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9）
尉文渊在这次理事会上被聘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的首任总经理。
事后，新华社发出措辞极为谨慎的消息：
响应深化改革的呼声，我国大陆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今天成立。这一绝迹４０多年的证券买卖专业场所于１２月１９日在上海外滩开业后，将有３０种国库券、债券和股票在那里上市成交。据介绍，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事业法人，实行法人会员制，不吸收个人会员入场，第一批会员中包括上海、山东、沈阳、江西、安徽、浙江、海南、北京等地的证券公司、银行、投资公司、保险公司、信用社等地方和全国性金融机构。
实际上，最初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是不能吸纳异地会员的。上海用变通的方法，把在上海已设有机构并有一定影响力的证券金融机构吸收为会员。尉文渊感到会员数量还是太少，又把代理证券业务的城市信用合作社接纳进来，才凑出了25家会员。
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架构
会员名单：
1上海申银证券公司
2上海万国证券公司
3上海海通证券公司
4上海市投资公司
5上海爱建金融信托投资公司
6上海财政证券公司
7中国人民建设银行上海市信托投资公司
8中国人民保险公司上海分公司
9中国工商银行山东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0中国工商银行沈阳沈河票据股份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1江西省国际信托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2中国银行上海信托咨询公司
13中国农业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
14安徽省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5国家农业投资公司农信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6浙江省证券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7海南华银国际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18上海上工证券业务部
19上海保北证券业务部
20上海文厢证券业务部
21上海江浦证券业务部
22上海环龙证券业务部
23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集团）中信公司上海分公司
24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25中国农村开发信托投资公司上海证券业务部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办公地点最后定在上海浦江饭店，也就是前文谈到过的，我们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办公借住的饭店。浦江饭店是一家具有100多年历史的欧洲风格的涉外宾馆，不过档次没有上海大厦、国际饭店以及和平饭店高。1989年6月份以后，外国游客锐减，饭店的客房入住率上不去，底层的大宴会厅基本派不上用场。因而，上海证券交易所选址那里后，双方一拍即合。待装修几个月和安上电脑后再一看，已是像模像样的证券交易所了。
开业大吉
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９日，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开业仪式在黄浦路１９号浦江饭店二楼餐厅举行。上海市市长*、副市长*、各界来宾以及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和香港地区的政要与金融家出席了开业仪式，我们这些当选的理事长、副理事长、理事、总经理被一一在台前介绍。*市长发表了讲话，并宣布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业。接着，尉文渊手拿棒槌，拖着一只伤势严重的脚，强忍着疼痛从二楼走廊走到交易大厅，对着挂在大厅北端的铜锣奋力一敲，敲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的第一声锣。我们这边拼命鼓掌，只见那边一阵忙乱——事后有人告诉我，尉文渊由于右脚严重发炎，随着那声锣声，休克倒地，被送往医院急救了。不过，在场来宾没有发现这个小意外，大部分人都喜气洋洋地来到交易大厅的贵宾厅，透过玻璃墙等待交易大厅第一笔交易成交的消息。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0）
