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开倒车的历史观
最后，我们想专就历史观点这一方观来对梁漱溟的思想作一个简单的分析和批判。
(一)主观唯心主义的历史观
梁漱溟的历史观点，一如他的一般世界观一样，也是主观唯心主义的。他露骨地主张个别天才人物是历史的决定力量，否认“客观的道理”，也就是从根本上抹煞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他说：“一个社会实在受此社会中之天才的影响最大，天才所表出之成功虽必有假于外，而天才创造之能力实在无假于外。中国之文化全出于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之创造，中国从前所谓‘古圣人’，都只是那时的非常天才。文化的创造没有不是由于天才的，但我总觉得中国古时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即此便是中国文化所由产生的原故。”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二二七页) 他所崇奉的中国“古初的几个非常天才”或“古圣人”，就是从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以及现代中国的反动派和许多封建遗老们所崇拜的一半出自神话传说的所谓“自黄帝至周公孔子几个人”。他首先凭空提出一个武断的前提，说这几个人的天才“比西洋古时的天才天分高些”，由此做出自己所希望的结论：旧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比西洋文化要更高一级。他就是用这样逻辑来为他的封建复古主义思想制造根据的。
主观唯心主义一般地是不能够完全单独站稳脚根的。梁漱溟要想使人相信他的封建复古主义，就不能不装出预言家的姿态把他所幻想的那条所谓“中国的道路”，硬说成是将要以一定的必然性代替“西方的精神”而在全世界兴起来的道路。彻底地遵守主观唯心主义的原则，说历史的发展方向完全决定于偶然出现的几个“非常天才”，而没有它自己的一定的必然性，那末，谁能保得定梁漱溟的说教一定能够成为事实呢?所以， 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对于封建复古主义者梁漱溟也是有某些不便的。但是谈到历史发展的必然性时，对梁漱溟也有另外的危险，必须不要过分认真才行。因为，如果真要认真地去研究和了解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就不能不“向外用力”，去寻找这必然性这所以能成为必然性的客观的物质的原因，也就是要从社会的物质生活发展过程中去找出必然性的根据，具体地说，就是要接触到生产，阶级斗争，就要承认历史唯物主义。“向外看，一切皆物”。这不是很明白的么?一接触到这些客观的物质的必然原因，那末， 梁漱溟的封建复古主义便要完全垮台了。因为历史唯物主义以科学的精确性并且通过实践证明了：人类社会的生产是不断发展的，随着生产的发展，整个社会也要向前进步，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激化起来，最后通过工人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产生了社会主义社会，这是历史的必然的客观规律。想要使世界由已经出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现代退回到中古封建时代，是历史的客观规律或“客观的道理”所不容许的，而代表中国封建时代的地主阶级，要想不被人民打倒而长久地维持其地位，事实证明已是不可能的。为着避免碰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可怕的真理，梁漱溟也就不敢真正认真地去研究历史发展的客观的必然原因。不研究事物的客观的必然原因，是否也有办法把自己的某些观点说成是好象有着一定的必然性的呢? 有是有的，但这办法就是要循着唯心主义的道路主观地虚构出一种似是而非的必然性的概念。列宁指出过两种互相对立的必然性的概念，说：“承认自然界底必然性并且从其中导出思维底必然性来，这是唯物论。从思维中导出必然性、因果性、规律性等等来，这是唯心论。”[注：《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一九四页。 ]梁漱溟就是依靠从思维中主观地虚构的精神原理来引导出某种似是而非的必然性，由此制造出一幅近似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发展的图画，来弥补主观唯心主义的某些太容易被人识破的漏洞的，他的虚构大致是这样：决定人类生活和历史发展的东西，是不与任何个人相干地，在宇宙中神秘地存在着的一种“精神”，一种鬼魂般地作祟着的“意欲”。