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法兰德斯艺术在别个画派的势力之下照样存在。一个民族的特性尽管屈服于外来的影响，仍然会振作起来，因为外来影响是暂时的，民族性是永久的，来自血肉，来自空气与土地，来自头脑与感官的结构与活动；这些都是持久的力量，不断更新，到处存在，决不因为暂时钦佩一种高级的文化而本身就消灭或者受到损害。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在别的画种不断变质的时候，有两个画种始终不变。玛蒲斯，摩斯塔埃特，梵·奥莱，包蒲斯父子，约翰·梵·克兰佛，安东尼斯·摩尔，两个米埃尔凡特，保尔·摩利斯，都能画精彩的肖像；三叠屏上往往有排成一前一后的捐献人，那种坦率的写实，完全静止的严肃，淳朴而深刻的表情，正好同主要画面上的冷冰冰的气息和矫揉造作的布局成为对比，使观众看了觉得有生气，觉得是真实的人而非人体模型。——另一方面，小品画，风景画和室内生活的画也逐渐形成。在刚丹·玛赛斯和路加·特·来登之后，约翰·玛赛斯，梵·海姆森，布勒开尔父子，文克菩姆斯，三个法耿堡，比哀尔·内夫斯，保尔·勃里尔等等，都发展这些画种，尤其大批的版画家与插图作家，或是在书本内，或是用单张的册页，描写当时的伦理，风俗，职业，时事，生活情况。固然，这类画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还停留在神怪与滑稽的阶段：画家逞着荒唐的幻想把现实的面目弄得颠颠倒倒；还不知道山丘树木的真实的形式，真实的色调；他表现人物大叫大嚷，在当时的服饰中间放入一些丑恶的妖怪，象在甘尔迈斯节会上带出来游行的一样。但这些过渡现象是自然的；小品画不知不觉的进步，形成它最后的面目，就是了解并爱好现实生活，肉眼所看到的生活。这里正如在肖像画中一样，发展的线索很完整，每个环节都由本民族的特性组成；经过布勒开尔父子，保尔·勃里尔和比哀尔·内夫斯，经过安东尼斯·摩尔，包蒲斯父子和两个米埃尔凡特，小品画种同十七世纪的法兰德斯和荷兰的画派完全衔接。从前那些僵硬的人物变得柔软了；神秘的风景变为现实的了；从神的时代转到人的时代的过程走完了。这个自然而正常的发展，指出民族的本能在外来风气的势力之下依旧存在；只要有个大波动给它一些助力，它就会重新占上风，而艺术也将跟着群众的嗜好一同转变。——这个大波动就是一五七二年开始的革命，长期而残酷的独立战争，规模的宏大，后果的众多，不亚于法国大革命。象我们国内一样，他们的精神世界一朝刷新以后，理想世界也跟着面目一新。十七世纪的法兰德斯艺术与荷兰艺术，正如十九世纪的法国艺术与法国文学一样，是一出延续到三十年之久，牺牲了成千累万的生命的大悲剧的反响。但这里的断头台和战役把国家一分为二，造成两个民族：一个是迦特力教的和正统派的比利时；一个是新教的，共和政体的荷兰。过去合为一体的时候，他们只有一种民族精神；分离和对立以后就有两种民族精神。盎凡尔斯和阿姆斯特丹抱着不同的人生观，因此产生不同的画派；政治的风波分裂了国土，也分裂了艺术。
我们要仔细考察一下比利时成立的经过，才能了解以卢本斯为中心的画派是如何产生的。——独立战争以前，南方各省似乎和北方各省同样倾向宗教改革。一五六六年，成群结队的反偶像派清洗盎凡尔斯，根特，都尔奈的大教堂，把各地的修院和教堂中的一切神像，和他们认为有偶像意味的装饰品，全部捣毁。根特附近，一万两万的加尔文信徒全副武装的去听埃尔曼·斯脱里革讲道。在焚烧新教徒的火刑架周围，群众高唱赞美诗，有时还殴打刽子手，劫走受刑的人。当局直要用死刑威吓，才能制止修辞学会对教会的讽刺；而阿勃公爵一朝开始屠杀，就引起全国的反抗。——但是南方的抵抗远不及北方猛烈。因为日耳曼的血统，爱好独立和倾向新教的种族，在南方并不纯粹；半数居民是混合的人口，说法国话的华隆人。其次，因为土地更肥沃，生活更舒服，所以毅力较差，肉欲更强；人民爱享乐，不大肯吃苦。最后，几乎所有的华隆人和一些大世家都是迦特力教徒，宫廷生活又加强他们的宫廷观念。所以南方各省的斗争不象北方各省的顽强。北方玛斯特利赫特，阿尔克玛，哈雷姆，来登各个城市被围的时候，执戈守卫的妇女大批阵亡；南方可没有这样的事。巴尔未公爵一攻下盎凡尔斯〔一五八五〕，南十省的人就屈服，单独开始他们的新生活。最英勇的居民和最热心的加尔文教徒，不是死在战场上和断头台上，就是逃往自由的北部。修辞学会的会员整批流亡，阿勃公爵在法兰德斯任期终了的时候，迁走的人口已有六万户；根特陷落，又走掉一万一千居民；盎凡尔斯开城投降，四千纺织工逃往伦敦。盎凡尔斯的人口减少一半；根特和布鲁日减少三分之二；整条街道空无人居；一个英国游客说，根特最主要的一条街上，两匹马在吃草。