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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哲学的童年

作者:彭越 陈立胜 当前章节:15361 字 更新时间:2026-6-23 01:08

当你打开世界地图,将目光西移至地中海,你会不期而遇一只指头弯起的瘦骨嶙峋的手,这只手就是在公元前两千年抓住了西方文明源头的希腊本土。

古时的希腊,面积可比现在要大得多,几乎包括整个地中海沿岸地区和岛屿。希腊本土崎岖不平、沟壑纵横,风光美丽迷人,气候温润、阳光充沛,一年四季都能见到太阳。

可惜,这里的土地却相当贫瘠、人民生活清苦,粗茶淡饭仅足裹腹。好在希腊人既不像欧洲寒带人那样勤勉而呆板,又不似亚洲人那样精明却缺乏活力,他们体格强壮、生气勃勃而又精明能干。艰苦的环境迫使他们背井离乡、远涉他方,倾力于航海和经商,时常也诉诸武力,殖民拓疆,占领地盘,输出文化,同时吸收外来的知识和文明。

散布在地中海沿岸许多城邦,逐渐形成了繁忙的航海和商业中心,成为众多民族交流与各种思想和迷信汇集的地方。

这种广泛的人际和文化联系与竞争使比较、分析和思考获得有利的条件。各种来源不同的思想传统和教条在这些五花八门的交往中心很快就被相互抵销了,见多识广的商人成为不盲信传统的怀疑论者,他们学会了用自己的脑筋去思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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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科学也跟着发展起来了,数学在交换日益复杂化的情况下不断成熟,天文学随着日益大胆的海上冒险而得以深化。经济的发达和财富的增长,为学术研究和理论探索提供了必需的闲暇和物质保障,使许多心智发达的人能够不为一日三餐奔忙,而献身于单纯的知识追求,满足自己天生的好奇心,解答胸中无数谜团。不断深入的钻研,使人们变得越来越来有胆识、越来越雄心勃勃,他们把一切所能想象到的领域都纳入自己的对象范围,在把各种事物和过程归结为超自然力的作用之前,他们总要大着胆子尝试一下合乎自然规律的解释。于是,魔鬼神祗和宗教仪式便渐渐让位给科学探索和人力控制的企图。

当人们越过一切纷纭变幻的事象,不再去探问“这是什么?”

“那为什么?”

,不再追寻“天空为何会出现彩云?”

“地下为何会涌出喷泉?”

这样一些具体的问题,而是更深一步地去拷问:“世间万物背后的基础是什么?”

“世界有统一性吗?”

这样一些一般性的问题时,真正的哲学就诞生了。因为这意味着,人类的思维兴趣已经脱离了就事论事的现象论层次,而深入到探究事物内在本质的层次上了,人的理性开始把世界的统一性和规律性作为自己思考的对象了。最初提出这些哲学问题的是一批自然哲学家。

一、米利都的哲学儿童

与希腊本土隔地中海相望的小亚细亚〔今属土耳其〕,是希腊的殖民地。那里有一个繁华的海港城市——米利都。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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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都发达的工商业和航海业,使其成为当时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从而成为希腊哲学的发源地。

公元前624年,米利都降生了西方世界的“哲学之父”

——泰勒斯(Thales,约公元前624—547)。

他天生聪颖、刻苦好学,多次远赴海外经商,并到埃及学习天文和数学,因此精通天文学、数学和自然科学,他曾根据几何学原理测量和计算过埃及金字塔的高度,最为人们所乐道的是,他曾准确地预言过公元前585年的一次日蚀,这在当时的科学水平上几乎是根本不可能的。

由于年代久远,有关泰勒斯的记载是残缺不全的。根据柏拉图的叙述,人们知道,泰勒斯在科学之外,喜欢思考一些更一般性的问题。因为专注于沉思,时常行不知步、食不知旨。据说有一次,他在路上边走边思考天外之事,一失足跌进了一口古井,弄得满身泥泞,被一个女佣大大耻笑了一番。你可千万别嘲笑哲学家的这种窘态,也许正是这一跌使他顷刻顿悟到:“水是万物的始基”

这一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个哲学命题呢!

