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维特根斯坦：一个教人沉默的哲学家
维特根斯坦（Ｌ。
Ｗｉｔｇｅｎｓｔｅｉｎ，１８９—１９５１）是罗素的学生，当然，在某种意义上，他也是罗素的老师。他在哲学圈外的名气远远无法与罗素相提并论，但在哲学圈内，他的影响之大罗素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他一生创造了两个哲学体系，而这两个体系又分别启迪了两个重要的学派。在通向分析哲学这座神秘的堂奥途中，维特根斯坦完全可以当之无愧地说：“我就是道路”。
不过，我们还是先踏上这位哲学家本人的人生之路。
维特根斯坦１８９年生于维也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父亲是当时奥地利最大的钢铁公司的总裁。从童年开始，他就表现出对技术和机械方面的浓厚兴趣，他的最大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工程师。
据说，他１０岁的时候就用几根木棍和几段金属线造出了一台缝纫机。
１９０８年，他入曼彻斯特大学工程实验室专门从事设计喷气发动机和推进器的工作，这其中要牵涉到大量的数学问题，于是，他开始对纯数学产生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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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发现了罗素于１９０３年出版的《数学原理》一书，从书中他得知了弗雷格的名字，于是他就跑去耶拿向弗雷格当面求教，弗雷格则直接把他推荐剑桥跟罗素学习。
在罗素的回忆中，维特根斯坦经常像一头野兽在他房里踱来踱去，有一次他突然停下来对罗素说“你是否认为我是个十足的白痴？”
罗素颇为不解地反问：“为什么你想要知道？”
他的回答是：“如果我是的话，我就去当飞艇驾驶员，但如果我不是，我将成为一名哲学家。”罗素倒也很坦率：“我亲爱的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一个十足的白痴[奇+书+网]，但如果假期里你给我写一篇哲学文章，我读了后就告诉你。”
一个月后文章送到了罗素手里，罗素不无夸张地回忆道：“我刚读了第一句，就相信他是一个天才，并向他担保，他无论如何不应成为一名飞艇驾驶员。”
老摩尔对维特根斯坦的评价也很高，他告诉罗素说，他发现维特根斯坦是课堂上唯一流露出困惑不解表情的学生。
这位困惑不解的学生不久就成了两位老师的“老师”。
罗素在一次关于逻辑原子论的演讲中开宗明义就承认，他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从现在的朋友和“过去的学生”维特根斯坦那里“学来的”
，他开始撰写的《知识论》一书，由于维特根斯坦指出其中的要害而被迫停止了写作，以致罗素有一段时间甚至怀疑起自己是否再能从事哲学了，至于老摩尔更是一副虚心求教的样子，最后竟听起维特根斯坦的课来了，并一字不露做了听课的笔记。
１９１４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罗素迅速投入了反战
西方哲学初步５８３
宣传，而维特根斯坦则急急忙忙赶回维也纳老家，自愿地加入了奥匈帝国的军队。由于他具有工程技术方面的才能，他很快就晋升到炮兵中尉军衔。他多次立功，得过各种各样的奖状。不过这一切并未使他放弃哲学思考，他的帆布背包中装着一个笔记本，每逢有什么新念头就赶忙记在上面，等到他成为俘虏而被关进意大利的战俘营里时，这些笔记已形成了书的模样。
《逻辑哲学论》就这样在战俘营中降生了。凑巧的他在剑桥的老师罗素此时也在狱中写了《数学哲学引论》一书。维特根斯坦把手稿分别寄给了弗雷格与罗素。按维特根斯坦本人的说法，弗雷格似乎读不懂这本书，维特根斯坦急于寻找出版商，但一连遭到５个出版商的拒绝，最后在罗素的推荐下，才终于在１９２２年以英文出版。
罗素好心好意地为之作了序，不过维特根斯坦根本不领这份情，竟抱怨说罗素从根本上误解了他。
