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和尊重别人，这是母亲给张亚勤上的另外一课。8岁那年有一天放学回家后，张亚勤跟妈妈讲起路上的见闻，无意中取笑了一下自己刚刚看到的一个人。母亲很严厉地打断他说：“亚勤，你怎么能揭别人的短处呢？”其实亚勤刚说完就后悔了，看到母亲很认真的样子，他也知道自己错了。母亲又认真地对他说：“亚勤，你还小，你要记住，要想得到别人的尊重，必须首先尊重别人。
”
一些社会学者在总结“*”对中国造成的影响时，列出了突出的两条：（1）广泛的社会运动严重阻滞中国经济的发展，使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经济最少落后西方发达国家50年。（2）学校教育荒废， “50后”和“60后”整个代际出现文化断层……在这些宏观的历史图景背后，是对个体情操的彻底性破坏—在那个人性空前荒芜的时代，整个社会的情感架构都受到了严重冲击，世界上没有一种关系值得信任。乱世之下，母亲的严格要求时时给儿子作出了正确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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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容的力量
熟悉张亚勤人都说：“他是一个温和的人”“是个很好的聆听者，能够尊重各种不同的意见”“拥有海纳百川般的智者的胸襟”。
而对于这种性格的成因，张亚勤解释说：“小的时候，我有各种各样的困惑，身边总是充斥着各种不同的声音。总是在流离迁徙，和小孩一块玩，朋友也是不一样的，今天是这样的朋友，第二天就遇到那样的朋友。所以经过了太多的东西之后，就学会了理解。世界并不是单一的，有各种不同的人，而且你要尊重别人。小时候我和大城市的孩子同过学，和农村的孩子也同过学，特别乱的环境下也有，特别好的环境下也有，我生活的环境很不同，这些小孩可能都有不同的特点。后来就知道要多元化，包括我到了美国之后，东方的文化、西方的文化，然后管理的文化、研究的文化，就是最多元的，我现在工作的地方是最多元的，就和联合国似的，什么方面都有，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包容。”
事实证明，这种包容、体谅的性格，并没有使张亚勤吃亏，反而成为他取得成功的有利因素之一。张亚勤也认为，包容是晋商得以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晋商能够走出去，包容其他的文化，所以缔造了商海中难得的晋商传奇。他说：“山西在明清的时候，农业资源相对比较匮乏，但是山西人没有局限于此，没有守土，而是走出去。开拓出一个白银帝国，一个新的商业文明，可以说叱咤商海500年。这些成功都需要包容的心态。要知道，离开故土的人要是没有包容的心去适应别人的话，根本就很难生存。”
12岁的大学生（1）
亚勤的话：绝大多数人在智力上的差距是微不足道的，真正重要的是如何用好自己的才智。
童年辗转四处的动荡经历使张亚勤很难在同一所学校连贯地读书，但客观上也给从小以自学为主的他创造了跳级的机会。日后12岁上大学的伏笔，就此埋下。每一次转到新地方，学校就根据张亚勤的知识水平决定他上哪一个年级。
通常是家人把他带到老师面前。老师随手出几道数学、语文题，哪个年级的问题都有，以他能够解答的难度最大的题目为准分配班级。
感谢姥姥和母亲始终坚持不懈的家庭教育，张亚勤的自学反而比体制都被彻底破坏的校园学习效果更好。张亚勤面临的最有难度的一次考试是，一位老师给当时只有9岁的他出了一道五年级的算术方程式。这确实是张亚勤从来没做过的一道题，但母亲曾给他看过五年级的课本。“拍照式记忆”又发挥了作用，沉思之后，他最终还是得出了答案，这也让本来有心试探的老师惊叹不已。
就这样，张亚勤频频跳级，到了小学毕业的时候，居然才9岁。同一年，家里又添了一个妹妹，母亲得天天上班。于是，照看妹妹的工作也落到了刚刚9岁的小亚勤的身上。已经完成了小学课程的张亚勤索性休学，留在家里一边照看妹妹一边开始学习初中的课程。
“*”后期，长达数年的混乱令整个社会疲惫厌倦，人们开始反思，砸学校、批老师、焚烧书本这些行为也激起大众的反感，理性求知的愿望从人们心底里迸发出来。渴望知识、尊重知识的风气悄然回归。在那个学业荒废已久的年代，突然出了张亚勤这么一个总是辗转求学，却接连跳级的成绩很好的孩子，马上引起了人们浓厚的兴趣。
一传十，十传百，很快满城皆知，都说太原出了个“神童”。在当时求知若渴的大氛围下，张亚勤成了被推崇的榜样，毋宁说这个9岁的孩子令人们感受了扑面而来的新时代的微风，变革的希望似乎并不遥远，恰恰就在身边。于是，有学校请他去宣传“经验”，教大家如何快速提高成绩。
