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他的雄心仍在律师事务所的扩展上，他时时为实践这一目的而努力。
七月，他办公室隔壁的那个律师由于生意不好，就退了房子搬走了，他便把这间房子租了下来，这样他就有了两个房间作办公室。正好对面是个公用的会客室，与他的两个房间连起来，让人感觉很宽敞。在选择办公室的位置、面积等方面，张晓武是很精心的，他认为，办公环境是客人看到的律师事务所的第一形象，马虎不得。
这也是他对自己的事业进行的设计，可谓精细万分。
八月份，原来的秘书邱小姐因为要去读法学院，不得不辞去秘书工作。不久，他又雇了一位秘书小姐专门给接电话。这个小姐远远比不上邱小姐的工作能力，也只能接接电话而已。
这时候，他的知名度愈来愈高，收入也在不断增加，工作量更是在不断增加，于是他就想：要不要多雇几个人？雇员增加，办公室就要扩大，不仅要给雇员发薪水，还要为他们交纳多种税金，事务所的费用要大大增加。但是，收入能否稳定持续下去，还是未知的，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要精打细算，对事业的发展进行预测，这种预测远比做案子累得多。
十一月份，他终于决定雇一名临时律师，同时他决定退掉现有的房间，而在这写字楼的另一端选择了一个套间租下来。
套、的中间是秘书办公室，左边的大房间是他的办公室，右边的房间给雇来的一位律师。这时候他聘用了两位秘书，一位是美国小姐，另一位是中国小姐，来美国前是北京大学西语系的学生。
那位临时律师是美国人，干了一段时间，张晓武觉得他不行，就毫不犹豫地让他走了。这次解雇，他再没有解雇吴小姐时那样的多虑。接着又雇了一个女律师，这个女人可能是养尊处优惯了。工作干得不积极，往那儿一坐，一个大公司的老板似的，干了不到两个星期，张晓武就又断然辞退了她，这时候炒雇员的鱿鱼早已不像刚开始那样不好意思了。他明白，现在雇人干活，如果对不称职的雇员不好意思，将意味着他和他的雇员都没有饭吃。在美国就是这样，朝不保夕的生存环境吞噬着人们的温情，竞争不容忍温情。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张晓武继续雇人，优胜劣汰，他有了选择优秀雇员的经验。
此时的张晓武，再也不会用人情去阻挡事业的竞争，他已是个熟练的老板了。
1991年底，张晓武的事务所开业两年整，共获得利润20万美元，由他太太卡萝里负责的贸易公司的利润不算在内。
美国人的消费观念是：能挣会花。张晓武入乡随俗，和他的美国太太一起，提高了家庭的消费水平。先把1990年买的别墅装修一新，然后又相继买了两辆高级汽车，这样，加上原来的“雷鸟”，他就有了三辆车。两辆新车的颜色是一黑一白，他对黑与白有一种偏爱，似乎觉得这两种颜色都十分清纯、鲜明，不混混沌沌。
三辆车全是自动的，早晨一开车门，电脑就说：“Good moming（早晨好）。天一黑，大灯自动就打开了。
1991年底的时候，张晓武的事务所一共有四个雇员：古巴裔律师马希雅，美国小姐简妮芬，中国的陈小姐和郭先生。张晓武的大太卡萝里也过来帮忙，加上他自己，有六个人，这样一来，原来的房间有些挤，于是他准备扩展事务所的面积，积他两年来的经验，他特别相信，场所安排得越大，接的案子就会越多，收入就越高。办公场所，是事务所的门面啊！当时这座写字楼的三楼是空的，他就和房东说，准备租下三楼的一半房间，房东提出必须签三年的合同，他同意了。他租下了五间办公室，一间会客室，还有三个小姐工作的地方，一共1500平方英尺。租金每月1500美金。这样的办公场所，会使他的事务所在客人们的眼中，升高一个档次。
办完租赁手续，他便安排人进行装修。而他自己则利用这段时间，到台湾和大陆进行考察，考察的目的是为开拓客源，他相信他的事务所将面临一个较大的发展，他要为这发展做充分的准备，开拓客源是至关重要的一项，当他从台湾和大陆考察归来，也带回开拓的客源时，他的全部人马己在三楼非常漂亮的办公室里办公了，人人都神采奕奕，事务所里一派生机。当时，晓武刚刚31岁，是个年轻的老板。
正如张晓武估计的那样，装修堂皇的事务所，吸引了更多的客人，真可谓买卖兴隆。
而更令他欣喜的是，漂亮的事务所，在吸引客人的同时，也吸引了人才。一位叫徐汉平的年轻人，慕名而来，成为张晓武的得力雇员，徐汉平说：“一年前，我到你们事务所来过。那时在一楼，只有一间办公室。一年之后，我再来，你们已经搬到三楼，而且占了三楼一半的房间，装修得好气派，我想，这个张晓武，真是能干呀，我就决心跟着你干了。”