我也没有看见尉文渊的晕倒，因为当时我最关心的是当天第一笔买卖是不是由申银证券公司抢到。前一天晚上，我把申银证券第一批进场的红马甲代表郭纯等人叫到办公室，密授他们利用“价格优先，时间优先”的原则，争抢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后的首笔业务。我再三强调，这是历史性的一笔业务，要不惜代价抢到。
“成交了！”场内一阵轰动。工作人员宣布上海申银证券公司以每股３５６７０元的价格买进海通证券抛出的真空电子股票５０股，那时电真空股票的面值仅为１００元。不少记者涌向６号红马甲郭纯，让郭纯实实在在地风光了一阵。晚上，我把郭纯他们请到公司，破例开了一瓶洋酒以示庆贺。
2008年12月3日，《21世纪经济报道》追述了当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时的情景：
阳光穿过半透明的穹顶,投射在汉白玉的罗马立柱上。两根立柱中间,摆着一面铜锣。尉文渊被一格一格的阳光笼罩着,他站在有80多年历史的弹簧地板上,他站在铜锣面前,奋力一敲——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市了!时间是1990年12月19日。
中国股市第一锣由35岁的尉文渊敲响,其时是上海证交所的第一任总经理。敲锣的时候,他身边站着刘鸿儒、阚治东、管金生……
上交所开业，我与管金生（右二）、汤仁荣(左二)
文章转述了尉文渊的话，尉文渊认为当年成立上交所的条件还不成熟，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左的思潮、计划经济的桎梏、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包括传统的意识形态——上交所成立没一项条件成熟”。但上交所必须成立，因为1990年初，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改革开放的路线不变，国家提出了开发开放浦东的战略。在上海制定的浦东开放一揽子计划当中，就包含了成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计划。
文章写到了尉文渊对上交所选址、装修等工作的回忆。刚开始的内部装修等花费居然是尉文渊借来的，“我向人民银行借了500万来筹建上交所，后来上交所收了会员费才还清了这笔钱”。中央财政和上海地方财政在当时都顾不到上交所，因为谁也没想到这是个划时代的东西。“交易所就像个野孩子,一开始冒出来自己闯,弄到后来才越弄越大。”
事实确如尉文渊所说，当时很多人没想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长速度，也没想到与国际证券市场接轨的问题，他们的思想停留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证券交易所上。记得当年我随同李祥瑞理事长接待来宾，很多境外来宾对上交所的英文名称存有疑问——国际上证券交易所名称中都用“stock”一词，为什么你们用泛指有价证券的“securities”？李理事长回答，我们建设的是有中国特色的证券交易所，是以国债交易为主的证券交易所。不过私底下，李理事长对我说，这主要是怕用“stock”（股票）一词在上报审批时会引来麻烦……
上海证券交易所初期交易量最大的是国债，股票占的比例很小。但随着放开价格，加快新股上市速度等措施，股票交易很快火暴起来。当年证券交易的电子化程度不高，委托买卖都必须到证券营业部填写委托单子，由营业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报到驻交易所的红马甲，再由他们输入交易所委托系统。一时间，各证券营业部门前出现为领取一张委托单子排长队的现象。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1）
为解决交易网点不足的问题，尉文渊在上海文化广场开辟了证券交易大市场，各证券经营机构都到那里设摊接受客户的委托，文化广场一时间人潮汹涌，景象蔚为壮观。我们乘机催促人民银行加快营业部审批速度，申银证券在上海各区县的营业部数量由3家增加到近30家，每家证券营业部都在交易所设有席位，并派驻红马甲。最初每个席位为60万元人民币，后来增加的席位降到30万元一个。尽管每个席位价格不菲，但为了委托通道畅通，不少营业部不惜重金在上交所设了好几个席位。上交所也为此新设第二、第三交易大厅，仍难以满足需要。尉文渊于是跟我们商量，让我们上海几家证券公司自费设立交易大厅，每个席位的费用给我们优惠。以申银证券为例，申银证券在南京东路99号公司本部大楼内设了一个交易大厅，拥有百多个席位，公司交易大厅从此也成为一景。每当外地客户来公司希望参观证券交易所，公司就把他们领到交易大厅，告诉他我们自己的交易大厅与交易所的交易大厅完全一样。
