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5月，母亲节前夕
正文 少年班传奇（1）
少年班传奇
“我希望生活有一点不确定性，有一点挑战，这样才有乐趣。”
12岁时读大学，31岁时成为美国院士，如今是全球顶级计算机研究院的负责人。在他的背影里，有108年前对少年中国的呼唤，有30年前对中国少年的期待，有如今对未来的沉思：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
他头顶的光环很多：少年大学生，中科大“神童”，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百年历史上最年轻的院士，微软中国领军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裁。有人说张亚勤身上集合了许多当代人最推崇的元素：智慧、财富、权力、机遇……
2008年5月6日，微软中国研发集团在北京中关村举行了集团总部大楼的奠基仪式。在这里将矗立起的是微软公司在海外规模最大的研发园区。微软中国研发集团总部落户中关村，正是为了推进微软“中国‘智’造，‘慧’及全球”的创新梦想，也再度显示了微软对中国信息产业的信心和承诺。在总部园区建成后，势必将带动与微软研发配套的上下游软件产业的加速发展，也将推动中关村科技园乃至中国软件产业进一步与国际接轨。
让我们走近张亚勤，了解这个从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走出的“神童”的传奇人生。
1. 与中科大的偶然结缘
1966年，张亚勤生于山西太原的一个普通教师家庭，父亲读完大学后曾分别在大学、中学任教。孩提时代的张亚勤饱受读书世家的文化熏陶。5岁时，一场灾难降临到小亚勤的家庭，父亲在历经生活的磨难后，离开了人世。从此，巨大的生存压力便降临到他们一家人的头上。
张亚勤3岁识字，5岁上学。幼年时期，他就显现出了非凡的记忆天赋。“我从小看什么东西能记住，可以达到过目不忘的程度。”张亚勤回忆说。与普通孩子的死记硬背不同，他对图像有天生的敏感。读小学时，老师让他看5分钟报纸，然后他就能背出报纸上的内容。“我的记忆是影像式的记忆，在脑海中保留一幅图画，回忆的时候照着图画念就行，像放电影一样。”
由于他经常在自己家和外婆家两个地方搬来搬去，不断转学，有的时候留一级，有的时候升两级，到11岁时，张亚勤就上到了初三。
那是1977年，文革结束，大家都充满着期待、希望。这一年的10月，全国到处在传播着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中断了11年的高考制度恢复了。张亚勤也感受到了这种欢乐的气氛，但那时的他还不知道，不久之后，自己将会做出一个怎样的决定。
张亚勤记得，那年12月的一天，地面的雪堆积了一地。他正在暖和的屋里和小伙伴下军棋，班主任老师敲门而入，手里拿着一份报纸。班主任是来找妈妈谈事情的，张亚勤就继续专心和小朋友对决。
“毕老师，你看这份报纸，上面讲到一个13岁的神童，江西的，天文地理，琴棋书画，无所不知，还是数学的天才……”
正文 少年班传奇（2）
张亚勤一下来了兴趣，他拿起那份报纸，认认真真地读了一个小时。他从报纸上得知，这位小神童已经被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
11岁的小亚勤被这篇报道吸引住了，或许是小孩子的好胜心，又或许是这颗璀璨的童星注定要开始发光发热，他坚定地对妈妈说：“我要上大学。”
母亲不想给亚勤压力，对他说：“你11岁上初三已经很了不起了。”
张亚勤果断地说：“我要考中国科技大学。”
按照规定，只有高二的应届生才能参加高考，张亚勤非但不符合条件，而且还有两年的课程要补。身为中学老师的母亲找到学校的校长，想让张亚勤直接上高二，这是唯一能让张亚勤符合高考条件的办法。校长说：“亚勤很聪明，我也很乐意帮忙，但是他必须先考上高二的尖子班，那个班上师资力量强，才有上大学的机会。”
当时，距离尖子班考试只有一个月的时间。
张亚勤以惊人的学习速度，在那短短的一个月内完成了高中两年的课程，并成功考入了高二的尖子班。他回忆说：“当时的功课也比较简单，所以一个月把两年的课学完，还是有可能的。这一个月，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用功的一个月，每天学习差不多20个小时。所以，有的时候动力很重要。我的动力就是，要去参加高考，要去上中科大。”
距离高考只有7个月了，拿到考试资格的张亚勤，在这样的动力下，投入到更紧张的学习中。但他的身体开始抗议，长期的劳累，使他突然得了急性肝炎，不得不住院治疗。半个月后，他出院了，但身体尚未完全恢复。他一门心思还是想着两个字——高考。
母亲心疼张亚勤，怕他的身体扛不住。母亲说：“你还小，今年还是不要考了吧。明年考或者后年考都没关系。”张亚勤的回答是：“我还是应该去尝试一下，如果不去尝试，不去考试，等于承认失败，等于是零分了。”
