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日本毫无顾忌的挑衅，他冀望俄使喀西尼能够调停。俄使开始也信誓旦旦地答应帮忙，但是经过一番利益盘算之后，又电告李鸿章，俄国只能用友谊相劝，不便武力强迫。如果说，国内的清流们的批评犹可置之不理的话，那么李鸿章赖以纵横开阖的国际条约体系的破灭则是对其致命的一击。
“以夷制夷”的办法，李鸿章在国际外交场合已经运用了二十年，屡试不爽。但这一次，却丝毫没有用处了，无论是公法还是私情，都无法阻止外交的破产。李鸿章可谓沮丧之至。其实并不是李鸿章变得无用了，而是他所凭依的大环境已经今非昔比。如果说早二十年，李鸿章与之打交道的，还只是一个致力于商品输出，信奉自由贸易，维护国际市场秩序的西方世界的话。那么，此时的西方各国，则已经演进为一个弱肉强食，信奉社会达尔文主义，视强力为惟一抉择的世界。
绝望贤良寺
1895年4月，李鸿章从日本回到天津后，便称病不出。当年8月，他进京向光绪帝汇报。光绪帝慰问李鸿章一番后，话锋一转，严厉起来：“身为重臣，两万万之款从何筹措；台湾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伤国体”。李鸿章无法回答，只得“引咎唯唯”，临行前赏赐的“三眼花翎”，又一次被摘去。
不久光绪皇帝下旨诏令李鸿章“留京入阁办事”，而当时伦敦的《特报》曾这样评说：“入阁办事，非尊之也；借以夺其柄，所谓飞鸟尽而良弓藏也。”
这位昔日大权在握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钦差头等大臣一下子变得两手空空。那段时间，他寄居在贤良寺，仿佛朝廷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了，而外面不绝于耳的则是要求严惩“卖国贼”的声音。
李鸿章在北京贤良寺的日子，是他一生中少有的一段悠闲时光。他很少出门访友，来谒见的，十有###也都被挡驾不见。从繁重的公务中解脱出来，李鸿章也第一次有了时间来反思他的人生。
他说：“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是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李鸿章1895：穷途末路（4）
在这里，我们已很难见到他早年那种纵横捭阖的扬厉之气，转而换作了一种无力回天的悲凉。同时，突然的孤寂生活，也让他更加冷静地观察外面的这个繁杂纷乱的世道，自己有没有补天之才已不再重要，他发现整个天下已到了无法可补的地步。
其实，这种无奈，早在中日开战之前，他就已经爆发过一次。当时主战的翁同龢责问李鸿章北洋海军为何不出战。李鸿章半响无语，反问翁同龢平日掌管财政，每到北洋要求拨款，总是左右刁难，现在才问北洋海军，“兵舰果可恃乎？”翁同龢又以做大臣的应该尽忠职守，不该推脱责任诘问。李鸿章再也无法忍耐，悲愤的说，“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翁同龢这才语塞。
到了日本，他又一次被老对手伊藤博文羞辱。伊藤说：“10年前，我告诉过你，要改革。怎么到现在还没有一点变化？”当时会议的英文记录这样记载李鸿章的回答：“我国的事样样都囿于传统，我不能按照我希望的事去做，……我希望的过分了，而没有实行的能力，自己深以为耻。”
如果说之前，他还信誓旦旦地认为可以在旧的体制内闯出新局，他建厂、修路、开矿、派遣留学生，相信落后的局面可以通过奋起直追的努力来扭转颓势，那么这一刻时他也不得不承认旧政体对自己的束缚了。
也许这时，他也明白了之前自己惨败的原因。他的洋务、海军，他所有的努力都是在抱着一种从器物可以引发制度渐变的侥幸。而这种做法，到底是治标不治本的，况且当时的国家又是怎样一个病入沉疴的机体。正如历史学家谈到：“他们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解释说明学自西方的无非是一种技术性之事务。在各种基本的条件内，他们始终不脱离中国文化的传统。”
“和尚”已死
就在李鸿章闲居贤良寺时，康有为、梁启超们已经日夜奔走，召集公车上书，呼吁维新变法了。消息传到贤良寺中，李鸿章向强学会捐款2000两白银，要求入会，但却被###们拒绝了。因甲午战败而立上潮头的一代新人，自然不愿意和这个过气的“卖国者”发生什么纠葛。
未几，“维新”刚刚百日，就嘎然而止。事败后，众多朝廷要员纷纷退出强学会，唯恐与维新派扯上关系，而此时李鸿章也亦被当作康党受到弹劾。慈禧太后拿着奏折，对李鸿章说：“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说：“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就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太后听后默然。