张晓武把包装当作竞争的一个手段。从一楼到二楼，从一间房到多间房，恰是他事业发达的标志，恰是他从留学生到老板的历程。
然而，在年轻的张晓武正处在春风得意的势头上时，危机却悄悄向他走来。
~c~t{4}也有一段“走麦城”
张晓武自述——
我在法学院读书的时候比较活跃，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文体活动。不论是比我年级高的同学，还是后来入校的比我年级低的同学，我都认识很多。有一个比我高两届的同学叫罗伯特。史莱德，我们俩很熟。他毕业后在一个专门做国际法的事务所找了一份工作。这个事务所有三十几个人，规模算是比较大的，主要是做官税法和贸易法。对史莱德来说，这是个比较体面的单位。他在里面除了做国际贸易法之外，还专门负责做移民法。在美国，做国际贸易法如果不懂移民法会失掉很多客人。好多我国公司到美国做生意，都要同时考虑到工作人员的身份问题，即移民问题。
我当时的客人越来越多，尤其是跑了一趟大陆和台湾之后，开拓了更广泛的客源，好多人都在跟我联系，想到迈阿密来投资。这时我就考虑要找一个在国际贸易方面比较有经验的律师入伙，可以进一步扩大我的事务所的业务。
1992年2月，我从大陆和台湾考察结束回到迈阿密，和史莱德探讨过这件事情，他表示愿意到我这儿来。在他原来的那个事务所，他只是个雇员。而到我这里，我给他近一半的股份，他可以很体面地和我一起做起老板来。
4月1日，他正式到我这儿来了，来的时候，他一分钱也没带。我给他49％的干股，我说：希望你能把你以前事务所的客人带过来。他告诉我，他有这个能力。除此以外，我交给他的就是让他开发在华人市场中现有的国际贸易法方面的案子。
在此之前，我的事务所一直是“张晓武律师事务所”。合伙以后，改成“张晓武。
史莱德律师事务所“。在美国做熟了生意，我已懂得如何保护我自己的利益，于是，我将原有的所有的固定资产全部记在我个人名下，然后以个人名义租给新的事务所使用。
这样做，将来如果出现什么变故，我可以轻易地辞退他。而我的客源、我的资产还是我的。这种自卫手段，在任何商业经营中都是十分必要的。
我跟他签了一个合同，朋友之间做生意也要说清楚双方之间的关系，这也许有点“先小人，后君子”。过去，和朋友有生意上的合作，要签个合同或契约，一开始总有些不好意思，好像朋友之间这样搞很庸俗似的。但我的美国生活的经验告诉我，签了合同，双方互相的期望都比较明朗，不会出现由于不明确责任而引起的不愉快乃至猜忌。
在跟史莱德合作了半年左右，我发现他有这样的弱点。我每个月要付给他5000美元左右，而他的工作付出和带来的效益也不过3000美金。六个月下来，我不仅亏了1万2，而且在他的积极倡议下，我把事务所的门面又加大了一倍，房租也相应要加大一倍。在此同时，他向我介绍了他的一个朋友，是和他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个人是期货经纪人。
布莱德跟我讲，做期货很赚钱，向我提了一个做期货贸易的建议，说需要5万美金的投资。当时找有很多客人，都表示愿意投资和我做生意，我就和一个比较好的台湾朋友王先生说：“我的合伙人建议搞期货公司，需要5万投资，据说能赚钱，你感不感兴趣？”
“行，你看着办吧！”5万元对王先生来讲不是什么大数目，所以他不加思索就答应了。
期货公司的注册申请很复杂，我对王先生说：“我们这一方的付出是，所有法律上的事务由我们负责。”
“行。”王先生十分干脆地同意了。
我对史莱德说：“你呀，就负责把期货公司的法律手续做好。”
他满口答应说，行。然后，他花了很多时间做这件事情。
这时候，我们把整个三楼都包下来了，重新装潢，花了18万美金，这是由房东支付的，我在这个楼里住了将近三年了，信誉很好，每月一日交房租，绝不拖欠一天，所以房东希望我在这楼里继续住下去。三楼的房租是每月5000美金，一年6万，三年正好18万。这样一算，三年之后，房东的投资也就收回来了，可以再把房子租出去。
租房的担保人是我，因为我有信誉。
我在这幢楼里从一间屋子开始，继而两房间——三房间——一个套间，直到从一楼上到三楼，又从五间房，直到租用一半房间，最后是占了一层楼。房东看见了我的发展，对我很相信。而且，当时迈阿密的中文报纸、英文报纸经常宣传赞扬我。
由于我不熟悉搞期货贸易，事务所的事情又忙，王先生在台湾也顾不上，所以我就让史莱德介绍的那位经纪人去搞，而且，我将这个经纪人也算做期货公司的股东，但结果他在那儿胡搞。史莱德也把握不了现状，天天跟在这位经纪人后面瞎跑。