一两千红马甲在上交所工作，场面壮观。而这带动了周边很多服务业，浦江饭店那一带也因此被称为“东方的华尔街”。
推广与宣传
那几年社会各个方面对普及证券知识的要求很强烈，到处也可见证券知识培训班、讲座班的通知或广告，那几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收到讲授证券知识的邀请，由此到过各地的大学、各种协会组织、一些大的企业集团，甚至还到部队机关讲过课。但是，给我影响最深的是那年到中南海给中顾委一批老前辈讲股票，以及受邀给越南财政部、司法部官员讲证券市场建设的事。
*市长向境外贵宾赠送股票
前文谈到*同志向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董事长凡尔霖赠送股票，这几乎是家喻户晓的故事。但很少有人知道，*在上海担任市长期间也向一批境外贵宾赠送过我们提供的真空电子股票。那是一件有着非常历史意义的事，它发生在１９９０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前夕。
*担任上海市长后，聘请了国际上一批著名的政治家和企业家担任上海市政府的咨询顾问，并定期召开市长咨询会议。１９９０年７月，上海市市长咨询会议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召开，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香港的方黄吉雯等一大批贵宾到会，并有17位代表将在会议上发表讲话。
由于这次会议主题是建立上海金融中心的问题，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上海市外资委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他们在筹备过程中最犯愁的事，是给演讲嘉宾赠送什么礼物。想来想去，想不出拿什么有意义的东西送给这批非富即贵的境外嘉宾。我向负责这项工作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朱小华出主意，能不能请*市长学学*，给每位演讲嘉宾赠送一张上海的股票。我的目的很清楚，想借此机会提高申银证券公司的社会影响。朱小华一听大声叫好，花钱不多又极有意义。但是，我们都担心朱市长能否采纳这个建议，因为当初我们感觉朱市长对股票持谨慎态度，让朱市长赠送股票，他会同意吗？
１９９０年，上海已着手筹备上海证券交易所，但*市长对股票极为谨慎，提出光干不说。上海宣传部门通知上海媒体少报道股票，这个规定让一批跑金融的记者非常为难，证券市场的新闻怎么可能不提及股票？讲市场行情怎么能避开具体股票？因此有段时间，跑金融的记者都尽可能避开股票这个词，不得不提时，也都用某证券来替代股票这个词，好在当时也就是七八只股票，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指哪一只股票。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当时有部分人认为朱市长对股票有看法。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2）
让朱市长给境外贵宾赠送股票，有没有可能？当年上海的外资委主任叶龙裴，被公认为是对朱市长了解较多的干部，用大家的话来说，是朱市长身边的红人。朱小华和我去征求他的意见，叶龙裴肯定地说：“行，股票作为礼品，这个建议朱市长会接受。”叶龙裴建议我们把股票准备好，在会议结束时的答谢宴会上听他安排，见机行事。叶龙裴在朱市长身边的时间多，对朱市长的脾气摸得比我们准。当年*为了对外招商引资，听说上海批一块地要盖100多个公章，大为光火，为此成立了上海市外资委，人称“一个公章委员会”，以此解决100多个公章的问题，他点名担任第一任外资委主任的，就是叶龙裴。
朱小华和我商量，以申银证券公司名义通过朱市长向17位演讲嘉宾每人赠送一股电真空股票，当时每股电真空股票市值300多元，总计也就是５０００多元。我们约定，事前把股票按演讲嘉宾名单完成过户手续，在答谢晚宴上由我递给朱市长，由他一一赠送。后来，我听说工商银行毛应梁行长也参加会议，就建议由毛行长上台递给朱市长，因为那时工商银行是上海申银证券的全资股东。我把这个安排告诉毛行长，毛行长很高兴，但也产生了和我们一样的担心：朱市长会不会这样做？
那年的上海市市长咨询会议，上海所有金融机构的主要负责人都参加了。第一天的会议开得非常成功，与会代表纷纷就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问题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朱市长也作了精彩演讲。按会议安排，晚上有一场专题演讲会，演讲人是美国前国防部长温伯格，那场演讲会出现了较为尴尬的场面——那年世界政治格局出现重大变化，苏联解体，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开始出问题，西方国家对此甚为得意，温伯格一个小时的演讲处处流露出洋洋得意的神情。他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变化大谈社会主义的种种不是，得出的结论似乎是资本主义必然战胜社会主义，尽管他的原话没有直接这样说，但通过翻译，与会的代表都能听出这层意思。那天是个小会场，*市长坐在第一排，我坐在侧后方，距朱市长不远，可以看到他神色凝重。
