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36 奥托·迪克斯：《战争》（1929——1932年）
图37 托马斯·李：《2000码的凝视》（1944年）
在迪克斯和李的画中，战争的意义并不是来自战术调动或神圣的宣告。想要了解战争，不该去仰望山顶上的将军或天上的天使，而是应该看看二等兵的眼睛。李画出了受创士兵张大的眼睛，为我们打开一扇窗，一窥战争的恐怖真相。而在迪克斯的画里，真相已经如此令人难以承受，必须用防毒面具加以部分掩饰。战场上空并没有飞翔的天使，只有一具腐烂的尸体，挂在残破的梁上，手指定定地指着一个方向。
像迪克斯和李这样的艺术家协助颠覆了看待战争的传统视角。更早的许多战争，残酷程度当然不亚于20世纪的战争。但在那之前，这些残酷的经历都处于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之中，被赋予了正面意义。战争可能如地狱，同时也是通往天堂的门户。白山战役中的天主教士兵可以安慰自己：“确实，我感到苦痛。但教皇和皇帝曾说，我们是为了正义而战，所以我的苦痛是有意义的。”奥托·迪克斯的逻辑则相反。他认为个人体验才是一切意义的源头，因此他的想法会是：“我感到苦痛，而这是坏事，所以整场战争也就是坏事。如果德意志皇帝和神职人员支持这场战争，他们肯定犯了错。” 7
人文主义的分裂
到目前，我们一直把人文主义讲得好像是一个单一而连贯的世界观。但事实上，人文主义就像任何兴盛的宗教（如基督教和佛教）一样，不免分裂。经过传播演变，人文主义分裂成几个互相冲突的派别。虽然所有人文主义派别都认为人类经验是权威和意义的本源，但对于人类的体验却各有诠释。
人文主义主要有三大分支。第一是正统派，认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拥有独一无二的内在声音、永不重复的一连串体验。每个人都像一道不同的光线，从不同的角度照亮世界，为这个宇宙增添色彩、深度和意义。因此，我们应该让每个人都尽量自由自在地体验世界、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表达自己心中真实的想法。不管在政治、经济或艺术中，个人的自由意志都应该比国家利益或宗教原则更为重要。个人能享有的自由越多，整个世界就会变得越美丽、丰富、有意义。由于这种正统派强调自由，也就称为“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 humanism），或简称“自由主义”（liberalism）。 [3]
自由主义政治认为，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自由主义艺术认为，观看作品的人觉得美，就是美。自由主义经济学认为，顾客永远是对的。自由主义伦理认为，只要感觉对了，就该去做。自由主义教育认为，我们要为自己思考，因为从内心就能找到所有答案。
在19~20世纪，人文主义的社会公信度及政治力量与日俱增，开始产生两个截然不同的分支：社会人文主义（包括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以及进化人文主义（以纳粹为最著名的代表）。两个分支都同意自由主义的看法，也就是人类的体验是意义和权威的本源，也都不相信有超自然力量或神圣的法则经典。举例来说，如果你问马克思，让10岁小孩在烟雾弥漫的工厂里工作12个小时，究竟有什么错？他会告诉你，这让孩子感觉不舒服。我们之所以应该避免剥削、压迫和不平等，不是因为上帝的旨意，而是因为这使人痛苦。
然而，社会人文主义者和进化人文主义者都指出，自由主义对人类体验的理解还有不足。自由主义认为，人类的体验是个人现象。但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常常感受到的是各种不同的事，彼此的欲望也有所冲突。如果所有的权威和意义都来自个人体验，当彼此发生冲突时，又该怎么办？
2015年7月17日，德国总理默克尔碰上一名来自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少女，她的家人正在德国寻求庇护，但即将被驱逐出境。这位名为琳姆（Reem）的少女，以流利的德语对默克尔说：“看到别人能享受生活，自己却不能，真的很痛苦。我不知道我的未来会如何。”默克尔回答“政治有时是很残酷的”，并解释道，目前在黎巴嫩的巴勒斯坦难民多达数十万，德国不可能全部接收。这种直言不讳的回复让琳姆大为惊愕，落下泪来。默克尔拍了拍这位绝望女孩的背，但立场并未动摇。
这件事掀起一场公关风暴，人们指责默克尔冷血无情。为了平息批评，默克尔改变了立场，让琳姆及家人得到了庇护。在接下来几个月里，默克尔把门开得更大，迎入数十万难民。然而，事情不可能使人人都满意。她很快便遭受严厉抨击，说她被情感蒙蔽、立场不够坚定。许多德国父母担心，默克尔这样急遽的政治转向，可能会让孩子未来的生活水平降低，甚至得面对一波伊斯兰化的浪潮。他们为什么要冒着牺牲自己家庭平安幸福的风险，帮助一些甚至可能不相信自由主义价值的陌生人？每个人对这件事的感受都很强烈。一边是绝望的难民，一边是焦虑的德国人，面对这两种感受间的矛盾，该如何解决？ 8
