轮到我陈诉了。我拿出早就写好的书面材料，进行陈诉，这份材料不长，有三千多字，我在里面逐一对李秀英提出的观点进行反驳，对我们的婚后的生活状态做出了总结，并详细地说明了我们之间发生争吵甚至动手打架的来龙去脉。最后我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不同意离婚。
法官等我们各种陈诉完了，正要履行调解的步骤。我举手说：“法官，我还有一个请求。在陈诉状之外，我还要宣读一个材料。那就是给我妻子的一封信，希望你能让我在庭上宣读。因为这样是会对调解有利的。”
我这一出把大家都搞糊涂了。特别是李秀英，她不知我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法官尽管不知我有什么动机，但是他比较通情达理，认为既然对调解有
利，允许我在法庭上宣读。
我拿出了这封信。前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写下了这封五千字的信，今天把它拿出来，我的眼前浮现的是我女儿天真可爱的脸庞，还有我那身体日渐衰老虚弱的双亲，我打开这封信，有一阵子心情紧张，双眼模糊，我的婚姻能不能留住，全靠它了。我开始念信，声音有些喑哑和颤抖。
时至今日，这封在法庭上念了三十分钟的长信，我已经不想再提起它的详细内容。我在
信中，回顾了我和李秀英婚姻生活中的实质关系：我们出生在不一样的家庭，我们受着不同的教育。而我们之间对婚姻的理解与认识有着本质的分歧。我在写这封信时，其实心中已经不再有仇恨，我只是想唤醒我曾经的妻子，你只记住了我们之间的恨，却忘了我对你的好。在产房门前我也曾焦急地等待，并因为婴儿的第一声啼哭而流下眼泪；你生病的时候，我也曾深更半夜地满大街打车为你买药……还有我们的孩子，我不敢想像的是一个残缺的家庭会对她有什么影响。我在信中用了近一半的篇幅来描写我对孩子的忧虑，在信的结尾，我写下了这样的话：
“秀英，我的妻子，当你看见女儿天真的面孔被泪花铺满时，还有什么仇与恨，可以比女儿的幸福更加重要？我们之间，到底有多少的问题，可以以埋葬女儿的幸福为代价来解决？秀英，我真诚地呼唤你，回来吧，女儿的两只手，只有与我们的两只手牵在一起时，她才有一个灿烂而美好的明天。”
这封信念完后，法庭上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我看见法官的眼圈有点红了。这个严肃的中年人什么话也没有说，而我妻子李秀英，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我知道，这封信起到作用了。
法官把我叫过去，很严肃但也很温情地说，你放心吧，小伙子，我一定会尽我所能调解。你该让步的地方要让步，我相信你妻子也不是没感情的人，但是你要相信我，就要听我的。
我很感激，自然满口称是。
调解进行了两个小时三十分钟。法官先讲了二十多分钟，他举了很多的例子，并保证我们要是离婚了不会找到比对方更合适的人，至少对孩子来说是这样的。李秀英听着法官的话，似乎有些动心，后来法官给我们一些时间考虑，她出去找她三姐商量，一会儿回来了，说不离也行，但要我答应她两个条件。
我见有希望了，就说，你说吧，只要是合理的我都答应你。李秀英提出来了：第一个条件是以后家里的财权要由她掌握，所有的存折和现金都要归她保管。
我知道她提出的这个要求一定是经过她三姐的授意。好，她喜欢钱，就给了她吧。我同意，没意见。
李秀英又提出了第二个条件：以后什么事要以他们家为主，比如发东西发年货，要把好的给他们家。还有，就是我妈给我弟弟四万块钱结婚费，而我结婚的时候只给了三万，要我妈再拿出一万把这个缺口补上。
我听到这第二个要求简直震惊了。天底下还有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请求。这是做什么？这是交易，还是在趁机勒索？我一拍桌子，腾地站起，说：不可能，这不是谈条件，这是敲诈！
于是僵局就这样出现了。而李秀英死也不肯松这个口。两个多小时的调解，法官尽力了，寒冬腊月的天，他的头上汗珠子往下淌，连着喝干了两暖壶水，但是我们的婚依然是非离不可了。我们，对彼此都绝望了。
调解无效，法庭判决，离婚申诉批准。接下来，就是对子女财产的划分，曾经连成一体的东西，如今要硬生生地分开了。
在来之前，我们双方其实都已下定了决心，孩子要跟着自己。李秀英作为原告，按程序先说，她举出很多理由，但中心只有一个，女儿应该跟着母亲，这是符合人情常理的。
其他的她说不出什么，看来在这个问题上，她没有做出什么准备。
她说完我提出申诉，我用半个月时间看了无数有关婚姻法的材料，这时派上用场了。