不管哲学是否起源于这一口古井,人们确实知道:在泰勒斯时代,希腊人生活在海边,天天与水打交道,他们也许注意到了太阳使水蒸发起气,雾从海面升起凝聚成云,然而又变成雨落回大海这种自然现象,进而联想到水作为构成世上万物的根源这种思想。这口古井的另一层象征性的意义似乎是:以思想观念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哲学家们,都像泰勒斯那样面如土灰、心如古井,对日常生活的事象视而不见,一古脑沉浸于自己的玄思之中。这种印象大致不差,古往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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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大哲学家都有那种不管风吹浪打、我自高筑玄台的劲头。

当然也有例外,咱们这位哲学之父泰勒斯就曾做过一笔大买卖呢。有一年冬天,他根据自己的天文知识推知来年橄榄将获大丰收,预先以低价钱租用了所有能租到的榨油机,结果,第二年橄榄真的喜获丰收,奇Qisuu.сom书他便把那些榨油机全部以自己的价格租出去,因此赚了个盘满钵满,从而向世人表明:哲学家只要愿意,也是可以发大财的。在往后的历史中类似例子还有不少。

泰勒斯最重要的哲学观点就是提出了世界生于水的命题。也就是说,世间万物都有一个统一的来源——水,水是构成和派生万物的根源和始基。今天看来,这种看法无论作为一个科学假说,或者作为一种哲学理论,都是相当粗糙和肤浅的,可在那个时代却是十分大胆而难能可贵的。因为这表明,人们不再满足于肉体感官所提供的种种具体印象,而且也超出了一般科学对各种具体因果关系的探究,开始努力去探寻万事万物背后最终的统一基础,把整个宇宙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

其意义在于,使人类认识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以把握普遍性和必然性为使命的哲学思维真正启动了。难怪亚里士多德和后人要把知之不祥的泰勒斯尊奉为“哲学之父”了。

在泰勒斯14岁时,米利都诞生了第二位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公元前610—546)。

他是泰勒斯的弟子,同其老师一样,他精通数学、天文和地理,也是个发明家和精于实务的人。

他发明了希腊日晷,是第一个绘制地图的人,而且还曾做过希腊殖民地阿波罗尼亚的总督,深得当地老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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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爱戴,人们后来还为他建立了纪念碑。

和他老师一样的是,阿那克西曼德写了一本《论自然》(或译《论物理》)的书。这是西方哲学史上第一部哲学专著。

在书中,他从对其老师的宇宙论学说的批评中推出了自己的理论。他觉得,泰勒斯用“水”这个名词来代表宇宙的始基或太初,未免太过具体、形象和直观了。水是单一可见之具体事物,如何能够解释宇宙间纷陈杂多的现象呢?水与火及其他具体事物都是同一层次的东西,它们都不可能作为解释自身和世界的元素,因此必有某种超出这些具体事物的更为基本的东西,只有它才可能解释世界。正如要说明“人”这一名词,我们必须用到“动物”这一更高层次的概念,我们因此才可以说:“人是群居的政治性动物”等等命题;同样,要解释宇宙的整体和万物的始基,自然无法用存在于世界之中的任何一种具体事物(如水)

,而必须用一个比所有事物都更为普遍和抽象的东西。阿那克西曼德把这个东西称为“无限”。

这个“无限”与水、火、土等实物不同,本身无形无质、不可见不可触,它是没有任何规定性的基质,它永远不会消失,世界万物都由它演化产生,万物消失后又复归于它,如此循环往复、无穷无尽。至于说到宇宙如何产生的问题,阿那克西曼德说:“无限”

这种无定性的物质在永恒的运动中会产生一种分化运动,形成冷与热、干与湿、光与暗等等对立,使万物有的上升有的下降,有的产生,有的消亡,从而构成一个纷纭变幻、生生不息的世界。

阿那克西曼德比自己先生高明之处在于,放弃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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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有具体形态的实物来作为万物的本源的企图,而提出一种超形质的(即形而上的)东西来替代它。这实质上就是以一个终极性的概念去把握世界的统一性了,它有力地摆脱了依赖于具体事物的形象思维的痕迹。这种哲学思考方式已具备了早期形而上学的雏形,它的根本方法影响了希腊甚至往后几千年的西方哲学。思想上迈出的这一大步本来是重要的历史进步,可惜,在当时依然笼罩着希腊世界的原始思维方式的氛围下,人们一时还难以接受这种超越的无限的“形而上学”

,甚至连许多神话家和思想家都无法领会它。

于是新进的后来者只好勉为其难地对之加以修正了。

这位后进者名叫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公元前585—525)。

他是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天文地理知识都很渊博。他设想,星体是被钉在天上的,太阳则是一块同样被钉在天上的扁平的板,它们都以地球为中心而运转。作为天文学家,他最了不起的看法是认为:月亮本身不发光,其光是由太阳反射而来的。