“我的法宝就是‘求知欲’：刨根问底，不明白的问题一定要搞个水落石出。比如最容易遇到的数学难题，一下课，我就会拿着不懂的问题去问老师。如果老师已经下班，那就追到老师家里去问。”有一天，张亚勤看到数学老师的书桌上放着一本北京大学编写的有关三角函数的参考资料，这是当时高中的数学课程。一向喜欢钻研的张亚勤又对这本书产生了兴趣，他向老师借这本书回家看。尽管知道他聪明，但老师还是很惊讶：“这个是高中课程，你能看懂？”张亚勤小声说：“试着看看。
”
一个多星期过去了，张亚勤兴冲冲地来还书了。
老师问他：“看了？”
“看了，我把里面的习题都做了一遍。”说着张亚勤把自己的习题本交给老师。老师一边翻看习题本，一边暗自称奇。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也都聚拢了过来，有位老师不太相信，当场出了三道难题让张亚勤计算，他真的都做出来了。一个不满10岁的孩子，一星期内学通了一本高中教材，做完了所有的习题，这让教研室的数学老师们也刮目相看。
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说过：“人脑和人心一样，朝着被赞赏的方向走。”张亚勤的天赋随着年龄的增长表现得越加明显。11岁那年，他直接参加了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并且又一次考了所有考生中的最高分。
12岁的大学生（2）
那时“*”已经结束，但知识青年返城政策还没有出台，高考也没有恢复，初、高中毕业生毕业之后何去何从，仍旧是个悬而未决的问题。沿袭旧的制度，城市里仍旧使用“留城证”，一个家庭只能有一个孩子留在城里。张亚勤家也面临这个问题，妹妹出生后，母亲曾经和张亚勤开过这样一个玩笑：“我们家只有一个留城名额，你留还是妹妹留？”
这样的问题对于一个11岁的孩子来说，似乎太过严峻。但是因为已经上了高中，所以抉择一下子摆在了他的面前，看着牙牙学语的妹妹，张亚勤的潜意识里认为一定是妹妹拿那个名额，他对母亲说：“当然给妹妹。
”
恰逢此时，1977年山西美术学校招生，尽管这只是一所中专学校，美术天分不错的张亚勤还是想去报考，考上的话，就可以将留城证让给妹妹，而自己也可以继续学习。历经十年断档后初次恢复招生，考察项目比较简单。张亚勤很轻松地就通过了考试。
但是，连连跳级的神奇少年选择了美术学校，怎么看都是一种志向屈服于现实的妥协，令周围的人唏嘘不已。考虑再三，张亚勤和母亲还是决定放弃。下一步怎么走？从来都是周围孩子学习榜样的张亚勤毕竟还是个 11岁的孩子，他的茫然是实实在在的。
就在这个时候，一个名字跳进了他的视野，彻底改变了张亚勤的学习轨迹，这个名字就是—“宁铂”。
1978年，高考恢复，百废待兴。中国第一届科学技术大会在北京召开，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中国迎来了科技的春天。同时，“早出人才，快出人才”的口号，从这片荒芜已久的人才荒漠里迸发出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3岁的少年宁铂参加了第一届高考，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时任副总理的方毅亲自指示中科院下属单位中国科技大学，破格录取宁铂。作为天才少年的宁铂成为新时代的符号。
“13岁上大学”的消息在张亚勤这里轰然炸响，令他豁然开朗。最先把这件事告诉张亚勤的是他当时的高中班主任老师。这位老师非常关心张亚勤的成长，同样经历过“*”洗礼的他，自然也希望自己的学生中能够出现一个像宁铂一样的少年天才。
那天一大早，老师拿着《光明日报》来到张亚勤家里。张亚勤的母亲看完对宁铂的报道后，马上明白了老师的心意。但作为一个母亲，她是有疑虑的：张亚勤年纪小，读高中尚不满一年，去考少年班，实在是太仓促了些。母亲不由得摇摇头。
老师和母亲不寻常的神情，吸引了正在和小朋友下军棋的张亚勤，他也好奇地拿起报纸。一排醒目的黑色粗体字标题令他莫名地一震，认真读完报道后，“宁铂”、“中国科技大学”、“少年大学生”这几个词在张亚勤的心里挥之不去。
“应该说就是那个时候，宁铂激发了我最大的潜力。这之前，我只是读书、跳级，一门心思学习，除了一直都希望能够飞到更广阔天地的朦胧梦想外，从来就没有对将来要去哪里、要做什么有过明确的定位。那份《光明日报》告诉了我目标在哪里，自己将要去做些什么！以前在文学作品中读到的大学生活—校园里成排的白杨、宽阔的操场、摆满玻璃器皿的实验室和几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这些画面似乎离我并不遥远。”