我看出其中的问题后，就对史莱德说：“你的主要精力在律师事务所上，期货公司能做一点就做，不能做就不做。”
史莱德却固执地说：“期货肯定赚钱，一赚就几百万。那样，就不用辛辛苦苦做律师了……”
这样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星期六，王先生从台湾扫打电话，说他要来迈阿密。我借机检查了一下期货公司的账目，一下发现了两个问题，而且有贪污的嫌疑，一是那位期货经纪人给他自己开了一张900元的支票，用于何处，竟没有任何解释；二是他把他原来公司的旧设备搬过来，开了一张350元的支票，给了他太太办的一家按摩公司，说是运输费。按摩公司收取了这笔运输费显然不合适，那么运输费这笔账到底算怎么回事？
我拿着这个账目问史莱德，他解释：是经纪人的内弟开卡车把东西运来的。
我说：“这事应该告诉我呀！再说，怎么这么多运输费？就是雇一个搬家公司也用不着这么多钱哪！再说那900元支票是怎么回事？”
“有个人欠他的钱，写了张支票给我们期货公司，我就同意他拿一张支票。”
“你说人家签了支票给我们期货公司，那张支票在哪？”
“这要问他……”史莱德变得支吾起来。
“你马上给他打电话问清楚。”我强压着恼怒。
史莱德给经纪人打电话，对方回答说“他们没有寄支票来。”其他情况，就支吾着说不清楚了。
我说：“那边支票没有寄出来，等于我们没有收到支票，凭什么随便从我们公司签支票出去？这可以构成贪污罪，在公司法上，我可以告他呀！”
第二天，台湾的王先生就到了迈阿密。我在电话里把这些情况已给他说了，他也很不高兴，说：“这人怎么能这样呢？这样做生意能做成吗？做生意总要以信义为本哪！”
这时候我回顾了一下期货公司筹备的全过程：他们本来说，6月1日公司注册，可以开始经营。后来我发现，到了7月15日，公司还没有正常运转，什么原因呢？公司申请没有获得通过，因为期货公司审得比较严，各种手续很复杂，而且一开始登记的时候，史莱德办的手续也不全，作为公司来说，一开始没有计算好，经营就要亏本，一个月就要亏5万元。
在这种情况下，期货生意还做不做？王先生怀疑史莱德和他的朋友都不可信。但我出于个人的情谊，觉得史莱德这个人还不太坏，完全是被那个经纪人给骗了。
我和王先生研究决定，召开董事会，处理一下这件事情。
我是董事长，会议由我主持，参加会议的有：王先生、史莱德和那个经纪人。我让邱小姐做笔记——她每年夏天放假都在我这里实习，记录的目的是留个见证，我这个做律师的，考虑问题总是要细一些。
也许是慑于董事会的威严，经纪人把所有的事情的真相都讲了，说得上是彻底坦白。
他承认自己出了问题。
我说：“你应该清楚你的问题的严重性，你犯了盗窃罪、贪污罪，我一可以让政府控告你，二可以在民法上、公司法上控告你！”
这时，史莱德却说：“这样对待他，不是太残忍了么？”
我断然说：“一点儿不残忍。”我不能容忍合作者道德的败坏。我也不能迁就史莱德这种是非不分的态度。
会议中间，我把史莱德叫出会议室，严肃地告诉他：“你听着，这个事务所我占51％的股份，我说了算，在这种情况下，你不站在我这边，我马上就辞退你。你和你的朋友一块倒楣！”当时，我已意识到由于我对史莱德的迁就，而给期货生意带来的损失。
他一听，害怕了，再进会议室后，就不讲话了。
我开始斥责那个经纪人。他态度不太好，以前他是橄榄球运动员，块头儿很大，好像没把我这个比他矮的人放在眼里，一副不服气的样子。于是，我变得义正词严，毫不留情地指出他这种行为的本质，他才变得驯服了一些。
我说：“我们要慎重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明天我们继续开会，你回去好好想想。”
经纪人走了以后，我把王先生和史莱德留下来，我对史莱德说：“在这个问题上，你怎么能站在他的立场上，帮他说话呢？钱不是你投的，是王先生投的，我在这儿担保，承担风险，你什么也没付出，没想到你介绍这么个人来搞期货，还迁就他的错误。因为你是我同学，我是想给你个发展的机会，才把你拉过来一起合作，事情做好了，是很有前途的。你看我这几年，从无到有，发展是很快的，你要是不珍惜这个机会，只能说你目光短浅。”
最后，他同意我的意见，这样，董事会一致决定：把经纪人辞退。
那位身材高大的橄榄球队员，面对解雇，只好耷下他的头。
那900美金他退回来了，运输费就算了，他本来也没钱，穷光蛋一个。
后来我们又讨论是否继续经营下去。
讨论结果，我们觉得，既然大架子已经搭好了，该买的设备已买了，刚好注册申请也批下来了，就做做再看吧！
