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9）.2
对发行时间，我们也作了精心安排，定于周六上午，一旦出现人群拥挤，交通堵塞，由于是休假日，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可能会小得多，另外也方便上班族参加本次新股认购。为新股发行，我们还成立了指挥部，指挥部设在位于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旁边的申银证券公司总部。指挥部人员除了我之外，还有金运和静安公安分局的分管局长等人，考虑到可能会有一部分投资者提前排队，我们决定一部分指挥部的人员周四开始集中。
对发行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尽管事先作了充分的估计和准备，可是出现的情况还是令我们措手不及。
周三晚上就有人报告，说在三个认购点已经有人开始排队。我们立即驱车赶往几个发行场所，发现现场情况不算太严重，在场所大门外聚集了一些人，模样大部分像是附近的居民，大概是想“近水楼台先得月”吧。
周四下午，三个发售点传来消息说，各发售点排队的人越来越多，相关路面出现混乱局面，如不采取措施，将会影响附近的交通。我们前去一看，立刻傻眼了，三个发售点外均已是人头攒动、吼声震天。
经研究，指挥部决定打开体育场馆的大门，把人安排到场馆里面去。静安体育馆由于那天晚上还有活动，因此要到晚上10点之后才能开放。当时我在位于威海路的公司办公室，打开窗子可以清楚地看到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内的情况。
开始，人群进入场地后的秩序还算可以，不少人带着干粮和饮用水进入场地，准备“打持久战”，算算也是，当时距原定的发行时间还有40多小时呢。工商银行派出几十名经警在体育场内尽责地维持秩序，高音喇叭传来阵阵指挥声，要求队伍一排排坐好，不要乱，本次发放的认购号是不限量的，只要排队，人人都有份。
这时，三个场馆都向指挥部报告，排队的人越来越多，但局面尚能控制。不过，越发令人不安的是，到了晚上七八点钟，涌向三个认购点的人还在不断增加，好多人是下班后吃完晚饭从各个区县陆续赶来的。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有好几个足球场那么大，平时感觉很空旷，但在那天似乎一下子变小了，因为人来得太多了。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晚间照明不是很好，在楼上，很难看清楚昏暗的灯光下人群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但能听到场内人群常常为点点小事引*动，和维持秩序的经警用车载高音喇叭制止骚动的训斥声。
长时间的等待加上饥渴和疲劳，不少购股者渐渐失去耐心，变得烦躁起来。
晚上八点多钟，静安体育馆告急，那里的局面严重混乱，已难以控制，希望我们派员增援。于是，我和金运董事长商议，由他带些人去静安体育馆，我仍坐镇指挥部。
到了晚上十点左右，静安体育馆准备开门纳人。而让人犯愁的是，馆内只能容纳3300人，贸然开门让馆外的上万人涌入馆内，很可能会发生事故。指挥部经紧急磋商，作出决定，借隔壁五四中学的操场再开一个发行点，使静安体育馆外的人群分流，同时进入两个场地。
特警大队出马
就在指挥部作出这一决定的时候，静安体育馆的大铁门“轰隆”一声，一头朝里倒下。原来，几个年轻人看到大铁门是插销式的，就抬起大门、退出插销，推倒了大门。好在里面准备打开大门的那帮经警小伙子们灵活闪退，才没有被那迎面倒下来的大铁门砸伤，可是负责指挥的金运董事长的手臂还是被铁门的边角划开了深深的一道血口。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0）
