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中国艺术研究院就设在位于前海西街的恭王府，身处于王朝贵族留下的叠石假山、曲廊亭榭、池塘花木之中。他用一种历史学家理性而又诗意的笔调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在窗外不到三十公尺的地方，那座黑影幢幢的大殿，据说就是恭亲王和英国代表额尔金签订《北京条约》的地方，一种把书中出现的历史人物与眼前的实址联系在一起的深沉的，史诗般的历史感，浸透了我的全身。我们固然没有诞生于那个令人窒息的时代，有幸避免了连续好几代人的屈辱和痛苦，但另一方面，在这月光如水，风清露冷的秋夜，古藤所发出的沙沙声，仿佛要求我们去承担一种历史责任。那无疑是一种使古人欣慰，使后人羡慕的历史责任……”。这段文字充满了一位知识分子在八十年代的复杂心情，几乎可以作为那一代人共同的心路历程。
“这可能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共同状态，那是一种在经历十年浩劫后的忧伤、压抑以及激情的宣泄。”萧功秦说。
事实上，这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的情感基础，要不然它不可能在如此短时间内集中了那么多学者，创造了那么疯狂的阅读盛宴。几乎每个知识分子家里都有几本“走向未来丛书”。
从1984年至1988年，“走向未来丛书”共出版了约70种书。它可以说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一次重要事件。它倡导科学理性，成为了新中国思想启蒙运动的先锋。当时，中国刚刚告别充满了沉闷、压抑和惨烈的十年“文革”，似乎突然进入到了一个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世界”。那种感觉有点像文艺复兴初期，社会有一种启蒙需求，中国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和困境？我们如何选择新的方向？又该如何重新认识这个时代……总之，改革当时已成中国社会的共识，大家都觉得：“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萧功秦说：“改革开放为大家提供了一种希望，大家迫切地要清理历史，面向未来，历史潮流和个人愿望重合了起来”。
编辑部的故事
“走向未来丛书”发起者是金观涛，当时是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金毕业于北京大学化学系，曾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做过访问研究。
“走向未来”:一群理想者的启蒙之旅（2）
最开始，湖南人民出版社找到金观涛，希望他能策划出版一套针对年轻人的知识和修养的书。不过，双方在丛书的定位上产生了分歧，金观涛更喜欢启蒙和思想性丛书。这时，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担任所长的张黎群把他们介绍给了四川人民出版社，双方一拍即合。之所以给这套系列丛书取名为“走向未来”，灵感来自湖南人民出版社的“走向世界”系列丛书，那是钟叔河主编的一套反映十九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丛书。
其实，金观涛很早就已显示出了对当时流行的教条和保守的理论体系的不屑。1981年初，他就在《云南大学学报》上发表了他的论文，开始了用“三论”(即系统认、控制论、信息论)来批判僵化的传统教条。在组建编委会前，他常与很多北京的年轻学者一起吃饭聊天，他们都有共同思想背景和人生追求，立场和价值观也都差不多。在编委会成立时，有一个原则，编委只要中青年，不要50岁以上的，以此排除老权威。这是一个有着强烈改革意识和表达欲的知识群体。
“在当时学术界，一直存在着老人压制新人的情况，青年学者在出版社出书的几率很小。他们处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时代，老学者资历深厚，但实际上他们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观念都很陈旧的。” 原《读书》杂志编辑部主任王焱说，他当时是丛书编委之一。
如果要建立一个相对独立的编委会制度，首先要突破中国出版体制。他们跟四川人民出版社协商，建立了一个不在成都的社外编委会，同时又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作为编委会挂靠单位，扮演负政治责任的管理机构角色，为编委会获得合法地位。
编委会很快组成，那是一个在今天看来阵容庞大的学者群体，当时的年轻人如今大多都已是各个学科或行业的精英。