第二天一起床，张亚勤对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要考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这时候距离高考只有半年时间，而11岁的张亚勤刚上高一不久。要考中国科技大学，意味着他要马上进入高二，用最短的时间完成高中的所有课程。
12岁的大学生（3）
张亚勤要跳级考少年班的事情一传出来，立即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一个高一的孩子
6个月后参加高考，这怎么可能？”很多人产生了疑问。按照规定，只有高二应届生才可以参加高考，张亚勤非但不符合条件，还有两年的课程需要补。好在学校支持他，校长说：“只要考试能通过，你上哪个年级都可以。先考高二的尖子班，那个班师资力量强，考上了尖子班才有参加高考的希望。”
当时距离尖子班的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张亚勤以惊人的学习速度，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了高中两年的课程，成功升入高二尖子班。若干年后，谈到那一个月的学习，他说：“当时的功课比较简单，所以一个月学完两年的课程还是有可能的。那一个月可能是我一生中最用功的一个月，每天差不多学习接近20个小时。所以，动力很重要，我的动力就是高考，就是中国科技大学。”
接下来的高考冲刺阶段的学习是张亚勤终生难忘的一段经历。为了顺利考试，张亚勤在老师和母亲的帮助下制订了一套系统完备的学习计划，每天科学地安排时间，系统地学习各科知识。除此之外，在上学的路上、课间活动等点滴时间里，他也要见缝插针地背上几个外语单词，做上一道数学题。这是一个非常时期，再没有了平日里的逍遥自在，不论在学校里还是在家里，他都是在埋头苦读。
与其心不在焉地学十小时，不如集中精神学一小时。无论学习还是做事，大脑的思维一定要连贯，就好像激光，放射出来之前一直是在集中，集中好了以后一下把它放出去。
“我一定要参加高考，一定要上中国科技大学。”明确的目标、对外面世界的向往鼓舞着张亚勤。年仅11岁的孩子，如此的懂事和刻苦，母亲看在眼里，疼在心上。于是，每晚10点之后，她便硬性要求亚勤必须马上睡觉。可“中国科技大学”就是张亚勤心中的火焰。即使躺在床上，他还会闭上眼睛回想一些英语单词、一些解题原理……
这种刻苦经历，在张亚勤此后的生活中屡次出现。无论是读研究生时攻克电路板问题、留学时攻克论文，他都会彻底沉下心去，潜心专注于问题。有一次数学课随堂测验，时间是
15分钟。发完卷子，老师一声令下，同学们便开始埋头答题，前面的题目轻车熟路，张亚勤答得很顺当，几分钟就做完了，可是最后一道题他从来没见过，一下子卡住了。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张亚勤心急如焚，他绞尽脑汁，仍旧没有任何思路。最后，他只能空着这道题交卷。下课后，他仍旧念念不忘那道题，直到放学回家路上，他还在想那道题，快到家的时候他还是没想出来，于是，他又转身跑到数学老师家里，把那道题问了个水落石出。现在回想起来，即使已经拥有多项专利，张亚勤依旧对那道没有解出的数学题心有不甘，挫败感记忆犹新：“做数学题就如同上阵杀敌，一道题没做，就相当于跑了一个敌人，一定要把他抓回来。”
然而，就算他如此拼命，在距离考试还有两个月的时候，还是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这天，正在家里看书的张亚勤突然右上腹部剧烈疼痛，冷汗直流。到医院一查，诊断是劳累过度引起的急性肝炎，必须进行住院治疗。住院就意味着要放弃当年的高考。母亲安慰他，说他的年纪还小，可以迟一年再考。但张亚勤生平第一次反对母亲说：“不行，不考就等于彻底失败，一定要考。”母亲拗不过他，只好一边照顾他，一边帮他把复习资料拿到病房里来。就这样，在医院的病床上，伴着消毒水的味道，张亚勤一边输液一边学习，准备高考。
12岁的大学生（4）
有惊无险。1978年7月，12岁的张亚勤和全国的600万考生一起走进了高考考场。那是“*”后正式恢复高考的第二年。十年上山下乡，无数学子在田间地头、牛棚猪舍旁刻苦学习，只为等待这一时刻的来临。从影像资料中可以看到，当时考场上考生年龄参差不齐，三四十岁的考生也很常见，甚至有些考生的子女的年龄都比张亚勤大。尽管年纪小，在与成年人同场竞技的考场上，张亚勤的表现丝毫不逊色，他的信心不输给任何一个成年人。
一个月后，高考成绩公布，尽管张亚勤的成绩十分出色，但比当年中国科技大学在山西省的录取线还是低了十分。就在他以为自己要和中科大失之交臂的时候，三位华裔科学家的一个创举改变了他的命运—1978年3月，李政道、杨振宁和丁肇中联合倡导在中科大创建首期少年班。少年班有一个独立于高考之外的招生考试。这时距离少年班考试只有差不多两个星期了，考试报名已经接近尾声。那时候的少年班不像现在是统一报名，而是推荐报名，由老师推荐到学校，到市里，再到省里，一级一级上报。到真正报名时家人才知道报名程序，而这时候老师已经将考生名单上报了。离考试只有几天时间，报不上名，就意味着之前的所有努力都功亏一篑了。张亚勤没有放弃，他和母亲直接找到了省招生办。由于时间仓促，他连考试科目都不知道，只能借来一些很老的习题集翻看。
