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联合起来将波斯人赶出了希腊半岛,赢得了波斯战争的胜利。在随后的几十年间,雅典由一个普通的海港城市一跃而变为希腊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
这座耸立在山巅之上的城市,既是航运和贸易的要冲,也是艺术家和思想家聚会的场所。经济的发展、生活的富足,吸引了一批批富有才干的人前来一展鸿图,人才的聚积、思想的砥砺,又加速了文化的繁荣。
西方的历史学之父希罗多德,从遥远的爱琴海对岸的伊奥尼亚赶来了,写下了有口皆碑的波斯战史;身经萨拉米战役的埃斯库罗斯抛掉《荷马史诗》,与另两位悲剧大家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一起,将希腊悲剧推上了巅峰;雕塑家迪亚斯把女神雅典娜巨大的雕像安放在卫城上,居高临下地俯瞰着神庙的出口,她所代表的希腊雕塑水平使后来的欧洲人始终无法及其项背;音乐、建筑、绘画等艺术也都进入了鼎盛时期。
经济和文化的繁花结出了丰硕的哲学果实,在学派林立、百家争鸣的思想舞台上,三位出自雅典的哲学大师相继登台亮相,他们一手创下了希腊哲学空前绝后的黄金时代,将理论的重心从自然本体论逆转为理论形而上学,并综合了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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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铺开而未得深入拓展的论旨,使古代西方哲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顶点。
这三位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分别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一、苏格拉底:知识的助产婆
在苏格拉底以前,出现过一批被称为“智者派”的人物。
当时盛行着奴隶主民主制,要想在这种民主政体下出人头地,仅仅依靠传统和权威已无能为力,精于演讲和辩论才是最重要的。这种需要使智者应运而生。智者们往往学识渊博、巧舌如簧、能言善辩,他们游荡于大街、广场、法庭,招徒授业,向学生传授逻辑学、修辞学、演讲术和论辩术,教导学生掌握演讲和辩论的技巧,获取通向权力的钥匙,他们也从中收取学费为生。
相传有这样一个故事:智者的主要代表之一普罗太哥拉曾教过一个学生,开始时他们约定,如果这个学生赢得第一次诉讼的话,他才需要交学费,输了就不必交。然后,普罗太哥拉一张状纸递上法庭,告这学生抵赖学费。这年青人头脑一下子发热起来,搬出他们之间的约定为自己辩护,法庭自然判他胜诉。
可是,他却不得不乖乖地把学费交给了老师,因为他中了圈套而浑然无知。
这个故事多少说明了智者的一些特点。他们虽然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但思想上还是具有某些相近的倾向的。他们不再热衷于以前哲学家们孜孜以求的自然哲学,不再关心宇宙的本原问题,而是把思想重心放在人和社会问题上,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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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人生和社会,寻求知识对人类的价值,讲究道德修养。
课题和论域的转变,使他们发现:人类社会并不存在自然界那样确定不变的客观真理,一切都取决于人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正如谁在论辩中取胜,谁就获得群众的支持,也就能主宰社会那样。
因此,智者们一般都倾向于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相信自己的主观感觉,而否定客观真理。正是在这种思想背景上,普罗太哥拉道出了智者学说的真谛:“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
这句话在哲学史上是作为主观相对主义的典型而流传下来的名言。它的意思是说,事物存在与否,全看我有否感觉到它而定;我没见过月亮背面有山,所以那里就不存在山。
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当时神学观念浓厚的气氛中,确曾体现了一种破除旧传统观念的启蒙精神,因而还是有积极意义的。然而,到了晚期的智者,这种主观相对主义的倾向使他们忽略内容的是非曲直,经常玩弄词句、穿凿附会,一味地狡辩,终于使他们沦落为诡辩论者和江湖骗子,“智者”于是褪变为一种耻辱的标志。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对智者都极端反感,痛斥他们为“批发零售灵魂粮食的商人!”