在大门倒下后的一瞬间，外面的人不明情况，一阵欢呼，你拥我挤往前涌，门口已有一堆人倒在混乱之中，情景非常危急。负责安全工作的工商银行经警小伙子们一边大呼“有人倒下了”，一边奋不顾身冲上去挡住潮水般的人群，硬从人们脚底下抢出那些被踩踏的人。经初步检查，有的可能锁骨断了，有的可能肋骨断了，有的可能腿骨伤了，更有些人伤势不轻，需要立即送往医院急救。有几个伤势较轻的不愿去医院，稍作包扎后又回到了排队的行列。幸亏此时几位经警组成的分流小组已经按指挥部命令，翻越围墙，及时打开了毗邻静安体育馆的五四中学的大门，缓解了静安体育馆的压力，险情没有进一步加剧。
与此同时，威海路旁的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又冒出险情。由于体育场内的人越来越多，已超出场地容量极限，再放人进去，势必造成各种问题。此时警方的建议是，不能再放人进入，他们立即关闭了大门，并请门外陆续前来的人改道其他发售点。静安体育馆和虹口体育场也由于同样的原因关闭了大门，并劝告人们到位于申银证券公司本部的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
静安区第二工人体育场大门前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最后占据了整个路面，所有车辆只能绕道而行。人们为我们不守“无限量发行”的承诺发出诘问，为不能进入场内而愤怒，一群年轻人则喊着“一、二、三”的号子试图撞开大门，大铁门尽管被警方用绳索加固，但仍有可能被撞倒。有些手脚灵活的年轻人爬上体育场附近的建筑物，翻墙进入体育场，不长的时间，维持秩序的经警就抓住好几个。有几个人从二三楼的高度跳下去，脚都摔断了，须送医院救治。场内人群也不平静，在缺少食品、饮用水供应的场地里，要求人们长时间有秩序地排队是相当困难的。不断有人要求提前发放抽签号，众人跟着起哄。单靠工商银行的经警大队，场内秩序已难以维持。
望着体育场内外黑压压的人群，我对人似乎有了新的认识，感觉欲望难以满足的人群有时候真如狼群一般。此前，我曾请行家估算这三个场馆需要投入多少警力，我们也是根据专家的意见进行了安排，可在如此混乱的情况下，看来投入再多的警力也难以见效。
到了深夜两点多钟，威海路上的人群不但没有散去，反而越聚越多，骚动随时可能演变成骚乱。
面对这严峻的局面，指挥部平时很有主见的治安专家此时也束手无策了。就在这时，窗外传来一阵警方指挥车的高音喇叭声，有人告诉我，静安分局局领导带着他们的特警大队来了。我如释重负，心想有救了，这种局面他们见得多，办法也肯定多。不一会儿，静安分局主要领导带着几个人神色凝重地走进来，大声发问：“这怎么办？这样下去是不行的，会出大事的！”
“怎么办？”我们刚想向他讨教，他们倒问起我们了。看他们焦虑不安的神色，全然没有了几天前的那种自信。
怎么办？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提前发放抽签号”，这个想法我思忖已久，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这样做必然失信于民，对一个金融机构来说，是件非常难堪的事。可不这样做，延误到明天早上，三个认购场地周围的路面势必严重堵塞，影响市民出行，或者引发其他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其后果我们根本无力承担。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1）
经历１９８９年的事件后，地方政府最担心群起事件发生。以当时的情况，再撑20多个小时根本不可能，中间不知会出现多少难以预料的大乱子。权衡利弊后，我决定提前发放抽签号。我把想法通过电话与金运董事长沟通了一下，金运表示完全同意，但要求我向人民银行请示一下。我一方面要求工作人员作好提前发放抽签号的准备，一方面把这里出现的严峻情况向人行有关领导作了汇报，希望他们批准我们提前发放抽签号，同时也转告了警方的意见。
人行的意见很快来了，批准我们的意见，但要求我们确保承销工作的安全。大家都明白，安全比诚信更为重要，一旦出现严重的社会治安问题，谁都承担不起责任。体育场内的人群听到我们正在研究提前发放抽签号的消息，并被告知在场内的人都可以得到一张抽签号，不服从指挥的人将会被驱逐出场等等，一下子安静下来，需求得到满足的“狼群”一下子又变成了“羊群”，驯服得很，随着指挥的命令起立、立正，很快排成一支支整齐的队伍。