不过,他又奇异地认定地球是平面的,否则空气就无法把它握起了。

阿那克西美尼发觉,老师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概念太抽象、太空洞,没有用一种容易了解的实体作为世界的基质。他仿效泰勒斯又超越泰勒斯,找到了“气”这种既有具体内涵又比“水”虚泛不实的东西,用以代替“无限”概念。

当然,他也没有完全抛弃“无限”

这个概念所包涵的意义,他实际上把“气”和“无限”联系了起来:作为宇宙万物根源的“气”本身就是无限的、是无边无际的。这个结合使他比阿那克西曼德和泰勒斯都更为合理可信地解释了世界的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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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演化过程。

按照阿那克西美尼的看法,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是由“气”的凝聚和分散的活动而形成的。例如,“气”分散得较稀薄时就变成“火”

,稍凝聚时就成为“风”

,再集聚又变成了“云”

,当它更浓缩时就生成了“水”

,而比“水”更凝重细密时则形成“土”

,更高一级的聚合形式便是“石头”。凝聚代表形成,分散代表消失,一聚一散交替消长,形成了自然界多姿多采的丰富性和新陈代谢的发展性。天地万物都由“火”

、“风”

、“云”

、“水”

、“土”和“石头”这6种原素构成,而这些元素本身则是更为基本的基质——“气”的派生物。

因此,阿那克西美尼的宇宙生成论的逻辑结构就表现为:无限永恒的太初之“气”演化出6种元素,这些元素接着分化为性质各异、千差万别的具体事物,所有这些事物就合成我们立足其上的无限界的世界,而我们的人本身(包括整个肉体与灵魂)也是“气”的聚合物。

从泰勒斯到阿那克西美尼,短短几十年间,米利都这个城邦就孕育了希腊哲学最初的三位巨子,他们不仅把最原始的哲学问题带上了西方文化的历史舞台,而且也分别用各自不同的方式方法对这些问题作出了答案。他们的思想不乏幼稚之处,但其对后世的影响却是巨大的,因为他们仿佛是在一张白纸上画下了一个个框框,使后来的哲学家除非绕过它们,不然就只好在这些框框之内发挥自己的画艺了。

哲学史上把这三位哲人合称为米利都学派,他们不仅出自同一个城邦,而且在思想和学理有师承的关系。他们所要解决的是宇宙的起源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与他们都是造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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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湛的天文学家这种身份有关。这种宇宙论的问题属于自然哲学的范畴,它在往后几千年的哲学发展史上曾以不同形式重复出现,耗费了哲学家们不少的光阴。米利都三巨子在解决这个问题时,除了沿用传统科学的观察法外,独创了一定程度的哲学思辨方法。也就是把具体的东西抽象化,把杂多的现象单一化,一句话,就是用单纯的概念来代表复杂的存在,使感官知觉上升为理性思维。

他们分别用“水”

、“火”等单一的概念去代表宇宙的“太初”

,然后用对立分化或气的聚散等理论去说明世界生成和演化的过程,并以“无限”来包容这生生不息的无穷宇宙,从而勾画出一幅幅宇宙存在的哲学图式。

三位哲人的思想发展历程似乎经历了一个有趣的循环。

泰勒斯的“水”是仍然带有普通物理特性的实体,阿那克西曼德把这些物理特性荡涤尽净,“无限”

成为没有任何规定和实质内容的物质基质,到了阿那克西美尼则拉出了个虽无形不可见但却可感触的“气”。比之“水”

,“气”更为抽象,而与“无限”相较,“气”又更为具体。阿那克西美尼以“气”

作本源的气一元论,似乎是对阿那克西曼德的形而上学的一种倒退,但实际上它又何尝不可看作为一种进步呢?因为“气”兼顾了“水”所具有的那种抽象普遍性,成为一种既具体又抽象、有限之中又含有无限的结合体。因此,阿那克西美尼对阿那克西曼德的修正不是简单地回归泰勒斯,而是力图摆脱这两者之不足又吸取其优长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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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崇拜数字的学派:毕达哥拉斯学派

米利都学派的哲学家不同于今天那些以哲学为专业人士,他们都从事城邦中的各种实际事务。不过,他们的理论却不涉及人事,对人生问题也漠不关心,也许是因为对天文地理的深入钻研,使他们倾心向外而无暇自顾了。他们开创了西方文化中自然哲学这一派传统,却与伦理学无染。关注人生和价值问题的伦理学,可以说起源于毕达哥拉斯学派。