“大伙总在开会。会上有人就说，谁谁那里有本书稿，大家一讨论，这可以出啊……”王焱常去参加会议，记忆中去得最多的就是在北京西四的一个胡同。因为家在上海，萧功秦没有参加过任何编务会议，编委身份只是一个挂名。
跟体制内出版社的编委会不一样，“走向未来丛书”的编委会相对民主，每本书稿，都是通过开会集体讨论通过的。每一批书都是如此，即便对主编和编委的书稿也毫不留情。
每次出书后，出版社都会给编委会一部分活动经费，大家就拿着这笔钱四处聚会，最多的是在金观涛位于中关村的家里。大家在一起，主要是讨论选题，以及内部运行中的问题。
第一批丛书出版面市后受到空前欢迎，各地争相抢购，只能不停再版。为什么这么畅销呢？这其实跟“走向未来丛书”的改革创新有极大关系。它从封面到内容都很有特点，小开本，封面简朴，黑白两色，请的是中央美院年轻画家戴士和画的颇具视觉冲击力的现代派抽象画。而书本身的内容则要求有新思想，不是纯学术、学科式的知识。总的来说有几个硬要求：第一，一定要有思想性，贴近时代问题；第二，多学科交叉；第三，必须薄薄的，可以放在口袋里，便于阅读；第四，既要有编译西方的，也要有中国年轻学者原创的著作，还要结合中国改革实际。
“走向未来”:一群理想者的启蒙之旅（3）
理想主义的激情
这套丛书打开了中国少年们的精神世界，他们开始从蒙昧的少年，变成了能用自己的观点、方法思考问题并寻找答案的年轻人。这种对知识和外部世界的渴望，又恰恰为80年代蒙上了一层理想主义色彩。
这种色彩延伸到了丛书编委会内部。在编委会，大家基本不谈钱，也不算经济账，社会改革充满了期待和热情。这个富有朝气的群体，差不多都三十多岁左右，有的甚至年纪更轻一点，大学刚毕业，充满理想和热情，如陈越光、梁晓燕、黄鸣、王军衔、蔡慕雷等。有的甚至放弃了已有工作，来为丛书编委做事，主要是帮助整理稿件、做记录、组织活动等，开始丛书上还没他们的名字，后来才慢慢成了骨干。当时，每个常务编委月补助30块钱，普通编委和工作人员补助20块钱。
因为在《读书》杂志工作的关系，王焱认识了很多年轻作者。有些作者写了不错的文稿，却根本找不到出版社，见到这种情况，王焱一般就会引荐给“走向未来”编委会。《人的现代化》就是南开大学研究生殷陆君编译的一本书，是美国社会学家阿历克斯·英格尔斯写的。没想到，殷陆君只完成了草稿就留学美国，王焱花了很大功夫才编辑完成。
站在今天市场经济的角度，“走向未来”编委会制度算是新中国出版业的市场化雏形。如金观涛与妻子刘青峰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及《激动人心的年代》、《现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GEG——一条永恒的金带》等共12种，都创造了市场奇迹，印数不到三个月就跃至二十几万。不过，尽管出版了这么多的畅销书，但编委会却没直接分享经济效益。金观涛曾对一位采访他的记者说：“如果谈钱，编委会有可能赚很多的钱”。
每个时代都需要一批理想主义。萧功秦之所以写出《儒家文化的困境》，就是因他看到了中国历史的顽疾。他原本研究元代历史的，后来对中国近代史发生了兴趣。经过研究历史材料，他发觉中国专制主义对士大夫阶层的压抑和封闭，是中国社会在应对西方世界挑战时，缺乏必要的认识和能力的根本原因，包括官绅阶层，对西方认识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
“我觉得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萧功秦在他的书的序言中似乎故意引用了洋枪队长戈登给母亲信中的这句话，来激发读者反思近代中国的历史命运。其实，对于刚从文化大革命阴影走出来中国而言，这种反省实在很必要。他在《儒家文化的困境》一书中梳理了中国近代化失败的文化原因。这本书被认为是自改革开放以来，最早摆脱了意识形态思维模式，从文化视角而反思中国近代化悲剧性失败的学术作品。
这本书获得的反响超过了作者的想象，印刷竟也达到了十万册。《儒家文化的困境》出版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各地高校都邀请萧功秦做学术演讲。在北京大学演讲时，原本只能容纳300人的演讲厅，结果却达到了500多人。那时，凡是在海报上印有“走向未来”丛书撰稿人，就具有极强的号召力。
“走向未来”:一群理想者的启蒙之旅（4）
可能就是因“走向未来”丛书太有影响力的缘故，所以在出版过程中，受到了很多来自外界的干扰。“今天看，会觉得简直不可理喻。中间有很多问题，是要克服很多体制障碍，没有多方面力量的支持搞不起来。”金观涛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转型与分野
“走向未来丛书”不但启发了一代读者，且培育了一代学者。很多没有出过书的年轻人，由此发端，成为了学界和社会精英。
