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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虾鸡尾酒、威灵顿牛排、罗斯柴尔德拉菲堡1962年红酒—在白宫的股票市场之夜除了喝一杯罗斯柴尔德拉菲堡红酒之外还有什么呢？接下来的事情看上去严肃而怪异，甚至有些可怕。总统最先发言。他指着身后一幅巨大的东南亚地图，把三个星期前入侵柬埔寨说成自麦克阿瑟1950年登陆朝鲜仁川以来美国最成功的军事行动。总统想知道，为什么华尔街把这样一次国家胜利看成抛售股票的契机？他说，其实它应该被当做极大的利好消息。他预测，国内经济将恢复增长，下半年通货膨胀将放缓。拉斯克接下来发言，他心急如焚地强调，股市的大面积复苏有赖于政府的三项措施：美军严格按照公布的计划从柬埔寨撤军，美联储明确表现出对政府债券价格的支持，以及美联储采取进一步措施增加货币供给。下一个发言的美联储主席伯恩斯向在座的人保证，美联储完全了解华尔街当前危机的深度和广度，并明确而令人满意地表示，美联储准备履行最后放款人的职责。实际上，这是整个晚上政府做出的对建设性经济措施的唯一具体保证。
伯恩斯讲话之后，尼克松号召大家提问。有人问总统打算如何对待美国的年轻人和他们的校园反叛行为。总统回答，对于抗议学生，大学里的年轻教师应该表现出“更大的勇气”，显然这一回答令所有人满意。据里根叙述：“他说，他成为美国总统不是为了看到所有同盟国的破产，或者看到我们失去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
从能够获得的记录来看，宴会最后变成了某种疯狂的茶话会，不同的出席者表达着自己的优先利益，而对别人的考虑漠不关心，他们的观点不比国家宴会厅以外的普通市民更加接近事实。接着，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事。一位几乎所有在场人士都不认识的名叫伊西多尔·科恩（IsidoreCohen）的嘉宾提出了一个“问题”，使形势很快演变成对政府政策长达10分钟的鞭笞—经济问题上的优柔寡断，伯恩斯博士对总统提出的糟糕的经济建议（发言者是这么认为的），以及按里根的话说，“在过多的领域表达过多的建议”。随着科恩继续激烈而不留情面地发言，人们清楚地看到，在这个商界、金融界和政府共同参加的宴会上，存在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那就是普遍的恐惧和惊慌。里根碰巧坐在科恩旁边，他不断拉他的衣摆，试图让他坐下，但都没有用，科恩顽固地站着发表讲话。当科恩终于结束长篇演说坐回座位上时，总统冷静地接着他的话往下讲，就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几分钟后，总统就赢得了普遍的掌声。
这是怎么回事？伊西·科恩是谁，他去那儿干什么？“他要在那儿干什么？”班尼·拉斯克后来问，委婉地表达出他的愤怒。“他是民主党人！”至少，科恩绝不是一个地位可与其他在场者相比的商人。实际上，他是约瑟夫·科恩父子公司（JosephCohenandSons）的一位领导人，这家公司在纽约和费城生产男装，最近刚与飞速美国公司合并。读者可能还记得，后者是风光一时的以色列人梅苏莱姆·里克里斯领导下的联合企业。简言之，科恩出现在那里，是因为某个参与准备宴会的人的疏忽大意。我们要感谢这个不知名的疏忽大意者，以及科恩本人，因为他们使总统的宴会变得比任何人计划的更加人性化，更加代表美国人的心声。
历史充满了讽刺，托这次白宫虚张声势的宴会的福，美国勉强幸免于“另一次1929年”。（“如果市场跌破了600点，它也有可能跌破400点。”拉斯克后来说。）这次宴会在许多方面与理查德·惠特尼在黑色星期四，恐慌最盛的时候，出价205美元购买美国钢铁股票的著名表演有异曲同工之妙。华尔街第二天流传的关于宴会的报道着重于伯恩斯的保证，而不是科恩的质疑，市场出现上涨。当天，道琼斯指数上升21点，第二天，星期五，突破700点。6月初，市场又出现新一轮的下滑，并且21日人们心目中坚不可摧的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PennCentralRailroadCompany）由于事后看来无能得令人难以置信的管理层的原因，突然破产，这时市场大有崩盘之势。这一次，面临危险的不仅仅是人们对国家政策的信心，而是更加触及经济层面的东西，那就是“商业票据市场”的生存。这个市场是企业间的信贷系统，各企业在其中相互进行无担保的短期借款，1970年6月，该系统的借贷总额为400亿美元。随着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商业票据的失效，那些不幸借给它数千万美元的公司本身也将有可能无法履行自己的偿债义务，而它们的商业票据放款人又可能突然拒绝将贷款展期，从而发生连锁反应，导致典型的全国性货币公司恐慌，当然，还有股市崩盘。但这一次，联邦储备委员会准备采取行动。它事先就获得了警告，于是针对这种典型的困境采取了经典的补救方法，大大敞开了通常严格控制的贷款窗口，暂停对各银行的最高利率加以限制，从而向市场注入大量货币供给，从一开始就避免了连锁反应的发生。平时动作迟缓的美联储这一次反应迅捷，使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的破产成为个别悲剧，而非全国性灾难。7月初，道琼斯指数开始了长期稳定的上涨，并将一直持续到年底，最终突破84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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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比较了1929年和1970年的事件演变和人们对事件演变的态度，发现了两者之间惊人的相似与不同之处，现在让我们比较一下客观数据。从1929年9月的顶峰到1932年夏天大萧条的谷底，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从381点跌至36点，缩水90%。从1968年12月的最高点到1970年5月的最低点，该指数从985点跌至631点，跌幅约36%。按照这个标准，1970年与1929年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但是，我们已经注意到，光看这个标准是不够的。道琼斯指数准确地反映了1929~1932年的市场，那时，不论是油漆匠还是办公室女孩都大笔买进道琼斯指数成分股票，比如通用汽车和新泽西的标准石油。但很遗憾，它不能反映1969~1970年的市场，因为人们大笔买进的是控制数据公司或凌·特姆科·沃特公司的股票。一个名叫马克斯·夏皮罗（MaxShapiro）的金融分析师在1971年1月的《邓氏评论》（Dun誷Review）上撰文，试图构造一个更适应新形势的市场标准。作为代表老时代的道琼斯指数的现代版，夏皮罗列出了一份20世纪60年代最耀眼的30只股票的清单—10只最大的联合企业股票，包括利顿、海湾西部和凌·特姆科·沃特；10只计算机股票，包括IBM、里斯科和斯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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