自由主义者永远都会因为这种矛盾而苦恼。洛克、杰斐逊、穆勒等自由主义大家苦苦思索，仍然未能为这个难题提出简便的解决方案。民主投票帮不上忙，因为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谁有投票权：是只有德国公民，还是包括数百万想移民到德国的亚洲人和非洲人？为什么把某一群人的感受看得比另一群人更高呢？同样，讲到巴以冲突，以色列公民人数800万，阿拉伯国家联盟人数3.5亿，又怎么可能用公投表决？出于明显的原因，以色列人对于这种公投的结果不可能有信心。
民主投票要有约束力，前提是投票的人觉得大家都是自己人。如果其他投票人的体验对我来说十分陌生，而且我相信这些人并不了解我的感受，也不在意我最在意的事，就算最后的投票结果是100比1，我也不会接受这个结果。民主投票通常只适用于一群有共同关系的人，比如有共同的宗教信仰或民族神话。这些人早已有基本的共识，只是仍有某些异议尚待解决。
因此很多时候，自由主义会与古老的集体认同、部落情感相互融合，形成现代民族主义。现在许多人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反对自由主义的力量，但至少在19世纪，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密切相关。自由主义突出个人的独特体验。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感受、品味和癖好，而且只要不伤及他人，就应该拥有表达和探索的自由。同样，像马志尼（Giuseppe Mazzini）这样的19世纪民族主义者，也会强调个体国家的独特之处。他们强调，许多人类体验属于集体体验，比如人不能自己跳波尔卡舞，也不可能自己发明和保存德语。通过语言、舞蹈、食物和饮料，每个国家就会让自己的国民共同拥有与他国不同的体验，并发展出自身独特的敏感性。
马志尼这样的自由民族主义者，会致力于保护自己国家独特的体验，不受帝国压迫或被消灭。他们希望各国形成和平的国际社群，各自自由表达和探索自己国民共有的感受，而不伤害邻国。至今，这仍是欧盟的官方意识形态。欧盟的2004年宪章就提到欧洲“多元一体”（united in diversity），各国仍然“对自己的民族特性感到自豪”。为了保存日耳曼民族的共同体验，就算自由主义的德国人，也有可能反对大开移民闸门。
当然，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携手，非但无法解决所有难题，还会带来许多新难题。集体体验的价值与个人体验的价值，究竟孰高孰低？为了保存波尔卡舞、德国腊肠和德语，是否就能不惜让数百万难民面临贫困甚至死亡？此外，像是1933年的德国、1861年的美国、1936年的西班牙、2011年的埃及，如果国家内部对基本认同爆发冲突，又该如何？在这些时候，民主投票无法解决问题，因为各方没有理由尊重结果。
最后，跳着自己国家的波尔卡舞时，只要再跨出微小但又重要的一步，就会让你从只是相信自己的国家与其他国家“不同”，走向相信自己的国家“更优”。19世纪的自由民族主义要求哈布斯堡和沙皇尊重德国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独特经验，但到了20世纪的极端民族主义，就成了发动征服战争，把那些跳着不同舞蹈的人关进集中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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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人文主义走的路则非常不同。社会主义责怪自由主义过于注重自己的感觉，而不顾他人的感受。没错，人类的体验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但世界上有几十亿人，每个人的价值都不比谁小。自由主义要求人眼光向内，强调自己或本国的独特性，而社会主义则要人别再迷恋于自己和自身的感觉，要注意他人的感受，注意自己的行动如何影响他人的体验。想实现全球和平，方法并不是强调每个国家的独特，而是要让全世界的劳动者都团结起来；想达成社会和谐，方式并不是让每个人都自恋地探索自己的内在，而是要请所有人先放下自己的愿望，把他人的需要和体验视为优先。
自由主义者可能提出反驳，认为只有通过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才能培养对他人的同理心及了解，但这种论点并无法说服社会主义者。他们会解释说，个人的自我探索是一种资产阶级耽溺的罪恶，要接触自我的内在，就很可能落入资本主义的陷阱。我当下的政治观点、喜好与厌恶、兴趣和抱负，都没有反映真实的自我，只是反映了我的成长和社会环境，这都是由我的阶级、邻里和教育决定的。无论富有还是贫穷，人都是从一出生就被洗脑。富人被教导要无视穷人，而穷人则被教导要无视自己真正的兴趣。再多的自我反思或心理治疗，也不可能有所帮助，因为心理治疗师也是为了资本主义制度而工作。
