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原先的儒生们不同，这一代人丧失了和乡土社会的亲缘关系。他们与传统世界格格不入，并视广漠乡土为可讥可笑之物；反过来，亿兆众生也视他们为可厌可恶之人，一如鲁迅笔下未庄的“假洋鬼子”。王国维曾经谈到，“小民之疾学堂，殆视教会为尤甚”；而《东方》杂志也曾记载，“甲辰（1904年）以前，中国闹学毁学之事，见于学生；甲辰之后，中国闹学毁学之事，见于愚民”……
暗杀时代的青年潮（6）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反满、“革命”、共和，又怎么能指望亿兆苍生的参与呢？他们为此抱怨，“吾国民者，自古以不担责任闻于天下者也”；他们并视千百万人为麻木愚蠢、自私自利之辈，“火不及于燃眉，则醉酣睡梦之声必不一彻；刀不冷于颈上，则妻子身家之系终未忘怀”。他们尽管拥有几万党人、近百万支持者，然而，在这个广漠国度中，他们依旧是一层漂泛在水上的油花。又何况，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革命仅限于口头，以至于有人抱怨说，“在海外谈革命者万人，不如在本国谈革命者得十人；在租界谈革命者千人，不如在内地实行革命者得一人。……虽然，高标其主义，而不思所以实行之，又何取乎无谓之空谈也？”（《辛亥革命》）……
也是在这种情况下，吴樾认为，“今日之时代，非革命之时代，实暗杀之时代也”。他说，“暗杀虽个人而可为，革命非群力即不效”。他进而谈到，“排满之道有二，一曰暗杀，一曰革命，暗杀为因，革命为果”。他试图以己身的陨灭，激励众多的党人，唤醒沉睡的苍生。而在他之前，不仅蔡元培、陈独秀、章士钊等大知识分子已组织了暗杀团，“甲辰三暗杀”更纷传全国，那就是万福华谋刺王之春，易本羲谋刺铁良，王汉谋刺铁良。在吴樾看来，这三起暗杀影响虽大，但均未成功，“于事实上不免失之一筹”。他希望自己此行能够一举成功。
他选择的刺杀对象，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载泽、端方、徐世昌、戴鸿慈和绍英。
“天讨”
几乎是日俄战争刚刚爆发，一种充满希冀、令后人大惑不解的观望情绪，就弥漫在沿江、沿海的租界区内。1904年2月13日，《中外日报》发表社论说，这场战争“必为我国政体之从违……不为俄国之专制，必为日本之立宪”；次月，《东方》杂志创刊号也认为，此战关系“亚洲之荣落、黄白种之兴亡、专制立宪之强弱”。而《大公报》更加直截了当，它断言中国积贫积弱，“非立宪实不足以救之”；它并以反诘的口气发问，“瓜分之祸，倾覆之状……速行立宪其庶几稍救燃眉之祸乎”？……
这是江浙“立宪派”的集体声音。如果说，一两年来，以梁启超为代表的海外“立宪派”已渐渐形影孤单的话，那么，这些大多出身科举、在地方上有着极大号召力的绅商，则始终是这个风雨飘摇的帝国最后的保障。正因此，此后一年多，伴随着“立宪之声嚣然遍天下”，不仅地方督抚，那个颟顸、腐朽的政权，态度也渐渐松动。
1905年7月16日，朝廷以上谕的形式，决定委派五大臣出洋，“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消息传出后，许多城市张灯结彩、进行庆祝###；从《泰晤士报》到《科隆日报》，无数西方报刊也纷纷发表评论，认为“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移植到中国去”（德国汉学鼻祖弗兰克语）。然而，在几万同盟会员、革命党人看来，此举不过是满洲政权瞒天过海的手笔。以吴樾为例，他说，“盖欲断送汉族于无自立之一日，而为满洲谋其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樾生平自认为中华革命男子……宁为非驴非马之立宪国民？”……
暗杀时代的青年潮（7）
正因此，9月24日，他怀揣一颗撞针式烈性炸弹，走向正阳门火车站的五大臣专列。据说，在那声巨响之后，他很快被抛尸荒野，其未婚妻也自尽殉夫；而面对“受微伤”的载泽、“耳后发际及臂上受伤略重”的绍英，慈禧则“慨然于办事之难，凄然泪下”（《荣庆日记》）……次年，《民报》增刊以“天讨”的标题，刊发了他的《暗杀时代》；又几年，他的遗骨被陈独秀埋葬在安庆郊外，孙中山也为他亲致祭文。
