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契约给了人类力量，但条件是我们不再相信整个世界有一个伟大的宇宙计划能让生命有意义。然而，如果细查契约条款，会发现有一条赖皮的例外条款。如果人类不用通过伟大的宇宙计划也能找到意义，就不算违背契约。
这条例外条款正是现代社会的救赎，因为如果真的没有意义，就不可能维持秩序。现代社会在政治、艺术和宗教方面的斐然成就，为人类的生命找到了意义，但找寻意义的过程与伟大的宇宙计划没有关系。虽然我们现在知道自己不是什么神圣戏剧里的角色，也没有谁真的在意我们或我们的行为，因此不会有人限制我们的力量，但我们仍然相信自己的生活有意义。
在2016年，人类确实是鱼与熊掌都能兼得。人类拥有的力量不仅远超以往，而且让前人都跌破眼镜：上帝已死，但社会并未崩溃。纵观历史，先知和哲学家都认为，如果人类不再相信有一个伟大的宇宙计划，所有的法律和秩序都会消失。今天，对全球法律和秩序造成最大威胁的正是那些继续相信唯一真神和伟大计划的人。对神怀有敬畏的叙利亚，比世俗的荷兰要暴力许多。
如果没有宇宙计划，我们也不用遵守神圣或自然的法则，那么为什么社会不会崩溃呢？为什么你能够旅行数千公里，从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到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或从新奥尔良到蒙特利尔，而不会被贩奴者绑架、遭亡命之徒伏击，或被敌对部落杀害？
向内心探寻
正是人文主义，让人类摆脱了人生无意义、存在没依据的困境。人文主义这个革命性的新信念，在过去几个世纪征服了世界。人文主义宗教崇拜人性，期望由“人文”来扮演上帝在基督教或真主在伊斯兰教扮演的角色，或自然法则在佛教和道教扮演的角色。传统认为，是伟大的宇宙计划为人类生活带来了意义，但人文主义让角色逆转，认为是人类体验为宇宙赋予了意义。根据人文主义的观点，人类必须从自己的内在体验找出意义，而且不仅是自己的意义，更是整个宇宙的意义。这是人文主义的主要训诫：为无意义的世界创造意义。
因此，现代性推动的主要宗教革命并不是对神失去信心，而是对人类有了信心。要走到这一步，足足花了数个世纪。思想家写着宣传小册，诗人写着诗，音乐家谱着交响曲，政治家推动着各种契约，他们共同使人相信，人文可以让宇宙充满意义。想知道人文主义革命的影响有多么深远，可以看看现代欧洲文化与中世纪欧洲文化有多么不同。在公元1300年，伦敦、巴黎和西班牙托莱多的市民还不相信人类自己就能判断善恶、正误、美丑，认为只有神才能创造和定义善良、正义与美丽。
虽然当时已经认为人类确实享有独特的能力和机会，但同时认为人类就是一种无知和堕落的生物，如果没有外力监督指导，就不可能理解永恒的真理，而会沉溺在一时的感官享受及世俗幻象之中。中世纪的思想家还指出人类不免一死，各种观点和感受会如风般易逝。人们在今天全心爱着某样东西，明天就可能会厌恶，等到下周，甚至连自己也已过世、深埋地底。因此，任何根据人类观念而得的意义，都必然是脆弱而短暂的。这么说来，如果要讲绝对的真理、生命和宇宙的意义，就必须根据某种高于人类的来源所产生的永恒法则。
根据这个观点，神不仅成了意义的本源，也成了权威的本源。意义和权威始终携手共进。那些判断我们的行为究竟属于好坏、对错、美丑等意义的人，也会获得权威，能告诉我们该如何思考和行动。
以神作为意义和权威的源头，这可不只是一个哲学理论，而是影响了人类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假设在公元1300年的某个英国小镇，有位已婚妇女很喜欢到隔壁邻居家偷情。当她溜回家，忍住笑意、整理衣服的时候，心里会开始不停想着：“这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会这么做？这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代表我是怎样的人？我还该继续这样吗？”为了回答这些问题，这位妇女该做的事就是去找当地的神父，向他忏悔，并请求上帝给予指导。神父对《圣经》的内容了如指掌，而《圣经》的内容也告诉他上帝对于通奸的看法。基于上帝永恒不变的话语，这位神父可以明确判断这个女人犯了一项不可饶恕的罪，如果不悔改，就会下地狱。所以，她必须立即悔改，捐10枚金币给即将出征的十字军，6个月内不得吃肉，还得前往坎特伯雷，到圣托马斯·贝克特主教（St. Thomas Becket）的安息地朝圣。而且不用说，这种可怕的罪过绝对不可以再犯。
现在的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几个世纪以来，人文主义一直想让我们认为，人类自己就是意义的本源，因此自由意志也是最高的权威。我们不需要等着某个外在的实体说三道四，而能够用自己的感觉和欲望来判断。从小，我们就不断听到各种人文主义的口号：“要聆听自己的声音，对自己真诚，相信自己，追随自己的心，做让自己快乐的事。”卢梭的教育小说《爱弥儿》，正是集各家大成，可以说是18世纪讨论感受的“圣经”。卢梭认为，当寻找生活的行为规则时，应明白这些规则是“在我心深处，出于自然，无人能抹去。想做什么，只需要请教自己。我觉得好，就是好，我觉得坏，就是坏”。 1
