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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则暗示公司的利润业绩—股市繁荣的基石—是另一个假象。根据《福布斯》的估计方法，索尔·斯坦伯格的里斯科公司，沸腾岁月的股票之王，在其股市的辉煌年代没有产生过任何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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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沸腾岁月的墓志铭：
1970年10月中旬，格莱姆克公司管理层中止其濒临崩溃的离岸基金的赎回和销售的前一周，皮埃尔·塞林格董事高坐在他在伦敦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亲切地对一名记者说：“离岸业务是一只死鸭。”于是，曾经38美元一股的格莱姆克公司股票以1.5美元就能买到。
1972年6月，伯尼·康菲尔德（更准确地说，曾经的伯尼·康菲尔德）的投资者海外服务公司的一大笔优先股在日内瓦以每股1美分的价格转手。
1968年底到1970年10月1日之间，28家最大对冲基金的资产下降了70%，合7.5亿美元。（理论上讲，在各种金融机构当中，对冲基金的组合能够帮助它从市场崩盘中幸存，或许还能从中牟利。但只是理论上。组合不是天才，即使对高高在上的对冲基金来说，唯一的天才也是上涨的市场。实际上，它们的经理与其他人一样被沸腾的情绪左右，干脆忘记了及时对冲风险。他们中最有先见之明的一位碰到极佳的运气，或者说做出了极佳的判断，在1970年5月27日市场转向的时候开始大规模卖空，获得了创纪录的利润。）一家1971年倒闭的对冲基金的严重受害者包括洛伊斯公司的老板劳伦斯·蒂施、奥本海默公司（OppenheimerandCompany）的合伙人利昂·利维（LeonLevy）、华纳兄弟公司（WarnerBrothersSevenArts）前老板艾略特·海曼（EliotHyman）以及唐纳森、卢弗金和简莱特公司联合创始人丹·卢弗金（DanLufkin）。愚蠢的投资者可以在一起落马的最聪明的投资者，或者说前投资者身上找到安慰了。
1970年8月，《20世纪基金》（TwentiethCenturyFund）发表了沃顿商学院教师欧文·弗兰德（IrwinFriend）、吉恩·克罗基特（JeanCrockett）和马歇尔·布鲁姆（MarshallBlume）撰写的关于共同基金的研究论文。该论文得出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对纽约股票交易所股票的平均加权或非加权投资带来的收益率，高于共同基金1960~1968年期间的总体收益率。”简单地说，根据论文作者的数据，亦步亦趋地选择股票比把自己的钱交给专业投资组合经理更加有效。
如果说这一结论暗示着快枪手基金经理们的投资业绩不过是大众的疯狂造成的假象，《福布斯》杂志的一篇文章则暗示公司的利润业绩—股市繁荣的基石—是另一个假象。根据《福布斯》的估计方法，索尔·斯坦伯格的里斯科公司，沸腾岁月的股票之王，在其股市的辉煌年代没有产生过任何净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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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个人危机过后会有悔恨，公共危机过后则有改革。1969~1970年华尔街危机尘埃落定之前，实际上，在其最后阶段结束之前，改革就开始了。1970年12月，国会通过并由尼克松总统签署了一项成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公司（SecuritiesInvestorProtectionCorporation）的法案，简称Sipic。这是一家联邦会员制公司，由证券业出资，用来保护破产经纪公司的客户，减少他们的损失，限额为每人5万美元。纽约股票交易所现在宣布，每一个在1969~1970年由于经纪公司破产而遭受伤害的投资者又将获得保全了，甚至包括8月被任由他们自生自灭的普恩、第一德文郡公司和罗宾逊公司不幸的客户。纽约股票交易所对他们的短暂抛弃现在看来似乎是使得Sipic法案获得通过的筹码。但考虑到诉讼和法律的延迟，一切还需要时间。1971年仲夏，破产经纪公司的大约1.8万客户仍在等待他们的股票和现金。到1972年底，差不多每个人都被保全了。
就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纽约股票交易所开始从内部改革。1972年3月，交易所成员投票决定对其管理机构进行民主化重组，用新的由21人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其中10人来自华尔街以外，取代过去由33人组成的由华尔街内部人主导的委员会，并用带薪主席取代过去无薪的名义上的兼职主席，比如拉斯克。新管理委员会以改革的精神，在7月的首次会议上选出第一位带薪主席，詹姆斯·J·尼达姆（JamesJ.Needham），他并非华尔街人，而是一名会计师和证券交易委员会人员。被选入管理委员会的首批“公众”代表大部分是不太可能赞成小投资者观点的富人实业家，这意味着改革的任务还没有完成。但是，这一改变毫无疑问代表进步。
那么，是谁的建议被采纳为华尔街11号的更加民主的新模式呢？是小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就是那个曾经早熟而认真的年轻经纪商。惠特尼丑闻之后，1937年刚过30岁的他便担任对纽约股票交易所进行民主改革的委员会的秘书，并于第二年成为改革后的纽约股票交易所的第一任总裁。对于马丁而言，早已退休的他在1970年12月受到拉斯克的紧急请求，生命中第二次花费半年时间研究如何将纽约股票交易所由为其会员服务的俱乐部变成为公众服务的市场，一定是一种奇怪的旧梦重温的体验。
这就是最后的讽刺：历史不但在事件的演变方式上重演，而且连主角也同原来一样。但是，如果说华尔街的20世纪60年代在许多方面是20年代的重演，那么，它的沸腾岁月则是这个年代大趋势的个性反映，折射和投射出一个历史上空前绝后的10年的困境、疑惑和恐惧。比如，让我们看一看主导这10年的富人欲望的微妙变化。60年代初的爱德华·M·吉尔伯特身上有着20年代受到推崇但现已消失的美国风格，富有上升到原则高度的个人和社会责任感。杰拉尔德·蔡渴望并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一个更加理性的美国梦，那就是贫穷的移民凭借自己的智慧在这个自由的国度获得成功，他在1964年和1965年达到顶峰，这正是约翰·肯尼迪遇刺和1967年巨变风暴之间的平静时期。1968年和1969年的索尔·斯坦伯格是当时为人们熟悉的国家舞台角色的金融版，这个年轻而鲁莽的外部人试图靠打败内部人而挤进来，结果，与同时代的美国反叛者一样，被打败了，并且承认自己的失误。伯纳德·康菲尔德，既冲突又同步的全国趋势的代表，用他的生命而不是笔著成了一篇讽刺文学，把自己的生活变成所在社会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的夸张版本；不愿屈尊加入所谓的老派堡垒，而是尽可能明目张胆地鄙视它，正如他所做的那样。最后，主导华尔街60年代末的两个人物拉斯克和佩罗，恰当地反映了回归更加保守和传统的社会责任的全国趋势。他们坦然地爱着这个为他们的个人抱负提供了良好竞技场的国家，作为报答，他们做了一切能够做的事情，拉斯克将全副身心投入对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拯救，佩罗则将自己的大笔财富投入同一事业，还曾以一架波音707飞机作为他的罗西南多①四处奔波，像一个现代的堂吉诃德，徒劳地试图营救困在北越南的美国囚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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