吴樾之后，则是徐锡麟、汪精卫、林冠慈、蒋翊武、李燮和、温生才……是江浙士绅“速开国会”的声音，是一个古老帝国在革命党、地方士绅联手之下的轰然崩溃。1912年1月26日，伴随着“最后一名刺客”彭家珍的刺杀良弼，一个青年与父兄失衡、统治部族与“民族主义”思潮失衡、传统和未来割裂、乡村与城市对立、价值和知识紧张的时代，似乎告一段落了，但它依旧久久不去地徘徊在这片土地上。仅仅一年以后，在《论人心之枯窘》一文，记者黄远生这样描述着民国初年的景象，“……全国之人，丧心失图，皇皇然不知所归，犹以短筏孤舟驾于绝横断流之中，粮糈俱绝，风雨四至，惟日待大命之至”；而在美国历史学家N-佩弗看来，它是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式的政治思想的漫画”。他说：“1911年在中国建立的美国政体的仿制品，不仅荒唐可笑，也无疑是一次大失败。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阅历，以及中国人的天性、信仰和习惯里，它都找不到任何依托。……它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图说：
民国时期，广东岭南学校的中学地理课，西方的声光电化逐步渗入中国课堂。资料图片
民国时，望平街为上海报馆会集之所，报贩们从报馆批发报纸向全市发售。资料图片
（上图）方声洞，拒俄义勇队成员，1905年参加同盟会。资料图片
(下图)陈天华，因愤沙俄违约拒不从中国东北撤兵，写血书数十幅邮往国内，号召国人拒俄御侮，并加入拒俄义勇队。资料图片
（上图）吴樾，安徽桐城人。1905年9月24日，清廷派出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出国考察宪政，吴樾在正阳门车站怀揣炸弹刺杀五大臣。资料图片
(下图)蓝天蔚留学日本时的照片，曾任拒俄义勇队队长。资料图片
1926年，冯让(左)与章太炎。资料图片
黄兴与《民报》主要成员东京合影，《民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刊物。资料图片
1905年，广西桂林，官方举行关于立宪改革的###。在主席台上方挂着“立宪万岁”横额。资料图片
1905年12月，清政府出国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及随员在罗马合影。资料图片
“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1）
在暴力面前，伴随着感慨、反思、总结、哀婉，一个启蒙的，属于知识者的年代，惭惭消褪了。
国家历史主笔 丁三
1920年5月1日，“五四运动”周年前夕，罗家伦发表了《一年来学生运动的成功和失败》一文。在这篇长文里，罗家伦列举了五四运动的种种影响：在此之前，鼓吹文学革命、思想启蒙的刊物，“不过《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和其他两三个日报”，在此之后，已经有四百余份报刊加入了启蒙的大合唱；在此之前，“中国社会可以说是一点没有组织”，在此之后，各省各县的学生都有了联合会，“好几省已经组织成了什么教职工公会”，而工界联合会、同业公会、“马路联合会”、中华工会总会……也层出不穷，如同雨后春笋；在此之前，千万民众喑哑无声，在此之后，“现在各国的舆论，都是知道惹起中国国民的反感，是对于他们不利益的”……一句话，五四之前，“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之后，“中国是天机活泼的动的中国”。
那么，五四之后的启蒙运动、社会工作，有没有什么失败的地方呢？罗家伦认为，“老实讲，‘五四’以来，我们学生……弱点也一律暴露出来了”。
罗家伦说，自从发起五四运动，一种“学生万能”、“什么事都要过问”的习气，正在学界泛滥；与此同时，学生运动也日渐形式化，不过“三番五次的请愿”、“一回两回的游街”。正因此，工商界已对学生日渐反感；也因此，“一年以来，我们的生活都是奔走呼号，东击西应，对于新的知识一点都不能增加进去”……
又何止于此？对劳工阶层、普通民众，学生们几乎毫无了解。以罢工为例，只知道鼓吹“爱国”、“救国”，却不知道从解决平民的生计着手，“这是他们最关切不过的事”；以平民教育演讲团的街头演说为例，有一次，一名成员居然问一个长辛店工人“生活丰富不丰富”，搞得对方“瞠目结舌”、“骇而疾走”。他说，“我们穿的不是劳动者的衣服，吃的不是劳动者的饭，说的不是劳动者的话……他们既然认为同他们没有关系，又不是他们的同类，所以无怪连三句真话都不肯说了”。
那么，该怎么办呢？罗家伦说，“养猴子的人，必须自己变成猴子”。他为此大声疾呼，“我们有志于群众的青年呵！我们也不要怨谁，也不要恨谁……商人不知道的，我们当带着秤杆刀尺去告诉他们；工人不知道的，我们当背了斧头凿子去告诉他们；农人不知道的，我们当牵了耕牛、荷了锄头去告诉他们……去罢！去罢！时候不早了！”……
