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美国当律师》作者：张晓武【完结】
内容简介:
长篇纪实文学《我在美国当律师》记述了年轻的中国留学生张晓武自强不息，33岁即为美国大律师的真实经历，全书以张晓武自述及他的友人李忠效手记相互交替的形式，用平易简洁的文字，如娓娓谈话一般，描绘出庞大的美国社会的内在结构，使你对美国有一个全新的深层次的认识
作者及作品介绍——
我于1960年1月生于旅顺，是父母的第五个孩子，所以小名小五。我6岁时入旅顺的九三小学读书，那是一所地方平民子弟学校。1971年，我上小学四年级时，父亲调到青岛工作，我们家也随之搬到青岛。我先后进入青岛市的文登路小学和嘉峪关小学就读。
1976年考入青岛市重点中学——二中。1978年考入山东大学。1983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攻读美苏全球战略。1986年赴美留学，就读于美国诺瓦（Nova）法学院。
接下来的履历就留待以后再介绍吧。
我在上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并不是个喜欢读书的人。那段时光，正好横跨中国的十年动乱，在“读书无用论”等等奇谈怪论的影响下，我非常不用功，每次考试都是靠了仅有的那点小聪明，成绩还算说得过去。那时候，大陆还在执行上山下乡政策。我当时的奋斗目标就是寻找机会去当兵，这是那个特定环境下部队干部子女逃避上山下乡的惟一出路。
1977年，政府恢复了高考制度，这使我对自己的前途感到了希望，家里人都希望我能上大学。家里的其他孩子都失去了上大学深造的机会，我是惟一一个赶上好机会的人。
法国已故总统蓬皮杜说：人在一生中有时候只能听从命运的支配。
这句话非常适用于我，我从上小学起就赶上了“文化大革命”；就在我将要告别没有学到多少文化知识的学生时代时，却又赶上了恢复高考，这个机会我当然不会轻易放过，于是我开始努力学习。
上中学时，我经常旷课，这使我的物理化学学得很差，我深知这辈子在理科方面不会有什么发展了，无奈之中，只好选择文科——我开始在外语课上下功夫。
其实，我选择外语，有很大成分是因为我的外语老师的影响。
我一直特别感激我的英语老师齐泽明，是她帮助我建立了学好英语的信心。因为上中学时，我英语学得并不好。有一次，齐老师让我念课文，我硬着头皮站起来，心里直发虚——我连读单词都读不好，更何况念课文？
齐老师向我投来鼓励的目光。在她这目光下，我只好一横心，豁出去了，念！
我只好拿出了全部的勇气开始念。
那段课文的具体内容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我只记得当时舌头像是打了结，很不灵活，一段不长的课文，竟念得我浑身是汗，连自己都不知道念的是什么东西。我以为同学们会笑我，我以为齐老师会批评我。但使我大大感到意外的是，同学们没有笑我——也许他们自知不如我吧。齐老师也没批评我，竟大力表扬了我一番。这使我的自尊心得到了很大的满足，同时也增强了自信心，感到自己在语言方面还有天分，于是开始偏爱英语课程。
半年之后，我的英语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竟成了年级的外语尖子。1978年初，我参加了青岛市举办的高初中学生外语竞赛，我的成绩名列全市第二。
1978年7月20日，我参加了全国高校统考。
由于父母的所谓政治问题，我对这次高考没抱太大希望。那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和一人倒楣全家遭殃的事情，当时人们早已见得多了。有好一阵子我整天无所事事，像个游手好闲的“多余的人”。与其说是在等录取通知，不如说是在混日子。
所幸我没有闲得太久，就出乎意料地收到了山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后来我分析，之所以父母的所谓政治问题没有影响到我上大学，主要是因为国内的政治气氛在1978年已经开始改变，知识界、学术界正在萌芽一种新的东西，那就是后来扩大到全国并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大讨论。在这种形势下，我幸运地被山东大学外语系录取，这是我高考时的第一志愿。
我离开青岛去济南上学的时候，我父母仍在被关押之中。经过一级级申请，我获得了一次与母亲正式见面的机会。那个申请程序比到监狱探视还要复杂。不管怎样，我为能见到母亲而高兴。