事实上，自我反思很有可能只是让我更无法了解真正的自己，因为这让人太注意个人的抉择，却忽略了社会的情境。如果我现在很富有，会认为自己做了聪明的选择。如果我现在很贫困，会认为自己犯了一些错误。如果我感到抑郁，自由主义的心理治疗师很可能说这是我父母的错，并鼓励我找些新的生活目标。如果我说自己之所以抑郁，可能是因为遭到资本家剥削，并在主流社会制度下无法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位治疗师很可能就会认为，我只是把自己内心的困难投射到整个“社会制度”，以及把自己和母亲之间未解决的问题投射到“资本家”身上。
如果以社会主义的观点，我并不需要花上好几年来谈我的母亲、情感、种种情结，而是该问问自己，是谁掌握了我国的生产工具，国家的主要进出口货物为何，执政政客和国际金融之间有何联系。必须了解当前的社会经济制度，考虑所有其他人的感受，我才能真正了解自己的感受。也只有通过共同行动，才能改变整个制度。然而，哪有人能够真正考虑所有人的感受，真正公平地一一衡量？
正因为如此，社会主义并不鼓励自我探索，而是主张建立强而有力的集体制度（比如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为我们解读这个世界。可以做个比较，自由主义政治认为选民能做出最好的选择，自由主义经济认为客户永远是对的，但社会主义政治认为政党能做出最好的选择，社会主义经济认为工会永远是对的。各种权威和意义仍然来自人类的体验（因为无论政党还是工会，都仍然是由人民组成、以减轻人民苦难为目的），但个人必须听从的是政党和工会的决定，而不是自己的个人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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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人类体验互相冲突的问题，进化人文主义有不同的解决方案。进化人文主义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认为冲突是福不是祸，能够促成自然选择、推动进步。毕竟，有些人就是比别人更优越，而在人类体验有所冲突时，最适者就该胜出。根据同一个逻辑，人类努力消灭野狼，并无情剥削着驯化的羊，同时也要求上面的人压迫下面的人。因此，聪明的商人让愚蠢的人破产，这是好事。只要遵照这种进化逻辑，人类就会不断变得更加强大、更能适应环境，最后成为超人类。进化并不是到了智人就此停止，后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以人权或人类平等之名，就去压制人类的最适者，就不可能产生超人类甚至可能导致智人退化和灭绝。
究竟哪些优秀的人会预示超人的到来？可能是整个种族、某些特定部落，抑或是横空出世的个别天才。但不论他们是谁，他们之所以优秀，是因为具备更强的能力，能创造新的知识、更先进的科技、更繁荣的社会，或者更美丽的艺术。爱因斯坦或贝多芬的体验，绝对比某个什么都不是的醉鬼更有价值。把两者视为平等，岂不可笑？同样，如果某国一向领导着人类进步，比起某些对人类进化少有贡献甚或根本毫无贡献的国家，当然就该视为优秀的国家。
于是，进化人文主义的想法反而与奥托·迪克斯这种自由主义艺术家完全相反，认为人类的战争经验不但极有价值，而且十分必要。电影《第三人》（The Third Man ）的场景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维也纳。剧中的哈利·利姆（Harry Lime）想着当时的冲突，说道：“到头来，情况也不是那么糟……意大利被波吉亚家族统治了30年，战乱、谋杀、流血事件频发，仍然出现了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以及文艺复兴。而在瑞士，大家一片友好、情同手足，500年来民主又和平，但他们有什么成就？还不就是布谷鸟钟。”首先，利姆在事实方面几乎全错，瑞士大概是现代早期欧洲最血腥的一个角落（主要的出口商品就是雇佣兵），而布谷鸟钟其实是德国人发明的。但这些事实的重要性远不及他的想法本身，也就是战争经验能够推动人类有所成就。战争是让自然选择全然脱缰，消灭弱者，奖励残暴及野心。战争揭示出生命的真相，唤醒获得权力、荣耀和征服的意志。尼采的结论是：战争是“生命的学校”，“那些杀不死我的，会使我更强大”。
英军的亨利·琼斯（Henry Jones）中尉也表达了类似的想法。21岁的琼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在西线阵亡的三天前，给弟弟寄了一封信，描述他的战争经历：
你有没有想过，虽然战争这么恐怖，至少还算是件大事？我是说，在战争里，人得面对现实。和平的时候，全世界大概有九成的人，过的大概都是邪恶而商业化的生活，愚蠢、自私、豪奢、执着于鸡毛蒜皮的小事。但到了战时，一切都变得野蛮，但至少更诚实，也更直接。换个角度来看：和平的时候，每个人过的只是自己的小日子，做些琐碎小事，担心自己是不是舒服、钱够不够用这种事，一切只是为自己活着。这种生活也太恶心了吧！但在战时，就算你确实被杀了（人本来就只能多活几年，难免一死），却能确切知道，自己的死是为了自己的国家。事实上，你完成了一个理想。在我看来，这在日常生活里很少能够做到。因为日常生活的基础是商业化和自私。如果你也想“有点成就”，就不可能袖手旁观。