１９１９年维特根斯坦被意军遣送回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大笔遗产分送他人，这笔财富有２０万美元之巨，即便在现在这也是不是一个小数目，结果转眼间他成了一文不名的人，以致于去见罗素的路费他都掏不起了。
于是他力劝罗素买下他留在剑桥的那些破破烂烂的家具，作为见面的路费。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的序中非常自负地宣称，书中所述的思想的真理性是确定而不容置疑的，“哲学问题在根本上已经最后地解决了。”
哲学对他因而也失去了吸引力。
当时的奥地利全国正在开展普及乡村教育的活动，他响应政府的号召，自愿下到山区小学任教，而且一去就是６年时间。
６８３西方哲学初步
趁维特根斯坦上山下乡的机会，我们先看看《逻辑哲学论》到底讲了些什么东西。这是一部非常独特的书，它只有两万余字，按照一种十进位数的编码结构加以编排。全书由七大命题组成：１。世界是一切发生的事件。
２。凡是发生的事件即事实乃是原子事实的存在。
３。
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
４。
思想是有意义的语句。
５。
语句是基本语句的真值函项。
６。
真值函项的普遍形式是［Ｐ－，ξ－（ξ－）
］。
７。
凡是不可以说的，C对它就必须沉默。
《逻辑哲学论》犹如一个乐章，７个命题实际上是整个乐章中的强音点，长短不一的句子，铿锵有力的音节，所有这一切都使人觉得维特根斯坦在故意将自己的音乐修养表现在哲学著作中。
这副乐章的主旋律乃在于表明：“凡是能够说的，都能够说清楚；凡是不能谈论的，就应该保持沉默。”
那么什么是能够说的，为什么它又是能够说清楚呢？
能够说的东西是同语言、逻辑、世界相关联的东西。世界是事实的总和，每一个事实都可以被分析为一系列的原子事实，每一个原子事实最终又可被分析为一群简单对象的组合。
简单对象是逻辑原子而不是物理原子，它是不生不灭的，世间发生的一切事情都可以在逻辑上被分析简单对象的不同组合。
作为命题的语言就是世间事实的逻辑图式。正如画家用色彩与造型来表现世界，语言是对世界的逻辑模写，一个命题就是它所断言的事实的图式。|Qī-shū-ωǎng|图式说据说是维特根斯坦在大战期间的战壕中翻阅一本杂志得到的启发。杂志上说巴黎法院在裁决汽车肇事案时，常用模型来摆出事故现场，这代
西方哲学初步７８３
表肇事的汽车，那代表马路的护栏……“命题就是事实的图式呀！”
维特根斯坦恍然大悟。
画家用寥寥数笔就可勾划出堂。吉诃德纵马远游的图画，命题“堂。吉诃德骑在马上”
（“ａＲｂ”）
它不正是堂。吉诃德骑在马上这一事实的逻辑图式吗？
图式中的每一要素都与外界事物一一对应，ａ对应于堂。
吉诃德，ｂ对应于那匹瘦骨嶙峋的马，而且联结图式各要素的结构方式也与外界事物的结构相一致，ａＲｂ是堂。吉诃德骑在马上而非马骑在堂。吉诃德上（ｂＲａ）。图式和事实是同构的。这样有原子事实就必有原子命题与之相应。原子命题的组成部分必和原子事实的组成部分一一相应，一个名称代表一个对象，另一个名称代表另一个对象，当这些名称结合在一起时，它们的组合就如一幅栩栩如生的图画，代表了一个事物的状态。
既然世界是事实的总和，语言是命题的总和，语言和世界又是同构的，因此，语言是世界的图式。
一个命题作为一个逻辑图式，它总是对外界事实的一种模写，它有确定的含义，要么真，要么假。如果有人指着窗外万里无云的天空说“天在下雨”
（Ｐ）
，则显然命题Ｐ是假的（Ｆ）
；而当他指着窗外的滂沱大雨大叫“天在下雨”
（Ｐ）
，这尽管有些画蛇添足，但显然命题Ｐ是真的（Ｔ）。至于复合命题的真假则取决于组成它的原子命题的真假而定。比如说“天或在下雨或在刮风”
（ｐＶｑ）
这复合命题显然是由“天在下雨”
（ｐ）和“天在刮风”
（ｑ）这两个原子命题组成，以Ｔ代表真，以Ｆ代表假，那ｐＶｑ（ｐ或ｑ）的真值就是：
８３西方哲学初步
ｐ
ｑ
ｐＶｑＴＦ
ＴＦ
ＴＦ
Ｆ
Ｆ很显然只有在天既不刮风又不下雨时，ｐＶｑ才是假的（Ｆ）
，其余的情况都是真的（Ｔ）
，ｐＶｑ的真值就是ＴＴＦ，而ｐＶｑ（天既在刮风，又在下雨）的真值就是ＴＦ。
命题的真值表实际上涵盖了该命题的全部可能性，当然这是一种逻辑上的可能性。