温伯格演讲完毕，*市长上台致辞，他致谢后，转而回应了温伯格的演讲，他谈到这个世界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也不能只有一种颜色，如果是那样，这个世界就过于单调枯燥了。随即，朱市长针对温伯格的观点温和地作了驳斥。朱市长的口才是公认的，回答不失东道主风度，沉闷的会场上爆发了阵阵热烈的掌声。
第二天会议继续，上午休息时，上海一批跑金融新闻的记者找我谈起晚上的答谢宴会上朱市长赠送礼品的事，他们不知从哪儿听说是我们申银证券提供的股票。因为都是熟人，我告诉他们有这样的打算，但最后送不送取决于朱市长。当时在场的有《解放日报》的时赛珠，上海广播电台的左安龙、肖美瑾，《新民晚报》的孙卫星以及《文汇报》、《新闻报》、《金融时报》等一大批记者。这些记者彼此相熟，同行们都知道《新民晚报》抢新闻厉害，因为它是晚报，如果当天的新闻抓不住，就要比其他媒体晚一天，大家都怕孙卫星当天把这条消息捅出去。如果这消息发出去，但朱市长最后不送股票，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这些记者都反复关照孙卫星不能抢发这条消息，孙也是满口应允，让大家放心。下午会议结束后，我陪毛应梁行长先去参加日本一家证券公司在上海举行的活动，再参加7点半举行的市政府答谢宴会。一出会场门，有人递给我一份当天出版的《新民晚报》，一看，头版中间，赫然写着——16张电真空赠送给外国代表，电真空有了“洋老板”……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3）
【本报讯】（记者孙卫星）16张上海电真空公司的股票，将作为上海市的“特殊礼物”，在今晚的金融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赠送给为研讨会献计献策的外国代表。
今天，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无偿转让了这些股票，并在16张股票上写上了新股东的姓名。这些新股东分别是美国国际集团公司董事长格林伯格、美国前财政部长威廉?西蒙、前国防部长温伯格、法国里昂信贷银行副总裁菲力浦?沙委朗等。
这16张股票每张面值为100元，股票期限为“不限期”。按照国际惯例，这些洋股东可以按期来沪领取每年分得的股息和红利。
此时离闭幕酒会还有两个小时。我心想要坏事，果然，与毛应梁行长一说，他当即就火了，连声说：“怎么会这样！这报道如果给朱市长看到，那还了得！他的脾气你们又不是不知道！”我只能安慰毛行长，说现在急也没有用了，何况消息也不是我们捅出去的，现在只能祈望朱市长在宴会之前没有看到这则消息。那天，我和毛行长去赴日本一家证券公司的宴会，毛行长的情绪非常低落，我知道他在衡量这件事可能引发的后果。偏偏我们去的那家日本证券公司在排席位时出现了严重的差错，把堂堂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的位子安排在了偏桌上，却把上海市其他银行的行长，甚至副行长都安排在主桌上——谁不知道，拥有15000名员工，拥有上海４０％金融资产的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在上海商业银行行长排名中始终是第一位的？毛行长沉着脸，坐在那里吸了支烟，可能是越想越火，突然起身对我说：“小阚，我们走！”主人发现我们刚进来就要走，感到很奇怪，也可能意识到席位搞错了，忙来拦着，但已来不及了。毛应梁说了声：“我们要参加朱市长的宴会去！”说罢头也不回，带着我拂袖而去。
答谢宴会如时举行，上海市委书记，市长*参加，上海市方方面面的官员随同参加，加上与会人员，总共摆下了二三十桌。毛应梁行长的席位在主桌边上一桌，我和尉文渊等人的桌位靠后。我们和叶龙裴约定，上到第四道主菜时，由他去和朱市长悄悄咬耳朵，如果朱市长同意，就由毛行长上去，把我们准备好的股票递给朱市长。
整个过程我似乎比毛行长还焦虑，怕朱市长不同意赠送这样的礼品，回去再发现《新民晚报》那条消息，那可真闯祸了！此时门外的孙卫星也有点后怕了，其他媒体同行都谴责他，不该这样抢消息，大家吓唬他，万一今天朱市长股票没送，你们的总编的位子还想坐下去？
一道菜、两道菜、三道菜，我在心中点着数，此时我看毛行长似乎和我一样，也没有心思用餐。第四道菜上完了，还没动静，我着急了，拖着朱小华把叶龙裴拉到边上，告诉他别忘了这件事。叶龙裴是个性格开朗的海派人物，他告诉我们没有问题，他会相机行事。第五道菜上完后，叶龙裴走到朱市长旁边，对他咬了番耳朵，只见*市长欣然起身，走到话筒边，大声说：“为了感谢这次与会嘉宾的精彩演讲，我要送你们一份礼物，至于什么礼物？我先不说，请你们猜一猜。”“朱市长送礼物！什么礼物？”场内气氛顿时欢快起来。