李鸿章甚至托人致信给远逃日本的梁启超，让他致力西学，历练干才，以待有机会再为国效力。显然，此时的李鸿章对自己这一代人，已经没有任何祈求了。此时，李鸿章已经76岁，接近生命的终点，垂暮之年再难有发奋之举。更何况，在历史的大赌局中，他输得身败名裂。他只能将再造国家的希望寄托于更为年轻的一代。
1900年， 北方因义和团和八国联军战事陷入混乱。此时执掌两广的李鸿章，再一次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有资料记载，也正在此时，流亡在外的梁启超来到广州，拜会了李鸿章。梁启超献上三策：上策拥两广自立，回复汉族统治，建立新政权……类似的记载还有：李鸿章在广东期间，其幕僚刘学询曾与英国驻香港总督卜力同流亡在外的孙中山暗中联络，准备策划两广独立，自立为王或是总统，以孙中山来施行新政。
而李鸿章最终的回答则是，“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有人向李鸿章小心翼翼地问及国是，他说：“我已垂老，尚能活几年？总之，当一日和尚撞一天钟。钟不鸣了，和尚亦死了。”说完失声流涕。
图说：
李鸿章赴日，与日本伊藤博文谈判图。资料图片
1885年前后，山东威海卫，在战舰上合影的北洋水师水兵。1874年，李鸿章上奏组建北洋水师，主力战舰悉从国外购进，军事教官也大多从国外聘请。资料图片
1886年5月，总理海军事务大臣奕（中）、会办海军事务大臣李鸿章（右）、帮办海军事务大臣善庆巡阅北洋海军时，在天津合影。资料图片
中日甲午战争辽东战场图，清末年画。画中描绘了清朝光绪年间，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甲午战争辽东战场的场景。画中“宋老帅”为提督宋庆，“马统帅”为总兵马玉昆，士兵使用了新武器火轮炮。资料图片
光绪皇帝和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梁启超，末年李鸿章托人致信远逃日本的梁启超，让他致力西学，历练干才，以待有机会再为国效力。资料图片
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1）
旁听英国议会，坚定了他国民教育的信念；巴黎和会的诡诈，击碎了他心中的公理梦；而欧战的残酷，更让他深刻反思起了西方文化的缺失。但正当他自省之时，这位“立在阵头最前一排的勇士”，骤然发现，自己已经全然落伍了。
国家历史记者 李远江
1919年10月11日，在欧洲各国游历大半年后，梁启超回到了巴黎附近白鲁威的公寓。虽然离巴黎城不过二十分钟火车的距离，梁启超和同游们却已无心去那里凑热闹，终日埋头做各自的功课。梁启超给自己的任务便是把一年来欧游的见闻与感想诉诸笔端，这便是日后在中国风靡一时的《欧游心影录》。
巴黎已是严冬季节，“天地肃杀之气，已是到处弥漫”，隔窗望去几片顽强的枯叶“还赖在那里挣他残命”。满眼萧杀的风景恰如梁启超凄冷沉郁的心情，回想去国赴欧时满心的欢喜与春梦般的憧憬，同样的季节却是冰火两重天地。
在公理的迷梦中启航
梁启超启程前往欧洲时，整个中国都陶醉在一片“公理战胜强权”的迷梦中。
1918年一个接一个的好消息不断刺激着中国人的神经。先是1月8日，美国总统威尔逊抛出的14条建议，让中国人开始期待其宣扬的“世界公理”；随后是11月11日，一战以协约国胜利而结束，更令身为协约国一员的中国群情振奋。
威尔逊在14条建议中，为全世界描绘了一幅列国平等，共享大同的良辰美景——国家无论大小，皆有平等地位，彼此尊重对方的政治独立和领土完整。这对饱受殖民侵略的中国而言，无疑是来自天国的福音。于是，中国人欢欣鼓舞，甚至有不少人跑到美国使馆前高呼：威尔逊大总统万岁。
威尔逊14条已然如此，当协约国战胜的消息传来，中国人更是兴奋莫名，上至总统，下至黎民无不弹冠相庆。11月14日，北洋政府宣布，全国放假3天，北京突然之间旌旗满街，鼓乐喧天，东交民巷至天安门左近，游人更是拥挤不堪。
狂欢的不仅仅是北京市民，铺天盖地的庆祝活动在全国各地纷纷上演。从1918年11月到1919年4月，全国各地的“学生们真是兴奋得要疯狂”，而各种“名流们也勤于演讲”。 北大校长蔡元培不仅拉着北大的一班教授上天安门发表演说，而且强令北大学生参加阅兵式和提灯会，参与者“均不记旷课”，不参与则“以旷课论”。
与蔡元培的狂热不同，一手促成中国对德宣战的梁启超对战后的时局还保持着难得的冷静。事实上，中国所谓“参战”无非是输出数万劳工，军队根本没有出动。他在《对德宣战回顾谈》提醒国人，这一次“普天同庆的祝贺”，不过是“因为我们的敌国德意志打败仗”。虽然英美等国口口声声说自己代表“世界公理”，但梁启超依然担心未放一枪一炮的中国到底能否在和平谈判中分得一杯羹。
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2）