与米利都所在的小亚细亚只有一箭之遥的是萨莫斯岛。

虽然自然环境与大陆相近,但该岛的文化传统较为保守,宗教气息浓厚,毕达哥拉斯学派正是在这种文化氛围中脱颖而出的。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公元前580—50)的生平事迹,人们知之甚少。

上过中学的人一定知道他的鼎鼎大名,因为大家所熟悉的平面几何中的勾股定理就是他所发明并贯以他的名字的—“毕达哥拉斯定理”。

他是一位出色的数学家,对数学的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而他的哲学学说与其对“数”

的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是从研究数学而升华到哲学思辨的。

毕达哥拉斯发现了音乐中音程的简单的数学关系:一根调和弦如平分其长度,它就会发八度音;减到四分之三则发四度音;减到三分之二即发一个五度音。四度音和五度音共同合成一个八度音,即34×23=12。

因此,这些音程符合A2:34:1的和谐的相继行进中的比例。

毕达哥拉斯及其门徒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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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许多纯粹属于数学方面的东西,但他们不满足单纯的数学游戏,而试图用数学来解释世界和人生。

毕达哥拉斯把从音乐中发现的有关数的观念类推到整个宇宙,认为世界的本质是抽象的“数”

,世界是依照一定的数字结构组成的。他将自己的数的理论与米利都学派的宇宙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了自己独树一帜的宇宙理论:数目产生点,点产生线,线演生平面,平面构成立体,立体化生水、火、土、气四种元素和一切可以感觉的物体,四种元素以不同方式相互转化,创造出有生命的、精神的、球形的世界。

在我们常人看来,这个由“数”构成的世界与我们的常识和感觉确是格格不入的。怎能想象,一个茶杯、一盏电灯竟不过是一两个数字构成的呢?可是,只要我们不把数字神化为世界的本质和世界本身,而从方法论的角度去看问题,那么我们就会承认,毕达哥拉斯的数学方法的确指出了科学发展的一个方向,因为现代数学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将所有事物都抽象为数,通过构造数学的函数和公式来把握世界。毕达哥拉斯的错误在于,把人类认识世界的数学方式幻化为实在世界本身,从而暴露了神秘主义的某些荒诞性。因此,他这方面的内容后来就被人们所遗忘了,而他的数学方法却于文艺复兴时在一些近代数学家手中重新复活了。

就哲学方法而论,“数”比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似乎更为形式化,更少直观成分。因为人们在想象“无限”时总无法摆脱对物质世界的依赖,也就是说,“无限”总被设想为无数个物体在空间上的堆积(即无限空间)和无穷尽的物体在时间上的运动和延续(即无限时间)

;而“数”的概念则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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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赖任何物体,它表现为某种纯粹的思维形式(观念)。

因此,毕达哥拉斯“数”的形而上学比米利都学派的宇宙论层次更高,抽象度更大,人们据此而认之为唯心主义(idealism——或译观念论)亦未常不可,尽管真正的唯心主义要到柏拉图才出现。

与米利都学派大相径庭的是,毕达哥拉斯专注于数学和哲学的研究并非单纯为了学术,而更出于道德实践的需要,他的“数”的哲学服务于他的人生哲学。原来,他的“数”并非仅指数学上抽象之数,而且也指命运之数,也即中国传统所谓的“命数”。

他可能接受了来自东方印度的某些古老的观念,认为时间并不是直线演进的,而是处于不断地轮回之中,是螺旋式的从永恒到永恒。而渺小的人生只不过是永恒轮回之数的一个片断,分为前世、今生和来世三个阶段,三个阶段有因果关系,但分属不同的层次。他把人自身分为灵魂和肉体两部分。肉身会消亡,但灵魂则可转生。灵魂既可以转生为人又可以为物为禽兽,灵魂投生为何物,全凭其在生时的行为。人之生、老、病、死反复无常,给人生带来无穷的苦难,其根源就在于灵魂被禁锢于肉身之内,肉体无止境的欲望时刻困扰和折磨着灵魂,而身体有限的寿命又总是威胁着人的信心。要求得快乐、摆脱愁惨的人生苦难,就要身体力行、刻苦修炼,使灵魂超越肉身的种种限制,克服善与恶、美与丑、是与非、灵魂与肉体、精神与物质、有限与无限等种种根源于人自身的二元对立,使相互矛盾的力量在心灵中达到统一,进入一种平和安祥的精神境界。这种境界就是“和谐”