我先举出根据一九九三年我国颁布的婚姻法，按照每条法规都有配套的司法解释的原则，我在相关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中，找到了这样的一条：父母离异后，孩子应判的标准之一，是最好不改变其生存习惯。我举出例子，我女儿五岁，其中有三年时间是在我家长大的，而与我家相比，女方环境并不好，其中有几个因素，一是家里人口较多，孩子也多，无法保障我的孩子会适应那里的环境；另一个是有关收入问题，我的收入水平在两家人中间是最高的，而我能保证女儿有更好的生活条件，但是女方的家做不到我这样好。良好环境和高额收入，决定了我是更合适的监护人。
不知是我对法律知识的掌握起了作用，还是我在法庭上念的信起了作用，法官似乎倾向于我这一边，但他还是认真地对我们的收入进行了核查，最后判决，女儿由我带。按要求，李秀英每月要拿出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作为抚养费。
我的眼中一片模糊。我知道，在孩子的监护权的较量中，我赢了。
接下来是财产问题，经过几轮的调解和申辩，我和李秀英都已经筋疲力尽。我们心力交瘁，已经没有太多的精力与体力去纠缠这个问题。按规定，双方婚后财产要按各自一半分配，房子则由法院指派房地产评估师估价，也可自己协议评估。我们没有找法院的人，自己估价了房子，并将所有存折对等平分，婚后共同买的东西也折了价，我最后一次性付给李秀英四万七千元，财产分配环节也就结束了。
经过法庭五个小时的调解和宣判，我和李秀英的婚姻关系画上了句号。五个小时，终结了六年的婚姻。我们两清了。
李秀英在她三姐的陪同下匆匆离去。她甚至都没有看我一眼，我也不想看她，我们就在那一刻如同陌路。再也没有重合的可能。
我妈妈在家里等着我。她等着我带来一个稍稍好一点的消息。但是我让她失望了。妈听到这个决定，呆呆地立在那里，半天后才说：“炎儿，是我害了你。”
我把自己关在屋里，我已经太累了，我现在只想睡一觉，把一切都忘掉，然后，明天，重新开始和结局。
我在网上搜到了刘震云的一篇文章，反复读。其中有一句话印象深刻：“百姓眼中无大事。”
这个习惯写人生琐事的作家，一语道破了生活与个人的关系。其实在人的一生里，不一定会有多少大风大浪等着你去改变，我们却经常是在琐事中生存，被其影响、改变、湮没，直到异化。
这也如同婚姻，在没有强大的外力推动的时候，随着时间与空间的变化，依然会有些东西滴水穿石，把你的人生涂改得面目全非。
我问张炎，他倾诉这些是想找到什么心灵的安慰吗？他说不是，他说他现在和将来都不大会向谁倾诉这些事情，他现在惟一的安慰是他七岁的女儿妞儿。
妞儿已经上了一年级，她的学习成绩很好，张炎引以为傲。
他说他倾诉这些不是为了寻求心灵的安慰，只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轻易将这些事忘记。因为有一天，在适当的时候，他要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女儿。告诉她，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走同样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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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放纵不是我的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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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做了一连串的错事。先是去了一个肮脏的地方，接着就是在做完了肮脏的事后却又有了纯洁的想法，而自己因为这个纯洁的想法，又遇见了一辈子都不应该见到的事。
我在楼下的小花园里等谢琳，没有上楼。那天晚上，天有些阴，小花园的光线很暗，我坐在凉亭里，像一个黑影。不一会儿的工夫，一辆红色跑车在我家楼下停住，车上下来一个
人，是我的妻子谢琳，但那不是她的车呀？我正疑惑间，车上又下来了一个人，我不认识，但毫无疑问的是那是一个男人。他们俩很亲密地拉着手，上了楼。不一会儿，我看见我家的灯亮了，但只一会儿的工夫，又灭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连串的错事。先是去了一个肮脏的地方，接着就是在做完了肮脏的事后却又有了纯洁的想法，而自己因为这个纯洁的想法，又遇见了一辈子都不应该见到的事。
