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初步353
说,只有通过反过来把它改造为对象—他们才能自我确定为主体—我们。在这里萨特差不多得出了与马克思相似的阶级革命的结论,这也为他晚年向马克思主义靠拢埋下了伏笔。
总之,我们只有他人、在“第三者”的眼中才是“我们”
,并且正是从他人的注视出发,我们才能把我们作为我们承担起来,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专制政府总希望对外发动战争以转移国内冲突的。我们可以设想有一个第三者,它与我们整个人类有别,它是所有可能集团的第三者,它在任何情形下都不可能成为与任何人集团的联盟,对这个第三者来说,任何他人都不能被构成第三者,换言之,它是唯一绝对的第三者,这个第三者当然就是上帝啦,在上帝的目光下,芸芸众生成了一个对象,“民胞物与”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在上帝的目光下,每个人都成了罪人,成了仆人。但是,上帝毕竟只是“异化了的极限概念的对象”
,是虚幻的东西,是不在场的东西,因此“全人类的对象—我们”始终只是个空洞的观念。
没有什么救世主,因而也就没有什么大同世界。
“共他存在”的另一种形式是“主体—我们”。它是在共同的生活世界中形成的,我们在同一剧场看戏,我们在同一车站转车……主体—我们是由于我们事先接受了同一目标、同一工具而产生的,我这种与他人的共在关系是非常随便和任意的,它随着为他的各种不同形式而转移,对咖啡馆侍者来说,我是顾客;对车站检票员来说,我是地铁的乘客。而且,这种关系也并不原始的,它是以对他人存在的承认为前提的,比如说,置于车站大门告示牌上的“入口”
、“出口”的字样,这显然是他人针对我的,当我把对象当作“出口”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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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我并不是顺从于对象本身,我是迁就他人的秩序。总的来说,主体—我们只是特定经济类型社会中的个人主观的心理体验,并没有什么形而上学的意义,这也难怪统治阶级一般都否认有阶级,而把无产阶级的存在归因煽动了。在《存在与虚无》中,萨特用几页的篇幅打“主体—我们”给打发掉了。
直到20多年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萨特在其第二部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中又旧话重提,主体—自我的理论得到了重新阐释,在那里,个体由于物质上的匮乏而不得不和他人结合在一起,比如一起乘车,一起排队进剧场,车—停、戏—散大家就作鸟兽散,这就叫“群集”
,这是集体的原始结构;一旦他们的存在受到威胁,群集的人感到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对付威胁,群集就发展成了“融合集团”
,比如1789年巴黎市民攻打巴士底狱,大家面对共同的敌人路易十六及其军队,大家都有一个目标“到巴士底狱去!”于是大家联合在一起行动了。但是并不是每天都打巴士底狱,一旦目标达到了,大家又要做鸟兽散了,为了防止此,每个成员都发誓支持一项未来的共同计划,这就是“誓约集团”
,后来集团的成员被组织起来,实行职能分工,形成所谓的“组织集团”
,并最终发展成“制度集团”。
现在我们可以作结论了。人这自为的存在是“空”
、是“无”
,它必得靠自在支撑才得以存在,一方面他是了无本质因而是完全自由的,另一方面他得靠自己的选择填补这个“空”
、这个“无”
,但是,他无论选择什么,也无论如何选择,都无法填满这个“空”
、“无”
,因为自为总要伸出这个自在之外,结果又有新的“空”
、“无”得去填。世上根本就没有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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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自在—自为的存在,因此,人的一切活在原则上是注定要失败的。当一个醉酒的流浪汉也好,当国际领袖也好,到头都是一个样,“人是一堆无用的激情”。
严格地讲,存在主义是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产物,因此对萨特存在主义的批评也必须立足于此。在高度合理化构成的社会组织中,每个人都在扮演社会摊派给他的角色,他就像一只变色的蜥蝎随着场境的转换,而不断转换自己的身份;在严密的现代工业的职能分化中,人的内在性被肢解了,他必须适应高度机械化、高度自动化的生产与管理的程序,最终他本人也成了这一程序中的一部分而被编码化、定时化、定量化了,到处都是千篇一律的人群,他们阅读千篇一律的报纸,收看千篇一律的电视节目,谈论千篇一律的时事。在这角色化、程序化的背后,人还是什么?咖啡馆侍者是咖啡馆侍者难道是像螺丝钉是螺丝钉那样吗?