罗家伦的这篇长文，大致反映了北大学生领袖的普遍看法。他们以“新潮社”、“国民社”和“平民教育演讲团”成员为主体。那么，罗家伦能不能意识到呢？不过几个月以后，不仅他将永别他所号召的“群众运动”，而且，百余名青年也走上了各各不同的道路，从此渐行渐远、乃至反目成仇。
“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2）
“到民间去”
正如罗家伦所说，“平民教育演讲团”步入厂矿、走向田野之初，不仅异常隔绝，而且笑料百出。
1920年4月上旬，在成立一周年、进行了几百场街头演讲后，演讲团的12名成员分作两组，前往丰台七里庄和长辛店厂区。后来，丰台演讲组书记李荟棠这么描述自己的一路见闻：有着五十多户人家的七里庄，有国民小学一所，“教室就是厨房，书案就是菜床，气味龌龊，鼠洞一般的黑暗”；在炕上躺的，是一名“流氓式的年轻先生”。
几经央求后，这位先生终于同意他们进行演讲。听讲的人还不少，除了三十来个孩子，还有二十多个老人，“都满身是泥，满脸是灰”。汤炳荣讲过“北大平民夜校和本村国民学校的区别”后，刘炽昌演讲起了“女子应当和男子一样的读书”。李荟棠说，“村中的老人……个个都点头称善”，然而，他们显然听不懂这一群学生在讲什么。
于是，演讲组转移到了较为富裕、有着三百多户人家的大井村。这里同样有一所国民小学，教书先生有三长，“辫子长、烟袋长、戒尺长”。与七里庄一样，这里也以旧式教育为主，先生说，“学董不叫我们学那些花草，所以我们就仍旧复了原了”。
演讲开始后，看热闹的乡人也不少。但王星汉讲起“缠足的害处”时，“有些女人都半笑半羞地……回家去了”；而郭衍盈讲到“为什么要读书”时，“一位年轻的媳妇，才要出门来听听，立刻叫一位老妇人痛骂了些混蛋、王八羔子、不学好这一类的话”……
如果说，丰台演讲组还多少讲了几场的话，那么，4月8日，长辛店演讲组简直就是铩羽而归。
这一天是星期天，“长辛店方面，工场的工人休息，都往北京游逛去了，市面上的善男信女又都到福音堂做礼拜去了”。正因此，虽然邓中夏、杨钟健他们扯起了旗帜，开起了尚属稀罕之物的留声机，“也不过招到几个小孩和几个妇人罢了”。不仅如此，“讲不到两个人，他们觉得没有趣味，也就渐渐引去”……
这么一来，演讲组只好转移地盘，来到赵辛店。然而，在一个多小时的演讲中，“到不了五六人，还是小孩”……后来，演讲团成员朱务善谈到，几次尝试后，“（我们）认为这样的乡村讲演不能得到多大效果……没有什么用处。所以有一个时期我们停止了农村露天演讲”。
然而，几个月以后，与新潮社罗家伦、傅斯年、冯友兰、汪敬熙等人前往美国留学几乎同时，一个影响深远的事件发生了：以李大钊为发起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成立，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高尚德、朱务善等演讲团成员，纷纷加入了这个小组；而一年多以后，作为早期中共最重要的工运领袖，在长辛店，邓中夏渐渐如鱼得水，他动员民众、组织劳工的手笔，后来被视为风起云涌的工运时代的样板。
“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3）
1920年11月7日，在长辛店，邓中夏创办了《劳动音》杂志。仅仅一个多月后，这份周刊每期销售两千余册，长辛店近三千名铁路工人，几乎人手一册。随即，12月19日，他开始筹办长辛店“劳工补习学校”，分日夜两班，“日班是铁路工人的子弟，夜班是工人……大多数是青年工人”。
为孩子们提供免费教育，使邓中夏渐渐获得了一些劳工的信任。不久以后，当厂主为限制这些学生的影响、也搞了一个劳工训练学校时，邓中夏别出心裁的“工人俱乐部”，不仅取代了长辛店原行会、帮口组织，它还很快地成为一个时代的工会代名词。几十年后，长辛店机车厂退休工人韩宝华回忆说，为了争夺劳工，厂主无极不用，“只要工头说‘现在都去学校吧’，我们就可提前下班”、“到年终，还把挂表、香烟奖给经书记得最熟的人”……正因此，厂主的学校一度吸引了七八百名工人，“而北大演讲团的学校最多只有一百个左右”（舒衡哲，《中国的启蒙运动》）……
对此，1921年10月20日，邓中夏发起了长辛店工人俱乐部。韩宝华说，俱乐部有唱歌、有演讲、有形形色色的活动，它吸引了众多生活麻木、负担沉重的劳工。正因此，次年4月9日，当俱乐部召开成立大会时，不仅会员达到1500多人，“京汉铁路沿线的郑州、江岸、彰德、信阳等14个站的代表，及陇海、京绥、京丰等铁路工会的代表，都参加了这次###”（樊济贤，《长辛店》）。
“工人俱乐部”就这样相习成风，不仅在铁路劳工中，而且成为除广州外全国工会的通用名称了。而1922年8月24日，当长辛店劳工发起罢工、促使京汉路中段与南段瘫痪后，它更被誉为“北方劳动界的一颗明星”……
