一个统计学家。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本是基于他的“左翼绿色和平”的立场，挑战对环境保护运动提出质疑的经济学家JulianSimon。谁知当他把统计资料搜集齐全后，发现所有的数据都在支持他要挑战的Simon。于是，他背叛自己的立场，一鼓作气写出一部反环保的著作，试图戳穿他所谓的环境保护运动的“祷文”。从2002年初以来，此书引起科学界的激烈反击和抗议。几家重要的科学和环境杂志，如《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American)和《自然》(Nature)，都邀请专家对Lomborg进行批驳。而《经济学人》则站出来坚决捍卫这一“异端邪说”。据说Lomborg到牛津大学宣讲他的新书时，一位学者竟在一怒之下，把一张pie扔到他脸上。但是，不管Lomborg在科学界是多么孤立，不管有多少资深科学家称他是“骗子”，他对科学界方兴未艾的环境运动，提出了迄今为止最有力的挑战。他可以被攻击，却无法被忽视。
自1972年罗马俱乐部出版了著名的《增长的极限》且对资本主义的无限增长的观念提出挑战以来，环境主义者声称人类正面临着如下的大危机： 自然资源正在被消耗殆尽；人口增长将使人类面临着食物短缺；大量物种将消亡；空气和水的污染会愈演愈烈；一句话，人类的活动对自然是如此有害，乃至人类将通过破坏自己的生态环境而自取灭亡。
Lomborg则直截了当地回应道： 自从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出版以来，人类并没有如预言的那样走向自己环境的“极限”，相反，事情在变得好起来。首先，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变多了，而不是变少了；世界人均的粮食产量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具体而言，地球的矿产虽然有限，但不像环境主义者说的那样接近枯竭。从１９70年代以来，大量新的矿产资源被发现。以石油为例，以目前的消耗量来计算，现有的可以用适度价格开采的石油还能供人类用150年。同时，太阳能的价格在过去30年中每10年就下跌一半，并且在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以同样的速度继续下跌。因此，能源危机并不严重。其他非能源的矿产也是同样的状况。尽管在过去50年内，人类对铝、铜、金、水泥、氮、锌等的消费增加了２至１０倍，但根据新增的储量计算，这些原料可供人类使用的年限已被延长。根据《经济学人》的数据，从1845年以来，工业原材料价格指数在扣除通货膨胀因素后下降了80%。市场经济这只“看不见的手”，证明了资源的充裕，而不是枯竭。
1968年，斯坦福大学教授PaulEhrlich出版了一本畅销书《人口炸弹》，预言１９70年代人类将因人口膨胀而面临大饥荒，几亿人将被饿死。这一预言并未兑现。相反，发展中国家的人均农产品拥有量自1961年以来增加了52%。1961年贫困国家的人均日卡路里摄取量是1923，仅够生存，1998年这一数字提高到2650，2030年预计将增加到3020。1949年，发展中国家45%的人口处于饥饿状态，如今这一比率则仅为18%，预计到2010年将跌至12%，2030年将跌至6%。根据世界银行的统计，自1800年以来，粮食价格下跌了90%。
Erhlich的《人口炸弹》还是基于170年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即人口的几何级增长将使线性增长的粮食产量无法应付人类对食品的需求。事实证明马尔萨斯错了。当人们富裕起来后，生育率自然降低。在１９60年代初，世界人口增长率为2%，达到历史的高峰；如今则已跌至1.26%，到2050年预计将跌至0.46%。农业革命使粮食产量的提高，则远远超出马尔萨斯的预见。
不错，随着森林的消失，一些物种会灭绝。但在未来50年内，只有0.7%的物种将灭绝，而非一些人预言的25％～50%。环境污染问题也被大大夸大了，因为许多环境污染是早期工业化的产物，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消失。以伦敦为例，空气污染在1890年代达到高峰，以后渐渐好转。如今伦敦的空气，是1585年以来最好的，保持着工业化以前的空气质量。地球的温室效应虽然存在，但据Lomborg称也并不对人类构成严重威胁。
以上结论，即使是其正确的部分，也不过是修正了一些环境主义者过激的或过时的观点，并不那么惊世骇俗。然而Lomborg接下来提出的解决环境问题的原则，则对环保运动极具挑战性。环境主义者爱谈“极限”，Lomborg把这一概念接过来，为己所用。在他看来，环境主义者总觉得增长有“极限”，却未意识到用于治理环境的经济资源也有“极限”。比如“京都议定书”仅仅把地球变暖的进程拖延6年而已。但是，为达到这一目标，所消耗的费用可高达1兆亿，比为全球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和下水道设施的费用高出5倍以上。Lomborg指出，提供清洁的饮用水和下水道设施，每年可使全世界避免２００万人死亡和另外5亿人得重病。所以，问题不是治理不治理环境，而是在有限的经济条件下，把什么摆在优先地位。为此，他提供了一个拯救一个人一年生命的价目表。根据这一表格，如果通过法案强制要求厂商给汽车安装安全带，那么等于每花69美元就可以救一个人一年的生命。