我在楼下的小花园里等谢琳，没有上楼。那天晚上，天有些阴，小花园的光线很暗，我坐在凉亭里，像一个黑影。不一会儿的工夫，一辆红色跑车在我家楼下停住，车上下来一个人，是我的妻子谢琳，但那不是她的车呀？我正疑惑间，车上又下来了一个人，我不认识，但毫无疑问的是那是一个男人。他们俩很亲密地拉着手，上了楼。不一会儿，我看见我家的灯亮了，但只一会儿的工夫，又灭了。
采访对象：陈春明，男，三十四岁，有自己的一家软件公司，一九九八年结婚，二〇〇三年离婚。现独身。
离婚关键词：索求太多
离婚指数：***
因为一次烦心的装修经历，认识了陈春明。那时，他自己开的那间专为装修公司和房地产公司提供软件服务的小公司刚刚开业。我记得我们见面的时间是在八月份，天热得像下了火。可是陈春明穿黑色西服打领带，似乎这里的酷暑与他无关。即使在那么热的天气里，陈春明穿着比别人厚得多的衣服，依然显得那么镇定，坦然，平静从容。
从第一眼看见他时，我就有个直觉，这人是个人物。他年纪不大，比我大两岁，但是社会经验丰富，还有两个学历，一个是土木建筑，一个是计算机，全是本科。他很成功地把上学时的这两个专业融为一体，利用自己在这方面的卓越知识，使他成为了这个城市里第一个推广正版装修软件的代理商。那时我家房子正在进行一个小小的装修，本着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朋友推荐了他给我做了一个简单的设计。
陈春明开着一辆二手的捷达来的。那天下午，他很清晰地把我那间七十二平方米的小房子进行了重新的规划，并帮我联系了工人，作为答谢，晚上一起吃了饭。
后来在一起有过几次相聚。有两次，见到了他的夫人，比他小一岁的谢琳，老实说，当他们两人坐在一起时，我认为我见到了有生以来最般配的一对夫妻。陈春明开朗外向，八面玲珑，而谢琳则内向文静，虽然不动声色但每次开口讲话都分寸得当，引人注意。谢琳有东方女性身上那种难得的恬静和矜持，也有一种能够不为人左右的内敛与自持。这一点与外向的陈春明互为衬托，让人不得不感叹，这真是一对智能互补的夫妻。
那天晚上因为有了这样一对夫妇晚宴进行得很愉快，当然，也有些人包括我在内，在愉快的同时是暗暗有些嫉妒的，老天竟然如此巧妙地安排，他让这样两个人成为绝配刺激着我们这些庸人的灵魂！
那以后几年的时间没见到陈春明。再见他时，他已经拥有了四个加盟连锁店。他做装修做软件都很成功，在业内已经是一个知名的人物了。在一次酒会上，我与他无意中相遇了。他那年三十四岁，正是一个创业的好年龄。晚宴结束后，朋友们一起去喝茶，气氛很宽松。我在席间问起他这几年的感觉如何，他说他一直很刻苦，现在终于尝到了回报的滋味。我祝福他，并问起他的妻子谢琳的情况。陈春明的回答令我大吃一惊，他说，他们离婚已经两个多月了。
那天晚上，在茶香四溢的房间里，陈春明突然变得很伤感，谢琳，当他轻轻说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我从中感到了无奈，伤心，怀旧，还有一种淡淡的歉然。
我认为我的一生很难再遇上谢琳这样的女人。这是一个我注定无福消受的女人。她的坚强与果断，一直隐藏在柔弱与文静的外表之下，当我明白这一点时，我已经给她造成了永生难以弥补的伤害，而她，也以一种同样残酷的方式回敬了我。
我们是在大学二年级开始恋爱的。谢琳是一个跳班生，我也是。我们都是在十七岁时上的大学，上大二时刚满十八岁。十八岁，那是一个非常黄金的年龄，也是一个非常懵懂的年龄，都还是孩子，懂什么？但是从那时起，谢琳就要比同龄人成熟得多，她真是太成熟了。
这和她的家庭有关系，她从十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只有她和一个姐、一个妹子与老父亲相依为命。她姐十九岁就嫁了人，是一个单位的一个工人。不嫁也不行，家里的负担挺重的。她是他们家惟一一个大学生，他们一家全靠她爸维持，她姐是为了她才早早嫁人的，这是后来我和谢琳熟了以后她对我说的，她说她欠了她姐的情，一生都难以还清。
我听说她姐因为太早嫁人的缘故，家庭并不是很和睦，十九岁，还是个孩子呢，过日子的事情能知道多少。听说谢琳她姐夫爱喝酒，喝醉了经常打她姐。但她姐那个人很坚强，从不回家诉苦。可是这个事后来还是让谢琳知道了，她没有办法，就经常一个人哭，恨自己连累了姐姐。那时候她刚升上大二，她学的是中文财会，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她的成绩一落千丈，情绪总是郁郁不乐的。
我们就是那个时候好上的。那时候，学校里追谢琳的人不少，但是她后来选中了与她根本不是一个专业的我。后来据她讲，是因为当时就发现我是一个稳定的人。我上大二以后就成为了校学生会副主席，学生会主席是学校一个书记的公子，其实真正的学生会主席是我。那时有不少女生也追我，谢琳却是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得到了我。
