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为为

三、"出处之义"是否已经过时

"出处"一语源于《易·系辞上》第８章∶ "子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这里的"出"不是出世的"出"，而是出仕的"出"，所以与"出入之辨"中的"出"的意思相反，不是退，而是进，而且是政治上的进，而"处"则是指退处不仕。退处不仕有暂时的，也有永久的。暂时的退处属儒，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出处"中的"处"，永久的退处属道，实际上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出入"中的"出"。道家的退处不仅是对权力而言， 也是对大众而言，不仅想退出政治，还想退出社会。

也就是说，"出入之辨"是儒道之争（后来又有儒释之争），而嵪烈宓?出处之义"则主要是儒家内部的问题， 与这"义"相对立的是污行、苟且、乡愿，另外也有狂狷与中行，言与默、穷与达，无?闻与有闻，内心与外行，圣人之心与名心、耻心等分辩。

"出处"是一统称， 具体地说， 是"出处、去就、辞受、取与"。"出处"是个人对政治的基本态度∶仕还是不仕？"去就"则是对一定的职位而言，去是辞官，就是就职，也包括从低职就高职。"辞受"与"取与"则涉及到对待由政治、职位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的态度，"辞受"主要指是否接受由君主或他人馈赠的礼物、金钱（尤其在先秦）；"取与"与"辞受"接近，但更具一般意义，也更为主动，尤其是"与"，还包含有向他人馈赠的意思。 "出处"含义虽可广可狭，但却集中表现为一种对待政治的态度，焦点还是在仕与不仕。

很显然，古代的"出处"，或者说"仕不仕"的问题，主要跟士这一阶层有关。在一个社会中，要发生"出处"问题，必须是既有这个必要，也有这个可能。在古代中国，这种必要性在于中国社会没有封闭的贵族阶层，君主必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必须"贤贤"而不能依赖"尊尊"和"亲亲"，必须利用士这一"流动资源"；其可能性则在于士这一阶层确实客观上有某种这样的选择自由，有进退的通道和余地，也在精神上具有这样的使命感、责任心和抉择能力，总之，这是我们必须承认的一个历史事实，我们现在不打算再去追溯更深的原因，而是要问∶如此说来，"出处"的问题对于今天已经打破士居中心这一格局的社会还有没有意义？

如前所述，"出入之辨"对于现代中国人的意义早巳不在执着于那一种外在的生活方式，而是在于对待社会的基本态度∶即是进取还是退隐，是有为还是无为。同样，"出处之义"对于现代中国人的意义也不在执着于某种外在的行为方式。

首先，传统儒家的"出处之义"虽然主要涉及的是政治领域，并且具有特定的精英论色彩--基本上只与士这一阶层有关，但它所力图贯彻的精神却是一种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精神∶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苟且，而是要遵循义理，为所应为，为所当为。"出处"基本上是一个义利问题，而义利问题是对每一个人都存在的，而不管他是谁以及他是否从政。

其次，社会的伦理应当是诉诸原则的伦理，但是，个人在应用道德原则时， 由于复杂多变的境遇常常不得不依靠一己良心的裁制决断。所以，良心对一般原则的诉诸与良心根据具体境遇的自我裁断两者实在都不可偏废。"出处"的问题可以说如此强烈地凸现出良知自我裁断的作用和意义，以致一些儒者认为出处一事是一件他人不好妄加评论，更不能越俎代疱，而是必须特别依赖于当事人自己的良知裁决的事情。宋儒胡安国说∶"至于行己大致，去就语默之义，如人饮食、其饥饱寒温，必自斟酌，不可决于人，亦非人所能决也。"15我们在强调过义理原则的重要性之后，再以"出处"为例来谈良心在具体境遇中的自我抉择，不仅可以展示良心的具体应用，亦可防止前论?流向偏颇。

再次， 出处可以说是迹、是行、是事关廉耻的大节，是人禽之分，高尚与堕落之分的关口。 今日从社会的角度论道德，说做人，应从何处入手？是从心性、境界入手，还是从行为、大节入手？前者总有精英论痕迹，后者却能对所有人开放；前者可能造就数个崇高君子，后者却能撑起社会基本纲常；何者为急？何者为要？在传统的精英等级制社会，人们常说要由好的学风影响和造就好的士风，由好的士风影响和造就好的民风，但是，在一个士已处于边缘，或者说已融化于民的社会里，在一个不再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的时代里，这一次序是否还有现实意义？而且，即使从士这一阶层来说，看来也必须首先重视砥砺名节，立定脚跟。顾亭林有感于明未清初的学风之日弊，曾经不无忧虑地说过∶"是故性也、命也、天也、夫子之所罕言，而今之君子之所恒言也；出处、去就、辞受、取与之辨，孔子、孟子之所恒 言，而今之君子之所罕言也。"16所以他在道德上强调从基本的做起，不说"成圣成贤"，而只说"行己有耻"，自子臣弟友之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 矣！……士而不先言耻，则为无本之人。"17

最后，即使就传统"出处之义"的特定意义而言，这一意义在今天看来也仍然没有完全过时。近一百多年来，这一问题仍然纠缠着中国的学者，甚至把他们逼入了更加困惑的两难处境。"出处"的形式当然已经改变，但是对政治采取何种态度的基本问题依然存在，乃至于咄咄逼人，使人难于逃避。这不止是一个考虑是否从政的学者才遇到的问题，而是每一个有良知的学者都面临的问题∶学术与政治之间究竟有没有距离？学者要不要介入政治？或者以何种方式介入？介入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压迫学者心灵的份量并不稍减，它的淡化大概得有赖于政治的日益清明或学者对其事业和使命的重新估价，而这些转变都离不开历史的借鉴。

先儒“出处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