但到了80年代后期，中国社会开始多元化，各种思想和丛书都涌现了出来。如华夏出版社的 “二十世纪文库”、人民出版社的“三个面向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学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传统与变革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
在这些丛书系列中，影响最大的有两套丛书，一个是由甘阳、刘小枫、苏国勋等主编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另外一套影响较大则是李盛平等主编的《二十世纪文库》。
这种分流多少影响了“走向未来”的前景，年轻学者也已能很轻松获得出版机会，到了1980年代末期，丛书早已处于停顿状态。萧功秦认为这样的结局说明丛书：“作为启蒙者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1989年5月，王焱还参加了的编委会议，因为，大家又准备出一本《走向未来》的杂志，但这本杂志只出版了几期。在他看来，中国读者眼界已经打开，编译性书稿难以满足要求。进入90年代，思想启蒙嘎然而止。中国开始从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社会变成了务实的经济社会。90年代后期，思想界又重新分化，公平、自由、秩序；新左派、自由派，新保守主义……
“走向未来丛书”编委成员，也在中国社会转型中命运不同，有人走向政坛，有人投身商界，还有坚守学术高堂。当年风华正茂的编委，乐秀成、何维凌、贾新民等先后去世了。金观涛、刘青峰夫妇离开大陆后前往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担任中国文化研究所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前不久被台湾政治大学聘为客座教授。唐若昕仕途则略显曲折，曾担任秦皇岛市市委副书记、邯郸市市长、河北省计委副主任等政府要职，后又任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但今年因涉及一桩合同诈骗案被免职。丁学良还保持着一个学者的本色，他现在是香港科技大学教授；王小鲁担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强是香港中信集团的首席经济学家，王焱是中国社科院政治研究所研究员，尹蓝天当过“中农信”副总裁，但后因中农信涉案，他被判了十六年徒刑……
从这个角度看，丛书的编委们就是一群知识分子的成长史，他们见证了中国从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而他们本人也从一个小小编辑部出发，走出了各自的人生和命运。
图说
1982年10月3日，新华书店门前进行答题竞赛的青年，北京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资料图片
1980年8月25日，日本女歌唱家来华演出。女歌唱家裸露双臂、身穿宽松的演出服、手持麦克风走下舞台坐在观众面前，演唱着优美的歌曲，无疑令看惯了“革命文艺节目”的观众们大开眼界。李振盛/资料图片
1981年，穿喇叭裤、自带双卡收录机的西安青年在公共场所跳迪斯科，引来人们围观。资料图片
1985年9月24日，步鑫生时装表演队到达北京引发人们极大的关注。海盐衬衫总厂的步鑫生组建了全国第一支厂办时装表演队。图/CFP
同文馆与洋泾浜（1）
如果要给这个古老帝国的开放历程，找到一个象征性起点的话，那么1862年是恰如其分的。这一年的6月11日，英国圣公会传教士包尔腾，踏进了位于北京东堂子胡同49号的总理衙门东院，开始了他给同文馆学生的第一堂英语课。
国家历史记者 孙展
这是一座“按照北京标准的样式建造，地面用砖砌成，屋内的装饰也很少”，由一层平房围合而成的小院。它的前主人——大学士赛尚阿，曾是一个固执的排外主义者，他在1846年5月8日写给道光皇帝的奏折上表示，对待外国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切断外国人可以要求中国接见的所有渠道。
戏剧性的是，这个顽固排外者的院子里，如今成了一个课堂，十名年龄约十三、四岁的八旗子弟，将要学习的内容，正是赛尚阿所鄙视的“夷语”，这位因处理太平天国问题不当而被革职的大学士，可能更不愿意看到的事情是，教“夷语”的老师，并非被外人强迫，而是由他的同僚们主动高薪请来的。
如果说，这个院子有什么变化的话，那么一定不是建筑上的，而是它的前后主人们对待外来者不同的态度，当这些说惯了“京片子”的幼童们，开始大声念起诘屈聱牙的“爱皮西提（abcd）”时，这个国家的心态开始变得不一样了。
始于1862
也是在1862年，12月11日的《上海新报》上刊登了一则招生启事，启事上说一名来自英国的巴先生，将在“石路松风阁间壁靖安里刘宅”设馆招收学生，学习“英字英语”，这也是上海第一所民间性质的英语培训学校。
