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1973年，人们不得不惊讶于这样的事实：我们以为是1980年代改革开放标志的大规模引进外国设备技术、加工出口等等，其基础早已在1970年代便已被打下，而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关键词，就是广交会。
图说：
2006年10月15日，第100届广交会开幕式暨庆祝大会上的烟火表演，每年两届的广交会更名为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图/CFP
2008年10月15日上午，第104届广交会正式开幕。来自非洲的采购商。图/CFP
20世纪70年代初，广州，中国出口产品交易会上的服装展览。资料图片
2008年10月15日上午，人们进入广州琶洲展览馆。图/CFP
1964年，广交会文艺晚会上的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资料图片
1964年广交会上的外商。资料图片
山西张庄：一个美国“农民”与杜润生的争论（1）
1980年前后，在中国千千万万个村庄里，爆发了千千万万次争论。如果说小岗村的18户农民是被迫穷则思变，在美国人韩丁和中国人杜润生的争论中，山西张庄的地分或不分，则显示着中国农村道路的理性抉择。
国家历史记者 杜兴
1981年，对山西长治郊区张庄大队书记王金红来说，“这一年很难”。每次到上边开会，领导都讲，不管什么理由，必须跟中央保持一致，“别的村都搞了，就你不搞？”张庄“不一致”的地方是，还在坚持搞集体化，土地没有“承包到户”。
作为当时中国农业机械生产率最高的村庄之一，张庄不愿分地是有自己的想法，与分田到户相比，使土地集中显然更加有利于大型农业机械的推广和使用，但在1980年的改革氛围下，分地与不分地，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一道复杂的政治和民心的公式。而这个公式，不仅仅在1980年代，更是从1940年代就左右着张庄土地的分分合合。
潮流
其实，分地单干这事儿，王金红并不陌生。1977年开始，动静陆陆续续从外地传过来，“说的最多可能就是安徽小岗村了”，而离张庄最近的例子则是山西闻喜县孙炳新。
1978年春，24岁的闻喜县南郭三队队长孙炳新大胆尝试，把棉花承包给几户村民管理，每亩上交120斤皮棉，剩下的归个人。秋收的结果，19户社员承包地棉田总产8000多斤，比上年翻了一番还多。次年春天，孙炳新把队里的土地全部都承包给了社员，还把牲口、农具也分了下去。南郭的其他两个生产队也仿效，全部包产到户。
1980年，在中央长期规划会议上，时任国家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邓小平发话表示赞同。但在随后召开的中央省市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多数与会者不同意“只要群众要求就允许包产到户”这条原则。他们主张仅限贫困区，其他地区明确不准。贵州省委书记池必卿在会上插话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们贫困地区就是独木桥也得过。”这句话成为概括当时会议气氛的名言。
意见严重不统一使得会议无法继续。于是杜润生和胡耀邦、万里商量对策，杜润生巧妙地改写文件，最终形成后来著名的75号文件。
杜润生后来回忆说，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前面加了一段：集体经济是我国农业向现代化前进的不可动摇的基础；但过去人民公社脱离人民的做法必须改革。在现在条件下，群众对集体经济感到满意的，就不要搞包产到户。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保持稳定。
10月，运城地委工作组到闻喜“纠偏”，批判并纠正南郭三队的做法。然而次年3月，山西省委书记霍士廉来到闻喜考察，又肯定了南郭大队的做法，要求大力推广孙炳新的经验，继续完善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
山西张庄：一个美国“农民”与杜润生的争论（2）
经过过一年一变、反反复复的阶段之后，进入1981年，尽管仍有少数地方领导坚持认定农民“包产到户”是搞资本主义，严加防范，严厉压制，但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包产到户已经成为了不可阻挡的主流。
对于闻喜县的“包产到户”的起起落落，张庄都是一种旁观的心态。但到了这一年年底，张庄也撑不住了。“我们弄这个是最迟最迟的。”王金红说，“全长治都分了，就你不分？影响责任制的落实，带来负面影响。”显然，对于这个中国行政级别最低的村官来说，潮流所致，并非个人能够抗拒。
反复
