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冯友兰毕竟老了，已经心力交瘁，经不住太多折腾了。1972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时，冯友兰感到自己又成了人家案板上的鱼肉了。批孔当然要批尊孔，批尊孔少不得树冯友兰这块靶子。这位老人非常无助，突然之间他想通了：为什么总要站在“与人民为敌”的立场上呢？就不能主动站到“人民阵营”中去吗？冯友兰就写了两篇骂孔子的文章，不料被毛泽东看中了，发表在《光明日报》上。冯友兰一夜之间由“新儒家”变成了“新法家”，然后稀里糊涂地被拉进江青的“大批判组”当了“顾问”，其实只是被当成古书的活辞典使用。
这一段“顾问”经历，在冯友兰算不得“附逆”，也谈不上政治污点。他没有政治图谋，他的“野心”，仅仅是想获得原本无需个人代价的人身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在《三松堂自序》中，冯友兰忏悔自己没有做到“修辞立其诚”，所说的话不是自己真诚信仰的，有哗众取宠之心。但即使这种过错，也不应由他个人全盘负责。在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下，冯友兰要想不被后人诟病，只有“死节”一条路了。1934年的牢狱之灾，已经让他体验过“从容就义”的滋味，他不是贪生怕死之徒，死没什么可怕的，但他还有他的历史使命，必须活下去。知我罪我，留与后人评说。
“海阔天空我自飞”
“文化大革命”一结束，冯友兰又陷入了新的困境，幸而压迫性不如以前那么强了。他被当成垮台的“四人帮”的“帮凶”，反复受到审查。这位对权力泥潭不明究竟的学者，还在庆幸自己总算成了“人民”的一员时，眨间发觉，不知怎么自己又转到“阶级敌人”那边去了。他的行动受到一些限制。1978年11月，卜德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北大，要求同冯友兰见面，校方推说冯友兰身体不好不能会客。卜德不死心，往冯家打电话，但接通北大后，却被告知没有他要的分机号码。这两位异国老友，自1949年分别后，已将近三十年不曾会面了，而今卜德跨过了大洋，却跨不过一道无形的屏障，真有“隔花人远天涯近”的悲叹。卜德托人转交冯友兰一封信，说他再也不来中国了。冯友兰将来信和自己的回信译成中文，上交哲学系党总支。
外界的荣辱得失，冯友兰已经不复动心了，久处樊笼，如今他挣脱出来了。否定了万物，只留下自由不羁的心体，屹立于天地间，要去完成它未尽的使命。1977年，夫人任载坤去世，冯友兰写了一副挽联：“同荣辱，共安危，出入相扶持，碧落黄泉君先去；斩名关，破利索，俯仰无愧怍，海阔天空我自飞。”下联真实地写出了冯友兰晚年的精神境界。他曾论证过哲学可以替代宗教，这种为他提供宗教式精神憩息地的哲学，不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只能是儒学、道学。二十多年来，他身体虽在中国，精神却仿佛被驱逐到了异邦，如今这漂泊的游子回来了，生命和学问，在他身上渐渐融为一体。
冯友兰受过很多误解和苛评，左翼人士批评他认同于“封建的”传统文化，右翼人士又指责他依附于马克思主义。两种批评合在一处，正好表明他念念不忘的“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事业。冯友兰对中国历史、传统文化、传统哲学不断产生新见解，他计划倾尽余生全力，写成七卷本《中国哲学史新编》，苦心孤诣地要“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从文化上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从1982年到1989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新编》前六册。在这期间，他耳近失聪，目近失明，还经常住院。有一次在医院，他对女儿宗璞说：“等写完了《新编》，这病就不用治了。”这时期冯友兰生活得很有规律：上午著述，通常他口述，助手记录；下午闭目养神，也构思下一步的写作。有人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怕书稿未成人已先逝，就建议他只管勾勒出全书骨架，血肉部分由别人填充。冯友兰不同意，说他的新思想都是在写作中涌现出来的，不亲自写就创不出新意。
冯友兰写前三册的时候，还保留了较多的正统色彩，这也不难理解，毕竟在那种氛围下熏陶了二十多年。况且写书的过程又是个反思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冯友兰不断改造自己。到第四册的时候，他的精神境界和思想境界渐臻化境。他虽然是用早期的“四种境界”学说把握魏晋玄学的精神境界，但因他本人对人生理想的“天地境界”有了更深的切身体认，那种把握当然独见功力。
《新编》第七册讲现代中国哲学，其中既包括熊十力、金岳霖、毛泽东和冯友兰本人的哲学，也包括他对中国现代社会变迁的认识，有许多是政治上敏感的话题。冯友兰多次对朋友谈到，他将不避利害，独抒己见，纵然因与当局的正统观念相左而不能出版，亦在所不惜，他宁愿藏之名山，以待来者。冯友兰提出了一些“非常可怪之论”，其实只在正统的思想背景下才显得“可怪”，对开放的心灵来说是“非常可喜”的。
1990年，《新编》第七册终于脱稿，交人民出版社审查，等候出版。随即冯友兰又住进了医院，但宏愿已了，使命已尽，他坦然极了。同年11月26日，这位世纪老人溘然长逝。原定在95岁生日那天（12月4日），为他举办国际学术讨论会，结果改成了纪念大会。《新编》第七册当时并没能在大陆出版，1991、1992年分别出版发行于台湾和香港。直到1999年，才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更名为《现代中国哲学史》在国内出版发行。
冯友兰逝世后，《纽约时报》发表评论说：“为什么冯友兰一直坚定地为他留在共产党中国加以辩护，以及为何至少在公众场合始终用马克思主义重新诠释他的思想，对许多人来说，仍是不解之谜。”傅伟勋先生在悼念文章中说：冯友兰“到文革初期为止，既是很爱国的哲学家，同时又是自认忠实的马列毛信徒，这是他的内在真实。只是他仍看不出，讲求独立自主而具批判精神的哲学家与马列毛的忠实信徒之间，是有本质上的矛盾而解消不了的”。冯友兰“本来是个为人单纯的哲学家，他一心一意所要做的，也不过是开发动用内外资源，打开一条中国思想文化的现代化之路。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么一个性格单纯的学者，只因极端爱国，终于不知不觉卷入政治漩涡，变成现代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苦难象征”。
附录
参考书目
《三松堂自述》，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9月第1版。
《中国哲学史》（上册），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二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第1版。
《中国哲学史》（下册），冯友兰著，《三公堂全集》（第三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7月第1版。
《中国哲学简史》，冯友兰著，《三公堂全集》（第六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1月第1版。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冯友兰著，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第3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二册），冯友兰著，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第2版。
《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三册），冯友兰著，人民出版社1985年3月第1版。《中国哲学史新编》（第四册），冯友兰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中国哲学史新编》（下卷，含新编第五、六册），冯友兰著，人民出版社1999年2月第1版。
《现代中国哲学史》（即新编第七册），冯友兰著，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
《新原人》，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四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
《新原道》，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新知言》，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五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9月第1版。
《三松堂哲学文集》（上卷），冯友兰著，《三松堂全集》（第11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6月第1版。
《冯友兰传》，李中华著，江西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蔡仲德著，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冯友兰学术思想评传》，宋志明、梅良勇著，北京国书馆出版社1999年版。《冯友兰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冯宗濮、蔡仲德编，清华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中国哲学史》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