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外科手术，凡是西班牙人称为坏种的人都被清洗干净；至少留下来的都是安分的居民。日耳曼种族的本性有非常驯良的一面；十八世纪还有整团的德国军队让专横的小诸侯卖到美洲去送命。他们一朝承认了封建主，便对他忠诚到底；只要封建主的权利写在纸上，他就成为名正言顺的统治者；而群众也天生的愿意遵守既戍秩序。并且，无可挽回的形势摆在面前，成为一种长期的强制，也有作用；人只要看出事实无法更改，就会迁就事实；性格中不能发展的部分逐渐萎缩，而另外一部分却尽量发展。一个民族在历史上有些时期象基督被撒旦带到了高山顶上，非在壮烈的生活与苟且的生活中选择一条路不可。试探尼德兰人的魔鬼是拥有军队和刽子手的腓利普二世。对于同样的考验，南北两个民族根据他们在成分与性格方面的小小的差别，作出不同的决定。一朝选择定当，那些差别便越来越大，由差别产生的局面更助长原有的差别。两个民族本是同一种族出身，彼此的差异几乎分辨不出；如今却清清楚楚变成两个族类。特殊的品性和特殊的器官一样，起源是同一个老根，但双方愈长大距离愈远；因为它们就是一面分离一面长成的。
从此南方各省成为比利时。那儿的人民主要是求太平安乐，从可爱与快乐的方面看待人生；总而言之是丹尼埃的精神。的确，一个人即使在破烂的草屋里，在一无所有的客店里，坐在白木凳上，还是可以笑，可以唱歌，痛痛快快的抽一斗烟，喝一杯啤酒；望弥撤也不讨厌，仪式很好看；向一个好说话的耶稣会教士讲讲自己的罪过也没有什么。盎凡尔斯投降以后，领受圣餐的人大为增加，腓利普二世听了很满意。修院一下子办了一二十个。一个当时的人说：“值得注意的是，自从大公爵们光临以后，这里新创的教会团体比以前两百年内创立的更多；”有新芳济会，有新卡美会，有保尔·圣芳济会，有卡美修女会，有报知修女会，尤其是耶稣会。耶稣会带来一种新的基督教，跟当地的民情非常适合，仿佛是特意制造出来和新教做对比的。只要你的思想感情温顺驯良，其余的都可包涵，容忍：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看当时的肖像，特别是卢本斯的仟悔师的像，一望而知是一个心情快活的老好人。良心鉴定派的神学出现了，帮助人解决难题：在这种学说保护之下，一切普通的小过失都无所谓。敬神的仪式并不过分严格，后来竟成为一种消遣。就在那个时代，庄严古老的大教堂的内部装饰变得繁华富丽：有许许多多装饰的花纹，有的象火焰，有的象古琴，有的象坠子，有的象签名的花押：到处用到五色纹缕的云石；祭坛象歌剧院的舞台；古怪而有趣的讲座上雕出成群的野兽,象动物园。至于新盖的教堂，外观当然和内部相称；十七世纪初期，耶稣会在盎凡尔斯造的一所教堂可以作这方面的参考，那简直是一个摆满古董橱的客厅。
卢本斯在里面画了三十六幅天顶画。奇怪的是不管在这里还是在别的地方，标榜禁欲主义而神秘气息很浓的宗教，居然把如花似玉，尽清炫耀的裸体当做感化世俗的题材，例如身体丰满的玛特兰纳，肥胖的圣·赛巴斯蒂安，朝拜小耶稣的黑人博士看了不胜艳羡的美丽的圣母；总之是大堆的人肉和衣著的铺陈，便是佛罗伦萨的狂欢节也没有如此强烈的刺激，如此嚣张的肉欲。
政局的转变也促成思想感情的转变。原来的专政逐渐放松；在阿勃公爵严酷的统治以后，巴尔末公爵改用缓和的手段。一个人受过一次切断的手术，流过大量的血，不能不给他一些镇静剂和补药。西班牙人签订了《根特和约》〔一五七六〕，就把镇压异端的残酷的法令搁置一边。毒刑停止了；最后一个殉难者是一五九七年被活埋的一个女佣。下一世纪，约登斯和他的妻子以及妻子的家属，尽可太平无事的改信新教，连定画的主顾也不曾减少。大公爵们听让各个城市和行会按老习惯发号施令，办他们的事情。公爵们想优待约翰·布勒开尔，兔除他的民团公役和捐税，也向地方当局去申请。政府上了轨道，可以说是半开明的，差不多是民族自主的；西班牙式的勒索，抢劫，暴行，没有了。最后，为了保住这块领地，腓利普二世不得不当做另外一个国家，让它维持法兰德斯的老例章程。一五九九年，腓利普二世把法兰德斯从西班牙分出，连同全部主权让与亚尔倍大公和伊莎贝，法国的大使写道：“西班牙人这个办法再好没有；他们不改用一个新形式就无法维持下去，因为到处都要造反了。”一六○○年，全国议会开会，决定各种改革。从琪契阿提尼和别的游客的记载中可以看到，被战争埋在废墟之下的古老的宪法又给拿了出来，几乎原封不动。一六五三年时，蒙高尼斯写道：“布鲁日每个行业有一个会馆，本业的人可以去商量公事或者消遣，娱乐。所有的行业分为四个部分，由四个执掌城门钥匙的市政长官统辖：总督只对军人有管理权和司法权。”大公爵们相当聪明。肯顾到公众的利益。