母亲也为我高兴。她再三嘱咐我：“一定要好好学习，要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不要辜负了我们对你的希望。”
当时，我困惑不解，也很痛苦。我们兄妹五人，谁也没有能力把父母从软禁中解救出来。我原先曾把解救父母的希望寄托到在外当兵的哥哥姐姐身上。可是他们来家以后，除了找专案组抗议，向上级投寄申诉材料，别无他法。看见穿着军装的哥哥姐姐们坐在一起唉声叹气，手足无措，我心里非常失望……
我不知道我能做些什么。
我是怀着几分茫然，几分困惑，离开家，离开青岛，告别我的少年时代的。
~c~t{2}西藏遇险
张晓武自述——
大学毕业后，考研究生受挫，但分配到青岛工艺美术学校教书的那段时间里，领导和同事对我都挺不错的，使我能有一个比较好的心境去工作和学习。我坚持不懈地复习功课，准备再考一次研究生，主攻目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不久，机会来了。
在1983年的招生目录里，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招收一名攻读美苏全球战略的研究生，在1983年，可以想象，这种研究方向，对几乎所有的大学毕业生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报考者如云。在这么拥挤的竞争队伍里，我幸运地被社科院研究生院录取，学业三年。
在社科院读研究生的时候，我已经积累了不少的处世经验，我不再像读大学时那样与人寡合，而是尽可能地与周围的人搞好关系，因此受到各部门的好评。但我仍然把握一点，不与他人谈自己的家庭背景和个人情况。在研究生院，没有人知道我的父亲是干什么的，虽然这时父亲己恢复工作，但我并不想让人知道我是军队高级干部子弟。我知道，父亲的光辉只能为我的外表镀上一层金色，而不能使我锻炼成真金。真才实学还得靠自己。
但意想不到的打击，却等在我向前走的路上。
事情是这样的：东京国际大学给了我们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两个去东京学习国际政治的名额。当时我们所学这个专业的研究生只有两名，所里准备让我们两人去东京学习。入学考试很简单，用英文写一篇文章送去东京国际大学即可，这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我跃跃欲试，兴奋不已。
然而，我高兴得太早了。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我的名额被一个并不是学这个专业的女生挤掉了。出国留学成了我的南柯一梦。我发誓要自己想办法出国留学，而且决不去比日本落后的国家！
从这时起，我开始谋划和设计出国留学的各种方案。
在我谋划设计的诸多方案中，有一个方案是利用假期到国际旅行社去当临时导游，我想，如果有幸结识哪个旅游团里的哪个人，而他又愿意给我作经济担保人，那么我出国留学的想法就可能实现。
这个希望很渺茫，但无路可走的我，并不放弃这微弱的希望。
于是我想方设法，先与“国旅”的有关人士认识，1985年暑假期间，我得到了一个带旅游团的机会。
那是一个20来人的美国旅游团，领队是香港一家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在大陆期间由我负责“全陪”，每到一地，再由当地的旅游部门派一人负责“地陪”。
这个团的旅行路线是：北京——成都——拉萨——成都——西安——敦煌——上海，然后返美。
给旅游团作全陪导游，对我来说是破天荒的第一回。虽然我对自己的英语水平比较自信，但我还是花了一些时间，专门找人学了一些旅游方面的术语，以免出洋相。我暗暗提醒自己：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有人说，中华民族是个输不起的民族，我不知这种说法是否正确，而我却是从不愿意输的。
1985年7月的一天，旅游团从北京启程，我的个人战略方案开始实施。有那么一阵子，我的心里慌得不行，不知怎样来评价自己的这种行为。虽然是蓄谋已久，真的行动起来，仍有些心虚。毕竟是“心怀鬼胎”呀！
由于我的工作认真细致，服务周到，很快得到全体成员的好评。大家都喜欢和我聊天。这时候，我在山东大学学过的英美文学和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研究的美苏全球战策，帮了我的大忙，这个旅游团的成员大都属于美国的中产阶级，他们有文化，懂得文学，也关心世界风云。他们对我——一个中国青年能了解那么多美国的事情感到惊奇，他们对我的非凡的记忆力更是惊叹不已。我对美国诗人罗伯特。佛罗斯特（Robert Frost）
