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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点55分：突然，从广场的四个入口同时涌入了大量建筑工人，就像训练有素的奇袭部队。他们许多受雇于附近的世界贸易中心工程，他们褐色的工装和橘黄色的安全帽此时看上去像某种制服。他们许多拿着美国国旗；还有的人带着建筑工具，穿着重重的靴子，很明显，这是他们的武装。后来，有人说他们之所以行动整齐划一，是因为有两个戴灰帽穿灰色套装的人用手打信号指挥。他们差不多有200人。
当他们冲过坐在地上的学生人群时，人们看清了他们的两个目的，一个是把国旗插在联邦大厅（又称国库大厦）门前华盛顿雕像的基座上，另一个是破坏游行，并在必要的时候使用暴力。为了第一个目的，他们边向雕像前行进边高喊，“向前进，美利坚！”“不爱她，就离开她！”在台阶上，他们遇到了少数警察的阻碍。由于在人数上对方占有压倒优势，警察很快被推到一边。国旗被成功地插上了雕像基座。为了第二个目的，建筑工人们不停地用棍子、拳头、靴子、螺丝起子和钳子殴打学生。他们在金融区的狭窄街道上追赶尖叫的男女学生，只要够得着就拼命打。他们从三一教堂的前门撕下代表刚刚建立的急救中心的红十字旗。空气中充满了怒吼和哀号，以及血腥暴动的气息。勇敢的伍沃德牧师在自己没有任何保护的情况下，一直守在三一教堂前门，指引受伤者去里面的急救站。有两次，由于害怕教堂被侵犯，他命令关上大门。
三一教堂里面正在举行圣餐礼，恰巧是为了悼念在肯特州立大学事件中遇害的学生和在越南战争中死去的人们。参加圣礼的人先是听到从街上传来的越来越大的骚乱声；随着圣礼的进行，他们看到不断有流着血的学生走过或被扶着走过礼堂边上通往圣器储藏室和牧师更衣室的通道，年轻的医生和护士已等在那里为他们处理伤口。一共有50名游行者在三一教堂的急救站得到治疗，另有23人由于伤势过重必须送往比克曼市中心医院治疗。
此后一个多星期，华尔街到处是警察，人们仿佛身处法西斯国家。
这场规模虽小但程度激烈的暴乱，浓缩般地反映了全美国在那一时刻的悲剧。在这场令人沮丧的事件中，专业人士的华尔街，金融和法律的华尔街，权力和上流社会的华尔街，似乎站在学生这边。也许是出于普通的人性，也许是出于阶级情感，华尔街的牛派和熊派更加同情鸽派，而不是鹰派。莱曼兄弟（LehmanBrothers）的合伙人罗伯特·A·伯恩哈德（RobertA.Bernhard）也在交易大厦遭到袭击，他在试图保护一名被殴打的年轻人时，被一名建筑工人用钳子严重打伤头部。往北几个街区，一名年轻的华尔街律师在抗议建筑工人时被推倒在地，遭到踢打。但大部分华尔街的权势人物都没有参与这场争斗，他们不在华尔街头。与1920年导致30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的据说是无政府主义者策划的著名华尔街爆炸案一样，1970年的骚乱也正好发生在邻近正午的时候：而不是午餐时间。街上出现了喧哗，高楼里的每一个人（或者职位高得拥有一扇窗户的人）都往外看。市场没有受到影响，华尔街的大部分精英们只是从高高的安全的窗口看着这场屠杀。
实际上，他们也做不了别的；即使他们冲下来，加入混战，也起不了任何作用。然而，这一天，华尔街的精英们充当看客的做法却有着极具象征意义的一面：诚然，他们同情弱者，同情手无寸铁的人，同情和平爱好者，但是，他们袖手旁观—充满惊奇和恐惧地，从俯瞰可爱的（从他们的角度看）上湾地区的窗口往外看。此时的上湾地区，岛屿被郁郁葱葱的树木覆盖，来来往往的邮船穿梭其间。他们向下看到的，是狭窄的街道，那里传来受伤或受惊吓的孩子们刺耳的哭喊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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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事件（就像佩罗缥缈沉浮的命运一样）让人们关注起新时代华尔街与美国的关系，或者根本缺乏这种关系的现实。华尔街还能这样大玩纸面游戏、高高在上，而不顾窗外孩子们的哭喊声吗？没有人听到远处革命的断头台发出的嘎嘎声吗？那么，无论如何，如果你是一名1970年的华尔街人，至少你不能直接从战争中赚钱了。一直到艾森豪威尔时代，股票市场仍坚持一种老习惯，那就是在战争新闻面前，即使不是直白的欢呼，也是暗自得意，而在和平新闻，华尔街人士称之为“和平恐慌”面前，却表现出惊慌和歇斯底里。但1967年底的某个时候，华尔街开始认为越南战争不是一桩好生意，从而打破所有先例，毅然决然地反对战争，并表现出悲观，拥抱和平。军需企业不再是蓝筹股，最大的军需企业之一洛克希德很快将面临破产的危险。1968年初的和平运动导致或帮助成就了交易量创历史水平的大牛市。这是一个人们前所未闻的现象；华尔街旧的不光彩的一面结束了，有良知的金融家们舒了一口气。
或者，如果你是有良心的华尔街人，你可以对自己说，你的贡献在于为工业扩张提供融资，而这能帮助减少贫困，并最终消灭贫困。但现在你知道，或者最近才被迫反思，工业扩张并非只有有利的一面；每家新的工厂，不论多么现代化，多么清洁，都将在为许多人带来财富的同时，通过污染环境而带来丑恶、痛苦和死亡。
华尔街作为政治问题久已不被提起。就连美国的老左派都早已停止攻击华尔街。“华尔街的走狗”是一个会惹来嘲笑的说法，还不如说“蒙特卡罗的走狗”。随着企业和联邦政府的影响力和势力越来越大，华尔街逐渐变成没有重大政治影响力的国家设施。新右派干脆忽视华尔街的影响，只是在1967年，艾比·霍夫曼（AbbieHoffman）同他的雅皮士朋友突发奇想地从观光走廊上向纽约股票交易所场内扔美钞。几个月后，交易所的管理层对雅皮士做出反应—在观光走廊周围安装防弹玻璃，意思似乎是，他们把扔进去的美钞当做致命的武器。（也许，从交易所的角度来看，确实是的。）简而言之，有人对华尔街进行了嘲讽，而华尔街大张旗鼓地接受了它。但嘲讽其实并不是指向华尔街的，华尔街已经成为商业化美国的方便的代名词。难怪霍夫曼得意地说：“向股票交易所场内扔钱是很纯粹的信息，意思不言自明。它比成百上千的反资本主义小册子或文章表达的含义更丰富。”那些防弹玻璃多么郑重地为这一信息画上了着重号啊！鄙视傻瓜的华尔街这次被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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