“分了之后，韩丁来了，他很不高兴。”王金红说，“他回北京之后找到杜润生说，我不干涉你们的政策，但张庄有自己的特殊性。”
韩丁，美国人，1948年参加了由北方大学教职工组成的张庄村土改工作队，并以张庄土地改革为背景创作完成了长篇纪实著作《翻身》，这本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拉铁摩尔把它与《西行漫记》和《中国震撼世界》一起视为描写中国革命的“三大经典”之一。周恩来总理称他是“中国人民患难与共的老朋友”。
1982年秋天，韩丁重返张庄。他认为张庄之所以有特殊性，就是因为在集体化的基础上，农业机械化搞得好，如果土地一分，就什么都没有了。那时候，张庄“平均下来，每人每天可以生产400斤粮食，在全省算是最高的了。和东北的友谊农场差不多。”王金红回忆说。为此，1979年，张庄被定为山西省农业机械化试点。这对于张庄来说，无疑是个巨大鼓励，“全省就两个”。
不仅仅是劳动生产率高，按王金红的说法，张庄之所以不愿分地，还在于集体化带来的种种实利。“一是工分高，其他大队一天只能合几毛钱，我们是一块。另一个是合作化这么多年，分了之后，没有车，也没有农具，就感觉麻烦。”
“79、80那两年，集体一年发26万，每个村民100块钱，当时一辆自行车，也就130来块。建新房，我们补助100块。安水管不用交一分钱。接到家里你吃水就行了。”
正是因为如此，无论是韩丁，还是王金红，都不愿意分地。韩丁是担心分地之后，机械化的成果不保，而王金红除了机械化，还担心集体化所带来的实利减少。
韩丁回北京没多久，中央省市联合调查组来到张庄。张庄的地还是分了，但作为一种妥协，张庄又进行了一些调整，到了1982年春播的时候，每人再收回3分地，总共700亩，还是由原来的机械队搞试验。第二，已经分下去的地，按品种规划，原来种什么，现在这一大片地还种什么，方便使用机械。
分分合合
实际上，关于张庄土地的分分合合，这已经不是第一次。张庄是晋东南最早进行土改的村子之一。1947年10月，中共中央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经过一段大张旗鼓地宣传发动，太行三地委（长治地委前身）于1948年1月，集中各县县区干部到鹿家庄整党。整党结束后，中共潞城县委根据《土地法大纲》精神，重新部署土改工作，并于2月份派出土改工作队，首先深入11个基点村开展工作。五区的张庄就是基点村之一。
山西张庄：一个美国“农民”与杜润生的争论（3）
而韩丁，就是在这个时候，随着土改工作队来到张庄的。1947年，联合国救济善后总署捐赠一批拖拉机给中国，并且招收志愿工人使用这些农机，韩丁应召作为拖拉机技师第三次来到中国，他在晋冀鲁豫边区冀南地区负责一项发展计划。但是农机没有燃料，无法使用，韩丁只好离开农村的工作。当时，应在山西长治附近(潞城)成立不久的北方大学的邀请，他到校教授英文。
韩丁找到校长范文澜，请求参加土改工作，学校后来批准他以观察员身份到张庄村。韩丁踏进的第一家，就是王金红的爷爷王文斌家。王金红当时只有5岁。“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这一时刻，是我一生中最想看到，最想投身的时刻。”他在《翻身》一书回忆道。
土改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分地。从1945年共产党军队解放张庄后，贫下中农开始分田地。仅1946年一月的四个星期内，就进行过两次大的运动，运动结果是“从大大小小的剥削者手里没收了总共一千三百多亩土地，还从各种机构没收的三百多亩，这些差不多占全村五千五百八十亩地的四分之一，牲口、农具、粮食、房屋的情况也一样。”到了1948年，“土改在农业生产者之间创造了基本的平等。”
这种均分土地的状况让所有人都感到乐观，就连张庄土改工作队队长蔡勤也不例外，他在调离前对农民们说，“土地问题解决了，没有什么能挡住我们”，“ 将来，我们要人人都勤劳致富。”
也正是在均分土地的基础上，张庄农民获得了“租佃自由、雇工自由、借贷自由、贸易自由”，韩丁观察到，“这四大自由为城乡私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这样，一方面，个人致富，另一方面，为由于抗战、内战和社会剧变，经济被大大削弱的广大解放区提供了充足的粮食、布匹、手工业和工业产品。”
但问题很快出现了，重新分配到土地的农民仅仅在三、四年后，就又开始出现了分化。1950年长治地委对15个村庄、3394户农民作的调查表明，的农户卖了地，的人还在出卖劳力，这些新富农户大部分的收入要从别人的劳动中获得，他们占全部人口的1%。1951年对张庄附近5个村庄的的调查表明，土改5年以来，有95个农民为了婚丧用钱卖出了亩耕地，有99户农民买入了耕地。
而这些新出现的“剥削者”，“大部分是土改前很穷的农户，他们在土改后很短的时间内学会了如何富起来。”
从互助组到集体化