张亚勤当时已经闻名山西全省，如果他能成为少年大学生，也将是山西省的一大荣誉，所以当母亲带着他向招生办主任说明情况后，对方马上爽快地答应将张亚勤的名字加进考生名单。
“皇天不负苦心人”。7月的一天，张亚勤领到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的录取通知书。人们争相传颂着这个奇迹—“12岁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少年班”“比宁铂还小的大学生”……一时间，张亚勤成了整个山西省的骄傲，《太原报》、《山西广播电视报》、《山西教育报》……省内的各大报刊纷纷报道了他的“事迹”。
太原的一些学校甚至挂起了“向张亚勤同学学习”、“掀起学习张亚勤的新高潮”等标语。张亚勤看到这样的标语，心里难免有了小骄傲，禁不住有些炫耀地指给母亲看。没想到母亲并没有表扬他，而是冷冰冰地说了一句：“你没有什么好让人家学习的，你和别人都一样。
”
这句话让张亚勤躁动的心一下子就跌落到了冰点。他不明白，一直鼓励他的母亲为什么突然浇他冷水。后来，张亚勤才体悟到母亲的良苦用心：“她是担心我在突如其来的荣誉面前迷失了自己，生怕我小小年纪就背负上盛名的压力，母亲只想让我顺其自然地快乐成长。事实证明，母亲的判断是绝对正确的。低调沉稳、踏实内敛是必备的人生态度。”
人有很多能力，最重要的是判断力，它比别的能力重要100倍—如果判断失误，那么其他能力也都没有用武之地。如果你的沟通能力很强，那就更糟了，因为你可以轻而易举地用你的错误判断影响别人。
岁月荏苒，转眼30年过去，再回首当年参加高考时的有惊无险，张亚勤颇多感慨，而对最后考试成功，他也解释说：“我的考试成绩在全国范围看并不突出。尽管数学得了高分，最后一道附加题只有我一个人解出来。但那道题是我做过的，我最初见到那道题的时候也解不出来，整整想了两天才解出来，要是让我当场做那道题，我根本不可能做出来。”
回忆起30年前的那次考试，张亚勤说：“1978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以一个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气魄与勇气作出了改革开放的决定，而恢复高考则是彻底改变每个普通人以及整个国家未来命运的根本性战略。中国的发展需要人才，高考正是遴选人才、进而创造整个社会尊重知识、重视人才的机制。1978年是改变我命运的一年。”
一个多世纪以前，梁启超写下了《少年中国说》，培养什么样的青少年，如何培育中国的未来，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的时点，就成为一个关乎民族兴废的话题。也正是因此，记录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历程的《中国故事》节目选择了张亚勤、柳传志、郭凤莲等十个标志着新时代印记的名字，记述那段凋敝岁月之后的复兴历程。
“我那个时候就是想和特别聪明的孩子在一起。”若干年后，张亚勤这样回忆自己“神童”经历的缘起。在时代提供的宏大背景下，张亚勤创造了自己的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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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样的力量
如果说，张亚勤能够考上少年班，完全凭的是自己的努力，没有人会有异议。但是，有一种力量在无形中给了他很大的动力，那就是榜样的力量。在那个阶段，这种榜样的力量来自宁铂，他几乎是张亚勤当时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下去的精神支柱。
今天张亚勤回忆起来，说道：“有一个目标、一个启示对人的成长很重要，或者说你不同时期的人生确定了不同的目标，对人生方向有很大的影响。在这点上，还要追溯到母亲的教导：那时母亲一直希望我成为一个有理想的人，她从精神层面上给了我激励。她常说：‘不管
古今中外，处处都有你学习的榜样。’我上中国科技大学时的榜样就是宁铂，我也切身体会到了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随着年龄的增长，张亚勤的榜样观也随之变化了。他说：“人的年龄越大，就越不容易产生偶像感了。不过，我后来也佩服过很多人，比如说我很佩服我留学时的导师，还有一些科学家。”