当然,骂归骂,做归做,苏格拉底的思想其实也离不开智者学说的启迪。
雅典出生的苏格拉底(Socrates,公元前469—39)
,身材矮小、相貌丑陋。
从古代留传下来的一具半身雕像来看,他秃顶圆脸,凝滞的目光藏在深陷的眼窝里,肥大的酒糟鼻子停放在宽阔的脸上,外加一个臃肿的大肚子。粗略一瞥这付尊容,人们会误以为他是个酒馆的跑堂,绝对不会相信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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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曾令一个时代为之震撼、使古今许多大思想家不敢轻视的哲学大师。
不扬的外貌丝毫不能阻挡他喷薄欲出的才华,锐利机智的思想一到他嘴边就宛如打开的水龙头那般滔滔不绝,苏格拉底是西方历史上罕见的一位“述而不作”
、光靠两片嘴唇为自己留名青史的哲学家。
像智者们那样,苏格拉底也不务“正业”。他常年累月穿着一件皱巴巴的短袍,赤着大脚,优哉悠哉地徜徉于大街和广场,对风云变幻的时局充耳不闻,但一碰到人便拉开话匣子侃侃而谈,引得一班年轻学子和有识之士对他俯首贴耳、洗耳恭听。他教他们如何争辩、如何把自己的思想弄明白,不过,他不像智者们,他却从不收费。弟子们为了报答他的教诲,也为了在餐桌上有他的高谈阔论作陪,时常邀他到家中用饭,他总是毫不客气地饱餐一顿,然后拍拍屁股扬长而去,一点也不关心第二天的生计。可是,这种潇洒在家里也就不那么吃得开了。像中国哲学家庄子一样,他也有一位爱唠叨好管事的悍妻。他整天在外闲逛、不理家事,自然惹得妻子大发脾气,但他依然我行我素,不思改悔。
你若是以为这位流浪哲学家一定是个不负责的懦夫,那你就大错特错了。
他忍饥捱饿、御寒抵热的本领无人能比,在战场上他也骁勇异常,一次竟冒着生命危险救出了一位朋友。
他临终时的豁达大度则会令许多所谓英雄为之汗颜的。他的勇敢与耐性来源于他的信念。他坚信,自己是神派来的一只牛虻,专来叮咬雅典这头动作迟缓的大牛,以便使之活跃起来;他是来教导启发雅典人的,如果没有他,他们将永远在茫然无知中昏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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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一个自信肩负重任而确又满腹经纶的人,人们容易把他视为狂妄自大家伙。其实不然,苏格拉底也许是哲学家中最为谦逊的人了。一般哲学家都爱摆出那付“一语定乾坤”
、“万物尽在我心”的似乎无所不知的架子,而苏格拉底却敢于直言:“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一无所知。”
这句话不仅是他诚实的自白,而且也包含了他的哲学的起点:即他的怀疑主义。他曾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人的知识像一个圆圈,而圆圈之外则是代表无知的空白,他所知道的越多,这个圆圈就越大,它所接触的无知的界面也就越大;换言之,一个人知识越多就越感到自己的无知,因为人永远都是有限的,而知识则是无穷无尽的。只有智者才能认识到自己的无知,而蠢人一旦获得了一知半解就满以为手眼通天,犹如刚学会四则运算就以为掌握了全部数学奥秘的小学生那般。因此,当一个人学会了怀疑,尤其是对自己珍惜的原则、信念和思想产生疑问时,真正的哲学就出现了。这表明,他已经开始对那些未曾经过自己深思而从外界植入脑中的观念进行反思,从而直面自己、审视自己的心灵,表明他已经懂得运用自己的哲学思维来认识自己和世界了。
于是,苏格拉底顺理成章地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主张。认识自己,就是要把自我作为一个对象来加以探讨和研究,去理解人的心灵、理智,理解人类的知识。这样,才能明辨是非,做真正有道德的人。这种主张表明,他在哲学史中第一次发现了真正哲学意义上的“自我”
,发现了研究人本身的重要性。这不仅体现了学术兴趣的转移,而且标志着希腊哲学的一个新转折:探求宇宙本体的自然哲学被束之高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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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从天上回到了人间,人的知识和伦理问题开始进入哲学家们的视野。对苏格拉底来说,如果我不知道人是什么?他能成为什么?他活在世上有何意义?那么,我纵使熟悉宇宙的起源和天体的演化又有何益处呢?只有人才是重要的,了解自己才是哲学的真正目的。
于是,在苏格拉底的思想夜空,曾经耀如明星的自然哲学家们统统都退居天幕后面了。
虽然苏格拉底说自己“一无所知”
,但他却非常重视知识,因为知识可以使人摆脱愚昧,获得智慧,从而求得善行,尽管一个人不可能穷尽世间的一切知识,但知识却是人应该追求的,在这种无止境的追求中人便使自己不断地完善起来。