不仅仅是土地买卖的问题，分地后，由于没有足够的耕畜、马车、犁具和牲口拉的播种机，贫穷的农户，几户才拥有牛的一条腿，有犁却没有车，有车却没有犁。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基于土地各自占有基础上的合作模式出现了，那就是农户之间在自愿的基础上组成“互相组”。 互助的基本原则是“互助自愿”，相等劳力或相等价值彼此交换，应实行民主管理。
山西张庄：一个美国“农民”与杜润生的争论（4）
在互助组阶段，各家各户在互助的基础上交换劳力、畜力和大农具，小孩对小孩、成人对成人、牛对牛、车对车。被划成了一、二、三等的耕畜定有不同水平的拉力，以相等的比率来交换。照习惯，当个人、家户的贡献不可能平衡时，小组就以粮食来补齐，这样，没有人占便宜也没有人得负担别人。
尽管互助组的模式看上去十分公平，但其中的换算却异常复杂。“实际上，这样等价交换有时是会有困难的。”韩丁说，因为，并非所有的粮食都一样，重量、湿度、是否发霉，都会影响一斗粮食的价格，量具(例如斗)有时也会与标准不符。而且，对人力的估价也难免有些主观因素。
不仅仅如此，那些占有生产资料的农户，显然会从这种“互助”中得到好处。韩丁举了个例子。互助组中的一个农民有一头好的耕畜，它一天的劳动可以换来一个人力5天的劳动。农忙季节把他把这头耕畜借出去，就可以换取大量人的劳动力。数量之大，以致于根本不必为别人干活，甚至很少给自家干活，而向他借耕畜的人则要加倍干活。这样显然违反了“按劳分配”的原则，而更像是按拥有的财产分配，是一种更隐蔽的剥削。
最后，村委会按市场价格为所有的牲口估了价，因此，牲口的主人不得不把它们卖给了新成立的合作社。耕畜成了集体的财产，由集体喂养和管理。
从牲口到大农具，最后到土地，原本经过土改分配给农户的，现在又一步步收归集体。集体化的结果是，农村又能恢复土改时的最初目的——“公平”。
为了平衡不同农民之间的个体差异，生产队还为一百多种不同的农活制定了标准——一天的工能锄多少亩地、能拉多少车粪、能犁多少地、能种多少玉米。一天完成满工作量的人可得10分。但是有些工作不能以个人的贡献而轻易地定算工分，这样情况下，小队根据每个人的力气和技术来定工分，最好的每天可得12分，最差的得4分。
但也正是为了追求这种“公平”，集体化不得不付出相当大的代价。在产量低的地方，社员们所付出的劳动只能挣得刚刚够吃自己吃的粮食，这时，往往口粮和福利就要用掉生产队上所有的收入，所以就没有剩余可以去奖励勤劳的和有技术的社员。
“在这样情况下，会挫伤了积极努力工作的，因为他们会觉得他们勤劳工作，但收入并不高于不努力工作的人，这样的平均主义，不但会引起士气下降，连粮食产量、收入和生活水平也会随之下降，情况就会越来越糟。”韩丁写到。
左右摇摆
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矛盾，韩丁大力提倡在集体化的基础上，推行农业机械化，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这正是事关集体化生死的大问题。
还是在1974年，韩丁重返中国，住在北京饭店，他邀请王金红到北京见面。“请你来，是想和你谈谈张庄的农业”。韩丁说。他对王金红说自己在美国一个人种2000亩地，平均下来，每天生产1万斤粮食。而张庄呢，每个劳力拼死拼活，一天顶多生产二三十斤。
山西张庄：一个美国“农民”与杜润生的争论（5）
“王金红，你可以不可以种上几百亩？”韩丁用激将的口吻说。而王金红则没有丝毫犹豫回答道，“没问题！”
回来之后，曾在电力基建局当工人，懂车工、电工、钳工的王金红，就按照韩丁给的图纸资料，自己找材料，自己摸索，硬是做成了喷灌系统、螺旋提升机、烘干机等农用机械，而且还参加了两次全国农机推广会。
机械化立刻让张庄的劳动生产率大幅提高，过去流大汗出大力也干不完的农活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村民们都开玩笑说，“这下好了，咱们轮流种地，各家干过一年，就歇上十年八年。”
但机械化能够解决生产率问题，却不能解决人心问题。粮食生产再多，毕竟是集体的，而不是个人的，分配再平均，总还是无法做到让所有人满意。“集体化的时候，总的来说，是给大队干，给集体干，不是给自己干。一天给你记十分工，但要到年底才能分，腰里没有实惠东西。而有人跑副业，今天拉一趟砖，钱就来腰里了。这个最实际。”王金红说。
如果说，农民个人是因为现实利益的打算而消解了集体化的心理基础的话，那么机械化多余出的劳动力出路问题，则成为决策层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在张庄，实行机械化，一下子富裕出300多个多劳力，而张庄通过自己办焦化厂、玛钢厂、砖厂消化掉一部分，而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张庄不过是千千万万个村庄中的微小粒子而已，又有多少个村庄能够像张庄一样，把所有富裕出的劳动力都解决好？
有媒体称，曾有这样一场对话，在韩丁和杜润生之间展开。韩丁说，“我不干涉你们的政策，但张庄有张庄的情况，不能一刀切。”杜润生则回答，“你有一个张庄，我得考虑整个农村。中国有多少地方不分地就得发救济粮，甚至饿死人？”据王金红回忆，“我听调查组的人讲，杜润生还说——可能没有当面——你韩丁自己在美国搞的不也是责任制？”