,犹如音乐中的那种和谐一样,它是“数”的一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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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状态,人心所达到的这种和谐正体现了宇宙本身所固有的内在的总体和谐。

毕达哥拉斯把这一整套教义完全贯彻到他所创立的一个准宗教组织的活动中。这套教义以灵魂轮回说为基础,修行的目的是摆脱轮回归于福海,其方法是严格的禁欲,为此制订了许多稀奇古怪的戒律,如禁吃豆和肉,不吃整个面包,不许迈过门闩,不要在光亮的地方照镜子等等。但和一般宗教不同的是,除了这些规条和戒律外,这个组织特别重视知识的工夫,着力发展精神生活,同时又注意体育活动和音乐陶冶,使心灵不致为疾病拖累。人们几乎可以说,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学术成就是他们宗教活动的附属产品。

以人生为目的,以宗教为形式,而以学术为手段,这些是毕达哥拉斯学派区别于米利都学派的最重要的特征。泰勒斯及其弟子们只见宇宙不见人,漠视人的存在和价值;毕达哥拉斯执着于人的生命意义的实现,并力图通过求知和修行去获得人的幸福。严格地说,毕达哥拉斯的学说还算不上真正的伦理学,它还缺乏严谨的思想体系,但他对价值和道德的关心和探讨虽然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却对后世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他那求知至善的道德化途径启发了西方哲学的唯智主义伦理学传统,往后的大哲学家都会自觉不自觉地将人生观与世界观、知与行结合起来考虑了。

毕达哥拉斯死后,学派一分为二。

一派执着人生哲学,实行严谨刻板的制度,终生以乞讨为生,沦为时人的笑柄。另一派脱出人生论范围,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对天文、哲学、医学贡献不少,特别发展了“知”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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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爱利亚三杰

自从泰勒斯提出宇宙的本源问题后,希腊的哲学家们就孜孜不倦地埋头于探索这一本体论论旨。事实上,他们的工作是建立在一个假定的思想前提之上的。这个前提就是:人的思想所反映的必定是客观世界本身,换言之,我所描画的世界图景就是实在事物本身。这种盲目的自信使他们只考察思想之外的对象,而不去反省自己那些描慕外界的思想本身。

随着思想的深化,有些哲学家忽然发现,在没有理解人类思想的本性以前,你有什么根据说你认识了客观世界呢?人头脑中的观念跟外界对象到底有什么关系呢?这种关系又是如何决定人类的知识的呢?这些问题一跃上心头,哲学家们就无法释怀了,他们穷追不舍,立刻就捅出了哲学上的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首先注意并提出这种问题的是爱利亚学派的哲人们。

爱利亚是今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地方,当时是希腊的殖民地。约在公元前5世纪下半叶,一位年事已高四处漂泊的行吟诗人到此立下脚跟,定居下来了。这位见多识广、学问渊博的老者,就是来自爱奥尼亚的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Bphanes,约公元前570—475)。安顿下来后,他便设立学院、招徒授业,传播自己的学说。这个学院就是所谓的爱利亚学派。

色诺芬尼最重要的思想就是其创造的“一神论”。

在一本名叫《谩骂》的书中,他放肆地攻击传统的希腊神话,贬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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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神论的种种谬论。有一天深夜,在观察天象时,他不由自主地呢喃道:“神性唯一”。没想到,这句简炼的话竟成了他全部学说的集中概括。在《论自然》一书中他论述了这一思想。世界上只有一个神,它不是一个脱离万物而高踞于宇宙之外的超越神,而是内在于所有事物的神,它无所不包、全知全能。换言之,世上每一事物都是神的体现,神化身在这些事物,而整个世界则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这个统一的整体就是唯一之神。

这种观点已经具备了200多年后(公元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那种泛神论的雏型。对哲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的,不是这种有神论的结论,而是发现唯一之神所应用的思维方法。在构造一神论学说时,色诺芬尼首先遇到的关键问题是唯一性与杂多性的关系:人们感官所见的都是个别的具体物,花鸟虫鱼、森林大川各具特色,何曾见有相同性?