因此，如果一位现代女性想知道自己有外遇有何意义，她不太可能盲目接受神父或某本古书的判断，而是仔细审视自己内心的感觉。如果这时的感觉还不太清楚，她会打电话给闺蜜，两人见面喝喝咖啡，倾吐心声。如果连这样还是觉得琢磨不定，她就会找一位心理治疗师，把一切都告诉他。理论上，现代的心理治疗师与中世纪的神父站在同一个位置，也已经有太多人对两者做过比较。总之，实际上，两者有一个巨大的差别：心理治疗师并没有一本定义善恶对错的《圣经》。当这位妇女说完故事的时候，治疗师不可能忽然破口大骂：“你这个邪恶的女人！你犯了一个可怕的罪！”当然，他同样不可能赞美她说：“太好了！你真棒！”相反，不管这位妇女究竟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治疗师最有可能做的事，就是用一种温暖关怀的声音问：“那你对这一切有什么看法呢？”
确实，心理治疗师的书架上，有弗洛伊德、荣格等人的著作，还有厚达千页的《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简直能把书架压垮，但这些都不是什么神圣的经典。《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诊断的是生命中的疾病，而不是生命的意义。大多数心理学家相信，唯有从人的感觉出发，才有权判断人类行为的真正意义。因此，不论这位心理治疗师对病人的婚外情有何看法，也不管弗洛伊德、荣格或《精神疾病诊断与统计手册》对婚外情这件事有何看法，这位治疗师都不该把自己的意见强加在病人身上。相反，他该做的是帮她走进心中最私密的房间。只有在那里，她才能找到答案。中世纪的神父仿佛和上帝有一条热线，能够为我们分辨好坏，但现代的心理治疗师只会帮助我们触及自己内心的感觉。
这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婚姻制度总是不断变化。中世纪将婚姻视为由神授予的圣事，神同时授权父亲依据自己的愿望和利益，为孩子安排嫁娶。于是，婚外情等于明目张胆地同时挑战了神权和父权。不管这对恋人怎么想、有什么感觉，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今天，人们因为相爱而结婚，而这种关系的价值来自他们的个人感受。因此，如果曾经把你送入某人怀抱的这种感受，今天又把你送进另一个人的怀中，又有什么问题？如果今天，结发20年的配偶已经不能再满足你的情欲和性欲，而这个新情人既善良，又热情，而且还能很好地感受到你的需求，为什么不好好享受呢？
但你可能会跳出来说等等——我们也不能忽视另一方的感觉啊。这位妇女和情人可能在彼此的怀中觉得很甜蜜，但如果被彼此的另一半发现，大家可能都会在一段时间痛苦万分。如果导致离婚，孩子可能一生忍受情感伤痕。就算配偶从未察觉，只是要隐瞒这件事，就会造成极大的压力，并让人越来越觉得孤立和愤怒。
在人文主义的伦理中，最有趣的讨论就是像婚外情这种彼此感觉有所冲突的情境。如果某个行为让一方感觉良好，让另一方感觉痛苦，情况会如何？该如何衡量这些感受？两个情人之间感觉幸福，是否会比配偶和孩子感觉不幸更重要？
不论你想站在哪一边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要看出双方使用的论点。现代人对婚外情的看法各有不同，但无论立场如何，理由都会比较偏向于人的感受，而不会基于《圣经》或上帝的训诫。人文主义告诉我们，只有这件事让人感觉不好，才有可能是件坏事。谋杀之所以是错的，并不是因为有什么神曾说“不可杀人”，而单纯就是因为这会让被害人与其家人、朋友十分痛苦。偷窃之所以是错的，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古籍说过“不可偷盗”，而单纯就是因为如果有人失去财产，会感觉不开心。如果某个行为不会让任何人感觉不好，就等于没错。如果一份古代文献说上帝曾告诫我们不可以制作任何人类或动物的形象（《出埃及记》20：4），但我就是喜欢雕刻这些人物、动物，在过程中又不会伤害到任何人，这究竟能有什么错？
同样的逻辑也能应用到对同性恋的论争上。如果两个成年男性喜欢与彼此发生性行为，且不会伤害任何人，这又有什么错？为什么该用法律禁止呢？这就是两个男人间的私事，应该根据他们自己的个人感受来自由决定。如果在中世纪，两个男人向神父告解，说他们彼此相爱，而且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快乐，神父的判断并不会因为他们究竟高不高兴而有任何改变，而且他们居然不感到愧疚，这可是罪上加罪！今天的情况就不同了，如果两个男人相爱，大家会说：“如果感觉对了，就爱吧！不要让什么神父、牧师影响你们，倾听自己的内心就对了，你最知道什么对你好。”