一六○九年，他们同荷兰讲和；一六一一年颁布的永久法令完成了当地的善后事宜。他们很得人心，或者是竭力笼络人心；伊莎贝在萨佛隆广场上主持弯箭手的宣誓礼。亚尔倍在罗文听于斯德·列浦斯讲学。他们喜欢有名的艺术家：奥多·凡尼于斯，卢本斯，丹尼埃，布勒开尔，都受到招待。修辞学会纷纷复兴，大学备受优遇。在迦特力教的范围以内，在耶稣会教士的主持之下，有时还在他们的主持之外，思想界有复兴的气象，出现一批神学家，宗教问题的争论者，良心鉴定派，博物学家，地理学家，医生，甚至也有史学家；麦卡托，奥提利阿斯，梵·黑尔蒙特，扬山尼于斯，于斯德·列浦斯，都是这个时期的法兰德斯人。桑特千辛万苦写成的《法兰德斯地方志》便是一部标志民族热情和爱国心的巨著。——总之，要对地方上的情形有个概念的话，我们可以在那些安静而衰落的城市中挑出一个来加以考察，例如布鲁日。一六一六年，达特利·卡尔登爵士经过盎凡尔斯，发现虽然差不多是一座空城，但非常美丽。他从来没有看到“整条街上的人满四十个”；没有一辆马车，也没有一个人骑马，铺子里没有一个主顾。但房屋保养很好，到处干净整齐。农民把烧掉的草屋重新盖起来，又在田里做活了；管家妇忙着她的家务；安全已经恢复，不久就带来繁荣富庶。射击大会，游行，甘尔迈斯节，诸侯们盛大的入城式，一样一样又来了。大家回到从前的安乐生活，也只想过安乐生活；他们让教会去管宗教，诸侯去管政治。这儿象威尼斯一样，历史的演变使人只图眼前的享受；而且正因为以前的灾难大惨了，现在才更竭力追求快乐。
我们必须看了有关战争的细节，才能体会战前与战后的对照。在查理五世治下为了宗教殉难的有五万人；被阿勃公爵处死的有一万八千人；随后，人民起来反抗，打了十三年仗。西班牙人把各大城市长期围困，直要用断粮的办法才能攻下。战争初期，盎凡尔斯被围三日，死了七千布尔乔亚，烧掉五百憧房屋。兵土就地筹饷；我们从那时的版画中看到他们横行不法，洗劫民居，拷掠男子，侮辱女性，把箱笼家具装车运走。军饷拖欠太久的时候，兵士就驻在城内；那简直是强盗世界：他们拥立首领，到四乡丢为所欲为。写画家传记的卡尔·梵，曼特，有一天回到本村，发见他的家和别人的家一齐遭到抢劫：老病的父亲床上的被褥都给拿走。卡尔本人被剥得精光，脖子里已经套上绳索要被吊死了，亏得他在意大利认识的一个骑兵救了他。另外一次。他和妻子带着一个婴儿上路，银钱，行李，衣服，女人身上的衣衫，连同婴儿的褪褓都被枪了；母亲只剩一条短裙，婴儿只剩一个破网，卡尔只有一块破烂的旧呢遮身；他们到布鲁日的时候就是这副装束。——一个地方遭到这种情形只有毁灭；连那些大兵也快饿死了；巴尔末公爵写信给腓利普二世说，接济再不来，军队就完了：“因为不吃东西究竟是活不了的。”——在这样的灾难以后重见太平，岂不等于进了天堂！当然还谈不到“享福”而只是“略胜一筹”，但这“略胜一筹”已经了不起了。一个人终究能睡在自己的床上，收一些粮食，享受自己劳动的成果，能够旅行，集会，谈天，不用害怕；总算有了一个家，一个乡土，看得见前途了。一切日常行动有了意义，有了兴趣；人重新活起来了，竟象是第一次活在世界上。所有自发的文学和独特的艺术都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产生的。新近受到的大震动，把传统与习惯涂在事物面上的清一色的油漆震落了。人的面目出现了；经过刷新与变化的性格露出主要特征，人看到自己的本质，潜在的本能。成为民族标记而将来支配他历史的主导力量；那在半个世纪以后又会看不见的，因为在半个世纪中已经看过了；但目前一切都新鲜。人站在万物前面仿佛亚当第一次睁开眼睛；对事物的概念变得细巧与淡薄是后来的事，当时的概念是壮阔而单纯的。一个人所以能有这样的眼光，是因为生在一个摇摇欲坠的社会里，在真正的悲剧中长大起来。卢本斯象雨果和乔治·桑一样。从小流亡在外，父亲关在牢里，他在家中和四周听到惊风险浪和：覆舟遇难的回声。有了上一代受苦与创业的活动家，才有下一代的诗人来从事写作，绘画，雕塑。前人建立了一个世界，后人把那个世界的毅力与愿望表现出来，比原来的规模更大。所以法兰德斯艺术不久就用英雄的典型歌颂当时人的顽强的精力，粗豪的快乐，要求刺激的本能，而在丹尼埃的乡村客店中就有卢本斯的神明所居的奥林泼斯山。