天外有天（1）
1978年 9月，张亚勤人生中很重要的一次远行到来了。
和往常独自出门一样，这次离家上大学，转移粮食和户口关系、买火车票、托运行李等许多事情都是张亚勤自己去办的。虽然有母亲陪着，但她从不出面，只是在一旁提醒不要把证件丢了。托运行李的时候，工作人员说：“叫大人来办，小孩不能办。”坐在远处看管行李的母亲这才上来说：“他能行，让他自己办好了，我不会写字。”工作人员没办法，只能让“小孩”办。当张亚勤填完各种表格交给工作人员时，工作人员一看是去合肥的中国科技大学上学，都惊奇地围着这个“小孩”问长问短，柜台前一下子涌来了一堆人。在一片赞扬声中，张亚勤和母亲颇费了一番力气才离开现场。
儿子即将远行，母亲当时的心情张亚勤无法完全猜度，但有一点，两个人都十分清楚，从离开的那一刻起，张亚勤就要完全独立生活了。火车站送行的那刻，母亲只是笑着说：“你能行！”
这是张亚勤人生的又一次跋涉，他将从这里开始他生命中的黄金旅程，开始他的大学时光。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同乡—14岁的少年班学生郭元林。车厢狭小拥挤，两个本应戴红领巾的孩子，却背着行李远走他乡，这在满是成年人的车厢内显得很是特别。
一夜颠簸，两个少年终于到达了梦寐以求的中国科技大学。中国科技大学直属中国科学院，是理工科学生首选的一流名校，在那个年代甚至比清华和北大还吸引人。当张亚勤拖着行李站在学校门口，仰望“中国科技大学”几个大字时，他终于舒了一口气。
无巧不成书，当时来接“新生”张亚勤报到的“老生”，就是被他奉为榜样的宁铂。初见偶像、梦想成真—甚至12岁进大学的年龄比起偶像入学时的13岁还要小一岁，都足以成为令张亚勤骄傲的资本。
然而，开学上课后张亚勤才知道，被誉为“神童”的他，在少年班一大批明星学生中并不是最优秀的，他突然有一种被淹没的感觉。按照张亚勤的话说：“去了之后才发现别人都比我强。一个宿舍里7个人，一问别人的分数，满分500分，上铺的同学是430分，对面的同学是450分，而那一年我们山西省的状元也才不过410分。走出来了，你才会知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这种挫败感，让在学习方面一直顺风顺水的张亚勤一下子就懵了，但这似乎并没有对他的心理造成太长时间的影响。毕竟，12岁的张亚勤还是个不折不扣的孩子，在长久的艰苦奋斗之后，第一次完全进入自由状态、痛痛快快干自己想干的事，是无法抗拒的快乐。他后来回忆说：“我那会儿一般早晨睡懒觉，中午起来就吃饭，回来睡个午觉。下午又去踢球了，晚饭后七八点钟才开始学习。”
学校对少年班学生的生活格外照顾。这帮平均年龄在十三四岁的孩子，生活自理能力都不强，所以学校安排他们吃条件最好的教授食堂。刚开始，班主任汪惠迪老师还帮张亚勤洗衣服，后来学校又安排专人为这群孩子洗衣服。张亚勤是班里最小的学生，和班里最大的同学被分在了同一间宿舍。老师再三叮咛那位大同学一定要多照顾张亚勤，可那位同样是习惯被父母照顾的少年，独立生活的能力同样不敢恭维。过了半学期之后，反倒是张亚勤在生活起居上照顾起这位大哥哥来。吃饭的时候，他懒得去食堂，张亚勤就帮着把饭打回来。“亚勤，帮我占个座儿”、“亚勤，帮我把东西拿回寝室”……本来是被指定照顾的对象，却转过头来为大同学服务。
天外有天（2）
张亚勤从小的兴趣爱好就十分广泛，上了大学，自主的空间更大，下棋、看电影、踢球、听音乐会……大学里的宽松环境让张亚勤感觉似乎是提前进入了“自由王国”。有一次他和一个同学去逛动物园，一路玩玩闹闹，看到有意思的就停下来指指画画一番。正好动物园里举行杂技演出，两个还是孩子的小大学生一下子就被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表演吸引住了。演出结束，已是暮色深沉，等他们走出动物园大门的时候，最后一班公交车早已经开走，他们只好一路走回学校。当两人又累又饿地回到学校，已经是深夜11点半，校门早就关了，宿舍也已经熄灯，疯玩了一天的两人实在不敢去叫看门老大爷来开门，只好摸黑翻墙。围墙是用红砖加水泥垒砌的，又高又滑，出于安全考虑，墙头上还拉了一圈铁丝网。好在两人年纪小，身体灵活，没费多大力气就翻过去了。不过，站在围墙内的张亚勤刚松了一口气后，就发现裤子上被刮了一道长口子。大学期间诸如此类的顽皮故事，多得不胜枚举。
就在张亚勤将时间慷慨地挥霍在音乐会和运动场上时，第一次期末考试一下子让他傻眼了：成绩一落千丈，数学只得了61分，语文71分，其他科目也差不多是这个水平。成功从来就不是理所当然。来合肥之前，母亲就告诫他，名声，还有报纸上那些褒扬他的话，都没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孩子，还不能说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