由于不知甚么原因，这“意欲”的活动发生了方向上的分歧，于是人类的生活，历史的发展也就出现了不同的道路。在西方，那“意欲”忽然想起要“向前要求”，于是就有了“西方化”的那种崇尚“理智”、“分别物我”提倡科学和民主的道路。“意欲”在中国又想要“自为调和持中”，于是就有了中国式“东方化”的那种崇尚“直觉”、“安分知足”、“人与人的尚情感而鲜计较”、“一切学术莫非玄学化，艺术化”的道路。“意欲”走到印度，偏偏又要“反身向后要求”了，于是就有了印度式“东方化”的那种“厌世”、“出世”、“超绝”、“神秘”的宗教的道路。
照梁漱溟的主观设想，由意欲要求的分歧所引起的这三条文化道路，同时也是历史发展的“三步骤”或“三层次”。“西方化”的意欲要求“着眼研究者在外界物质，其所用的是“理智”，这是文化、历史发展的第一个“层次”或“步骤”；中国式“东方化”的意欲要求“着眼研究者在内界生命，其所用的是直觉”，这是文化、历史发展的第二个“层次”或“步骤”；印度式“东方化”的意欲要求“着眼研究者将在无生本体，其所用的是现量”(《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二六一页)，这在梁漱溟看来应该是文化， 历史发展的第三个也就是最高的“层次”或“步骤”。于是，在梁漱溟的著作里就出现了一种稀奇古怪的“开倒车”的历史观。人类历史的必然前途原来是这么阴暗的：由科学、理性走向“玄学”、“直觉”再走到宗教、“现量”，由向前发展的要求进而“盘旋不进”、“安于现状”，最后是落到要“厌世”、“出世”。梁漱溟知不知道，设想出这样一套不长进的历史观点，对于人类的智慧和尊严是多么大的侮辱?!非常讲究“直觉”和“敏感”的梁漱溟，在这一点上他的“直觉”好象就特别迟钝起来，这说明他的“直觉”和“敏感”是带有反动腐朽的阶级性的“直觉”和“敏感”，与一切进步人类的“直觉”和“敏感”有根本的不同。他还根据他这一套退婴的观点，洋洋得意地向世界人类发言预言，说甚么“古代的中国”“将在最近未来之复兴”以及“古代的印度”“将在较远未来之复兴”，并且以十分确信的口吻，断定“此刻正是转入最近未来的一过渡时代也。现在的哲学采色不但是东方的，直接了当就是中国的”(同上)。封建复古主义的偏见，竟能使一个人迷失理性到这样的程度!
梁漱溟的这号历史观点，不但与全部过去人类历史本身的相矛盾，而且也为现代人类社会的实践所否决。现在中国的确是处在一个过渡的时期，但这是在中国共产党——工人阶级领导之下依循着生产发展和阶级斗争的客观必然规律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决不是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所虚构的那种向旧封建中国 方向倒退的“过渡时代”；现代的文化是向着最高的科学、理性——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示的方向前进，而不是由科学、理性的光明世界走向玄学、宗教的阴暗境地。这在目前已是小学生也能知道的常识。梁漱溟的这号历史观不但在客观历史事实前面碰得头破血流，就是单讲逻辑，也完全站不住脚。既然由科学、理性到玄学、“直觉”再到宗教、“现量”是一定的“步骤”或“层次”，为甚么中国和印度老早就分别走到了玄学、直觉和宗教、现量的境地，而不必经过第一和第二个“步骤”或“层次呢?梁漱溟的答复是：因为中国和印度在“古初”出了几个“天分太高”的“非常天才”或“圣人”。然而问题又回过来了，既然偶而出现的几个“非常天才”可以决定文化和历史发展的道路，那末天条道路之间的关系怎能看做是一定的“步骤”或“层次”的关系呢?归根结底，在梁漱溟的思想体系中，那戴上了合理的假面具的客观唯心主义还是掩盖不了最荒谬的主观唯心主义。
(二)历史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根本区别
现在我们再来看看，梁漱溟如何用他的主观唯心主义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