这些画家之中，有一个似乎把其余的人都掩盖了；的确，艺术史上没有一个人比他声名更大，和他齐名的也只有三四个。然而卢本斯不是一个孤独的天才；在他周围的能手之多，才具之相似，证明那一片茂盛的鲜花是整个民族整个时代的产物，卢本斯不过是一根最美的枝条。在他以前，有约登斯和他〔卢本斯〕两人的老师亚当·梵·诺尔德；在他四周，有和他同时代而在别的画室中培养出来的人，独创的意境和他的一样自然，例如约登斯，克雷伊埃，日拉·齐格斯，龙蒲兹，亚伯拉罕·扬桑斯，梵·罗斯；在他之后，有他的学生梵·丢尔登，提彭培克，梵·登·胡克，高乃依，舒特，布雅芒斯，布鲁日的约翰·梵·奥斯德，以及学生中最优秀的梵·代克；在他旁边，有擅长动物，花卉，零星补景的画家斯奈得斯，约翰·淮特，耶稣会修土塞格斯；还有整整一派出名的版画家，索德曼，福尔斯忒曼，菩斯凡德，庞丢斯，菲塞。同一树液使所有的枝条不分大小，一齐长发；周围还有群众的同情和全民的欣赏。可见这种艺术不是个别的偶然的产物，而是一个社会全面发展的结果；以后我们考察作品：发见作品与环境一致的时候，这一点可以完全肯定。
一方面，这派作品或者追随，或者发扬意大利传统，成为又是迦特力教的又是异教的东西。定画的主顾是教堂和修院；画上表现的是圣经和《福音书》中的情节；题材带有感化性质；把原作雕版的人喜欢在图片下面加几句敬神的格言，劝人为善的双关语。但事实上，作品的基督教意味只限于题目；一切神秘的或禁欲的意识都被摒弃；画的圣母，殉道者，忏悔师，基督，使徒，全是局限于现世生店的健美的肉体：天堂是奥林泼斯山，住着营养充足，喜欢活动筋骨的法兰德斯神灵，长得高大，强壮，肉体丰满，心情快活，气概不凡与洋洋自得的表情好象参加全民性的赛会与诸侯的入城式。这是古老神话的最后一朵花；教会当然贴上一个适当的标签，但不过是行一个洗礼而已，往往连这个形式都没有。阿波罗，邱比特，加斯多，包吕克斯，维纳斯，一切古代的神明都用莫名实姓，在诸侯和国王的宫殿中复活过来。因为这儿和意大利一样，宗教是在于仪式。卢本斯天天早上望弥撒，也捐画给教会补赎罪孽；然后对俗世仍旧抱着诗人的观点，用同样的风格画丰满的玛特兰纳和多肉的海上女妖；表面上涂着一层迦特力教的油彩，骨子里的风俗，习惯，感情，思想，一切都是异教的。——另一方面，这派艺术是真正法兰德斯的艺术；一切都保持法兰德斯的特色，从一个根本观念出发，既是民族的，又是新颖的：这派艺术和谐，自然，别具一格：这是和上一时期生硬的仿制品大不相同的地方。从希腊到佛罗伦萨，从佛罗伦萨到威尼斯，从威尼斯到盎凡尔斯，发展的阶段很清楚。对于人和人生的观念，高贵的成分愈来愈减少，眼界愈来愈广阔。卢本斯之于铁相，等于铁相之于拉斐尔，拉斐尔之于菲狄阿斯。艺术家对待现实世界的态度，从来没有这样坦率这样兼收并蓄的。古老的界线已经推后好几次，这一下似乎根本取消，开拓出一个无穷的天地。卢本斯绝对不顾到作品在历史观点上是否恰当；他把寓意的人物与真实的人物，红衣主教把裸体的迈尔居放在一起。他不顾礼法体统，在神话和《福音书》的理想的天国中夹进一般粗鲁或狡猾的人，不是一个奶妈般的玛特兰纳，便是一个赛兰斯〔农业女神〕咬着同伴的耳朵说笑话。他不伯引起生理上的难堪，甚至用肉体熬受毒刑的痛苦，临终的呼号与抽搐，把丑恶描写得淋漓尽致。他不管雅驯与否，把弥纳尔佛〔智慧与艺术女神〕画成会打架的泼妇，把于第斯〔犹太女英雄〕画成杀惯牲口的屠妇，把巴里斯〔劫走美女海仑的王子〕画成恶作剧的能手和讲究饮食的专家。他的苏查纳，玛特兰纳，圣·赛巴斯蒂安，三美人，海上女妖，以及所有描写天上的和人间的，理想的和现实的，基督教的和异教的节会所公然表现的内容，只有拉伯雷的辞汇能表达。人性中一切动物的本能都在他笔下出现；那是别人认为粗俗而排斥的，他认为真实而带回来的；在他心中象在现实中一样，粗俗的木能和别的本能同时并存。他什么都不缺少，除了十分纯洁和十分高雅的因素；整个人性都在他掌握之中，除了最高的峰顶。所以他开创的境界之大，包括的典型之多，可以说从来未有：他笔下有意大利的红衣主教，古罗马的帝皇，当代的诸侯贵族，布尔乔亚，农民，放牛的妇女，加上身心的活动印在人身上的千变万化，便是一千五百件作品也没有画尽他的意境。
由于同样的原因，他表现人体的时候，对于有机生活的基本特征比谁都体会深刻。在这一点上他超过威尼斯派，正如威尼斯派的超过佛罗伦萨派。他比他们感觉得更清楚，人身上的肉是不断更新的物质，尤其是淋巴质的，多血质的，好吃的法兰德斯人，身体内部更容易变动，新陈代谢快得多；因为这缘故，没有一个画家把人身上的对比画得比他更凸出，没有一个人把生命的兴旺与衰败表现得象他那样分明。在他的作品中，有时是一个笨重疲软的尸身，真正是解剖桌上的东西，血已经流尽，身体的实质没有了，颜色惨白，青紫，伤痕累累，嘴边结着一个血块，眼睛象玻璃珠子，手脚虚肿，带着上色，形状变了，因为这个部分最先死掉；有时是生动鲜艳的皮色：年轻漂亮的运动家喜气洋洋；营养充足的少年，屈曲的上半身，姿态非常柔软；面颊光滑红润的少女，天真恬静，从来没有什么心事使她血流加快，眼睛失神；一群胖胖的快活的小天使和爱神，皮肤细腻，布满肉裥，水汪汪的粉红皮色可爱之极，活象一张朝露未干的花瓣照着清晨的阳光。同样，表现动作和心灵的时候，他对于精神与肉体生活的基本特征也比别人体会更真切，就是说对于造型艺术必须抓住的瞬息万变的动作，他极有把握。