母亲知道，儿子决心已定，自己无力阻止。她在为儿子担心的同时，也感到了骄傲。1966年6月，我国的高等院校停止招生，研究生招生工作和选拔派遣留学生工作同时停止。1966年到1977年，中国的大学教育几近瘫痪，没有高考，没有经过统一正规考试的大学生在校学习。1977年8月，邓小平主持召开了“科学与教育工作座谈会”，此次会议决定恢复中断11年之久的高考。1977年冬天，570万考生走进了期盼多年的考场。1978年夏天，又有590万考生参加考试。
年仅12岁的张亚勤参加了1978年的“黑色七月”那场考试，和其他几百万比他大很多的考生一起，解答着相同的试题。
一个月后，分数揭晓。遗憾的是，张亚勤的高考成绩比中科大在山西的录取分数线差了10分。正当他以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时，张亚勤得知了一个重新激起他信心的消息——1978年3月，在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等著名科学家的倡导下，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
正文 少年班传奇（3）
30年后张亚勤回忆起当时的事，依然记忆犹新：“当时少年班的招生，也不是十分的规范，最后决定在全国大的城市里面进行一个统考。我报名的时候，离少年班考试只有差不多两个星期的时间了。当时我连考哪几门都不知道。我觉得肯定会考数学，就拿了一本老的数学习题集，开始复习。”
张亚勤如愿以偿考入了中科大，他还是那届学生中唯一一个数学得满分的人。收到录取通知书后，整个太原轰动了。张亚勤去学校的时候，甚至看到墙上写着大幅的标语：“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向张亚勤同学学习的新高潮”。太原出了个“神童”，这个消息不胫而走。
回忆起30年前的那场考试，张亚勤说：“1978年，那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代。邓小平恢复工作，他以一个政治家的视野、远见、魄力和勇气做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恢复高考。这其实是改革开放里很重要的一个战略，因为改革开放、中国发展需要人才，高考就是培养人才，所以是最佳的渠道。而且恢复高考还有一个象征的意义，那就是给了大家一个公平的机会，那些在过去丧失了机会的年轻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接受教育，走向社会。”
他感慨道：“我觉得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是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一年，也是改变了中国命运的一年。”
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之后，位于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成为当时中国最具知名度的高等学府。除了与北大、清华一样出色的学生、老师和校风之外，中科大的少年班是当时报刊、杂志上最吸引人的新闻。
12岁的张亚勤以当年中国最年轻的少年大学生的身份，在这一年的秋季，坐了十几个小时的火车，来到了安徽合肥。
其实，在火车站等车的张亚勤，还是满心期盼着母亲能够送自己，毕竟他还是一个孩子。一路的旅程由于同伴的相随而不显孤单，这中间还发生过一些趣事。那时从太原开往合肥的火车，需在山东转车，之后的几年，他们都是来来往往坐着同一趟车。离开父母的快乐的孩子们会改变乘车路线，选择在山东德州转车，为的是转车的时候，饕餮一顿著名的德州扒鸡。
那时的中科大是什么样子呢？张亚勤记得，当年拿到录取通知书时，母亲拿出一张老地图，想要找出中科大的具体位置。地图上有各个不同的城市，大的城市有三个圈，像北京大五星三个圈，中等城市两个圈，小城市是一个圈。张亚勤记得，那张地图上，太原是两个圈，合肥是一个圈，他对母亲说，原来我要跑到一个更小的地方去啊。
但是到中科大他才发现，中科大尽管在一个小的城市，但是这里藏龙卧虎，集中了各地的精英。所以后来他在给母亲的信中提到，合肥这个地方尽管很小，但是中科大可真大，觉得自己真是开拓了眼界。
张亚勤记得，戴着校徽坐公共汽车，别人看他个子小，就问他是不是少年班的小孩。他美滋滋地点点头，售票员就说不要票了。他说：“人们对中科大、对少年班都特别友好，因为它们代表了一种新的精神，代表了一种新的转型，1978年的时候大学生是很受尊重的。整个社会氛围就是尊重知识和人才。”