这种思想导致他的一个著名的论点:“知识即美德”。把求知与求善(即美德)等同起来这种思想倾向起端于苏格拉底,它后来成为了西方伦理学中的一个主流传统,对后世思想的发展具有至深至巨的影响,这也是西方伦理学区别于中国道德学说的关键所在。中国哲学家们对知识可没有这么执着,他们勿宁说是轻视知识的。
庄子先生就说过一段颇为有名的话: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则是无限的,以有限的生命去博取无限的知识,岂不枉费心机?对中国哲学家们来说,道德是意志的磨练,而与知识无涉;然而,对苏格拉底而言,求取知识(包括关于道德和关于自然的知识)和完善自身是同一个过程。因此,他试图寻找一种超越一切具体善行的绝对永恒、普遍适用的“善”
,不过最终也未曾达到这一目的,所以没有人他知道他的绝对之“善”究竟是什么。
如果同意知识就是美德,那么求取知识的途径就是重要的了。知识到底从何而来呢?苏格拉底说,知识是人天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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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由于来到世上以后就全忘光了,因此人只要能重新唤醒自己的记忆,知识也就招之即来了。没准苏格拉底本人就是亲身实现这一观点的典范。每每当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之际,他会突然之间停下嘴来,旁若无人地陷入心不在焉的沉思,惹得路人好奇地驻足观看,这种状态有时竟会持继数个小时!不知此时的苏格拉底是否忽然来了灵感,一头潜会他前生的种种记忆之中了呢?他本人不曾提及,人们当然无从知晓。不过,他倒是发明了一种帮助人一步步得出正确思想的方法。他把这种方法称为“思想助产术”
,其目的就是要通过启发和诱导,帮助人们重新回忆和把握固有的正确知识。
下面让我们看看一个这种方法具体应用的例子。
欧提德谟斯(以下简称“欧”)
:请问苏格拉底,什么是善行?
苏格拉底(简称“苏”)
:偷盗、欺骗和卖人为奴,这几种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
欧:是恶行。
苏:欺骗敌人是恶行吗?把原来敌人占领的城市的人卖作奴隶也是恶行吗?
欧:这是善行。不过,我说的是朋友,没有说敌人。
苏:照你说,偷盗对朋友是恶行。可是假若你的朋友打算自杀,你偷了他准备用来的自杀工具,这算是恶行吗?
欧:是善行。
苏:你说对朋友欺骗是恶行。但在战争中,军事统帅为了鼓舞士气而对士兵说,援军就要到了,可实际上并没有援军,你说这种行为是不是恶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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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这是善行。
从这个例子,我们大致领略了苏格拉底方法:通过双方一问一答,提出诘难,使对方陷入矛盾,承认自己错误,然后逐步修正意见导向真理。这种方法被称为“辩证法”
,虽然又可称为“苏格拉底方法”
,但它并非苏格拉底的发明,因为芝诺曾用它来对付过苏格拉底。他只是发展了它,使它流行一时。他不知疲倦地履行着自许的“思想助产术”使命,整天徘徊于大街集市和广场,随意同三教九流讨论人生的各种问题,(奇*书*网.整*理*提*供)诸如战争、艺术、宗教、婚姻和道德等问题。在讨论中,通常苏格拉底佯装什么也不懂,向对方发出问题,等对方按自己的理解或一般常识作答后,苏格拉底表示不能满意,又提出反问来诘难对方,使其不得不认错,这样反复多次,最后苏格拉底才提出一个一般性的定义来终止辩论,帮助对方把已潜藏于意识中的真理诱导出来,仿佛接生婆把腹中的胎儿接出来一样。这种“辩证法”实质上是一种从特殊中寻求一般,即将一般性从特殊事例中归纳出来的方法。苏格拉底往往将这种方法加以绝对化,把一般与特殊割裂开来,认为一般先于和高于特殊,是一种独立自存的东西。这种思想后来在其弟子柏拉图那里发展成了理念论的唯心主义。
苏格拉底用这种方法帮助了不少年轻人发展自己的思维能力,但同时也得罪了许多有门面的权威人士。这些人趁着民主派复辟时将他告上法庭,指控他不信国教、以神灵自居,用邪恶思想教唆青年人堕落。大弟子柏拉图等人试图用钱将他赎出来,但苏格拉底拒绝了任何逃脱的企图。他坚执着自己的信念,用犀利的言词和严密的逻辑去驳斥对他的指控。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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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法庭仍然判他死刑。这时,苏格拉底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
在死牢里,一群朋友和弟子来向苏格拉底道别,他们早已泪满衣襟,有人甚至在嚎啕大哭。苏格拉底泰然自若对他们说:别像女人那样哭哭啼啼的,我只不过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会见荷马和赫西俄德而已,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说罢,轻松自如、温文尔雅地接过狱卒递来的杯子,将毒酒一饮而尽。于是,一只在雅典上空飞来飞去、嗡嗡作响的“牛虻”销声匿迹了,一代大哲回到了神的天国,向上帝述职卸任去了。