在这一点上他又超过成尼斯派，正如威尼斯派的超过佛罗伦萨派。没有一个画家的人物有这样的气势，这样猛烈的动作，不顾一切的发疯般的奔驰，紧张暴突的肌肉用劲的时候会这样全身骚动。他的人物好象会说话的：即使休息也还在行动的边缘上；我们感觉到他们才做过的动作和将要做的动作。他们身上印着过去的痕迹，也包含未来的种子。不仅整个的脸，而且整个姿态都表现出思想，热情和生命的波动：你能听见他们情绪汹涌的内心的呼声，听见他们的说话。心情最微妙最飘忽的变化，在卢本斯作品中无不具备：在这方面，对小说家和心理学家来说，他是一个宝库，难以捉摸的细腻的表情，多血的皮肉的柔软与弹性，他都记录下来；对于生理变化和肉体生活，没有人比他认识得更深入了。——有了这种思想感情，具备了这种技术，他能适合复兴的民族的需要和愿望，把在自己心中和周围所发见的力，把一切构成，培养，表现那种意气昂扬，泛滥充盈的生命的力，发扬光大。一方面是巨大的骨骼，赫刺克勒斯式的身材和肩膀，鲜红粗壮的肌肉，于思满面的凶横的脸，营养过度，油水充足的身体，一大堆色欲旺盛的粉红和雪白的肉；一方面又是鼓动人吃喝，打架，作乐的粗野的本能，战士的蛮劲，大肚子西兰纳〔半人半山羊神之父〕的魁伟，福纳〔田野之神〕的放肆的情欲，满不在乎而浑身都是罪孽的美人儿的放荡，标准法兰德斯人的精力，粗鲁，豪放的快乐，天生的好脾气和安定的心情。——他还用布局与零星什物加强效果：画面上尽是闪光的绸缎，铺金盘绣的长袍，裸体的人物，近代的衣著，古时的服装，他层出不穷的想出各种甲胄，旗帜，列柱，威尼斯式的楼梯，神庙，华盖，船只，动物，风景，始终是新颖的，也始终是雄伟的：仿佛在现实世界之外，他另有一个不知丰富多少倍的世界，让他用魔术家似的手从中汲取无穷的材料。他的幻想尽管自由奔放，结果并无驳杂不纯之弊，反而因为幻想的来势猛烈，发泄的自然，便是最复杂的作品也象从过于丰满的头脑中飞涌出来的。他好比一个印度的神道，长日无事，为了宣泄多产的精力，造出许多天地。从打皱折叠的长袍的鲜艳的红色，到皮肉的白和头发的谈黄，没有一个色调不是自然而然奔赴腕底而他觉得满意的。
但是法兰德斯只有一个卢本斯，正如英国只有一个莎士比亚。其余的画家无论如何伟大，总缺少他的一部分天才。克雷伊埃没有他的胆子，没有他的放肆，只善于用清新柔和的色彩描写一种喜悦，亲切，恬静的美。约登斯没有他华贵的气派和慷慨激昂的诗意，只会用暗红的色调画一些臃肿的巨人，密集的群众，喧闹的平民。梵·代克不象卢本斯喜爱单纯的力，单纯的生命；他更细腻，更有骑士风度，生性敏感，近乎抑郁，在宗教画上显出他的感伤情调，在肖像画上显出他的贵族气息；色调不及卢本斯的鲜明，但是更亲切，画的是一般高贵，温柔，可爱的面貌；那些豪侠而细腻的心灵自有一种为他的老师未尝梦见的温婉与惆怅的情调。——时代快要转变，梵·代克的作品是一个先兆。一六六○年以后，形势已很清楚。伟大的形象世界是靠上一代的毅力与希望启发的，而那一代的人已经凋谢零落，相继下世；只有克雷伊埃和约登斯因为活得长久，还替艺术界撑了二十年的局面。民族在一度复兴以后又消沉了，他的文艺复兴没有完成。法兰德斯在大公爵的治下才是一个独立国；大公爵的世系在一六三三年断绝，法兰德斯重新成为西班牙的行省,受一个从马德里派来的总督营辖。一六四八年的条约〔西班牙与荷兰订立的明斯忒条约〕封闭埃斯谷河的运输，把商业摧残完了。路易十四三次瓜分法兰德斯，每次割去一块土地。三十年内经历四次战争，盟邦，敌国，西班牙，法国，英国，荷兰，没有一个不剥削法兰德斯，一七一五年的条约〔英、法、荷、奥之间订立的巴里欧条约〕把荷兰人变做法兰德斯的供应商和收税官。法兰德斯成为奥地利的属地以后，拒绝纳贡，议长便被捕入狱，其中主要的一个，安纳桑斯死在断头台上〔一七一九〕；从阿泰未尔德父子壮烈的呼声以后，这是最后一次的，也是微弱的回声。法兰德斯从此降为一个普通的省份，人民只知道苟且偷生。——同时，而且也由于大局的影响，戾族的想象力开始衰退。卢本斯的画派日渐衰微；在布雅芒斯，梵·赫泼，约翰·埃拉斯未·格林，小梵、·奥斯德，代斯忒，约翰·梵·奥莱的作品中，已经看不见特色和刚强的精力；色彩不是贫乏便是甜俗；瘦削的人物力求漂亮；表情染上感伤情调或是装腔作势的温柔！大幅的画面上，人物不是密布而变得疏疏落落，全靠建筑物填补空白；元气已经枯竭，只知道墨守成规，或者学意大利人的习气。有些画家根本移居国外：斐列浦·特·香巴涅当了巴黎美术学校校长，思想与国籍都变了法国人，不但如此，他还是个醉心于灵修的人，扬山尼派的信徒，态度认真的画家，最了解严肃深思的人的精神；另外一个，日拉·特·雷累斯专门师法意大利人，成为学院。派的古典画家，精通古代服饰，对神话与历史题材力求合理。寻根究底的思想在风俗习惯中已经成为风气，如今影响到艺术了。——根特的美术馆中有两幅画，同时表现出绘画的衰落与社会的衰落。两幅画都描写诸侯的入城大典，一幅是一六六六年的，一幅是一七一七年的，第一幅用美丽的红红的色调，画出黄金时代的最后一批人物，高傲的姿态，结实的肩膀，矫捷的身手，华丽的服装，长鬣的马匹；有的是贵族，是梵·代克的君侯的亲戚，有的是披野牛皮，穿甲胄的长枪手，是窝仑希泰恩的士兵的亲戚；总之是英雄时代和爱好形象的时代的最后一些残迹。