与梁启超不谋而合，作为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徐世昌，同样担心中国在巴黎和谈中缺少必要的“本钱”。于是，他找到了梁启超，希望梁能率知名人士前往欧洲，通过民间外交协助中国代表团收回德国在山东的特权。尽管对巴黎和会的谈判深自忧虑，梁启超还是对列强们宣扬的世界公理抱以希望。
1918年12月28日，在一片狂欢声中，梁启超率领张君劢、丁文江、蒋百里等人登上日轮“横滨丸”号，一路西行驶向了不寻常的1919年。
亲历议会民主
经香港，过南海，横渡印度洋，穿越苏伊士运河，再由地中海出直布罗陀泛舟大西洋，梁启超一行抵达伦敦已是1919年2月11日。英国是代议制民主的发源地，其议会所在地威斯敏斯特教堂自然成了一向鼓吹民主政治的梁启超心向神往的地方。趁着游览的机会，梁启超在下议院听了双方两个多小时的辩论，亲眼目睹论辩双方对各自的主张“虽是丝毫不肯放让，对于敌党意见，却是诚心诚意的尊重他”，对英国的议会制度自然是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清末立宪，到民初国会，中国已经和议会制度打了十来年的交道。然而，宪政失败，袁世凯复辟，段祺瑞操纵“安福国会”，国会在各种势力的摆布下形同虚设。而议员们非但不倾听民生疾苦，反而结党营私、趋附权贵，本该神圣的国会完全沦为权贵们争权夺利的工具。回想中国几年来的国会闹剧，曾经厕身其中的梁启超不禁悲从中来，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般的天壤之别？
短短几天时间，英国国民的绅士风度、法制意识以及坚毅执着的精神，已经让梁启超印象深刻。梁启超突然意识到，英国的国民素质恰恰是英国议会制度得以健康运行的基础。于是，他幡然醒悟——“我想一个国民若是未经养成这种精神，讲什么立宪共和，岂非南辕北辙！”因此，他认为目前中国最要紧的不是改朝换代的革命，而是培养具备法治精神“新民”。
正当梁启超亲历英国议会，连连发出“高山仰止”的赞叹时，国内知识界却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尽管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仍然视西方为榜样，但军阀操纵国会的现状使激进的知识分子对议会制度丧失了信心，他们目光投向了刚刚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转而研究和宣传起马克思主义。
梁启超旁听英国议会时，新文化运动干将之一的李大钊担任《晨报副刊》主编，随即开辟“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原本团结一致，与封建文化并肩战斗，宣扬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运动主将们逐渐分化，走向截然不同的思想和政治道路。这一切，远在欧洲的梁启超自然无从察觉。
“正义人道的好梦”
2月18日，梁启超抵达巴黎。此时，巴黎和会已经举行了整整一个月。然而，不巧的是“第二日，克列曼梭（今译克里孟梭，法国总理）被刺了，正在养病。威尔逊（美国总统）回美国去，尚未再来。劳特佐治（今译劳合·乔治，英国首相）亦回家了。”梁启超无法展开外交活动，于是抽个空去法德比边境游历战地，亲眼看看一战的惨状。
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3）
3月17日，梁启超返回巴黎，旋即投入到争取收回德国在山东特权的外交活动。他以中国民间代表的身份会见了首倡世界公理的美国总统威尔逊，得到其从旁相助的承诺。随后，梁启超又先后会见英法等国和谈代表，积极寻求国际支持。他在万国报界俱乐部为其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慷慨陈词：“若有别一国要承袭德人在山东侵略主义的遗产，就为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媒，这个便是平和之敌。”梁启超的民间外交，让会场内外的中国人都感到很振奋，以为和谈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了。
事实上，自威尔逊提出14条建议，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也公开表达同样的观点，梁启超就已经对所谓的“世界公理”便开始了期待。威尔逊的承诺，巴黎各界的支持，更让梁启超做起了“正义人道的好梦”。
然而，梁启超的努力终究是徒劳，当日本代表在会谈中拿出和北洋政府签署的秘密协定时，早有默契的英法两国站到了日本一边，就连承诺为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积极奔走的美国总统威尔逊也在日本代表的一再威胁下，选择了妥协。