风波平息
此时我们面对的还有一个问题，那些还在马路上的人潮怎么办？场内安静了，场外的喧闹声显得更响了，甚至有人在领头高呼：“阚治东，出来！”场外人群不疏散，提前发放抽签号的工作根本无法执行，因为他们把体育场的门都堵死了。我提出，唯一的办法只有再开辟一个发放抽签号的大型场地，把场外人潮引向那里。我的提议得到大家一致同意。有人提出，离这里约两公里多的地方有静安区工人体育场，容纳万把人没有问题。我们立刻通知警方，由他们与静安区体委领导联系，让他们通知体育场工作人员打开体育场大门和照明系统。另外，紧急安排一批工作人员，在人群到达之前先在静安区工人体育场作好准备。一支由申银证券公司工作人员和银行经警组成的小分队迅速集中，带队的是发行部负责人全志杰、司机顾汉耀。因为大门出不去，一行人只好带着发行抽签号和必需用品悄悄翻墙而出，直奔静安区工人体育场。
24日凌晨两点多，我们这里通过警方高音喇叭宣布新增设发放抽签号的消息，要求聚集在马路上并希望得到抽签号的人群立即前往新的场地。通知发出后，聚集在威海路的人群便很快奔向静安工人体育场。静安工人体育场那里刚打电话问怎么不见人过来，就听电话里有人惊呼：“来了，来了。”事后有人告诉我，那是不多见的壮观场面，只见一排雪亮的灯光直冲而来，一辆辆的士在体育场大门前戛然停下，每辆车里冲下四五个人，直问：“哪里排队？”问到后直奔而去。随后又是一排灯光直扑过来，“突、突、突”，每辆摩托上都挤了两三个人，再后面是响着急促铃声的自行车队，最后是黑压压的喘粗气、冒大汗的长跑队伍。不一会儿，近万人已进入体育场，安安静静地坐下。我们曾担心，派去的人太少，压不住阵。全志杰报告没问题，进入场地的人听话得很。
凌晨4点钟，五个场地同时开始发放抽签号，所谓抽签号，要比此后的认购表简单得多，就是在银行的对号单上加盖申银证券公司的专用印章，领取抽签号不用付钱，也不用验明身份证，事后在公证处的见证下，由工商银行储蓄处摇奖队摇号，根据抽签号发放数量和增发股票的股数确定中签号码，以及每张中签号码认购的股数。中签的人凭中签号再到指定的场所缴钱认购股票。因此，实际发放抽签号的业务流程很简单，把着大门发一张送一个人出去，速度很快，早上六点前，五个场地抽签号发放工作全部宣告结束。各发售点门外基本没有拥挤的人群，马路畅通无阻。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2）
事后，我们在每个场馆都贴上了通知，说明本次增资配股认购踊跃，很多群众提前数天前来排队领取抽签号，为了照顾认购群众的身体健康和保证认购场馆周围正常的交通秩序，经请示有关部门，本次认购股票抽签号发放工作已提前进行并已结束，云云。不少人对此非常不满，在申银证券公司总部门前又嚷又叫，还有的跑到一些职能部门去宣泄不满，我们只能耐心解释，实在劝不听的，也只能任其自然，因为这些抽签号毕竟是发给了已经排了十多小时甚至二三十小时队的投资者，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发行工作存在舞弊行为。
第二天，我心里还惦记那些受伤进医院的人，让证券业务部的经理买些水果之类的礼品，去医院探望一下。事后，他们都报告没有什么大问题，不少伤者家属对我们积极救助并及时送往医院救治表示感谢，大部分伤者或家属不要求我们承担医疗费，他们认为我们不是过错一方。但是他们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给他们一张抽签号，因为他们很早就去排队了，如不是发生这样的意外，理应能拿到抽签号。这些伤者及其家属的谅解态度感动了我，在和公司其他领导商量之后，公司特别批准给几个伤势严重的每人五份中签号，其余伤势较轻的也获得一两张中签号。
抽签号发完后，我们经过计算，发现可以做到十个号码中签一个，每个中签号可以认购飞乐或爱使公司股票五股。当时，飞乐和爱使公司的股票都是５０元面值的，折成今天的股票就是每个中签号可以买到２５０股股票，当年增配股认购价格也就是在面值的基础上略微溢价３０％左右。因为此时的飞乐、爱使股票价格又涨了，所以每份中签号可以稳赚1000元以上。那年头，1000元等于一个人大半年的工资，如果他们把这些股票再放上几个月，赚得的数目就远远不止上面那个数字了。