就我个人而言，常常很高兴自己碰上了战争。这让我意识到，生命真是一件小事。我认为战争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跳出自己”，大概可以这么说吧……确实，我敢说自己一辈子从没这么激动和兴奋过，简直就像看着一场大型特技秀要开场，就像去年4月那样。我在过去大约半小时里感觉到的兴奋，实在不是这个世上任何事情能比的。 9
记者马克·博登（Mark Bowden）的畅销著作《黑鹰坠落》里，也有类似的话，讲美国士兵肖恩·尼尔森（Shawn Nelson）的战斗体验：
很难描述他的感觉……就像忽然顿悟。接近死亡，反而让他感到前所未有地活着。过去在生命里，他也曾经有过那么几秒的时间，感觉死亡擦身而过，就像曾有辆狂飙的车忽然急转弯，差那么一点儿就要把他撞个正着。而在那天，他就一直活在那种感觉里，死亡就在他面前呼吸……一刻、一刻，又一刻，时间有三小时以上……战斗就是……一种心理和身体意识全开的状态。在街上的那些时候，他不是肖恩·尼尔森，他没有与什么更大的世界相连，没有账单要付，没有情感联结，什么都没有。他只是一个人，要从这一纳秒活到下一纳秒，从这口气活到下一口气，清楚知道这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纳秒、最后一口气。他觉得自己永远不一样了。 10
希特勒也是被自己的战争体验改变并受到启发。在《我的奋斗》里，他谈到自己所在的部队到达前线后不久，士兵刚开始的热情变成恐惧，这就像每个士兵都得打一场无情的内心战争，绷紧每条神经，才不会被击倒。希特勒说，他在1915——1916年的冬天，赢得了这场内心战争。他写道：“终于，我的意志成了无可争议的主人……现在感到平静而坚定，而且这种感觉持久不衰。现在就算命运带来终极的种种考验，也无法击溃我的精神或打破我的理性。” 11
战争的体验向希特勒揭示了世界的真相：这是一个丛林，遵守着无情的自然选择法则。人要是拒绝承认这个真理，就无法生存。想要成功，不仅需要了解丛林法则，还要开心地拥抱丛林法则。该强调的是，就像反战的自由主义艺术家一样，希特勒也认为普通士兵的感受十分神圣。事实上，讲到在20世纪将普通人的个人体验冠上巨大权威，希特勒的政治生涯可以说是最好的例子。在为期四年的战争中，希特勒并非高级军官，最高应该只升到下士。他没受过正式教育，没有专业技能，也没有政治背景。他不是成功的商人或工会成员，没有位居高位的亲友，也没有值得夸耀的财富。一开始，他甚至不是德国公民，只是个一文不名的移民。
希特勒向德国选民恳求信任时，只说得出一项对他有利的论点：他在战壕里学到的，是在任何大学、企业总部或政府部门永远学不到的东西。人们跟随他、投票支持他，是因为认同了他的想法，也认为这个世界是个丛林，杀不死我们的，只会让我们更强大。
自由主义与温和的民族主义结合，希望保护每个人类社群的独特体验，但像希特勒这种进化人文主义，则认为只有特定国家是人类进步的引擎，认定这些国家必须教训甚至消灭任何阻碍他们的人。还是要提醒一下，希特勒和纳粹主义只是进化人文主义的一个极端版本。就像劳改营并不会让我们全盘否定社会主义理念和论点，纳粹主义虽然造成许多恐怖，也不该妨碍我们找出其中可能有价值的见解。纳粹主义的诞生，是将进化人文主义结合了特定的种族理论，再加上极端民族主义情感。但并非所有进化人文主义者都是种族主义者，也不是只要相信人类有进化的潜力，就得建立警察国家和集中营。
现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意义应该像一个血红的警告标志，而不像一块直接掩盖人类地平线的黑幕。对于塑造现代文化，进化人文主义已经扮演过重要角色，而到了21世纪，其作用可能会更为重要。
贝多芬比查克·贝里更高级吗？
为了确保了解这三种人文主义分支的差异，请让我们比较几种人类体验。
体验1：音乐学教授坐在维也纳歌剧院，聆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开场。“Pa pa pa PAM”，声音一波波撞击他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他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Pa pa pa PAM”。
体验2：时间是1965年。一辆福特野马敞篷跑车在太平洋海岸公路上油门全开，从旧金山驶向洛杉矶。年轻强壮的驾驶员把摇滚乐手查克·贝里（Chuck Berry）的音量调到最大，“Go! Go Johnny go, go”，声音一波波撞击他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他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Go! Go Johnny go, go”。
体验3：在刚果雨林深处，站着一个矮人族的猎人。他听到附近村落传来一群女孩合唱着成年曲。“Ye oh, oh.Ye oh, eh”，声音一波波撞击他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他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他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Ye oh, oh.Ye oh, eh”。