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格林伯格的太太硬把老头推到前面，让他去猜是什么礼物。格林伯格也会来事，他问朱市长，是不是他申请在上海开办友邦保险机构的批准文书下来了。几番猜测，没有一个人猜中。此时，朱市长大声说：“下面请工商银行行长毛应梁为我们揭开这个谜底。”毛行长喜气洋洋地走到台前，用他特有的浙江义乌口音的普通话大声说：“朱市长给大家准备的礼物，是我行全资附属的上海申银证券公司提供的上海真空电子公司的股票。”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4）
“股票？！”场内气氛更热烈了，他们中的很多人可能持有不少国家的股票，但是没有人拥有中国的股票。而股票在当时是象征中国金融市场改革的产物，没有什么礼品比它更具纪念意义。朱市长和毛行长把我们精心包装过的真空电子的股票，按照名单一一送到每位演讲嘉宾的手里，拿到礼品的演讲嘉宾个个兴高采烈，握着朱市长和毛行长的手连声称谢，并表示要把这份礼品好好珍藏。没有拿到礼品的境外与会代表满脸羡慕，有几个当即找到毛应梁、朱小华等，说我也发言了，怎么没有我的份？我们准备的17份礼品是按大会事前约定的演讲代表的名单准备的，在会议自由发言时，确实有些代表也作了简短的发言，但老外搞不明白主讲和自由发言的区别，心想我也为你们咨询了，怎么这么有纪念价值的礼物没有我的份？后来朱小华和市有关部门找我商量，再补几份给那些在大会上讲过话的代表，因此，最后实际上我们送出了23张股票。
场内热烈的气氛也感染了*市长，接下来是朱市长向与会代表敬酒，按事前计划，朱市长只给前面四桌贵宾敬酒，但是那天朱市长一高兴，就一桌一桌轮着来，也乐呵呵地拿着酒杯来到我和尉文渊坐的那桌，媒体记者不失时机地为我们抢下了这个珍贵的历史镜头。
时隔几年，*已担任总理，成为国家主要领导人，上海的股市已经面向全国发展，同时，股票发行和交易也实现了无纸化。有一次，我遇到香港的方黄吉雯女士，她当年也曾从*手中拿到这份礼物。我故意对她说，我们公司打算搞一个展示中国股市发展历程的陈列室，想收集一些有纪念价值的东西，问她是否愿意把当年朱市长赠送给她的那份股票以１０万元的价格转让给我们？方黄吉雯一听急了，连说：“那不行，１００万元也不行，那可是朱总理给我的礼物！”
与原上海市市长*合影
去中南海给老前辈汇报股票
90年代初，随着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成立，股票发行的试点面扩大，中国证券市场呈现大发展的态势，但还是有很多人搞不明白股票、证券市场是怎么回事。当时不少人心目中的股票市场还是著名作家茅盾在小说《子夜》中描写的那样。在《子夜》中，旧上海的证券交易所是一批投机分子聚在一起的一个乌烟瘴气的场所，尔虞我诈，不时会爆出过度投机导致血本无归跳楼丧命等社会新闻。而很多老上海都知道，上海解放后，陈毅市长关闭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故事。因此，不少人疑惑，怎么我们国家也要搞股票？还要恢复上海证券交易所？因此，那几年社会各个方面对普及证券知识的要求很强烈，到处可见证券知识培训班、讲座班的通知或广告。那几年，我几乎每个星期都能收到讲授证券知识的邀请，由此到过各地的大学、各种协会组织、一些大的企业集团，甚至还到部队机关讲过课。但是，给我影响最深的是那年到中南海给中顾委一批老前辈讲股票的事。
中顾委的全称是*中央顾问委员会，是在*同志的倡议下建立的。１９８２年９月６日，*十二大通过*章，对党的中央和地方组织体制作了重大改变，决定设立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两级顾问委员会。进入中顾委的条件很严格，必须具有４０年以上的党龄，任过省部级、大军区主要领导职务，对党有过较大贡献，有较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在党内外有较高声望。第一届选出了１７２名委员，*任主任，日常工作由薄一波副主任主持。*十四大后，不再设立顾问委员会。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5）
那年，上海《萌芽》杂志社编辑了一套丛书，书名为《献给下一代的报告》，内容是一批老前辈的故事。上海申银证券作为赞助商之一，资助了这套书的出版，由此也结识了不少中顾委的老同志。那年，中顾委常委伍修权同志在中顾委秘书长李立安同志和副秘书长黎虹等的陪同下，到上海考察工作。我把他们请到位于南京东路９９号的申银证券公司本部，汇报了我们证券公司的情况，介绍了上海证券行业的发展现状，讲解了证券行业对社会的积极意义。几位前辈参观了我们的交易大厅和主要业务部门，对证券业产生了非常大的兴趣。伍老曾担任国家和军队高级职务，是我们这一代崇仰的老前辈。当时，伍老年岁已高，行动不便，坐着轮椅，碰巧大楼电梯发生点问题不能使用，吓得上海保卫人员连问我们怎么安排的。事先，我知道了电梯不能使用，但考虑我们办公所在的楼层不高，因此没向上海有关方面汇报此事，结果没想到伍老是坐轮椅来的。伍老宽容地连说没关系，让工作人员抬着轮椅上下各个楼层，边看边问。伍老思维敏捷不减当年，给予我们很多鼓励。一位中顾委常委到企业视察，坐在轮椅上被抬上抬下，可能是绝无仅有的事。