梁漱溟公开表明他不承认历史发展过程有任何客观的物质的原因，他自称是“释迦慈氏之徒，不认客观”而“只认主观的因”( 同上，六四页)。梁漱溟和一切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剥削阶级代表者一样，当他们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时候，首先是把历史唯物主义加以一番曲解(或者是由于对历史唯物主义根本一窍不通， 或者是出于故意曲解)，把它说成好象是一种机械决定论的样子， 然后就向着这个自己主观上幻想出来的妖魔开火。( 这里还要提起读者注意：胡风反革命集团用两面派手法进行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攻击的时候，也是首先故意把它曲解为“机械论”的。)早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 梁漱溟就用主观唯心论来反对被他机械化了的历史唯物主义了。他说：“那种唯物史观……都当人类只是被动的，人类的文化只被动于环境的反射，全不认创造的活动，意志的趋往。其实文化这样东西点点俱是天才的创作(!)，偶然的奇想(!)，只有前前后后的‘缘’，并没有因的。这个话在夙习于科学的人，自然不敢说。他们守着科学讲求因果的夙习，总要求因的，而其所谓因的就是客观的因，如云只有主观的因更无他因，便不合他的意思，所以其结果必定持客观的说法了”(同上)。这里他所攻击的是这样一种机械论：把人类的文化看做仅仅是“客观原因”的消极反映，否认主观因素的任何能动作用。他根本不懂得，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这样简单、片面的唯物主义。
一九四九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上已在中国获得胜利的时候，梁漱溟对于历史唯物主义似乎才多少感觉到一点模糊的影子了。这时他在《中国文化要义》里，已不是抽象地谈“客观的因”和“主观的因”的对立以及“因”“缘”之类的烦琐哲学，而是具体地谈到了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问题，并且竟然已不能不承认经济的基础地位，也就是不敢再象从前那样根本否认“客观的因”的存在了。他说：“经济诚然可说是一切上层建筑(道德、法制等)底基础；但必谓一切上层建筑都是被决定底，则亦不然。即如秦国当时，怕正是倒过来由上层建筑(新法)而促其经济起大变化罢”(《中国文化要义》，三三页)。在这里，梁漱溟的战术是：在自己的第一句话里表示承认经济是基础，而第二句话就把上层建筑的某些相对能动性极端地夸大起来，用以否定、推翻自己的第一句话，说经济不见得一定起决定作用，至少它的基础的意义在秦国是例外，也就是说，它不见得一定是基础，等等。梁漱溟自己说过：“凡是形而上学的说话都是全反平时说话法的”，诚然，梁漱溟的“说话法”的确是违反普遍逻辑的“形而上学”的好榜样!
更有趣的是，梁漱溟的“形而上学”还有这样神妙的作用：它能使唯物主义的前一段话里是梁漱溟的唯心主义的敌人，而在后一段话里却被梁漱溟引为思想的朋友；甚至于好象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唯物主义也是反对历史唯物主义而赞成梁漱溟的!他说：“马克思、 恩格斯虽创为唯物史观，其持论亦不如流俗所传那样”。他说：“根据恩格斯给布洛赫的信(一八九○年九月)即明白指斥如以经济为唯一决定因素即属荒唐；而肯定经济虽为根基，但其上层建筑和政治宗教等一切，亦同样地在历史过程中，有着他们的作用；而且亦影响于经济，有着一种交互作用，——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末，彼此间意见亦无甚不同”(同上，三六页)。
其实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与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决不是“无甚不同”，而是根本不同，就拿梁漱溟用自己的话很不确切地转述了的这段恩格斯的话来说，也和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根本不同的，因为这里是说：经济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交互作用，但究竟经济是“根基”，也就是恩格斯在同一封信里说的“最后决定的因素”(这一点梁漱溟却没有去引用)。指出经济是“最后决定的因素”的历史唯物主义，难道能说是与否认经济的决定作用，甚至于否认任何“客观的因”的唯心主义思想有任何共同点吗?然而， 为甚么梁漱溟要说恩格斯的这些话和他的“意见亦无甚不同”呢? 这不是因为恩格斯的意见真正和他的“亦无甚不同”，而是在他转述了恩格斯上述的一段话之后，立刻就加上自己的主观的引伸和曲解说：“经济不止无片面决定力，而且其势力将随着历史发展而渐减”(同上，三七页)。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梁漱溟的思想和梁漱溟脑袋里曲解了的恩格斯的思想“彼此间意见亦无甚不同”!