第二幅用冷冰冰的浅淡的色调，画一些细巧，文雅，法国化的，戴假头发的人，会鞠躬行礼的绅士，注意功架的淑女；总之是一套客厅生活和国外输入的礼法。两幅画相隔五十年，五十年之间，民族精神和民族艺术都不见了。
四
保持迦特力教，屈从西班牙统治的南方十省，在艺术上走意大利的道路，画神话上的史诗，以英雄式的裸体为中心；获得自由，改奉新教的北方，却朝另一方向发展他们的生活与艺术，那儿雨水多，天气冷，裸体更少出现，更难受欢迎。日耳曼的血统更纯粹，对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所设想的古典艺术不容易欣赏。生活更艰难更辛苦，饮食更俭省，人都惯于苦干，计算，有条有理的管束自己，对于逸乐和自由发展的人生的美梦，不大能领会。我们不妨想象一下，荷兰的布尔乔亚在柜台上忙过一天以后，回到家里是怎样一个情形，他的屋子只有几个小房间，几乎跟船上的房舱相仿：装饰意大利殿堂的大画无法悬挂；屋主所需要的是清洁与舒服；有了这两样就够了，不在乎装饰。——据威尼斯大使们的记载，“他们生活十分朴素，最富有的人家也看不见奢侈和了不起的排场……他们不用仆役，不穿绸缎；家中很少银器，不用地毯；家具什物寥寥无几……不论居家出外，在衣著和其他方面都显出中产之家的真正的俭省，没有不必要的东西。”雷斯忒伯爵奉英国女皇伊丽沙白之命，带领军队援助荷兰的时候〔一五八五〕，斯比诺拉代表西班牙王来议和的时候〔一六○九〕，他们那种君主国家的阔排场，同当地的生活正好是极端，甚至引起反感。共和邦的首领，当时的英雄，“沉默的威廉·特·奥朗洽”，身上的旧袍子连大学生也会嫌破烂，钮子不扣的短褂也一样破旧，羊毛背心象船夫穿的。下一个世纪，路易十四的敌人，荷兰执政约翰·维脱只有一个仆役；无论何人都可和他接近；他的声名显赫的前辈〔“沉默的威廉”〕“跟啤酒商和布尔乔亚”平起平坐；维脱就是以他为榜样。便是今日，民间的生活习惯还保留不少俭朴的古风。在欧洲别的地方，爱装饰爱享乐的本能使诸侯的游行赛会成为风气，大众也能体会健美的肉体所包含的异教的诗意；荷兰人的性格却和这种本能不相容。
在他们身上占优势的是一些相反的本能。南方各省在尼德兰原是一股平衡的力量；十六世纪末期南北分裂以后，荷兰摆脱了那股平衡的力，突然由着自己的本性倒向另外一边，而且势头非常猛烈。一切原始的倾向和才能都赫然出现；那并不是新生的，只是原有的东西冒出头来。一百五十年以前，有眼光的人早已见到，教皇埃奈斯·西尔未斯〔庇护二世〕说过：“佛里士兰是一个自由的国土，按着自己的习惯生活，既不能服从外人，也不想指挥别人。佛里士兰人为了自由会毫不犹豫的牺牲性命。这个高傲尚武的民族，身体高大强壮，性情沉着，勇猛，喜欢夸耀自由：勃艮第公爵腓利普虽然自称为他们的君主，对他们毫无作用。他们最恨封建贵族与军人的傲慢，不容许有人凌驾别人。他们的行政官每年由公众选举，办事非公正不可……他们对不贞的妇女惩罚极严……他们不大能接受不结婚的教士，怕他勾引别人的妻子，认为绝欲极不容易，非人力所能办到。”在这些地方，日耳曼族对国家，婚姻，宗教的观念已经露出萌芽，暗示将来会发展成新教与共和政体。受到腓利普二世考验的时候〔一五七二——九八〕他们先“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一个做买卖的小小的民族，埋没在一个烂泥堆上，处在一个比拿破仑帝国更辽阔更可怕的帝国的边陲；面对着想消灭他的巨人，在重重压力之下竟然能抵抗，生存，长大。他们历次被围的经过令人钦佩；城中的布尔乔亚与妇女，只靠几百个兵帮助，把整整的一军，全欧洲最精锐的士兵，最有名的将领，最能干的工程师，阻拦在残破的城墙之下；筋疲力尽的居民吃了四个月六个月的耗子，树叶，皮革，还不肯投降，宁可排了方阵，把残废的人夹在中央，到敌人的阵地上去让他们杀死。我们宜要读了这些战役的详细记录，才知道人的毅力，镇静，耐性可以达到怎样的高峰。一艘荷兰军舰宁可在海上自己炸沉，决不下旗投降；他们在新地岛，印度，巴西，以及穿过马哲伦海峡所作的探险，殖民与征略的事业，也和他们的战斗一样壮烈。的确，我们向人的本性要求越多，它结的果实也越多；能力越用越强；积极的作为与消极的忍受简直看不到限度。