出路
王金红最终还是没有顶住压力，张庄的地分了。而当年作为妥协，保留搞机械化试点的700亩土地，最后也因为村内人口增加陆续承包给个人了。“因为新增加人口的，就要调节一些。生个孩子，30年后才有地，怎么办？”王金红说。
2004年王金红退休了，不再担任书记。退休前，他曾去参观过南街村，说起来既羡慕又遗憾：“华西，南街，就是我们当时走的路。人家没分，我们分了。集体的力量和现在的有利条件结合，现在的经营方式，效果特别好。”
但对于再回集体化，他却又表示出自己的忧虑，“从农业上替下来的劳力没有出路，机械化就不能成功。”张庄全村2000多亩土地，3000口人，一半是劳力。“上学一年能走几个？去外边打工，没有技术，没有门路，到长治打工，挣个六七八百，一算下来剩不下几个。”
“现在的问题是，即便出去打工，也是没有保障，所以对大多数农民来说既不能出去打工，也不敢丢地。”
除了劳力出路，还让王金红担心是利益保护的问题，这在王金红口中是“管理”的问题，而这无论对于集体，还是对于个人都是个难题。
他举了个例子。“水利局租了我们村200亩地，种土豆。成熟的时候，白天有人挖，晚上也有人挖。东西保不住。”
但在美国，这就绝对不存在。从1987年到2004年，王金红去了六次美国。就住在韩丁那2000亩的农场里，“那是他私人的。谁敢来？不管是政府，还是其他人，我不同意，谁敢来？”而在中国，“我有1000亩地，你没有地，会出问题！会嫉妒，会眼红。”
而对于今后的出路，这位书记的回答是，“人散了，不好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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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10月13日上午，山西省长治市壶关县龙泉镇寨上村村民宋书平一家正在自家院子里收拾、晾晒刚从地里收回来的玉米。图/CFP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韩丁在波士顿老人院中休养。李振盛/资料图片
1948年，韩丁在张庄向农民和战士介绍他设计的农具。翻拍/杜兴
解放初期，共产党开展土地改革运动，组织农民焚烧地契。资料图片
2008年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闭幕，通过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图为2008年7月，河北，一处农田里的农业机械在进行农业生产。图/CFP
王金红。图/杜兴
官员出国:睁眼向洋看世界（1）
他们以世界强国的傲然姿态，去到那想象中水深火热的西方世界，却只能得到震惊与自惭。历史总是惊人相似，中国人又一次知耻而后勇，起自1978年官员出国潮。
国家历史特约记者 文晔
“闭关自守，总以为自己是世界强国，动不动就支援第三世界，总认为资本主义腐朽没落，可走出国门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你中国属于世界落后的那三分之二！”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说，“那一个多月的考察，让我们大开眼界，思想豁然开朗，所见所闻震撼每一个人的心，可以说我们很受刺激！”
让王全国大受刺激的西欧五国行，发生在1978年，此前，中国已经被封锁和自我封闭了20多年。
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1978年，刚打倒“四人帮”的中国人意气风发，对外引资的规模也飕飕地涨起来。
从1977年秋国家计委提出“8年引进65亿美元”，跳到“8年引资180-200亿美元”的新计划，只用了半年。手头储备的项目不足，国家计委就给中央打了个报告，“让干部出去看看，落实引进规划”，这就重启了出国考察之门。
与世隔绝20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和外贸的干部外，大多数领导干部都没出过国。许多人，都是在1978年第一次出国，第一次身临其境地观察“腐朽的西方资本主义”。
宝钢离休干部张衍，就是跟着上海宝钢初步设计审查团到日本谈判去的。当时国家只发100元置装费，而他们每人要带两套外衣，只好借一套西装做一套中山装——毕竟，国内平时不穿西装，还是做中山装划算。
也有的单位统一订制了西装，当时有个广为流传的笑话：美国政府请中国代表团听音乐会，演出结束后，中国人涌向衣帽间，随便拿起一件就走，看得美国服务员目瞪口呆。原来，西装都是统一做的，从颜色款式上无从分辨，只好谁合适就给谁穿了。
翻开老照片，当年走出国门的干部，往往是身着笔挺西装，腕戴公家发的手表，手持标有编号的照相机，虽然兜里只有20元外汇券做零用钱，却显得并不寒酸。
