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吾国至谨慎之人也，尝曰：“谨而信。”又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多见阙殆，慎行其余。”然而孔子欲行其道，历聘诸侯。其至匡也，匡人误以为阳虎，带甲围之数匝，而孔子弦歌不辍。既去匡，又适卫，适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适郑、陈诸国而适蔡。陈、蔡大夫，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绝粮，七日不火食。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围既解，乃适楚，适卫，应鲁哀公之聘而始返鲁。初不以匡、宋、陈、蔡之厄而辍其行也。其作《春秋》也，以传指口授弟子，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是其谨慎也。然而笔则笔，削则削。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晋侯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初无所畏也。故曰：“慎而无礼则葸。”言谨慎与畏葸之别也。人有恒言曰：“诸葛一生唯谨慎。”盖诸葛亮亦吾国至谨慎之人也。其《出师表》有曰：“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然而亮南征诸郡，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其伐魏也，六出祁山，患粮不继，则分兵屯田以济之。初不因谨慎而怯战。唯敌军之司马懿，一则于上邦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再则于卤城之前，又登山掘营不肯战，斯贾诩、魏平所谓畏蜀如虎者耳。
且危险之机，何地蔑有。试验化电，有爆烈之虞，运动机械，有轧轹之虑，车行或遇倾覆；舟行或值风涛；救火则涉于焦烂，侍疫则防其传染。若一切畏缩而不前，不将与木偶等乎？要在谙其理性，预为防范。孟子曰：“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汉谚曰：“前车覆，后车戒。”斯为谨慎之道，而初非畏葸者之所得而托也。
［译文］
果敢的反义词是畏葸；鲁莽的反义词是谨慎。理解了果敢与鲁莽的不同，那么谨慎与畏葸的不同也就可以理解了。现在再用事实证明这一点。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非常谨慎的人，他曾经说：“谨慎而讲信用。”又说：“多听，有怀疑的部分加以保留，其余知道的部分谨慎地说出；多看，有怀疑的部分加以保留，其余了解的部分谨慎去做。”但是孔子想要实行自己的主张，游历各个诸侯国。他到了匡地，匡人误把他认作阳虎，派卫兵把他围了好几层，然而孔子却在那儿不停地弹琴歌唱。离开匡地以后，他又先后到卫国、曹国、宋国，和弟子们在大树下练习礼仪。宋国的司马桓魋想杀孔子，便砍倒了这棵大树。孔子只得离去，到了郑国、陈国等国后，又来到蔡国。陈国和蔡国的大夫相约派士兵把孔子围在野外，断绝了粮食，让孔子七天不能生火做饭。孔子照样讲课唱歌。解了陈、蔡的围困之后，他便来到楚国、卫国，最后应鲁哀公的邀请回到了鲁国。孔子不因为在匡、宋、陈、蔡等地遭受的厄运而停止自己的行动。他写《春秋》一书，把他要表达的意思口授给弟子们，认为攻击、嘲笑、表扬、忌讳、抒情、贬损等表达情绪的文字，不应该出现在书中。这体现了孔子谨慎的态度。然而，该写的还是要写，该贬的还是要贬。吴国楚国的君主自称为王，而《春秋》却贬称他们为子。践土的盟会，实际上是晋国国君召来了周天子，而《春秋》却避讳说：天王打猎于河阳。一点也不畏惧。所以说：“谨慎而不遵循礼制，就是畏惧。”这是说谨慎与畏葸的区别。人们常说：“诸葛亮一生非常谨慎。”诸葛亮也是我国历史上非常谨慎的人。他在《出师表》中说：“先帝知道我非常谨慎，所以临去世时把大事托付给我。”然而诸葛亮向南征伐各地，五月渡过泸河，深入到荒无人烟的地方；他率军讨伐魏国，六次出兵祁山，由于担心粮草供给中断，就分兵开垦田地来救济军用。诸葛亮当时并不是因为谨慎而害怕征战。只是魏将司马懿，一方面在蜀国东部依据险要地势屯兵固守，军队得不到交战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在卤城前面登山扎营不肯交战。这就是贾诩、魏平所说的，害怕蜀国军队就像怕虎一样。