我这个人是一个事业心和竞争心都比较重的人，从小我就喜欢竞争和成功的感觉，所以
上学时学习努力，到了大学校园也想干一番事业。平心而论，我个人素质是不错的，头脑灵活，能说会道，也比较善于和人拉关系。那时班上有些女生也常给我写个情书什么的，我都装作没有看见。因为我们系主任很讨厌学生谈恋爱，我在学校里能当上学生会主席全是靠他提携，我不能刚当上学生会主席就做让他讨厌的事吧。
谢琳最初接触我的方式和那些女生不太一样。她也在学生会工作，是文体委员。谢琳身材好，乐感好，有很强的舞蹈天分，有时也参加学校里举办的大型演出，还担任过很多次领舞。在大学校园里，通常舞蹈好的女孩都比较抢手，谢琳就是这样。那时她身边的男生很多，可是她都看不上眼，但是对我倒是非常青睐，可是她从来不直接向我表白。但每次演出有她参与的时候，她总是有意无意地告诉我，我一般都会抽出时间去。作为回报，她对校学生会组织的活动也参加得很积极。
我们之间在那时的交流主要就是这样进行的。在舞台上的谢琳有种惊艳的轻灵之美，每当她的身体动起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她是在用她的肢体语言表达着对我的一种复杂的情感，而我，一个对情事懵懵懂懂的少年，就这样以一种感恩的心情感受着她对我的柔情。当时我身边有很多女孩子，但是能让我动心的却只有谢琳一人，现在想想，她是多么巧妙地利用了这种方式引起了我的注意。
谢琳突然发生转变就是在她姐嫁人后。大二那年，她不再参与学校的任何演出活动，也不当领舞了。她常常独来独往，心事重重，我是学生会主席，手下一个干将突然这样了，当然要过问，而关键的是，欣赏她的舞蹈已经成了我生活中的习惯，一旦失去，难免心中惴惴不安。于是我主动地找机会和她接触，一来二去，时间长了，我们互相了解得越来越多，就好上了。
我们俩好，完全是天时地利人和，当时在学校里，我们两人是最有可能成就的一对。我们都是跳班生，又都有很出众的才能，身边不乏追求者，又都自视清高，我们走到一起，完全在大家意料之中。
那时候，我和谢琳背着系主任悄悄地约会。我们学校靠着海，走两公里就到海边。我们俩常常在晚上溜出学校，在海边的小树林里约会。很多时候，我们就那样坐在沙滩上看着头顶的月光，同大多数情侣一样，说着悄悄话。我就是在那个地方从谢琳口中知道很多她的事。谢琳常常说起她姐姐，她说她一生都对不起姐姐，姐姐那年高考只差了几分没考上，姐姐复读一年，应该会考上的。可是为了她，姐姐早早就上了班，早早就嫁了人。有的时候她也会说起她姐姐的婚姻，她会突然问我：如果婚姻只是为了成全别人，那么这样婚姻的存在还有什么价值呢？
我又如何回答，我还小，我怎么会知道婚姻是什么？我只能假装深刻地对她说，婚姻是两个人的事，不是一个人成全了另一个人就是美满的。
谢琳听了我的话，好久没说话，后来才说了一句：我姐是为了成全我才结的婚，婚姻有时不是两个人的事。
她当时说这话的表情很老练与成熟，这里有我不太懂的东西。
我们约会的事后来让系主任知道了。这人是个老古董，很固执守旧，但偏偏在学校里很有势力。他器重我。于是私下找了我，他要我不要着急谈恋爱，要先学习和多组织校活动，争取下半年入党，最后才有可能留校。
我上大学那年，国家对应届毕业生已经不包分配了，留校，对于一个家庭没什么背景的学生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我当时听了心头也不禁一动。
系主任找过我的事，不久就让谢琳知道了，我的反应是什么？她应该也是了解的，于是，她就做了一个非常极端的事，使我选择了留在她的身旁而不是留校。
那是大二下半年，十一放假期间。同宿舍的同学们都出去旅游去了。我留在学校，帮系主任设计一个草图。我是学土木的，系主任交给我的活是给一个建筑公司干的，有薪水。利用假期赚点外快，何乐而不为？我就留了下来。
那天晚上，外面突然下雨了，宿舍里就我一个人，在那静静地看设计书。谢琳突然来找我，十一那几天她哪也没去，说要留下来陪我。正在被设计方案搞得头晕脑涨的我，对她的到来，当然满心欢喜，我放下了手中的图，往录音机里放了一盘美国的乡村音乐带，和她边听边聊。
那天宿舍里就我们俩，难得的自由和安静，使我们的行为越来越亲昵了。平时在校，人来人往，大家虽然是恋人关系，但是也很纯洁，最多背着人拥个抱接个吻而已。这时屋里这么静，难免会有些非分之想。谢琳主动地靠进了我怀里，更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愉悦。
我们听着音乐，靠在一起喝着咖啡。雨越下越大，透过窗户可见外面的雨细如针尖，密密匝匝，这样的雨天，佳人在怀，真是舒服！不知不觉，天已经完全黑了，谢琳说坏了，我们宿舍该关门了。她站起来要走，我一冲动，就拉住她的手说，你能不能不走，谢琳回过头来看我，什么话也没说，就倒了下来。