体验4：一个满月的夜晚，在加拿大落基山脉某处。一匹狼站在小山顶，听着发情的母狼嚎叫。“Awoooooo, Awoooooo”，声音一波波撞击它的鼓膜，信号通过听觉神经传至大脑，肾上腺让它的血液充满肾上腺素。它心跳加速、呼吸急促，脖子起了鸡皮疙瘩，背脊如有电流通过。“Awoooooo, Awoooooo”。
这四种体验里，哪种最有价值？
自由主义者大概会说，不管是音乐学教授、年轻驾驶员、刚果雨林猎人，每个人的经验价值都相同，值得同样珍惜。每个人类的体验都能提供某种独一无二的事物，用新的意义使世界更丰富。有人喜欢古典乐，有人喜欢摇滚乐，还有人喜欢非洲传统歌谣。学音乐的学生应该尽可能什么音乐都接触，最后再到iTunes（苹果公司的一款数字媒体播放应用程序）商店，输入信用卡号，买下自己喜欢的音乐。听起来美的，就是美，而且顾客永都是对的。再说到那匹狼，它不是人类，它的体验价值也就远低于人。正因此，狼命的价值远不及人命，杀一匹狼来救一个人再合理不过。毕竟，狼又不懂美，当然也不会有信用卡。
这种自由主义的概念，也体现在“航海家”太空探测器携带的黄金唱片上。1977年，美国人向外层空间发射了“航海家一号”（Voyager I）太空探测器。这艘探测器现在已经离开了太阳系，成为史上第一个进入星际空间的人造物体。在“航海家一号”上面，除了当时最先进的科学设备，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还放了一张黄金唱片，希望向任何好奇而前来查看的外星人介绍地球。
这张唱片上记录着关于地球及其居民的各种科学及文化信息，一些图像和声音，世界各地的几十首音乐，作为地球世俗艺术成就的样本。音乐样本不按排序收集许多经典乐曲，包括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的第一乐章；当代流行乐，包括查克·贝里的《约翰尼·B. 古德》（Johnny B. Goode ）；世界各地传统音乐，包括刚果矮人族女孩唱的成年曲。虽然唱片里也有犬类的号叫声，但并未归类于音乐样本，而是降级到另一个部分，与风声、雨声、浪声放在一起。因此，我们传给半人马座阿尔法星那些可能听众的信息是：贝多芬、查克·贝里、矮人族仪式歌曲有同样的价值，但狼嚎声的价值完全处于另一个等级。
社会主义的看法大概有一点也和自由主义相同，就是认为狼的体验并没有价值。但讲到另外三种体验，社会主义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社会主义者会认为，音乐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个别倾听者的经验，而在于对他人及社会整体的影响。毛泽东就曾说：“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12
因此，要评价音乐体验的时候，社会主义注意的地方会是：贝多芬在欧洲即将进军征服非洲时，为欧洲白人上层阶级写出第五交响曲。这首交响曲反映了启蒙时代的理想，崇尚上层阶级的白人，并将征服非洲正当化，认为是“白人应肩负的使命”。
社会主义讲到摇滚乐，会认为这种音乐由受压迫的非洲裔美籍音乐家开创，灵感来自蓝调、爵士和福音歌曲等音乐。但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摇滚乐遭到美国主流白人劫持，被迫服务消费主义、美帝国主义以及可口可乐殖民主义。于是摇滚乐被商业化，被享有特权的白人青少年挪用到他们那种小资产阶级幻想的叛逆中。查克·贝里自己就向资本主义屈服了，他原本的歌词是“一个名为约翰尼·B. 古德的有色男孩”，却在白人电台的压力下，改为“一个名为约翰尼·B. 古德的乡下男孩”。
至于刚果矮人族女孩合唱的成年曲：这正是父权结构的一部分，同时对男女两性洗脑，让他们遵循压抑的性别秩序。如果这种歌进了全球市场，则又只是用来加强西方对整个非洲的殖民幻想，特别是对非洲女性。
所以，哪种音乐最佳？是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约翰尼·B. 古德，还是矮人族的成年曲？政府是该出资兴建歌剧院、摇滚乐演出场所，还是非洲文化展览厅？我们又该在中小学或大学教那些学音乐的学生什么呢？
像文化比较这种雷区，自由主义会小心绕开，以免做出政治不正确的失态举动。社会主义是一切交给政党来处理，要找出通过雷区的正确路途。进化人文主义却是开开心心地跳进来，把所有地雷都引爆，享受这场混乱。进化人文主义的第一步，可能就是指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都会画条线把自己和其他动物隔开，直接认定人就是比狼优越，所以人类的音乐比狼嚎更有价值。然而人类也会受到进化力量的影响。正如人比狼优越，某些人类文化也会比其他文化先进。人类的体验也有明确的阶级层次之分，而我们不必对此说抱歉。泰姬陵就是比稻草屋更美；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就是比我5岁侄女刚做出的黏土雕像更好；贝多芬谱出的音乐也超越了查克·贝里或刚果雨林的矮人族。看吧，我们就是敢说！