我们不怕麻烦地谈了这许多梁漱溟的“形而上学”，目的是想说明一件事：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是它的一个构成部分——的辩证性和全面性(同时也就是高度的科学的准确性)对于剥削阶级“学者”们的那种片面、“呆定”、“逼狭”的“形而上学”头脑来说，是如何地难于理解。历史唯物主义在他们的眼里好象是一幅变幻离奇的蜃景，忽然象机械论，忽然又象唯心主义。当他们听说历史唯物主义主张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是文化、历史发展的最后决定原因时，他们就说这是机械论，因为他们的呆脑袋硬要在“最后的”和“唯一的”这两个不同的形容词之间划上等号，硬说历史唯物主义就是机械地主张经济是“唯一”的原因。当他们又听说马克思、恩格斯主张上层建筑也有它的相对能动性，认为主观因素对客观物质条件有一定的反作用时，他们就得意起来，说连马克思、恩格斯都赞成我们的主观唯心主义了，别人还能有二话吗? 因为他们的主观主义耳朵把“相对的能动性”听成了“绝对的能动性”，把“一定的反作用”听成了“唯一”的决定作用了。剥削阶级的“学者”们常常就是这样来看历史唯物主义和根据这样的看法来反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梁漱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典型罢了。
为着正确地了解历史唯物主义并有力地批判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有必要把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有必要把梁漱溟所转述的恩格斯的原话引用一下。恩格斯说：
“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见解，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历史过程中是最后地成为决定的因素。……倘若有人作这样的曲解，说经济的因素是唯一决定的东西，那他会把这相原理转变成没有意义的，抽象的，不合理的空话。经济状态是基础，但上层建筑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胜利的阶级在战胜之后所建立起来的宪法之类——法律形式，以及这一切现实的斗争在斗争成员的头脑里的反映，如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学说，宗教的观念以及这观念之进一步发展为信条系统等等，这些因素对于历史斗争的过程也会发生影响，而且在许多场合对于它的形式还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这坦克存在着这一切因素的相互作用，其中经济的运动是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限大量的偶然性( 也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些事物和事件：它们互相间的内在联系是那么疏远，那么难于确定，使得我们可以把它撤开，把它看做并不存在的东西)而最后地为自己打开道路。”[注：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论的信》，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一五——一六页。]
这是恩格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很简单的概括。这里说得很明白：第一，历史唯物主义决不是(并且要反对)机械论，把经济看做唯一决定的东西的机械论，是“没有意义的，抽象的，不合理的空话。”第二，历史唯物主义指出“经济状况的基础”，是“最后地成为决定的因素”，是“作为必然性通过无限大量的偶然性……而最后地为自己打开道路”。因此它和唯心主义决不是“亦无甚不同”，而是完全不同，并且相反的。第三，历史唯物主义指出上层建筑有一定的能动作用，这作用是“对历史斗争的过程也会发生影响( 注意：是影响，而不是决定作用) ”和“在许多场合对于它的形式还起着主要的决定作用”( 注意：只是对历史斗争过程的“形式”而不是对实质、内容起主要的决定作用)。 这和主观唯心主义者梁漱溟把“主观的因”看作唯一的因，把“秦国”的上层建筑看做是不仅影响，而且决定着秦国历史变化实质的看法，不但不是“亦无甚不同”，而且是“根本的不同”、“截然的不同”。