当年对外部世界的热度，从中国社科院办的一份刊物——《经济研究参考资料》上，也能窥见一斑。这份刊物从1979年创刊到当年年底，已出了200期，其中刊登了出国考察报告的就有101期。在这101期中，又以出访日本、南斯拉夫、匈牙利、美国、西欧的见闻五分天下。
干部出访之集中，甚至给国外造成了压力。1980年有个统计，第四、五、六机械工业部与海军先后都派人到西德的同一家电池厂去考察，而日本名古屋市某厂则接待中国考察团达92个批次之多。
回看1978年间的报告，那时的出国考察可谓“货真价实”，绝非游山玩水，更没有探亲等私事。
中国农业代表团在美国待了40天，就参观了102个单位，包括农庄、养猪场、渔港、农业大专院校、研究所等，皆有名有姓，有见闻有观感。以这种一天赶3个场子的频率算来，他们是无暇参观“赌城”拉斯维加斯了。
官员出国:睁眼向洋看世界（2）
被派到西欧的农业专家就更敬业了，虽然他们不理解欧洲人为什么要养瘦肉猪，却暗地里抓了把饲料，打听着养瘦肉猪的技术，甚至还数出荷兰生猪比中国生猪多了两条肋骨，作为技术指标。
正因为观察细致，情报准确，他们成了对外开放的“侦察兵”。
考察路径：日本、东欧、西欧、港澳
各路“侦察兵”中，最核心的，是由中央直接派出的“正规军”。此时，纳入中央考察视野的，有美、日及西欧的发达国家，还有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港澳地区。
1978年春天，中央派出的4路人马相继出发。
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的经验；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走访南斯拉夫；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研；副总理谷牧则带着经济团访问了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
从代表团的名称看，考察方向显而易见，它们都冠以经贸之名。1977年9月邓小平在谈到学习外国时，主要提出两条：一是学习科学技术；二是学习科学管理——这是我们借鉴外国经验的大方向。
从目的地来看，则暗示了改革开放的路径选择。
西方国家中，最先走入领导人视野的是邻国日本。国家经委的考察团向华国锋汇报：在中国“大跃进”以前，日本经济和中国差不多，后来差距拉大，主要是我们在管理、技术上落后了。于是，当年就成立了质量管理协会，次年又成立了中国企业管理学会，举办管理干部研究班。
在东欧国家中，最先去探查的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早在1950年代，就摒弃了从苏联引入的计划经济模式，试行市场经济。过去我们一直批判它是修正主义，华国锋访南后，才又承认它是社会主义国家了。
中央代表团访南后，对南斯拉夫的农工商联合企业印象深刻，就在国内也搞起了“贝科倍”（农工商联合体），在全国26个省、区的36个农垦单位试点，着实热闹了一番。
去香港的人回来以后，则在报告中第一次提出在宝安、珠海建设经济特区。6月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主要领导人听取汇报，原则上同意他们的提议，并要求“说干就干，把它办起来”，经济特区肇始于此。
西欧五国考察团团员、原国家计委副主任的杨波就总结说，改革开放其实是主要从香港拿到了资本，从西方拿到了科技，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则有对东欧的借鉴。
不谈政治的会谈
在1978年出国潮中，最重要的一次出访，当属西欧五国之行。这是新中国首次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派出国家级代表团，这也是直接推动了改革开放的一次访问。
代表团成员除了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20余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领导。
官员出国:睁眼向洋看世界（3）
从1978年5月2日到6月6日，代表团先后访问了5国的25个城市，参观了80多个工厂、矿山、港口、农场、大学和科研单位。行程之紧，可谓“坐着飞机看花”。
为了有备而去，出发前，考察团集中在北京做了一个多月的功课，不过这并不能避免“对牛弹琴”的第一次会见。
访问的第一站是法国。与法国总理雷蒙·巴尔会谈时，谷牧团长按照国内准备的稿子，讲了政治外交，但没谈经济。单从表情看，就知道人家兴趣不大。后来，巴尔总理干脆直说，“政治问题我不谈，我就谈经济，政治问题我们总统跟你谈。”
在和法国总统德斯坦会谈时，总统又说，政治问题我们中间没什么好说的，还是谈谈经济吧。法国驻华大使则当着他们总统的面对谷牧说，听说你们要搞120个大项目，我们法国很愿意对中国有所贡献，给我们10个行不行？