——经过三十六年的战争〔一五七二——一六○九〕，到一六○九年，奋斗的目的终于达到，西班牙承认他们独立；整个十七世纪，荷兰人在欧洲当着第一流的角色。和他们再打二十七年仗〔一六二一——四八〕的西班牙人，英国的克伦威尔和查理二世，路易十四的新兴的强大的力量，都不能使他们屈服。路易十四发动三次战争，临了不得不派使节到格特罗登堡去卑躬屈节的求和，还遭到拒绝。他们的执政海思西乌斯当时是左右欧洲大局的三巨头之一。——国内政治修明；世界上第一次，人有了信仰自由，所有的公民权都受到尊重。国家是各省志愿结合的联邦；各省在自己的范围内保障公众的安全与个人的自由，完善的程度为从来所未有。据一六六○年时巴里华的记载：“他们都热爱自由；在他们国内对谁都不能打骂，仆役也有许多特权，主人不敢殴打。”巴里华用十分钦佩的口吻一再提到他们尊重人权：“今日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享有象荷兰那么多的自由，人与人间的和睦竟能使平民不受大人物责骂，穷人不受富人责骂……一个贵族倘把农奴或奴隶带进荷兰，他们马上变做自由人；贵族买他们的本钱只能白白损失……农民只要付了分内的赋税，同城里人一样自由……尤其每个人在自己家里都是绝对的主人，谁要擅人民居侵犯别人，就是犯了大罪，而且非常危险。”无论何人，可以随时离开国境，带出去的银钱不受限制。路上昼夜安全，单身的旅客也不用害怕。主人不得强留仆役。没有人为了宗教而受到审间。有议论一切的自由，“连议论行政长官”，甚至宣扬他们的坏处也不妨。人与人间绝对平等：“担任公职的人要亲切和善才能受到爱戴，不能用傲慢的态度。”这样的民族不可能不繁荣兴旺；等到一个人又坚强又公正的时候，其余的一切便不求而自得。独立战争开始时〔一五七二〕，阿姆斯待丹的人口只有七万，一六一八年增加到三十万。威尼斯的使节在报告中说，街上的人一天到晚都象赶集一般拥挤；城市的范围扩大了三分之二；一块容足之地值到一个金杜加。农村的地价不亚于城市。没有一个地方的农民这样富足，这样会经营土地：某个村子有四千条母牛；有一条牛重一千多斤；一个地主的女儿嫁给莫利斯亲王，陪嫁有十万佛罗仑。没有一个地方的工业品有这样完美，出产的货物有布匹，镜子，砂糖，磁器，陶器，绸缎，织锦缎，铁器和船舶用具；欧洲一半的奢侈品和几乎全部的运输都由荷兰供应。他们有上千条船到波罗的海各国去搜集原料，捕青鱼的船有八百艘。东印度公司掌握与印度，中国，日本通商的专利权。巴达维亚是荷兰海外殖民地的中心。那个时代荷兰在海上和世界上的地位等于拿破仑时代的英国；一共有十万水手；战时可以武装两千艘船；五十年以后，荷兰独自抵抗英法两国的联合舰队。我们眼看它兴旺与成功的巨流一年一年的扩大。
可是水源比水流更出色；因为支持这股巨流的是无穷的勇气，理智，牺牲，意志，才干。威尼斯的大使们说：“这些人极爱制造，极爱工作，在他们手里，没有一件克服不了的难事。他们天生能干活，刻苦，人人工作，不是干这个，便是干那个。”大量的生产，小量的消耗：公众的财富就是这么增长的。”最穷的人，在最小最简陋的屋子里”，必不可少的东西应有尽有。最有钱的人，在他们的大屋子里没有多余的和摆阔的东西。没有一个人偷懒，没有一个人浪费，人人动手工作或是用脑子工作。巴里华说：“这里的人在每样东西上想法挣饯；连在运河底里捞垃圾的每天也挣到半块钱。孩子们从小学手艺，差不多一开场就能谋生。——他们最恨办事不力，游手好闲：有些地方的法官可以监禁懒汉，浪人以及不好好管理家业的人，只消他们的妻子或亲属要求：所以即使有人不愿意，也不能不自食其力。”修院改为医院。救济所，孤儿院；把不事生产的修士的收入，赡养老弱残废，阵亡的海陆军人的孤儿寡妇。军队的素质之高，便是一个宪兵也能在意大利军中当营长，而意大利的营长还不够资格在荷兰当一名宪兵。——至于文化和教育；正如组织和管理的技术一样，他们比欧洲别的国家先进两百年。难得遇到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一个孩子，不识字不会写字。每个村子有一所公立小学。在布尔乔亚家庭里，男孩子都懂拉丁文，女孩子都懂法文。不少人通好几国文字，能说能写。这不仅因为他们有备而不用的习惯，存着实用的念头，而且也由于他们感到学问的尊严。来登城在英勇的抵抗〔一五七四〕以后，联邦议会预备送它一笔礼物，它要求设一所大学，并千方百计罗致欧洲最大的学者。联邦议会写信给穷教师斯卡利泽，同时请法王亨利四世写信劝驾，说只要他肯去就是他们的光荣；他不必教书，只消住在来登，和学者们交谈，指导他们，发表他的著作，让荷兰也沾到一份光彩。在这种情形之下，来登大学成为欧洲最著名的学府，有两千学生。在法国受到禁止的哲学把荷兰作为避难所。整个十七世纪，荷兰是第一个重视思想的国家，成为实证科学的本乡或繁殖地。