“是”还是“不”?萨特给出了一个响亮的回答:人是自由的,他可以对现实的一切说“不”。当然说“不”是需要勇气的,确实在当今崇尚公关的社会,说一声“不”字已越来越难了。在眼花瞭乱的消费广告面前,在瞬息万变的信息面前,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面前,公关专家的建议就是永远不说“不”字。有的人甚至从不曾想过说“不”
,他做了一辈子演员还认为自己就是这个角色本人呢。萨特的一声狮子吼“不”
,犹如禅师们的“无”
,给了醉生梦死的现代过客以当头一棒,让人直认取自家的“本来面目”。但是一味地说“不”又如何呢?嬉皮士是说“不”的,“垮掉的一代”是说“不”的,但萨特对他们的评价并不高。实际上一味说“不”和一味说“是”看似相反
653西方哲学初步
实则相同,一个是“是”的奴隶,一个是“不”的祭品。人当然“不”是螺丝钉,“不”是墨水瓶,但人总要“是”点什么,那么人最好(或应该)
“是”点什么呢?萨特沉默了,他也不得不沉默,原来他所说的自由只有负面意义,只有“不”的意义,它只是一个从……的自由(fredomfrom……)
而不是一个到……的自由(fredomto……)。
当然他会说,“是”什么完全靠自己的选择,但是选择总要选择点什么,如何保证我选择的东西是真诚的而不是“不诚的”?
既然萨特否认人有什么本质,我们也别指望他会列出什么可供选择的价值清单,存在主义的伦理学交出的是一份白卷。让萨特的存在主义为嬉皮士的行为负责都是不公平的,但是萨特一旦给那些捆绑已久的现代人松了绑,而又不给他们指点一下路,他们究竟是人还是兽,谁敢料定呢?
自由选择是绝对的,没有不选择的自由,这话听起来也并不错,人只要不甘心自愿做奴隶,他或多或少会明白这个道理。在任何情况下,人都没有理由理直气壮地说“我乃是迫不得已……”
,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迫不得已”的情况。
萨特当然会说这迫不得已的情况也是你自由选择的,这里面就有几分强词夺理的成分了。腿瘸对于走路是一个限制,这当然是选择走路的结果,但是腿瘸这一处境本身以及因腿瘸而使我作为一个正常人的生存活动(诸如散步、运动、外出旅游)所产生的影响却是实实在在的东西,带着枷锁的囚犯依然可以做他自由的梦,但枷锁毕竟还是枷锁。自由从不曾离开过我们,这不失一句豪言壮语,但是这话对于一个民主社会的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来说与对于一个专制社会披枷带
西方哲学初步753
锁的奴隶来说,我们总觉得其中有些地方不是滋味。至于萨特要人承担的责任,在我们看来,有时实在是太重,重到甚至会把那些愿意承担责任的人给压垮,有时实在又是太轻,轻到简直就是一句不负责任的空话。就拿战争说吧,从人道主义来看,战争确实不是什么好东西,无非是人类的相互残杀。
设想每个人都负起责任不去当兵,那还有战争吗?当兵的帅克说了“我不去当兵,他人也会去当兵;他人不去当兵,他人的他人也会去当兵。”
“他人?”萨特会反驳道,“没有什么他人,每一个人都是他人,他人就是你自己呀,你不要推卸责任。”
“但是,我不去当兵行吗?人家把枪都顶在我的后脑勺上了。”帅克抱怨道。
“你毕竟是自由的呀。”萨特说,于是“呯”
的一声枪响帅克便这样为自由献身了。
听到枪响的萨特又问了“这个开枪的是谁呀?”开枪的马丁开口了“我不开枪不行啊,我的上司汤姆把枪顶在我的后脑勺上了。”
我们可以设想这出开枪的悲剧可以一直演下去(当然这有些不合逻辑)
,一直到最后一个主角希特勒登场,他会对萨特说:“开枪,是我的自由选择,我愿为此选择负责。”后来萨特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认为对于当前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来说,真正的自由不过是幻想,“自由的意思不是指自由选择,而是指必须过受压制的生活。”
这一结论不免让人灰心,但却也是一句实话。
至于他对人际关系的悲观看法,在受到多方面的攻击后,他本人也不得不出来解释一番,“我想说的是:‘他人就是地狱……我的意思是说,要是一个人和他人的关系恶化了弄糟了,那么,他人就是地狱……世界上的确有相当的一部分生
853西方哲学初步
活在地狱里……因为他们太依赖于别人的判断了。