有趣的是，今天就算是宗教狂热分子，当他们想煽动大众时，也会使用这种人文主义论调。例如，在过去10年间，以色列的LGBT [1] 社群每年都会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举行同性恋游行。在这个充满冲突的城市，这一天难得显得如此和平，因为不管是犹太教徒、穆斯林还是基督徒，都忽然有了共同的敌人：同性恋游行。真正有趣的是他们的论点。他们并不会说：“这些罪人不该举办同性恋游行，因为上帝禁止同性恋！”他们会通过麦克风和摄影镜头高声疾呼：“看到同性恋游行居然穿过耶路撒冷这个圣城的中心，实在深深伤害了我们的感情。同性恋希望我们尊重他们的感受，他们也应该尊重我们的感受。”
法国《查理周刊》曾刊出侮辱伊斯兰教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画，结果在2015年1月7日，便有恐怖分子杀害该刊员工。接下来几天里，许多伊斯兰教的组织发出声明谴责攻击行为，但有些就是忍不住加入一条“但是……”例如，埃及记者组织（Egyptian Journalists’ Syndicate）虽然谴责恐怖分子使用暴力，但同样谴责该刊“伤害全世界数百万穆斯林的感情”。 2 这种情形，可以称为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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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感受不仅能提供私人生活中的意义，也能为社会和政治程序提供意义。当想知道该由谁来统治国家、采用何种外交政策、使用何种经济手段时，我们不会从古籍经典里找答案，也不会只听教皇或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命令。相反，大多数国家都用民主选举的方式，聆听人民对当前事务的看法。我们相信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而个人的自由意志选择正是最终的政治权威。
然而，选民又怎么知道该选谁？至少在理论上，选民要探索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感受，顺心而为，但这并不容易。想要触碰到自己真正的感受，就得先过滤掉那些没有意义的宣传口号、无耻政客无尽的谎言、狡猾名嘴放出的各种烟幕弹，以及被收买的专家提出貌似专业的看法。先清掉所有这些喧嚣嘈杂，才能听到自己内心真正的声音。接着，内心真正的声音会在你耳边轻声说“投给卡梅伦”“投给莫迪”或“投给希拉里”，于是你就在票上盖下印记。这就是我们决定该由谁来领导国家的方式。
在中世纪，大家会觉得这种方法实在愚不可及。对于重要的政治决定，怎么可能以无知俗人一时的感觉为判断基础呢？当英格兰在玫瑰战争之后面临分裂时，从来没人提过要用全民公投来解决。哪有可能让每个乡巴佬或妓女都投一票选择兰开斯特或约克？同样，当教皇乌尔班二世（Urban II）发起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从没说这是人民的意愿。这是神的旨意，政治权威从天而降，不是升起于凡人的心。
图27 圣灵以鸽子的形态出现，送来装满圣油的壶，好为法兰克王国创始人克洛维国王（King Clovis）进行洗礼（图片出自约1380年的《法兰西大编年史》）。根据法国的建国神话，这个壶之后保存在兰斯大教堂（Rheims Cathedral），继任的法国国王加冕也都要涂圣油。每次要加冕时，这个壶都会自动重新填满，因此每次加冕都是一项奇迹，显示上帝自己选定了这位国王并给予祝福。如果上帝不希望路易十世、路易十四或路易十六成为国王，这个壶就不会重新填满
在伦理和政治上是这样，对美学也同样适用。在中世纪，艺术有客观的标准。这些美的标准不会因为人类的喜好而随波逐流，人类的品味应该去追求高于一般人的标准。这在当时十分合理，因为启发艺术的是一些超越人类的力量，而不是人类自身的感受。他们认为，是缪斯、天使和圣灵执起了画家、诗人、作曲家和建筑师的手，完成各种创作。很多时候，如果作曲家写出一首美丽的圣歌，众口赞颂的不是那位作曲家，原因就像大家不会赞颂那支笔一样。笔只不过由人的手指控制和指引，而人又由上帝的手来控制和指引。
中世纪的学者深信古希腊理论，认为是星辰在天上的运动，创造了天堂的音乐并渗透整个宇宙。如果人类身体和灵魂的内在运动能够与星辰创造的天堂音乐达到和谐同步，就能享有身心健康。因此，人类音乐该响应的是整个宇宙的神圣旋律，而不是血肉之躯的作曲家心中的观念和奇想。最美丽的圣歌和曲调，通常都不是出自人类艺术家的天才，而是神灵降下的灵感。
这种观点已不再流行。今天，人文主义者认为艺术创作和美学价值的唯一来源就是人的感受。音乐由我们内心所发，也依我们内心判断，既不需要遵循星辰的韵律，也不需要听从缪斯和天使的命令。星辰根本就是悄然无声的，而缪斯和天使也只存在于我们的想象之中。现代艺术家试图接触的是自己的内心感受，而不是上帝。也就难怪，现在当我们要评判艺术时，已经不再认为有任何客观标准，而是再次转向我们的主观感受。在伦理上，人文主义的座右铭是“感觉对了，就做吧”。在政治上，人文主义告诉我们“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在美学上，人文主义说“看的人觉得美，就是美”。