少年班的同学一般不超过15岁，大部分的孩子都是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自理能力相对比较差，学校为此专门想了一些办法。由于张亚勤年龄最小，学校就专门找了少年班一个年纪最大的孩子和他一起住，其实那个同学比他也大不了几岁。
正文 少年班传奇（4）
在中科大少年班，张亚勤发现，别人的成绩大都比他好。刚进中科大，首先碰到的是上铺的同学，他考了430分，整个考试是500分；又过来一个同学，450分。那一年山西的状元是410分。这次简单的聊天让他感觉到山外有山，天外有天，世界真的很大。学习基础比其他学生要差一些，还是孩子的张亚勤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这种无形的压力加剧着张亚勤在新环境下的不适应。一个12岁的孩子，需要去承受很多他这个年龄不该去承受的东西。他记得，那时自己经常堆了很多衣服，很久都没洗，班上的汪老师经常帮他洗衣服。汪老师后来找他谈话，害怕他功课会耽误，帮他解决思想问题。第一学期前半年考试张亚勤的数学是61分，语文71分，其他也都是六七十分，只有物理考了80分，在中科大成绩属于比较差的。
年幼的张亚勤当然不会满足于在中科大混日子。他知道，年龄和成绩无关。在学校老师和同学的帮助下，他渐渐适应了新环境，在第二、第三年开始慢慢开窍了，到了毕业的时候，张亚勤的成绩在班里名列前茅。
当时中科大实行的是五年制，一般的大学生进校选一个专业读五年，而少年班有一个特殊的待遇，第一年在少年班，第二年可以选择一个专业。张亚勤选专业时，是1979年，他选择了电子工程专业。那时中国的数学、物理、工程研究水平和世界水平差得很远，但是中科大一些老师已经和国外学术界有了交流，所以能够掌握外界的最新研究动态。张亚勤记得，当时无线电系的主任和学生交谈时，谈到的事情都是他刚刚听到或读到的，在张亚勤眼里那些都很神奇。当时他看过一部电影《未来世界》，讲的是未来机器人怎么去控制世界，很有意思。他说：“当然我没有想到去控制世界，我只是觉得自动控制、智能、计算机有这么大的能量，对这个领域充满了兴趣。其实当时的我对计算机、无线电到底能做什么也不是很清楚，对就业前景怎么样也不知道，完全是一种兴趣。”
回忆在中科大的生活，张亚勤说：“当时中科大是全国最好的学校，每个省的状元第一选择都是中科大。山西1978、1979年高考的前10名都去了中科大，每年中科大可以招10～20个状元，当时是中科大的鼎盛时期。中科大的环境特别开放，学生比较自由，老师和同学的关系也比较融洽，像朋友一样，汪老师就像我们的母亲。中科大是中国第一批送学生出国的，所以和国外有很多的交流，有很多大师级的人物做客座教授、讲学。这种开放的氛围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学会了很多——学习的能力、求知的欲望和创新的能力。”
张亚勤从小好奇心就比较强，所以学校的讲座不管听得懂听不懂他都去。比如说杨振宁先生、李政道先生是中科大的客座教授、名誉教授，他们讲的课深入浅出，张亚勤能听懂一点儿。但是有些国外学者讲的就不太懂了，比如说当时的霍金，他讲黑洞，讲得特别理论化，张亚勤尽管听不懂还是坚持下来了。他还记得，有一次日本的教授讲关于生命科学，很学术，当时的翻译比较差，最后等于日本教授一个人用日语讲，下面好几百人在那儿听，听不懂也硬听着，当时的学生有很强的求知欲。
在中科大的8年学习生涯，正是一个年轻人世界观、价值观定型的时候，中科大的学习生活为张亚勤未来的传奇拉开了序幕。张亚勤在中科大长大，在回忆母校时，他说自己收获了很多：第一点是开拓了眼界，学了很多的东西；第二点是增强了自信；第三点是培养了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希望为科学和理想献身。在中科大时，他没有特别去想眼下要做什么，而是把自己的目标设立得十分长远，朝着一种追求去奋斗。
2. 走出国门，享誉国际学术界
1985年，一封信从美国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来到中科大。那是一封来自乔治 · 华盛顿大学的邀请函，收信人是张亚勤。
正文 少年班传奇（5）
在这之前，张亚勤根本没有出国的打算，没有考托福、GRE，甚至都没申请过华盛顿大学。电子工程专业本科毕业后，张亚勤考上本校电子工程硕士，继续深造。硕士即将毕业时，张亚勤正在做通信方面的硕士论文。
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计算机和整个发展水平与全球还有很大的距离。计算机的速度比较慢，加减乘除还没有自己算得快，而且输入、输出的设备比较原始。当时用的是纸带穿孔，首先像打字机似的把程序用0、l打到一个纸带上，再输入到电脑里，若有问题的话，程序就通不过。张亚勤从事的课题是相关应用，是热力学，关于风动方面的计算机数字采集的一个课题。他的指导老师在学术方面给了他很大的帮助。