4月30日，英美法三国会议，议定了巴黎和约关于山东问题的156、157、158条款，将原来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全部让给日本。梁启超一直梦想着“公理战胜强权”的美梦也随之化成了泡影。
得知这一消息，梁启超连忙致电国民外交协会负责人汪大燮、林长民，建议警醒国民和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林长民接到梁启超电报，立即写成《外交警报敬告国人》一文，刊载在5月2日的《晨报》上。同日，蔡元培将巴黎和会的最新消息告诉了北京大学的学生领袖许德珩、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等人。两天后，北京的大学生们便走上了街头，这便是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
然而，“五四运动”的群情激愤仍然无法阻止北洋军阀的卖国行径。北京政府于5月31日和6月9日两次密电巴黎同意陆征祥签字。林长民急忙密电梁启超，请他将政府准备签字的消息告知巴黎学生，并阻止签字。6月28日签字那天，巴黎留学生、华侨商人等包围了中国代表团寓所，警告中国代表，“如敢出门，当扑杀之”。陆征祥等不敢离开寓所半步，只好被迫向报界发表声明拒签和约。日本在巴黎和会的阴谋宣告破产。
当梁启超梦碎巴黎时，他绝不会想到，自己一手引发的“五四运动”已经远远超出了最初的愿望，由一场外交性质的政治运动迅速演变成了影响深远的思想解放运动。在这场运动中，李大钊、陈独秀等知识精英积极投身###，他们所宣扬的马克思主义也越来越成为年轻一代最热衷的救亡之道。
“科学万能主义”的破灭
除了巴黎和会，梁启超欧洲之行的目的便是了解战后情形，“看看这空前绝后的历史剧怎样收场”。事实上，当梁启超第一脚踏上欧洲的土地，就已经感受到了战后的“惨淡凄凉”。在伦敦，梁启超下榻的上等酒店连暖气也没有，甚至连火柴与糖也成了稀罕之物。好吸纸烟的梁启超自叹“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于是“只好强迫戒掉了”。更有趣的事情发生在旅馆的茶座。梁启超见隔座一位贵妇人十分珍重地从项圈下取出一个金盒子来，正猜测是什么宝贝东西呢！结果一看，竟是一小方块白糖。最有意思的是，“她连（同饮的）客人也不让，劈了一半放在自家茶碗里”，另一半“仍旧珍珍重重交给她的项圈”。
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4）
梁启超不曾想到，曾经让无数中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然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回想近代中国，当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一次一次砸烂中国的大门，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拜倒在了西方工业文明的脚下。从洋务运动到百日维新，从辛亥革命到新文化运动，引进西方科学技术都是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必由之路。然而，科学技术最发达的欧洲列强，没有让科学进步继续造福人民，反而把全部的智慧用于研发杀人的武器，最终酿成这死伤3000多万人的空前惨剧。
一年多的游历，战争留下的创痛令梁启超目不暇接，他眼中的欧洲不再是物质昌盛、科学进步的天堂，而是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的血腥角逐的战场。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场世界大战？“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梁启超开始了自己的反思。
在欧洲的游历中，梁启超不断听到西方学者悲观的论调。几位社会党名士听梁启超讲孔子和墨子的思想，竟然跳起来说道：“你们家里有这些宝贝，却藏起来不分点给我们，真是对不起人啊！”于是，梁启超不禁感叹“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继而又想到东方自古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或许正可以补救西方过度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这便是日后深受国内思想界诟病的“东方文化救世论”。
与梁启超亲历战后欧洲不同，没有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巨创的中国知识界还感受不到“科学万能”思想的危害。新文化运动竖起的“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依然引领着青年一代。