现在还无法推断当时到底有多少人看到了这则“发行量从未超过400份”的报纸上的招生启事，但这个中国第一份中文报纸从创刊之日起，就是面对上海商业界的华人精英的，招生启事刊登在这里，显然是提醒他们该为自己孩子的未来考虑考虑了。
但有一些人，根本不用报纸提醒，就已经觉察到英语的重要性了。1862年，自浙江定海来到上海的14岁少年朱葆三发现了一个现象：凡是那些操着洋泾浜英语，能和洋人打交道的中国人，收入总是比普通人高一些。这个当时还在一家名叫“协记吃食五金店”当学徒的小伙计迫切地想掌握这门技能，但他每月只有五角月规的收入，根本上不起英语培训班。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听到隔壁店铺伙计在念英语，于是朱葆三毅然将自己的月规钱全部给了这个人。此后，每天晚上朱葆三来此和这个人学一小时英语。这位后来的上海总商会会长，也许并没有意识到当时自己的这笔投资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凭借着一点点学来的二手“洋泾浜英语”和珠算知识，朱葆三在两年后就成为了“协记”的总帐房。
类似经历的还有叶澄衷，这个常年在上海外泾桥边摇橹，向洋人贩卖杂货的小伙计，也是将自己的月规钱送给那些中国通事们，去学了洋泾浜英语。他也同样得到了回报，1862年，他自己的第一家，也是中国人独资的第一家五金铺开张了。
同文馆与洋泾浜（2）
改变的绝不仅仅是小伙计们。广州的一名买办唐廷枢，因为目睹“诸友不通英语，吃亏者有之，受人欺瞒者有之，或因不晓英语，受人凌辱者有之”，特地发奋编写适合中国人自己用的英语教科书。这一年，《英语集全》出版，此书附有详细的《切字论》和《读法》说明，不但方便中国人自学英语，也可以让英美人士学习汉语，出版数十年间，风行海内，《申报》称赞它“中外咸宜”。
如果说，这些民间人士以一种开放心态主动学习英语，还只是一些细枝末节的话，那么掌握着这个国家命脉的大人物们的改变，则具有更广泛的影响。
在北京，掌管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每天要面对这个国家无数重大的繁杂事物，却一心牵挂着一件“小事”，那就是要掌管广东、上海的督抚从“专习英、法、美三国文字语言之人”的商人中间，选出几名外语老师来到北京执教。
在上海，江苏巡抚李鸿章率领5500名衣衫褴褛的淮军刚刚抵达，就遭到了洋人的耻笑，这位日后中国“洋务运动”的掌舵人开始还不以为然，认为军队的职责是打仗，而非徒有华丽的外表，但仅仅数日，在看到由美国人华尔率领的军容整齐，火炮精良的洋枪队的表演后，巡抚大人大为震惊。于是他聘请华尔来训练淮军，一时间，这些满口“直娘贼”，在上海人眼中“宛如乞丐”的淮军们，也开始一板一眼地在军营中念起“温图温（one two one）了”。
趋利与争义
是什么原因使得下至贩夫走卒，上至达官显贵都开始对英语产生如此浓厚的兴趣？也许流行于上海市井的一首竹枝词能道出这其中一部分缘由，“洋行买办每多财，时式衣装尽得来。阔绰排场人尽慕，频年获利店纷开。”
自五口通商以来，外商纷至沓来，中国巨大的贸易盈利空间使得外商趋之若鹜，云集于各个港口之间。以上海为例，刚刚开埠一个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而不断攀升的贸易量必然使得那些懂得外语，游走于中外商家之间，充当中间人的买办和通事的职位需求量急剧增加，而这些买办或者通事，大多收入丰厚，远远超过常人。时论有“一公司之买办也，而岁得数千金，一洋商之西崽也，而月得数十金”，即便是那些仅仅略懂些洋泾浜英语的“西文之浅者”，也“足以糊其口”。
当时的著名政论人士王韬甚至略有夸张的记述道：“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而他们得到的回报则是：“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
对于那些自定海、宁波、苏北乃至全国内地云集至上海的乡下孩子来说，上海滩上买办们凭借懂外语而过上富裕的生活，不仅仅是一种耳濡目染的氛围，更是实实在在的激励。朱葆三是这样，叶澄衷是这样，从学徒做到上海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也同样是这样。
同文馆与洋泾浜（3）
《剑桥晚清史》这样记述买办数量暴增的趋势，“1854年有250人，至1870年增加到700人，到1900年则增至20000人。从1842年至1894年，买办的全部收入大约是五亿三千万两。”而1902年外国人在华全部的投资，也只有五亿八千四百万两。
如果说，小人物学英语是为了改变个人命运的话，大人物们则关心的是如何改变这个国家的命运。
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后，稍有头脑的上层人士都意识到，时局不同了。也是在1862年，李鸿章在给好友沈葆桢的信中写到，中西杂处之势方兴未艾，而这种局面看上去似乎是不可变更的了。这种局面“黄恩彤称为‘变动’，黎庶昌称为‘变端’，王韬把这叫做‘创事’，丁日昌、瑞麟、曾纪泽和李宗羲称之为‘创局’。”总之，一种五洋混杂的局面，是实实在在开启了。