进化人文主义认为，如果有人说所有的人类体验价值都一样，那么他要么是个笨蛋，要么是个懦夫。这种粗鄙或胆怯的态度，就会造成以文化相对论或社会平等这些名义来妨碍社会进步，会造成人类退化和灭绝。如果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回到石器时代，他们可能也不会特别欣赏拉斯科（Lascaux）洞穴或阿尔塔米拉（Altamira）洞穴的壁画，并且坚称尼安德特人的涂鸦也不输这些壁画。
宗教的人文战争
一开始，要区分自由人文主义、社会人文主义和进化人文主义有何不同，似乎是件无聊的事。毕竟，不论哪个人文主义教派，都与基督教、伊斯兰教或印度教有巨大的差异。相较之下，不同人文主义流派之间的差别简直微不足道。只要我们都同意上帝已死、只有人类体验才能为宇宙带来意义，这个时候，再去讨论人类体验到底是一律平等还是有某些比较优越，真有那么重要吗？然而，随着人文主义征服世界，这些原本的内部分裂逐渐扩大，骤然引发史上死伤最惨重的一场宗教战争。
在20世纪的第一个10年间，正统教派的自由主义仍然对自己信心满满。他们相信，只要让个人享有最大的言论自由、随心而行，世界就能享有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虽然世界仍然受制于传统的阶层结构、蒙昧主义的宗教以及残酷无情的帝国，要彻底摆脱它们还需要一些时间。然而每过10年，都会出现新的自由和成就，总有一天，我们会在地球上创造天堂。1914年6月，原本日子还过得平静而幸福，自由主义者觉得历史也站在自己这一边。
等到1914年圣诞节，在连绵的战火下，自由主义者已经几乎得了炮弹休克症，而且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间，这套思想同时遭到左右夹攻。在社会主义看来，自由主义就像亚当的那片无花果树叶，是在为整个无情、剥削、种族歧视的制度遮羞。高举着“自由”的大旗，在意的其实却是“财富”。说着要让个体有权去做自己感觉良好的事，最后却多半演变成要保护中上阶层的财富和特权。如果连房租都付不起，还谈什么居住自由？如果连学费都付不起，又有什么学习自由？如果连车都买不起，旅行的自由又有什么意义？一则著名的嘲讽笑话就说，在自由主义之下，每个人都有饿死的自由。而更糟的是，自由主义鼓励每个人把自己视为独立的个体，于是同一阶级的成员各自独立，无法团结起来对抗压迫他们的制度。于是，自由主义让不平等永无止境，使大众走向贫困，让精英走向孤立。
自由主义先挨了左边来的这一拳，已经步履蹒跚，但进化人文主义又从右边袭来。在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眼中，自由主义妨碍了自然选择，造成人类退化。他们提出警告，如果认定所有人价值相同、生育机会相同，自然选择就无法运作。身为最适者的那些人无法继续进化成超人，只能被大批平庸的人淹没，人类终将灭绝。
于是，从1914年到1989年，三种人文主义流派掀起了一场凶残的信仰之战，自由主义节节败退，而且自由主义核心思想这时看来不仅太过天真，甚至可能非常危险。只要让每个人都有自由，世界就能和平繁荣？瞧瞧世界变成了什么样。
从事后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似乎是自由主义的伟大胜利，但当时看来可不是这样。战争在1939年9月开打，冲突的一方是强大的自由主义同盟国，另一方则是孤零零的纳粹德国。就连法西斯意大利一开始也是隔岸观火，直到1940年6月才参战。自由主义同盟国在兵力和经济上都大占优势。1940年，德国GDP为3.87亿美元，而德国的欧洲对手们的GDP总值为6.31亿美元（英、法、荷、比等国，不包括英国的海外属地）。但在1940年春天，德国只花了三个月，就攻下法国、低地国家（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挪威和丹麦，让同盟国挨了一记决定性重击。英国因隔着英吉利海峡，才免遭同样的命运。 13
直到自由主义同盟国与苏联结盟，才终于打败德国。苏联承受了这场冲突的主要力道，付出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惨痛代价：在这场战争中，苏联人民死亡人数达到2500万，相较之下，英美则是各50万人。能够打败纳粹主义，大半功劳其实应该归于社会主义，而至少在短期看来，社会主义也是战争的最大受益者。
苏联参战时，是个孤立、不受重视的社会主义国家，接着却成了全球两大超级大国之一，领导着一个不断扩张的国际阵营。到1949年，东欧成为苏联的附庸，中国共产党赢得中国内战，美国则陷入了反共的歇斯底里。世界各地的革命和反殖民运动热切地将眼光投向莫斯科和北京，而自由主义却与种族主义的各个欧洲帝国画上等号。每当这些帝国崩溃后，取而代之的通常是军事独裁或社会主义政权，而非西方自由民主政体。1956年，赫鲁晓夫自信满满地向自由主义西方夸下海口：“不论你们喜不喜欢，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我们将会把你们埋葬！”