斯卡利泽，于斯德·列浦斯，梭曼士，牟西乌斯，海思西乌斯父子，两个道萨，玛尼克斯·特·圣德·阿特公特，雨果·葛罗丢斯，斯内利乌斯，都在这里主持考据，法律，物理和数学的研究。埃尔塞弗家族管着印刷。林特旭登和麦卡托教育游客，研究地理。荷夫脱，菩尔和梵·梅德兰写本国史。约各·卡兹写诗。当时的神学便是哲学，在阿米尼乌斯和哥玛的发动之下，重新提出神的恩宠问题，连小村子里的乡下人和布尔乔亚的思想也为之激动。一六一九年在多尔德累赫特召开的主教大会，等于新教的总教议会。——荷兰除了在抽象思维方面占先之外，实际事务的才干也同样占先；从巴内未特到维脱，从沉默的威廉到威廉三世，从海军提督黑姆斯刻克到德罗姆普和拉忒，前前后后有一批优秀的人物领导战争和国家大事。——民族艺术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中产生的。所有别具一格的大画家都生在十七世纪最初的三十年内。那时荷兰的基业已经稳固，最大的危险已经解除，最后胜利己成定局，人民都觉得做过一番大事业，用伟大的心胸与坚强的手腕替子孙创立了天下。这里象别处一样，艺术家是英雄们的儿子。功业圆满，创造现实世界的才能便越出现实世界去创造幻想世界。人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毋须再学习；在他面前，在他周围，充塞在他视线所及的天地中的，全是他的功绩；而功绩又多么显赫，内容又多么丰富，他尽可以对之长时间的欣赏，出神。他的思想不再依附外来的思想；他所追求的所发见的，就是他自己的感觉；他敢于信任这个感觉，跟着这个感觉前进，不再模仿，样样取之于己，在创新的时候只听从感官和内心的嗜好。他的内在的力，他的基本的才具，他的原始的和世代相传的本能，接受了考验，锻炼得更坚强了，在考验过后继续活动，缔造了一个国家以后又来开创一派艺术。
现在我们来考察这派艺术；它用形体与色彩，把不久以前显露在行动与事业中的全部本能表现出来。——北七省和南十省合为一个民族的时期，南北只有一派艺术。恩格布勒赫特，路加·特·来登，约翰·斯库里尔，老黑姆斯刻克，高乃依·特·哈雷姆，布罗马特，哥尔齐乌斯：这些北方画家与盎凡尔斯的南方画家用的是一样的风格。那时还没有面目分明的荷兰画派，因为还没有面目分明的比利时画派。独立战争开始时，北方画家和南方画家同样用足功夫模仿意大利人。——可是从一六○○年起，一切都变了，在绘画方面和别的方面一样。充沛的精力使民族的本能占据优势。裸体是放弃了；理想的人体，过野外生活的鲜剥活跳的人，四肢和姿势的美妙的对称，大幅的寓意画和神话题材，都不合日耳曼口味。并且，控制思想的加尔文主义把这些作品排斥在教堂之外。在这个俭省，严肃，爱劳动的民族中间，根本没有王侯的宴会行乐，享用奢华的生活，不象在别的地方的宫殿中，在银器，号衣，精美的家具之间，需要肉感的和异教意味的图画。阿梅里·特·索姆想用这种风格造一座建筑物纪念她的亡夫，执政胖特烈·亨利，只能把法兰德斯的画家梵·丢尔登和约登斯请到奥朗治萨去。荷兰人的头脑是现实的，风俗习惯以人人平等为主，连一个鞋匠出身的人也能捐献军舰，当海军中将。在这种国家之内，大众感到兴趣的人物是公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穿着日常的服装，摆着日常的姿势，是某一个贤明的官长，某一个英勇的军人，而决非穿希腊装束的人，或者象希腊人那样的裸体。气势宏伟的风格只有一个用处，就是装饰市政厅和公共场所的巨型的肖像画，纪念有功社会的劳绩。所以那时出现一个新的画种，大幅的画面上包括五个，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和真人一般大的全身肖像，或者是医院的一些董事，或者是赴射击大会的火绳枪手，或是围在议事桌四周的一群市政委员，或是在聚餐会上举杯祝贺的一批军官，或是在解剖厅上作实验的一些教授：以一个与他们职业有关的行动为中心，配上他们现实生活中的环境，衣著、武器，旗帜，零星什物。这是真正的历史画，在一切历史画中最有参考价值，最富于表情的一种。法朗兹·哈尔斯，伦勃朗，哥凡尔脱·夫林克，斐迪南·菩尔，丹沃陶·特·开瑟，约翰·累文斯但，在这些画上表现他们民族的英雄时代；刚强，正直，明理的人，有的是高尚的毅力，高尚的心胸；文艺复兴期的华丽的装饰，绶带，野牛皮的短袄，羊肠领，做工细巧的翻领，全黑的上装和大氅，又严肃又辉煌，衬托出身强力壮的厚实的仪表，坦白的表情，而艺术家凭着简洁遒劲的手法，或者凭着真诚与坚强的信念，也显得和画上的英雄一样伟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