为中国做贡献，可信吗？让考察团惊讶的是，他们还没回来，法国巴黎银行董事长已经先一步到京了，一来就提出了25亿美元的贷款计划。
在西德，德国人对于“贡献”更是急切。北威州州长屈恩在欢迎宴会上说，“贷款50亿美元，现在就签，贷款200亿，宴会后谈判一小时签字。”
即便遇上这等好事，中国人阶级斗争那根弦可没放松，会谈中还批判人家搞绥靖政策，借钱给“苏修”，把“苏修”给喂肥了。德国的州长则诉苦说，资本也要找出路呀。
德国人知道中国对主权非常敏感，就出主意说，为了在不影响你们主权的情况下用我的资金，你们可以在欧洲开个银行，我们把钱存在你们的银行里，这是正常的信贷关系，不影响主权。
听说中日已经签订了长期贸易协定，西欧五国就更急了，争相借钱给中国。
代表团也悟出了弦外之音：德国正在经历经济危机，资本过剩，开工不足，千亿游资都盯着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因为想和中国拉上关系的企业太多，代表团坐汽车已经参观不过来了，只好搭上军用直升机，一上午就走访三个厂子。
现代化什么样
“现代化什么样？出去一看，噢，原来是这样！”在西欧五国考察团中，即使是1950年代出过国的，都没想到“腐朽的帝国主义”会发展得如此神速。
西德一个年产5000万吨褐煤的露天煤矿只用2000工人，而中国生产相同数量的煤需要16万工人，相差80倍。
瑞士伯尔尼公司一个低水头水力发电站，装机容量万千瓦，职工只有12人。中国江西省江口水电站，当时装机万千瓦，职工却有298人，高出20多倍。
法国马赛索尔梅尔钢厂年产350万吨钢只需7000工人，而中国武钢年产钢230万吨，却需要67000工人，相差倍。
戴高乐机场，一分钟起落一架飞机，一小时60架；而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半小时起落一架，一小时起落两架，还搞得手忙脚乱。
官员出国:睁眼向洋看世界（4）
更让出访者没有想到的，是“被剥削阶级”的生活水平和精神面貌。
访问日本的人回来介绍：日本普通工人家庭一般有四、五十平方米的住宅，全国平均每两户有一辆汽车，95%以上的人家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连农民都穿毛料子。日本东京的大型商店的商品多达50万种。
而我们呢，王府井百货大楼仅有商品万种，城市职工20多年没涨工资，人均住房面积平方米，拥有自行车、手表、缝纫机还是大多数家庭的追求，农村仍有2亿人没解决温饱，“实在觉得很寒碜”。
差距感是自然的，连邓小平都说：“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社会上甚至流传一种说法，“帝国主义是腐而不朽”。
不过，大多数回来的高层官员，不但没气馁反而信心爆棚。
一是从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现代化是可以在短期内实现的。像日本、西德、丹麦以及东亚“四小龙”都只用了15年到20年的时间就富起来了。
二是我们的改革不愁没钱花。1974年石油危机后，资本主义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争相要和中国做买卖。
知耻而后勇。这批“侦察兵”，在各自领域成了改革开放的“急先锋”。
近8个小时的汇报
1978年6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听取了西欧五国行的考察汇报。这场汇报从下午3时半开始一直开到晚上11时15分，将近8个小时。
谷牧向中央领导讲了让他印象深刻的一件小事：在丹麦，农场主不能把农场随便转给儿子经营，儿子要想继承父业，必须从农业技术学校毕业，取得国家证书，并且在其他农场实习两年才行。
这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也有好的制度，值得借鉴。
中央领导兴趣盎然，热烈地发表了意见。
叶剑英说，“出国考察，就是照镜子，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
李先念说：“要利用西欧这个力量，把先进的东西搞过来。”
聂荣臻说：“这次调查比较全面。引进什么，从哪个国家进，应该拍板了！”
主持汇报会的华国锋要求：考察人员继续深入讨论，研究出几条有情况分析、有行动措施的意见，提到国务院务务虚，进一步统一认识。
这次汇报后，邓小平又专门找谷牧去谈话。邓小平指示：引进这件事要做，重要的是争取时间。要缩短从谈判到进口的时间，一个项目能缩短半年，就是很大的利益。需要借点钱，出点利息，这不要紧，早投产一年半载，就都赚回来了，但质量要选好，要先进的。
由此看来，谷牧副总理兼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主任、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的主任，一直分管特区工作，都不是偶然。
大寨的思想乱了