的作品几乎可以倒背如流。我听见他们在窃窃私语：“这小伙子懂得的东西不少啊！”
“我发现他是个难得的人才！”
我注意到说这话说得最多的是那两位年过半百的退休女中学教师，一个叫菲比，一个叫卡西。我还知道她们两个是邻居，和睦相处了近二十年。
我发现这两位老太太都挺喜欢我，说实话我也挺喜欢她们俩，与她们接触不知为什么让你觉得满世界都充满善良，一路上我对她们格外照顾。
我们在拉萨一共停留了七天，开始几天的活动都很顺利，但最后一天时，却遇上了麻烦。
那天，我们乘坐一辆面包车到拉萨市向南的一个皇家的陵墓去参观。返回拉萨的路上，突然下起大雨，接着就出现塌方，车轮陷在泥里边，没法走了。那里正是一个大峡谷，前后都看不见尽头，真正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来往的车辆很少，我们孤立无援，四面楚歌。
当时那里的治安很不好，传说会遇上劫道的坏人。
在那个荒无人烟的大峡谷中过夜，是绝对不安全的，更何况我们第二天一早就要赶去飞机场飞向下一个旅游点，每一地的旅游时间航班都是订好了的，哪一个环节上出现问题就会影响全部的计划。误了行期，客人会不高兴。在这种危难情况下，必须得有一个人站出来把大家组织好，想办法解脱困境。这件事本应由香港来的领队去做，但是这个平时总是趾高气扬的香港人这会儿却缩着头躲在一边，“地陪”是拉萨旅游局派来的，是个刚从北京二外来这里实习的小姑娘，她显然难以担此重任。于是我认为自己该勇敢地站出来，我这个“全陪”嘛，也是义不容辞的。
我告诉大家，谁也不要慌，困难是暂时的，我们一定想办法把大家安全地送回拉萨去。
我们翘首盼望，好不容易等来了一辆过路的吉普车，我顶着大雨，跳下车将其拦住，向司机说尽好话，人家答应帮忙，我先把四个身体不太好年纪又大的美国游客安排上去，让吉普车带走了。
又等了半个多小时，等来了一辆卡车，我又去向司机说明情况，请求他帮忙把我们的车拖出来。可是一连拖断了两根钢缆，也无济于事。我只好请司机利用车上空余的地方把我们车上的几位女士带走。这时一个男游客也抢着要上车，我严肃地喝斥道：“你下来！你也是女的么？”
他可怜兮兮地对我说：“我身体不太好，我也想走……”
女士们上车以后，我看还可以挤下一个，就让他也走了。他向我千谢万谢的，我却顾不得再理他。
接着又等来了一辆卡车，司机答应载上我们，所有的游客都上去了，香港来的领队和拉萨的“地陪”也上了车。我们乘坐的那辆面包车的司机刘师傅是个汉人，看眼前这情况，他特别担心把他一个人丢下，就大声地冲着香港领队直喊：“你们别都走了啊！”
按理讲，“地陪”应该留下，但这位二外来的年轻女学生无论如何也不愿留下；香港的领队更怕死，一再表示他不愿留下。面对这种情况，我说：“你们全走，我留下！”
就这样，我和司机刘师傅留了下来。
不久，天就黑了，在峡谷里只能看到很窄的一片天空。远处，不时有鬼火似的光亮在闪动，我们两人都很紧张。我们把车门车窗都关上，一人拿着一件铁家伙，随时准备应付突然的情况。
刘师傅的胆子很小，一点不像个40来岁的汉子，嘴里老是不停地唠叨：“不会是狼吧……你说如果来了坏人怎么办？如果让他们发现了，咱俩都得完蛋……哎，对了，我就说你是香港商人，也许会留你条活路……”
“如果坏人饶过我，那我一定给你求求情，也留你一条活路……”我故意和他打趣。
我因为组织拖车和疏散客人，身上被雨淋得全湿了，缩在车内直打哆嗦，我们俩把仅有的十几根烟分成两份，节省着抽，用以充饥驱寒，我们一个劲骂“国旅”的人，他们上车走时，让他们捎信派车来拖我们，却迟迟不见援兵。
从下午五点多钟一直熬到晚上九点多钟，终于盼来了一辆过路的军用卡车。车上坐着几个四川兵，他们一看见我们就主动停了下来。
一个年轻军官问我们：“你们是哪儿的？”
我说：“国旅的。”就把我们的经历和他讲了讲，“我们正担心让坏人干掉呢！”
军官说：“我给你们留两个兵，你们来一个人，跟我去拿钢缆。”但他想了想，又说：“不安全，你们都上车吧！”
一小时，我们到了部队的营房，军官派人拿了一根很粗的钢缆，又带着他的兵，掉头返回大峡谷，费了好大劲，硬是把我们的面包车从泥坑里拖了出来。
当时我心里非常激动：关键时刻，还是多亏了解放军哪！
军用卡车给我们带路，一直把我们护送到拉萨城区。回到旅店，已是半夜十二点多了。旅游团的人都没睡，在大厅里耐心而又焦急地等着我们，当他们终于看见我时，便一起跑上来和我拥抱，像欢迎一名凯旋的英雄。菲比和卡西的眼睛都湿了。这种场面令我大为感动。