邓中夏、张国焘、黄日葵等深入厂矿之际，周作人、孙伏园、朱自清、叶圣陶、李小峰等“新潮社”成员，则把目光投向了另外一个群体。
“为人生的文学”
这个群体就是边缘知识分子。远在1916年，李大钊就发出了这样的喟叹，“京津之学生卒业而未就职者以万千计”；而次年胡适在归国之初，也注意到，“如今中学堂毕业的人才，高又高不得，低又低不得，竟成了一种无能的游民”（胡适，《归国杂感》）。他们蜗居在各个城市的角落，不肯返回乡村；他们苦闷、彷徨，一如鲁迅笔下或真实或虚构的那些人物，范爱农、吕纬甫、魏连芟……
《新潮》杂志的创办，针对的正是这个群体，“使之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如果说，邓中夏、张国焘等人继承的是“劳工神圣”、“到民间去”的五四传统的话，那么，在罗家伦、傅斯年、杨振声等发起人纷纷出国留洋后，《新潮》的众多成员，则继承起了启蒙传统：一方面，孙伏园、李小峰接手《新潮》，继续向边缘知识分子传播西方的种种现象、观点和思潮，另一方面，周作人、朱自清、叶圣陶等结合茅盾、郑振铎、冰心，发起了“文学研究会”。
“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4）
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正式成立。它以“为人生的文学”为宗旨；它说，文学应“站在时代的前面，为社会改造的原动力的”，它应“有一种‘潜移默化’之功，以纯正的、博大的趣味，替代……不洁的、偏狭的趣味，使民众的感情浅滋暗长，渐渐地净化、扩充”（《文学旬刊》第27期）。一句话，它应该是“民众的文学”。
“文学研究会”拥有两份主要刊物，以茅盾为主编的《小说月报》，由郑振铎主持的《文学旬刊》。如果说，邓中夏等人的选择，是因为科举终结、分工和专业化渐渐兴起之后，读书人丧失了传统的安心立命之所，从而视劳工为神圣、以民间为依附的话，那么，周作人、朱自清等人的选择，则是古老教化传统的延伸。在此后几年时间，朱自清写出了《光明》、《毁灭》，郑振铎写出了《家庭的故事》、《山中杂记》，庐隐则写出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灵魂可以卖么？》……
然而，好景不长。新潮社诸人连同“文学研究会”，很快目睹了漫天的鲜血。
1925年5月30日，在英租界南京路，英国巡捕向示威人群开枪射击，当场打死了11名青年，其中四人是学生。如果说，此前的“顾正红事件”并没有引发太多社会关注的话，那么，几名学生的惨死，则震动了整个知识界。后来，学者舒衡哲写道，“自从哲学家谭嗣同在百日维新中被杀害以后，自从秋瑾在1907年因暗杀未遂而献身以来，这次的学生被害，第一次没有被当作个人的不幸，而被视为整个阶层的不幸，全部知识分子的不幸”（《中国的启蒙运动》）。毕竟，在此之前，读书人拥有超然、为政权所尊重的地位；毕竟，即使在五四运动中，也没有一名死在枪口下的学生……
正因此，惨案次日，在瓢泼的大雨中，在昨天的游行路线上，叶圣陶这么表达自己的心情：“血总是曾经淌在这地方的，总有渗入这块土地的吧？那就行了。这块土是血的土，血是我们的伙伴的血。……血灌溉着，血温润着，行见血的话开在这里，血的果结在这里”（《五月三十一日之急雨中》）……
而几天以后，被认为“太内向”、“太文雅”、“性情太温和”的朱自清，也似乎看到了一个惨淡的人间：
血的手！血的手！戟着指，指着他、我、你！
血的眼！血的眼！团团大，射着他、我、你！
血的口！血的口！申申詈，唾着他、我、你！
……
我们的头还在颈上！
我们的心还在腔里！
我们的血呢？我们的血呢？
起哟！起哟！（《血歌》）……
如果说，听闻惨案，已经让朱自清陷入了“我们的血呢”的自责，那么，郑振铎不仅为之痛苦，还为之尴尬：屠杀发生后，他曾急切地向路人询问惨案详情；而当对方视他为“多管闲事”时，他以“血一大堆、一大堆的都被洗去”的感慨，斥责了这些人的冷漠。然而，仅仅二十多天以后，他创办的专门报道“五卅惨案”的《公理日报》，被当局勒令停刊了；他发觉自己无能为力，比那个路人强不了多少……
“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5）
对整整一代启蒙者来说，“五卅”都是一个不可磨灭的象征性事件：惨案后，朱自清不再自称“学者”、“知识阶层”，他开始以“知识分子”自居，所谓“分子”，与劳工、边缘阶层没有什么两样，不过是普通人罢了；郭沫若宣布放弃“为艺术而艺术”，而转而“革命文学”，即为劳工、战斗者鼓与呼；而坚持启蒙立场的俞平伯，大着胆子为洋人们辩护几句、认为中国人杀死了更多中国人之后，他遭致了铺天盖地的骂声。