给黑人新生儿作镰状红细胞贫血检查(sicklecellanaemiascreening)，等于240美元就可“买”一个人一年的生命。给妇女作乳房X光检查，等于810美元“买”一年人命。给65岁以上的人接种肺炎疫苗，等于2000美元“买”一年人命。劝告那些一天吸一盒以上的烟的人戒烟，等于9800美元“买”一年人命。促使30岁以上的人吃低胆固醇的食物，等于19000美元“买”一年人命。但是要限定核电场的放射线的标准，等于要花１８亿美元才能“买”一年人命。为橡胶轮胎工场安装苯的排放控制装置，一年生命的价格就会高达２００亿。一句话，生命有价，金钱有限，救人要讲效率，万事都有孰先孰后。如放着100美元能“买”一年人命的项目不管，而在10000美元“买”一年人命的项目上花钱，不就等于赔了另外99年的人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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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环保的“科学异端”(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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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mborg的结论： 西方文明在生态上是完全可以自我维持的。我们在对付人类面临的危机时，应量入为出，运用基本的市场经济规则来选择优先项目。在这个意义上，“京都议定书”得不偿失，应该用那笔钱应付更紧迫的问题。衣食足而后知礼仪。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是发展，而不是制约发展。社会富裕以后，环境问题自然会迎刃而解。
然而，许多批评者们指出，Lomborg没受过环境科学的训练，有意选择对自己有利的数据，他的书因此错误百出，甚至有意误导读者。而且，他常常用西方发达国家的例子以偏概全。比如，伦敦的空气是日见好转，但北京、上海的空气就另当别论了。发达国家严格的环境法，把污染大户都挤到发展中国家，怎么能只看富国而讨论环境问题呢？再者，原材料价格的下跌也不一定反映资源的充裕，因为西方工业大国可以凭借手中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力量，压低发展中国家的原料价格，海湾战争不正是一场捍卫石油价格的战争吗？另外，Lomborg为了否认能源危机的严重性，一方面指出石油的储量尚很丰富，一方面又说太阳能越来越便宜。其实，不仅是太阳能，像风力发电这些再生能源，也价格日降，越来越有竞争力，而这些正是环境主义者在“增长的极限”的压力下不断努力的结果。用环保的果实支持自己反环保的立场，不免有些自相矛盾。不过，他对拯救生命的计价表，却试图重新排列人类面临的挑战的轻重缓急。环境只是这些挑战中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这等于逼着环境科学家们作出回应，证明环境是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而且环保的开销，在这一拯救人命的价目表上，是比较经济的一种。可以预见，在未来几年内，双方围绕这些问题会有一场大论战，孰胜孰败，将大大影响“环保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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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贞操： 新保守主义的性反革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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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5年至10年间，美国南部所谓“圣经带”地区的保守主义社会运动汹涌澎湃，不仅使布什在2000年大选时把包括戈尔老家田纳西在内的南部各州全部赢了下来，而且使南部社会的日常生活引发了深刻的变化。其中，“重当处女”(secondaryvirginity)运动，就是南部基督教保守主义的重要果实之一。自从１９60年代的“性革命”以来，婚前性行为已经成为美国社会生活的绝对主流。大多数人的性经验从中学时就开始，大学毕业时若还没有性经验，就几乎成了怪物，甚至得去看心理医生。最通行的电视轻喜剧Seinfield，甚至拿一个年轻的英国处女开心，最后让她和小肯尼迪(就是几年前开飞机死的那位前总统的英俊公子)上了床。一时间，“处女”这一词汇因在现实中找不到描绘的对象，几乎快成了古英语。
然而，在南部笃信基督教的各州，“重当处女”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展开，并渐渐成为婚前南部新娘们所讨论的中心议题。所谓“重当处女”，就是这些即将结婚的情侣，主动停止他们已经有的性生活，直到结婚后再重新开始，似乎新娘还是处女。