那位香港领队的表情有些尴尬，大概是因为风头都让我占尽了。
第二天，我们按时踏上了新的旅程。在新的旅程中，我发现大家对我更加热情，只要我提议做什么，每次都是一呼百应。菲比和卡西两位老太太是我的最坚定的支持者。
如果哪位游客偶尔无意地为难了我，她们就马上站出来为我解围。
后来，我们到了敦煌的莫高窟，那里神秘的中国文化，使这些外国游客惊叹不已。
有一次休息的时候，在和菲比的闲聊中，我非常意外地了解到，她竟然是犹太人，这使我对她肃然起敬，并进一步增加了好感。这种尊敬和好感并不仅仅因为我父辈投身的政党的老祖宗马克思就是犹太人，还因为恰好我了解犹太民族的历史和他们的今天。
犹太民族是个不幸而又了不起的民族，在犹太人复国之前，这个民族在世界各地整整流浪了两千年。两千年前，他们被别的民族赶出了濒临地中海的家园，他们的国家从此便从地球上消失了。
据查，中国开封就有一支犹太人的后裔，他们吃一种祖传的死面饼，到一定的日子还去外面过一夜，据了解犹太人历史的人说，正好那一天是犹太人的忌日。这批人是在宋代时从波斯来的，现在已经被中国人同化了。许多历史事实证明，中国人的同化力特别强，这是因为我们民族有一种世上少见的宽容精神。
欧洲的犹太人没有被同化，欧洲各国的主体民族缺乏宽容精神。
除了中国开封的犹太人被同化这种个别现象以外，作为群体，犹太民族没有被同化。
希特勒杀犹太人，不只是宗教的矛盾，而是种族的矛盾。种族矛盾是无法调和的。
在欧洲，主体民族与犹太民族的矛盾是非常尖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也有经济上的原因，犹太人没有祖国，没有土地，只有从事商业等方面的活动，结果很有钱，而主体民族则无钱，所以就有矛盾。
还有宗教上的原因。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上帝的宠儿，是上帝特选的子民。犹太教的经典产生于两千年之前，基督教是犹太教的一个支派，被犹太人称为女儿宗教。《圣经》实际上是犹太教的法典。
政治上的原因更为复杂。一些统治者经常需要替罪羊，需要时就拉出来。犹太人没有被同化，很大程度上是统治阶级主体民族的统治者不让他们同化，对他们进行个体隔离，历史上欧洲有的国家就规定，犹太人上街都得佩戴标志。
犹太人在世界各地之所以能立足于社会，主要有两条，一是有钱，二是有知识。
犹太人和中国人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中国人故土观念很强，犹大人的国家观念很强。
犹太复国主义实际上是民族运动的变种，是反犹主义的产物，反犹主义催生了犹太复国主义。
我把我对犹太民族的认识和理解讲给菲比听，并不是想讨好她，那一刻我完全沉浸在历史里，没有任何的“别有用心”，一个人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拨拉自己的小算盘。
菲比听了我的见解，眼神里充满了我从未见过的光彩，也许就是在那一刻，她决定要认我作干儿子的。只是她没讲出来。
她对我说，犹太人的命运比较悲惨，至今在任何国家里仍是有钱，但没有社会地位，过去到处受迫害，尤其是二战期间希特勒的迫害最厉害。因此他们总结出一个经验，留着金钱财物没有意思，关键是要有知识，有了知识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可以赚出足够用的钱来。
她有一个儿子，当时正在读法学博士，他的全部学费都是她供给的。因为她重视教育。
在美国，一般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18岁以后上学，都要自己到学校低息贷款（年利率在7%-8%），毕业后再慢慢还学费，有的要还三十到四十年左右。所以菲比的儿子是很幸运的，生在一个重知识的犹太人之家，可以免去还学费之累。
有人说，犹太人的特征是斜眼，但怎么斜，谁也说不清。还有人说犹太人上唇短，到底短多少，也说不清。我细心观察菲比与别的美国人的不同之处，却无论如何也看不出来。
我对她说：“犹太人不但家庭观念强，重文化，会经商，而且很自信，是么？”
她点头表示同意。
我说：“有时会自信到自负的程度，三个犹太人在一起，会有四个意见，是么？”
她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显得很开心。
“你这样聪明又好学的中国青年，应该到美国学习学习，你会学到更多的东西。”