又何止于此？最能代表启蒙者看法的，或许是叶圣陶。他说，“为教育而教育，只是毫无意义的玄语……教育应该从革命出发”；他说，“你蜷伏，你躲藏，枪声会来找你的耳朵，子弹会来找你的肉体，你看看有什么用”？他并且借笔下人物倪焕之的话语，表达了对西方文明的质疑：“暴露了人类兽性，剥夺了文明面具……”
到这里，以理性、科学与西方精神传播为己任的启蒙，已遭受了启蒙者的深重拷问。然而它还不够。仅仅几个月以后，另一场大屠杀，更使一大群启蒙者彻底否定了自己近十年的努力。
“我是走着衰亡向灭亡的路”
那就是“三一八惨案”。与“五四”、五卅惨案的不在现场不同，朱自清亲历了“三一八”游行。他说，枪声想起时，他还并没有什么感觉，“但一两分钟后，有鲜红的热血从上面滴到我的手背上、马褂上了，我立刻明白屠杀已经在进行”。
随即，在恐慌的人群中，他被绊倒了，又爬起来接着逃命。他说，“前一次的奔逃，但求不即死而已，这回却求生了……我努力的结果，终于从人堆上滚了下来，我的运命才算定了局”。他表示：“现在想着死尸上越过的事，真是不寒而栗啊！”
他为此感到了深刻的、作为苟活者的自责。有这种感觉的，并不仅是他一个人。十几天以后，并没有参加游行的鲁迅，也在《纪念刘和珍君》中，自称为“苟活者”、“苟活到现在的我”。而在《无花的蔷薇》中，他说：“以上都是空话。笔写的，有什么相干？”
如果说，没有亲历惨案的鲁迅，不断还原着死难的情形，“从背入，斜穿心肺”、“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那么，周作人则庆幸于自己没有目睹那样的场面。他说，“真真万幸我没有见到伤痕或血衣，我只见用衾包裹好的两个人……似乎都能安闲而庄严地沉睡着”；他同样有生者的愧疚，但从此以后，他绝口不谈启蒙，而是沉溺进自己的小天地，开始了小品文的创作。他日渐孤独、消沉，众多研究者认为，这伏笔了他后来的汉奸人生……
“笔写的，有什么相干”？这正是众多启蒙者在“三一八”之后的反思。当年秋天，在《我们的时代》一文，新潮社成员、“文学研究会”会员胡愈之悲愤地谈到，“静的革命，精神的革命，究竟是一句欺人的话”；他认为，“在革命年代，最流行的便是暴力，惟有暴力足以支配一切……至少在今日，革命事业必须破坏，必须扫除障碍；而扫除障碍，则非暴力不可”……
“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6）
又何止于此？惨案发生近一年后，在《士气与学生的政治运动》中，茅盾认为，知识阶层在政治上的唯一作用，就是作为政府的批评者，但它从来不曾是“社会的主人”。他说，历史上的每一次进步，“实数千年来无数志士仁人从刀剑下油锅里培养成功的”，和知识分子谈不上有什么关系。几乎与此同时，当大教育家张奚若强调知识阶层是独立的、具有批判能力的思想家时，几家报纸对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众多青年学者认为，知识分子根本没干过什么“增长知识”、“传播文化”的事，几个世纪以来，它始终依附于权贵，“不尽所能、取过所需”。如果说，这种说法让人想起毛泽东的“皮之不存、毛焉孚之”的话，那么，冯雪峰则认为，暴力与革命，“（使）从前的一切尊贵的、神圣的、不朽的东西，都成为失了色的死的东西”。这就是所谓“启蒙”在暴力面前的命运。
对此，朱自清深为认同，但哀婉无限。他说，“我不是个突出的人，我不能超乎时代。我在小资产阶级生活里活了三十年，我的情调、嗜好、思想、理论与行为的方式，在在都是小资产阶级的。……离开了小资产阶级生活，我没有血与肉”；他说，“资产阶级的灭亡，是时间问题，而我们已在向灭亡的途中。……我是走着衰亡向灭亡的路，即使己身不及灭亡，我也是个落伍者。随你怎么批评，我就是这样的人”（朱自清，《哪里走？》）……
伴随着这样的感慨、反思、总结、哀婉，一个启蒙的、属于知识者的年代，渐渐消褪了。在后来的年月，不仅当权者，而且知识者自己，也认为他们只能跟着劳工队伍后面，“为劳工、公理、救国而奋斗”（冯雪峰，《革命和智识阶级》）。而在暴力面前，消失的启蒙者，又何止是这些灰色的、书斋里的、面向边缘知识分子的？1927年，在“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杀中，邓中夏、张国焘等人开始了向乡村、向暴力革命的进发。
对历史来说，一个时代是结束了。
包在纸里的火
阅读的禁与驰，背后是一批思想史上失踪的盗火者。
国家历史记者 王刚
一
我和徐晓约在北四环见面，对面即是鸟巢和一座山一般让人透不过气的大楼。
我打算写一篇有关文革后期地下读书会的稿子，起初我以为这是一条介入改革启蒙相对便捷的途径，但深入到后来，我却不由得失望，关于阅读，那的确是个太个人化的事情，太多的68年一代关于阅读的回忆，但却无法让我拼接成一幅完整的精神启蒙的清晰轨迹。