人的感官经验从来就没有告诉人们世界是统一的,那么谁又能够说世界是一个单一整体的东西呢?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一”与“多”的问题,色诺芬尼将它提出加以讨论,表明哲学又深化了一步,触及到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

色诺芬尼似乎已敏锐地觉察到,“一”与“多”的问题背后隐藏的就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风花雪月、四季轮回是感觉提供给我们的经验,世界在人眼中呈现出纷纭繁杂的多样性;但人的大脑却可以设想一个统一的宇宙,世界在人的思想中可以变为一个单一的全体,一个纯粹的“一”

的概念。

因此,“一”与“多”的矛盾实际上包含了思维与存在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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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而包含了理性与感性的矛盾。为了解决这些矛盾,色诺芬尼找到唯一之神,强调神与杂多事物内涵的一致性,用“一”来统摄全体。

这种解决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后来的思想家还设想过许许多多不同途径,比如基督教就以一个绝对唯一之神凌驾于大千世界之上,而不采纳色诺芬尼这种内在化的包容方式。

色诺芬尼对哲学的贡献在于,破天荒地将“一”与“多”的问题拉上思想论坛,使哲人们不得不面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从而开启了希腊形而上学的先河。

色诺芬尼有一位高足巴门尼德(Parmenides,公元前540—470)

,他深得老师的心传,并加以发扬光大,成为爱利亚学派的中坚人物。巴门尼德出身豪门,生活富足安乐,学识渊博,品格高尚,早年热心从政,曾为爱利亚城邦立下法律,使该城繁荣昌盛,人民每年都会因此而祭祀他。年岁渐长后,他受毕达哥拉斯学派影响,弃政从学,随色诺芬尼研习哲学,终成一家之言,声誉日益盖过了老师,成为爱利亚学派的掌门人。

像他老师那样,巴门尼德的哲学著作也是用诗体写成的,流传下来的有已成残简的《论自然》一篇。诗中他们自己描写为一个翩翩少年,有一天他坐上神派来的马车升了天,受到女神接见,女神领他到天上地下游览了一番,并告诉他世界的真相。诗中记述了他与女神的谈话,也就是他的哲学观点。巴门尼德不是个因陈守旧的卫道士,而是富于独创性的思想家,他接过色诺芬尼解决“一”与“多”问题的办法,用唯一性包涵和统领杂多性,在肯定世界作为一个统一整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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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不变的前提下,承认杂多具体事物的存在。巴门尼德接过老师提出的“一与多”的问题,并发挥其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继续加以探讨,可是,他得到结论却背离了老师的神一元论,而变成一种二元对立的世界观。

巴门尼德认为,人们在思想时必须遵循思想的法则,否则就会陷入谬误。

根据这一原则,他讨论了“存在”问题:存在就是存在,若说存在是不存在,就必然违反逻辑的同一律;当我们说某物现在不存在将来会存在时,我们实际上是指事物的发展变化的可能性,但这样说在逻辑上却是自相矛盾的,因为不存在的东西不可能等于存在的东西,所以,存在是不变不动的。这种观点与色诺芬尼是一致的,但巴门尼德没有就此打住,而是继续推演下去:既然思想告诉我们,存在是唯一而无变化的,那么感官经验中所见到变动不居的现象显然就是错误的、虚幻不实的了,因为只有这样才符合逻辑法则,不违反矛盾律和排中律。他因此便将世界划分为二个不同的领域:一个是来源于感官印象的现象世界,其中万物流转、四季轮回、生生不已,但却是虚幻不实的;另一个是思想所把握的观念世界,里面整整有条、永恒不变。从感官界人们只能获得谬误的意见和印象,永远见不到真理,真理只能从观念界、从思想中求得。

在以上的论证中,天平显然倾向于思维一边。单从逻辑方面看,你很难说巴门尼德的不是,因为他的论证是相当严谨的。问题在于,他整个的论证是建立在一个隐含的前提之上的。这个前提就是:思想等于存在。在他看来,思想不可能什么也没有表达,因此,当人们说到思想时,必然是指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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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某种存在物的思想;相反,当人们说到存在时,一定是指某种可以被思想的东西,非存在既不可能被思维,更不可能被说出来。换言之,思想必有它本身以外的某种它所指称的客体,而且既然你能在所有时刻都同样地思维着同一件事物,那么凡是可以被思维的必然在所有时间内存在。

所以,思维与存在是同一的。这个前提明显地与常识相背,因为人们完全可以思考并不存在的事物,而不承认它们的存在,例如,你随时可以说“飞马存在”这类命题而不违反逻辑规律。巴门尼德将思维与存在等同,从而达到以概念之“一”否定感官之“多”的结论,比自己的老师走得更远,从而将世界加以二重分化。