论战社会主义
1920年3月5日，去国一年有余的梁启超终于回到了祖国。
去国日久的梁启超或许没有意识到，此时的中国早已不是他离开时那个中国。巴黎和会的失败，不仅让梁启超的“公理梦”瞬间破灭，更让中国人强烈感受到了帝国主义强权对中国的威胁。
当梁启超把殚思竭虑写成的《欧游心影录》公开发表时，满以为它可以匡正时弊，引导中国走上一条中西调剂的道路。但结果却并非如此，他的观点遭到了广泛的批评。
首先，向梁启超发难的是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五四运动后的中国，各种政团、各种主张充斥社会，但最能吸引人的，尤其是年轻人的，却是主张彻底根治社会不平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对梁启超而言并不陌生，早在1902年他就通过《新民丛报》向国人介绍过马克思。欧游归来的梁启超承认社会主义是现代最有价值的学说，但强调其“精神和方法不可并为一谈”，赞赏其精神，却不赞同在中国搞社会主义革命。
1920年9月，梁启超邀请英国哲学家罗素来华讲学。罗素认为中国实业不发达，不存在阶级差别，故中国当务之急不是宣传和实施社会主义，而是兴办实业，发展教育。
梁启超1919：被抛弃的勇士（5）
罗素的看法立即得到了张东荪的响应。他先后在《时事新报》、《解放与改造》上撰写文章，赞同且发挥了罗素的观点。张东荪对社会主义的批评立即引来了李大钊、李达、蔡和森等马克思主义者的批判，这便是中国近代思想政治史上著名的社会主义论战。
在这场论战中，梁启超坚决支持张东荪，断定“今日”中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只能搞实业救国。他甚至援引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法，指出：“社会主义所以不能实现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总原因在于无劳动阶级（即无产阶级）”，中国“目前最迫切之问题在如何而能使多数之人民得以变为劳动者”。
但在救亡呼声日盛一日的中国，梁启超外科手术般的改良主义恰恰是“不合时宜”的。陈独秀反驳梁启超：“由资本主义渐渐发展国民的经济及改良劳动者的境遇以达到社会主义，这种方法在英、法、德、美文化已经开发、政治经济独立的国家或者可以这样办，像中国这样知识幼稚没有组织的民族，外国政治的经济的侵略又一天紧迫似一天，若不取急进的revolution（革命），时间上是否容我们渐进revolution呢？”
诚如陈独秀所言，在五四时期救亡与启蒙的二重奏下，没有强有力的政权保障，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的确难以实现。然而，历史毕竟不能再度重演，四年后，国共两党合作领导的大革命爆发，梁启超的改良主义道路彻底失去了验证的机会。
被抛弃的青年楷模
批判梁启超的绝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梁启超宣称“科学万能”破产时，崇尚西方文化的思想家同样对他发起了强烈的批判。在《欧游心影录》中，梁启超对西方文化进行了审慎的批判，一方面，他认为欧洲人“科学万能”的观念已经宣告破产，西方社会需要东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明在精神上的补救。但另一方面，他仍然强调，西方的科学和物质文化并未破产，中国仍需要继续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
尽管梁启超一再声明自己并不反对科学，但在新文化运动如日中天的语境下，梁启超的论断仍不免“一石激起千层浪”。主张“全盘西化”的钱玄同指责他反对科学，甚为“荒谬”；就连向以“雅量”著称的胡适也批评他“谣言”惑众，“替反科学的势力助长了不少的威风”。
断章取义的批评着实冤枉了原本重视科学的梁启超，但无论是自由主义者还是马克思主义者都无法接受他的“东方文化救世论”。三年之后，在声势浩大的科玄论战中，梁启超被视为复辟封建传统的“玄学鬼”，成为胡适、陈独秀等五四一代的众矢之的。
而在这场论战中，批判梁启超的青年一代，无论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都曾以梁启超为时代之楷模，并从他那里汲取过思想的营养。
自“公车上书”到“新文化”运动，梁启超一直走在中国思想界的最前线。尽管由君主立宪到拥护共和，由反袁到挺袁再到讨袁，梁启超多变的政治态度曾经饱受非议，但他对西方民主与科学的追求却始终未曾动摇。
而欧游归来，梁启超所坚持的思想基点发生了变化，“民主公理”破产了，“科学万能”破产了，他开始转而鼓吹东方文化救世论。尽管如此，他并不是要抛弃信奉已久的西方民主和科学，而是希望通过中国本身的文化传统加以改造和调和。他依然坚持通过一点一滴的改良去改造中国。