老师找张亚勤谈话，并写信将这一情况告诉了他的母亲。张亚勤一下子从勤奋的好孩子变成了“问题学生”。母亲接到信后非常失望。假期张亚勤回家时，母亲严厉地批评了他，她说：“如果说你努力了没有学好，那我不怪你，你说你睡觉，不努力，那就是你的问题了。”
“就是那么一瞬间，你会突然发现一切玩的东西都没那么有趣了。”张亚勤重新开始寻求更有味道的东西。他开始看书钻研自己不了解的知识。钻研问题、解决问题才是最有成就感的事。一个接一个的难题，是永远不会重复的乐趣！直到一次通宵学习后，他居然感到内心异常充实。就这样，从第二个学期开始，张亚勤的成绩开始稳步上升，到本科毕业考研究生时，他的考试成绩已经名列前茅。
谁也没想到，开始时在少年班里默默无闻的张亚勤，后来的经历却是令人瞩目。2005年为第一届少年班同学聚会而篆刻的石碑上，张亚勤的名字被排在了最前面，名字下方详尽地描述了他这些年来取得的令母校骄傲的成绩。2006年5月10日，当张亚勤的高校演讲移师中国科技大学时，更是受到了高规格的礼遇。而宁铂则本科毕业后在中国科技大学当了25年老师，在一段不幸的婚姻后，于2002年遁入空门，皈依佛教。后来，有人在分析宁铂的际遇时认为，人们加在他身上的荣耀和期望过于沉重，他再早慧也毕竟只是个孩子，无法负荷成人世界里那么复杂的东西。在铺天盖地的赞誉面前，宁铂开始怀疑自己能否达到别人的期望，他开始害怕失败，丧失了“神童”身上最重要的东西—自信和无畏。
大学毕业之后，宁铂强烈地希望报考研究生。第一次是在报名之后，他放弃了；第二次是在体检之后，他又放弃了；第三次，他甚至领取了准考证，但是在走进考场的前一刻，他又放弃了。
张亚勤并不认为遁入空门的宁铂就比那些“功成名就”的同学差劲儿多少，在宁铂的世界里，他追求的未尝不是真正令他心情平复、获得快乐的境界，但对于宁铂数次放弃，张亚勤则异常惋惜：“他如果向前迈一步，走进考场，是一定能够通过考试的，因为他的智商比所有人都高。可惜他没有进考场。这不是一个聪明不聪明的问题，而是你如何面对自己的问题。”
耐人寻味的是，在当时对宁铂的大量报道中，有一篇报告文学这样写道：“他显得比同龄孩子沉静、坐得住，自控能力强，学习更自觉。”也就是说，宁铂之所以成为神童，并非仅因智商高，他当时的情商也是出类拔萃，也许正是“神童”巨大的光环，让他变得裹足不前。没有人能够还原宁铂当时承受的“光荣”之下的重压。他必须无数次与“分数不理想”的现实搏斗，他确实聪明过人，但他的分数一旦与神话不符，有些人就会说“宁铂已经不行了”。
相比之下，“默默无闻”的张亚勤则幸福得多了。以“后进生”的身份奋起直追，没有压力，反而一步一个脚印追了上来。后来他深有体会地说：“有时候我们回过头去看看，对比周围形形色色的人就会发现：有些人比你更聪明、更杰出，那不是因为他们得天独厚，事实上你和他们一样好。如果你今天的处境与他们不一样，只是因为你的精神状态和他们不一样。在同样一件事情面前，你的想法和反应和他们不一样。他们比你更加自信，更有勇气。仅仅是这一点，就决定了事情的成败，以及完全不同的成长之路。”然而，当有些人提及当年处于焦点位置的宁铂，和张亚勤进行比较时，张亚勤却一再表示：“同学中比我厉害的人有很多，成绩比我好的人也很多。”
而且他认为放弃俗世价值观的宁铂绝不是“失败者”—“他只是用另一种方式追寻人生的意义。”就像《庄子·秋水篇》所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张亚勤引用林肯的一句话，说出了他这些年来对名声的理解：“品格如同树木，名声如同树阴。我们常常考虑的是树阴，却不知树木才是根本。
盖茨、中国和创业
1998年9月底，普林斯顿的天气开始慢慢转凉。张亚勤在桑纳福多媒体研究院的工作已经驾轻就熟，当时他管理着一个拥有近百名研究精英的团队，业务从研究、产品化、市场甚至延伸到了创业公司上市。张亚勤在中国科技大学的师弟李世鹏也在毕业后被他招至麾下，两人还说起：国庆节将至，远在家乡的同胞们应该都准备过节放假了。
张亚勤清晰地记得那是个凉爽的下午，下班时间已到，同事们陆续离开了研究院，他像往常一样，并不着急回家，开始处理一天的电子邮件。在近百封电子邮件里，有一封很不起眼的邮件引起了他的注意。邮件来自一家猎头公司，刚开始他以为是垃圾邮件，就随手删掉了，但又一想，还是看看究竟是什么内容再说。
这封邮件说微软将在中国建立一个基础研究机构，计划招募几位世界级科学家一起去中国创业。邮件最后说，如果张亚勤有兴趣，研究院的李开复院长想和他谈谈。
张亚勤那时候和李开复并不认识，而且作为猎头公司名单上最抢手的人，他对offer已经不太敏感了。不过，邮件中的“中国”二字，还是照亮了他心中模糊的想法。
于是，他回邮件说愿意和李开复聊聊，并同时在网上搜索“李开复”这个名字。一搜才知道，原来李开复也是一位享誉全球的科学家，尤其在语音识别技术方面卓有成就，早在1988年，李开复还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期间，就开发了“奥赛罗”人机对弈系统，击败了人类的黑白棋世界冠军，后来他又开创性地运用统计学原理开发出世界上第一个“不特定语者连续语音识别”系统，引起业界的轰动。