现在回头看那一代人，起初他们是破四旧，疯狂烧书的红卫兵，而没有多久，莫名的失落感却让他们饥渴地在“封资修”的反面教材中寻找人类文化的精神食粮。
这个启蒙的过程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如果说这一代喝着红色乳汁成长起来的青年，完成了骇人听闻的社会大扫荡的话，那么，他们后来这一发自心底的举动，不仅仅是被放逐时期排遣寂寞的方式，更是对青春无忌的忏悔，和对文明的基本回归。
“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7）
十年之后，也是他们，靠着这些微薄的养分，建立起对过往反思的思想资源和对改革的学理认同。
而徐晓正是其中之一，她是文革当年北京地下读书会的重要参与者。我试图从她身上找到一些当年读书会的线索。
关于她，我的了解并不多，30年前她是《今天》诗刊的重要编辑，这份杂志在文学史的地位无庸赘述。但在我当年阅读诗人的时候，只知道北岛、食指、芒克等等，却不知道她，因为她不是诗人，所以始终躲在幕后。她也不搞艺术，在黄锐、马德升有关星星画展的记忆里也看不到她。但她又是那么的重要，在北岛回忆《今天》，杨建诉说文革一代文学的时候却时常出现她的名字。
我对徐晓的了解，更多的来自于她的那本回忆性的散文集《半生为人》。她属于那些圈子的边缘，记述的大多是属于一个女人对于诗歌、对于文学、以及对于那一代年轻人的印象。
话题开始后的第一句，她就问，你找的不是我，你知道赵一凡吗？
我说，听说过，在很多人的回忆里提起过，就是那个腿脚有些不方便的人吧？我对这个名字的印象最深刻的竟然是这个。
她说，没错，就是他。这个人很重要。随后，她也没跟我解释为什么很重要，而是自顾自地说起来。
“这个人对我的影响很大，甚至比我的丈夫周郿英对我的影响都大。”
我们的话题围绕着赵一凡继续着，她说，一凡是当年文化人圈子里的一个核心，他周围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人物，你要研究当年的读书文化，就不得不面对他。
赵一凡是谁？
在一部记录当年中国地下诗歌的书里，赵一凡也是经常出现在照片里的一个人物。他坐着轮椅参加诗会，不朗诵诗歌，手里拿着一叠手抄本的诗稿，也是别人的。
按照北岛的回忆，赵是北京地下沙龙的最初组织者，他父亲是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头头之一。而赵这个人从小瘫痪，但才气过人，三岁读《红楼梦》，五岁读鲁迅，八岁就自己写书出版了。
赵一凡生于1935年，50年代进入“文字改革委员会”参与编书。后来，他实际上已经是一名语言专家，乃至商务印书馆《辞源》一书的最后一校由他完成。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一段黑暗的时期，却成为赵一凡生命中最辉煌的一阕篇章。
赵一凡在他主持的地下沙龙中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传播书籍，致力于对“文革”中一代青年人的文化启蒙。
正因此，在北岛眼里，赵一凡已经不止是个沙龙的组织者，更是文革一代精神启蒙的盗火者。
这个人如此的重要，却又如此地时常被忽略。他像极了朱学勤描述的思想史上的失踪者，当别人拿着红宝书文攻武斗的时候，他却在传播康德和别林斯基。但后来，却没有名气，不写诗，不著文章，甚至没有留下一点记忆。
“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8）
二
文革开始后，因受到媒体批判的“毒草”越来越多，图书馆疲于清理和下架，只好一关了之。城里各大书店也立刻空空荡荡，除了红色“圣经”，其它书籍几近消失。
在范围有限的高层干部圈子里，有另外一套私密的出版物，这些被后来称为“灰皮书”和“黄皮书”的权力附属物，是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作为反面教材特别安排的。
1960年，中共中央成立了“反修领导小组”，酝酿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大论战。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论战前的理论准备，为了使党的高层干部对“修正主义”的历史、流派和观点有所了解，决定以“内部书”的形式出版一批“修正主义者”和西方理论家的政治著作，这就是后来人们所称的“灰皮书”。
因为“灰皮书”是供批判用的，故分甲、乙、丙三类，限定发行范围；甲类最严，表示反动性最大，如伯恩斯坦、考茨基、托洛茨基等人的著作，购买和阅读的对象都严格控制。