张亚勤说：“教授可以说是手把手教我，包括选题、每一步的试验结果、最后的论文撰写和答辩等。我一方面在做论文，一方面也读很多书和相关论文，也接触了其他领域的一些知识。”
经常查资料的张亚勤，有一次读到了一篇文章，他觉得无比困惑，怎么就看不懂呢？这篇文章的作者是皮克 · 霍兹。现在人们所熟知的CDMA的前身就是阔频通信，皮克 · 霍兹是这一领域的鼻祖之一，他原来是军事通信方面的专家。
1984年底，皮克 · 霍兹教授到北京访问。因为中科大和中科院是姐妹单位，中科大是中科院的大学，所以读研时张亚勤经常去北京调研，他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兴奋。皮克 · 霍兹当时有好几场的讲座，其中一场讲座，由于张亚勤对通信比较懂，而且读过他的文章，所以做了皮克 · 霍兹的翻译。
张亚勤觉得皮克 · 霍兹教授讲得特别有意思，尤其是CDMA，用密码就可以有这么多种通信的方式，可以提高通信的容量、效率，太神奇了。皮克 · 霍兹走了之后，张亚勤继续读他的文章，遇到问题了，当时还没有E-mail，就给他写信。皮克 · 霍兹教授很热情，回过一两封信。
皮克 · 霍兹对这位19岁学生所表现出来的智慧和热情印象深刻，所以就写信问他是否愿意到美国来上学，乔治 · 华盛顿大学给他奖学金。
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国还是比较罕见的。主要是数学、物理专业的优秀学生希望到国外读博士，读工程专业的机会少一些，因为数学、物理比较容易拿到奖学金。
1985年底，张亚勤硕士毕业，回到了太原。那时的他有两个选择，一是接受皮克 · 霍兹教授的邀请，前往美国继续自己的科研；另一个选择是，一直想尝试新领域的张亚勤，可以去德国学企业管理。他当时在太原理工大学一边任教一边等待机会，最终他欣然接受了华盛顿大学抛出的橄榄枝。
1986年9月，他来到美国，成为皮克 · 霍兹的门生。
这一切的一切，都显得那么理所当然。12岁的大学生，一直在冲击着人们的视线。在20岁那一年，即将远赴重洋的他，又将在美国的学术界激起怎样的巨浪？
20岁的张亚勤，从山西太原到安徽合肥，再到美国华盛顿，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张亚勤说：“去了之后，感觉什么都特别新鲜，对一切都感觉特别好奇，甚至感觉周围的空气都有些不同。”
那时他住在离学校半个小时路程的地方，没有车，他常常是走路去上学，路上会经过白宫、美国的国务院、国会大厦、世界银行等很多机构。有一次，他遇到了一场大游行，上百万人在反核武器，原本打算去上课的他也加入了。
正文 少年班传奇（6）
在异国他乡接受教育，张亚勤还是感觉到了不适应。首先是语言问题。他说：“尽管我的英文算是不错的，但第一学期上课的时候，50％～60％都听不太懂，我就买了一个录音机，把老师讲的录下来，再去复习，每次上课前都预习。”他刚去了两个星期，教授就拿来一堆文献，让他做一个评价，一个月内完成。皮克 · 霍兹教授当时是《IEEE Transactions》杂志的主编，文章都是那本杂志上的。张亚勤一看这些文章，头就大了，很多知识都是国内没有学过的，而且都是通信方面最新的技术研究。他接到这个任务后，第一件事就是直奔图书馆，借了60多本书，反复地阅读。在国内学的词汇有些搞不清楚，还有很多的词汇都不认识，而且他还不是很清楚论文的国际标准。他耐着性子看了又看，做了很多笔记，慢慢弄清楚了思路。
当他把自己总结的论文内容、公式的推导过程、对论文的评价交给皮克 · 霍兹教授时，教授很惊讶。张亚勤回忆道：“教授说他本来是希望我随便看看，没有想到我每篇文章都做了很仔细的评价。所以他说我现在已经可以做博士了。我那时才去了几个月，老师的这句话可能是开玩笑的，但对我却是很好的鼓励，我把它看做一种肯定，信心增强了不少。”
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第一学期考试的时候，他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同时也发现功课比国内要简单，特别是数学、物理。他说：“在基础学科方面，中国学生的培养深度比国外要强很多，基础比较牢。”
张亚勤在华盛顿大学一边读书一边做课题。因为教授有很多的课题，有一些像国际卫星组织通信的课题，还有一些图像处理压缩的课题，一边读书、一边做课题，训练也很多。一年半以后，他参加了博士资格考试，考了满分。美国的博士分两部分，一部分是读书，另一部分是考博士资格考试后进入论文阶段。皮克 · 霍兹让张亚勤和他谈一谈博士论文的选题，张亚勤问教授要做什么选题，教授的回答是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张亚勤说：“这和国内不一样。在国内读硕士的时候，我的论文是老师手把手教出来的，在美国，可能阶段也不同，因为是读博士，老师完全看你要做什么，他对你的要求完全不一样了。而且，做研究、做科研的方式也完全不同。自己选课题的时候都是最用心的时候，也是最培养你独立研发能力的时候。”