图28 教皇格雷戈里一世谱出了以他为名的格雷戈里圣歌。圣灵仍以最爱的鸽子形象出现，站在他的右肩上，在他耳边低语。圣灵才是圣歌的真正作者，格雷戈里只是一个管道，上帝才是艺术和美丽的本源
因此，艺术的定义变得开放了。1917年，杜尚买了一个批量生产的普通小便池，宣布这是一件艺术品，命名为《喷泉》（Fountain），签了名，放到巴黎博物馆。对这件作品，中世纪的人根本懒得理，认为根本是毫无道理，连批评都是浪费氧气。但在现代人文主义的世界，杜尚这件作品被认为是重要的艺术里程碑。在全球各地的无数美术教室里，都会给学美术的大一学生看看杜尚的这件《喷泉》。接着在老师的一声指示下，就像群魔乱舞吵了起来。“这是艺术！”“不是！”“就是！”“不可能！”等到学生充分发泄了一阵，老师就会让讨论重新聚焦，询问：“艺术究竟是什么？我们怎么判断某个事物是不是艺术作品？”经过几分钟你来我往，最后老师就会把全班引向正确的方向：“只要有人认为是艺术，就是艺术；有人认为美，就是美。”如果有人认为一个小便池是一件美丽的艺术品，它就是艺术品。难道还有什么更高的权威，能说大家都错了？今天，杜尚这件杰作的复制品在全球许多最重要的博物馆展出，包括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加拿大国家美术馆、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和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这些复制品可是在画廊里展示，而不是放在洗手间）。
这种人文主义观念也深深影响着经济。在中世纪，整个生产流程由公会操纵，个别工匠或客户很少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或品味。什么是好椅子，由木匠公会决定；什么是好面包，由面包师公会定义；哪些歌曲算是高尚，哪些又是垃圾，由名歌手（Meistersinger）公会判断。与此同时，王公贵族与市议会控制了工资和商品价格，偶尔也会逼迫民众购买特定商品，价格与数量都不由民众决定。在现代自由市场中，这些公会、议会和王公贵族都被一个新的最高权威取而代之：顾客的自由意志。
假设丰田想制造一款完美的汽车，可能会成立一个包含各领域专家的委员会：找来最好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集合最好的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甚至再聘请几位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当顾问。为了万无一失，再加上一两个诺贝尔奖得主、一个奥斯卡最佳女主角，以及几位全球知名的艺术家。经过五年研究开发，他们终于推出一款完美的汽车，生产了几百万辆，运到世界各地的汽车经销商手中。然而，这款车却一台都没卖出去。这是否代表着顾客犯了错，有眼无珠？在自由市场上，顾客永远是对的。如果顾客不想要，就代表这款车不好。就算所有大学教授和所有神职人员都高声疾呼这是一辆很棒的车，也不会有任何影响——顾客不要，就是烂车。没有人有权说顾客错了，哪国政府也不会斗胆强迫公民违背意愿一定得买某辆车。
汽车的这种情形，也适用于其他所有产品。例如，让我们听听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niversity of Uppsala）的利夫·安德森（Leif Andersson）教授怎么说。他的专长是农场动物的基因改良——让猪长得更快、牛奶产得更多、鸡肉量更大。他在接受《国土报》（Haaretz ）访问时，记者内奥米·达罗姆（Naomi Darom）询问，这样的基因操作是否会给动物造成许多痛苦。这些“加强版”的奶牛乳房太大，几乎无法走路，而“升级版”的鸡也是肉量过多，几乎站不起来。安德森教授的答案十分坚定：“一切都要回到个体消费者以及消费者愿意为肉品支付多少价格的问题……我们必须记住，如果没有加强版现代鸡，就不可能维持现在的全球肉品消耗量……如果客户只问什么肉最便宜，这就是我们给的答案……客户需要决定自己最看重什么，看看究竟是价钱，还是其他因素。” 3
安德森教授晚上就寝时，并不会良心不安。只要顾客愿意购买这些加强版动物的各种产品，就代表他已经满足了顾客的需求和欲望，也就代表他做得再正确不过。同样，如果某个跨国企业想判断自己是否还符合“不作恶”的座右铭，判断标准就在于财务报表。如果现在看来财源滚滚，代表有几百万人都爱它的产品，也就代表这是一股善的力量。如果有人对此提出反对，说民众也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很快就会有人提醒他，顾客永远是对的，人的感受才是一切意义和权威的源头。如果有几百万人都是通过自由选择，购买了公司的产品，你凭什么说他们错了？