从此以后，事务所的大权和期货公司的大权都掌握在我手里。这时我就没时间再做具体的案子，天天忙于做行政管理工作。
我在心里，仍对是否继续做期货公司犹豫不决。
王先生则说，听他招聘的十几个期货经纪人讲，认为公司很有希望，既然公司已做到这地步，可以再试一下。
但是，这牵涉到一个再投资的问题。把史莱德请来的人赶走之后，那人的股份我都给了王先生，他说：“既然我是大股，我就再出一点钱。”他又出了10万美金。
后来，期货公司仍不景气，虽然赚了七八万，但每月的开销也有四五万，做期货的开销是很高的。买名单，做广告，付电话费——打电话非常多，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关门。
公司停业之后，那边的房租只好全记在我的账下。这是1992年12月的事情。
公司停业之前，史莱德已经走了，他自己也感觉到在我这里继续做下去没有什么意思，就又回到原来的事务所，重新去做雇员。我很高兴他这样做，省得我去解雇他，美国人常有这种自知之明，当觉得自己难以继续任职，很可能被解雇时，他们会主动提出辞职的，我们很友好地分手了，到今天我们还有来往，打打电话，聊聊天儿什么的，也很友好。
我的事务所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从表面上看它依然如故，但实际上经过这一番折腾，我感到已经受了“内伤”，或者说伤了些元气，史莱德一走了事，他不担风险，也不负责任。但搅乱了的摊子全留给了我，我必须重整旗鼓，弥补做期货生意时给我带来的损失。
期货公司12月1日关门，一直到第二年1月份，每月房租5000元，都是我个人支付的；2月份，我找了一家公司，把三楼的一半房间转租给他们，这样，我只付2500元的房租；3月份，我又找人租出去了剩下一半房间的二分之一，我只需付1300元房租。
我与房东签的是三年合同，如果这些空房我租不出去，我就要每月交租5000元。好在我已经租出去了四分之三，房东认为我已经很努力地在走出困境。
由于罗伯特。史莱德的入伙，我把摊子铺得很大。期货公司受挫之后，我面临的形势挺严峻，一旦房子转祖不出去，我付不起那些租金时，房东可以打官司告我，可以要法院把我所有的设备封掉，这样我的事务所就无法正常运行了。我想，如果我能和别人合作，合理地“消灭”我的事务所，这样，假如房东来告我，只能是告我个人，因为那些房子的租约，是我个人担保的，我的工作人员不会因此而受影响，我的事务所的案子也不会受影响，客人的利益可以继续得到保护，于是我思考再三，决心迅速转入我曾设计过的一个方案，即：找一个大的律师事务所，把我的事务所并进去。
1992年11月，史莱德一离开，我就开始考虑我的事务所的生存去向问题。我认真地调查研究了迈阿密地区几个大事务所的情况，他们大部分都有专搞移民的律师。只有贝克-包利考夫事务所没有。
三年前，我从法学院毕业时，贝克已经看中我，由于当时我给自己设计了深入实践的路子，没去贝克的事务所。但贝克已对我有了很深很好的印象。这两年我们常见面，每次见面他都说：“你干得不错嘛！”我自信，如果我对他说我想去他那里，他不会拒绝的。
11月下旬的一天，我和贝克在一起吃饭，他问我：“生意怎么样？”
我说：“我准备和中国大陆及台湾做生意，想找个大事务所合作……”
“还找什么？干脆和我们合作吧！”
这话对我来说，正中下怀。
“咱们另外找个时间好好谈谈。”他十分诚恳地说。
我立即答应了，很为自己将摆脱困难的好运而高兴。
回去以后，我便对入伙后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考虑，并对自己手头的工作进行有条不紊的清理。关闭期货公司，并彻底清理了它的事务，便是做入伙准备的步骤之一。
过了两个星期，贝克给我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谈关于合作的事。我请他定谈话的时间。
贝克把时间定在第二天下午3点。计划谈3个小时，到6点结束。结果第二天一谈，贝克和包利考夫对我的计划和设想极感兴趣，于是讨论起很多细节问题，晚饭也没吃，一直谈到晚上8点钟。
在此之前我不认识包利考夫，那天谈话一开始，是贝克和我谈，我们先在贝克的办公室谈，后来包利考夫参加进来，就又转移到包利考夫的办公室，双方都很愉快，谈得也很成功。
5个小时，谈的内容很多，涉及的方面也很多。
我们决定：把我的全班人马一起带过去，在他们的大事务所里，专门成立一个移民部，由我负责这个部的工作。
谈到我原来事务所人员的工资，一致决定：所有人员工资不变，根据移民部的收入情况，由我提议进行适当调整。