从清末的洋务运动，到建国初期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中国人开眼看世界的过程，时断时续，出现了一次又一次急转弯，每一轮学习往往意味着对上一轮所学知识的否定。
改革之初，这个学习的百年循环，再次轮回到了晚清那个“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起点。
1978年的考察报告，围绕经济和技术打转。那么作为上层建筑的人的思想呢？较少见诸文字的，是大寨在1978年夏天那场思想大震动。
这年夏天，中共昔阳县委第一副书记李喜慎，和大寨党支部书记郭凤莲参加中国农业考察团去美国考察了一个月。
他们回来向县里干部做了报告，美国种种，样样闻所未闻，见所未见。李喜慎聊起美国见闻来就说：“美国这个国家真怪，州长做报告，下面人可以乱提意见。州长的老婆也不安排一个好一点的工作。”
这下麻烦了，马上在干部思想上引起了震动。
在过去的宣传中，我们把资本主义和失业、饥饿、挨冻、工厂倒闭、抢劫、强奸、环境污染等直接连在一起，什么不好，什么就是资本主义的，就是不提人家的生产力、科学的发展。现在有人去世界上经济、科学最发达的美国看了一个月，眼见和过去听的宣传对不上号，而且反差如此之大，心理就承受不住了。
这个过去以批判资本主义而闻名世界的地方，思想乱了，一系列观念正在动摇。这还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事。
不过，也有不为所动的人。郭凤莲也向大寨领头人陈永贵做了详细汇报，讲到美国农业的大机械化，讲到只有的劳力从事农业生产，讲到大豆带、小麦带，相当于中国几个省的面积一色地种小麦或棉花。陈永贵细细听了，叹道：“好是好，咱没这个水平呀。就当是开开眼吧，资本主义这农业不简单哩！咱没人家那条件，咱们搞点小型机械……”
据当年的国务院港澳办公室统计，仅从1978年1月至11月底，经香港出国和去港考察的人员就达529批，共3213人，其中专程去港考察的有112批，共824人。
1978年的官员出国考察，比一百年前的清末“五大臣出洋”，来得规模大得多，给中国带来的直接影响，也更迅猛广泛。这一次，中国的门一旦打开，就关不上了。
图说：
1997年 8月，新西兰成为第一个同中国就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达成双边协议的国家 。 图/CFP
皮尔·卡丹在慕田峪长城，在中国官员走出去的同时，外国商人也走了进来。图/CFP
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被誉为“西方第一个敲开中国大门的人”。资料图片
80年代，去香港考察的官员发现，那里已是高楼林立。资料图片
对比起美国的农业机械化来说，中国还是手工加小机械的阶段。资料图片
巴山轮:由急流险滩驶向大洋（1）
即使在改革开放推进7年之后，中国人仍然发现前路层峦叠障、迷雾重重。而在长江急流险滩的那艘船上，通往市场经济的航道在瞭望者的眼中渐渐清晰起来。
国家历史主笔 黄艾禾
1985年9月2日清晨6点，一声汽笛长鸣，“巴山”号游轮缓缓驶出重庆朝天门码头，朝着长江三峡的方向驶去。航程目的地是武汉，行程6天。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赵人伟正在船上。这是一艘当年3月份刚刚下水的崭新轮船，额定载客80人，以2人标准间为主，配套有会议、休闲及健身功能，相当于三星级的宾馆，“在房间里就能洗澡呢，当时算很豪华了”，赵人伟至今记得。历时6天的 “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就在船上召开，后人通常把这次会议称为“巴山轮会议”。
经济学圈内的人们早就听说了这次会的消息。许多人想方设法去上船听会。因为这次会议请来的中外嘉宾都非同小可。
外国人，有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1981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托宾，那句“不要把所有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名言的讲述者；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阿来克·凯思克劳斯；英国牛津大学安瑟尼学院高级研究员弗拉基米尔·布鲁斯；联邦德国证券抵押银行理事长奥特玛·埃明格尔；匈牙利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部主任诺什·科尔奈；南斯拉夫政府经济改革执行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巴伊特；日本兴业银行董事、调查部部长小林实等。堪称是一群当时世界一流的经济学家。