李立安秘书长事后邀请我抽时间给中顾委的老同志们讲上一课，让他们也了解一下金融改革方面的情况。李立安秘书长1973年担任过黑龙江省省委书记，我当时在黑龙江省北大荒下乡，也可以说他是我第二故乡的老领导。我问他，给老前辈讲股票妥当吗？听说一批老同志对开办证券市场持反对态度，万一我到那里讲错话怎么办？李立安同志让我不要担心，说大部分老同志是宽容的，思想也是解放的，大胆去讲，讲错了也不要紧。
此前，我去过中南海几次，但去讲课还是第一次，何况听课的都是在我国早年政治、经济舞台上举足轻重的领导人物。
那天，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中南海，似乎不是去讲课而是去应考。我本来准备提前到中顾委会议室，到那里再做些准备工作。不料，我一进会议室，就发现一批熟悉的老前辈已经等候在那里，当中有张劲夫、吕东、安子文、刘英、杨易辰、李立安、焦如愚等等，还有不少老同志我并不太认识。上海市老领导夏征农已年过九十，也在夫人的陪同下专程从上海赶来听课。李立安秘书长领着我，一一拜见了各位前辈。中间有个插曲，当时中办主任*匆匆赶来，老同志们问：“小曾，干什么来了？”*以非常尊敬的口吻答道：“我来向你们汇报工作来了。”“什么工作啊？今天我们请你们上海的同志给我们讲课来了。”说着，李立安秘书长把我介绍给了上海市老领导*，曾主任接过我递上的名片，笑着和我握握手后说：“那你们先讲课吧，我改日再汇报。”说完匆匆而去。
中顾委的会议室不大，中间是一张长桌，立安同志让我坐在最里面那端，我想那大概是日常中顾委主持会议的主任的位子吧，当着这么些老前辈，我不敢坐这个位置，但是立安秘书长硬把我按在那个位子上。张劲夫等几个中顾委常委坐在我的两边，其他老同志围桌而坐，首长们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则在两边的椅子上就座。在老同志们鼓励的目光下，我先简单介绍了上海股票市场的发展情况，进而强调发展直接金融的重要性，强调在发展传统银行间接金融作用的同时，应该通过发行股票的方式，让城乡居民的钱直接投入到企业中去，这是众多企业发展的需要，也是社会百姓个人理财的需要，同时还是进一步引进外资的需要。而发展证券融资也可以避免资金需求过于依赖银行，造成金融风险的异常汇集。另外，从长远角度看，建立股票市场也是建设我国金融中心城市的需要，因为从纽约、伦敦、东京、香港等国际性金融中心城市看，无一例外的是，金融中心的核心是股票交易所，我国需要建设强大的金融中心，才能适应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6）
那时讲课很少有用投影或电脑多媒体演示工具的，完全靠嘴讲，多少有点枯燥，但老同志们听得很认真。这中间不断有老同志插话，其中张劲夫张老的问题最多，而且很内行，张老担任过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经济委员会主任，是我国老一辈的经济问题专家，也是德高望重的老一辈革命家。当我谈到股票的筹资功能时，他关心是哪些人在买股票；在谈到金融中心时，他很关心金融中心各项功能的问题。由于股票对大部分老同志而言还是一个新事物，因此不少老同志的问题属于基础性问题，对此我都一一作了解答。通过一问一答，会场气氛更加融洽。不少老同志对股票的筹资功能有了初步认识，但对股票的交易感到不解，疑虑此举是否会助长人们的投机心理。对此，我解释说，为了有效地发挥股票的筹资作用，必须建设一个活跃的股票流通市场，指出不流通的股票很难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股票只有通过流通，才能使其价值得到真正体现。接着，我又从投资和投机的关系谈起，认为投机并不是可怕的事，在股票市场上，投机只是时间和机会的选择。当然，我也向老同志坦承，股票市场的建立，对社会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股票市场的建立，对我国而言，是利大于弊。
不知不觉中，两个多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不少老同志还有不少问题。李立安秘书长不得不打断大家，对这次股票报告会进行了最后总结，代表中顾委的老同志向我们表态：第一，我们不当你们的反对派；第二，必要时，我们还可以给你们敲敲边鼓，我们这些老同志尽管已经退了，但是讲话还是算数的。
老前辈们全体鼓掌，表示赞同李立安秘书长的表态。会后，老同志们又聚在中顾委小楼前和我等合影，给我的中南海之行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历史照片。
与中顾委部分老同志在中南海合影
去越南讲股票
