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为为

一、古代"出入之辨"

古代的"出入之辨"明显是个具有精英色彩的问题，庶民在世，一般并不对自己发生出世还是入世的疑问，更不会进行这种抉择。这种抉择有一种精神能力的条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抉择、也能够孤独的。这种抉择也有社会的条件∶ 并不是任何社会都有可以遗世而独立的现实途径，能使一些人相对隔绝于世俗社会。在佛教传入中国之后，大量寺院的存在， 使出世看来对一般人也不构成什么大的困难，但在这之前， 出世抑入世却特别为士这一知识阶层所专有，而且， 先前的出入世也不象佛教入中国以后的出入世那样有明确的分断，有外在的形式， 出世更多地带有一种纯粹个人精神上超脱的意味。个人或者是隐遁山林， 或者就呆在世俗社会之中（"大隐隐于市"），但心却不在其中，这也就是出世了。 我们现在在这里的讨论，主要是涉及这种出世， 也就是说，主要涉及先秦儒道之间的争论，而不是汉晋之后儒释之间的争论。

讨论这个问题对现代社会是不是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我们知道，今天的世界已经联为一体，社会组织日益繁复严密，"合理化"倾向不断加强，人越来越难逃离社会的控制了。倘若真要在二十五史之后续写纪传体的历史，大概很难再列"隐士"这一类传了。那么，讨论出入之辨不是没有什么意义了吗？ 或者只有作为历史研究的意义？但我们说过，出世与入世除了直接的社会生活层面的意义，还有一种精神生活层面的意义，对待社会的不同精神态度对于个人生活，最终对于社会生活还是很有影响的。出入之辨带有一种精英色彩，但不是别的类型的精英色彩，而主要是文化精英、知识精英的色彩，出入之辨涉及到对于世界， 对于人的生命的根本看法，是人对于这世界，尤其是人类社会的一个优先和基本的态度。确实，这一分辩并不在许多人心里发生，甚至在少数产生这一分辩的人心里，这种时刻可能也不多见。但是，这一时刻却是人生关键的一刻，是人生沉思，乃至透悟的一刻。 我们可以由此一出入之辨接触到古老人生智慧的根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有无作为，或者说将有何种作为，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首先在这一分辩的基础上决定的。

中国的隐士之风其源也远， 其流也长， 《诗经·卫风》中有"考 "一诗，描写隐者倘佯山水之间、"独寐寤言"的快乐。《尚书》"微子"一篇中记载了微子与父师在殷商将亡时， 对进退出处的讨论，微子打算遁逃于荒野，隐居起来。《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说∶"老子修道德，其学以自隐无名为务"，"莫知其所终"，"老子，隐君子也"。根据一位研究中国隐士文化的学者的意见∶"自从巢父许由以下，一直到民国初年的哭庵易顺鼎辈，中国隐士不下万余人，即其中事迹言行历历可靠者亦数以千计。"①梁漱溟把隐士列为中国文化的十四个特征之一。②我们下面就来考察出入隐见的各自理由，让我们从孔子之遇隐者谈起，《论语》中记载了５次这样的相遇∶

⒈子路宿于石门。 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论语·宪问》）

⒉子击磬於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 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未之难矣。"（《论语·宪问》）

⒊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

⒋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於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 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论语·微子》）

⒌子路从而后， 遇丈人， 以杖荷 。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己知之矣。"（《论语·微子》）

从孔子之遇隐者可见，倒是隐者有些主动，甚至咄咄逼人。他们差不多总是先说话，但说完话又避开，并不真正与孔子对话。他们都是很坚决的隐者，对世界与人生有自己很坚定的看法，这些看法和孔子所持的看法不同，但他们私心又对孔子抱有敬意，所以不免有些遗憾而不忍不言，然多言亦失隐者风度。隐者多有愤世嫉俗之心， 然而，他们没有被当时的世俗完全淹没，在旷野上能遇此等不俗之人，天地间能容此等不俗之人，反而令今人对当时的世界生起一种追思之情，实在说，隐者和孔子在世间都是同一种人，虽然取道不同，其不趋俗不从众则一，所以双方都未免有惺惺惜惺惺之意。

这些隐者大都自食其力，他们或荷蒉，或耦耕，或隐于卑微的职业。我们对他们不知其名，（"接舆""荷蒉""长沮、桀溺""晨门""丈人"都是就其事而举其"名"）也不知其所终。从孔子对他们的态度看，他实在是很想与他们交谈的，他在遇见狂歌之接舆时，特意下车， 欲与之言；在子路遇见丈人而告时，他特意使子路反见之，然却不得见，不得与之言。孔子在听了子路所告长沮、桀溺之言后怃然而叹，夫子其时有不得已乎？其有忧患，其有无奈乎？然而，在此种无奈之后，不是可以见到一种以大无畏行此大无奈之勇者的意志和仁者的情怀？