再说一遍，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是：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是最后起决定作用的原因，是第一性的“客观的因”，上层建筑随着经济基础的产生而产生，是经济基础的反映，是第二性的因素。正如反映的影子只能由被反映的对象产生出来一样，上层建筑只能由经济基础上产生出来，而不能凭空产生出来。它产生出来之后又对经济基础发生一定的反作用，但这反作用仍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反作用——推进或阻碍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它的作用的范围和性质最后仍然为经济基础所规定。它的作用不能大到取消了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而自己成为决定一切的东西，如主观唯心主义者所想的那样。“秦国”的“新法”，只是在秦国的经济基础、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化的条件下才能产生的，而不是如主观唯心主义者梁漱溟所想象的那样，好象是由商鞅之流凭空想出来的，商鞅之流的人不过是在当时比较善于观察当时的客观条件的变化，因而就反映了新的势力的要求。办有这样产生出来的“新法”，才能对于当时的经济、以至于整个秦国的社会历史发生很大的反作用，因为这种“新法”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有新的客观的社会势力和经济条件作为依靠的，所以才能成为具有实际力量的东西。而它的这种反作用，它的力量，又仍然为经济条件所规定，这就是说，这种作用无论怎样大，但它的实质，仍不外是对于已经开始了的( 那怕是萌芽状态的) 经济变化和新的阶级势力的要求的实现给与一个强有力的推动，使它由不显著的、缓慢的变化进入十分显著的飞跃的状态罢了。我国过渡时期的经济中已生长着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和劳动人民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集体经济，即合作社经济等) 它在过渡时期的整个国民经济中表现了它的极大的优越性，它的存在规定着我们国家一定要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趋向，我国的上层建筑(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等等)就是这样的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并且反映着经济基础的发展情况的。这些上层建筑对我国当前的经济基础起着极大的积极作用，它强有力地推动着我国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手工业以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推动着我国向社会主义迈进。然而这种积极作用所要求的目的和趋向，终归仍是由我国社会中已经出现了(但还没有完全建成)的先进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规定了的。
所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上是完全辩证的，它指出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有着交互作用，又指出这 作用中存在着重心， 即经济基础的最后决定作用。交互作用说明事实的确“象是圆”，指出了交互作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理性，就在认识上全面地反映了这个“象是圆”的事实，而不至于成为“一条直线”，以至于“结果就走不通”。但交互作用中又有重点，说明事实决不是象梁漱溟所说的那种“平衡”、“调和”状态，“平衡”、“调和”到仿佛使人无法捉摸，以至于对它根本就不能加以“认定”和有所“表示”。交互作用里面既然有了重点，就一定能够捉摸，一定能够加以“认定”和有所“表示”：因此经济基础在它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中是最后决定的东西，是第一性的原因。否认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交互作用，把经济基础看做唯一决定的东西，固然是片面的认识，只承认两者的交互作用而看不见经济的最后决定作用，也是片观的观点，把两者的交互作用进一步地加以曲解，硬说上层建筑的相对的能动作用就是它的决定作用，这更是由形而上学的片面观点引导到了唯心主义的诡辩。梁漱溟之流的“形而上学”者的“理智”，总是喜欢望着片面的“一条直线”走的。听说历史唯物主义把经济当做历史发展过程的最后决定的原因时，他就把这条原则片面地划成“一条直线”，而断定它是把经济当作“唯一”决定原因的机械论；再又听说恩格斯指出上层建筑对历史发展过程也有一定的能动作用，他又由此再片面地划另一条直线，然后作出他一心想要作出的武断，说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和他这主观唯心主义“亦无甚不同”!