张亚勤产生了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第二天，李开复的电话就打来了。听得出，他也很想跟亚勤聊聊。
张亚勤一直潜心自己的工作，他并不知道就在两个月前，李开复刚刚接受了微软公司“改变世界”的邀请，正式加入微软。此前，李开复是世界著名的SGI公司的副总裁，而在进入
SGI之前，他曾经是大名鼎鼎的苹果公司副总裁。正打算结束 SGI生涯的李开复，从好友黄学东那里了解到，比尔·盖茨决定把微软剑桥研究院的模式复制到中国，在中国设立研究机构，延揽当地优秀人才。而当时令盖茨头疼的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负责人。
微软剑桥研究院是比尔·盖茨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大手笔， 6年共计投资 8 000万美元。这所研究院集中了欧洲一批最天才的科学家从事多项前瞻性的研究工作。而这一切即将在自己的祖国复制，令李开复热血沸腾。于是，李开复加入微软，领衔筹备中的微软中国研究院。这位“光杆院长”当时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寻找志同道合的创业伙伴。
李开复当时也不认识张亚勤。当他为研究院列名单时征询身边同是作研究的人，“我现在最应该找谁？”好几个人同时推荐了张亚勤，这已经令他感到惊讶。而当他仔细研究张亚勤的履历时，更是大吃一惊。
12岁进入科大少年班、23岁拿到博士、31岁成为IEEE院士……李开复被“镇
住了”,“这个年轻人真的不简单呢，这么厉害的人，我以前居然不认识。”他说。
随即，李开复就向张亚勤发出了诚挚的邀请：“在中国创办研究院是一个挑战，前人从没有做过，你可以创造历史！”李开复强调的“中国+创业”真正打动了张亚勤，电话里只讲了
5分钟，张亚勤就允诺：“开复，我愿意回国去看一看。
”
向着祖国的方向
接受回国的邀请后，张亚勤在窗前伫立了很久，心情复杂。
回国，到底会不会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在一个人安静下来的时候，张亚勤难免会权衡这个选择的对与错。在国外学习、生活十几年的场景从脑海中一一闪过。工作顺风顺水，成绩越来越突出，这样的生活安逸舒适，几乎可以一眼望到几十年后的自己，这令张亚勤不寒而栗。更重要的是，随着事业的成功，自己对中国的牵挂却越来越强烈。在内心深处，他期待着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
博士毕业那年，他曾经希望能够学成归国，但没能如愿。留在美国作研究的这十年里，张亚勤一直跟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保持着联系。当时国内的资讯比较落后，研究人员甚至还看不到IEEE杂志等国际研究前沿的成果。于是，张亚勤经常给国内的老师朋友发邮件，传递
IEEE杂志中的论文。
这中间还有个小插曲。那时候国内收发邮件是按字数来付费，张亚勤并不知道这个情况，他给中国科技大学的老师回邮件时常常把老师发的内容也一起返回，这样老师在收邮件时要多付发件原文的钱，张亚勤知道后很是内疚了一段时间。
1993年，张亚勤代表GTE研究室到拉斯韦加斯参加国际计算机领域的年度盛会COMDEX。当时中国国内计算机科研发展还处于起步阶段，COMDEX展会上根本没有设中国的展位。但张亚勤却意外地遇到了来自国内中软公司的几位代表。张亚勤跟他们一见如故，邀请他们到自己住的酒店小叙，畅谈国内外计算机发展的前沿趋势。
让张亚勤兴奋的是，几位代表对他讲的多媒体发展动向十分感兴趣，追问了很多问题，大家讨论得非常热烈。这次偶遇让张亚勤看到了中国对前沿科技的执著追求，他深知，这种追求正预示着国内计算机领域未来的希望。果然，没过几年，中软公司、联想公司等中国企业就开始在这类国际级展会上有了自己的展位，展位上展示的也都是自主品牌的产品。这种变化，让张亚勤隐隐感觉到国内的机会越来越多。
自1990年起，张亚勤就成为国际标准组织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s）中专门负责数字音视频编码的MPEG委员会（全称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的核心成员。他回顾说：“那个时候，中国还不是这个标准的成员国，也没有中国的科学家参与这个重要的标准组织。但是，国内的学术同行们也逐渐开始关注国际前沿的学术动态。1996年，中国科学院的高文教授给我写了封信，希望中国能够加入MPEG委员会。这封信中提到他们在国内也做出了一些研究成果，但很难得到国际认可。所以希望能够加入MPEG委员会了解和影响国际标准，增加中国学术界在国际学术科研中的话语权。