她笑过之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
“美国有意思么？也就那么回事吧！”这时我一阵耳热心跳，好像自己心里的小把戏被人识破揭穿。
“美国很有意思的，像你这样有知识有才干的青年人应该到世界各地走一走。”
“我们学校会送我出去的，以后再说吧。”不知为什么，我赶紧把这个话题岔开了。
当时我觉得假若自己想利用这样一位善良的老人，来达到自己出国的目的，有些于心不忍，有些内疚。
她说她非常喜欢我，回美国以后会给我来信的，她仍然希望我能到美国去学习。我定下心来，更加积极地工作，直到把他们送上飞回美国的飞机。
临别的时候，旅游团有一半以上的人哭了，菲比和卡西哭得最厉害。那依依惜别的场面使我久久不能忘怀。
菲比回国以后，很快就给我来了信，信中说：“离开中国特别想念你，每当想起在中国看到的每一处风景，都会看到你的眼睛。我总是不敢相信一个中国学生能够讲那么流利的英语，能够对美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有那么深的了解，还有对美国文学的熟悉，简直不亚于一个美国青年。我老觉得应该给你提供更好的学习机会，不然就会老觉得不安……”
菲比老太太的信来得很勤，每个月起码有两封。她说她退休在家没有事干，给我写信是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她不要求我每信必回，收到两封回一封或收到四封回一封就行。
她说：“不要耽误了你的学习。”
开始她不知道我所在的学校的水平，后来她主动向美国教育部询问有关中国学生如何办理留学的情况，人家问她：这个学生是什么学校毕业的？
她说：“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对方说：“啊，这是中国最有名的学校，就像我们的哈佛大学一样。”
她说：“是吗？”心里十分高兴。
她马上给我写信，高兴地告诉我：“我今天给教育部的朋友打电话，他说，你的学校就跟我们美国的哈佛一样！”
我给她的回信总是闭口不谈出国留学的事。不知为什么，谋划了许久，结果事到临头，却总是难以启齿。我的回信像她在中国旅游时一样海阔天空地神聊。我说我最近又看了很多书，我发现我所学的国际关系，还不如从人际关系开始学起。我看这些国际关系，化小了也就是人际关系，国家的决策部门都是由具体的人来掌握操纵的，某个人的兴趣爱好，可以改变许多国际间的事情……
菲比对我的这些奇谈怪论极为欣赏。她几乎每次来信都问我什么时候才能去美国，学校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安排？最后我不得不去信告诉她，从目前学校的情况看，一时半时出不去。不久我就要毕业了，毕业之前看来不会再有公派留学的可能……
她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说：“学校不能公派，你就自费好了，我给你作经济担保人，如何？”
这当然是我求之不得的，我请她帮我在佛州联系几所学校，并把申请表格给我寄来。
她很快就给我用快件寄来了，今天一份，明天一份，而且里面还夹着美金。不知道她在哪里听说，在中国考“托福”和“GRE”要交美金。她希望我能够考好。
我没有辜负她的希望，考试成绩比较好，“GRE”（美国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和语文加起来满分是1900分，我考了1300，美国人1100就录取。“托福”满分是640分，我考了627.另外我还参加了一门法学入学考试（LSAT），如果集中精力考一门，成绩还会更好。
1986年初，我接连收到了我报考的所有美国大学的录取通知。因为菲比在佛罗里达，所以我报考的大学除了伯克力大学在加利福尼亚，其他大学都在佛罗里达。
~c~t{3}当个美国老板
李忠效手记——
张晓武从法学院毕业后，为了获取实践中的经验，他放弃了在大律师事务所觅得职位的一个难得的机会，而是在朋友的律师事务所里，一下办了三百个案子。如此的积累，给他成为著名律师的通道，如同铺了一条厚实的地毯。他觉得，这是一次成功的自我设计。
于是，当他离开了朋友的事务所后，就毅然地筹备自己的律师事务所。如此行动，可谓“蓄谋已久”。