苏格拉底是少数几个为了自己的信念而殉道的哲学家之一。
然而,正像他本人坚信的那样,他的肉身虽朽,但灵魂却不死,他的精神通过自己的弟子柏拉图,再次化作影响人类思维的重要元素。
二、“洞穴”与“理想国”
:柏拉图的世界
苏格拉底悲剧性的死亡,在贵族子弟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347)心里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曾经成为他最大抱负的政治雄心突然泯灭了,他走向了献身哲学的生涯。那年他刚好28岁,一个思想趋于成熟的年龄。血气方刚的他,立定决心要将导师的学说发扬光大、让导师的英名万古流芳;更要摧毁由“暴民”和“乌合之众”建立起来的民主制度,用出类拔萃之辈的英才统治取而代之。
50多年后,当他安祥地撒手人寰之时,前一部分抱负他已问心无愧地实现了,而后一部分雄心则仍然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在理论上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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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那就是他的“理想国”。
柏拉图的形象与自己的老师相比真有天渊之别。他一表人才、英气勃勃,他的名字就来源于他宽阔的肩膀。这位曾两次在运动会获得好名次的英俊少年,确是一位出色的战士。
这样一位膂力过人、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按理是不会成为一个哲学家的。
然而,和苏格拉底的相遇却改变了他的一生。
看到老师用尖锐的问题一下子击中对手的要害,摧毁僵死的教条和武断的臆想,那种情景就别提多惬意了。这使他敏感的心灵领略了在粗厉的运动中无法享受到的智慧的乐趣。
于是,他拜苏格拉底为师,投身于智力征逐和思想分析的活动中,一学就是8年。
老师的不幸辞世,中断了他的求学过程。他只好离开雅典这个是非之地,漂洋过海、四处游历,踪迹遍及埃及、意大利,甚至印度。在这长达12年的漂泊中,他如饥似渴地吮吸各种知识,朝拜众多的圣地,尝试数不清的教义。与众多民族交往的经历,从不同国度汲取而来的智慧,使他退去了些许年青人如火般的热情,增进了思想的深度。
当公元前387年回到雅典之时,他已届不惑之年。这时,他胸中已沉甸甸地装满了自己的思想,它们在他的脑中四处奔突、呼之欲出。
于是,他安顿下来,著书立说、招徒授业。他在雅典城西北的一个花园里,创办了一个学校。这个花园是以古希腊英雄阿加得谟命名的,因此,这个学校便叫做“阿加德米”
(即学院,后来西方文字中“学院”
——Academia一词即由此演变而来)
,所以,哲学史上将柏拉图学派称为“学园派”或“阿加德米学派”。柏拉图游历意大利时,与毕达哥拉斯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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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甚密,也颇受影响,因此,他的学校也基本上按照毕达哥拉斯派学校的模式组建,教授的科目也差不多,主要有哲学、数学、天文、动物、植物等等,特别重视数学。这个学校培养出一大批以亚里士多德为首的杰出人物,并且存在了90多年,直至公元529年被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关闭。它成为自中世纪以来发展出的各类大学的前身。在这里,柏拉图从事教学和著述长达41年之久。
他上课从不用讲稿或笔记,不作填鸭式的演讲,而喜欢提出种种问题让学生去解答,然后才加以分析和总结,一如其师苏格拉底。
由于他一心扑在学术事业上,始终过着独身生活。
当然,他的这种实践又完全服膺于他的理论:善神担心整个的灵魂下凡去作乱,便把其一分为二,形成男女之别,恋爱正是灵魂的一半去追求回自己的另一半;而柏拉图则坚信自己是与常人不同的救世者,灵魂并不曾被分裂为二,没有理由去追求一个女性。时至今日,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就导源于他的这种说法。
柏拉图勤于著述,一生写就30余种书,绝大部分皆用对话体写成,其文体之华丽多姿,文笔之优美流畅,在哲学史上可谓无出其右的了。尤为幸运的是,他的著作大多保存了下来,使有兴趣者能够一睹其思想的风采。我们知道,《论语》是中国思想家孔子的代表作,它采用的也是对话文体,即学生问,老师答,老师的答案便是权威。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问道方式。与此相反,柏拉图的对话却是一种辩论,双方站在逻辑上平等的地位,互有问答,并不以老师为权威。这是苏格拉底方法的应用。留传下来的几十篇对话录,为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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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了柏拉图哲学思想的主要面貌,虽然他无意于创立结构严谨的什么理论体系,但他的思想仍然体现出较强的系统性。