最后，人文主义思想的兴起也彻底改变了教育制度。在中世纪，所有意义和权威都来自外部，因此教育的重点就在于顺从、背诵经文、研读古老传统。教师向学生提出问题，学生就得背出亚里士多德、所罗门王或圣托马斯·阿奎纳是如何回答的。
相比之下，现代人文主义教育则要教导学生自己思考。能知道亚里士多德、所罗门王和阿奎纳对政治、艺术和经济有何看法是很不错，但因为意义和权威的本源在于我们的内心，所以更重要的是你自己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不管是在幼儿园、中小学还是大学，你可以随便找一位老师，问他想教的是什么。他可能就会回答：“这个嘛，我教的科目是历史（量子物理或艺术），但最重要的是我想教学生如何思考。”虽然不见得总会成功，但这正是人文主义教育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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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意义和权威的源头从天上转移到人类的内心，整个宇宙的本质也随之改变了。对于外在世界，原本的印象充满各种神、缪斯、精灵、食尸鬼，但现在就是一片空无的空间。对于内心世界，原本的印象只是包含各种原始激情的一块空地，但现在忽然变得如此具有深度、广度且难以度量。对于天使和魔鬼的概念，已经从漫游在森林和沙漠中的实体，转换为人类心灵中的内部力量。天堂和地狱也不再是云层之上和火山之下的实际地点，而是人类内在的精神状态。只要你心中燃起愤怒和仇恨的火焰，就是经历地狱的苦痛；只要你原谅敌人、忏悔错误、与穷人分享财富，就是享有天堂的幸福。
尼采所谓的“上帝已死”，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至少在西方，上帝已经成了一个抽象概念，有人接受，有人不接受，但几乎没有什么差别。在中世纪，如果没有上帝，就没有了政治、道德和美学的权威来源，无法判断正误、好坏、美丑。这还得了？但相较之下，今天要说自己不信上帝却是再容易不过，因为这并不会让一个人付出任何代价。就算我完全是个无神论者，仍然能够从内在的体验得到非常丰富的政治、道德和美学价值观。
如果我相信上帝，是因为我选择相信。如果内心叫我要信上帝，我就信。我相信是因为自己感觉到了上帝的存在，我的心告诉我，他就在那里。但如果我不再感觉到上帝的存在，如果我的心突然告诉我世上没有上帝，我也就不再相信。不管是哪一种，权威的本源都在于我自己的感觉。所以，就算有人说自己信上帝，其实他更信的，是自己内心的声音。
下面，我以5张照片解释人文主义。
图29 人文主义政治：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
图30 人文主义经济：顾客永远是对的
图31 人文主义美学：看的人觉得美，就是美（杜尚的《喷泉》在苏格兰国家画廊的现代艺术特展中展出）
图32 人文主义伦理：感觉对了，就做吧
图33 人文主义教育：为自己想
踏上绿野仙踪的黄砖路
正如所有其他权威来源，“感受”也有其缺点。人文主义假设每个人都有一个真正的内在自我，但是当我们去叩门的时候，却常常没有响应，或是众声喧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文主义又宣称有一个新的权威来源，同时还提出配套的新方法，告知大家如何使用这种权威获得真正的知识。
在中世纪的欧洲，获得知识的主要公式是：知识=经文×逻辑。 [2] 如果想知道某个重要问题的答案，他们会阅读相关经文，并用逻辑来理解经文的确切含义。举例来说，学者如果想知道地球是什么形状的，就会快速扫过《圣经》里的内容，寻找相关参考记述。有人就会指出，《约伯记》38：13提到，上帝“叫这光普照地的四极，将恶人从其中驱逐出来”。于是学者就会用逻辑推断，因为这个世界有“四极”，一定就是个平坦的正方形。但另一位贤者不接受这种诠释，要大家看看《以赛亚书》40：22，里面提到“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岂不就证明了地球是圆的？在实践中，这代表着追求知识的学者会花费多年时间泡在学校和图书馆里，读着越来越多的经文文本，不断锻炼自己的逻辑，让自己能够正确了解文本的意义。
科学革命的知识公式则非常不同：知识 = 实证数据×数学。如果想知道某个重要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做的就是收集相关的实证数据，再用数学工具加以分析。举例来说，要测量地球真正的形状，可以先从在世界各地观察太阳、月亮和行星开始。等到累积了足够的观测值，只要运用三角学，不仅能够推断地球的形状，就连整个太阳系的结构也能推知。在实践中，这代表着追求知识的科学家花费多年时间泡在观测站、实验室和研究考察里，收集越来越多的实证资料，不断锻炼自己的数学工具，让自己能够正确解读数据的意义。