ｐＶｑ有４种可能，但在实际情况中，在某一个具体的地点与时间，成为现实的只能是其中的一种可能性。因此，由所有命题的真值函数表所包含的可能性的总和就是“逻辑空间”
，现实存在的世界只是逻辑空间的一个世界而已。在某个确定的地点与时间，天或下雨或不下雨，没有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逻辑空间已限定了世界的界限，人类所能认识的世界也就是逻辑空间限定好的世界。
毫无疑问，逻辑空间是由作为命题整体的语言所规定的可能性的空间，因此，语言的界限也就是世界的界限。
“我就是我的世界”
，维特根斯坦顺理成章地推出了语言唯我论的结论来。这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能够说的东西实际就是通过语言对逻辑空间中的一切事态的描述，是由命题所表达的东西，命题之所以能胜任这个功能是因为它是和事态同构的。
现在我们该规定一下什么是命题了。命题并不是什么随随便便讲出的话。
“Ａ＝Ａ”
，“玖瑰花是红的”
，“苏格拉底是晴的”
，看来是形式相同的命题，但按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它
西方哲学初步９８３
们之间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
Ａ＝Ａ是逻辑命题，它对事态不做任何断定，它不是现实事实的图式，它不表达任何具体的情况。比如一个不知苏格拉底是何方神仙的人向你请教谁是苏格拉底，你向他说“苏格拉底是苏格拉底”
，在问者听来，这等于一句废话。因此在维特根斯坦看来，所有的逻辑命题都是缺乏含义的，它们不表达任何具体的思想内容，它关于这个世界没有说任何实际的东西。但是它们决不是无意义的，它们是我们描述世界的“脚手架”
，就像在算术符号体系中的“０”的作用一样，它们也是语言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玖瑰花是红的”
，它确实表达了外界的一个事实，因而是有意义的。
一个命题要有意义必须具备两方面基本条件，一是这个命题必须符合语言的逻辑形式，说“苏格拉底红得大于”是毫无意义的，这句话不符合最起码的语法规则，你说得再清楚，人家也听不懂你的意思，因为它根本就没有什么意思。说“苏格拉底是晴的”
，是符合语法规则，但它不符合命题有意义的另一个条件即必须表达外界的事态，也就是说它必须是它所表现事态的图式，只有作为图式的命题才是有意义的，否则就是无意义的，只有有意义的命题才有真假。
因此“苏格拉底是晴的”不是假的而是无意义的。你尽可以指着一只鹿说“它是一只马”
，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有意义的命题，别人能听懂你的话，人家最多会说你是指鹿为马；但如果你指着鹿说“它是２的８次方”
，人家就根本就不会说你错了，人家会说“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讲什么东西”。
哲学中的大多数命题和问题，并不是错的，而是无意义
０９３西方哲学初步
的。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抱怨哲学没有进步，我们仍然忙于解决希腊人探讨过的相同问题，说这种话的人不懂得哲学不得不如此，维特根斯坦写道，这并不是因为柏拉图聪明绝顶，而是在于我们的语言没有变化，它不断诱使人们提出同样的问题。只要继续存在与“吃”
、“喝”等词功能相同的“是”动词，只要还存在“同一的”
、“真的”
、“假的”等形容词，只要我们继续讲什么“时代的河流”
、“辽阔的天空”等等，大家就将不断被相同的疑难问题所困惑。因此，哲学不应再是什么世界观，什么包罗万有的体系，它也不应是什么知识论，“哲学乃是一种活动”
，乃是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哲学家成了清洁工，他得负责语词的“清洗”工作。
“哲学唯一正确的方法是：除了能说的东西以外，不说任何东西。于是，只要有人想说某种形而上学的东西，就向他指明，在他的命题中他并没有赋予这些符号以指谓。”