今天提起柏拉图,人们除了想到他是“精神恋爱”的发明者和“理想国”的提倡者外,不能不提到他的理念论。
理念论是柏拉图的哲学基础,他曾运用一个被称作“洞穴譬喻”的故事,来说明理念论的思想:在一个幽深黑暗的地洞里,住着一批囚犯,他们双手被反绑在柱子上,背向洞口,脸朝洞壁,脑袋不能向后回望。
他们从来没有出过这个洞,也不知道身在洞中。在他们身后燃烧着一堆火,在他们与火之间有一些类似木偶戏的表演,火光把木偶和他们自己的影子投射到墙壁上,他们把看到的这些影子误以为是真实的事物,从来不曾有过怀疑。突然有一天,一个犯人挣脱绳索,转过身来,看到了身后原来是一堆木偶。
爬出洞口后,他看到太阳和在阳光普照下的大千世界,才茅塞顿开,终于醒悟以前所见的全是虚幻不实的假象。他怀着惊喜的心情,匆忙跑回洞中,把自己了不起的发现告诉众人。谁知大伙儿根本不信他的话,对他百般嘲弄,说他比没走以前更蠢,因为他竟要大家相信完全不可能的痴人之梦。
柏拉图认为,我们人类就是那些洞中的囚犯,只能看到感官呈现给我们的各种具体的事物,却根本不知道它们并不是真实的东西,仅仅是某种真实存在物的虚幻影子,如果我们满足于这种状态,那么我们永远都不能认识实在世界,不可能获得真理。那个逃出山洞的人代表着哲学家,他运用了自己的理智,于是看到了事实的真相,明白真正存在的不是作为影子的具体事物,而是作为事物本质的理念,正是理念
26西方哲学初步
使事物得以存在,并以幻影的形式作用于我们的感官,使我们信以为真。因此,哲学的任务正在于,教导人们分清什么是真实的理念,什么是虚幻的假象,从而努力去追求代表真理的理念世界,尽管在开始时哲学家往往会因为“众人皆醉我独醒”的状况而遭人嘲笑。
那么,这个被柏拉图如此器重的“理念”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任何个别和具体的事物总是瞬息万变的,因而是不完善的、相对的,乃至虚幻的。然而,世界上仍存在某种一成不变永恒存在的东西,那就是“理念”。理念是作为具体事物的本质而存在的,每一类具体事物都有其相应的一个“理念”
;理念就象范型,个体事物则是理念的摹本,只是因分有了理念才得以存在,因而总是不完善不可靠的。
例如,无数的鸭梨都分有“梨子”
这个共同的理念;一个人之所以是人,乃在于他分有“人”这个普遍的理念。
正如现实事物具有不同层次那样,理念也分有不同的等级:桌子、椅子和梨子等具体事物的理念居于最低级;再上一层,是数学、几何方面的理念,如方和圆等;再往上,便是艺术、道德方面的理念,如,美、公正等;最高级最完美的理念是善,它是神的化身,具有至高无上的权能,一切低级理念都从属于它。所有的理念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区别于现实(事物)世界的理念世界,它是一个绝对永恒、真实完善的精神世界,现实世界则是由它所派生的、变幻无常的“阴影”。柏拉图号召人们撇开虚幻的现实世界(现象界)
,去追求至真至善的理念世界。一个人,如果把握了最高的
西方哲学初步36
“善”的理念,便有资格成为“哲学王”
,充当一个国家的最高统治者。
“理念”
既是独立存在的又是感官无法接触的,这与人们通常说的“概念”既有共同之处,又有本质的区别。概念指的是从各种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一般”
,(“梨子”的概念是指所有梨子的共同特征而言的)
,它是客观事物在我们脑中的反映,不是独立存在的另一类事物。
“理念”显然已经超出了这种概念的一般性,而将抽象的本质(如“梨子”的共性)归结为一种独立的客观存在了,因此柏拉图的理念论实质上是一种客观唯心主义。这种唯心主义综合了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毕达哥拉斯的数论和苏格拉底的至善论,它代表了人类思维追寻世界本质的一条静态的形而上学之路,是古代哲学理性思辨所达到的一个高峰。柏拉图对现实世界和理念世界的二重划分,为基督教此岸世界与彼岸世界的二元对立观念转录到欧洲文化奠定了思想基础。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名噪一时的实在论就是柏拉图理念论的直接翻版,而黑格尔的绝对理念论则是其近代变种。
柏拉图进一步将理念的学说贯彻到认识论中,得到了“灵魂回忆说”
的认识理论。
他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和苏格拉底关于灵魂不灭的思想,认为灵魂能够脱离肉体独自存在,是永恒而不朽的东西。在进入人的肉体以前,灵魂便自由自在地遨游于理念世界,获得了对理念的真理性认识。但是,灵魂都有追求感性世界的倾向,这使它们沦落于地上,坠入到人的肉体之中,受到肉体的蒙蔽和污染,便渐渐地忘掉了原有的理念知识。只有在经过一些时间之后,靠着后天的经验
46西方哲学初步
和学习,才能把失去的知识回忆出来。所以说,学习只不过是回忆而已。他举了一些例子来证明这一点。譬如,如果一个人拿出一幅技法粗劣的画问你:“这画美不美?”