与开放局面相对应的，则是士大夫对中外沟通障碍给中国带来的危害的担忧。1861年，寓居上海的翰林冯桂芬在文章中写到，中外互市已经有二十多年，外人“多能习我语言文字之人”，对中国的“吏治民情，言之历历”，但在中国的士绅当中，能懂外语的，却“绝无其人”。因此，他建议早日“在上海设一翻译公所”，选十五岁以下儿童，请西人“课以诸国语言文字。”
冯桂芬还仅仅是担忧，而负责总理衙门的奕，则面对的是迫在眉睫的困境。《中英天津条约》规定，日后英国文书都用英语书写，遇到中英文意冲突时，以英文为准。而寻遍了偌大的中国，竟然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翻译人才，在两个最大的口岸，广东称“无人可派”，上海虽有其人，“但艺不甚精”。这位亲王沉痛地写到：“欲悉各国情况，必先谙其语言文字，方不受人欺蒙。”学英语，在这个关口，已经成为关乎国家命运前途的大事了。
热潮
1865年，来自美国北长老会的传教士丁韪良接任了同文馆英文教习的职位，而后又担任了同文馆总教习。但没过多久，他就提出了辞呈，户部尚书董恂和曾任直隶总督的谭廷骧以为是丁韪良嫌弃薪水太低。其实，对每天只花两个小时，就能得到5000两白银年薪的丁韪良来说，薪水并不是真正原因。曾获印第安纳大学以及新阿尔巴尼神学院学位的丁韪良说，“照管十个只学英语的男孩子，对我来说是太没出息了，我觉得自己是在虚度光阴。”
但董恂只用了一句话就打消了丁韪良辞职的念头，“你得想一下这些学生的前程”，这位尚书说，“谁知道你的学生会不会被召去教皇帝英语呢？”
主人们说的没错，尽管这个学堂只有一个洋教师守着十个年龄不过十三、四岁的幼童，但它却如撬开铁窗的一根细棍，给古老帝国的京城带来了一丝新风。
一年后，同文馆不但教授英语，还增设了天文和算学两科。十年后，同文馆已经从单纯的英语学校，变成了一个教授英、法、俄、德四国外语，同时还有物理、数学、天文、航海测算、万国公法、化学、政治学、世界历史、世界地理，以及译书的“西学基地”。
同文馆与洋泾浜（4）
同文馆给京城的士绅高官们展现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它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甚至是缓慢的，但它毕竟在一点一滴地改变着人们对西方世界的观感。一位翰林对丁韪良带来的电报机表示轻蔑，认为中国人从来不用这个，也依然是泱泱大国，但却被丁韪良带来的磁铁玩具逗得哈哈大笑。
1892年的2月4日，《纽约时报》刊发了一则爆炸性的消息，“清国上海，1891年12月28日讯：今年20岁的大清国皇帝陛下，目前正由两个受过英美教育的北京国子监学生负责教授英语，而这件事是由光绪皇帝颁布诏书告知全国的。皇帝陛下学习外语这一消息真让此间人士感到意外，他们甚至怀疑这不是真的。”
《纽约时报》还兴奋地表示，这件事是“该国历史上最大的变化……这种进步将超越过去50年变化的总和”，并认为“一个人思想的改变将直接影响国家的每一个人”。
《纽约时报》爆出了大新闻，但它有一个地方错了：负责给皇帝教授英语的两名老师——张德彝和沈铎，并非国子监的学生，他们都是同文馆的毕业生。相隔27年之后，董恂的预言成真了。在持续聘请外人教授英语数十年之后，这股西风，终于吹拂到了这个帝国的最中心。
与北京缓慢、拖沓的节奏相比，上海的变化则让人眼花缭乱。自从1862年第一所英文培训班成立之后，这座城市几乎是在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展开它的西化过程。
“大英学堂”、“英华书馆”、“英文书塾”、“英语班”、“英话英字馆”……各种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这些学校大多是在华的外国人所办，针对的学生群体也各有不同，有高价收取富商子弟的贵族班，也有针对贫民子弟的英语夜校。以英华书馆为例，这所“沪上有名书院”，就分为日班和夜班，学费3元到5元不等，课程不但有英文，还有算学和司账等财会知识，由于教学质量好，经常出现招生爆满的情况。到了1882年，《申报》的一篇文章中已经写到，洋场中由中外人士设立的培训班，“专课英文英字者已难偻指数。”
在上海的书肆中，《英话注解》、《英字入门》、《华英文字合璧》、《华英通用要语》、《无师自通英语录》、《英字指南》等等英语教材比比皆是。以《无师自通英语录》为例，作者是将常用的英语句子收录其中，每个句子下面用汉语的谐音进行标注，这本书一共收录了900个句子，堪称最早的“英语900句”。
在各大报纸的版面上，招聘启事通常要求应聘者懂英语。如1877年5月26日，《申报》一则启事招买办，要求“须识英语并熟于进出口各货生意。”同年6月27日，一则招帐房的启示，要求“须谙别琴（洋泾浜）英话”……在上海的街里弄堂，也常常能听到孩童们大声背诵着“来是康姆去是谷，廿四洋钿吞的福。是叫也司勿叫诺，如此如此沙咸沙。真崭实货佛立谷，洋行买办江摆渡”的洋泾浜英语歌谣。这滚滚热浪来势是如此汹涌，以至于早在1886 年，上海《申报》上就有人写文章呼吁，“华人子弟不宜只习西文西语”。