其实，张亚勤到华盛顿大学不到一年，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就都给他发了录取通知书和奖学金。他说：“当时去得比较急，华盛顿大学在文科方面特别好，像法学院、商学院、外交、政治方面都是一流的，在工程方面也很优秀，但却不是最顶尖的。”
但张亚勤还是决定留在华盛顿大学，一方面是由于自己在国际卫星组织所做的课题已经开始了，负责解码的他一走，这个课题就会中断；另外一方面，张亚勤觉得跟皮克 · 霍兹读博士可以学很多的东西，尽管其他学校名气大，却不一定能遇到这样好的导师。其实，所有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个字——诚信。这也是张亚勤一直恪守的信条。
张亚勤在华盛顿大学依旧平静地生活着，博士毕业论文也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国内来朋友了，他会充当免费司机，去机场迎接；也经常和女朋友开车从华盛顿冲到佛罗里达。
但是，张亚勤却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毕业论文快完成时，他竟然在一位日本访问教授的办公室里看到了一份日文专业杂志，上面刊发的论文标题和自己的一样。原来，这个课题的研究成果刚刚在日本发表。张亚勤从这件事中意识到了封闭的危害。做研究，如果不能与外界保持及时、便利的信息交流，就会多走不少弯路，甚至做不少无用功。
正文 少年班传奇（7）
距离毕业论文截止的时间越来越近，张亚勤只能从头做起。美国全新的教育方式激发了张亚勤的潜能，这时的他已经不是那个初到华盛顿的稚嫩青年了。知识结构的梳理，学习方法的改善，再加上老师的指导，让张亚勤感到自己完全“清醒”过来，接下来的一切对他来说，都是如鱼得水。他做出了更出色的博士论文。
1989年，著名的GTE研究中心迎来了一位年轻的东方人。在接下来的5年里，他作为实验室的高级研究员，全身心地投入数字视频的传输和通信研究领域，并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这位年轻人就是刚刚博士毕业的张亚勤，他在教授的推荐下进入GTE工作，那一年，他23岁。
当时，GTE是美国除了ETNT之外第二家大的电信公司，位于马塞诸萨州。张亚勤觉得那是自己做研究最集中、最有成果的5年，也是最有激情的5年。他说：“在那儿的5年，我是研究员，顶多夏天雇两三个学生，但却是完全的百分之百深度的焦距，我自己选择研究方向，自己写论文，不受什么限制。现在想起来，这段时期却是如此的重要。”
张亚勤举了一个例子。因为自己的好奇心一直比较重，所以他和同事们吃饭时常常聊天，问人家做什么。有一次，他遇到一个从台湾过去的同事，也是无线通信方面特别领先的一个博士。张亚勤介绍说自己当时是做视频通信和图像通信、图像压缩，那位同事则在做怎么样把语音通过TDMA，通过数字的方式、无线的方式传输。张亚勤考虑到自己做图像和视频，信息量很大，就建议两个人一起做这个课题，把图像和视频结合起来，等于电视在无线频道上传输。那位同事听了之后，觉得不可能，因为那时连声音都还没法传，更别谈视频、图像了。但是，两个人还是坚持下去了，合作半年之后，他们做出了一套模拟系统，写了一篇文章。
张亚勤介绍说：“这篇文章现在已经成为这个领域运用最早的论文。现在在手机上可以送图片了，可以有视频的电话、看电视，但当时还是20世纪90年代，快20年前了。”
张亚勤总结了在GTE的收获。他说，在做研究的时候，好奇心很重要。一定要选择正确的方向，要选择跨领域的或者是新领域，不要满足于在旧领域做一些小小的改进。选择一些新领域，这是最重要的。此外，选合作伙伴时，一定要和最优秀的人一起工作。最后，所做的东西要有前瞻性，而且要对产品和产业有影响力。他说：“我在GTE研究中心学习了如何把商业和技术相结合。”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传统彩电产业已基本上被日本厂商所控制。彩电技术的创造发明国——美国希望在这一工业领域找到一种高清晰度的电视。而日本人似乎在这一研究领域也不甘落后，他们开发出模拟制式的高清晰度电视技术，并形成了标准，索尼和松下公司期望以此进一步控制全球市场。美国学者一开始就直接瞄准数字化的高清晰度电视展开研究。为了达到制定全球标准、在与日本企业的竞争中取胜的目的，1993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通用仪器公司、荷兰菲利浦公司、麻省理工学院、汤姆逊公司、Sarnoff实验室等欧美这一领域的领先研究机构和企业形成高清晰度数字电视的大联盟，工业标准也正在制定之中。接下来就是要有人在标准下开发出技术，做出新产品，而其中最重要的核心技术就是解决图像视频信号的压缩处理和高速传输，其中有很大部分工作属于压缩、编码、处理及传输。