孔子遇到这些隐者，大致都是在孔子５５-６８岁，为实现自己的社会理想和政治抱负周游列国的时候。孔子十五即"有志于学"，好学好问不倦，在初仕鲁的十余年间，他都是做小官（如"委吏"、"乘田"），其意主要不在从政，而在谋生，这十余年实际上是孔子的一个"工读"时期，至３０岁，孔子毅然辞仕而专一讲学，自此至５１岁，几二十多年均是讲学期（其间仅适齐一次），如果加上前面的"工读"期几达３５年，其准备不可谓不长，其积累不可谓不厚。然而，积累到一定时候不能不求用，其救世明道之心随世益颓，道益明而更趋迫切和沉重，并且光阴荏苒，时不我待，故孔子五十再仕鲁时即旨在行道，而在父母之邦不能行其道之后，又周游列国。在周游列国的后期，孔子实在已经清楚道不可行于今世，但仍在努力尽其所欲尽之责。

隐者的隐逸当然自有其积极的或正面的追求，但他们劝孔子的理由则主要是"知其不可而勿为"。晨门、荷蒉者， 接舆、长沮、桀溺、丈人虽然说法不同，但却可以归结到一点∶今之世道不可为，今之政治不可为。因此，不如避世，"斯已而已"。而子路亦承认"道之不行，已知之矣"。那么，为什么要知其不可仍为之？因为，命有在天者，也有在人者，在天者可以说是天命，命运、必然性、或者说偶然性，在人者则可以说是使命，大任、职责、道义。在天者之"命运"实在说也是在人者， 即在他人者， 在社会者，而在人者之"使命"则要落实到自己。所以，天命纵有，亦常常是未定之天，且是在事过、成败之后言之。故世事不可不为，不可不博。即便真不可为，知道了天命巳定，道将不行，个人亦应尽其使命。处不可为之时，亦须有必当为之行。不管这世界会变得怎样，人应当尽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况且，历史未曾没有从一线之天中开出新世界的可能，若人人都仅凭有关可不可为的一己之知就束手不为，人世间将一无可为。隐者活得太象纯粹的智者，而孔子却首先是仁者。

子路对隐者的评论基本上是符合夫子的精神的，但就象其性格一样，未免太直、太露、也太逼人。"君子之仕，行其义也"，诚然如此；然而，"不仕无义"却不尽然。不仕是否就是弃君臣之义？弃君臣之义是否就是弃人群之道？假如人人都学"丈人"做一个隐者，人类确实难以合群，巳成的社会也终将解体，但是根据人性和历史的可靠观察，多数人并不会效法"丈人"。所以，若以子路此言表示一般的人伦道理尚可，若以此言抨击"丈人"则失之过苛。从历史上看，儒者和史家那怕从根本上不赞成具有浓厚道家色彩的隐士，却也认识到他们对于遏制世人的利欲，显示另一种高尚的生活方式的意义。

这里最重要的还是孔子所言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的大智慧。隐士深契一种隔离性的智慧，我们每个人也都可能在某一时候体会到这一点∶人不是完善的存在，而是有缺陷的，有弱点的，人有时与他人保持某种距离对双方都有好处，甚至包括与应当尊敬和亲近的对象保持适当距离，如"事君数、斯辱矣， 朋友数，斯疏矣"。人有时要与他所处的社会，他所处的时代保持某种距离，做出某种分别，不然他就可能是一个陷溺的、沉沦的、缺乏自我意识的人。一个成大事、立大业者亦常有一个退隐期、沉默期、孤独期，这个时期就是一个保持距离、积蓄力量的时期。但是，隐士所持的隔离性智慧却不止这些（在此，我们所说的隐士当然是指真正的、理想的隐士），他们是要彻底地隔离于人世、全面地撤出社会生活，而且终其一生永不复出。

隐者这种与社会和时代的隔离当然不是完全消极的，这种隔离甚至可以说是为了使自己的生命与无限、与永恒联接起来，隔离者旨在追求真实的生命，追求完美、追求"无待"的真人、神人、至人的理想。但是，我们还是要细细体味孔子所说的"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这句话，我们承认，这句话中含有一种深沉的悲剧性蕴含，包含着对人与人关系的悲剧性一面的深刻认识，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孔子与隐者共有的，但是在对待它的态度上却发生了歧异。人确实是有限的，人确实并不完美，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难道不正是从这种悲剧性的认识中产生出来的吗？难道人不正是要从这种对自己处境的认识中恰当地估量自己，而在有限中做一种无限的努力吗？人怎么可能脱离社会和历史文化？人不与人相与能够成就什么？隐者的隔离性智慧是一种深刻的智慧， 但孔子的"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是一种更深刻也更亲切的智慧。

但是，孔子并非完全否定个人在某些时候退隐的必要性，我们可以再全面和仔细地考察一下孔子的理由。为什么个人对社会的基本态度是入世？为什么在某些时候个人又要退隐？这两个问题我们要联系起来考察。

入世的最一般理由当然是明道济世，行道救世，这是仁者之志。"克己复礼"为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为仁。所以，令尹子文三仕三去不喜不愠是忠而非仁， 陈文子屡离乱邦是清亦非仁。士志于道。士而怀居，不足为士。最高一等的士是"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所谋何事？所忧何为？君子"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天下愈是无道，愈是要有所承担。"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另外，从个人来说，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短暂的，"日月逝矣，岁不我与"，个人的才能也是要努力发挥出来，并求为社会所用的。