同文馆与洋泾浜（5）
上海这股来自民间的英语热潮一开始就展现出与北京同文馆所不同的风貌，如果说同文馆的英语是被迫的、政治的、官场的话，那么上海这上至洋行经理，下至跑街店员口中以宁波、上海话发音为基础的洋泾浜英语，则完全是主动的，商业的，职场的。它从蔓延开的那一刻起，就展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和活力。
新世界
伴随着朗朗的读英文声，具有西学意识的一代新知人群不知不觉中成长起来了。而正是他们，带给了国人一个全新的世界观和世界意识。
1868年，同文馆学生、后来光绪皇帝的英文教师张德彝随使团访问欧美，在英国伦敦，他见到一种小车，“前后各一轮，一大一小……上坐一人，弦上轮转，足动首摇，其手自按机轴。”张德彝将之翻译成“自行车”。
他在美国看到总统住所，上下皆是白色，他翻译成“白房”，在英国将领戈登家中，他看到一种“形似茶几”的机器，“做女工时将布放于针下，脚踏关键，针线自能运转。”将之翻译成“铁裁缝”。此外，经他首译的还有“电报”、“螺丝”，而他还向国人介绍了诸如“蒸汽机”、“升降机”、“收割机”、“管道煤气”、“标点符号”，乃至“巧克力”等等新事物。
又岂止是这些“奇技淫巧”的器物，通过这些英语学人的翻译和介绍，“天文”、“技艺”、“化学”、“电学”、“声学”、“光学”、“汽机”、“格致”、“博物”……种种新科学令人应接不暇，“洋务”、“海军”、“自强”、“君权”、“民权”、“通商”、“开矿”、“利权”、“公法”、“变法”……种种新理念不断刷新国人的思维。
1884年，毕业于上海英华书馆夜校的买办郑观应，在经历了商场浮沉之后，有感于时世艰危，退隐发奋著书。1894年，《盛世危言》出版，此书以西方为参照，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诸方面提出了全面的改良主张。
12年后，一名湖南的农家子弟从旧私塾辍学回家，无意中读到了这本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为了这本书，他和父亲发生了口角，于是离开山乡，从此进入到一个新的广阔社会。这名农家子弟的名字叫毛泽东。1936年，他对前来采访的一名西方记者说，“《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恢复学业的愿望。同时，对地里的劳动也感到厌倦了。”
如果说，1862年，同文馆的十名幼童，以及上海滩的小伙计朱葆三只是这个密闭的帝国中，偶尔渗漏的涓涓溪流的话，那么，经过40年西学的冲击、利益的引诱、救亡的急迫和求知的冲动，这些涓涓溪流终于汇聚成了汹涌江河。英语，不再只是一种求生工具、应变手段，而是已然成为中国人融入世界的一种方式。
此时，后来被《纽约时报》评价为“给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的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正就读于上海同文馆；被称为“白话文第一人”的胡适，正就读于澄衷学堂，而这个学堂正是那个因洋泾浜英语而成为中国第一家五金铺老板的叶澄衷所捐建的；后来的“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正在南京一家预科学校学习英语和德语……
也是在此前后，一个名叫蒋梦麟的男孩跟随家人从浙江乡村来到上海，为了节省费用，他的父亲安排哥哥去一名美国太太家中学英语，而他则跟着哥哥学。以此为起点，他开始了自己接触西方文化的过程。
1945年，在昆明漫天的空袭声中，已经是北大校长的蒋梦麟开始一点一滴，结合自己亲身经历回顾近百年西潮传播的过程，他以炮弹做比喻，来说明国人因接触而学习，因学习而改变的脉络：
“我们吃过炮弹的苦头，因此也就对炮弹发生兴趣……我们从研究炮弹而研究到机械发明，机械发明而导致政治改革；由于政治改革的需要，我们开始研究政治伦理……一步步我们离炮弹越来越远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说离炮弹越来越近了。”
图说：
在洋学堂读书的女孩子们，在进入教室前，捧着厚厚的课本阅读。图/华盖
晚清时的京师同文馆大门。资料图片
京师同文馆教习丁韪良和几个学生在他的住所。资料图片
张德彝，同文馆的首届学生，清同治五年（1866）即开始出使欧美，一生周游著述，为封闭时期的中国国民开启了一扇世界之窗。资料图片
清末，上海“买办”们的一次聚会。资料图片
旧时的广东“买办”，他们显得比较斯文，比较有文化，连眼镜都戴上了。资料图片
广交会:铁门上的第一只“猫眼”（1）