上海新股提前发行，并差点儿引起大祸。由于有关方面打过招呼，上海媒体没有报道增发股票出现的混乱等情况，平静得像是根本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但还是有好事者把上海增发股票过程中出现的情况向北京有关方面报告了，被告发的除了申银证券公司还有万国证券公司。万国证券公司在申华股票增配股工作中也出现了同样的险情。告状材料内容不仅仅针对我们两家证券公司，还针对上海有关部门。有关材料指控我们发放抽签号时秩序混乱不堪，出现堵塞交通、人员受伤和治安方面的问题，列举了多少人在拥挤中受伤，多少人在混乱中被偷被抢等等。
报告引起北京有关方面的高度重视，为此派出调查小组前来上海。调查组到我们公司调查时，我的回答很干脆，在我们指定的场馆内没有任何被抢被偷的报案，在这些场馆内更没有出现拥挤踩伤的问题。至于场馆外的问题，不属于我们负责的范围，请调查组去向警方了解。
调查组让我带他们到现场看看，一看的确是很大的体育场馆，即使静安体育馆也能坐上3000多人。那时北京来的调查人员对股票没什么了解，更难体会人们对股票的疯狂，心想这么空旷的场馆内卖股票能出什么事！随后，他们又到警方那里了解，警方称没有这方面的报案。他们想找受伤的当事人调查，当事人不承认是为买股票受的伤。最后调查组只能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结束了在上海的调查。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3）
上海股票认购证
１９９２年以前上海的新股发行试过各种方法，初期只要排队付款就能直接买到股票。在对股票普遍认知不高的年代，还曾搞过有奖发行，鼓励大家买股票。后来股票热了，用过排队领抽签号，然后摇号，凭中签号付款买股票。１９９１年１２月，上海还尝试三家证券公司联合租用上海20多个体育场馆，在规定的时间内同时发放各种股票的认购证，然后摇号，中签者再凭中签号分别到各家股票承销商那里付款买股票，那次动用的工作人员、物力之多，在上海股票发行史上是空前的。为了确保发行安全，几乎调动了上海所有警力，但还是出现江湾体育场和徐汇游泳池等场馆大门被疯狂的人流冲破，造成多人被踩伤的混乱局面。为此，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让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设计更好的股票发行方式。我们几家证券公司都组织专人绞尽脑汁，拿出了很多方案，最后人民银行让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副行长兼申银证券董事长金运牵头，在集很多方案长处的基础上，形成了１９９２年30元一本认购证的发行方式。
认购证面向上海市民无限量发行，实行一次发行，全年有效，多次摇号抽签，凭中签号码认购股票，一本认购证可以反复中签。认购证由申银、万国、海通证券公司联合发行，工商银行上海分行受我们委托担任认购证发行的财务总代理。认购证所得收入，扣除工本费、承销费和广告宣传等杂费，其余全部捐赠给上海社会儿童福利事业。
金运副行长为了商讨确定认购证的设计、发行价格、发行方法，一次次召集三个证券公司的老总开会。三家公司坐在一起就争，争得最厉害的问题是三家证券公司在认购证上的排名问题。本来这事简单，整个认购证的设计制作、发行网点安排和组织摇号等大量工作，都是工商银行和申银证券公司承担的，申银证券公司理当排名前面。海通证券公司汤仁荣对排名持无所谓的态度。但是，万国证券公司管金生派出的代表不依不饶，坚持要有个公道的说法。我提出三家抽签决定排名，万国证券又认为这办法太俗，提出圆形排名。但是又引起新的争执，圆形也有个上下，那么谁上谁下呢？当时，上海这三家证券公司为获得１９９２年上海几十家公司股票的主承销资格，斗争早已白热化，因此在各种场合、各个问题上都是明争暗斗、各不相让。后来人民银行代表发言，主张按三家证券公司设立先后排名，查查人行批准设立三家证券公司的文号，顺序是申银、万国、海通证券公司，总算解决了排名的问题。