巴门尼德在哲学上的重要作用,不在于他发展了逻辑学上许多重要原理,而在于他从思想和语言的逻辑推演中抽取出哲学结论的形而上学方法。

这种论证形式要害之处在于,就语言论语言,将思想绝对化,使概念等同实在。从巴门尼德开始,一直到19世纪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这样的形而上学方法曾以不同的形式不断重现。说来有趣的是,从巴门尼德学说中引申出了两种相互对立的基本哲学观念:被他规定为永恒不变的存在这个概念,后来在唯物主义者手里演变为不可变、不可毁的“实体”

(即“物质”)

,而“实体”则成为构成世界的基本质料;而他割裂感性与理性、划分二重世界的做法,则开启了以柏拉图为先声的二元论的传统,使唯心主义大行其道。这一思想奇观使哲学能够在对立派别的激烈竞争和对抗得以深化发展,因此巴门尼德是功不可没的。另一方面,正是他的哲学方法将西方哲学家们引入耗费了两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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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光阴仍不了了之的追寻本体(即终极的存在)的形而上学之路。倘若巴门尼德愚钝一些,那么西方哲学是否将会走向另一条路子而面目全非呢?这,只有上帝才知道了。

爱利亚学派的理论,到了巴门尼德似乎已被发展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循着他的理路一时难有大创,要么另辟蹊径自立门户,要么紧守山门,抱残守缺。巴门尼德的得意门生和义子芝诺(Zenon

the

Eleatic,公元前490—430)走的是后一条路子。芝诺最大的特点是思维敏捷、辨才无碍,在辩论中他时常会令对方不知不觉中落入语言陷阱而自打嘴巴。

他对爱利亚学派的贡献不是去创造和丰富学派的理论,而在于用更精密的逻辑方法来证明其老师巴门尼德关于唯一不变的存在(本体)的学说。

巴门尼德已经否认感官所知觉的世界有真实性,而这种世界的特征就是“多”和“变”。芝诺明白,只要证明“多”

和“变”是虚幻的,那就等于证明了感官界的虚幻性,从而反证出巴门尼德唯一不变本体的真实性。

他首先证明了“多”的虚幻性,他的论证应用了一种独创的逻辑方法——二律背反,即如果从同一个前提能推出两个相互矛盾的结论,那么这个前提必然是错误的。他的论证程序是:(1) 前提:假定“多”是存在的(2) 推论:那么,在量上就会有无穷大和无穷小两个相反的结果

(3) 结论:因此,“多”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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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2)推论的两个步骤是:(A)如果“多”存在,那么它一定是无穷小:“多”中必有单位,它由许多单位组合而成;那些单位必不可分割,否则就不成其为单位;既无法分割,便没有大小之量;单位既无大小之量,由单位组合而成的“多”也必然无大小之量;无大小之量的“多”便等于无穷小。

(B)

“多”之为“多”正在于其可分为若干单位;既可分割必有大小之量,故“多”有大小之量;“多”如有大小之量,则其各部分(即各单位)也一定有大小之量,也就是可以分割;各单位既可分割,当然就可以一直分下去,因为不管分割多少次,大小之量总是有的;既然“多”中的单位可以无穷分割,而那些单位又都有大小之量,那么,无穷的有大小之量的单位合起来,就成为无穷大的“多”了。

综合(A)和(B)可见,假定“多”存在这个前提,会导致再量方面“多”既是无穷小又是无穷大这两种自相矛盾的结论。此外,在数的方面,这个前提也同样会引申出“多”

既是有限数又是无限数这种相反的结果。

一个东西同时兼有两种自相矛盾的性质,显然是违反逻辑规律的,因此,“多”这个假定必然是错误的。

芝诺的第二步是论证“变”的不可能性。我们知道,动是变的条件,无动不可能有变,因此要证明无变,只须证明无动就行了。芝诺设计了三个在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例证,来证明“变”

(即运动)的虚假性。

第一个论证名叫“飞矢不动”。他说,在人的印象中,一支射出的箭总是向前飞去的,但这只是一种错觉。因为,这支箭在任何一个时候都只能停止在某一个地点,不能同时抵

西方哲学初步92

达两个地点,下一个时刻又停留在另一地点,所以,人眼所见之飞矢,是在许许多多时刻里止于某一地点的现象积累而成的假象,但在实际上,这许多的静止加起来的总和仍然是一个静止,因此,飞矢根本上是不动的。

第二个证明是“二分法”