远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之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就对中国股市的发展予以了高度重视。苏联没有解体之前，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就不断介绍其国内的官员参观我们静安证券业务部，东欧其他国家也有客人前来参观我们当时那个小小的股市。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后，来参观的人更多了，当然主要是奔着上海证券交易所去的，有时也到我们这些证券公司转转。
１９９４年，越南财政部一批官员来申银证券公司参观，听了我对中国股市发展情况的介绍，非常感兴趣，当即表示，越南的情况与中国相似，越南发展证券市场应该向中国学习，而不是向日本、美国学习，中国发展证券市场的经验很值得越南借鉴。他们当场邀请去越南给他们讲一课。
不久，越南财政部向我发出了正式邀请函，同时被邀请的还有华夏证券公司的总裁邵淳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吴雅伦。
越南是我们的邻国，两国关系时好时坏，此前还在边境上打了几年仗，战火刚平息。因此，越南对我们这些从未去过的人而言，有一层神秘感。那天我们到达河内机场上空，飞机没落地我就通过舷窗往下瞧，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机场内没有几架飞机，几头水牛在机场边的草地上悠闲地啃着青草，几个牧童在草地上戏耍。河内机场的建筑和设备都很陈旧，海关、边防的服务有点像我去日本研修时国内机场的状况，服务质量不高，效率很低。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17）
我们被安排在一家部队招待所，简陋但很干净，窗外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军人在操练。屋内有一台九英寸的黑白电视机，越南当年最流行的是中国电视剧《渴望》，反映了和我们改革开放前一样，那种渴望摆脱贫困的普遍心态。我和公司国际部的蒋登富到那里不久，吴雅伦、邵淳他们也到了。当天晚上，我们被告知，越南财政部一位副部长将宴请我们，为此我们作了认真的赴宴准备。令我们吃惊的是，这位副部长的宴请竟是在河内市的一家小饭店，没有什么VIP包间，我们与其他客人之间只是用屏风隔了一下，菜肴竟也非常简单，一盘冷盘，一个汤，三四个炒菜。我记得冷盘是由黄瓜和肉片拼成，炒菜更是家常菜，喝的酒是中国产的香槟酒，尽管这种酒我们在国内从来不喝，但在主人的热情劝导下，我们还是喝了几口。当我们想拿酒回敬主人时，发现供应的香槟酒就限于一瓶。这并不是越南官员不好客，这一方面反映了越南政府财政上不宽裕，另一方面也反映越南政府这方面的制度约束非常严格。第二天，越南财政部的另一位部长宴请我们，其标准也与第一天的差不多。
讲课地点是越南财政部大院一排矮平房中的一间会议室，有点像我们过去乡村政府的会议室。在讲课之前，主人把我们安排在会议室隔壁的小会议室休息，小会议室的一边有一张红布铺着的桌子，桌子上是一尊越南领袖胡志明主席的塑像，顶端有一幅红底金字的横幅，我们不识越南文，但估计是“沿着伟大领袖胡志明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在越南，胡志明主席就像中国的毛泽东主席一样，是受人尊重的领袖人物。主人曾带着我们参观了胡志明当年的办公场所和居所，环境非常好，以竹子搭建的一个凉楼据说是胡志明主席的旧居，非常朴素。在竹楼旁边不远处有一个防空洞，在越南战争期间，胡志明主席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指挥越南人民取得了越战的最后胜利。
前来听我们讲课的有越南财政部和司法部的部长，以及一大批司局级干部，会议室坐得满满的，他们穿着都非常随便，样式也都差不多，与我们*结束后的穿着相似。那次吴雅伦主要介绍了上海证券交易所的情况，邵淳讲了什么，我记不太清楚。我讲的内容主要是中国股市的发展历史，介绍中国的股市发展是先建立股票一级市场，再建立股票柜台交易市场，然后再建立证券交易所；介绍股票市场的发展先从上海、深圳两地试点，然后再向全国推广；中国的股票分为A股和B股以及这样分的原因。我也介绍了我们发展股市过程中所遇到的困难和问题。最后，我们对越南发展股市提出了建议。我们每讲一段，由越南财政部的老张用越南语翻译一段。老张，我们在上海已经相识，汉语不错，但带有较浓的山东味。
每个人讲完后都有一段提问时间，越南的官员提问还是很活跃的。我记得给我提出的问题不少，有些问题很有水平，有些问题较为肤浅。有位部长问我：“阚先生，你认为发展股市是先发展证券公司，还是先发展证券交易所，或者两者同时发展？”我告诉他们，中国的股市是先发展证券公司，让股票先在证券公司柜台上交易，在取得了一些经验后，再成立了上海、深圳两个证券交易所。越南的路怎么走，完全取决于你们自己，但不可能先成立证券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只是证券交易的一个场所，它设立的形式有会员制和股份制，一般情况下，它的会员应该是证券经营机构。如果只有证券交易所，没有证券经营机构，那么这个交易场所将变成没有机构参与的场所，可能只是自然人进入交易，而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证券交易所都不允许自然人直接进入买卖，所有买卖都必须经过中介机构，而这个中介机构就是证券公司。”