从1957年创办开始，广交会就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仅存的对外贸易的窗口。在激烈的存废之争中，它最后以“向资本主义国家展示社会主义成就”的名义存活下来，并为日后中国外贸的全部开放保留了火种。
国家历史特约作者 苏琦
1966年秋，在左派眼中一向有“媚外”之嫌的广交会似乎在劫难逃。不少省份的红卫兵扬言要到广交会上“破四旧”，砸烂外贸商品中的一切“封资修”，禁止展出和出口。
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对此自然不能坐视不管。广交会是在他手里批下来的，广交会的名头也是他叫响的——1958年，在一次接见外贸部的有关负责人时，周恩来表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这一名称太长，既然在广州举办，干脆简称为广交会。
总理发出话来说，传统手工艺品不能叫做“四旧”产品，石头刻章出口是废物利用，旧古董可以卖。外国人欣赏这些，我们也能换回外汇。国庆节过后没几天，周恩来又派廖承志等亲临广州做红卫兵的工作。
广交会，就这样在千钧一发之际保了下来，而这也成为改革前的中国那密闭的大门上惟一的一只“猫眼”。
政治第一
冲击暂时退潮，广交会的秋季交易会如期举行。不明就里的外国友人却据此得出结论：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1966年12月，美国作家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她主办的《中国通讯》撰文指出：“国外有人说文化革命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十月二十四日说‘中国正在每况愈下’——香港谣传今年的秋季交易会不再举行了。事实恰恰相反，十月十五日开幕那天出现了十年来历届交易会所没有的盛况，来参加的外国商人国别最多，人数最众，陈列的商品也是历来最多的。”
来年的春交会，形势更加险峻。开幕前夕，广州武斗处于高潮时期，形势十分混乱，一些群众组织武装占领了中国出口商品陈列馆，广交会面临无法开幕的危险。
周恩来听到汇报后，马上发来一份明码电报，要求交易会和为交易会服务的宾馆、旅店、剧院一律停止“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1967年4月14日清晨6时，周恩来就此事致信毛泽东、林彪，指出：“情况较紧，而军管会又难以控制。……如不立即劝阻，对明日（15日）开幕，极为不利。”信发出１小时后，周恩来又赶赴广州，亲自处理此事。到广州后，他多次同包括林彪麾下大将黄永胜在内的有关负责人谈话，并四次与广州群众组织代表座谈。周解释说，广交会是中央的，不是哪一派的，大家一定要团结，保证广交会准时开幕。
据周身边的人回忆说，“当时，周总理住在广州军区小岛，召集造反派开会，从晚上8时开到12时。之后，让当时的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给造反派一人发一袋面包。到半夜两点，周总理又回来，继续和造反派开会，开到凌晨5时。早上7时睡觉到中午12时，下午又找广州军区领导谈话，还看专机送来的文件。就这样，连续开了4天的会，最后说通了造反派，把展馆里贴的封条拆掉了，广交会得以顺利举行。”
广交会:铁门上的第一只“猫眼”（2）
周的努力收到了成效。共同社的报道说，红卫兵正在帮助十五日开幕的为期一个月的广州交易会。许多红卫兵在控制交易会场地的交通，或为在城市内各地参观游览的客人充当向导。德新社的报道说，“从北京回来的访问者说，同中国首都不同，广州的政治气氛是平静的、缓和的。情况确是如此，尽管在交易会开幕前不久，广州街头上还在进行###。”
最令人啼笑皆非的依然是“国际友人”们的观感。柬埔寨王国国营进出口公司出口部经理宾托发表谈话说：“西方国家的许多报刊，都对中国文化大革命说尽了坏话和假话。它们说，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许多中国人都不做工作，大家都上街去了。但现在我亲眼看到，实情完全不是如此。就在交易会会场的旁边，一座巍峨的新式大楼，现在正继续施工建造中。市面一切情况都很正常。”
在一切如常的表象下，敏锐的外国商人们早就嗅出了别样的气息——这不再是一个纯粹的交易会，正如周恩来的批示中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向资本主义国家展示社会主义成就”的窗口。
政治，而非成交量，才是最重要的。这恰恰是《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密》里所强调的：“你的政治态度也许比你产品的质量和价格更为重要。你现在同中国做生意一定要着眼于政治，因为当前在中国最重要的第一是政治，第二是政治，第三还是政治。如果你被中国列入国际友人的行列，那你将财源茂盛……”