‘……不管我们生活的地狱是如何禁锢我们,我想我们有权力砸碎它。“
确实我们不必纠缠于萨特一些过分夸张的文学术语。
“他人的目光”也不过是一种象征的说法,大众舆论、道德风俗,实际上都属于他人目光的范围,萨特的“目光现象学”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人际关系的紧张以及大众舆论对个人生活无孔不入的控制与操纵。但是诚如一些批评家指出的萨特过于把目光单一化了,在这里只有我—他的关系没有我—你的关系,只有冲突的关系,没有相互交往的关系。把慈母出于亲情的目光、情人出于爱情的目光、朋友出于友情的目光与商人估量的目光、陌生人怀疑的目光、仇人敌视的目光混为一团,统统说成是美杜莎的目光,这也未免有些太残酷、太不近人情了。
现在该让我们带着崇敬的目光看一下这位敢于说“不”
的哲学家本人了。他出生于1905年的巴黎,幼年丧父,他后来对此颇为庆幸——因为他没有一个严厉的“超我”
控制他。
按理说,我们这位无拘无束的少年可以天天上树掏鸟巢,下河摸鱼虾了,可是他却一头扎进了外祖父沙尔。史怀泽的书房——顺便提一下,这位史怀泽还是被爱因斯坦称为“我们这一世纪最伟大的人物”阿尔伯特。史怀泽的叔父。从此他便一直“生活在书中”
,7岁时,他就把福楼拜、高乃依、拉伯雷、伏尔泰、梅里美、雨果这些大作家当作自己“最初的朋友”了。
1924年他以优异成绩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在这里他结识了终生伴侣德。波伏瓦。毕业后一度担任中学的哲学老师。
1933年他赴德,专攻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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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发表了一系列现象学的著作《论想象》、《自我的超越性》等。
二战爆发后,萨特应征入伍,但很快就做了俘虏,在集中营他体验到了“他人的目光”是怎么一回事,不过在闲暇之余,他还向随军的神父宣讲海德格尔哲学。获释后,他继续参加抵抗运动,1943年《存在与时间》这部在咖啡馆写成的巨著问世了。
50年代,面对美国发动的朝鲜战争、法国发动的印支殖民战争,他给出了一个响亮的“不”字。
1960年,他的另一本哲学巨著《辩证理性批判》问世了。
这部书给他赢得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衔。
1964年,瑞典皇家学院决定将该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给这位文学大师——他写了很多文学作品如《恶心》、《墙》、《自由之路》、《禁闭》、《苍蝇》、《肮脏的手》等,他毫不客气地说了声“不”
,从而成了诺贝尔颁奖史上第一位至今也是唯一的一位拒绝该项殊荣的人,讨厌“他人目光”的萨特当然有自己的理由“我一向拒绝来自官方的荣誉”。据说,萨特如果喜欢某件东西,他会很快将其送人,外人会认为他慷慨大方,其实他有自己的算计,让别人做物的奴隶吧,“我,萨特,不!”
1967年,面对美国发动的越南战争,他又一次勇敢地说了声“不”
,并接受罗素的邀请,担任瑞典“战犯审判法庭”
的庭长,缺席审判美国的总统和国务卿。
1968年,巴黎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五月风暴——学生造反运动,萨特不顾年高体迈,勇敢地站在了学生游行的队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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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年4月15日,上帝向萨特发出了晚宴的请柬,这一次他终于无法说“不”了。
西方哲学初步163
第十三 分析的时代
一、分析的时代与时代的分析
20世纪的英美哲学的主流是分析哲学,哈佛大学的怀特教授(M。
White)干脆就把20世纪称为“分析的时代”。分析什么?分析语言。如何分析?用逻辑进行分析。那么,为什么要分析?