一经哲学家的分析活动，所有无意义的伪命题皆被清除，余下皆是有意义的命题即自然科学的命题及缺乏意义的命题即逻辑学与数学。
这样哲学就为可思者、可说者与不可思者、不可说者划了一道“界限”
，凡可思者都可清楚地思，凡可说者都可清楚地说，“对不可说者，必须沉默。”
“界限”
在这里只是一个不恰当的隐喻，普通意义上的界限总是有形可见的，因而也是可以跨越的，比如孙悟空用金箍棒划的界限，尽管白骨精跨不过去，但唐僧却可以自由出入。维特根斯坦给思维划的界限是严格意义上的界限，试图越出这一界限的努力都是徒劳的，它就像如来佛的五指关，任凭你孙悟空有多大的能耐，怎么折腾也还是在他的手心里。
但
西方哲学初步１９３
是尽管这一界限不可说、不可思，却正是在说中、在思中显示出来。
“确实有不能讲述的东西，它们显示自己，它们是神秘的东西。”
我们现在就转向这神秘的东西，看一看为什么这神秘的东西是不可说的。
首先命题的逻辑形式是不可说的。
命题能表现全部实在，但不能表现逻辑形式。
“要表现逻辑形式，我们就得必须把自己同命题都置于逻辑之外。”
与此相关的形而上学的主体存在问题也是不可说的。形而上学主体即“哲学的我”
，它不是我的肉体，甚至也不是我的灵魂，因为肉体与灵魂都像其他东西一样，都是世界中的物事，是客体。真正的哲学的我不是世界的一部分，而是世界的界限。正如我所能看到的一切都是处在我视野中的一切，可是看到这一切的眼睛本身，就不能像视野中的一个对象那样被看见，你可以在镜中看到自己的眼睛，然而那看镜中眼睛的眼睛是永远无法看到的。
“哲学的我”即类似此眼睛，而由此哲学的我所限定的逻辑空间恰如眼睛展开的视野，你不能跳出自己的视野之外看视野，任何看到的东西都在你的视野之内，而视野本身恰恰在你所看到的东西中显示出来。
同样，生命意义与伦理问题也是神秘的而不可说清的。
命题只能陈述世界中发生的事情，而生命意义与伦理问题是相对于“形而上学的主体”而言的，如果这个主体不在世界中，那么一切价值与意义的问题也不是世界中的问题，因而也是不可说清楚的。
这样，维特根斯坦完全有理由说，即使在所有可能的科
２９３西方哲学初步
学问题都已得到解答的时候，人生问题依然未能触及到，但那时已不再有问题留下来，而这正是解答。
“人生问题的解决看来就在这个问题的消失中”
，“谜是不存在的，如果问题能提出来，也就有可能解答。”这是一个多么令人泄气的结论！
然而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却也是一个言之有据的结论。他颇为得意地叹了一口气“哲学问题看来在根本上已经最后解决了”
，当然他也不忘提醒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所得是如何之少。”维特根斯坦不我欺也！
我们不想在此就维特根斯坦要求本应沉默的东西呱噪不已了。然而，维特根斯坦本人不也就其沉默的东西一再喋喋不休吗？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说这句话的人到底是知还是不知？
确实，任何一种宣扬沉默的哲学都是自我反驳的。
哑巴倒是沉默的，不过他却有强烈的要说的冲动。
“沉默是金”
这句话本身是“金”吗？我们不想在此玩弄文字游戏了。我们有理由向维特根斯坦发问：维特根斯坦君所说的一切是“Ａ＝Ａ”的逻辑命题吗？当然不是；那么他所说是“天在下雨”之类的自然科学命题吗？当然也不是！那么他所说的一切命题也是无意义的啰。
“天哪！不要害怕谈论胡说，然而，你应注意你的胡说。”
维特根斯坦完全明白自己在“胡说”
，然而这毕竟是“重要的胡说”
：“我的命题由下述方式而起一种说明的作用，即理解我的人，当其既已通过这些命题，并攀越其上时，最后便会认识到它们是胡说（可以说，在其已爬上梯子以后，必须把梯子丢开）。”
不过这里仍有一个疑惑，依维特根斯坦的理论，人们只能理解有意义的命题，人们如何理解胡说？看来胡说还是有意义的。不过，维特根斯坦还没
西方哲学初步３９３
来得及好好反省一下自己的胡说，便急急忙忙保持沉默了，他上山下乡当了一名小学教员，当时他刚３０岁，是名副其实的知识青年。