,你立刻就会回答说:“一点也不美。”你之所以能够说“不美”
,是因为你心中早就有了“美”的理念。这显然是苏格拉底同类学说的翻版,柏拉图的“灵魂回忆说”成为近代唯理主义的前驱,而另一种主张知识来源于经验的学说则发展成为经验主义思潮。
如同理念等级森严那样,灵魂也被柏拉图划分出不同的等级。奴隶的灵魂只知道服从,工匠的灵魂只懂盖房子,农民有运用种田本领的灵魂,只有“哲学王”们才有能掌握治理国家这种特殊知识的头脑。根据这种理论,柏拉图便将社会划分为三个等级:位居第一等级的是国家的统治阶级,他们是神用金子做成的,代表着最高贵的血统,通晓“善”的理念和治国的哲学,哲学王便是他们的最高代表,他们的德性是智慧;第二等级是武士,由神以银子做成,其职责是保卫国家安全,其德性乃是勇敢;而第三等级则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是铜和铁造成的,从事生产劳动,供养第一、二等级是他们的职责,其德性是节制。柏拉图把奴隶排除出这三个等级以外,因为他根本不把奴隶看作为人。他设想,如果三个等级的人都安分守己、既不越疽代庖又不越位篡权,紧守各自的职责,国家就能实现正义的原则,和谐一致、繁荣太平。这样一种国家便是柏拉图虚构出来的“理想国”
,理想国既是柏拉图哲学的产物,又体现了他的贵族主义的政治理想。它虽然只流于空想的形式,但对后世却有着难以估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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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人们在后来许许多多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蓝图上,都能发现“理想国”
这种空想乌托邦式的政治伦理模式的影子。
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一起构成希腊哲学的两座高峰。这对雄峙的思想高峰,在西方哲学史上的地位犹如中国的孔子和老子,他们继承和撷取前人和同侪的思想养分,作成旷古绝今的理论大厦,在哲学的各个领域几乎都留下他们探索的足迹,他们所走过的哲学理路和所创下的思想模式,给后来的西方哲学打下了深深的烙印。后来的哲学探险者,面对着这两座思想高峰,如果想有所创新的话,他只能勇敢地攀登上去。无怪乎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他那两本享誉中外的名著《西方哲学史》和《西方的智慧》上,要把最大的篇幅留给这两位雅典的哲学大师了。他说过:柏拉图对(西方)哲学的影响可能比任何其他人都大。这虽不无夸张,但大体上是言而有据的。在为哲学提供发展的张本,在塑造西方世界的学术风格方面,没人比得过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
柏拉图是个唯心主义者,表面上看,他与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是针锋相对的;但更深一层看,两人走的却又是大致相似的思路——即寻求超越具体事象的本体的形而上学之路,这是希腊哲学的主要特色之一。当然,涉及到本体究竟是什么的时候,两人便分道扬镳了,以致于柏拉图愤怒得要烧毁德谟克利特的著作。
三、逍遥学派
公元前366年的一天,柏拉图人才济济的学园里来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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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翩翩少年,他那博古通今的才华一下子就把一班饱学才子给镇住了,连年逾花甲的大师柏拉图也不得不对他刮目相看,立刻将他收为弟子。这位沉默寡言、举止文雅的年青人就是日后希腊最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公元前384—32)来自希腊北部马其顿王国的色雷斯,其父是马其顿王的御医。
18岁那年,他慕柏拉图的大名南下雅典,随其学习研究,长达20年之久。
柏拉图逝世后,亚里士多德不愿在呆在学园里,便出去周游列国。
一个偶然的机会,亚里士多德得到马其顿王的赏识,应召入宫,做了13岁的王子亚力山大的教师。
亚里士多德的调教,看来对这位性情粗暴、凶猛如野狮一般的王子不起什么作用,虽然他有时候把亚里士多德当作父亲一样来尊敬。三年之后,亚力山大继承王位,旋即率领大军东征西讨,统一了希腊各城邦,建立了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亚力山大帝国。亚里士多德对战争扩张不甚热心,眼见自己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终于离开亚力山大,回到了雅典,创办了名为吕克昂的学校,从事教学和研究活动。与当今填鸭式的课堂教育的最大不同是,亚里士多德喜欢在密林成荫的小道上一边散步,一边与弟子们畅谈和讨论各种学术问题,令人在悠然自得的心境中增长见识获得学问。后来人们因此把亚里士多德的学派称之为“逍遥学派”。