在佛特劳代堡市与迈阿密市之间，有一座和佛特劳代堡差不多规模的小城——北迈阿密滩市。市内有一条东西向的马路，叫163街。在整个迈阿密地区的华人中间，那是个很有名的地方。在那条并不很长的163街上，有十五家中国餐馆，三家中国蔬菜店，一家中国药店，两家中国旅行社，两家中国针灸医生开的诊所。那条街的两旁，是华人居住区。那里，就像一座“中国城”。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其实是个实实在在的道理。163街的这一大群华人，也吸引着华人律师张晓武。他似乎将这个由自己民族的父老乡亲组成的区域，与自己想独立开律师事务所的蓝图画在一起。
晓武的太太卡萝里从法学院毕业以后，在奥兰多（Oklando）的一家律师事务所谋得一份工作，为使太太上下班方便，晓武很快把家迁到奥兰多。太太主张他也在奥兰多找一份工作，他却认为在奥兰多很难发展自己的事业，他不想离华人聚集地太远，他认为华人所在，是他事业开拓的始点和基础，他的事业的大厦，应从这里奠基。
他的朋友马克。布鲁尼的事务所在迈阿密。当晓武还在布鲁尼的事务所里办理那三百多个疑难案件的时候，他同时把眼睛瞄准了北迈阿密滩。
他是1989年11月20日拿到律师执照的。拿到执照，他便开始着手准备开办律师事务所的事了。
在美国，没有律师执照是不能挂牌开业的。张晓武在没拿到执照之前，只在布鲁尼的事务所里做案子，不上法庭，就没人干涉。但你要自己开事务所当老板，没有律师执照就不行了。其实晓武在下月份就参加律师执照考试了，只因批照过程中出现了一个令人无奈的插曲，竟把他的执照耽误了。
按规定，考试之外，还要有两个熟悉的人证明报考者的品行。张晓武写了国内的一名老师、一名同学的名字和地址交上去，有关部门很快把信发向中国。但是对方却迟迟没有回音。
张晓武去问：“我的执照怎么还没批下来？”
回答：“你的证明人没有回信。”
张晓武心中奇怪，怎么回事呢？忽然他眼睛一亮：“你们的信是不是用英文写的？”
回答：“是的。”
“他们不懂英文，怎么给你回信？”
“哦，对不起，我们忽视了这个问题……”美国的公职人员在自己的疏漏面前，往往是谦虚的。
实际上，被他们忽视的问题并不止这一点。张晓武考律师执照的时候，连正式绿卡都没有。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是个大大的忽视，而这个忽视，似乎又情有可原。因为一般来说，很少有外籍人到美国学法律，偶尔有那么几个，也是家里相当有钱的人，法学院的学费比一般学校要高两倍，普通人家上不起，而外籍有钱人家的孩子到美国学完以后就回国了，更少有在美国当律师的，这些人是冲那个法学院傅士学位来的。拿到学位，就衣锦还乡了，像张晓武这样靠奖学金读完法学院并留下来当律师的外籍人，几乎是绝无仅有。美国人恰在这“绝无仅有”上犯了错误——他们根本没有怀疑晓武的身份，移民局往往是去餐馆之类的地方查没身份的非法移民，没有到事务所查律师的，谁能想象到一个律师会没有身份？于是，张晓武在移民局的印象差里，大摇大摆地当了个没有美国身份的美国律师。
1990年8月，张晓武在拿到正式绿卡之前，接到了移民局的通知，让他去面谈一次，目的是想考察一下他的婚姻情况是不是真正结婚。和他谈话的移民官见面之后不无惊讶地问：“啊，你和我们打了这么多次的交道，你还不是公民哪？”在此之前，张晓武由于经常来此办理移民案件，两人已经很熟了。移民官说：“咱们关系这么熟，不好意思问你什么问题，我就给你办手续吧！”
一边办绿卡手续，移民官好像很随意地问他：“你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
张晓武从怀里掏出一张《迈阿密先驱报》递给他，半开玩笑地说：“你看看，它会解答你所有的问题。”这份报纸用了几乎整版的篇幅，刊登介绍张晓武的文章。移民官接在手里，很认真地看起来。张晓武从他手中接过刚盖章的护照，不无得意地扬长而去。
此后他每次去移民局办案子，这位移民官都对他非常客气，双方工作配合得非常默契。
张晓武有了律师执照后，首先选择自己事务所的最佳地点。在离163街不远的比斯肯大道（BiscayneBoulevard）13899号找到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办公地点，张晓武在一层的最里面租下一间房子，每月租金450美元，接下来便是购置办公室设备。他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去讲派场，只能量体裁衣。购置东西，一共花了不到500美元，加上预交的两个月房租900美元和电话预定金200美元总共1600美元，办公室的准备工作就全部就绪了，看上去居然还挺像个正正经经的办公室。
晓武说：“置办这一切，得力于咱们中国人的勤俭传统，这个传统，并不是迁就贫穷和安于简陋，它会在很少的金钱面前，逼你想出办法，想出最佳方案。这是不是也说明咱中国人能发挥智慧！”