实事求是地讲，维特根斯坦并不是一位受家乡欢迎的教师。很难设想他那孤傲的性格会让他和周围的乡下佬处好关系，最后因被指责体罚学生而不得不辞去教职。当然这期间他并没有白过，他出版了一本德语小学生词典，这是他生前出版过的仅有的两部著作中的一部！这部小词典的编写据认为与他后期思想的转变并非毫无关系，词的多义性以及句子的不同用法使他慢慢意识到《逻辑哲学论》中语言观的片面性。
接着，他又在一家修道院里做园丁，修剪草坪，栽培花木。他甚至还认真地考虑过是否做一名僧侣。不过，不久他姐姐给他找了一件差事，让他为她在维也纳设计一幢住宅，这花去了维特根斯坦两年的时间与精力，这座典型的现代风格的建筑物至今犹存，成了凭吊这位哲人的一个场所。
当然，这期间维特根斯坦并没有完全中断与外界的联系。
维也纳大学的教授石里克就与他有密切的交往。以石里克为核心的维也纳学派从维特根斯坦那里获益良多。据说，他的《逻辑哲学论》一书成了这个学派的“圣经”
，在一段时间里，被逐字逐句地加以讨论。
１９２８年维特根斯坦听了直觉主义派数学家布罗维尔（Ｂｒｏｕ－ｗｅｒ）关于数学基础的演讲。布氏在演讲中尖锐批评了当时思想界中逻辑崇拜现象，他认为日常语言与逻辑语言并无高低之分，日常语言的表达方法也并不完全以逻辑形式
４９３西方哲学初步
的精确性来进行，任何人工语言系统都无助于改变日常语言的状况。布氏的讲话犹如禅师的大棒给了维特根斯坦当头一击，据记载，维特根斯坦在这一晚恢复了强烈的哲学兴趣。
在朋友的劝说下，维特根斯坦终于在１９２９年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剑桥，他把《逻辑哲学论》当作学位论文申请哲学博士学位，自然他的两位师友罗素和摩尔做了主考官。罗素直接向他发难：维君一方面说，关于哲学没有什么可说的东西，另一方面说，有可能达到颠扑不破的真理，这是有点矛盾的。
结果，维特根斯坦拍着两位考官的肩膀大声叫道：“别急，我知道你们永远也不能理解这一点。”
于是这两位稀里糊涂的考官便把学位送给了这位无法理解的学生。从此以后，维特根斯坦一直在剑桥工作直到退休为止。在这期间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哲学研究》一书的写作上，这本书是对他前期思想的一个清算，但语言批判的思想依然未变，这部著作酝酿很久，但一直等到他去世以后才得以出版。
这部著作风格怪诞，行文中几乎没有一个哲学术语，全是一些平淡无奇的日常句子，然而却又非常的晦涩难懂，比如，“为什么狗不会假装疼？
是它太诚实了吗？
人们能否教会狗装疼？
也许教它在一种特定场合吠叫仿佛它很疼是可能的，即使它不疼……‘是身体感到疼吗？
‘是什么样的问题？
……
如果有人手疼，他的手并不这样说……人们并不安慰手，而安慰疼的人，人们看的是他们的脸……“无疑，维特根斯坦是在表达一种奇特的想法，但这种想法究竟是什么？他一直抱怨自己的思想被误解了，”传播思想是一回事，获得思想是另一回事。“
我们还是循着他在写好的序言中的建议来获得他
西方哲学初步５９３
的思想吧，他的建议是只有以《逻辑哲学论》中的旧思路为背景才能更好地理解《哲学研究》中的新思想。
如果说《逻辑哲学论》构造的是攀逻辑的楼梯而可通达的水晶宫的话，那么现在维特根斯坦对任何需要攀登梯子才能获得的东西不再有任何的兴趣：“因为我必须去的地方是我现在站在的地方”
，可以说前期维特根斯坦是热衷于搭梯登楼，而后期维特根斯坦则是忙于拆梯毁楼，“你的傲慢大厦必须折毁”
，“对于哲学家来说，下到愚蠢的山谷比登上荒芜的聪明高峰能有更多成长着的青草。”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将命题视为语言的本质，基本命题是对基本事实的描述，这样一种寻找语言普遍形式的冲动被后期维特根斯坦视为“对普遍性的渴望”
，认为这种寻找共同一致的本质属性的方法完全是一种本质主义的、还原主义的思维方式，是精神上的“一种巨大诱惑”
，是产生哲学混乱的根本原因。
比如说有足球游戏、象棋游戏、纸牌游戏等各种各样的游戏，但哲学家并不满足于此，他非要问游戏的本质是什么不可，仿佛游戏是在这些具体游戏之外的一件物事，他会振振有词：游戏总得有一个普遍共同的东西吧，不然你怎么会把它们都叫游戏？这好比一个儿童吃了苹果、梨、芒果等各种各样水果后还嚷嚷“我要吃一下水果的味道”。
语言好像工具，有各种各样的工具，受普遍性诱惑的人总要找出一个共同的东西来，他可能说所有的工具都是用来修改东西的，锤子用来改动钉子的位置，锯子用来改动木板的形状等等，但是尺子、胶水和钉子又是修改了什么呢？