然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1920年之后，暴力革命论已经完全主宰了此后大半个世纪的中国，梁启超和他那温情的改良主义道路被革命浪潮远远地抛在了身后。
1922年，梁启超在回顾晚清至民国的著作《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不无自省又略带自嘲地为自己数十年的人生写下了注脚——曾经“康有为、梁启超、章炳麟、严复等辈，都是新思想界勇士，立在阵头最前的一排”，到五四以后，“许多青年跑上前线。这些人一趟一趟被挤落后，甚至已经全然退伍了”。
图说：
1899年梁启超像。资料图片
1918年11月28日至30日，北洋政府以第一次世界大战参战胜利国资格，在故宫太和殿前举行的阅兵典礼大庆。资料图片
1919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参加巴黎和会时留影。原本承诺帮助中国收回山东的他，也在日本威胁下妥协了。资料图片
1918年，一战停战时，巴黎的庆祝游行。图/华盖
罗素在北京同讲学社同仁合影，前排右起：罗素、勃拉克女士、蒋百里、后排右起：孙伏园、王赓、赵元任、瞿世英。资料图片
1918年6月，北京大学文科哲学毕业合影。前排左起第六人是文科学长陈独秀，梁启超曾影响过以陈独秀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也被他们批判和超越。资料图片
暗杀时代的青年潮（1）
当社会陷于渐进“改良”进二退一式的踯躅时，青年人终于忍耐不住了。原来期望的路径迅速被激进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所淹没，使千万青年人渐行渐远。
国家历史主笔 丁三
1905年9月，行将刺杀“五大臣”前夕，年仅27岁的吴樾完成了《暗杀时代》一文。在这篇行文酣畅淋漓的文章里，吴樾谈起了自己的生平和作为一名“刺客”的心迹。他说，“体质为小我，精灵为大我……奴隶以生，何如不奴隶而死”；他说，愿他死后，“化一我而为千万我，前者仆后者起，不杀不休，不尽不止”。他并且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
这篇文章，宣告了“暗杀时代”的渐入高潮：在此之前，史坚如行刺德寿，万福华行刺王之春，易本羲谋刺铁良，王汉刺杀铁良；在此之后，徐锡麟击毙恩铭，汪精卫谋刺载沣，林冠慈刺杀凤山、彭家珍刺杀良弼……短短几年时间，“暗杀事件和暗杀预谋此起彼伏，次数频繁，大概不下五十来起”（严昌洪，《辛亥革命中的暗杀活动及其评价》）。更重要的是，行刺者大多是学生，大多出身于中产以上的家庭。
那么，这股前所未有的暗杀风潮，是怎么产生的呢？那些原本温文、饱读诗书的青年学生，怎么会以身做薪、化笔为炸弹呢？
“学生”
在《暗杀时代》里，吴樾回顾了自己的心路历程：从13岁开始，他“慕功名，岁岁疲于童试”；1902年，“因同乡某君之劝”、考入保定高等学堂后，他阅读《清议报》、《新民丛报》，成为梁启超的追随者，“信梁氏之说之登我于彼岸也”。然而，仅仅一两年以后，大批鼓吹革命的报刊与小册子出现在他面前了，《警钟报》、《自由血》、《新湖南》、《新广东》、《中国白话报》……他“思想又一变”，成为孙中山信徒了。
吴樾的这个阅历背后，不仅有着世事、潮流的急剧演替，一代青年从身份到思想的不断变迁，还有着君权、立宪派与革命党三大势力的此消彼长。
1901年，以变通科举、“广设学堂”的诏书为先声，几十所高等学堂、几百所中等学堂和成千上万所小学堂，如同雨后春笋般出现。它催生了一代前所未有的读书人：“学生”。如果说，吴樾入学堂之初，不过是为了“谋出身、派教习”，而郭沫若前往成都，也只不过“少年的神经受四方牵引”的话，那么，很快地，整整一代青年发生了与父辈、祖辈截然不同的变化。
这种变化来自前所未闻的专门词汇：格致、算术、地理、体操……这些西方的学科，渐渐扩散在许多个城市的角落；义理、考据、词章、诗赋从此变成了声、光、电、化。比起实验、公式和化学分子式，没有什么更能够颠覆遥远的乡村记忆，并抹去旧日生活的痕迹了。几十年后，蒋梦麟这样回顾自己的学堂生涯：“我在中西学堂里首先学到的一种不可思议的事，是地圆学说。我一向认为地球是平的。后来先生又告诉我，闪电是阴电和阳电撞击的结果，并不是电神的镜子里发出的闪光……这简直使我目瞪口呆。”
暗杀时代的青年潮（2）
让人更目瞪口呆的，还在后头呢！学堂和学生，象征着一个近代化的、多达百余万的人群，报刊和书籍，与它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与十年兴学相对应的，是“国中报馆之发达，一日千里”。后来，梁启超以“学生日多、报馆日多、书局日多”的概括，描述了这种相互伴生、相得益彰的景象：学生们催生、助长了报业，近代报刊由此从几十份增长到几百份、千余份，反过来，报刊也影响、铸就了一代人的集体性格。从诞生的那一天起，这个鲜活、肆无忌惮的人群，就通过报刊吸收着各种各样的词汇、观点和思潮。