这个知识的科学公式让我们在天文学、物理学、医学等学科取得惊人突破，但它有一个重大缺点：无法处理价值和意义的问题。中世纪学者可以完全肯定谋杀和偷窃是错的，也知道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要遵循上帝的指示，因为经文里就是这么说的。但科学家无法做出这样的道德判断。不管有多少数据、数学功力多强，都不可能证明谋杀是错的。然而，人类社会如果缺了这种价值判断，就无法维系。
要克服这个困难，方法之一是在新的科学公式之外，继续应用旧的中世纪公式。如果碰上实际问题，比如确定地球的形状、搭桥或治病，就收集实证资料，做数学分析。如果碰上伦理问题，比如能不能允许离婚、堕胎和同性恋，就转向经文求助。从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到21世纪的伊朗，许多现代社会都采用这种解决方案。
但人文主义还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等到人类对自己有了足够的信心之后，一个获取伦理知识的新公式出现了：知识=体验×敏感性。如果想知道任何道德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连接到自己内心的体验，并以最大的敏感性来观察它们。在实践中，这代表着追求知识的方法要靠多年的体验累积，并锻炼敏感性，好让我们正确理解这些体验。
体验究竟是什么？体验并不是实证数据，也不是由原子、电磁波、蛋白质或数字组成。体验是一种主观现象，有三个主要成分：知觉、情绪及想法。在任何时刻，我的体验都包括了我的一切感知（热、愉悦、紧张等），我感觉到的情绪（爱、恐惧、愤怒等），以及一切出现在我脑海中的想法。
敏感性又是什么？敏感性包括两方面：第一，注意到自己的知觉、情绪和想法；第二，允许这些知觉、情绪和想法影响自己。当然，并不是略有风吹草动就反应激烈，重点是要对新的体验持开放态度，允许新的体验改变自己的观点、行为甚至个性。
体验和敏感性会形成一个彼此加强的无限循环。没有敏感性，就无法体验任何事物；没有体验各种事物，就无法培养敏感性。敏感性并不是能够靠读书或听演讲来培养的抽象能力，而是一个实践技巧，必须在实践中慢慢成熟。
让我们以喝茶为例。最早，我是在早上读报的时候，喝加了许多糖、质量最普通的那种茶。那时喝茶只是个借口，主要是想享受糖分带来的快感。直到某天，我才发现自己看了报纸、摄取了糖分，但几乎不算真的喝了茶。于是，我把糖量减少，把报纸放在一边，闭上眼睛，专心喝茶。我开始感受到茶独特的香气和风味。很快，我开始想试试不同的茶，有红茶、绿茶，比较着各种茶高雅的口感、微妙的香味。不过短短几个月，我就无法再满足于超市品牌，而是到高档的哈罗德百货买茶。我又开始特别喜欢一种“熊猫茶”，产自四川雅安山区，是一种以大熊猫粪便为肥料种植的茶叶。就是这样，我一杯一杯地喝着茶，磨炼着对茶的敏感性，学会了品茶。如果在我喝茶的早期，就拿了明代的瓷杯来品味熊猫茶，可能并不会感觉与用纸杯泡茶包有太大差距。没有必要的敏感性，就无法体验到某些事物；没有长期的体验，就无法培养敏感性。
关于茶的这一套，也可以应用到所有其他美学和伦理知识中。我们并不是一出生就带着良知。在人生旅程上，害人者人恒害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如果我们注意到这件事，道德的敏感性就会变得敏锐，这些体验就能提供有价值的道德知识，告诉我们什么是善的、什么是对的，以及自己是怎样的人。
因此，人文主义认为生命就是一种内在的渐进变化过程，靠着经验，让人从无知走向启蒙。人文主义生活的最高目标，就是通过各式智力、情绪及身体体验，充分发展人的知识。19世纪初，建构现代教育系统的重要人物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曾说，存在的目的就是“在生命最广泛的体验中，提炼出智慧”。他还写道：“生命只有一座要征服的高峰——设法体验一切身为人的感觉。” 4 这正可作为人文主义的座右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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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哲学，世界是由阴阳这两种相对但又相依的力量维系的。实际的物理世界可能并不这么认为，但对于由科学和人文主义的契约创造的现代世界来说，却的确如此。每股科学的阳，都包含着一股人文主义的阴，反之亦然。阳给了我们力量，而阴则提供了意义和道德判断。现代性的阳和阴，就是理性和情绪、实验室和博物馆、生产线和超市。人们常常只看到阳的一面，认为现代世界就是枯燥的科学、逻辑和实用主义，像是实验室或工厂。然而，现代世界其实同时也是个奢华的超市。人类史上，从没有任何文化如此重视人类的感受、欲望和体验。人文主义将生命看作一连串的体验，于是这个神话便为从旅游到艺术等许多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旅行社和餐厅真正卖的不是机票，也不是什么高档晚餐，而是新奇的体验。