事务所就要开业了，晓武的心里却并不轻松。在此之前，他曾对一些同学和朋友谈起自己要开事务所的想法，大家几乎无不表示惊讶，都说：“呀，你这样是不是有点过于匆忙，资金是不是够？你要考虑到，在开业之前，要有足够的资金维持到六个月左右，这样才敢开事务所，不然，前三个月没有客人的话，你怎么维持你的办公室的开支？”
这些话确是经验之谈，在美国这个鬼地方，没有钱是寸步难行的。
当时，他的太太虽然已经有正式的工作，但因为是新律师，工资不高，太太又习惯于美国人的生活水准，每月生活上开销很大，这使他们不可能有足够的节余来准备六个月没有生意的职业计划。但晓武思考再三，还是坚持要开办事务所，他想在自由竞争的美国开始一次不大不小的竞争。和美国律师竞争，在美国上层社会竞争，这真够刺激的，咱中国人未必就败下阵未，凭本事嘛！他甚至把这场竞争索性当作赌博，人在一生中很多时候就像赌博，你不敢下赌注，还谈什么输赢。
晓武在律师事务所正式开业前，思谋着每一步计划，这时，他忽然觉得，原先在国内攻读美苏全球战略，算是没白学，现在，他该为自己的事业，开始谋略一番了。
开业之前，晓武在当地的《侨声报》上作了一个名片大小的广告，因为没有很多的钱，不敢作太大的广告。但广告却非作不可，于是，就量力而为，作个小些花钱少的广告。广告的内容也很简单。
“张晓武律师事务所”是在1989年12月上旬，第一次广告登出之后正式开业的。那一天北迈阿密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仿佛在预示着张晓武的事业将有一个光辉灿烂的前程。过去，在“参议员楼”里开业的律师都是美国人，张晓武是这座大楼里的第一名华人律师。这个事实很使张晓武自豪一番，连他周围的华人，也觉得挺扬眉吐气。
“张晓武律师事务所”刚开业的时候，没有秘书，只有张晓武一个人。楼里其他干了很多年的律师也都没有私人秘书，房东在这个楼的专门位置上安排了三四个小姐，是大家公用的秘书，她们为所有的律师接电话，这种服务的代价是在每个律师的房租上多加40美金。
对于这些个体律师来说，每天的客人不是很多，没必要雇专职秘书，也雇不起秘书。
张晓武在开业后的头一两个月，每天都有三五个人给他打电话，他们大都是刚搬到佛州不久的华人，主要是询问移民方面的事务。尽管张晓武已经办过三百多个移民案件，并且对移民法的各种细节有所了解，但是也有他对某些问题不太懂的时候。每逢这种时候，他就在电话上对人家讲，对不起，请稍等。然后就以最快的速度，翻书找答案，而后，给对方以准确的回答，这样对方便开始对他有信心，愿意到他的办公室来与他面谈。
根据他的客人的范围和业务的特点，他需要一个既会讲流利的英语，又会讲国语和广东话的秘书。
他研究了当时的行情。一般的中国去的女孩在工厂打工每小时工资5美元；在餐馆打工，能拿些小费的话，平均每月可收入1300美元。他认为以同样的月薪，他就可以找到为他做事的小姐。因为做秘书小姐既光彩又不必像做跑堂那么辛苦。于是他在报纸上作广告。
广告刊出之后，有很多中国小姐来应聘，但是没有一个让他满意的。很多人英语不行，也有人打字不行。更麻烦的是，几乎所有的小姐都没有法律常识。晓武对她们说，“秘书很重要，不仅是接电话、倒水，而且要把每个电话的内容记住，讲明白，比如法庭发个动议，什么时候上庭……”小姐们个个目瞪口呆，她们连“动议”是付么意思都不知道。
没办法，晓武只好“因陋就简”一回了，他选择了一个中文讲得比较流利、英文差一些的女孩吴小姐，她是广东人，当然广东话讲得好，当时的情况是：华人给他打电话的很多，大多讲广东话。她来到事务所之后，晓武很快发现她不是做秘书的材料，她人很好，工作也勤恳，但缺乏灵性，晓武老觉得不满意。
五月份的时候，当地一位姓邱的华人医生给张晓武打电话，说他的女儿大学快毕业了，准备上法学院深造。想到他这里当秘书小姐，熟悉一下律师工作，不要工资都可以。
邱医生是上海人，妻子是广东人，他女儿9岁时到美国，现在既会讲流利的英语和国语，又会讲广东话和上海话。张晓武觉得这样的条件不错，就立即答应说：让她来见见吧！
过了几天，邱小姐来了。个子很高，性情恬静。乍一看，像年纪很小的样子。张晓武先交给她几件事，想看看她的能力。没想到，邱小姐做事很利索，也很认真，接电话时，与客人的对答，也很得体，常常是几句话就把客人吸引住了。邱小姐一拿起话筒，总是先问对方好。听了对方的情况，就会明确地说：“您的问题，张律师当然能解决啦，我给您安排个时间谈一下可以吗？您看下午三点钟行不行啊？……”
张晓武对邱小姐的工作感到特别满意。那段时间，她分担了张晓武过去的许多工作，使他能集中精力做案子。于是，他高兴地把她留下来了。