这是我们之间第一次发生关系，也是我第一次和女人发生关系。那一年，我十九岁，谢琳十八岁，可是在我们两人之间。谢琳却似乎比我表现得更成熟，在我手忙脚乱不知做什么的时候，谢琳帮我从一个处男变成了一个男人，而她，也心甘情愿地，让自己从一个女孩变成了一个女人。
完事后，谢琳躺在我怀里，眼泪缓缓流了下来。她说她将最珍贵的东西毫无保留地给了
我，但是她却不知，我会不会也能把同样的东西给她。我当时很冲动，搂紧了她，吻着她的眼泪说，我会的，我一定会把最宝贵的东西给你的。我在她耳边说了很多话，并答应她，我以后不会在乎系主任的反应，因为我要推掉学生会主席的工作，党也可以不入，但不能没有她。谢琳后来在我怀里睡着了，我看着她熟睡着但却还挂着泪痕的脸，第一次有了一种男人的责任感与自信。
我后来说到做到，真的辞去了学生会主席的职务。系主任很恼火，但是我已经完全坠入到爱河里去了，什么也不管了。我就是这样的人，一旦决定了一样事情，就不会轻易悔改。系主任并没有拿我怎么样，我后来还是入了党，大三下半年又回到学生会任组织部长，都是系主任安排的。但是系主任对谢琳印象不好，背后听人说，系主任说谢琳是个有心机的女人。
大学四年的时间我和谢琳之间没有发生任何问题，没有危机，也没有争吵，而造成这一切和谐局面的原因全在于谢琳。她温柔体贴，而且在性上给了我，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子极大的满足。我们俩关系完全公开以后，当我有了那方面的要求时，谢琳几乎从没有拒绝过，除非是赶上她身体不舒适。她很小心，我们之间发生过很多次性行为，但是她没有让自己怀孕，她在这方面的小心程度与成熟程度简直令人惊异，她说是她姐姐告诉她的，她还说，她的任何事情她姐姐都知道，有一天她开玩笑地和我说，要是有一天她做了对不起我的事，全世界剩下最后一个支持者，也会是她姐姐。
系主任虽然因为我没有听从他的意见很光火，但还是希望我留校，并且积极为我办这件事。后来我才知道，系主任这样做也是有原因的，系主任，那时已经是副校长了，他有一个上中专的女儿，其实他是相中了我，想让我留在这个城市，和他的女儿处对象。当时，我对这些事情一无所知，为了能留校对系主任言听计从。但这个计划最后还是失败了，而这还是因为谢琳。
我当时想留校，但谢琳却要回到老家保定，因为那里有她已经年迈的父亲需要照顾。大四那年，宿舍一片狼藉，同学们除了喝酒，就是忙着找出路，或是和女朋友做最后决断，是离还是聚。谢琳明确表示，她将会回到保定，她给我一个选择，她尊重我的选择。
谢琳回家去联系出路找工作。在她走的那晚上，我们在她空荡荡的宿舍里，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早上醒来时，她已经走了，在桌上给我留了个条：我先走了，你别送我了。我怕你这一送，我今生就见不到你了，如果是那样，我宁愿一生永远留着这个遗憾吧。看着她留下的那张字条，我的鼻子发酸，有种想哭的冲动。
在接下来的一周的时间里，我格外地寂寞，在毕业前的那些日子里，我们差不多天天腻在一起，突然没有了她，早上起来见不到她清秀的脸庞，非常不适应。尤其是她让我尝到了性的美好与刺激，这时突然地离去，更让我加深了对她的思念和牵挂。在校园操场的跑道上，我一圈一圈地跑，最后终于下定了决心，我要和谢琳走。
这是谢琳第一次用她的想法控制了我。她让我的生活从此上了一个新的轨道，要不，我现在还在那所学校里教书呢。这个情况的出现不是结束，而是开始，从那以后，谢琳就不断地在我的人生轨道上充当了这种指路人的角色。
我们是在一九九八年底结的婚。我们的婚事办得很简单，我们两家都不是有背景的人，无钱无势。谢琳通情达理，她几乎没有在婚事这方面对我提出任何物质上的要求。新婚之夜，谢琳流下了激动的泪，她倒在我的怀里说，她曾经一度好怕，怕我真的留了校，怕我真的和副校长的那个胖女儿结了婚。我拍着她的肩膀说，你怕什么？我不是在这里吗？谢琳突然坐了起来，坚定地说：我相信我帮你做出的这个选择是正确的，你是一个有才华有本事的人，这一点我从来没有看错，留在那个学校里搞学问会埋没了你，希望将来有一天你再提起这事，心中只有感谢而不会有怨恨。
我在保定的一家建筑公司上班，开始在基建科，后来就专门负责合同。谢琳则分到了一家大型的国有化工企业，做财会工作。婚后的生活一开始是很艰苦的，我们两家都是无权无势的平民，在经济上不能提供给我们什么帮助，所以一切只能靠自己。那时我们租了一间小平房，只有三十多平方米，在离市区很远的一个喧闹的郊区里。我们住的地方靠着郊区一个大集市，每天早上，各个村的小贩们就会云集在这里。婚后两年的时间我们几乎没睡过一个懒觉，睡不了，早上四点钟他们就到了，肯定就会被吵醒了。七点钟的时候来这里逛集的人就围得水泄不通，自行车也骑不了，只能推着车。赶上阴天下雨时，这里地势较凹，积水能埋到小腿深，我们住的那间小平房的门口这时就成了一条小河，河里漂着人们逛完大集后留下的垃圾。有好多次，我都是背着谢琳蹚着水才能走过去。