我们知道,哲学自古希腊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纠缠于一些基本问题: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这是本体论、形而上学的问题;人能知道什么?这是认识论、知识论的问题;人应该成为什么?这是伦理学、人性论的问题。每个哲学家都想创造一个哲学体系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每个哲学家都自认为自己的体系解决了这些问题,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自是而非彼,美己而恶人,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哲学园地简直成了一个讨价还价的农贸市场。历史终于等到最大体系制造者黑格尔出来收场了:“你们都别吵了,你们的体系都收容在我的体系中了。”
不幸地是,这也不过是一个体系而已,费尔巴哈、马克思起来反对它的唯心主义,基尔凯郭尔、
263西方哲学初步
叔本华起来反对它的绝对主义、理性主义,当然反对它的诸体系又成了其他体系反对的对象,哲学的争吵还有没有完?
反观数学与自然科学,欧氏几何的三角形内角和是180°是无人争吵的,牛顿定律是无人争吵的,水的分子式是H2O是无人争吵的。
一个科学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新的问题解决了,更新的问题又产生了,科学呈现出一个不断发展不断进步的过程。研究生物学的人不必再去亚里士多德那里讨个说法,但研究哲学的人呢?怀特海(A。
Whitehead)说,整部西方哲学都是柏拉图的注脚,真的是因为柏拉图聪明绝顶吗?
早在19世纪30年代以孔德(A。
Comte)为代表的实证主义思潮就提出了哲学应当以自然科学为楷模,以观察与实验的实证知识取代传统哲学的抽象、思辨的知识,那些超出人类实证知识范围、专以探讨现象背后的物自体为己任的传统形而上学必须被摒弃于知识之外。到了70年代,以马赫(E。
Mach)为代表的马赫主义更一步发挥了孔德的实证主义思想,认为传统的形而上学问题并不是超出了人类的认识能力,而是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形而上学的领域,在现象之外并没有什么物自体,人类知识的范围就是感觉经验的范围。
这样,哲学家逐渐从认为哲学问题超出人类认识能力的范围到怀疑或许就根本不存什么哲学问题的领域。科学问题之所以能得到真正的解决,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是一个真正的问题?
哲学问题之所以从未得到真正的解决,难道不是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问题?哲学问题与科学问题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最后人们怀疑到了语言的头上,是的,哲学问题的表
西方哲学初步363
达是有问题的,这一步就是分析哲学家迈出的。
分析哲学家拿起逻辑分析这把剃刀,对传统哲学问题一一进行解剖。他们不再去问“世界的本质是什么?”而是要问“世界”是什么意思?
“本质”又是什么意思?这一问不要紧,结果发现许多哲学术语,许多哲学命题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哲学家之争原本不是什么事实之争,全是语言之争;他们也不去问“我能认识什么?”而是问“我能表达什么?”
;他们也不去问“我应成为什么?”
而是问“我应成为什么是什么意思?
它和我是什么意思一样吗?“
分析语言便成了分析哲学家的首要任务,分析哲学家是哲学家的哲学家。
这些运动的先驱人物当推数学家、逻辑学家、哲学家弗雷格(G。
Frege,1848—1925)
,分析哲学的三位巨头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都承认受到他的直接影响。罗素与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一书的序言中坦承“在逻辑分析的所有问题上,我们主要是从弗雷格那里获得教益的”
,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也真诚地表示是弗雷格的著作“激发了”
他的思想,至于卡尔纳普他是弗雷格在耶拿大学任教的学生。然而这样一位有着划时代影响的哲学家在生前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由于他讲课经常使用一大堆符号,因此前来听课的学生也寥寥无几,学校对他的教学评价也不高。
一直等到他死后,思想界才真正发现了这位思想家的价值,他被认为是现代逻辑的奠基者,是分析哲学的精神先驱。弗雷格对分析哲学的影响主要可归为以下三方面。
一是他的反心理主义思想。他在《算术基础》第一次提出要把心理的东西与逻辑的东西、主观的东西与客观的东西