”
高文教授在信中提到的困境也是当时国内学术界一个尴尬的现实—由于长期的闭塞，中国科学家很难在国际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国内的研究在国际上基本发不出声音，这反过来又阻碍了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得到国际承认。同是科学家，张亚勤太了解做出了东西却无法传播的苦闷，他开始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1997年，ISO/MPEG委员会召开非常重要的年度会议，张亚勤被推举担任这次会议的轮值主席。于是，就在这次会议上，张亚勤邀请高文教授参加，中国正式加入了ISO/MPEG委员会，从此中国的学者和企业积极活跃在世界视频标准的舞台上。
作为海外华人科学家中的佼佼者，张亚勤在国内的影响也逐渐扩大。后来，国防科工委的汪成伟院士还以清华大学教授的身份，带了一个代表团到张亚勤所在的研究院去作访问。每次有这样的考察团来访，张亚勤总是不遗余力，尽可能多地安排参观、座谈和演示。从国内这些学术同行们的身上，张亚勤也感觉到了国内正在发生着的深刻变化。
1997年，香港回归。对于每个华夏儿女来说，都是件值得庆祝的大事，这也是中国综合实力提升的一个象征。与所有的海外游子一样，张亚勤也为自己的祖国感到骄傲，他终于忍不住要回国看一看。
此时，张亚勤所在的桑纳福公司也接到了来自中国国防科工委的合作邀请，于是，他作为美方代表回国洽谈合作事宜—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出国读书之后，张亚勤第一次回国。
1997年的北京，跟当年张亚勤在中国科技大学读研究生来买实验器材时看到的北京完全是两个世界。当时他跟桑纳福的老板一起住在王府饭店，张亚勤说：“我发现很多中国人也在一掷千金地消费，比如价格动辄成千上万元的洋酒，销量很大，这让我有种说不出的感受，中国真的开始进入商业化社会了。我心里想，这次回来正是时候，谈合作应该没问题。”
然而，在所有合作项目的洽谈中，都存在同一个问题：国内公司对先进技术确实需求很大，可双方在价钱问题上的差异也很大。当时国内公司做一个项目一年能拿出几百万人民币就算是很多了，而这些钱对于国际高科技企业来说，可能是一个项目的零头。最终，张亚勤跟科工委和中国联通等几家公司谈的几个项目都没有成功。合作没有谈成，张亚勤心里很不是滋味。他本来还希望桑纳福能在国内开分公司，他就可以回国主持分公司，但从这次谈判的结果来看，走这条路回国暂时还是行不通的。这也让张亚勤内心有些沉重：国内与国外的差距，并不是仅凭一己之力可以改变的。要回国，必须尝试其他途径。
仅仅一年之后，李开复的邀请、微软的平台，再次点燃了张亚勤的希望。张亚勤说：“我的内心有一个声音在召唤我回来。尽管国内的条件相对落后，但这也是我回来的价值
—用自己的努力为改变局面做些什么。
”
“你会被边缘化的。 ”
当天晚上，细心的妻子汪健看出张亚勤有心事，问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张亚勤将回国的计划如实说了。
汪健深知国内科研条件不好，回国能否有好的发展，都是未知。对不确定的前景，汪健有些犹豫，毕竟孩子还小，自己也在美国工作，回国意味着整个家都要连根拔起。为了家庭的安稳，她从内心不希望张亚勤去“折腾”，她用征询的口气说：“等国内研发条件再好些，再考虑这个问题不行吗？”
“我先回去看看。”张亚勤安慰她说。
11月初，张亚勤先到微软公司去了一趟，这是李开复跟微软公司总部协调后安排的一次见面会。张亚勤在微软公司位于雷德蒙的总部拜访了主管微软研发的高级副总裁里克·雷斯特和微软研究院的院长凌大任，对微软公司的研发环境有了直观的感受。此外，李开复还找了几个在总部微软研究院工作的“说客”，包括沈向洋、黄学东、刘自成和洪小文，大家都把微软中国吹得天花乱坠，恨不得让张亚勤马上就答应。
几天之后，在北京香江花园的大堂，张亚勤第一次见到了李开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微软中国研究院的两个主要奠基人的第一次会面。
两人一见如故，李开复回忆道：“他冲我微笑，满脸诚恳，像老朋友那样跟我打招呼：‘嗨，开复。’”他们聊了各自对科技领域的看法和对中国的看法，发现彼此在很多方面的观点都不谋而合，更重要的是，两个人同属性情中人，内心深处都为要开创一番事业而无比兴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