婚后我们就居住在这样的条件里，虽然艰苦，不过却挺幸福的。谢琳是一个爱清洁的人，虽然我们住的地方脏乱差，但是我们的小家被她整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洁净。我有时会因为住的地方而烦恼，怪自己没本事。谢琳就安慰我，说没关系，她说她早就看好了，我是一个“绩优股”，只要肯努力，一定能给她幸福的。她有时也会打趣说：要是你留校就好，可以住在老丈人那里，那不就有房子住了。
我们婚后的两年生活里没有争吵与隔阂，有的只是为改变命运而努力抗争的回忆。我就是在那间小平房里自学了计算机本科的课程，这个学习是谢琳督促我完成的，而她也在那个时候考取了注册会计师。现在想来，在我们一生中那是最平静和最有阳光的日子。
在我参加工作的第三年生活出现了转机。那一年因为国家大气候的影响，建筑市场出现了复苏的局面。我们单位的效益与业务量一下子上去了，我当时负责合同签订工作，这是一个有点实权的工作，而且要经常接触一些客户，公开的与地下的收入都不少。我是一个头脑比较灵活的人，人际交往能力也不差，这个工作给我，也可称得上如鱼得水。
谢琳在那时的工作环境也发生了变化。作为单位的财会大学生，又有注册会计师资格，再加上她做人不错，工作肯干，领导很器重她，上班三年后，她被任命为公司财务科副科长，在一个企业里，财务是个很重要的部门，谢琳在单位的地位也就可想而知。
婚后第三年我们的生活条件已经大大改善了。我们搬出了那间小平房，用贷款的方式买了一间七十平米的楼房。我们两个人那时都开始忙起来了，在一起的时候越来越少，我经常要在外面陪客户，晚上十一二点回来是常事。谢琳在单位做账也很忙，晚上还要抓紧学习，为考取中级注册会计师而努力，渐渐的，我们见面的时候越来越少，后来干脆也不起火做饭了。因为我一周没几天在家吃饭，谢琳他们单位有食堂，我们就不起火做饭了，赶上两人都在家就去饭店吃。一来二去，这种生活就持续了一年。
夫妻生活，其实就是柴米酱醋茶最真实。一旦两个人都忙事业，都想做人上人，就难免会淡化这种真实的内涵，这个问题，直到后来我才明白。反正那几年，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过的，我们两人忙得像陀螺，甚至连正常的性生活都减少了许多。
二〇〇一年那年夏天，好像是八月份吧，一个广东的客户和我们谈一个房地产的基建项目。当时我们去海鲜城吃饭，饭后那个老板说有点喝多了，非要去桑拿室蒸一蒸，并要我陪着。过去也有过客户提出这种要求，一般我都是不陪的，我当然知道所谓桑拿的含义是什么。但是谢琳对我那么好，我的理智告诉我，那不是我要去的地方。可是那天，也许是喝得有点多，也许是生意谈得比较顺，也许是那个老板表现得热情，我第一次陪着他们去了。我们在浴室的一层洗了澡，蒸了蒸，出了一身汗。老板要了几身休闲服，非要拉着我上去，鬼使神差地，我就上去了。我们来到了一个大的休闲厅，隔着一层橱窗坐着一排浓妆艳抹的小姐，老板招手叫来了几个，我不要。老板不依，就硬拉来了一个，还说我不要是看不起他们，说我要是装清高，那下回的事就免谈了。为了生意，我只能听他的。那个小姐给我做了四十五分钟的按摩，这是我第一次接受这样的服务，坦率地讲，还真是挺舒服的。
那天接下来发生的事就不说了，反正从那一回开始，我经常去那些桑拿浴室，好像也是从那一年起，我与客户之间开始搞起了“一条龙”服务，先是谈生意，讲条件，然后喝酒宴会，再就是唱歌，最后是洗浴。我最初只是陪他们，叫个小姐唱唱歌，按按摩，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反正肯定是在喝完以后，我也和他们一样，找小姐打起了“真军”。这样做是不道德的，我承认，可是那时我太想成功了，你不知道，每谈成一笔合同，我的业绩和收入就会提高，我身上背着十万元的贷款，我得赚钱，才能还债。再加上身边的同学有不少人都发达了，对我来说，也是个激励。
还有一个原因，不怕人笑话。我那时和谢琳之间没有什么性生活也是导致我这样做的一个原因。我因为那时整天陪客户，几乎是天天喝酒，而谢琳有一个忌讳，她讨厌酒味，所以只要我一喝酒，基本上我们就什么也不能做了，我一个壮年男人，这方面的需要也很强烈，我不是柳下惠，当然难以克服。
我找过小姐，可是在我内心深处，在当时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谈生意的一种交易而已。我从来没沉溺在这里过，也没为认识的任何一个风尘女子动过心，最初的时候我有过愧疚之心，但时间长了，这种愧疚心就淡了，但是潜意识里，我把这个和生活分得还是很开的，我还是坚定信念，要和谢琳过一辈子的。