1994年，张亚勤离开GTE，受聘于Sarnoff公司，任职于该公司的多媒体实验室。Sarnoff公司发明了电视机、摄影机、FHS、NCR、LCD等家电，在美国被称为是“世界电子技术的摇篮”，特别是在数字视频方面，是全球做得最好的。
张亚勤当时参与了Sarnoff公司最重要的一个关于高清晰电视的项目，并领导了美国部分高清晰电视系统的集成和标准的制定，比如现在很有名的ATAC标准。
正文 少年班传奇（8）
张亚勤担任的职务从项目经理到部门主管，直到1997年成为多媒体实验室主任，这是中国人在这个研究领域获得的最高职位。在此期间，Sarnoff多媒体实验室创造了数百项新技术，申请了无数专利，而其中5项最重要的技术和专利都是张亚勤直接创造的。
Sarnoff实验室开创了研究自立的先例，采取了三种商业模式：其一，接受委托从事研究工作；其二，自己研究，开发出技术，通过技术转让和技术授权获得商业收益；其三，对于一些看中的技术，单独投资或与风险投资公司一道投资，直接创办企业获利。
Sarnoff多媒体实验室多年来积累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张亚勤开始与世界一流的大企业打交道，讨论商业合作。先后一共有包括休斯公司在内的20多家大公司与其合作并转让技术。同时，张亚勤还利用自己开发的技术创办了两家公司，只待产品成熟，上市运作。
1997年Sarnoff公司被《财富》杂志评为美国四大杰出研究中心之一。在Sarnoff公司发展壮大的历程中，张亚勤一直扮演着建设性的角色。
这一年，他个人也获得了巨大的认同。张亚勤荣膺美国电气电子工程协会院士，这是电气和电子学研究领域全世界最高的学术荣誉，他成为该协会100年来获此荣誉的最年轻的科学家——31岁。
张亚勤在美国继续创造着东方人的荣誉。1999年1月，美国电子工程师荣誉学会将1998年唯一的“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授予了张亚勤，他是获得此奖的第一位中国人。时任美国总统的克林顿向他发来贺信：
“祝贺您获得1998年杰出青年电子工程师奖。您领会了勤奋和承诺的真正意义。对于我们来说，任何成功都离不开辛勤的工作，我对您所取得的突出成绩表示衷心的祝贺。您的成就对大家无疑也是一种巨大鼓舞。”
在这个领域，张亚勤一共发表了200多篇学术论文，其中有40篇论文在世界最权威的《IEEE Transactions》杂志上发表，这个杂志审稿周期是两年，能在这里发表论文，代表着一种认可。他还先后出版了11本专著，在视频压缩、交互式电视、多媒体通信、桌上可视电话等方面取得了几十项专利，其中有些专利已形成产品。他的关于“小波图像及纹理编码”和“全球动态判断和补偿计划”等50多项技术对国际标准的建立作出了贡献。
“我到现在为止可能在这家权威杂志上共发表了100篇文章，其中有50篇是我独立做的，另外50篇是和别人合作的。我自己做的文章，没有一篇曾经遭到拒绝。”
作为全球知名的杰出科学家，皮克 · 霍兹教授多次在公众场合毫不掩饰地夸赞张亚勤：“和张相处一个星期，就会感到他非常特殊，他是世界的财富。”
3. 结盟微软，如同对一位朋友的承诺
在美国已经待了十几年的张亚勤，似乎习惯了那里的生活方式，习惯了每天对着大西洋彼岸的空气开始自己一天的新生活。1998年10月的一天，一个越洋电话让他和微软结缘，并将由此创造自己职业生涯的高峰期。
微软向张亚勤抛出橄榄枝已经不是第一次了。1994年他从GTE准备换工作时，就拿到了三个公司的Offer，这三家公司都大名鼎鼎——微软、IBM和Sarnoff。那时微软刚刚成立了自己的多媒体部门，但是还处于起步阶段，权衡之后，张亚勤选择了Sarnoff公司。
张亚勤不是那种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在Samoff公司的这几年，他也看到了微软公司的迅速发展。而此时的张亚勤，也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Sarnoff多媒体实验室已经成型。
越洋电话的那端是在业内名气颇响的李开复博士。1998年，比尔 · 盖茨决定在中国建立一个“全世界最高水准的研究机构”，李开复接受他的邀请，开始到中国招集人才，筹建微软中国研究院。
这其实是张亚勤第一次和李开复直接接触。电话里李开复介绍了微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础研究院的意愿，并表示希望张亚勤回来一起创业。
正文 少年班传奇（9）
张亚勤在美国这么多年，回来过几次，但停留的时间都不长。在张亚勤的心中，自始至终有着十分浓郁的祖国情结。在Samoff公司工作时，张亚勤接待了大量来自中国的学者和企业界人士，对于他们的要求，他总是尽力满足，并且给予热情的关照。在他的实验室，他接待最多的也是华人学者。
因此他非常希望在美国的工作交接妥当后回国发展，李开复的这个电话被他认为“可能是到时机了”。
