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生生

三、近代"生生"观念转变的必然性 　　纵观中国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重视生命的普遍保存和供养，追求社会的稳定与和谐的思想深深地渗透到了政制和风俗之中，这一制度和风俗基本上保证了一个古往今来都是人类最大群体的生存，使数十亿兆的生灵几千年来在世界的东方这块并非最富饶的土地上繁衍不息。历史上的王朝亦曾多次解决过民众的温饱问题，即使按朱子比较严格的评价，也不无小康之世。"天高皇帝远"，只要没有内乱外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太受政治时局、上层人事变动的影响，他们也不去管那政治。男耕女织，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年年略有节余，再加上儿孙绕膝，邻里相善，这对他们就是好日子了。而农家子弟中少数读书种子也还有跻身上层的希望。 通过种种"贤贤"的措施，制度保持了一种虽不很强大、但却是基本的活力。所以，当古老的中国与近代西方冲撞的尘埃落定，我们对中国历史上普遍的生生状况，实在应该做出比前此一百多年来痛心疾首的人们所持评价更高的评价。

古代文化精英对生命的意义在于"和谐"的理解是否包括了生命的全部意义，或者即使肯定这一点，这一理解是否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是否能普遍推行，确实是有疑问的。但是，在一个精英等级制的社会里，这一思想若占据支配地位，它即使不能为多数人接受，也还是能够通过制度对多数人起作用的，它可以遏制对利益的追求，使社会保持在一个相对较低的经济水平之上。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易做出生活在一个只能满足基本需求的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自我感受，就一定不如生活在一个经济不断发展、财富充分涌流的社会中的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自我感受的判断。我们还要注意这财富的来源和流向与人的生命的关系。

中国在十九世纪末的关键问题还不是如何判断的问题，而是不得不做出抉择的问题，社会已经在开始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的大门被强行从外面打开了，中国发现了一个咄咄逼人、不断进取的世界，这种外部的开放必然导致内部的改革，中国社会内部当时正酝酿着一个颠覆君主制乃至等级制的变革，社会政治将日趋平民化、平等化、非精英化，中国传统的精英儒学本来就入民心甚浅，甚至入士大夫之心亦浅，22而实利主义对大众来说是一直是不用教的。

如果中国不遇到西方，或晚几百年遇到西方会怎样？中国内部酝酿着的变化（我们确实可以看到从明未清初以来的这种变化）会不会也把中国引到现在这条致力于现代化的富强之路上去？对这一点，我们尚难下判断，但事实是， 西方的侵入打断了中国的自然的历史进程。到十九世纪末，中国实际上已经面临了梁启超所说的这样一种局面∶"万国蒸蒸，日趋于上，大势相迫，非可阏制。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而变者，变之权操诸己，可以保国，可以保种，可以保教；不变而变者，变之权让诸人，束缚之，驰骤之。"23

我们据此可以首先指出这种"生生"观念转变的一个主要特征，这就是它不能不变，即那怕它要保持原来的基本倾向，它也不能不向新的"生生"观念趋移。 十九世纪下半叶以后，"保教""保国""保种"的口号的相继提出，说明危机越来越触及到根本的"生存"问题，虽然最初的动机都是致力于保存固有的东西， 但为了成功地保存，却不能不日益加强维新求变的份量。

从"生生"观念的角度观察，这种转变就意味着，一些较早感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人开始认识到∶中国必须致力于一种富有、充足、不断发展的"生生"，方能摆脱基本生存也受到威胁的状况。于是，如何达到富有和充足的"生生"这一新的价值目标，与如何保证数亿人的基本生存这一传统的目标，现在实际上就联系到一起来了。只有致力于"富有"，才能维持基本的生存；而即使要维持基本的生存，也必须致力于"富有"。这就好象一个在幽静山谷中悠闲地慢步观赏风景的人遇到了突然爆发、尾随而至的山洪，他不可能再踱自己的方步了，他必须奋力奔跑才能脱离灭顶之灾，而这奋力奔跑又可能予许着把他带入一个新的奇境。最迫切的当然是逃离险境，但即使仅想逃离险境，也不能不向奇境奋力登攀。

或者濒临死亡，或者寻求富有，这就是当时中国的有识者所感受到的抉择境遇。原有的朴素而和谐的"生生"不能够再保持了，甚至要挽救它也只能通过由竞争达到的"富有"。最初的强烈动机也许是传统的，是基本的"维持生存"，但当它必须被纳入一个新的价值目标才能实现时，这一传统目标就被包容在其中而不再起价值牵导的作用了。

中国近代不能不通过求富有而达到求生存的一个基本原因是∶鸦片战争已经使中国进入了一个世界竞争的舞台，而且，十九世纪的国际竞争带有强烈的粗野、蛮横、动辄诉诸武力的色彩，中国不断受到羞辱，这就使传统的"国计民生"的问题以空前的紧迫性，也以民族和国家的形式提出来了。

以严复为例看近代“生生”观念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