(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是不可动摇的
唯心主义的思想上秘密，就在于依据了剥削阶级的利益，用形而上学的方不，把客观事物本身的多方面的联系，以及人的认识( 为了正确反映客观事物) 所本来应该有的近似己为人于圆形或螺旋形的全面认识截成片段，并把某一片段硬划成“一条直线”。列宁在《关于辩证法问题》一文里说：“从辩证唯物论底观点看来，哲学唯心论是把认识底诸特点、诸方面、诸界限之一片面地、夸大地、过度地( 狄慈根)发展(吹肿、胀大)为与物质和自然分离的、 神化了的绝对”。“人底认识并不是直线(也不是循着直线进行的)，而是那无限地近似于一系列圆形、近似于螺旋形的曲线。这曲线底任何一个断片、截片、小片，都可以转化(片面地转化)为独立的、完整的直线，而这一直线(如果只看见树木而不看见森林)就会导引到泥坑，导引到僧侣主义 (在那里统治阶级底阶级利益把它巩固起来)直线性与片面性， 死板性与僵化性，主观主义与主观盲目——这就是唯心论底认识论的各种根源”[注：《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 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二一九页。]。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以及建立在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基础上的他的历史观点和有关中国社会问题的一切谬论——首先是否认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这个谬论，都可以从形而上学的直线化这一点找到它的“理智”上的、认识上的根源。
梁漱溟一九二一年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里，把中国的文化和历史说成是与“西方”及印度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一九四九年的《中国文化要义》，自称“见解大致如前未变，说法稍有不同”( 《中国文化要义》，二九○页)。“说法稍有”甚么“不同”呢?一九二一年，中国先进人士才开始学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不久，那时他还敢于放手使用一切唯心主义的术语，肆无忌惮地逞弄唯心主义的诡辩。一九四九年，全国人民广泛地开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的学习，为着要使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在这样轰轰烈烈的思想前进潮流中多少具有抵抗的力量，以便再一次来推进封建复古主义的逆流，梁漱溟就也来谈论社会发展史，并且偷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许多个别词句，甚至于有时还以肯定的态度，但经过若干歪曲地来叙述历史唯物主义的个别原理。梁漱溟显然是想把这些作为“画皮”，以掩盖主观唯心主义的妖魔，使它便于混进思想的市场。这就是他所谓“说法稍有不同”的真义。
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里谈到了“何谓阶级”的问题，他肯定了阶级的基础是“剥削关系”，肯定了阶级发生的原因是“在一社会中生产工具(注：他并没有认真学习历史唯物主义， 所以把“生产资料”误为“生产工具”)与生产工作分家(注：这里他又把生产者误为“生产工作”)，占有工具之一部分人不工作， 担任工作之一部分人不能自有其工具，就构成对立之阶级”(同上，一五五页)。他又承认了生产力的发展对于阶级之发生的决定作用，原始公社生产力太低，“社会没有分工，一个人劳动生产于养活自己外，不能有多余，阶级便不会发生”(同上，一五六页)。他甚至在一个地方肯定了阶级社会发展的有规律的程序，“从古代之奴隶制度，到中古之农奴制度，再到近世之劳工制度”(同上，一五七页)。然而这一切观点如果认真贯彻下去，那么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和他的东方和西方截然不同的三知文化道路的公式，就要完全垮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反对剥削压迫的无敌的思想武器，一切反动思想的代表人没有不害怕和仇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没有不企图用一切方示来攻击和抹煞这个科学思想的。梁漱溟也不是例外，他不过是想用比较狡猾比较迂回的方法来攻击和抹煞这个学说罢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主要目的之一，从来就是为着要使它有可能由此引申出否认中国社会的阶级矛盾，特别是否认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这个结论，以便于他来反对人民反对革命，以保持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势力的统治。所以，梁漱溟的这些从历史唯物主义偷来而又写得歪三倒四的词句，不过是表面上装点门面的东西，为的是要应付一下局面，以便转变抹角，把思想仍然引到主观唯心主义和封建复古主义的方向，而最主要的环节，就是要把中国旧社会“大致如前未变”地说成是没有阶级的理想社会。
转弯办法有没有呢?有!就是前面说过的，把认识的“圆”中的某一片段划成“一条直线”!由“圆”转一个弯，就是直线!