还讨论了，由于客源方面的原因，以后我对外作广告，英文打“BECKER ＆POLIAKOFF，P，A.”中文仍打“张晓武”的牌子。
另外，决定了我的年薪是10万美金。
在此之前，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混乱，我没有对我事务所的人透露任何这方面的消息。直到1992年圣诞节的前一天，我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向他们宣布了我将把事务所并入贝克-包利考夫事务所的消息。当时，大家深感意外，一下都怔住了。
我诚恳地说：“我的这个决定只会对大家有好处，不会有坏处。我已经和他们谈好了，把你们全部带过去，一切待遇不变，只要你们认真地跟着我干，什么时候也不会亏侍大家的！”
随后，我们举办了一个愉快的“最后的晚餐”。
1993年1月2日，我的事务所全部设备和人员一齐搬进贝克-利考夫事务所。
1月3日，我带着我的人把各间的办公室整理完毕（这一天正好是我33岁生日，“三”
在中国人眼中是个很吉利的数字）。
1月4日，贝克-包利考夫律师事务所移民部正式开始办公。
~c~t{5}在美国法律中做“游戏”
李忠效手记——
称美国是个法律的国家是准确的，因为，美国的各种法律法令多如牛毛。但是由此，又可以把美国称为是律师的国家。这是了解了美国的生活，研究了美国的历史和现实之后得出的结论。
由于美国的法律法令多如牛毛，因此美国的律师也多如牛毛。这是美国有别于他国的现象。
在美国，几乎每件事情，哪怕是很简单的事情，你都要找律师来办，否则你将处境悲惨。比如你要开办一个公司，或是买卖一个餐馆，或是出了车祸，或是犯了什么罪，都要找律师；我们几乎可以在任何一部美国电影或电视剧中都看到律师的形象，这是美国律师遍地这个事实的佐证。换句话说，你一踏上美国的土地，没有律师，你将寸步难行。
另外，美国的各种法案，名目百例，有各种复杂的案例，这种信息也不是大张旗鼓地经常公布于众，一般人要想了解某一方面的法律条文，自己去图书馆又查不明白。在这种情况下，律师就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律师在美国的作用越来越大，使得越来越多的美国人都想去当律师，甚至有的人想通过这个途径步入高阶层社会。
当律师是很多美国人的梦想。
中国留学生张晓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为美国律师的。
1.移民案件ABC张晓武自述——在邱小姐给我做秘书的那段时间，几乎天天都有偷渡到迈阿密来的中国人。
一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姓乔的中国医生从拘留所打来的。在美国的拘留所，被拘留者可以随便打电话找律师。乔医生在电话上说他是从大陆来的。
我很惊讶：“你是怎么知道我的电话？”
他说：“我在拘留所里已经很长时间了，找不到华人律师。我看到电话簿上有一个中药店，写的中文，我是医生，就给中药店打了个电话，讲中国话，我问当地有没有华人律师？药店的人回答说：有哇，有个张晓武律师，你给他打电话吧……”
这个人显然很聪明。虽然绕了一大圈才找到了我，但目的是达到了。
我放下电话后，去了移民局的拘留所，见到了这位乔医生。
他告诉我，他和妻子从巴拿马来美国，两个人都是医生，是广东人。已经有两个孩子，现在妻子又怀孕了。“大陆搞计划生育，要节育，不然就罚款，罚很多钱。与其让人罚，还不如跑出去。我们就跑出来了。”乔医生这样说。
他们是通过大陆的地下移民公司跑出来的。这些地下移民公司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蛇头”。这个行当大约是在80年代初开始兴起的。“蛇头”们的关系很广，和海外的一些部门都有联系。比如，在哪个国家的移民局找些关系，给人家两三千美金，买一个允许居留证，转手就以高价卖给想出国的中国人。有的人拿到居留证以后，摆出一副洋人的样子，就返回国内做生意，等赚了钱，再花三四千美金可以买到一个居住国的护照。
早些时候，即使拿到的是巴拿马这样国家的护照回国，也很神气，算是一个外籍人了。
乔医生夫妇是通过“蛇头”先去了巴拿马，可惜运气不好。他们去了以后，正赶上美国进军巴拿马，那国家一片混乱，经济萧条，抢劫成风，他们觉得没法呆下去，就又通过“蛇头”转道进入美国。没想到一下飞机，就被美国移民局抓起来了，说他们是非法入境。