1998年的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第20个年头。上一个年份，金融风暴在中国的周边国家一一发作，景象之惨烈让人胆战心惊，中国虽然成功躲避开了，但也多少受到了影响。随后，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总书记在报告中对传统的公有制理论做出重大修正，提出了“混合所有制”的概念，认为非公有制经济已经不仅仅是“补充”，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经济的比重减少一些，不会影响社会主义性质。十五大的召开被誉为是中国第三次“思想解放”开始的标志。全国范围内又掀起了改革的浪潮。
这一年的中国，朱基新任国务院总理，他承诺在自己的任期内完成三件事，一是力保人民币不贬值；二是激活经济，启动内需；三是用三年时间让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全世界都在见证着中国的发展。
1998年11月，张亚勤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祖国。回来后，他和李开复见面了，两人谈得十分投机。张亚勤说：“我觉得开复不仅仅是在建立一个机构，而是在实现一个理想，希望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一个世界一流的计算机研究方面的机构。另外我对微软也是十分敬佩，我自己也是微软技术、PC产品的使用者，或者说是微软的Fans。但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国，是研究。”
随后李开复陪同张亚勤看了北京的很多地方，那些标志性的建筑在他的心中依旧是如此熟悉，长城、故宫……然而在这片土地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亚勤算了算，这一年正是中国改革开放20年。他感受到了中国的发展潜力。
张亚勤和李开复来到当时希格玛大厦的五楼，那里还在装修。李开复说，如果你接受的话，这里就将是你的办公室。张亚勤欣然接受：“我回来!”
从此，张亚勤正式加盟微软。不久，微软中国研究院成立，李开复任院长，张亚勤担任副院长兼首席科学家。他和李开复一起把研究院建成了世界级一流的研究机构，在产品方面、学术界都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并且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
那时适逢回国的第一个高潮，很多人回国是为了创业，比如张朝阳及后来回国的李彦宏组建互联网公司。所以当张亚勤听李开复说回来做研究，觉得挺新鲜的，和别人回来的目的不太一样。
但张亚勤感觉，当时不但是在做一个实验室，在中国还没有一个一流的研究院，他们其实也是在创业，在创造一个历史。
当时很多人都不了解张亚勤做出的选择，这在美国也引起了一定的轰动。张亚勤如此解释自己的选择：“微软是一个相当成功的公司，我也很想回到中国，而且我还想继续我的研究。因此，微软中国研究院是一个近乎完美的选择，可以为我提供一个平台。”
张亚勤说，自己在人生重要关头的抉择，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感觉，有时是根据自己的感情，而很少出于一种特别逻辑的思维或者特别系统的考虑。做出加盟微软的决定，他没有考虑过自己的待遇如何，中国的空气如何，自己将有什么得失。这一决定就像是对一位朋友的承诺，要闯出一番事业。
正文 少年班传奇（10）
微软中国研究院的发展势头，让比尔 · 盖茨大为震惊。他对微软的董事们说了自己的评价：“在中国，有一个世界一流的多媒体团队，他们做的东西远远超过我的想象。”他称赞张亚勤做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工作。
4. 接棒领导，将微软中国研究院推向世界最前沿
2000年7月，张亚勤在新泽西的家中休假。刚刚休息了两天，李开复打来了电话。他声音显得很沉重，说道：“亚勤，我要离开了，全靠你了。”
张亚勤一时没回过神来，急忙问道：“什么意思？你要去哪儿？”原来，李开复被调回微软总部任全球副总裁，全力投入微软公司最新提出的Microsoft .NET方面的有关工作，他将微软中国研究院的棒子交到了张亚勤的手中。
张亚勤觉得李开复在开玩笑，因为研究院才刚刚起步没多久。三天后，他结束了短暂的休假，回到了北京。
2000年的8月2日，张亚勤正式成为微软中国研究院院长兼首席科学家，当时研究院的规模接近50人。