463西方哲学初步
区分开来,意义与逻辑的客观性质完全不同于心理过程的主观性质,他认为应将判断的内容与判断的活动区分开来,1十1=2这是判断的内容,它是完全客观的、公共的,可以交流的;但每个人进行的1十1=2的判断活动则是主观的、个人的,一个小孩子在进行1十1=2的判断活动时,可能心中想的是1个苹果加另1个苹果是2个苹果,另一个小孩子可能想的是1个布娃娃加另1个布娃娃是2个布娃娃。逻辑并不研究人们如何作出如此这般的判断,它只研究思想本身的性质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这就与笛卡尔以来将一切还原到人的内在心理过程的心理主义传统彻底决裂了。从此分析哲学从传统认识论的主观心理状态的研究转向了对意义、对客观知识的研究。
二是他的命题函项理论。
2。
X3+X是一个函数表达式,其中X是自变元,如果把这个自变元除掉,这个表达式就成了2。()
3+()
,因此,任何一个函数解析式都可被分析自变元符号与函数式两部分,函数式本身是不完整、不饱和的、需要补充的。弗雷格把这一函数理论运用到概念与命题的分析之中奇Qisuu.сom书,比如说“凯撒征服高卢”这个句子就可分析成“凯撒”与“征服高卢”两部分,其中第二部分是不饱和的,它带有一个空位“——征服高卢”
,只有通过代入一个专名或一个代表专名的表达式,才会出现一个完整的意义,这个不饱和的部分称作函数,自变元是凯撒。又如“德意志帝国的首都”这一表达式即可被分析为“——的首都”和“德意志帝国”两部分。
“X的首都”这一函数表达式,如果我们以德意志帝国作为它的自变元,我们就会得到柏林这一函数
西方哲学初步563
值,如果我们以美利坚合众国作为它的变元,我们就会得到华盛顿这一函数值。
命题函项论对于后来分析哲学分析命题、概念启发颇大。
三是含义和指称的区分。
这一思想表达在1892年发表的《含义与指称》一文中,这里分析哲学中的一篇经典性文章,它开了分析哲学意义理论研究的先河。问题始于同一性命题所产生的困惑,比如a=a和a=b显然具有不同的认识价值,说“弗雷格是弗雷格”
(a=a)和说“《含义与指称》的作者是弗雷格”
(a=b)毕竟不是一回事,尽管《含义与指称》的作者确实就是弗雷格。为什么?弗雷格认为我们必须在含义和指称之间严加区分。名称的指称是它所指涉的对象,名称的含义则是它所表达的意义,我们用“月亮”这个词指称月亮这颗卫星,而含义则是一种表达式,通过含义名称告诉我们它指称什么。
比如说“《含义与指称》的作者是弗雷格”在这个句子“《含义与指称》的作者”与“弗雷格”这两个表达式指称同一对象就是那位在耶拿任教的弗雷格本人,但两者的含义不同。又比如,“晨星就是暮星”
,天文学知识告诉我们晨星和暮星确是指同一个星(金星)
,因此两者的指称是相同的,但两者的含义却不同,晨星这个名字告诉我们在早上什么时候什么方位才能找到它,而暮星这个名字则告诉我们在晚上什么时候、什么地方才能找到它。一旦将含义与指称加以区分,我们就会发现有些名称只有含义没有指称,如“最小的收敛级数”
这一表达式就只有含义而无指称,因为对每个收敛级数都可以发现一个更小的而且还不断收敛的级数。不同的含义也可以指称同一个对象,暮星与晨星含义不
63西方哲学初步
同但却指称同一个对象(金星)。
弗雷格还进一步将含义和指称的区分运用到命题上面,认为句子的含义是它表达的思想,命题的指称是它的真值,真值就是句子是真或假的情况。
“晨星是晨星”
“晨星是暮星”
这两个句子真值相同,即指称相同,但意义不同。
弗雷格早期在进行逻辑研究时就发现日常语言的不完善性与模糊性,他提醒人们“语言很容易引导我们去错误地看待事物”
,并宣称“哲学家的绝大部分工作在于——至少在于——同语言作斗争”
,在于“打破语词对人类精神的统制”
,他的终生奋斗的目标就是建立一种科学和哲学的理想语言。这种对日常语言的不信任以及对理想语言的追求,在分析哲学运动中颇有影响,它直接开启分析哲学中的“理想语言学派”
(又称“人工语言学派”)
,罗素,早期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即是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与这一学派唱对台戏的是“日常语言学派”
,它坚持日常语言是值得信赖的,哲学问题的产生恰恰是因为违背了语言的日常用法,因此与此诉诸华而不实的人工建构的语言,还不如诉诸日常语言,摩尔、后期维特根斯坦、剑桥学派、牛津学派即持此种观点。
二、摩尔:如何用手反驳唯心主义
摩尔(G。
Moore,1873—1958)可能是哲学史上最质朴的思想家,这当然是指他的思想。
他是剑桥大学的哲学教授,但他从不喜欢卖弄哲学的大道理,更不会用怪诞的术语冒充深刻。当唯心主义者装模作样怀疑外部世界是否存在时,摩
西方哲学初步763
尔教授就立刻伸出手来加以证明,他举起自己的双手,用右手作了一个手势说:“这是一只手”
,接着,再用左手作一个手势说:“这是另一只手”
,于是凭这双手就证明了外界事物的存在。唯心主义者当然不会买摩尔的“手帐”
,他们会问:“摩尔教授你真地认为你是伸出两只手吗?