对于我的这些事，谢琳开始不知道，可是后来也有所耳闻。有一次，我和几个客户在歌厅叫了几个小姐陪唱，出门的时候被她姐夫看见了。她姐夫在厂里跑供销，也不是个稳当人，我们撞见，有点尴尬，点个头就过去了。几天后谢琳就无意间说起了这事，她有意“敲打”了我一下：“我知道现在的男人在外面都特潇洒，你可别潇洒太过了，让人抓话柄呀。”
对于我的这些行为，谢琳的表现至今让我难以理解，她似乎有所洞察，但是却似乎放任自流，并不挑明。也许是她也经常在外面接触人，知道一个男人在外面的不易，也许是她一直信任我不会做对不起她的事，或者也许，她根本就不在乎这些小事，她看中的还是我的前程。这些都让人猜不透，但是谁有时间猜这些呢？反正那段时间我很疯狂，在外面吃喝玩乐，花天酒地，花钱如流水。谢琳比我也好不了多少，她提了正科，再后来又成了单位的三产经理，三产是什么？就是小金库。她的权力不小，事也多起来了。夜不归宿的事，也常有发
生。我们两人之间，就像比赛似的，朝着自己的生活目标飞速迈进，但是我们之间的交合却越来越少，直到最后成了两条平行线再也没有了交叉点。
即使是在那个时候，我和谢琳之间其实还没有什么大的分歧。惟一有些意见不一致的地方，就是孩子。当生活稳定下来的时候，因为家里的催促，我曾一度想要个孩子，但是谢琳却坚决地反对。她说我们现在的事业都没有起来，这时候要孩子是不适宜的，她说她要么不要，要，就得给孩子创造一个绝不输于任何人的优越环境。她很坚持，我也没办法。所以婚后几年，她一直小心地采取各种避孕手段，我们也一直没有要孩子。这就是谢琳，她平时很温顺，但是一旦固执起来，谁也说服不了她。
二〇〇二年年初，我的生活发生了重大的转机。我们单位的领导因为受贿、贪污、拖欠被双规了。好像就是从那年起，全国的建筑市场开始走下坡路了。我们的单位成了全市亏损企业的龙头，我的权力已经没有什么价值了。一个企业连职工工资都开不出来，还谈什么权力？
我开始尝试转型，那年去北京开会，我接触到了全国一种新兴的产业，建筑装修软件。我想做那个软件的连锁经销商，但是苦于一无资金，二无担保，启动起来也难。这时过去的一个客户伸出手来，要我过去帮他，做总助，月薪四千，我当时也挺动心的。
在这个关口上，谢琳又对我起了很大的作用。她听说了我的境遇后，跟单位请了假，陪我一起去了北京，参加了这个产品的发布会，又一起与总经销商见了面。回家后，她还破天荒地给我做了一桌子菜，然后郑重地劝告我，要干就自己干，以我的才能，和那个人合作是不会有大出息的。
谢琳就是这样一个女人，她太冷静，也太要强了。就是从那天开始，和谢琳在一起我的压力感越来越大了。
我们自己的公司后来办起来了，启动资金是谢琳帮我找的，所有的手续及审批程序都是谢琳帮我搞定的，为了这个事，我们请了好几回客，而在酒桌上，我第一次见到了谢琳与众不同的一面，她冷静，随和，但是又头脑敏捷，善于与人沟通，而且令我惊讶的是，一直讨厌我嘴里有酒味的谢琳，居然也能喝酒，而且推杯换盏之间，交际的能力似乎比我强。看来她的酒量也不浅。我发现这两年我光忙着自己的事，其实并不十分了解我的妻子。
我们之间真正出现问题是在自己开公司以后，坦率地说，谢琳算计事情的能力很强，我们做出的任何一个决定，她都算准了，包括我们开公司，可是她只算错了一个人，那就是我。
我认为对于女人来说，以事业为重是大多数男人在背离家庭前常用不衰的借口，可是谢琳这样聪明的女人竟然也没有看破这一点，她反而利用了自己的聪明才智，为我拥有了这个借口找到了一个机会。
在我们的公司最初开办的几年，很艰难。在一个盗版横行的氛围里推行正版是件很难的事，我们的建筑装修软件，便宜的一套也要一千多元，贵的则要一万多元，而市场上盗版的只需十几元钱就能买到，有的更便宜，五六元就可搞定，你想想，在这个大趋势下，推行正版软件的压力有多大。
最初的一年里，我们光往里扔钱了。按总公司规定，我们要投入巨额的广告费用，要开大型的产品推广会，还要推行各种的优惠政策，那一年，生意进展得不顺，谢琳一直在帮我，但是也难以打开局面。她说服他们单位的领导买了几套上万元的软件，可是这种临时抱佛脚的方式解决不了大的问题。
事业，在那个时候对我来说就是钱，就是如何将付出去的钱再赚回来。在我事业进入低谷的时候，谢琳却扶摇直上。她做三产经理做了几年，各种关系都打开了。她不是一个野心很大的女人，但却是一个很有手腕的女人。为了我们的公司发展上去，她几乎是使出了浑身解数，她帮我跑业务，拉关系，找熟人，谈客户，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们两人每天回家一见面谈的就是生意，生意。仔细盘算，细心规划，谈累了，就睡了。没有性生活，没有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实际内容，我们是两个合作者，不像夫妻，像合作者。