这是新世纪的第一个年头，站在新起点上，整个世界都在注视着东方的中国。亚洲资深的政治家、77岁的李光耀出版了自传《李光耀回忆录》，他预言：“中国有可能实现其到2050年成为现代化经济大国的目标，它将以一个平等和负责任的伙伴姿态参与世界贸易和金融活动，以及成为世界重要成员中的一员。如果它不转移教育和经济两大发展中心，中国很有可能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这就是中国50年的一个构想——现代化、自信和负责任的大国。”
在即将加入WTO的利好消息的推动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呈现良好的态势。微软中国研究院在这样的氛围中，在张亚勤的带领下，进入“新世纪”，开始走向另一个辉煌。
这一年，比尔 · 盖茨又来到微软中国研究院，这里的一切让他感到回不过神来。研究院更像是一个游戏软件生产基地，像一个科幻世界！“光子”、“量子”、“基因链”、“DNA”、“火药库”，这些都是会议室的名字。墙上啥都没有，多的是大白板，有些甚至没有墙，只有没完没了的大白板。
这是微软研究院，还是艺术展览馆·
比尔 · 盖茨和微软的其他高官渐渐看清楚大白板上的字，那是一些莫名其妙的公式和一些奇奇怪怪的字。
原来那些大白板是张亚勤用来记录瞬间灵感的。初到研究院时，张亚勤向李开复提的唯一要求，就是要在他的办公室安装一块长四米的白板，便于他记录自己突发的灵感。显然，研究院后来的白板都是这个初始创意的拷贝。
研究院的同事对张亚勤的评价是，他展示给员工的始终是积极的表情，他把所有不确定和所有挑战，都当做生活中的乐趣所在。他以自己轻松淡定的生活方式感染着身边的人，虽然他从来不会说什么激动人心的话。
2001年11月，微软中国研究院发展为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此举显示了微软公司对中国及整个亚太地区经济发展潜力的巨大信心和对本地区信息产业发展的郑重承诺。
正文 少年班传奇（11）
第二年的夏天，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率团访华，纪念30年前尼克松总统的“破冰之旅”。微软全球CTO克瑞格 · 蒙迪和他同行。克瑞格 · 蒙迪既是微软的CTO，也是基辛格很好的朋友。张亚勤和公司的三四位同事，陪同基辛格和克瑞格 · 蒙迪吃饭时，谈了很多事。基辛格当时回忆了他1971、1972年怎么样装病，躲到汽车的后面，飞到中国，和周恩来总理谈判。
张亚勤说：“基辛格是中国打开大门和中美建交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当时他跟我们讲了很多小的有细节的故事，讲完之后，他兴致勃勃地与我们一起去北京饭店吃饭。到了北京饭店的顶层，他回忆说1972年，周总理在这儿指着北京的烟囱对他说，我们北京多么发达。”
张亚勤站在基辛格身边，听他说得很有意思。这时基辛格问他：“微软在中国做得怎么样？”张亚勤向他介绍了研究院的基本情况，基辛格十分感兴趣，对一些技术方面的事情提出了不少问题。克瑞格 · 蒙迪趁机邀请基辛格博士去微软中国研究院参观。
基辛格很有兴趣，决定第二天早上前往。第二天是星期六，本来安排了自由活动，去游长城，他推掉了，决定去参观微软研究院。那天，基辛格带了医生和克瑞格 · 蒙迪，把研究院所有的管理者和经理召集起来。那是在希格玛大厦三楼的会议室。
张亚勤事先做了一些准备，打算先给他介绍现在研究的方向。基辛格则说，先停一下，在你开始之前，我想问一下，你们是什么样的背景？大致介绍一下。每个人都回答了是在哪里读的书。结果很有意思，“我们一圈十几个人都是同样的背景，全部是在国内出生，在美国读完博士，然后又回来。”
张亚勤说：“基辛格80多岁了，还刚刚做过心脏手术。听完大家的介绍，我看到他有一种特别自豪的感觉。我们这一群人都是中美建交的受益者，我们都在为中美科技的交流做贡献，我能看到基辛格老人脸上的那份满足感、自豪感，他确实为中美大门的开放做了巨大的贡献。”
这一次，微软的CTO克瑞格 · 蒙迪还肩负了重任，他代表微软公司与原国家计委（现国家发改委）在北京签署了加强软件产业合作谅解备忘录。根据该备忘录，原国家计委支持微软公司与中国境内企业、科研单位、高等院校、国家软件产业基地等开展出口投资、人才培养、技术开发等一揽子计划。
在微软的5年，张亚勤实现了比尔 · 盖茨的理想，把微软中国研究院变成亚洲研究院，并推向了世界最前沿。2004年，微软亚洲研究院被MIT Technology Review评为全球最顶级的计算机科学研究院之一。
5. 转战微软移动业务，难使的“上方宝剑”
2003年11月，微软公司的CEO史蒂夫 · 鲍尔默来北京。这一次，他的行程中重要的一项是会见温家宝总理。在张亚勤陪同前往的路上，史蒂夫 · 鲍尔默表露了一个新的想法——进入移动领域，并表示他和比尔 · 盖茨都觉得张亚勤是领导这个团队的最佳人选。最后，鲍尔默问他：“你有兴趣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