:假定一物体要达到某处,它首先须通过距离的一半;在未到这一半以前,必先经这一半的一半;而这一半之一半又有其一半,如此可以无限地分割下去,该物体也就永远挪动不了。

第三个例证叫“阿基里斯追不上乌龟”。

阿基里斯是荷马史诗中跑得最快的希腊英雄。芝诺认为,假如让乌龟先跑一步,那么善跑的阿基里斯就永远也追不上乌龟。因为他首先必须先达到乌龟的起跑点,这时乌龟又已进了一段距离,当阿基里斯赶到这点时,乌龟早已又前进到别的一点,如此下去,阿基里斯终有快步如飞的本事也不是乌龟的对手,永远都追不上它。这样,芝诺觉得,以上三个证明表明,运动变化是不可能的,静止才是真实的。

上述几个论证有点类似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所谓的“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的类型,但中国古代哲学从来没有在逻辑论辩方面发展到像芝诺这样高的水平,这是事实。

如果单纯着眼于形式逻辑,芝诺的论证确乎是滴水不漏、无懈可击的,谁都无法从逻辑上驳倒他。然而,联系事实来看,便会觉得他多少有点诡辩。因为物理学告诉我们,运动是有连续性的,阿基里斯不必在乌龟停留的地方逗留一下再走,而是一直往前跑的;而且在同样时间之内,二者的运动速度也是有差别的,阿基里斯用不着多少时间就会赶上乌龟。

03西方哲学初步

可是,常识归常识、理论归理论,芝诺正是像他老师那样,坚信理论而否定了常识,从而排除了变化和杂多性的现实性。

往深一层看,恰恰由于我们无法在逻辑上驳倒芝诺,我们就必须注意他所提出的问题: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遵循着不同的法则,二者之间到底有没有联系?如果有,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芝诺本人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实际上割裂了二者的关系,只承认思维的唯一现实性,并将它绝对化了,而否认了经验世界的实在性,沦为某种唯心主义的东西。

不过,这并不影响他对哲学的贡献。

虽然许多人把芝诺视为诡辩家,但也有不少人持相反的看法,例如后来的希腊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称他为辨证法的创始人。这种相互矛盾的评价来源于对芝诺无与伦比的逻辑论证方式的不同看法。

无论如何,除了注意到感性与理性、思维与存在的关系这一爱利亚学派的共同特点外,芝诺的贡献还在于,意识到了时空概念中所蕴涵着矛盾性(即时空的有限性与无限性的矛盾)

,后来的许多哲学家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如英国的休谟和德国的黑格尔、马克思等)

,或应用芝诺的论证方法去证明自己的理论(如十八世纪德国哲学家康德,就模仿芝诺的论证方式,用“二律背反”的方式去证明时空的非现实性)。

不知是否巧合,像米利都学派那样,爱利亚学派也产生了三位代表人物。从思想发展的层次而言,后者显然比前者有所进步。米利都人尽管开了探寻世界本体的理论先河,但他们所构造的本体论仍离不开对具体实体的依赖,即便是阿那克西曼德的“无限”仍带有时间和空间的物质属性,因而,他们离真正的“形而上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毕达哥拉斯

西方哲学初步13

的“数的本体论”虽有进步,但毕竟因为数与量的不可分割性,使“数”不能完全脱离形下之物的范围。到了爱利亚学人的手里,连与数息息相关的量也被彻底抛弃了,只剩下一个无限绝对的“存在”

(或“有”)

,一个不涉及任何物性和时空的纯粹的“在者”

,而这个“存在”归根到底就是人关于存在的概念,这无疑是说思维等于存在,存在就是思维,作为世界本体的“存在”原来就存在于我的头脑之中、我的思维与语言之中。

这种从语言的逻辑推论中寻求世界本体的形而上学方法,比前此其他哲学家的方法来得高明和深刻,它极大地激发和助长了西方人的理性思辨能力,对往后西方哲学,尤其是形而上学本体论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在近代德国,黑格尔曾将它推进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爱利亚人似乎也被自己这种方法弄得不知所措、左右为难起来了,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建造起来的“存在”不得不支付的代价是,取消物质世界的现实性,将它斥之为虚幻,从而创下了一个二元对立的世界观,把本体与宇宙万物割裂了开来,无法解释世界的整体性和统一性。

四、赫拉克利特:“太阳每天都是新的”

拳师要提高技艺,必得有对手与之较量;同理,思想的发展,也离不开对立派系的批评和竞争。如果一门学说出现之后,只有人对它赞誉奉承,甚至顶礼膜拜,而无人对它分析批判,甚至吹毛求疵,那么思想的停滞和僵化就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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