“我们向移民局提出来政治避难，现在被拒绝了，所以想请个律师上诉。”乔医生说。
这时我了解到，拘留所里关了二三十人，差不多都是华人，有的已经关了四五个月了。他们以前不知道当地有华人律师，请的都是纽约的律师。这些律师大多是美国人，只不过有华人助理而已。他们对中国人的移民案，并不在意，事先也不准备案子，一上庭，全输，这些律师中有不少人和“蛇头”有关系，是“蛇头”向偷渡者介绍了律师的名字。不然这些偷渡到迈阿密的华人，怎么会到千里之外的纽约去请律师？这些律师并不关心具体官司的输赢，输了你也得向他们照付律师费。他们并不指望这些远在异地的偷渡者，会成为他的永久的客户。因此，对这些偷渡者的官司，他们只马虎应付罢了。
官司打输了，移民局就不放人，接下来就是准备遣返。关这么长时间而没有遣返离境，就是因为这些华人在上诉。上诉期间，是不能立即将他们遣返的。遣返机票由中国方面负责，移民局已经和中国领事馆交涉多次了。这些情况是我后来才知道的。
乔医生夫妇没有被遣返的原因是，他们主动向移民局申请“政治避难”，遭拒绝后，按法律程序，移民局要告他们非法入境。不符合入境手续，要驱逐出境。当然，他们有权在法官面前申诉不被驱逐出境的理由。
我看了他们的材料，是移民官根据赵医生的口述用英文整理的。要求“政治避难”
的理由就是超生孩子问题。乔医生是外科大夫，他认为做绝育手术会出很多毛病，他反对做这种手术。我不懂这些医学方面的问题，更不懂大陆在计划生育方面的做法。在这个案子办完后很久，我反复琢磨，认为乔医生的话有一定的欺骗性，至少言过其实。
但当时有一个事实是，他妻子确实怀有身孕，到巴拿马时已怀孕三个月，在那里逗留一个来月，到美国又快一个月了，这时她已明显地行动不便。
奇怪的是，所有材料中并没有写有关这位女人怀孕的事。不知是移民官在整理材料时无意疏漏，还是其他什么原因，我认为，疏漏的这个事实，倒是为他们辩护的真正理由。可以以此为由提出重新开案。
我写了封信发到移民局。指出，这女人怀孕了，在拘留所里有流产的危险。因为，她像其他人一样，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只能在院子里晒太阳，这样太残忍了。
移民局也感到自己的移民官在这个孕妇问题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连事实都没搞清楚，作出这种漏洞明显的判决，但是要想让他们公开向一个被关在拘留所里的华人道歉，是很难的，所以他们接到我的信后，迟迟不开庭重审，我明白症结所在，就给移民局长打电话：“你们这样不行，再不开庭，我就要把真相告诉舆论界，让你们面子不好看啦！你们美国是移民国家，人家来了，你们不搞清事实，就要驱逐，而且，面对的是一位怀孕的女人，这个新闻，报界一定会感兴趣……”
局长忙说：“我们正在办理这个案子，请不必惊动报界人士。”
几天之后，移民局就把乔医生夫妇放出来了，我先把他们接到我的家里，然后又把他们送到三藩市，那里有他们的亲威。他们走后十天，移民局收回原判，重新确定给予他们“政治避难”，一个很滑稽的借口，得到了一个很滑稽的结局。但我想，这结局保护了那个怀孕的母亲。
乔医生夫妇出来以后，其他被关在拘留所里的人很惊讶。他们给乔医生打电话，了解了外面的情况。
拘留所建在迈阿密的郊区，那是一片沼泽地，四周全是铁丝网，像监狱一样，设有好几层岗哨。这些非法入境者虽然栖身于美国的土地上，但不能算是真正入境，他们被拘留在这里，等待判决。当乔医生向他们介绍了我办案情况之后，他们纷纷解雇了他们原来的纽约的律师，要求我来接手他们的案子。他们说：“干什么舍近求远？远道的和尚也未必念好经！何况，张律师是咱们华人，是同胞。”
他们同时转向我，这对于当时我这个小律师事务所来说，是个不错的生意，但我向他们每人只收很少的钱，然后开始为他们忙起来。
这是一批很棘手的案子，都是被移民局拒绝后要求上诉和翻案的案子。我仔细查阅美国移民法，看看有什么规定，再看看移民局在他们的案子上有什么漏洞，想在法理上找出移民官所犯的错误。这是一场真正的法律“游戏”，美国的多如牛毛的又多为相悖的法律，给我提供了这种“游戏”进行的可能。剩下的，就看我对移民法的熟悉程度，及我的机智了。
移民法规定，某人在美国有直系亲属，是美国公民，而且已经提出移民申请，那么亲属出面担保，交1500美金就可以出拘留所；某人如果在18岁以下，而且可以证明确实在18岁以下，马上就可以出来，因为拘留所不能关这样年龄的人；某人身体有严重疾病也可以马上出来……“