现在想起来，生意最后打开局面还是谢琳的功劳。一个房产局的局长对我们的软件产生了兴趣，他购买了一批最贵的软件，并以官方的形式半强制地推广到各房地产商与建筑开发商那里，二〇〇三年，我们推出了四十套平均售价超过五千元的软件，开始赚钱，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那个房地产局局长是谢琳拿下的，她那天从我这里要了一个信封，然后去了银行取了一笔钱，就一个人背着我去见那个局长了。我至今也不知她从我们的存折上取了多少钱，我也不知她是如何将对方说服的，反正我们开始赚钱了，但这和我没太大关系，是我妻子的功劳。
从那天开始，公司开始走上轨道了。可是不知为什么，我的心情却没有因此好起来。在我的周围，有关于我妻子的赞美之声渐渐地充斥于耳。我还记得我们有一次宴请那个房产局长时，当我举杯敬他时，他用手指着我的妻子，很直接地说：“别敬我，你应该敬她，一个男人有个好老婆，省多少事？我羡慕你，羡慕你呀！”他可能是开玩笑的，但是我的心里咯噔一下，接着在座的几个男人都哈哈笑了，谢琳也微笑着，举起杯来，那个房产局长一口就干了。
那天晚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把谢琳也吵醒了，她问我怎么了？我没说话。谢琳叹了口气，搂着我说：“别怪我。我是为了你，为了你的事业和理想和那些家伙周旋，我现在的任务完成了，公司是你的，不是我的，以后怎么做就看你的了。”谢琳真是个聪明的女人，她已经知道我是为什么烦恼了。我很感动，我又想那个房产局长和官员们可能真的是一辈子也不会找到这样的妻子。我激动得搂住了她，谢琳看着我，眼睛里有温柔的神色，我明白自己该怎么做了。
已经整整有多半年的时间，我和谢琳没有性生活了。那天晚上，我突然有了和她做下去的冲动，看来谢琳也一直憋着呢，她比我还主动。但是就在这时，一个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突然发现我不行了。
一个男人说起自己的这种情况是很丢人的。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确实是不行了。我很急，谢琳也很急，可是我们就是不成功。谢琳不断地安慰我，说我是太累了，太疲倦了。我努力想达到她的要求，但一切都无济于事，我的耳边，突然响起了一阵阵的笑声，是晚上酒桌上那些男人的笑声，我的心一下子凉了，什么欲望都没有了。
那天晚上我们就这样各怀心事地睡了。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我梦见了大学时代，梦见了那个一直欣赏我的系主任。我从梦中醒来，看见谢琳在身边熟睡，突然想到，如果我的生活轨道没有偏离，现在可能已经在大学里当一个普通的讲师了，是谁涂抹了我的生活？
从那天开始，我发现自己的状况一直不能好转，和谢琳在一起时，我几乎就没有行的时候，谢琳从没因此怪过我，她总是安慰我，鼓励我，但是一看到她那平静的脸，我的心里就难过极了，我真想让她狠狠地骂我一次，才可以平衡一下心理上的失调。
我去看过医生，可是医生说我生理上没问题，可能是心理上的。谢琳也说我可能是压力太大，她要我一定要以平和的心态面对一切，她说只要我投入到工作中去，就会逐渐好起来的。我后来曾经一度想过用药，但谢琳不让，她说这一类药大多数都是有副作用的，用的时间一长了，就会产生依赖性，这对身体太不好，关键的是，这样也会摧残一个男人的自信。
我在那时带着一种愧疚的心情，把所有的激情与才智都用在办公司上了。每次见到谢琳的时候，内心深处总是有一个声音在提醒我，我不能混得太差了，要不我怎对得起这个一度被人们赞美和羡慕的女人。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产生压力感，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这个男人自暴自弃，一种就是这个男人以此为动力，拼命朝向她的期望值迈进。我当然是后一种。
看见我的干劲这么大，谢琳很满意，我想在她的心中始终认为男人就该有自己的事业和天空驰骋的。后来谢琳已经完全退出了我的公司，可是我每当进入公司，还是会处处见到她的影子。这种局面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直到一年后才有所改变。我们公司的生意开始越来越顺，后来我又盘了两个店，一年的利润非常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