亚细亚、欧罗巴、华盛顿、拿破仑、加里波第、西乡隆盛，还有自由、平等、民权、进化、竞争、尚武、国粹、欧化……很快地，声光电化退居次要地位了，世运和国运、爱国和救亡、变法与维新，开始成为一代人的主题。而在由《申报》、《新闻报》、《中外日报》、《东方》杂志等组成的庞大传媒群中，影响最深远、传播最广泛的，莫过于梁启超的《清议报》、《新民丛报》。
几十年以后，著名学者、《古兰经》翻译者伍特公说，“那时，我们那班差不多个个看《新民丛报》”；国学大师钱基博回忆道，“《新民丛报》播被尤广，国人竞喜读之，销售至十万册以上”；而经历二十多年的漫长岁月，在《四十自述》里，胡适依旧以一种孜孜不忘的情感，这么感念着梁启超和他的《新民丛报》：“（他）抱着满腔的血诚，怀着无限的信心，用他那枝‘笔锋常带感情’的健笔，指挥那无数的历史例证，组织成那些能使人鼓舞、使人掉泪、使人感激奋发的文章……”
就这样，伴随着《新民丛报》的传诵一时、风靡海内，梁启超的“立宪”主张，渐渐成为一代青年的集体信仰了。吴樾说，“《清议报》……阅未终篇，作者之主义，即化为我之主义”，他为此“日日言立宪，日日望立宪……人有非康梁者则排斥之”；林伯渠谈到，“（梁启超）倡导的维新立宪学说，及对国内现状的尖锐批判……确立了我的革命思想”；而在自传《反正前后》里，郭沫若更加直截了当地断言，“当时有产阶级的子弟……可以说没有一个没受过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礼的”……
然而，就是“立宪”思潮在一代青年中耳熟能详、深入人心之际，一种更加狂热的舆论鼓吹，骤然卷起了。在这股舆论鼓吹之后，平和的、自上而下的“立宪”，迅速地被激进的、自下而上的“革命”所淹没。它使千万青年渐行渐远。
“排满”
这个舆论鼓吹，就是“排满”风潮。1903年春夏，以三个互有关联的事件，“拒俄”运动、“《苏报》案”和《革命军》的出版为导火索，“排满”风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暗杀时代的青年潮（3）
风潮起于“拒俄”运动。1903年4月29日，为抗议沙俄霸占满洲，迟迟不肯撤兵，200余名东京留学生组成了拒俄义勇队，“准备赴敌”。然而，几天以后，远在上海的《苏报》就刊载了一封密电以及清廷的一道密谕，在密电里，驻日公使蔡钧指称留学生“名为拒俄、实为造反”，那道密谕更电令两江总督魏光焘严拿归国留学生，“即行正法”。消息传开后，国内舆论为之哗然，200余名拒俄义勇队成员更改组而为“军国民教育会”，决定实施排满主义。后来，该会首脑之一苏鹏回忆说，“为秘密结社，欲效俄虚无党所为，实行暗杀”；“军国民教育会之组织，是谋对满清君臣，实行暗杀之政策”（《拒俄运动》）……
紧接着，“《苏报》案”使排满风潮愈演愈烈。5月27日，该报宣布实行“大改良”；延聘学生领袖章士钊为主笔后，该报连篇累牍、不断鼓吹排满和革命：6月9日，《读〈革命军〉》宣称，“排满之见……今日革命者所不能不经之一途”；次日，章太炎的《序革命军》一文，在“中国吞噬于逆胡已二百六十年矣”的感慨之后，强调“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6月27日，该报开始连载《论仇满生》；而6月29日，在《论康有为与觉罗君的关系》里，章太炎甚至直指光绪皇帝“载湉小丑、未辨菽麦”，并号召汉人“杀尽胡儿方罢手”……
就是这篇文章引发了“《苏报》案”。6月30日，朝廷聘请的两名西方律师，以适用于英国法律的“污辱元首”罪名，将《苏报》、章太炎及邹容等人告上租界会审公廨。后来，众多报刊以“史无前例”、“朝廷与布衣讼”的字眼，描述了这场发生在租界区、以紫禁城为原告的文字官司。
“《苏报》案”的审讯，整整持续了11个月。在此期间，从《申报》、《新闻报》到《新民丛报》，乃至远在欧美的《泰晤士报》、《纽约时报》，都连篇累牍地发表评论、追踪报道。对这种沸沸扬扬、近乎喧嚣的舆论关注，时人给予了“一报馆、六党人，积极而震动全球”的概括。次年5月，尽管章太炎被判处三年监禁，而邹容也获刑两年，“罚作苦工，限满驱逐出境”，但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官司中，丢尽颜面的恰恰是朝廷。此后一年多时间，上海的《国民日日报》、《警钟日报》，日本的《江苏》、《浙江潮》、《新广东》，以及形形色色的小册子如《孙逸仙》、《黄帝魂》、《近世中国秘史》……开始风行于几百所学堂、出现在百余万学生的枕边。无一例外地，这些报刊都“昌言无忌”、鼓吹排满；也无一例外地，它使千万青年走出了梁启超，由“排满”而趋向革命。后来，吴樾回忆说，“乃知前此梁氏之说，几误我矣”、“复恨梁氏之说”。
暗杀时代的青年潮（4）