对于认购证发行的问题，不少人认为一定非常火暴，在确保发行安全方面动了很多脑筋。有人提出每个发行网点的营业面积要大，周围场地要开阔，便于人流的疏散。有人认为维护发行秩序光靠各金融机构自己的经警队伍还不行，还得请警方提供警力支持。万国证券提出每份认购证的收费再提高几倍，避免散户盲目进入。还有人提出认购证发售时间不宜太长，避免发售过多，中签率过低，让人骂我们骗钱。为了认购证发售过程中的治安问题和发行纪律问题，我们没少开会，但就是没人提出认购证卖不出去怎么办？卖得过少怎么办？
１９９２年１月１９日起，30元一张的认购证通过上海全市的证券公司、银行和信托公司的４５０个营业网点同时向市民发售。第一天，我们怕可能发生的问题出在自己下属的发售点，派了不少机关工作人员到各发售点协助工作，同时掌握第一手情况，及时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我也带几个人到处转转，算深入一线指挥发售工作。据说，各发售点开门前还有些人排队，但排着排着，看没有多少人跟上，排的人积极性就不高了。一天下来，一算发售出去的认购证，远远低于原先的预计，第二天的情况还不如第一天。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4）
30元一张的认购证受到冷遇是大家想都没有想到的事。深想一下，人家不愿买这认购证也有道理。那个年头，30元钱不是今天无所谓的小数目，是大部分工薪阶层月工资的1/3，买多了买不起，买少了能中签吗？不少人听说这些认购证款最后是捐给社会福利事业，认定这是变着法子骗钱，对我们发售认购证的宣传根本懒得听，有些人即使买也只是一份两份的。
原定的认购证发售时间已经快结束了，一统计，离预计发售目标差得太远，只有５０多万份，金运找我们商量说就这样结束看来不行，决定把认购证发售延长几天，推迟到２月１日结束。最后这几天，我和金运等人都有些焦急，要求各网点加强推销工作，下面纷纷反映工作非常难做，认为每份认购证的价格定得太高了。申银证券公司当时在上海已有二三十个证券营业部，还有不少代理点，我的要求很简单也很明确，就是申银证券公司发售的认购证数量不能少于万国证券公司。由此，我们各营业部下工夫做了不少推销工作，不少客户被我们烦得不好意思，才掏钱买几份。在认购证发售的最后一天，掀起了一个认购高潮，最后统计共发售了２０７７６６５份，尽管比原先预计的５００万份还差得很远，但总算也能向方方面面交待了。
“后悔死了，我怎么这么没财运，那时你们那么动员，我还是没买。”事后不少人都是这样对我们证券公司的工作人员说。事实上，大部分上海人都因为错失１９９２年那么大的一次发财机会而后悔了。
１９９２年，在上海市政府的推动下，上海的国有企业掀起空前的股份制高潮，这些公司通过申银、万国、海通三家证券公司策划、组织，分四批向社会公开发行股票，并于当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全年共有５３家公司发行面值１０元的股票共计５４７９7万股，全年认购证平均中签率高达８６９％。发行规模之大，数量之多，中签率之高，是大部分人没有料到的，特别当时为了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股票发行价格依据的市盈倍数比较低，新股一上市都能获利不少。尤其是１９９２年５月２１日，上海证券交易所宣布全面放开上海的股价，上证指数在５月２０日的６１６点的基础上翻了一倍多，到２１日收盘时已达１２６５点，每股面值１００元的豫园商城股票突破１００００元。面值一元的新股一上市赚二三十元则是平常的事。有人说，一张认购证如果中签的股票好，另外卖的价格也好的话，能赚一万元左右，也就是说，如果花上三千元买上一百张认购证，当年就有可能成为百万富翁。对这种算法是否科学，我没有往深里研究过，但是如果把当年新发行的新股全部拆成一元面值股票，就是５４７９７万股，２０７７万份认购证平均每份中签２６４７股，那年平均每股新股上市后赚个２０多元则是很平常的事，也就是说再怎么算，当年一张认购证获利都在５０００元以上。看到人家那样赚钱，那些没买认购证的人怎能不后悔得心痛如绞？１９９２年股票认购证仅限向上海市民发售，而当时股票交易已通过上海交易所面向全国的投资者，因此可以说２０７万份认购证所带来的１００亿以上收益，是全国人民给上海人的一笔财富，但最终是落在为数不多的精明的上海人钱袋里了。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第三章（25）