阅读的不均衡，造成大部分的人无知者无畏。于是，冷战的大环境下，美帝苏修究竟什么样，中国的年轻人知之甚少。总之是，水深火热日子都很苦，风景这边独好。
可高干子弟们心里都明白，毕竟看的反面教材多，林立果那时候听披头四，搞中国最早的摇滚乐。这一切在最后披露的邪恶“571”工程里，才被老百姓们作为反面教材了解。
有限的知识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精神的传播需要盗火者。
赵一凡的家里也算高干，加之他年龄大，朋友圈子广，“偷书”、“传书”的薪火事业自然落在他肩上。当时，北岛、徐晓都是平民子弟，自然团聚在他的沙龙周围。
他将这种书籍的传阅安排得极为巧妙，排队等着要书的人准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到他家把书取走，并且限定最短的时间传给下一个人，这使得这些精神食粮能够以最快的频率传播给尽可能多的人。“传书”既是促进这个圈子发展的一个原动力，也是青年人交流思想的重要方式。交换图书，交流读书心得，是沙龙生活的重要内容之一。
以赵一凡为核心的圈子在1973年逐步扩大，不少文学青年以及关心政治的青年不断出入这个沙龙。在北岛的记忆里，那一年，年轻人们颇为活跃。许多青年经人介绍与赵一凡相识、交谈，并建立通信联系。青年们聚集在沙龙中，不仅谈小说、诗歌、样板戏，也谈政治。
到这一年底，赵一凡的圈子无形中成为与诸多青年人圈子沟通的辐射网，并由北京辐射到全国各地。其中徐晓认识了一些由外地来京的朋友。当时，如果认识了一个知青并获得信任，就会通过此人结识一帮朋友。通过这种“滚雪球”式的交友，徐晓又结识了一些东海舰队的年轻军人。他们之间只能通过书信来往，而每封信都长达十几页。这些年轻人在信中不仅谈文学，也谈一些政治见解和小道消息。这些通信后来受到邮检，拆开一个人的信，根据其内容再检查另一个人，不断扩大侦察面，最后到全国范围：北京、山西、陕西、河北等地，这个圈子被定名为“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赵一凡为首犯，徐晓是联络员。
“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9）
徐晓与赵一凡一同被捕，审讯中，预审员让她把所有看过的书都写出来，她很得意地写满了整整一黑板，然后又写满一地，“虽然我是犯人，却有一种优越感。”
对于文革一代的年轻人，能够轻松读书，的确是一种颇具优越感的经历。而用当时的世俗眼光来看，赵一凡无疑属于一个“精神教唆犯”，一个隐蔽很深的“现行反革命”。为此，他们坐了两年的牢。
三
1972年，在“事件”之后，中央进行纠“左”，文化大革命进入低潮，青年们得以浮出水面透口气儿，北京地下的文艺沙龙也自此进入了一个黄金季节。
根据诗人多多的回忆，与赵一凡沙龙先后活跃于京城的还有 “二流社”和徐浩渊沙龙。
“二流社”是一个红卫兵运动的小研讨会。每周聚会地点定在紫竹园的“风雨亭”或者北海公园。“二流社”的成员都是各校造反派红卫兵的写作班子。
这些人最初热衷于去农村建立乌托邦主义的据点，比如“共青城”、“知青公社”等等。到了1968年后，红卫兵失势，出于对政治的失望，他们中的一大部分开始把注意力投向文学艺术。后来，他们中间的柯云路、史铁生、孙康、史保嘉都成为新时期知青文学中风云一时的人物。
而徐浩渊的沙龙只是一个以国务院宿舍和铁道部宿舍为据点的小型聚会。
徐浩渊是人大附中老高一学生，文化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老红卫兵代表，因为《满江青》一诗影射江青而遭逮捕，入狱两年。出狱后她便积极介绍西方文化。
徐浩渊当年让周围的人们传得很神：她是当年苏共莫斯科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那半个布尔什维克徐迈进的女儿。在文革初，她化妆成叫花子到陕北民间做考察。在城里经常穿印花蓝布的衣裳，这在当时被视为“标新立异”。
这个沙龙中主要成员多是业余的知青诗人，后来成为“白洋淀诗派”诞生的产床。
当时，沙龙中的核心人物一个是岳重，一个是栗世征。他们都来自白洋淀，插队三年。
岳重很有天赋，其父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编剧，家中有4000册藏书。这决定了他成为沙龙核心的主要因素。岳重十五岁时，即将黄皮书阅尽。十九岁即写出《三月与末日》等八首长诗，此后一歇笔就是十五年，他的经历是神童式的：中学数学补考；笛子拿来就会吹；画的漫画让每个被丑化的人都开心之至；以至于后来到农村无师自通，在白洋淀站在船头高歌几声就进了中央乐团。