又何止是这些报刊、小册子？作为《苏报》反复推荐的书籍、“《苏报》案”当事人之一邹容的著作，《革命军》因此风行天下，达到了令人不敢置信的110万册销售额。冯自由说，天底下读书识字之人，“几于人手一册”；章太炎后来回忆，在印行几版、清廷开始禁绝以后，其销量不降反升，“远道不能致者，或以白金十两购之，置笼中，杂衣履糍饼以入，清关邮不能禁”……
伴随着《革命军》、众多报刊的风靡海内，几万名学生争先恐后、如同过江之鲫的东渡日本，东京渐渐成为革命党的大本营、国内革命的发酵池了。在此之前，它不过是一个派系林立，以华侨、会党、少数流民等边缘化人群为主的小团体，他们的历次暴动，也无一例外地被视为“暴民造反”；而在此之后，他们不仅赢得了这个国家的精华，那些最具激情、最有才华的青年，他们还逐渐赢得了国内舆论的支持。后来，阎锡山认为，“辛亥之改革……一半为利用时机力量，一半为排满主义力量”；章太炎谈到，“民国肇建之最有力者，实历来潜藏人人胸中反清复明之思想”；而孙中山也表示，辛亥革命的成功，“就是民族主义的成功”。
然而，东京渐渐沸腾、同盟会风生水起之际，几乎没有人觉察到：“排满”与共和革命，有多少实质联系；在洪杨叛乱、湘淮势力迅速崛起后，国家实权已渐渐落在汉族大员的手里，除了以“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久远案例煽动仇恨外，革命党实在没谈出什么民族压迫的事例；而满人的贫化、弱化与被同化，更使康有为在“排满”风潮初初崛起时，既惊又疑地发问：“夫以二百年一体相安之政府，无端……发攘夷别种之论，以创大难，是岂不可以乎？”……
更要命的是，几年以后，作为“拒俄”运动、“《苏报》案”的当事人之一，章士钊坦承，所谓蔡钧密电、朝廷密谕，都是伪造的，“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他说，“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而排满风潮的始作俑者章太炎，也含糊其辞地谈到，“以共和政体国家社会耿耿于心者……亦不能不随俗为言”；换而言之，“排满”鼓吹只不过是一种煽动手段。
那么，这种几近无风起浪、纯属人为的煽动，怎么会掀起那样的滔滔凡响，并改变一代青年、整个民族的命运呢？
“中等社会”
这就不能不谈到“学生”与传统社会的天然对抗性。自从新学制颁行、“学生”群体出现，他们就注定要成为这个社会的埋葬者：无论他们所学的声光电化、法政实业，还是他们所需要的社会舞台、新型职业，都来自西方，也都需要一个西方式的社会。正因此，1902年以后，《新民丛报》及其“立宪”主张，才口口相传、深入人心；因为“立宪”几乎就是西方的象征。
暗杀时代的青年潮（5）
然而，“立宪”似乎遥遥无期；他们躁动的心灵、群居的生活，为此更加急切地寻觅那个西化社会。如果说，在此之前，孙中山的共和理想、“三民主义”，始终曲高和寡的话，那么，在此之后，它多少地赢得了一些青年。因为对这个群体来说，倘若英日式的君主立宪不能实现的话，美法式的共和政体同样诱人，甚至更加美好。
又何止于此？如果说，迟迟无法实现宪政、不能让他们生活在一个西化社会里，已经使他们产生了找出“罪魁祸首”的潜在冲动，那么，“排满”风潮渐入佳境之际，言论家们所鼓吹的西方“民族主义”，更使他们获得了“仇满”的理论依据。他们说，“荷兰何以脱西班牙而独立？希腊何以离土耳其而自立？意大利何以起革命谋统一？……盖自‘两民族必不能并列于一政府统治下’之精理既发明，欧洲之政局乃大变动”；他们说，“伟哉白人，莫不有一民族主义坚树于脑中”。他们认为，西方的强盛，莫不来自民族独立、民族自决，而已经被他们彻底同化的满族，依旧是一个“异族”……
正因此，章太炎“中国已亡二百六十年”的煽情，怀姜罔顾现实，视满族为“野蛮人”、“只恃畜牧为唯一生涯”的贬低，汪精卫“彼所享者，鹿豕之生活”的咒骂，以及“举彼贱胡，悉莫能逃吾斧砧”、“狼性难驯，野心叵测，宜使受特别之法律”的刻骨仇恨，渐渐升腾而为一整代人的普遍观感，并使他们在不知觉间，由“排满”走向“革命”……
这不仅是激进、亢奋的一代，这还是前所未有的一代。在他们初涉西学、睥睨天下的眼里，官绅们“皆顽钝腐败之魁杰也”，他们说，“彼辈除考据词章以外无学问，除奔竞专营以外无阅历，除美缺优差以外无识见”；他们也看不起芸芸众生，认为“识字者盖寡……且蛮野横悍，动辄蚁聚蜂屯，戕害外人，昧公法、召衅端，其愚更可悯也”（《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他们为此自居“中等社会”，并自诩为天下兴衰的主导力量。他们断言，“二十世纪之中国，学生之中国也。其兴也为学生兴，其亡也为学生亡”；他们断言，“盖学生者，今日处于最重要之地位者也，其责任重，其价值高……名之曰‘主人翁’”；他们并从梁启超等言论家，从遍及租界和沿海城市的报刊群那里，获得了进一步的自我认同：以梁启超为例，早在1902年，他就以“顿首上书于所最敬最爱之中国将来主人翁”的姿态，认为“一国最高最重要之天职，忽落于诸君头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