我接案两个月之后，依据美国法律及那些拘留者自身的情况，把那些人都从拘留所里解脱出来了。在这个过程中，拘留所里又不断地有新的非法入境者被关进来。他们本来都有“蛇头”给找好的纽约的律师，但他们到了这里以后，听别人一说，就都不要纽约的律师了，而都来找我。
纽约的律师发现生意受到影响，收入损失惨重，他们就开始在迈阿密当地找律师作他们的代办，从中渔利。他们用1500美金或2000美金把案子接过来，再用1000美金包给代办律师，就像中国做生意的“二道贩子”，只赚做中间人的钱。当地有些律师生意不景气，明知让人剥皮也愿意接。所以一下就有四五家事务所去移民局抢生意。纽约的律师不找我，因为我不买他们的账，我不用他们帮我揽生意，我有的是案子做，我凭自己的信誉和能力，来吸引客人。
后来由于我的工作太忙，这种案子我不愿意接了，因为这些人撒谎的成分太多，我作为律师不能帮你撤慌。如果你具备可以出保的条件，我可以按照移民法的规定帮你办。
有些人什么条件也不具备，只有申请“政治避难”。他们把这个选择作为一种手段。在与他们的接触中我发现，他们大多数根本没有正当理由，更谈不上“政治避难”了，而且素质也不是很好。我觉得为这种人上诉是很丢人的。我为那位乔医生办出来，是因为他妻子怀孕在身，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而且发现移民局犯了法理上的错误，出了大漏洞。后来那二十几个人，碰巧都能多多少少找出点理由。另外，当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在拘留所里与警卫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冲突，这个史无前例的冲突本身，使移民局变得有些被动。那时，这些人已经聘我作为他们的律师。
事情是这样的：拘留所的警卫对关在那里的中国人非常歧视，骂他们是中国佬，经常侮辱这些华人的人格。这些人中有个上海人，戴一副眼镜，在拘留所里很憋气，经常走来走去，别人觉得他挺清高。警卫看他不顺眼，就骂他，碰巧，这个人懂英语，就反问警卫：“你为什么骂人？”那里的美国警卫优越感都很强，自然受不了在押人员的指责，就蛮横地冲上来把他按在地上揍了一顿。那二十几个中国人正满肚子怨气没地方出，让人家关在这里本来就已失去了尊严，再让人家随意打骂，哪还有人权可言？于是就借着这个由头，赤手空拳地和警察们对打起来，十分激烈，像国内说的“犯人暴动”。冲突过后，中国人虽出了些气，但却被美国当局关进了隔离室，进一步失去了人身自由。
这些华人中有一个病了，被允许住院，他在住院时，设法把这件事情捅了出来。
这样，就有一个记者给我打电话说：“张律师，你的客人们被关进隔离室了，你知不知道？”我说不知道，他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然后我们一起乘车赶到现场。这时候已经有许多记者赶到那里，不知是谁向记者走漏了风声。
美国的记者是无孔不入的。他们的嗅觉都特别灵敏。《迈阿密先驱报》、美国ABC电视台、CBS电视台、NBC电视台等新闻单位的记者都来了。我一到，立刻成为他们采访的对象。我说：“我需要先见我的客人，然后再跟你们谈。”
我找到拘留所的负责官员，要求见我的客人。在美国，律师有这个特权，随时随地可以要求见自己的客人。很快，我的客人们被从隔离室放出来了，我在接待室里见到了他们。二十几个人七嘴八舌地向我叙述事情的经过。人人都显得非常愤怒。“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怎么打人？在中国还没人打我们呢！”他们忽视了美国的种族歧视，他们也忽视了他们在国内是上等人，而到了这里，连下等人都不是，只是个非法入境者。
见过我的客人们之后，我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我说：“警卫为什么要打这些人呢？他们到美国是来寻求自由的。在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发生这种事，这些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是意料之外的。他们在中国都没有受到这样的污辱、虐待，而在自由的美国却受到了，到底谁最自由呢？美国经常说中国是共产主义国家，法西斯专政，可是在美国，他们这种做法是不是法西斯？”