1973年以后，徐浩渊的沙龙随风而逝。再后来，岳重和栗世征开始写诗，他们笔名一个叫根子，一个叫多多。
四
1976年， 10月22日，“四人帮”被打倒。
一个月后，赵一凡和徐晓被释放。
出狱后的赵一凡，活动空间仅限于他家那间厨房兼饭厅的小屋。他已经不再会走路了，深陷在藤椅中，但乐观依旧。他没完没了地写信，邮票总是一百张一百张地买，一天发十几封信，信末签署的时间多是凌晨两三点。他每封信都留底稿，在信中，他乐此不疲地与人讨论共同读过的书，评价朋友们的创作，推荐报章杂志上他认为好的文章和作品，甚至指出对方上一封信中的语病和错别字。
“五四之子”的后五四时代：消失的启蒙者（10）
1978年，赵一凡一案得到彻底平反。
这一年底，由北岛、芒克主编的地下文学刊物《今天》文学双月刊在北京创刊，地下诗歌终于得以浮出水面。
1983年以后，在一家小型誊印社的基础上，他创办了北京三月文化服务公司。他幻想着公司发展，并转化为一家出版社，实现他买书、读书、出版书的梦想。
赵一凡办公司的消息一直让北岛颇为困惑，直到一天夜里，他们彼此交心，赵一凡才和盘托出办公司的真正想法——他要把诗人们“养”起来，给他们出版诗集，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
一句话，让他们好好写诗。
这个愿望最终没有达成，1988年7月9日，53岁的赵一凡于北京病逝。赵一凡死后，他积累几十年的整整一屋子文革小报、手抄大字报、传单和各种文稿统统被保姆当作废纸卖掉，只剩下一捆信件和几个笔记本。
进入90年代，商业化浪潮一来，诗人的面具被卷走，诗歌自此不吃香了。
徐晓后来上了大学，做了记者、编辑。而当年北京地下读书会的另一位领军人物徐浩渊，学了心理学，后来成了这方面专家。
和他们的命运相比，大多数人的阅读境遇也随着改革开放而日益明朗起来。1979年4月10日，《读书》杂志创刊，第一期文章就叫《读书无禁区》。文章的作者是李洪林，他当时的身份是###新闻出版局理论处的处长。
延伸阅读
文革中的地下读书会
1967年夏秋之交的中国，青年学生群中出现了一连串公开的“读书会”式的组织，以读书学习，独立思考，研究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引人注目。其中较著名者，有北京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武汉的“北斗星学会”，上海的“反复辟学会”和“东方学会”，湖南和山东的“毛泽东主义小组”等等。这些公开的“读书会”后来大都被取缔，所以此后的读书会转入地下。
1968年后出现的读书会极少打出公开的组织旗号，而是以两种秘密而分散的地下圈子的形式——通讯会和沙龙。比松散的通讯会更为活跃和集中的是散布于知青中的大大小小的理论沙龙和文艺沙龙。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后，青年们带书下乡和回城读书聚会也曾风行京城和全国各地。
读书会的主要阅读书籍有几个来源：一是文革前出版躲过“破四旧”的私人藏书；二是从图书馆流失出来的书；三是文革中，从干部家庭中流失到社会上的“灰皮书”、“黄皮书”。
60年代和70年代，中国两次较大规模地以“灰皮书”、“黄皮书”的形式出版过“内部读物”。第一次是在60年代初的中苏论战期间，中共为了使各级干部在“反修斗争”中扩大视野，由世界知识出版社、人民出版社、三联书店等有计划地出版了一批国际共运中各种思潮流派或称“修正主义”思潮和他们认为有助于了解苏联修正主义，西方资本主义的著述及文艺作品。第二次是70年代初期，随着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中苏关系的紧张和中美关系的解冻，开始举办《摘译》(1973－1976)，介绍国外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潮及文艺作品，又一次出版了不少“供参阅和批判”的苏修理论和文艺作品，以及和中美关系有关的历史传记等。另外，红卫兵自己油印，手抄的地下读物也风行一时。
“走向未来”:一群理想者的启蒙之旅（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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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历史特约作者 韩雨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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