你难道敢保证你不是在梦中伸出两只手?“
当黑格尔主义者宣称“时间是非实在的”
,摩尔老老实实地说:“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事件在另一事件之后或之先,那你肯定搞错了;因为午饭之后我去散步了,散步之后我又洗了一个澡,洗澡之后我还喝了茶。”
下面是摩尔哲学的专家马尔科姆(N。
Malcolm)为摩尔反驳唯心主义哲学家所设想的一张清单。
哲学家:“空间是非实在的。”
摩尔:“如果你的意思是说没有任何东西在别的东西之右或之左,之后或之上,那你肯定是错了;因为这个墨水瓶是在这支钢笔的左边,而我的头是在它们的上面。”
哲学家:“没有人感知过物质的东西。”
摩尔:“如果你所说的‘感知’是指‘听’、‘看’、‘感觉’等等,那么你这个说法就是再谬误不过的了;因为我此时就在看和感觉着这支粉笔。”
哲学家“没有任何物质的东西不被感知而存在。”
摩尔:“你所说的是荒谬的,因为昨晚在我睡觉的时候并没有人感知我的卧室,然而它肯定存在。”
哲学家:“人在视察事物时所看到的一切乃是人脑的一部分。”
863西方哲学初步
摩尔:“我俩此时都看到的这张桌子决不是我的大脑的一部分,而且事实上我也从未看到过我自己的大脑的一部分。”
哲学家:“你怎样证明认为你自己的感觉、感情、经验是唯一存在的这个论断是错误的呢?”
摩尔:“我的证明是这样的:我知道你正在看我,听我讲话,而且我还知道我的妻子正在患牙疼,因此我就得出结论除了我自己的感觉、感情、经验之外还存在着别人的感觉、感情、经验。”
哲学家:“你并不确实知道除了你自己的感觉经验之外还有任何别的经验。”
摩尔:“恰恰相反。我知道你正在看我,听我说什么,这是绝对确实的,我的妻子正在患牙疼,这也是绝对确实的。
因为我知道除了我自己的感觉经验之外还存在着别人的感觉经验,这是确实的。“
哲学家:“我们并不确实关于物质的东西的任何论断是真是假。”
摩尔:“我俩都确实知道这个房间里有几把椅子,认为我们并不知道而只是相信这一点,认为情形也许不是这样,该是多么荒谬啊!”
哲学家:“所有的经验的论断实际上都是假设。”
摩尔:“我在一个钟头前吃了早饭这个论断肯定是一个经验的论断,把这个论断叫做假设是可笑的。”
……
摩尔就这样靠老老实实的诉诸“常识”来揭示某些哲学命题的荒谬性。在捍卫常识、拒斥唯心主义方面他表现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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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率与天真在哲学史上的确别具一格,令人难忘。他反复声明每一个正常的人,只要他是真诚的、老实的,他就会承认他有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出生在某个时候,从此一直存在着,当然这个身体一直在变化,自出生以后,它一直同地球表面接触或离得不远;在它出生后的再一刻,还存在着许多其他具有三维形状积大小的东西,身体离它们有各种各样的距离(在身体现在离壁护和书橱都有一段距离而且离书橱比壁炉要远这种大家熟悉的意义上)
,还存在一类和身体接触的别的东西(身上穿的衣服、手上戴的手表这种大家熟悉的意义上)
;从它出生的每一刻存在着大量其他活的人体,它们每一个都和它同样在某一时间出生,出生后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出生在生命的每一刻都和地球表面接触或离得不远,而且许多这些身体已经死去,当然在这个身体出生之前,地球就存在了很多年……最后这个身体从出生之日起就拥有各种各样的经验,它能看到壁炉、书橱这样的物体,它还会做梦、还会想一些自己并不相信的幻想,其他人的身体也有自己的经验。
总之,宇庙中存在着大量的物质客体,人有一系列的意识活动,人实际也完全知道存在着物质客体和意识活动。这些命题是人们确确实实知道的,它们是确定无疑的,是每一个人不加思索就相信的,是常识的。但是很多人过去相信而且现在还仍然相信上帝肯定存在,上帝的存在难道也是确实无疑的常识吗?摩尔的答复是,上帝的存在对一部分人或许是确定的信念,但还有许多人现在相信即使上帝存在,我们也确实不能知道有一个上帝,因此应该说,常识对我们是否知道上帝存在这个问题没有看法,它既不断言我们知道,也
073西方哲学初步
不断言我们不知道,关于“来生”的信念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常识乃属于人类普遍同意的确定无疑的信念,这样一些信念我们大家心里都十分清楚,真可谓心照不宣,用不着饶舌,也用不着给出什么理由或论证,实际上很多常识的信念是如此确凿以致于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是如何知道它们,也不知道去如何证明它们的。
如果事实都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那么哲学的怀疑到底还有什么意义?哲学家在怀疑苹果是否是实在的,牙齿是否是实在的之时,他在用牙齿的感知咀嚼苹果的感知之时,难道会比平常人用牙齿本身去咀嚼苹果本身有什么不同比如在营养吸收方面、味道品尝方面?哲学的怀疑与解释的价值究竟何在呢?