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校度过了一生中最惬意的13年,也为后世留下了上百部著作,虽然有的史家认为其中有些书并非他写的,而是其弟子们整理出来的笔记和讲义等,但因都归到他的名下,且人们也无法考证,所以只好承认是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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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
他研究的领域非常之广,举凡哲学、美学、逻辑学、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修辞学、物理学、心理学、天文学、生物学、数学等无不留下他探索的足迹,在许多领域都有所开拓和创新,他是第一位系统地研究和整理形式逻辑的人,对科学进行分门别类也是他的首创,他也相当注重实验,曾派人分赴欧、亚、非三大洲进行科学调查、收集大量动物,并亲自动手解剖制作成300多种动物标本,据此汇编成一本《动物志》。亚里士多德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博学者,当之无愧的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与理想主义者柏拉图相比,亚里士多德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他从不像老师那样以神的使者自居,他脚踏实地,像普通人那样结婚生子、繁衍后代,注重人伦秩序。柏拉图根本不把奴隶当人看,一副大老爷的派头,亚里士多德虽身为贵族子弟,但对家中仆人和奴婢都很友善,后来把他们统统都解放为自由人。这种生活作风上的区别,也许确与他们的思想上的差异息息相关呢。亚里士多德在柏拉图的学园求学长达20年之久,人们很可能把这想象成为一段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你瞧!
一位卓绝的思想大师与一个聪颖的高足弟子,像一对恩爱的农家夫妇,在繁花似锦的哲学园地里携手并肩共同耕耘,真是多么浪漫美妙的一幅画景啊!
然而,现实情形正如我们中国人俗语所说的那样:“一山容不得二虎”。你想想看,两个才智相当、性情不同的天才果真能如胶如漆朝夕相处吗?
好在老师比学生年长近五十岁,羽毛未丰的亚里士多德,仍能心平气和地委身于声名卓著的柏拉图门下。可咱们的老大师似乎就没那么客气了,不知是否
86西方哲学初步
他早已看出弟子脑后长有反骨,对他时有嘲弄。弟子刚进园时,老师发现了他的盖世之才,确曾由衷地把他誉为学园的智星。亚里士多德花钱买书从来都出手大方,家中藏书全希腊第一,据说图书分类原则便是他所创立的。柏拉图因之把他的住所称为“读书之家”
,看似称赞,实则挖苦弟子的书呆子气。柏拉图晚年时,两位天才之间爆发了一场争吵。为了争夺哲学的恩宠,雄心勃勃的学生身上冒出了一股反抗自己精神父亲的“俄狄浦斯情结”
,他暗示哲学的智慧绝不会随同柏拉图一同逝去,而年迈的大师则把弟子比喻为吸干了母亲的乳汁后就向其尥蹶子的小马驹。老师两脚一伸魂归天国之际,弟子便双腿一迈出了园门,自立门户、南面而王去了。
我们并不想说亚里士多德是一个恩将仇报的忤逆弟子,事实上,他对导师是很尊敬的。他们的分歧不仅在于性情和才智等方面,而且主要来源于思想上的差别。他的一句名言导出了实情:“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追求真理的热忱使其顾不得师生的情谊了,而柏拉图的仙逝则为其提供了展示自己才华的大好时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首先启端于他对柏拉图学说的反省和批判。
“理念”
是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亚里士多德因此集中揭示了这个概念谬误性。为了说明事物存在的原因,柏拉图创造了“理念”这种东西,并且认定每一类事物都有一个理念,无数种类的事物就无数种类的理念。这种作法与阿那克萨哥拉的“种子论”在方法论上是相近的。这除了告诉人们,“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有其父必有其子,每一事物因分有某一理念而得以存在以外,丝毫没有说明什么东西。引进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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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与事物种类一样多的理念无助于认识事物的原因,反而会把事件搞得更糟,正如在本来已经计算不清的一堆数目之外,又将这个数目扩大一倍一样。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的任务本来是寻求事物存在、运动和变化的原因,但柏拉图却用理念论来堵塞了这种探索的道理。
再说,认为事物都“分有”
理念而得以存在,那也是毫无道理的。事物都是具体的,具有多方面的规定性。例如一只猫,人们可以叫它“白猫”
、“猫”
,也可以叫它“动物”
,甚至“物体”
,这样按柏拉图的说法,这只猫岂不是就分有了好几个甚至无数个理念了吗?