那么，为什么在某些时候又要退隐呢？理由是∶第一，不降志，不屈道，"君子不器"，因其有道在身。第二，不辱身，不残体，全身保生。此一全身保生，不仅有对自己生命负责之意，还有"孝"的意味，"父母在，不远游"③，"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亲，非惑与？"④第三，退隐自有其乐，自有其充足的价值，这是最重要的一条理由，这在陈述入世理由时孔子总把济世与修身联系在一起就已见其端倪，并且为后来学者常进而为儒，退而为道，儒道互为表里埋下了伏笔。夫子欲居九夷，又欲乘桴浮于海，并不全是戏言，"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赞颜回处陋巷而"不改其乐"，夸曾点"浴乎沂，风乎舞雩"的志趣，并说"吾与点也"，更见出孔子并不纯以退隐为手段，退隐亦不失为归宿。但是这和道家的退隐观仍有差别，两者虽都肯定退隐的自在价值，但道家之退隐是根本的退隐、彻底的撤出，而儒家的退隐则是在退之前要求尽责，在退之后亦不排除复出的可能，所以，儒者虽然在退隐中亦心安理得， 但客观上却有某种无奈。第四，在退隐中更有益于养志、讲学、明道。这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一般人的隔离性智慧。孔子也经历了这样一个时期，但是，在此退是为了进，"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一语最能说明这一点。

总的说来，孔子不甚执着于外在的行为方式，而是强调坚持内心的道德原则。"君子之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⑤由此，在出处、进退、行止、辞受、取与、言默、穷达等问题上都不固执一端，而是因时而异。但是，孔子的基本立场当然还是倾向于入世和进取。除了上面的理由，这一点我们还可以通过分析下面一种似乎矛盾的说法得知。

孔子说过∶"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这意思显然是说天下有道则隐， 无道则见。但是，在《论语》中孔子另有７处说到"邦有道"则"不废"， 则"知"，则" "，则"危言危行"，则"如矢"、则"仕"，则以"贫且贱焉"为"耻"，而"邦无道"则"免于刑戮"，则"愚"，则"不 "，则"危行言孙"，则"可卷而怀之"，则以"富且贵焉"为"耻"。⑥孔子还在１处明确地说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⑦那么，孔子的意思究竟是什么呢？到底是天下有道则隐还是无道则隐呢？

产生这种矛盾是因为这些话是在出入与出处两个不同的层次上说的。出入是第一问，是问个人对人间社会的事要不要介入？出处是第二问，是问如何介入？是否一定要出仕参政？说天下有道则隐，无道则见是在第一个层次，即在对人间社会的根本态度的层次上说的，在这一层次上，愈是天下无道愈是要入世，愈是要拯民于水火，救世于欲坠，即使"天下滔滔者皆是"，亦要挽狂澜于既倒。这是孔子和儒者的根本精神，⑧"吾曹不出苍生何"，天下愈无道，社会愈黑暗，愈要关切，愈要努力，此为仁者胸怀所不可辞，而假如天下大治，社会臻于理想状态，反而可以退隐山林、田园或书斋，主要做自己有兴趣而非有义务的事。由此推论，我们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理想的社会正是要造成这样一个多数人都可相对退隐，即不必大家都来关心政治的社会，甚至热心问政和直接从政的人越少越好， 这就说明政治已上了轨道， 其日常运行只需借助一个可以监督和改换的专业集团即可，大多数人则可安心和自由地从事自己有兴趣也对社会有益的工作。另外，人与人之间也可保持一种"游刃有余"的活动空间，相互之间有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包括一种自觉的距离感--即一种并非热乎，而是相对冷淡的态度，以免相互牵扯、相互掣肘，而且这也体现出一种相互之间的尊重。这大概就是庄子所说的"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 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⑨的意思。从个人品行来说，"相濡以沫"固然可贵，而从社会理想来说，"江湖"却比"泉涸"更值得向往。

至于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则是在第二个层次，即在个人已决定入世甚至出仕之后， 考虑政治上的取舍进退的时候说的。这时，考虑的主要不是个人对社会的基本态度，而是个人对政治、对政府的态度。政治的清明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士的进退。但在这个时候，即使退隐也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也是一种政治姿态，而不仅是上文所言自得其乐的退隐，退不是退去救世心，所以日后有机会仍可进。考虑孔子说话的场合与背景也可帮助我们理解其意思。我们注意到，孔子说"天下有道，丘不与易"时是在与隐者相遇时说的，是第一位的出入之辨，而在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则是在评论政治时说的，这句话前面一句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后一句话是"邦有道，贫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我们从上下文可以看出此处所说"天下"的意思，是指特定的政治或政府，而不是与隐者相遇时所指的"社会"。并且，孔子在说到"无道则隐"时仅１处使用"天下"一词，其它７处都是用"邦"一词。这些都说明在孔子那里，虽然有隐有见，有退有进，但进是第一位的，退是第二位的，前者是仁，后者是智，前者是常，后者是变，前者是经，后者是权，两者并非是对立的，而是可以统一的。

再论退隐与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