第一条直线：这是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圆”上画出来的，这在上面基本上已经讲过了。上层建筑有相对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的一方面的表现，就是对基础能给与一定的影响。梁漱溟把能动性的“相对”转成一个“绝对”，把“影响”转成“决定”作用，而且是对根本内容而不是对形式的决定作用。于是就得到了历史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秦国当时”的“上层建筑(新法)”，不是曾“促其经济起大变化”吗? 孔子所集中起来而成为后来封建社会上层建筑构成部分的“形而上学”：“中庸”、“正名”、“孝弟”、“礼乐”、“修身”、“祭祖”等等的观念，更是起了决定一切的作用，使地主阶级和农民之间的阶级关系得到了“调和”和“平衡”，“调和”到、“平衡”到把阶级关系变成了“伦理关系”，因而就不成其为阶级了，梁漱溟说：“我们当然不能说旧日中国是平等无阶级底社会，但却不妨说它阶级不存在”(同上，一七三页)，这意思就是说：有了旧中国的一套上层建筑的“伦理”的装饰，就“不妨”把本来是不平等而有阶级的社会硬“说”成是“阶级不存在”了! 梁漱溟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直线”已发展到这样的强度，以至于认为“说话”也似乎可以决定事情的实质。——因为他用的是“与平常说话相反”的“形而上学的说话”。
第二条直线是从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系的“圆”上画出来的。社会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然出现阶级剥削关系，这是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这普遍规律在具体条件下有其特殊性。但这特殊性只是普遍规律的具体表现，不能说因为有了特殊性就可以否定普遍的规律。旧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这是说它和欧洲中世纪的封建社会比较起来有许多不同的特点，不是说有了这些特点，旧中国就不是封建社会，就不存在着地主阶级剥削农民的阶级关系。我国目前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它自己的特殊性，和苏联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有所不同，但不论中国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或苏联的过渡时期总路线，都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路线，这是总路线的普遍性，决不能说因为中国过渡时期总路线有了特殊性而和苏联的有所不同，因此它就不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梁漱溟又是怎样理解普遍性和特殊性的关系呢? 梁漱溟主张应该重视旧中国的特殊性，说：“凡不能指明其特殊性，百第从其一般性以为说者不为知中国”(同上)。这话在字面上固然是对的，即好象是懂得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联系的“圆”的。问题是在实际上，梁漱溟的“形而上学”的头脑，使他一转眼间把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性这一点引成直线，使之脱离了普遍规律，并企图由此否认旧中国一般的封建性、否认其中的封建的阶级关系的存在。他本来已承认了普遍性的存在，说“K 国其势亦不能尽失其一般性，故其形成阶级之趋势，二千年间不绝于历史”(同上)。然而一个转弯，他又说中国由于有特殊性，因此“未构成阶级”。梁漱溟把特殊性的认识“吹胀”“吹肿”，归根结底是为了要排挤事物的客观规律性(规律性总是有普遍意义的)的存在，让主观唯心主义找到活动地盘。“生命创造尤不如是整齐规律”，“读者有悟于其理，而不概执为规律，斯善矣”(同上，一五九页)。——这就是梁漱溟的目的。