另外,理念是永恒不变的,那么不变的东西如何能导致万物的变化呢?
亚里士多德一针见血地指出,理念论的错误在于,割裂了个别事物与一般概念的关系,把一般概念(共相)虚幻地变成可以脱离具体事物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就仿佛在高楼大厦、平房别墅这些具体的房屋之外,还存在某种一般性的房屋那样。
既然指出了错误,那就必须去纠正它,亚里士多德因此提出了他的实体说,以取代柏拉图的理念论。实体是不依赖其他事物(例如理念)而独立存在的具体物,即有形状大小、重量体积的个体物件,一只猫、一只狗、一个茶杯、一个苹果,以及张三李四等等都是实体;亚里士多德又把具体和个别的事物称为“第一性实体”
,而将人对这些实体的感觉(如色、声、味等)和概念(抽象的共性)看作为第二性的东西、被派生的东西,从而把概念归结为不同于第一性实体的“第二性实体”。第二性实体(即概念)不能脱离第一性实体而独立存在,它是从属于后者的。例如,“人”
(第二性实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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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离开“苏格拉底”
“柏拉图”
(第一性实体)这样一些具体的人而存在。
承认具体事物的第一性存在,即不依赖任何其他东西而存在,就是肯定了事物的自在性和整个世界固有的本然状态。
这种作法似乎已远离了自泰勒斯以来那种寻求事物背后的本质(即本体)的本体论思路,而倾向于一种自然的唯物主义。
然而,第一实体的提出并不能满足亚里士多德深邃的理智追求,他仍然要苦心孤诣地去探究事物的形成、运动、变化和灭亡的原因,也就是要解释第一性实体如何得以存在和变动的理由。在他一头扎进这个问题时,他还是一个内因论者(即承认事物的自在自为和自动性)
,可当他自以为解决了问题而抬起头来时,他倏忽之间又变成了一个外因论者,似乎又走回了他已经远离的本体论的道路。
亚里士多德认定,任何事物都必须具备四种原因才能形成和存在,这四种原因是:质料因、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例如,人们在建造一座房子时,首先必须有砖、瓦、沙、石、灰和木料等原材料,这便是质料因,它是事物的由来和物因;然后,还需要有房子的设计蓝图,即形式因或原型、本因;其次,还得有房子的建设者,这是构成事物的动力,即动力因或事物变动的动力源;最后,不能没有建造房子的目的,即目的因,事物之所以成的缘由。
在这四种原因中,质料是消极被动的、不定形的东西,它犹如一块刚从山上采回来的大理石料。形式是积极的,它能使质料从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就像大理石料被雕成一个塑像那样。既然能动的形式是质料变为现实的推动者,那它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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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动力因了,同时它也是质料在这一转化中所要追求的东西,即所要实现的目的,因此,它便成为了目的因。如此一来,形式因、动力因和目的因三者合一,“四因”之中就剩下质料因和形式因这两个最基本的原因了。
质料因是事物的基础,缺了它事物无以构成,恰如没有砖瓦无法盖房子那样,而形式则是事物的本质,事物的性质由它决定,就像设计图纸决定楼房成品那样。事物形成过程就是由质料转化为形式的过程,同时也是由潜能变为现实的过程。例如,将泥制成砖、便是质料(泥)转变为形式(有一定形状的砖)的过程,在其中,泥作为一种潜在的砖变成了现实的砖。
因此,这个过程又表现为质料追求形式的过程,它在追求自己本质的实现。当然,亚里士多德认为,形式与质料的关系并非固定不变的,而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砖,泥是质料,砖是形式;但相对于房子,砖是则是质料,房子才是形式;房子又是构成城市的质料……如此追溯下去,岂不没完没了?亚里士多德可不想这么飘忽不定,他终于搬出一个“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