我们千万不要因为摩尔老是唠唠叨叨一些人人皆知的大实话就认为他或许根本就缺乏从事哲学分析的能力所以才拚命嘲弄那些善于哲学思辨的里手,就像那位希腊的女仆嘲弄沉思天外之事的泰勒斯掉进井里一样。
早在1903年摩尔就发表了《驳唯心主义》一文,这篇文章对柏克莱“存在就是被感知”命题做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学术界通常将该文章的发表视作英国分析哲学运动的开始。也就在同一年他的《伦理学原理》一书也问世了,这是一本直觉主义伦理学的经典之作,也是现代元伦理学的一个源头,在这本书中,摩尔表现了高度细致的分析技巧。
该书把传统伦理学中将善定义为快乐、定义为可欲的对象、定义为善良意志等等种种企图用自然事物或超感觉事物来为善下定义的尝试统统斥为“自然主义的谬误”
,对于每一
西方哲学初步173
种为善下的定义,我们都总可以问它本身是不是善的。比如有人将善定义为快乐,我们就可以完全问他:“快乐本身就是善吗?”
这就说明所要求的定义语和被定义词之间并不是完全等同的,确实如果有人以杀人为乐,我们能说杀人就是善吗?
善是简单的、非自然的、不可分析的,它不能用任何它本身之外的东西来定义它,比如给马下定义,我们完全可以说它是四条腿,一个头,一颗心,一只肝等等,它们之间结成一定的关系,但善呢?善是没有组成部分,是非自然的,“如果问我‘善是什么’?那么我的回答是,善就是善,这个问题即使追根究底也是如此。
或者如果问我:‘怎样给善下定义?
‘那么我的回答是,它不可能下定义,这就是我对此所能说的一切。“善是不可定义的,但它可以被直觉到。
比如说“黄”
,是难以给出定义的,有人指着某些黄的东西说“这是黄的”
,“这不是黄的”
,这样人们就知道了黄,同样,善也是完全可以被直觉到,人们也完全可以正确地使用善这个词。由此看来,善是一个规范词,不是一个事物词,“应当”就是“应当”
,“是”就是“是”
,“应当”与“是”不可混淆。摩尔以后的分析哲学的伦理学,不再去思考人生的目的、人生的权利、人生的义务,反而去分析“目的”
、“权利”
、“义务”这些词的意思是什么,去考察伦理学命题与事实命题的逻辑形式有什么不同等等,这一切都是由摩尔开了头。他在《伦理学》一书的前言断然宣称:在伦理学如同在一切哲学学科中一样,充满着种种困难和争论,这主要是由于一个十分简单的原因,即由于没有真正先发现你所希望回答的问题时什么,就试图作答……有了摩尔的这句话,后来的分析哲学家们变
273西方哲学初步
得乖巧多了,他们再也不忙于回答问题了,相反对于人们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他们都要先问一下,这个问题的真正意思是什么?它真的是一个问题吗?