还有一位重要的外国代表，菲律宾籍华人林重庚。他当时是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巴山轮会议，最早是林重庚和中国体改委委员廖季立开始协商筹办的，廖季立后来因病未能与会。而参加会议的外国经济学家，主要也是林重庚请的。巴山轮会议以三家单位的名义主办：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社科院、世界银行驻京办事处。
中国方面，领衔者为年已81岁的经济学界###薛暮桥，薛不仅是学界泰斗，而且曾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等要职，当时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名誉主任；安志文，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兼党组书记；马洪，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总干事；童大林，体改委副主任，等等。这些都是参与制定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官员，年龄都在60岁上下。
除了官员，另一部分人是经济学家：刘国光（社科院副院长）、高尚全（体改委副主任）、吴敬琏（国务院发展中心）、赵人伟、张卓元（社科院财贸研究所所长）、周叔莲（社科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等。“可以说，当时社科院与经济有关的研究所所长，人都来了。”赵人伟回忆。除了刘国光外，这批学者多数当时50岁上下，正值壮年。
巴山轮:由急流险滩驶向大洋（2）
另有一批参加会议的“小字辈”，他们在今天格外引人注目：项怀诚，46岁，时任财政部综合计划司副司长，后任财政部长，现刚从社保基金会理事长位置上退休不久；洪虎，45岁，时任体改委秘书长，现职全国人###律委员会副主任；楼继伟，35岁，时任国办研究室主任，现职国务院副秘书长；郭树清，29岁，当时还是社科院博士研究生，现职建设银行董事长。他和楼继伟，都是“挤”进来参加的会。
“当时年轻人还没起来。而我们这批人，包括来自体改委和社科院的这两部分学者，都是1978年以后投入改革开放中的，正站在改革的前沿。”对于这批后来成为中国改革中坚的学者们，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显然已经不能解释现实问题，那么应该到哪里去寻求方向？——这不仅是学者们巨大的困惑，对于整个国家都是如此。
光学东欧改革不够了
1985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行到第7个年头。“从1979到80年代初那几年，中国刚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一下跳到市场经济里，要一个过程。从高层决策者到经济学界，知识背景都不够。当时学习东欧的经验较多。无非是在原有的计划经济框架里，加点市场机制到里面。这方面东欧做得最多。但是东欧并没有把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基础，到了1985年，中国人觉得光学东欧改革是不够的了，也要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国家经验。1985年，是学习外国先进经验的一个转折点。”赵人伟这样评述巴山轮会议的背景。
1982年，中共十二大的政治报告，提出的还是“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到了1984年10月十二大三中全会，中共《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说法已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赵人伟解释说：“商品经济就是市场经济，但是当时中国的官方文件中还没直接用市场经济这个词。从这个时候起，整个经济的轨道转到市场经济上了。没这个背景，巴山轮的会没法开。”
1985年9月2日上午9点，会议正式开幕。由薛暮桥致开幕词。
来自匈牙利的科尔奈教授成为会上的抢眼明星。
科尔奈，当时以一本《短缺经济学》赫赫有名。这位曾任匈牙利科学院计划中心部主任的教授，对计划经济的分析批判鞭辟入里。1982年，正在英国做访问学者的赵人伟读到《短缺经济学》的英文版，他的感觉是“震撼性的”。“我们对计划经济下的对传统的‘短缺’二字体会非常深。那时真是什么都缺，都要凭票，那是几代人经历过来的现实。在苏联，就表现为排长队。‘外部短缺和内部剩余’，‘投资饥饿’，这些都是过去经济学课本中从没听说过的。1985年科尔奈到我们所做报告，会议室里年轻人挤得水泄不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