况且险情哪里都有。进行电学方面的试验，有爆炸的危险；操作机械，有被轧伤的顾虑。坐车有时候会遇到翻车；坐船有时候会遇到风浪；救火则有可能被烧伤，伺候传染病人则要防备被传染。如果对任何事情都畏缩不前，那不是形同木偶吗？重要的是认识其中的规律，提前做好防范。孟子说：“懂得天理的人，不会站在石墙之下。”汉代谚语说：“前面的车翻了，后面的车就要引以为戒。”这是谨慎的道理，而不是畏惧的人将其作为借口的。
（有恒与保守）
有人于此，初习法语，未几而改习英语，又未几而改习俄语，如是者可以通一国之言语乎？不能也。有人于此，初习木工，未几而改习金工，又未几而改习制革之工，如是而可以成良工乎？不能也。事无大小，器无精粗，欲其得手而应心，必经若干次之练习。苟旋作旋辍，则所习者，旋去而无遗。例如吾人幼稚之时，手口无多能力，积二三年之练习，而后能言语，能把握。况其他学术之较为复杂者乎？故人不可以不有恒。
昔巴律西之制造瓷器也，积十八年之试验而后成。蒲丰之著自然史也，历五十年而后成。布申之习图画也，自十余岁以至于老死。使三子者，不久而迁其业，亦乌足以成名哉。
虽然，三子之不迁其业，非保守而不求进步之诈也。巴氏取土器数百，屡改新窑，屡傅新药，以试验之。三试而栗色之土器皆白，宜以自为告成矣；又复试验八年，而始成佳品。又精绘花卉虫鸟之形于其上，而后见重于时。蒲氏所著，十一易其稿，而后公诸世？布氏初学于其乡之匠工，尽其技，师无以为教；犹不自足，乃赴巴黎，得纵目于美术界之大观；犹不自足，立志赴罗马，以贫故，初至佛棱斯而返，继止于里昂，及第三次之行，始达罗马，得纵观古人名作，习解剖学，以古造象为模范而绘之，假绘术书于朋友而读之，技乃大进。晚年法王召之，供奉于巴黎之画院；末二年，即辞职，复赴罗马；及其老而病也，曰：“吾年虽老，吾精进之志乃益奋，吾必使吾技达于最高之一境。”向使巴氏以三试之成绩自画，蒲氏以初稿自画，布氏以乡师之所授、巴黎之所得自画，则其著作之价值，又乌能煊赫如是；是则有恒而又不涉于保守之前例也；无恒者，东驰西骛，而无一定之轨道也。保守者，踯躅于容足之地，而常循其故步者也。有恒者，向一定之鹄的，而又无时不进行者也；此三者之别也。
［译文］
有一个人，刚开始学习法语，没过多久改学英语，又没过多久改学俄语，像这样学习能够精通一个国家的语言吗？不能。有一个人，刚开始学习木工，没过多久改学金工，又没过多久改学制革，像这样能成为一个好的工匠吗？不能。事情不论大小，器具不论精细、粗糙，想要做到得心应手，必须要经过多次反复练习。如果刚开始做就中途停止，那么所学到的一点东西很快就忘掉了。比如我们小的时候，手与口都没有多少能力，通过积累两三年的练习，然后才能说话，才能拿东西，何况其他更复杂的学问和技术呢？所以人们做事不能没有恒心。
从前巴律西制造瓷器，经过了十八年的试验之后才做成。布（蒲）丰写自然史，经过了五十年的努力之后才写成。布申学习绘画，从十多岁开始，一直到老死都在学。如果上述三个人，刚开始不久就改做其他事情，那么也就很难成名了。
虽然这样，但他们三个人不改做其他事情，并不是因为保守而不求上进。巴律西拿出数百件陶器，多次改建新窑，多次在陶器上涂抹新药，以进行试验。经过三次试验，栗色的陶器都变白了，可以自认为做成了；但是他又进行了八年试验，才做出了上好的瓷器。他又在瓷器上精心绘制花卉虫鸟，这样以后才引起了当时人们的重视。布丰著写自然史，先后改了十一次，然后才公布于世。布申起先师从他家乡的画匠，这位画匠向布申传授完所有的技法，再也没有新的内容可教了；布申仍然不满足，于是就到巴黎去，得到尽情欣赏美术杰作的机会；他还是不满足，立志要去罗马，后来因为贫穷，到了佛罗伦萨后不得不返回，继而在里昂中止了行程，到他第三次出行，才到达罗马。于是他纵情观赏古人的名作，学习解剖学，以古代的雕像为摹本进行绘画，向朋友借来绘画书籍苦读，最终他的绘画技巧大有长进。布申晚年时法国国王召见他，把他供养在巴黎画院。最后两年，他辞了职，又去罗马。他在衰老而得病的时候，说：“我虽然老了，我精益求精的上进之心却更加强烈了，我一定要使我的绘画技巧达到最高的境界。”如果巴律西以三次试验的结果就满足了，布丰以自己的初稿而满足，布申以家乡的老师所教的和在巴黎所得到的知识为满足，那么他们作品的价值，又怎么能这样显耀呢？这是有恒心而又不保守的先例。没有恒心的人，东张西望，没有一定的套路。保守的人，徘徊于只能容足的地方，而且常常照着原来的脚印走路。有恒心的人，有固定的宏伟目标，而又无时无刻不在向着既定的目标奋进。这就是上述三人与一般人的不同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