第三，在以上两条直线的基础上，梁漱溟还画了其他许多个别的小的认识的直线，这里不能尽举一切，只谈一两个例子。例如旧中国封建社会的“科举制度”，是统治者笼络人才来帮助统治的有特殊性的制度。梁漱溟由这个特殊性的“一条道理顺着往下去推”，就达到了否认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阶级关系的结论：“任何人都可以读书；任何读书人都可以应考；而按照所规定一一考中，就可作官。这样统治与被统治常有时而易位，更何从而有统治与被统治两阶级之对立?”(同上，一六八页)这里的“任何”就是“一条直线”，它抹煞了一个普遍的事实，即能读书的人决不是“任何”人，首先决不是被剥削的农民(所谓“耕读之家”是地主、富农伪装的农民)，而应考也有极严格的身分限制，这在梁漱溟也决不会不知道，但他对这些是“内自觉而外无所为”的。又例如，中国的“诸子均分遗产”制度，它能够使父辈集中地占有的大块土地分割为小块，这是有特殊性的制度，梁漱溟又把这“一条道理顺着往下推”，就说中国地主阶级占有的土地不能大量地集中起来，因此就没有形成封建制度和封建剥削关系，他抹煞了一条普遍的真理：在旧中国不管土地大小，只要是占有土地来剥削农民并完全依靠这剥削来维持生活的，就构成地主阶级的一分子，他们的剥削就是封建剥削。而况，旧中国的土地问题的主要情况并不是在“诸子均分遗产”的制度方面，而是在不断有“豪强兼并”这客观经济事实上面，前者虽然可以使土地分散，但后者却以更强大得多的力量把土地集中在地主阶级手里。梁漱溟的“理智”走了直线，所以他对这方面的事实就根本不谈了。最后再举一个非常有趣的例子：——梁漱溟说：“君临于四民之上底中国皇帝，却当真成了‘孤家寡人’，与欧洲封建社会大小领主共成一统治阶级，以临于其所属农民者，形势大不同”(同上，一七○页)。因为中国皇帝有了一个“君临四民之上”的带特殊性的幌子，就连他是地主阶级的政治统治者这一个普遍真理也抹煞了。何况一般中国皇帝都有自己的广大的皇室庄田，这与一般地主阶级的成员在实质上是完全相同的，梁漱溟对这样明白的事实也避而不谈。我们看，当着中国历史已经走进了开始向社会主义过的时期即一九四九年的时候，竟还有一个梁漱溟在那里追念他的“皇恩浩荡”的封建盛世!
当梁漱溟的这一切言论——历史观点及关于中国问题的言论等等——总不外是这一类形而上学方法的诡辩的产物!
(四)封建复古主义的破产
梁漱溟抹煞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这些荒谬思想，是他的历史观点的主要内容。他依据这些思想，把旧中国的皇帝、贵族、官僚、军阀和农民手工业者之间的阶级对立硬说成只是一种职业的区别，即他所谓的“职业分途”，硬说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伦理的“调和”、“平衡”、“中庸”的关系，由此来掩盖他们之间的尖锐的对立和残酷的斗争。梁漱溟利用他这些主观虚构的思想，企图来向广大农民及其他被压迫人民进行所谓“安分守位”的封建主义说教，企图诱骗他们离开革命斗争的道路。所以，这些思想，是他用来反对中国革命人民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最直接的武器。
在抗日战争以前十年中间他所进行的所谓“乡村建设运动”，就是他的上述反动的封建复古主义的主要实践。在这个“运动”中，他以“乡农学校”这个好听的名词来组织一种以巩固地主阶级统治( 间接地也巩固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政权的统治) 为目的的乡村政权机关。这个“学校”把绅士们摆在统治(校董、校长等)的地位，集中了行政、教育、经济和武装的全权。利用这个新的手法，梁漱溟以为就可以掩盖农村阶级矛盾，宣传“调和”、“平衡”、“中庸”等等封建教条，巧妙地来迷惑农民，控制农民，以达到剥削农民、反对农民并为地主阶级及一切反动势力服务的目的。
日本帝国主义者占领山东之后，梁漱溟的“乡农学校”里的那些占统治地位的绅士们，大部分都投降了敌人。“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它的思想基础——“调和”、“平衡”、“中庸”之类的封建复古主义的神话，就在实践中完全宣告破产了。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了敌后的广大农民，包括梁漱溟的“乡农学校”里的那些学生( 实际上主要是被统治被剥削的农民)在内，坚持了抗日战争。 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后来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国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土地改革，一步一步地消灭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度。在新中国，梁漱溟的封建复古主义已失去了它的客观的经济基础。但是，由于人的意识落后于社会存在，梁漱溟的反动思想的影响残余并没有随着它的社会经济基础的消灭而消灭干净。所以，中国人民在现在的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规模巨大的斗争中，同时也有必要以坚决的战斗来彻底消灭梁漱溟一流封建复古主义思想的残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