我还告诉他们：“上市的股票首先有一个股票发行工作，而股票的发行工作是证券经营机构承担的，因此从这一点上看，设立证券经营机构先走一步是必须的。”此后，我没研究过越南证券市场发展问题。在中国证券市场发展初期，也有不少人搞不明白证券公司与证券交易所的区别，不少人把我们证券公司的营业部称为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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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越南官员关心B股市场问题，详细询问B股的发行方式，以及相关法律。有些官员关心中国证券公司的组建方式、业务范围等等。当然，也有个别自以为对证券市场有所了解的官员，有意拿些概念问题来考我，其中有一个坐在后排的官员站起来问：“阚先生，请你谈谈股票和债券的区别。”这明显是一个有标准答案的概念题。当我简单地从两者之间的所有权和债权、无期限性和有期限性、收益不确定性和收益确定性三个方面的区别加以回答后，我见有人朝那位提问者奇怪地笑了笑，我明白其中的意思：“你小子，想考人家啊？”当有人问我：“如果越南发展证券市场，你认为第一步应该怎么走？”我说我个人的建议是，先成立若干证券经营机构，选择若干企业改制成股份制，然后面向社会公众发行股票，随后再开办股票交易业务，条件成熟后，也就是具备一定上市公司数量后，建立证券交易所。我的建议颇受越南官员的重视。尽管在我们每个人讲完后都有提问时间，但向我提出的问题最多，可能是因为我讲的内容更接近越南当时的实际情况。
我们讲完后，越南的一位部长作了总结，一是感谢我们一行人的到访，二是我们所讲的内容对他们很有实际意义等等。我们在越南待了没几天，能感觉到越南也在学习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些做法，力图改变经济落后的局面。我们在河内商业街走走，没见到什么大商场，那些商店和我们过去的完全一样，不大的商店里，由玻璃柜台围成若干个方块，买卖不同的商品，商品品种不是很多，但标价吓人，当时越南盾的最大票面为5万元，相当于人民币５０元，一般电器用品都是标价百万元以上，少有人问津。
我们在书摊上看到，其中有些书已翻译成中文，内容都是宣传越南招商引资政策的。因而大家说，如果越南真要像我国那样实行改革开放，若干年后面貌肯定大变。
10万人抢购新股
那是不多见的壮观场面，只见一排雪亮的灯光直冲而来，一辆辆的士在体育场大门前戛然停下，每辆车里冲下四五个人，直问：“哪里排队？”问到后直奔而去。随后又是一排灯光直扑过来，“突、突、突”，每辆摩托上都挤了两三个人。再后面是响着急促铃声的自行车队，最后是黑压压的喘粗气、冒大汗的长跑队伍。不一会儿，近万人已进入体育场，安安静静地坐下。
抢购
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初期，上海股票供求关系严重失衡。当时，新的股票一时推不出来，只能先通过对已上市公司增资扩股的方法增加股票的流量。1990年，首批获得增资发行资格的公司有飞乐音响、爱使电子、申华等公司，申银证券公司获得飞乐音响和爱使电子两家公司增资配股主承销商的资格。为确保新股发行公平、公开、公正，经人民银行批准，增发的股票通过抽签认购的方式向社会公众发行。
早期发行的股票
当时上海股市热得发疯，对这次新股发行，人们翘首以待，发行工作稍有不慎，可能引发很大的问题。市政府相关部门多次召开会议，研究这次发行工作，强调发行工作质量问题。
我们经过认真研究，决定在上海静安区体育馆、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和虹口区体育场设立三个发行场所，这三个场所可以容纳两三万人。为了做好安全工作，我们请求大股东工商银行上海分行的支持，分行副行长兼申银证券公司董事长金运立即答应，将会亲自率领工商银行经警大队数十人前来支援。我们又去虹口和静安区公安分局请求警方支持，警方答应抽调警力维持好发行现场的治安工作，静安公安分局分管副局长更是痛快地答应届时亲自坐镇指挥，并对我说：“阚总放心，有我在就不会出什么事，静安分局什么场面没碰到过？！”我听他这样一说，立刻放下心来，静安区位于上海市中心，重要的机关多，大型的公众场所也特别多，日常大型的活动不断，警方这方面力量强大，经验丰富，处理我们这次承销工作中可能遇到的社会治安问题还不是小菜一碟？金运董事长是一个对工作非常认真仔细的人，又带着我找了市公安局分管这方面工作的一位副局长，把这次承销工作中可能出现的社会治安问题向他作了专题汇报。市公安局答应会指示有关分局全力支持我们。走了工商银行经警大队，静安、虹口公安分局和市公安局这一圈，我们对这次股票承销工作中的治安问题，心中总算有了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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