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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纽约股票交易所，也有类似进展的迹象，不是在1968年，但很快。1970年2月，约瑟夫·路易斯·瑟尔斯三世（JosephLouisSearlesIII），一名31岁的年轻黑人，纽堡勒布公司（Newburger，LoebandCompany）的一般合伙人和交易所场内经纪商，将成为纽约股票交易所历史上第一位黑人成员。与他之前的许多纽约股票交易所成员一样，瑟尔斯是借钱购买席位；和拉塞尔·戈英斯一样，他以前也是一位明星橄榄球员—在那时，曾经参与美国人最喜爱的周末娱乐运动的记录，很明显是黑人进入经纪业实际上的先决条件。但事情有意想不到的讽刺意味，约瑟夫·瑟尔斯在对任何肤色和种族的人而言都最糟糕的时刻进入了纽约股票交易所。市场是残酷而公正的，到这年11月，瑟尔斯在1970年的大崩盘中输光了全部身家，很快退掉席位，离开华尔街，在别处开始了新的职业生涯。
1970年底，纽约股票交易所将只剩下一名女性成员，而没有任何黑人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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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65年开始，华尔街几乎再没有什么和原来一样了。最明显的变化是年轻人的胜利。两代人之争以一方大获全胜告终，华尔街杀死了它的父亲，完成了弗洛伊德式的想象。在昙花一现之间，20世纪60年代末期变成年轻天才（蓄着连鬓胡子的快枪手）的全盛时期。那是怎样的年轻人形象呢？他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通常上过不错的商学院；不到30岁，通常远小于30岁；穿着醒目的条纹衬衫，宽宽的领带随意飘动；浑身散发着自信，自以为是，近乎傲慢，嘴里不停冒着新词，“业绩”、“理念”、“创新”和“协同效应”；说话很快，干活卖力（但和后台办公室的那些人不同，他似乎很少碰毒品，包括大麻）；如果走运，他能够从他管理的资产里获得40%~50%的提成，外加每年超过5万美元的年薪。
实际上快枪手们几乎不需要争取“业绩”。年轻就是他交易的资本，借着华尔街文化时尚令人难以置信的陡然转向，他已经是赢家。《机构投资者》杂志介绍了一名不到30岁的股票分析师，有三年的工作经验（对于1968年的年轻分析师来说是很不错的），年薪2.5万美元，为了改善自身环境，他决定换工作。自我推销的两周之内，他收到15份工作邀请，其中一份年薪3万美元，实际上可能拿到5万美元，并且在两到三年内可能当上合伙人，另一份年薪3万美元外加奖金、利润分红和递延薪酬。《机构投资者》还介绍了另一位，32岁的年纪，已经年薪5万美元，收到一家招聘管理人员的共同基金的邀请，对方开出的条件是年薪近15万美元。“你知道这一位说什么吗？”目瞪口呆的招聘者说，“他说他愿意考虑！”
从数量上看，年轻人已经统治华尔街。一家波士顿的老牌投资咨询公司估计并向其客户报告了令人吃惊的事实：1969年的所有投资业人士中10%为45岁或以上，25%为35~45岁，余下的65%都在35岁以下。在新的环境下，一个不到30岁的年轻人面临如此多的选择，以至于有时候他会选一个全国闻名的股市弄潮儿当一当。阿尔戈斯咨询公司（ArgusResearch）的马丁·萨斯（MartinSass），25岁，发现了一家处于反弹阶段的针织品公司，叫做度普兰（Duplan）。由于中意它的管理层和主要产品女性内衣，他便在1968年4月推荐了它的股票。结果，度普兰成为当年纽约股票交易所上涨幅度最大的股票。当《商业周刊》1969年初采访萨斯的时候，他身体往后一靠，说“我选出来的股票大约95%都是表现平平的”，一副年老政治家漫不经心的派头。接着是比尔·伯克利（BillBerkley）。1966年，20岁的他还是哈佛大学一名帅气、自信的大二学生，据说有个人到他的班上去，请所有对一年2万美元的报酬满意的学生起立。一些学生站起来。5万美元呢？更多学生站起来。那么，10万~20万美元？这时整个班都站起来，除了伯克利。1968年6月一毕业，他就与一名“老”合伙人（25岁）成立了伯克利械习补荆˙erkley，DeanandCompany），到第二年1月，他们已经管理着1500万美元的投资账户，并发起了他们自己的共同基金。
1968年，创业基金的弗莱德·卡尔已经年过37岁，权益基金一度令人畏惧的弗莱德·阿尔杰也已35岁，都是转瞬即逝的明星。（“你喜欢哪个弗莱德？”几年前华尔街人还互相询问，现在再也不了。）杰拉尔德·蔡，40岁，是值得尊敬的昔日英雄，但再也引不起人们的注意。人们开始相信，而且也没有出现反证，几乎任何40岁以下的人，都能本能地比40岁以上的人更能理解和预见飞快发展的新兴非传统公司的壮大。在这种新的歧视性景象面前，年龄再一次陷入绝望的挣扎。“才能和判断力不光是年龄的产物。”注重传统的戴维·L·巴布森公司（DavidL.BabsonandCompany）严厉地致信它的客户，“但在经验和评估风险的能力之间有很高的相关性。”人们可以想象年轻的枪手们对这种说法会报以怎样的嘲笑。
年轻人的缺点在于不够宽容，年轻人统治则使华尔街一直尊崇的品质—年龄和经验遭到排斥。再不可能有什么社会变迁能够更加深刻地摇撼传统的华尔街。那么，价值观的突然逆转是如何发生的呢？这是好事吗？对于第一个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华尔街出现了人才的青黄不接，1930~1950年之间，富有才华和精力旺盛的年轻人不愿意去那里工作，造成人才真空。但显然还有别的原因—20世纪60年代末全世界的青年恐惧和青年崇拜的洪流；人们开始相信，只有年轻人才能理解和掌握老一辈创造却不能控制的新世界；最后，人们开始排斥无意义的经验，并且不加判断地服从不经事实干预的直觉。靠梦想和风潮生存的华尔街，尽管装腔作势地摆出理性务实的样子，却正是年轻人茁壮成长的温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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