一楼有一台复印机，是几位律师合用的，离张晓武的办公室有二十多米的距离。邱小姐每次复印文件都是小跑去，小跑回。同楼的律师们都特别羡慕张晓武雇到这样一位积极的秘书小姐，他们对晓武说：“张律师，你的秘书小姐真能干，从不浪费时间，一分钟都不浪费！”
邱小姐中午从不出去吃饭，每天带一个苹果当午餐。让她出去吃饭，她也不去。
邱小姐来了一个月之后，张晓武觉得原来的秘书吴小姐已没事可干了，几次想要解雇她，却总也张不开口。第一次以老板的身份想要解雇人，竟让他为难得倒像是自己做了错事。他心想：这恐怕就是在国内习惯了大锅饭，一提解雇，好像自己就变成了凶恶的资本家了。
但是，考虑来考虑去，不解雇不行。一是工作能力差的人会把工作搞坏了，二是付两个人的工资实际上完成的是一个人的工作量，不如给一个人多加些工资，反更能提高工作效率。楼里的同行都看出来了，他养了一个“闲人”。
张晓武思考再三后，终于咬了咬牙，找吴小姐谈了一回话。
“邱小姐很利索，她什么事情都能对付得了。看来，做秘书要对美国社会很了解才能做，对英文很熟才能做。否则，做起来很吃力，是不是？”他想温和地启发吴小姐，让她听出他要解雇她的意思来。他不愿意像美国的老板那么生硬，那么武断，那么无情。
“是吗？你有这种感觉吗？”吴小姐居然对自己的处境浑然不知。
“是啊，比方说你今天给我传电话的时候，我都搞不清楚什么意思。你跟客人谈话时，又不知道怎么来使我们这个事务所的生意做成，把客人吸引过来。咱们大陆不太注意这方面的工作，以为是无所谓的事情。这叫公关吧，一门学问呢！你不是在美国这种商品经济环境下长大的，这方面的知识和经验比较少。你看，邱小姐就比较能干。……
我现在有个想法：不知道你原来的餐馆还能不能去继续干？“
“没有问题。但是现在如果我回去，排班只能排我三天，另外三天排不上。我就有三天没工作了。”吴小姐说得很坦然，完全没有丝毫的大惊小怪。
“没关系，另外三天还是在这里干，直到餐馆全排满班为止。”张晓武有一种如释重负般的轻松感，他仍不失为一个宽厚的老板，很有人情味地安排了吴小姐另外三天的工作。
吴小姐挺平淡，并不因被解雇而忧愁万分，她认为张律师对她不错，像朋友似的，不像别的老板说炒就炒。
两个星期之后，她就彻底回到了原来的餐馆。
吴小姐是张晓武当老板后第一次炒的就鱼，因而张晓武总是不忘这件事，当时为了辞掉吴小姐，他倒为难得几夜没睡好觉。
邱小姐一直干到八月底。九月，她去上法学院了，这段时间，张晓武的生意很好，各种案子都有，天天拿着手提电话在外面忙。接了案子，晚上都要做到十二点多。
案子多了，律师费的收入也相当可观，经济情况也渐渐好起来。五月份之前，张晓武的车子是“马自达”（Mazda），五月份之后，银行账户上就有了两三万余留下来的资金，即使三四个月没有生意也没问题。于是他精神上第一次感到比较放松，经常出去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一到社交场合，他的“马自达”显得比较寒酸，就想买个稍为豪华一点的美国车，后来他买了一辆八成新的“雷鸟”（HunderBird）。这是一辆两个门的跑车，车内有自动遥控系统，在高速公路上，一按电纽，车就开了，不用踩油门。这辆车买回来时，只开过六个月，跑了二万多英里，猛一看，真分不清新旧。如果买辆新车，得花1万5千美元，而这辆车他只花9千美元就买下来了。开始交1千元订金，另外8千分期付款。这样的消费水准，他已经能承担了。
那段时间，邱小姐帮了他很大的忙，几年过去了，他还是对那段时光记忆犹新。
吴小姐是张晓武解雇的第一位雇员。在解雇吴小姐时，他觉得自己从国内带来的一些意识，在被迫转变为美国人的意识。比如，炒雇员的鱿鱼，看来似乎挺没人情味，但是，身在美国，没有人端铁饭碗，人人都在竞争中沉沉浮浮。你干不了，就不能白给你工资，就得找能干的人来干。因此，竞争是一切变革的动力，包括对人员的变革。人员的变革，就是生产力的变革。当老板，就得学会炒鱿鱼。晓武每每说到这里，感慨颇深，他觉得从炒吴小姐就鱼这件事开始，他原先形成的人情观，有了一种新的变迁，或者叫新的断裂。
但是，他的事业的发展，无不伴随着他对人员的不断选择更换。这就是人才流动吧！
张晓武的事务所开业三个月之后，就在佛特劳代堡市旁边的密罗瓦市（Miramar）
买了一幢住宅，他让太太卡萝里辞掉在奥兰多的工作。在一个周末，他租了一个长型的集装箱大卡车，自己开车，把所有的家当从奥兰多的旧住宅拉到了密罗瓦的新住宅。当时他正在开始作乳胶手套生意，因此事务所的工作很多，忙不过来，他就让太太去管生意，而他则腾出精力专心做案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