赫鲁晓夫真心如此相信，也有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和第一世界知识分子持同样的看法。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自由主义在许多西方大学里成为辱骂对象。激进左派运动致力破坏自由秩序，让北美和西欧社会的动荡不断加剧。剑桥大学、索邦大学和伯克利大学（当时还有“伯克利人民共和国”的戏称）的学生，除了会翻阅毛主席的“红宝书”，也会把切·格瓦拉的英雄肖像挂在床头。
1968年，整个西方世界爆发抗议与骚动，左派浪潮达到高峰。有恶名昭彰的特拉特洛尔科大屠杀（Tlatelolco Massacre）——墨西哥安全部队杀害数十名学生。也有所谓的朱利亚峡谷街战役（Battle of Valle Giulia）——学生在罗马与意大利警方发生冲突。至于马丁·路德·金遭到暗杀，也在100多个美国城市引发暴动抗议。该年5月，学生占领了巴黎的街道，戴高乐总统逃到位于德国的法国军事基地，至于法国的有钱人则是在床上颤抖，做着断头台的噩梦。
到了1970年，全球有130个独立国家，但只有30个是自由民主政体，而且多半挤在欧洲的西北一隅。当时，在各大第三世界国家当中，只有印度在独立后走上自由的道路。就算印度，也与西方集团保持距离，而与苏联亲近。
1975年，自由主义阵营遭受最羞辱的一场失败：越战结束，北越如同大卫，打倒了美国这个巨人歌利亚。很快，社会主义便夺下南越、老挝与柬埔寨。1975年4月17日，柬埔寨首都金边落入红色高棉手中。两周后，全球人民看着电视，看到直升机从美国驻西贡（胡志明市）大使馆的屋顶撤走最后一批美国人。许多人都认定，美国这个帝国正在崩溃。就在大家还来不及说出“骨牌效应”这个词之前，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突然宣布印度进入紧急状态。看起来，全球最大的民主政体也正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图38 美国驻西贡大使馆的撤离情形 14
自由民主看起来越来越像老年白人帝国主义者的专属俱乐部，已经无法对世界其他地方，甚至对自己国家的青年有任何贡献。华盛顿自诩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但大多数盟友却都是专制独裁的国王（比如沙特阿拉伯的哈立德国王、摩洛哥的哈桑国王和伊朗国王），或是军事独裁者（比如希腊的上校军团、智利的皮诺切特将军、西班牙的弗朗哥将军、韩国的朴正熙将军、巴西的盖泽尔将军）。
虽然西方得到诸多国王和将军的支持，但在军事上，华沙公约组织的数量优势仍然远超北约组织。光是想在常规军备达到平衡，西方国家就可能不得不放弃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成为永久处于战备状态的极权主义国家。最后西方国家靠着核武器，才拯救了命悬一线的自由民主。北约实行“相互确保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原则，就算苏联发动的是传统攻击，也会遭到北约发动全面核武响应。自由主义国家提出威胁：“如果攻击我们，我们一定会确保没人能活着走出来。”躲在这个恐怖而荒谬的盾牌背后，自由民主和自由市场守住了最后的堡垒，西方继续享受着性、摇滚乐，以及洗衣机、电视和冰箱。没有核武器，就不会有甲壳虫乐队，不会有伍德斯托克音乐节（Woodstock），也不会有物资充盈的超市。但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虽然有了核武器，似乎未来仍然属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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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一切都改变了。自由民主从历史的垃圾箱里爬了出来，抖了抖身子，接着征服了世界。事实证明，超市的力量远大于古拉格劳改营。这场闪电战始于南欧，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专制政权崩溃，让位给民主政府。1977年，英迪拉·甘地解除紧急状态，在印度重建民主。20世纪80年代，东亚和拉丁美洲的军事独裁政权也被民主政府取代，例如巴西、阿根廷和韩国。直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自由主义的浪潮化为一波十足的海啸，冲垮了强大的苏联，让人对于眼前的历史终局怀有更高的期望。经过数十年的失败和挫折，自由主义在冷战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纵然千疮百孔，还是成了这场人文主义信仰战争最后的赢家。
随着苏联解体，自由民主政体不仅取代了东欧社会主义政权，甚至取代了许多苏联加盟共和国，例如波罗的海三小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乌克兰、格鲁吉亚和亚美尼亚。冷战胜利形成一股新动力，将自由主义模式传向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拉丁美洲、南亚和非洲。虽然也有某些自由主义的实验彻底失败，但成功案例的数量已足以令人叹服。比如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智利，虽然曾由军事强人统治数十年，但现在都以民主政体运作。