同样，现代之前的叙事多半强调外部事件和行动，但到了现代的小说、电影和诗，常常强调的就是感受与感觉。希腊、罗马史诗或中世纪的骑士文学，记录的都是英勇的行为，而不是种种感受。这一章讲的可能是某个勇敢的骑士如何挑战可怕的食人魔，最后杀了食人魔。另一章又讲了骑士如何从喷火恶龙手中救出美丽的公主，最后杀了那条龙。再一章讲的是邪恶的巫师抓走了公主，但骑士追了上去，最后杀了巫师。毫无疑问，这里的英雄一定是个骑士，而不会是木匠或农民，因为农民不会有英雄的行为。
重点是，这里的英雄也不会有什么内心的重大变化过程。不论是阿喀琉斯、亚瑟王、罗兰还是兰斯洛特，都早在踏上征途之前就已经是无畏的战士，拥有骑士的世界观。到了最后，他们仍然是无畏的战士，世界观也仍然维持不变。他们杀了这么多食人魔，救出这么多公主，人们肯定了他们的勇气和坚毅，他们却不见得真的学到了什么。
到了人文主义，重点放在感受和体验，而非各种行为，于是艺术也因此改变。在华兹华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狄更斯和左拉的笔下，讲的不是什么英勇的骑士或骑兵，而是刻画一般劳工和家庭主妇内心的感受。有些人认为，讲到现代关注内心生命而非外在行为，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正是巅峰之作。以洋洋洒洒的26万字，乔伊斯描述了两位都柏林人斯蒂芬·德迪勒斯（Stephen Dedalus）与利奥波德·布鲁姆（Leopold Bloom）的一天，他们在那一天里，所做的就是……几乎什么都没做。
很少有人真能把《尤利西斯》完整读完，但这种焦点转移现在也同样成了多数大众文化的基础。在美国，电视节目《幸存者》（Survivor）常常获赞（或遭斥），掀起了真人秀的狂热。《幸存者》是史上第一部登上尼尔森收视排行榜首的真人秀节目，2007年的《时代》杂志也将它列入史上百大电视节目。 5 在每季节目中，20位参赛者穿着不能再小的泳装，身处某个热带小岛上。前方有各种挑战等着他们，而在每集最后，都会投票让其中一人离开。最后剩下的人，就能拿走100万美元。
如果有观众来自荷马时代的希腊、罗马帝国或中世纪欧洲，会发现这个概念十分熟悉且有吸引力。有20位挑战者走了进来，但最后只有一位英雄能走出去。“太好了！”古希腊、古罗马的王公贵族，或中世纪骑士，就会一边这么想，一边坐下来看着。“接下来一定是精彩万分的冒险举动、生死攸关的战斗场面，以及英雄与背叛的誓不两立。这些战士可能会在背后刺人一刀，或是把彼此的内脏都给掏出来！”
他们可要失望了。这里的背后刺人一刀只是个比喻。节目每集大约一小时，而牙膏、洗发水和麦片的广告就占了15分钟。另外还有5分钟左右，是用来处理幼稚得不可思议的挑战，比如谁能把最多的椰子扔进篮筐，或者谁能在一分钟内吃下最多只虫子。其他时间，这些“英雄”只是不断谈着自己有什么感受。他说这、她说那，我觉得这样、我觉得那样。如果真有一个骑士坐下来看这个节目，大概会穷极无聊又极度不耐烦，最后抡起战斧把电视机劈了。
我们今日看来，可能会觉得中世纪的骑士都是毫无感性的野蛮人。如果身边有这样的人，大概会被我们送去看心理医生，要他们好好探索一下自己的感受。而这正是《绿野仙踪》里面那个锡皮樵夫的遭遇。他和桃乐丝及她的朋友一起走着黄砖路，希望等他们到达奥兹国之后，大巫师能给他一颗心。同样，稻草人想要的是大脑，而狮子想要的是勇气。到了旅程的终点，他们发现大巫师只是个江湖术士，没有办法完成他们的愿望。但他们发现了更重要的事：他们希望拥有的一切，早已在自己心里了。要变得敏感、聪明、勇敢，从来就不需要什么巫师的魔法，只要继续沿着黄砖路走下去，敞开心胸迎接任何体验。
一模一样的教训，也发生在柯克舰长与皮卡德舰长乘着“企业号”在星系航行；哈克贝利·费恩和吉姆沿着密西西比河顺流而下；《逍遥骑士》（Easy Rider ）的怀特和比利骑着哈雷摩托；其他无数公路电影中的无数其他角色，离开了在宾州（或是新南威尔士）的家乡，开着一辆旧的敞篷车（或是搭着巴士），感受到一次又一次改变生命的体验，敞开心扉，谈着他们的感受，最后到了旧金山（或是爱丽丝泉），成了一个更好、更聪明的人。
战争的真相
“知识=体验×敏感性”这个公式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流行文化，甚至改变了我们对某些重量级议题的看法，例如，战争。史上大多数时候，如果有人想知道某场战争究竟是否正义，他们会去问上帝、经文、王公贵族或牧师神父。但很少有人会去问问二等兵或一般平民的意见或感受。荷马、维吉尔和莎士比亚等人笔下的战争叙事，都是以皇帝、将军和英雄的行动为重点，虽然并未隐瞒战争的苦痛，但是各种荣耀和英雄主义却提得更多。普通士兵出场的方式，大概就像被巨人歌利亚屠杀成堆的尸体，又或是混在欢呼的人群之中，肩上举着胜利的大卫。
让我们以下面这幅画为例，主题是1631年9月17日的布莱登菲尔德战役（Battle of Breitenfeld）。
图34 让-雅克·瓦尔特：《布莱登菲尔德战役中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