在1967年，《与中国人做生意的秘密》成了前来参加广交会的外国商人们的必读宝典，书里反复强调了参加广交会的诀窍就是通过各种“符号”来展现自己的政治正确：“你在广州下飞机前，要检查一下胸前是否佩戴了毛的像章以及公文包中是否装上毛的语录(像章和语录可以向中国使馆索要，他们会乐于向你提供的)。你去旅馆后争取尽快约见广交会的负责人或者你的贸易伙伴，但不要马上谈生意，也不必约他吃饭，而是最好表示你想要观看一次样板戏，说你对《红灯记》等戏仰慕已久。”
“第三天，如果有可能的话，你最好上街去买一套中山装，另外你在同对方交谈或接触时要很自然地显露出你读过毛的语录。最后当交易谈得差不多时，你要赶在决定之前，特别是在协议签字前夕，寻找机会再次向对方表示，你想要一本毛主席的《老三篇》，你应当说这本书不仅对中国人民，而且对世界革命人民都具有深远的意义，回去后你会好好学习，并且要显得十分真诚。”
政治和意识形态统治着这次广州春季交易会。会场上，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表演歌舞。在进行商业谈判的时候，双方一道朗诵《毛泽东语录》。凡此种种，让《东京新闻》的记者感慨道：在这一次交易会，更彻底地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了有关人员的“头脑”，在展出的商品内容和谈判方面具体表现出来了。
广交会:铁门上的第一只“猫眼”（3）
从政治回到外汇
时光行进到1970年代，中国人的政治热情逐渐退烧，“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终于有了落实的可能，为革命创汇取代了政治中心论——“扩大出口，换取外汇，引进技术，推进‘四化’。”在1971年的春季交易会上，路透社的记者夏普发现，“中国在广州交易会上以锐利的眼光同世界各国进行贸易，而不是把贸易从属于政治。中国人以很会讨价还价而闻名，在中国人做出决定之前，要使人不安地等待几天甚至几个星期，这不是不寻常的。” 一位加拿大实业家说：“中国人在这里得到很大好处。他们能够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召集来所有有关的买主和卖主，让他们争相做成生意，自己从中得到好处。”
在1973年的春季交易会上，外国客商们发现一向以廉价著称的中国商品正变得越来越贵。人们猜测这是因为中国对进口商品的外汇支出正在大幅增加。答案很快揭晓，那就是著名的“四三引进方案”——中国国家计委于1972年拟定，用43亿美元，在三五年内引进一批国外的先进技术设备。其中有13套大化肥设备，4套大化纤设备，3套石油化工设备，1个烷基苯厂，43套综合采煤机组，3个大电站，武钢的轧机，以及透平压缩机、燃气轮机、工业汽轮机等的制造技术。
1973年年初，中国国家计委将这该方案上报国务院，很快就由李先念和周恩来审定同意，并报毛泽东批准。“四三引进方案”，是继“一五”计划期间中国从苏联引进156个大型项目之后，第二批大规模引进，使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贸易，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而支撑这一突破性进展的外汇支出，除了石油出口外，基本上都是从广交会上得来的。
那一年，中国人通过广交会这个唯一的“猫眼”，也对美国市场第一次有了新奇而切实的感受。在为广交会而准备的《美国市场概况和对美贸易应该注意的问题》的文件中这样写道：
“尼克松访华以来，美国掀起了一股‘中国热’，过去12个月，美国商务部公布：进口了1000万美元的中国商品。
“美国对食品卫生和用具安全性要求很严，除有食品和药物法的管制外，还有一个所谓的‘人权委员会’规定，如有人使用某种商品受损害，可提出控告，进口商就要受罚款等处分，比如，他们要求竹制品要用硫磺熏过，不能生虫，如果竹制品发现生虫，成批货物都要销毁。甚至玩具品质不好，孩子玩时划破手，都要被控告，所以，我方应该十分注意出口商品的质量。
“另外，美国现在流行所谓的‘超级市场’，即自动售货制度，一般商店营业员很少，顾客自己从货架上选货，然后到付款处付款，所以，美国商人要求我们要注明商品名称、原料、规格、产地、使用说明等等，否则很难进行贸易。”
1973年6月，广交会春季交易会结束不久，周恩来在接见美国大通银行负责人戴维·洛克菲勒时，谈到加工出口问题。周说，贸易很重要的一点是了解双方的情况和市场需要，而在“这一点我们还赶不上台湾的严家淦”。“他在台湾搞加工厂，出口商品。比如他知道在加拿大、美国、拉美、日本、欧洲市场上需要一些什么商品，他可以加工，搞出来后花样更新、色彩更好。引进美国、日本和其他国家的外资，进口原材料，然后加工，专门供出口。他还在台湾高雄划了一个像香港一样的自由港，不收税。这样，台湾的贸易额就大了。”“原来我很奇怪，它的贸易额为什么这么高？一调查，清楚了。它吸收一部分外资，这部分外资当然是支持它的。而且你知道，台湾的劳动力很便宜，比香港要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