当时我的情绪很激动，本来还想借题发挥抨击一下美国——说实话，在这一点上美国还是比较自由的，你可以抨击总统，没人管。就在这时，移民局局长闻讯赶来，要求与我私下谈谈，我适时地结束了与记者的谈话。
局长担心把事情闹大，主动提出要求私下解决。我乘机提出让他立即把我的客人们放出隔离室，恢复他们在拘留所内的自由。局长同意了。
美国的政府官员最怕两种人，一是记者，二就是律师。
我的这二十几个客人最后都得以从拘留所解脱，不能说与这次冲突没有关系。美国人在这件事上不是理直气壮的，所以他们也希望息事宁人，不要闹得沸沸扬扬。
曾经有人问我，这些人在国内大多都是有头有脸有身份有地位的人物，到了美国受这样的委屈，他们不后悔么？我知道，他们不后悔。这些人来美国的目的很明确，先吃一些苦头，打入美国，赚点钱，换了身份，再回国做生意。
当然，也有个别人到美国又后悔了的。有一个外号叫“虾婆”的人，从广东来的。
他不是我的客人，不过我知道他的事情。
“虾婆”出国之前在广东做冷冻鱼虾的批发生意，发了大财，据说有上千万人民币的资产，在广州附近盖了一幢很阔气的四层楼的别墅，日子过得好好的，不知怎么忽然头脑一热想到美国闯闯。他和妻子每人花巨款买了一个护照，就到美国来了。也是先被移民局关起来了，后来找了美国律师，据理力争，放出来，别的事情他不会做，就在纽约的一家餐馆打工。他在中国发财，是一种机遇，是政策的宽松，也是因为对当地的政策和环境熟悉。到了美国就不灵了。他们夫妻都四十五岁，不会讲英文，又土里土气的。
现学英语，他又学不会。虽然有的是钱，但却是人民币，又都在国内。为了到美国，他们先后花了5万美金。要在美国活下去，又不能什么事都不做，他们只能去打工，但在餐馆里打工，每月才能拿1200美金，与他们在国内相比，一个是地狱，一个是天堂，他想：他妈的，到美国来干什么？后来，两口子再也无法在美国呆下去；就卷起铺盖卷回广州去了。据说，这两个人在广州也是很有名的人物。主要是因为有钱，是大款。
在美国，有不少做移民案子的律师缺乏职业道德，不向客人负责，为那些急于拿到身份的客人买假绿卡，或自己制作是绿卡。加州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老板，就是因为私自制作假证件被发现，让州律师工会吊销律师执照的。但是这种情况很难杜绝。
有一位台湾来的老先生，花了两万块钱，让一个律师给办了一个临时绿卡。这个临时绿卡是假的，老先生并不知道。后来拿着它上移民局申请正式绿卡。移民局一查，A号不对，绿卡的号码不对，没有记录的档案，就把老先生抓起来了。他在移民局给我打电话，请求帮助。他说：“我哪知道是假的？要知道是假的，也不会来自投罗网啊！”
我马上给移民局的侦察员打电话，询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绿卡是假的。”对方肯定地回答。
“这种事情多不多？”我问。
“这种事情很多啊！”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先关在拘留所里，然后办驱逐出境的手续。而且要告他欺骗美国政府、非法手段获取绿卡，按刑事犯处理。”
听了这些情况，我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如果被驱逐出境的话，五年之内是不允许再来美国，无论通过什么手续都不行。
这位台湾老先生的情况是这样的：他太太的哥哥是美国公民，几年前就为他们申请了身份，只差一个月就到期，他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手续拿到绿卡，没有必要用假的临时绿卡去申请。但他不懂美国的规定，匆忙去买了假绿卡，如果他被驱逐出境，或者按刑事犯处理，他就不可能再有机会得到正式绿卡。这个案子就做死了。
我跟客人讲了移民局即将作出的裁决意味着什么，他很紧张，说：“没想到会这么复杂啊！”
后来我又找移民局的侦察员，向他说明：客人情况属于无知，是通过中间人找律师办的，他以为交了钱就可以拿到绿卡。在中南美洲的好多国家都是这样，交一万或二万美金，就可以以投资身份拿到绿卡。他如果知道是假的，就不会去移民局申请正式绿卡，他没有欺骗的动机和目的。
在美国，要告某人有刑事罪，必须看有无动机，否则，其罪不能成立。因此，我强调了这位先生的动机。
我对侦察员说：“他的年纪已不小，女儿在美国有居留权，很快也可以申请美国公民，为了他一家人的团聚，是否可以不告他驱逐出境，给他一个自动离境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