６９３西方哲学初步
儿童不知象为何物，我们把他带到动物园中指着一头大象对他说，“看！那就是大象。”从此他就知道象是什么东西了。终于有一天他也知道象棋中也有一个象，而且与动物园的象不同，我们便把象棋中的象放在他手里“这就是象棋中的象”
，他掂了一下重量，它是木头做的，有圆柱形的外观，这一切他都弄清楚了，然后恍然大悟道：“原来象棋中的象没有鼻子”
，我们能说他明白什么是象棋中的象了吗？
问题出在哪里呢？
问题在于哲学家们落进了同一个圈套，人们在本没有本质的地方总要想出一个本质来，就像一个掉进了捕蝇瓶中的苍蝇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实际上存在的只是一种“家庭类似”的东西，比如一个家庭，父子眉毛相似，女儿则和父亲长着模样相似的鹰钩鼻子，另外一些成员则在走路的姿态上相似，除了这种种类似之外，并没有一个本质相同的东西在后面。
“不要想，但要看！”维特根斯坦提醒那些迷路的羔羊。
“不要想”
并不是不要人们思想，而是不要人们总是把丰富多采的语言现象想象成只有一种普遍的形式、只有一种普遍的功能，我们知道这也恰恰是《逻辑哲学论》中的语言观。
“但要看”也不是东看西看，而是要认真观察在现实人类生活中语言使用的多样性、复杂性。描述功能固然是语言的一大功能，但却不是唯一的功能，钱可以用来买东西，但也可以用来去旅游，甚至也可用来折一只纸飞机，认为语言只是用来指称外界的事实，就如同认为钱只能用来买一种东西一样。
“这是一个苹果”这句话固然让人想起它是指一个苹果，但
西方哲学初步７９３
“滚开！”
“啊唷！”
“救命！”
“好！”
“不！”你能否还想叫这些词指称一个什么对象？
什么是时间？什么是意义？什么是数字？哲学家总爱打破砂锅问到底，他们就跟喜欢发问的小孩子一样，大人曾几次给小孩画图画，然后说，这是一个人，这是一幢房子，等等，后来小孩在一张纸上胡写乱涂之后问大人：“这是什么？”
哲学困惑的一大根源就在于为一个名称找一个对应的实体，这是一种精神束缚，哲学家使用的语言似乎已经被过紧的鞋子挤变形了，他该脱下这只逻辑形式的紧脚鞋，踏上“生活形式”的粗糙地面上来了，哲学病主要起因于“偏食”
，它只用一种例子来滋养思想。语言不是干巴巴的命题体系，而是丰富多采的“语言游戏”
，描述性命题本身也是语言游戏的一种。发命令、报告一件事情、思考一件事情、作假定、画图表、编故事、猜谜语、开玩笑、请求、感谢、喝斥……有多少种语言的使用，就有多少种语言游戏，而这一切都最终奠基于“生活形式”之中。
词的意义就在于它的用法。
“什么是象棋中的象”？这不能靠测量文的体积、重量来确定，它的意义就在于如何使用它，它在象棋中起什么使用。这一思想与《逻辑哲学论》迥异，在《逻辑哲学论》中，语言最终是有名称组成的，一个名称代表一个事物，另一个名称代表另一个事物，其结合则代表一个原子事实。因此“甲信Ｐ（命题）”
、“甲想Ｐ”
、“甲说Ｐ”是一样的，它们只涉及一些事实及其对象的配合。在《哲学研究》中，Ｐ的意义并不在Ｐ本身，而在于Ｐ是如何使用的，在于使用Ｐ的语境。
“这是红的”
，可以是指着一个红
８９３西方哲学初步
苹果说的，可以是舞台演员的一句台词，可以是特工人员的联络口令，可以是英文“Ｔｈｉｓ
ｉｓ
ｒｅｄ“的中译，等等，Ｐ离开使用的语境便不具任何确定的意义了。很多哲学谬误之所以产生往往就是因为把一些抽象的说法从其语境中割离出来。本来我们都很明白”我们明天９：３０分见“
，“上班不要迟到哟”
，“我提前３分钟交了卷”……但哲学家却偏要问“时间是什么？”于是本来很明白的问题便越想越糊涂了。
任何游戏都得守规则，足球只能用脚去踢，但篮球就不行，为什么？这里没有道理可讲，这是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语言游戏也有自己的规则，语言游戏的规则即所谓的“语法规则”。语法规则不只是语言学意义上语言规则，而是指决定一个语言表达式意义的规则，一旦进行分析我们就会分清哪些是表达事实的句子，哪些是表达语法规则的句子。
比如说“这根测量杆有３米长”和“一个欧几里德三角形内角和是１８０°”