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美国普遍的婚前性行为的社会现实和南部“圣经带”基督教传统对这种性行为的强烈谴责之间的一个文化妥协。婚前禁欲是基督教的传统教诲。在基督教盛行的南方各州，有55%的学区在性教育课程中只讲授婚前不能有性行为。但在东北部，坚持这样老派的性教育的学区只有20%。记得十年前，笔者看到一篇报道，称纽约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回家当着父母的面，把一个避孕套套到了一根香蕉上；父母大怒，质问学校为什么要教一个还没有开始性发育的孩子这些东西。此事笔者曾对一个从纽约来的美国朋友当笑话谈起，她却一脸严肃地说： 你到纽约的学校看看就明白为什么要这样了。难道你让这些孩子都得艾滋病吗？
上大学就更不用说了。一位从中国大陆来的女孩考进了耶鲁，入学第一个“必修课”就是性教育。老师当众让一个男生表演如何把避孕套套在香蕉上，羞得这位大陆的女孩眼皮都抬不起来。几年前，4位犹太保守学生起诉学校，要求离开学校的宿舍。理由是那里的性行为太随便，不仅男女同宿，而且走廊里就可以拿避孕套。他们怕自己经不住诱惑，破了自己的宗教戒条。
不久前，国务卿鲍威尔还在这个问题上引火烧身。他在一次跟青少年的公开电视对话中，语重心长地对孩子们说：“你们在发生性关系时，并不能确切地知道你的伴侣是否有病。你们要学会如何保护自己，要用避孕套，而不要管那些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说教。”结果，布什政府中的右翼大怒，谴责鲍威尔公开与布什“婚前不能有性行为”的道德信条唱反调。一位保守的电视新闻主持人特地重放了鲍威尔的讲话，然后厉声教训道：“国务卿先生，请记住，我们的总统明确地说，要讲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而不是‘不用管’！”
鲍威尔对这种攻击无动于衷。大部分美国人也觉得这些保守派在这一问题上似乎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中。但是，保守主义者们却非常执著。1993年，SouthernBaptistConvention发起了“真正的爱情要等待”(TruthLoveWaits)的运动，号召青少年和大学生签署婚前禁欲的誓言，结果募集了上百万的签名者。
不过，婚前禁欲对于主流社会而言是完全不可能的。当然南部颇有些极端的例子，比如有些农村的封闭社区还保留着婚前绝对禁止性行为的习俗。男方喜欢女方，要向女方的父亲提亲，等父亲同意了，才可能结婚。婚前大家最多拉拉手而已。而女方从来不会在自己的婚姻上有主动的行为。她唯一有的是否决权，即拒绝自己不喜欢的婚姻。不过这种习俗存留的原因，除了当地社会的封闭外，恐怕还有婚龄早的原因。不到20岁就结婚，婚前禁欲也不用禁太久。
但对于高度自立、晚婚并且流动性极大的年轻人而言，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能做到婚前禁欲就不错了。许多年轻人是主动这样做的。比如一位年轻的新娘这样说： 眼看就要在上帝面前宣誓，说“我愿意”(Ido)了。可是整天还在性交，两个人还赤条条地在一起睡，心里觉得有罪。需要停下来，想想更重要的问题。否则两个人一辈子的这种神圣关系，仿佛只是个“性”字。甚至一位离过婚、有两个孩子并已经和未婚夫同居的年轻母亲，婚前也决定停止性行为。尽管他们还住在一起，甚至还同睡一张床，但她所容许未婚夫做的，仅仅是接吻而已，而且她也不再当着未婚夫脱衣物了。
新郎们如何反应呢？大多数对此不介意。其中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一段时间的婚前禁欲，反而可以把自己对未婚妻的“胃口”吊起来，乃至新婚蜜月会变得异常激动人心。
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年轻夫妇在谈论“重当处女”的问题时，大多不愿透露自己的真实姓名，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是他们不愿让自己的父母知道他们已经有了性行为。可见生活在保守主义的幻想中的父母，还是大有人在。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了。
不过，对这种新的性行为模式，许多人甚至包括牧师也不以为然。他们认为，你既然已经性交了，就不再是处女。哪里有能反复当处女的道理？更有批评者指出，这种“重当处女”的运动，实际上是对传统南部白人妇女的一种奇异幻想的复活。在美国内战以前，人们对南部的女孩儿就有着这样的奇思异想： 她们贞节、纯净，可以像女神一样被人们远远地崇拜。南方的男人们可以找妓女，可以和自己的黑奴私通，但南方的女性则永远是神圣的。这一对南部的纯情少女的执迷，在汉密尔顿（Hamilton）的名著《飘》(GoneWiththeWind)中就表现得活灵活现。女主人公郝思佳不仅暗中单恋自己的梦中情郎，而且讥笑一位女友在与情人幽会时“破了肚子”。说来说去，所谓“重当处女”还是满足男人对女人的性幻想的一种手段，也是女孩子提高自己身价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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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贞操： 新保守主义的性反革命”(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