如果有个自由主义者在1914年6月沉沉睡去，直到2014年6月才醒来，大概还会觉得十分自在。我们再一次相信，只要让每个人拥有更多的自由，世界就能和平繁荣。整个20世纪看起来就像绕了一个大弯。回到1914年的春天，人类在自由主义这条公路上狂奔，却转错了弯，进了死路。过了80年，经历三次骇人的全球战争，我们才终于回到公路上。当然，这几十年并不是全然浪费，我们还是得到了抗生素、原子能、计算机，还有女权主义、去殖民主义，以及性解放。此外，自由主义本身在体验中受伤之后，也不再像一个世纪前那么自负。它向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这些竞争对手学习各种观念和制度，特别承诺向大众提供教育、卫生和福利服务。但惊人的是，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几乎没有改变，仍然尊重个人自由，也仍然坚信选民最清楚、顾客永远是对的。在21世纪早期，这也成了我们唯一的选项。
电力、基因学、伊斯兰激进主义
到了2016年，除了由个人主义、人权、民主、自由市场组成的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之外，我们似乎没有什么真正值得考虑的替代方案。2011年曾有一波社会抗争运动席卷西方世界，比如占领华尔街或西班牙的15–M运动，但它们都并非反对民主、个人主义或人权，甚至也不是反对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正好相反，它们是责怪政府未能达成这些自由主义的理想。这些运动要求市场必须真正自由，而不是被那些“大而不倒”的企业或银行控制和操纵。它们要求真正有代表性的民主制度，能够照顾一般大众，而不只是照顾有钱的游说者和有势力的利益团体。就连那些用最严厉措辞抨击股票交易所和国会的人，也无法提出另一个可行的世界运作模式。虽然西方学者和运动人士最爱挑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的毛病，但至今仍未能提出任何更佳的选项。
对自由主义来说，中国造成的挑战似乎要比西方那些社运抗议人士更为严峻。虽然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有所开放，却仍然既非西方式民主国家，亦非真正的自由市场经济；但这一切并不妨碍中国成为21世纪经济巨人的脚步。只不过，这个经济巨人却投下了一个非常小的阴影：甚至包括中国人自己在内，现在似乎没人知道中国究竟信什么。中国仍然信奉共产主义，但行动上更为务实。这种状态，就让中国在面对从硅谷出现的种种新科技宗教时，成了一个希望无穷的栖息之所（科技宗教将在后面的章节讨论）。然而，这些信仰长生不死与虚拟天堂的科技宗教，大概还需要一二十年才能站稳脚跟。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也尚未真正对自由主义提出替代方案。对于破产的希腊人来说，已经对自由主义模式感到绝望，但想靠着模仿中国找出替代方案，也不现实。
那么，试试伊斯兰激进主义如何？又或是基督教原教旨主义者、弥赛亚犹太教、复兴主义印度教？一些人不知道自己信什么，但宗教的原教旨主义者却过于知道自己信什么了。在尼采宣称上帝已死超过一个世纪之后，上帝似乎又要重临人世，但这只是海市蜃楼，上帝确实死了，这不过就是摆脱身体那一瞬间的事而已。伊斯兰激进主义对自由主义一揽子方案并不构成严重威胁，因为虽然他们满怀狂热，却并不真正了解21世纪的世界，对于我们身边种种新科技带来的全新危机和机会也提不出什么看法。
宗教和科技总是跳着一支优雅微妙的探戈。双方互相推动、互相依赖，不能与对方离得太远。科技之所以有求于宗教，是因为每种发明都有许多可能的应用方式，而工程师就需要一些先知做出关键的决定、指出需要的方向。因此在19世纪，工程师发明了火车、无线电和内燃机。但20世纪证明，运用同样的工具，也可以创造出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政权或西方自由民主政体。没有信仰，火车就不能决定要开往哪个方向。
科技也常常限制我们对宗教的想象，比如侍者递上菜单，多少就会限制我们想吃什么。新科技杀死旧神、催生新神，所以农业时代的神和狩猎采集时代的神不一样，工厂工人想象的天堂也与农民不同。有了21世纪的革命性新科技之后，出现前所未有的宗教的可能性，绝对远超让中世纪的信条起死回生。伊斯兰激进主义者可以继续像念咒一般复诵着“伊斯兰就是答案”，但只要宗教与当今的科技现实脱节，恐怕连民众所问的问题都无法理解。等到人工智能在大多数的认知工作上超越人类，就业市场会有何改变？如果出现许多在经济上完全没有用处的人，形成一个庞大的新阶级，会造成怎样的政治冲击？如果在纳米科技和再生医学的力量下，未来的80岁就像现在的50岁，对于人际关系、家庭和退休基金又有何影响？如果生物科技让我们能够定做婴儿，并让贫富之间出现前所未见的巨大鸿沟，人类社会又将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