用手反驳唯心主义,唯心主义者当然不会接受;只分析伦理命题,而不回答伦理问题,传统伦理学家也不会满意。
但是分析语言,诉诸常识,仍不失为一种从事哲学工作的方式。
当人们对激进的理想主义失去兴趣,对晦涩的术语、繁琐的论证、抽象的体系失去耐心之时,朴实无华也就显得愈发可贵了,摩尔的魅力也正在于此。
三、罗素:世纪的智者
在世人的心目中,哲学家不外是托着下巴的“思想者”
,他们孤独、忧郁、内向,或许还有些贫血或消化不良,既能在哲学的躺椅上进行哲学沉思又能在政治舞台上显示一下身手,既能在时代哲学中弄潮又能在数学、自然科学中露出几式绝招而不是花拳绣腿,既能准确地表达自己艰深的哲学思想又能使行文不失文学家的流畅甚至还因此拿过诺贝尔文学奖牌,这样的哲学家在20世纪只能推罗素(B。Rusel,1872—1970)一人而已。
罗素的创造力非常惊人,他如一头多产的奶牛,几乎每天都能挤出一些新鲜思想来,他一生留下了上百部著作和上千篇文章,哲学、数学、逻辑学、物理学、生物学、心理学、政治学、民族学、教育学、军事学、伦理学、神学,文学——几乎人类知识的每一个领域都留下了他跋涉的足迹,他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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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力也非常旺盛,他活了整整98岁,一生结过四次婚,他坦率地承认自己的天性使他在肉体上喜欢一个女人不能超过七八年;他的著作也非常畅销,其行文严谨而又不失幽默,如行云流水,欢快清新,爱因斯坦说“阅读罗素的作品,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事情之一”。
罗素是名副其实的大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是世纪的智者。
他曾说过:“我的一生是由三种单纯而强烈的热情支配着: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探究以及对人类苦厄的难以遏制的同情心。”他在17岁时就爱上比他大5岁的艾莉丝,几经曲折在22岁时才与她结婚,但婚后6年便开始分居。
这时他的同事怀特海教授的夫人走进了他的生活。他和怀特海合著的《数学原理》一书正是他饱受爱情折磨,“发泄无法控制的感情的产物”。不久有夫之妇奥托琳又成了公开的情妇。
9年之后,他又“同时爱上了”海伦、柯丽和陶娜三位女郎,对其中的每一位都“依依不舍”
,但最终与有8个月身孕的陶娜结成良缘,柯丽以后成了他的情妇。
他们本想在伦敦安家,但房主拒绝租房给这位现代的唐璜。又是9年之后,牛津大学的女学生柏翠霞成了他第三任妻子。芬斯则是他八十高龄时的第四任妻子。
罗素一生对性一直抱着自由主义的开放心态,爱情是自由的,不应受任何感情之外的东西的影响,一旦感情上出现裂痕,爱情就应中止,这是他在《婚姻与道德》一书中表达的思想,他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他还著有《快乐之道》大力鞭挞禁欲主义,认为蔑视快乐就是蔑视他人的幸福,同时也是对人类仇恨加上一层虚伪的糖衣,任何矫情、抑情都会使人格扭曲,人生应自然而然,率情任性,他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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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了,也这样做了。
罗素也是世界闻名的政治活动家,他的祖父曾两度出任英国的首相,但罗素本人从事政治活动却不是为了作官,他是出于对人类苦难的同情心,早在第一世界大战期间他就积极投入反战活动,他发表的十分动人的反战演说堪称反战演说方面的典范:“作为一个真理的爱好者,我对参战国所做的宣传感到恶心;作为一个文明的爱好者,这种回复到野蛮人的战争举动,使我震惊;作为一个有父母之亲情的人,看到年青人被屠杀,使我心痛如绞。我并没有期待反战运动会有什么成果,但为了人性的尊严,没有被潮流卷走的人,都应该坚强地站起来。”
反征兵协会的传单据说就是出自这位大哲学家之手,他也因此以“制造不利于英王陛下军队之征兵及军律之言论”的罪名而被监禁了两个月,他在三一学院的职位也因此被免掉了,这时哈佛给了他一个教授的位置,但政府拒绝给发护照。在服刑期间他撰写了《数学哲学导论》一书。在60年代,他提出了建立世界政府的主张,为此他说服了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世界著名科学家共同签署了一项支持为和平而协力合作的宣言即“罗素——爱因斯坦宣言”
,并一度担任废除原子武器运动委员会的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