在画中，画家让–雅克·瓦尔特（Jean-Jacques Walter）赞颂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ph）带领军队在该日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古斯塔夫·阿道夫在画中英姿勃发，颇有战神气魄。这给人的印象就是国王仿佛下棋的棋手，指挥战场如同掌控棋局。至于那些棋子，大概就是些没什么差别的角色，或是背景里的小点。这些人进攻、逃跑、被杀、死亡时有何感受，瓦尔特并不在意。他们就是一群不知名的小人物。
就算有些画家所画的重点已经不是指挥官，而是战场本身，仍然是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视角，更看重整体的调度，而不是其中个体的感受。举例来说，图35是由彼得·斯奈尔斯（Pieter Snayers）所绘，是1620年11月的白山战役（Battle of White Mountain）。
图35 彼得·斯奈尔斯：《白山战役》
画中描绘天主教在30年战争中的一场著名胜利，击败了反叛的新教异端。斯奈尔斯煞费苦心，在画中记录各种阵型、布局及部队移动，庆贺这场胜利。观者很容易就能看出不同的部队、各自的武器，以及在战斗序列中的位置。但对于小兵的体验和感受，斯奈尔斯认为其重要性就远远不如部队了。正如让–雅克·瓦尔特，斯奈尔斯所用的视角也仿佛我们是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让我们觉得战争就是个巨大的棋局。
但如果你仔细看看（可能得用上放大镜），就会发现白山战役要比棋局复杂一些。乍看像是抽象的几何图像，细看才发现是血腥的屠杀场面。在某些地方甚至可以看清个别士兵的面容，可能是在奔跑或逃跑、开枪或是执矛刺向敌人。然而就算这些场景，也要从整体画面的定位来看，才有意义。如果看到炮弹将某个士兵炸得粉碎，我们首先会知道这属于伟大天主教胜利的一部分。接着，如果这是个新教士兵，他的死代表的是叛乱和异端的公正报应。而如果这是个天主教士兵，他的死则是为了崇高事业的伟大牺牲。画面上方可以看到天使在战场上空盘旋，执着白色横幅，以拉丁文说明这场战役发生了什么事、为何如此重要：上帝帮助皇帝斐迪南二世（Ferdinand II），在1620年11月8日击败了敌人。
几千年来，我们讲到战争，看到的是神、皇帝、将军，以及伟大的英雄。但在过去这两个世纪，国王和将军慢慢被推到一旁，注意力开始移到小兵和他们的体验上。比如《西线无战事》这种战争小说或《前进高棉》这种战争电影，讲的都是新兵的故事，他们对自己和世界都所知甚少，却背负了希望和假象的沉重负担。他们认为战争是光荣的、开战的理由是正义的、领军的将军是个天才，但经过几个星期真正的战火洗礼，所有的泥泞、流血加上死亡的气味，让他们的幻想一一破灭。如果他们活了下来，这些原本天真的士兵离开战场后，就会成为更聪明的人，不再相信学校、电影和政客花言巧语中的陈词滥调与理想。
但矛盾的是，现在这种叙事又已蔚为主流，甚至是学校、电影和政客也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就连《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或《黑鹰坠落》这些好莱坞大片，都警告着“战争与你在电影中看到的不同”。随着在胶卷、散文或诗歌中得到重视，底层小兵的感受成了战争叙事的最终权威，每个人都学会必须对他们给予尊重。有个笑话就是这么说的：“几个越战退伍老兵才能换好一个灯泡？”“你不会知道，因为你当时不在那里。” 6
至于画家，笔下也不再出现马背上的将军或战术上的调度，而是努力描绘小兵的感受。请先回头看一下《布莱登菲尔德战役中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和《白山战役》。接着再请看下面两幅，被认为是20世纪描绘战争的杰作：奥托·迪克斯（Otto Dix）的《战争》（Der Krieg ），以及托马斯·李（Thomas Lea）的《2000码的凝视》（The Two Thousand Yard Stare ）。
迪克斯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服役于德军，李曾为《生活》杂志报道1944年的贝里琉岛（Peleliu Island）战役。在瓦尔特和斯奈尔斯的眼中，战争是一种军事和政治现象，想让我们知道某场战役发生了什么事。在迪克斯和李的眼中，战争则是一种情感现象，想让我们知道战争造成了什么感受。他们并不在乎将军的指挥有多天才或哪场战役有哪些战术上的细节。迪克斯所画的士兵可能是在凡尔登、伊普尔或索姆河，但无关紧要，因为不管在何处，战争都是地狱。李所画的刚好是贝里琉岛上的一个美国大兵，就算换成硫磺岛上的日本士兵、斯大林格勒（现名伏尔加格勒）的德国士兵或敦刻尔克的英国士兵，脸上也会出现一模一样的“2000码凝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