事后知道，在大部分上海人对认购证心存疑虑时，有些精明的上海人却成百上千份地往家里搬认购证。他们很清楚，认购证发售越多，中签率越低，因此买时都是悄悄地买，其中有的人嘴上还跟着嚷嚷认购证是骗钱之类的话，可是耳朵却密切注意我们认购证的发行情况，在确认认购证发售情况不是很理想的前提下，在最后一天搬回去了一箱箱的认购证。我认识一个地产商老板就毫不隐讳，他的原始资本积累就是靠买了１０００份１９９２年的股票认购证完成的。我还有一个朋友在机关工作，却很早就开上了私家车，他说这车钱就是买了１００份股票认购证赚的。
还有些上海人此后通过黑市购到二手认购证，也赚了不少钱。当很多人还在为错失认购证的发财机会后悔时，一部分同样没有买认购证的人却想到了认购证的黑市市场。
１９９２年３月２日，上海举行首次认购证摇号仪式，通过电视台向公众直播摇号实况。由工商银行储蓄处的摇奖队负责摇号，上海公证处负责公证，我作为证券公司的代表还讲了话。那天摇号发行的是７家公司的股票，１０元面值的股票总发行量是７０５万股。摇号结果是：中签的认购证买众城实业和异型钢管的股票５０股，买其他股票３０股，中签率为１０3％。中签３０股，也就是折成每股一元面值的股票３００股。有些人买了不少认购证，但没想到中签率这么高，缺少进一步认购新股的资金。有些人一见摇号后买认购证钱已赚回来了，见有人要就愿意出让手中的认购证。而有的人见第一次摇号中签率就这么高，又见我们反复宣传，年内还有多次摇号，认为买进二手认购证也是机会，从而在上海不少地方形成了股票认购证私下交易市场。最初每份认购证成交价格并不是很高，随着上海股市的进一步升温，认购证的价格也不断攀升，当每百份连号的没有注明持证人情况的“白板”认购证价格达到一万元时，不少人怀疑买进的人是否傻了，当每百份认购证的价格涨到２５０００~３００００元时，很多人深感不可思议。
事后回过头重新思索此事，从黑市花高价买进认购证的人并非头脑发热。可以算这样一笔账，就算第一次摇号后，花３万元从黑市中购入１００本认购证，按前面的算法，每百份认购证当年获利平均为５０万元，扣除最初持有人第一次摇号后获利的６万元，还有４４万元，扣除３万元买进认购证成本，还赚４０多万元，实际收益是认购证成本的十多倍。
有些人当年买进认购证带有一定的喜剧色彩。１９９２年７月２１日上海某报刊登一篇题为《悲欢离合认购证》的文章，文中叙述了这样一件事：有个老太太，把子女给她的３０００元钱去存银行，老太太讲不清，银行错认为是买认购证，老太太捧了１００份认购证回去。当子女发现搞错后为时已晚，尽管很生气，但也没有什么办法。想不到这些错买的认购证给老太太带来了意外的５０万元以上的收益。此事是真是假，不得而知，但相信上海之大，无奇不有。记得当年我们证券公司员工按规定是不能买股票的，因而也不能买认购证。但有个员工有亲戚的小孩过周岁生日，想想也没什么礼可送，就以对方的名义买了5份认购证作为特色礼品送了过去，想不到竟给他们送了一份大礼。
有文章认为改革开放后，上海人的社会价值观经历了三次冲击，第一次是个体户的冲击，第二次是出国潮的冲击，第三次就是股票热尤其是认购证的冲击。作者担心通过认购证致富这种带有很大投机成分的做法，会影响人们劳动致富的价值观。今天看来，这种担心显得有些多余。但这篇文章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上海当年的认购证对上海人经济生活的影响。上海证券市场从成立之初便为上海人提供了不少发财机会，但被大部分上海人一次又一次地错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