，这两个句子表面的语法形式是一样的，但哲学的语法分析却表明，前者只是作为测量的实际结果，它的真假可以通过公认的测量步骤加以确定，因此说“这根测量杆有３米长吗？”是有意义的；而后者只是一个语法断言，它是说在欧几里德几何系统中三角形这个词是如何使用的，因此问“一个欧几里德三角形的内角和真是１８０°吗？”就像问“为什么足球用脚踢而不用手打？”
一样是无意义的，因为这是规定。
又比如“我有牙疼”和“他有牙疼”中的“有”的语法作用是一样的，但其深层的哲学语法却根本不同。
“你怎么知道你有牙疼？”这个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同样“我不知道我是否牙疼”也是荒谬的，但说“我不知道他是否有牙疼”就是
西方哲学初步９９３
完全有意义的了。因此关于疼的“有”的语法单称第一人称的现时态和其他人称的使用是不相同的。顺便提一下，牙疼的例子在维特根斯坦的讲堂上被反复使用，以致有人戏称为“牙疼俱乐部”。
凡规则都是公共的，遵守规则也是一种公开的实践活动，因此并不存在私人地遵守规则，也就不存在什么“私人语言”。
维特根斯坦所说的“私人语言”有其独特含义。私人语言不是指用公共语言来表达个人的心理感受如记日记，它特指一种只有这种语言的使用者才能了解的语言，别人不能用日常语言来解释这种语言的意义，也不能用观察来理解这些符号的意义，因为只有语言的主人才知道这些符号的意义，它是他直接的私人感觉。私人语言实际上是传统哲学的唯我论和不可知论的一个典型，唯我论尽管是非常荒谬的，但在哲学上却也是最难加以反驳的，一个唯我论者完全可以主张：我只能相信别人牙疼，但如果我牙疼，我就知道牙疼，因此，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否真的牙疼，别人只能推测。
维特根斯坦的反驳是，私人感觉是无法通过私人语言来指称的。比如讲一个突然有了一种奇妙的感觉，他马上在日记中将之记下姑且说是Ｅ吧，从此以后，一旦他有类似的感觉，他就在日记中写下“我的Ｅ又来了”
，这看起来顺理成章，但维特根斯坦要问：你怎么保证后来的感觉就是Ｅ？
有什么标准可以断定这一点呢？
标准是没有的，当然日记的主人会说：只要对我来说正确的就是正确的。但这只能意味着我们再也不能谈论“正确”这个词了，因为正确这个词只有在会出错
０４西方哲学初步
的情况下才能被有意义地使用。
至于说只有我才知道我牙疼，维特根斯坦认为这句话中的“知道”是毫无意义的。牙疼的人可能捂住腮帮，也可能呻吟不已，甚至在地上滚来滚去，因此说“我牙疼”并不是说关于我所遭受到的牙疼的知识，而是在宣布牙疼，是牙疼的一种表达方式。因而说“我知道我牙疼”的实际意思无非是“我在牙疼”而不是说我知道有关我牙疼的知识。因此对于“我牙疼”这样的句子说“我真在牙疼吗？”或“我不知道我在不在牙疼”都是无意义的。
因此，唯我论的不可知论不是不可反驳的，也不是错误的，而是从根本上说是无意义的。
哲学问题的解决不在于争辩，甚至也不在于论证，最根本的解决方法是不解决这些问题而是清除这些问题。哲学家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能够达到健全的人类理解观念之前，先得治好他自己的许多理解方面的毛病。当哲学家使用“知识”
、“存在”
、“客体”
、“我”
、“命题”这类字眼并且想抓住事情的“本质”时，我们就得时时提醒自己：“这些字眼在一种语言中、在‘它自己的老家’中是否真是这样使用，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把字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回到日常用法的老家。哲学不涉语言的实际用法，它只是描述语言的用法，它让一切保持现状，它将一切摆在我们面前，既不解释也不演绎，由于一切都在眼前，没有什么要解释的，”哲学问题应该完全消失！“
“真正的发现使我能够在想要从事哲学的时候罢手不干——使哲学得以安宁，因此哲学不再受它自身制造出来的问题的折磨。”
西方哲学初步１０４
哲学对他来说再一次成为没有什么好搞的劳什子了，他私下给朋友的信中也说当哲学教授是“一件荒谬的工作”
、是一种“虽生犹死的生活”
，１９５１年４月２９日，他对身边的医生说了一句颇耐人寻味的话：“告诉他们，我有过一个美好的人生。”然后便沉默了，当然这一次是永久的沉默了。
二、硬心肠的维也纳学派
事实真理与必然真理在哲学史上的划分由来已久。休谟在其《人类理解研究》曾对此划分做过一段经典的表述：抽象科学和论证的唯一对象是量和数，经验科学则只涉及事实与存在的东西。现在我们依这一原则去巡游一下图书馆，我们必然会造成什么样的浩劫呢？如果我在手里拿起任何一卷书来，例如一本神学书或经院形而上学书来，那么我们就要问：它包含任何关于数和量的抽象推论吗？没有。它包含有任何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东西的经验推论吗？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进烈火中：因为它包含的不过是诡辩和幻想。
休谟这一问确实问出了问题，不过他却忘了问一下：《人类理解研究》是关于数和量的抽象推论吗？不是。那么它是关于事实和存在的东西的经验推论吗？
也不是。
这样问题就麻烦了。
幸好休谟疏于此问，不然我们今天就读不到这样一部颇有影响的哲学名著了，也就更不知道他曾提出过这么一个焚书的建议了。
休谟的香火终于延续了下来，前期维特根斯坦将自然科学的命题与逻辑、数学命题之外的所有言说斥为胡说，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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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谟的影子在里面，至于受维特根斯坦影响颇深的维也纳学派更是将休谟的精神发扬光大，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拒斥形而上学”。
作为一个有组织的学派，维也纳学派成立于本世纪的２０年代，它的发起者是石里克（Ｍ。
Ｓｃｈｉｃｋ）
，他从１９２２年起就担任了有着实证主义传统的维也纳大学哲学系的教授，他是大物理学家普朗克（Ｍ。
Ｐｌａｎｃｋ）的高足，据说他在１９１７年发表的《当代物理学中的空间与时间》一文深得爱因斯坦的首肯，他被认为是当时世界上能理解相对论的几个少数学者之一。由于石里克教授本人在人格与智慧上的魅力，在他周围很快集结了一个由数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组成的小团体，这就是赫赫有名的维也纳学派，由于他们把逻辑分析与实证主义相结合，因此他们的观点又被称为逻辑实证主义。魏思曼（Ｆ。Ｗａｉｓｍａｎ）
、哈恩（Ｈ。Ｈａｈｎ）
、费格尔（Ｈ。
Ｆｅｉｇｌ）
、卡尔纳普（Ｒ。
Ｃａｒｎａｐ）
、纽拉特（Ｏ。
Ｎｅｕｒａｔｈ）
、哥德尔（Ｋ。
Ｇｏｄｅｌ）
、克拉夫特（Ｖ。
Ｋｒａｆｔ）是其中的佼佼者。
这个学派定期聚会，合作研究，很快就形成了共同的思想倾向。
１９２９年卡尔纳普、哈恩、纽拉特联合发表了《维也纳学派——它的科学世界观》一文，宣布自己归属于休谟、孔德、马赫为代表的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传统。翌年主创办了自己的刊物《认识》。
维也纳学派很快就成了当时世界哲坛颇有影响的思想流派，世界各地都有它的支持者、同情者。在柏林以莱欣巴赫（Ｈ。
Ｒｅｉｃｈｅｎ
ｂａｃｈ）
、亨普尔（Ｈｅｍｐｅｌ）为代表的柏林学派，在华沙卢卡谢维奇（Ｊ。
Ｌｕｋａｓｉｅｗｉｃｚ）
、塔斯基（Ａ。
Ｔａｒｓｋｉ）为代表的华沙学派与之遥遥呼应；在英国则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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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艾耶尔（Ａ。
Ａｙｅｒ）为之摇旗呐喊；在美国、在法国、在捷克、在斯堪的那维亚也都有响应者。
３０年代后，随着纳粹势力的扩张，维也纳学派的活动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